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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关于生命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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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国开国已五十年。在此五十年内,中国的思想界大体是混乱浮浅而丧失其本。我们的工作是民主建国,然而我们的学术界的思想中心则不能对应此工作而致其诚。两者脱节,甚至背道而驰。则国运之有今日,亦并非偶然。此种悲惨命运的总原因,是在「生命学问」的丧失。

    一个不能建国的民族,是不能尽其民族之性的民族。犹如一个人不能站住其自己,是由于未能尽其性。个人的尽性与民族的尽性,皆是「生命」上的事。如果「生命」糊涂了,「生命」的途径迷失了,则未有不陷于颠倒错乱者。生命途径的豁朗是在生命的清醒中,这需要我们随时注意与警觉来重视生命的学问。如果我们的意识不向这里贯注,则生命领域便愈荒凉暗淡。久之,便成漆黑一团了。

    我们自辛亥革命以来,社会上大体皆知道要求科学与民主政治。但是科学与民主政治,自其出现上说,是并不能自足无待的。如果生命不能清醒凝聚,则科学不能出现,民主政治亦不能出现。我们近五十年来的学术方向是向西方看齐,但是我们只知道注意西方的科学。科学中是并无生命的途径的。西方人关于生命的灵感与关于生命的指示,是在他们的文学艺术与宗教。尤其是宗教,乃是他们的灵感的总源泉。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以其浅薄的理智主义,对于道德宗教是并无严肃的意识的,因之对于他们的宗教是并不发生兴趣的。要不,就是二毛子的意识,这不在我们讨论范围之内。文学艺术是创造之事,不是学问之事。我们天天在学习西方的文学艺术,但是我们若没有他们那种生命情调,我们是学不来的。我们的学术方向是以科学为普遍的尺度。我们不注意他们的生命学问。读哲学的是以理智游戏为满足。西方的哲学本是由知识为中心而发的,不是「生命中心」的。我们这几十年来的哲学界是以学西方哲学为主的。所以只注意了他们的「知识中心」的逻辑思辨,接触了一些逻辑问题、科学问题,以及外在的思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而并没有注意生命的问题。读西方哲学是很难接触生命的学问的。西方哲学的精彩是不在生命领域内,而是在逻辑领域内、知识领域内、概念的思辨方式中。所以他们没有好的人生哲学。读西方哲学而接近生命的,不外两条路:一是文学的,一是生物学的。然这都不是正宗的。文学的进路是感性的、浪漫的,生物学的进路是科学的、自然主义的,都不能进入生命学问之堂奥。表面看起来,多姿多彩,实则皆未入生命问题之中心。诚如王充所云:「丰文茂记,繁如荣华。诙谐剧谈,甘如饴蜜。未必得实。」(《论衡•本性》篇语)揆之西方正宗哲学,此皆不免浪漫外道之讥。

    西方人有宗教的信仰,而不能就其宗教的信仰开出生命的学问。他们有「知识中心」的哲学,而并无「生命中心」的生命学问。他们有神学,而他们的神学的构成,一部分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一部分是《新约》、《旧约》的宗教意识所凝结成的宗教神话。此可说是尽了生命学问的外在面与形式面,与真正的生命学问尚有间。就是这一点,亦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方向所不接近的。对于西方如此,对于中国的生命学问,则更忽视而轻视了。实则真正的生命学问是在中国。但是这个学问传统早已断绝了,而且更为近时知识分子的科学尺度所窒死。他们对于这个学问传统,在情感上,倒不是偏爱,而是偏憎了。他们对于西方的一切,倒是有偏爱,可是以其科学的理智主义,对于西方的宗教,就是想爱,亦爱不上。这就表示中国近时知识分子的心态是怎样的浅陋了,对于生命学问是怎样的无知了。对于生命学问的忽视,造成生命领域的荒凉与暗淡,甚至达到漆黑一团之境了。所以知识分子的智慧、德性与器识,真是无从说起了。王船山说:「害莫大于浮浅」,诚于今日验之矣。《易•系》曰:「极深研几。」又曰:「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极深研几是生命学问透彻以后的事。我们不能「通天下之志」,所以也不能「成天下之务」。民主建国之不成,国运之悲惨,当该于此中求消息。

    我说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早已断绝。断绝于何时?曰断绝于明亡。清入主中国,是民族生命一大曲折,同时亦是文化生命一大曲折。今之陋习,是清三百年恶劣曲折之遗毒。晚明诸大儒,顾黄王之心志,是因满清之歪曲而畅通不下来。他们都是继承中国的生命学问传统而重新反省秦汉以降的政体与制度的,他们都是要求自内圣向外开以重建其外王之道的。他们都痛斥「孤秦陋宋」,以明中国何以遭夷狄之祸。对家天下之私之政体以及随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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