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爱录

之理，没有心外之物。《中庸》所说的‘不诚无物’，《大学》所说的‘明明德’之功，都在诚意上下功夫。诚意的功夫就在格物上。”

    【原文】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①’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②。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注释】

    ①大人格君心：具有大仁德的君子能够纠正君主的过失。语出《孟子·离娄上》：“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

    ②穷理：穷究万物义理。

    【译文】

    先生又说：“‘格物’与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同义，是去除内心不正来保全其本体之正。只要是意念存在的地方，就要去除不正，以保全其正，就是无时无地不保全天理，也就是穷理。天理就是明德，穷理就是明明德。”

    【原文】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①’。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②。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注释】

    ①“充其”句：语出《孟子·尽心上》：“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及《孟子·公孙丑》：“恻隐之心，仁之端也。”

    ②充塞流行：充塞于内心，并传布于外。

    【译文】

    先生又说：“知是心的根本，心自然可知。看到父亲自然知道孝敬，看到兄长自然知道敬重，看到孩子掉入井中，自然会生出恻隐之心，这就是良知，不通过外物寻求。如果良知的发挥没有私心阻碍，就是孟子所说的‘充满恻隐之心，仁德就用之不尽’。但是对于常人不可能没有私心阻碍，所以需要下致知格物的功夫，克服私欲恢复天理。这样人的良知就再没有障碍，能够充满内心，并传布于外。这就是致良知，做到了致良知就可诚其意。”

    【原文】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①不可见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②，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③，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注释】

    ①隐微：隐约微小。

    ②处患难夷狄时：身处困厄之中或边远地区时。语出《中庸》：“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

    ③作止语默：行动，静止，说话，沉默。

    【译文】

    我问：“先生认为博学于文是为恪守于礼下的功夫，仔细思考后未能理解，希望您稍微开导一下。”

    先生说：“‘礼’就是‘理’。‘理’发挥到可见处就称之为‘文’，‘文’隐约微小到不可得见处就称之为‘理’，本来是一件事。恪守于礼只是要求内心纯粹符合天理。想要内心纯粹符合天理，就要在理的发挥可见处下功夫。比如显现在事奉双亲时，就在事奉双亲上存天理。显现在事奉君主时，就在事奉君主上存天理。显现在身处富贵或贫贱时，就在身处富贵或贫贱中存天理。显现在身处困厄或夷狄之中时，就在身处困厄或夷狄之中存天理。至于说行动、静止、说话、沉默，没有一处不是如此。随它显现在什么地方，就在那个地方存有天理。这就是博学于文，就是恪守于礼的功夫。博学于文就是‘惟精’，恪守于礼就是‘惟一’。”

    【原文】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①’。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失其正者即人心，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②。语若分析③，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注释】

    ①“道心”二句：语出朱熹《中庸章句序》：“必使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焉。”

    ②“程子”句：程颐语。见《二程遗书》卷十九：“人心，私欲也；道心，正心也。”

    ③分析：分开，有所区分。

    【译文】

    我问：“‘道心是人身的主宰，而人心要顺从于它。’用先生的精一学说来考察，这话似乎有问题。”

    先生说：“是啊。心是一个心。没有沾染人欲的称为道心，沾染了人欲的称为人心，能够守正的人心就是道心，失去了操守的道心就是人心，最初并非有两种心。程颐说人心就是人欲，道心就是天理。语义好像有所区别，但意思其实是对的。现在说‘道心是主宰，而人心要顺从’，这就认为是两种心。天理和人欲不是共存的，哪有天理做主宰，而人欲又顺从于它的呢？”

    【原文】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①。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②。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③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注释】

    ①文中子：王通（五八四年-六一七年），字仲淹，门人私谥文中子，隋河东郡龙门县通化镇（今山西省万荣县通化）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唐诗人王勃祖父。韩退之：韩愈（七六八年-八二四年），字退之，唐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人，自谓郡望昌黎，故世称韩昌黎，著名文学家，为后人推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②拟经之失：王通曾模仿孔子“六经”作《续书》、《续诗》、《礼论》、《乐论》、《赞易》、《元经》，受人质疑有好名之嫌。

    ③独：难道。

    【译文】

    我向先生问文中子、韩退之二人如何。

    先生说：“韩退之，乃是文人中的雄杰。文中子，乃是一代大儒。后人仅仅是因为文章词采的原因，推崇韩退之。其实韩退之比文中子差得远。”

    我问为什么文中子会有拟经的失误。

    先生说：“拟经恐怕不能全部否定。那你且说说后世儒生著书立说的目的和拟经有什么不同呢？”

    我说：“后世儒者著书立说，未尝没有求名的用意，但是主要目的还是期望以此明道。拟经好像纯粹是为了求名。”

    先生说：“著书立说用以明道，又是效法谁呢？”

    我说：“是模仿孔子删订六经，是用以明道的。”

    先生说：“既然如此，拟经难道不是在效法孔子吗？”

    我说：“著书立说是对道有所彰明发扬的。拟经只是效仿其外在形式，恐怕对大道没有帮助。”

    【原文】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朴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譊譊①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②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③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④，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⑤以后，《诗》自《二南》⑥以降，如《九丘》、《八索》⑦，一切淫哇逸荡⑧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书；所谓削者，削其繁⑨。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盛，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人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⑩。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朴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注释】

    ①譊譊：喧闹争辩的样子。

    ②虚文：不切实际的空洞文字。

    ③《连山》、《归藏》：均为古《易》书，与《周易》合称“三易”，初见于《周礼·春官宗伯·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二书久已失传，后出现伪书。

    ④纪极：完结，穷尽。

    ⑤《典》、《谟》：指《尚书》中的《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四篇。

    ⑥《二南》：指《诗经》中的《周南》、《召南》。

    ⑦《九丘》、《八索》：均为传说中的古书名。

    ⑧淫哇逸荡：形容不合于正道的邪僻之说。

    ⑨“所谓”二句：语出《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游、子夏之徒，不能措一辞，不能改一字。”笔，书写记述。削，删除。

    ⑩眩俗取誉：迷惑世俗以博取美名。

    【译文】

    先生说：“你认为阐明圣道指的是返璞归真，那么是从实际行动上落实呢？还是夸夸其谈，喧哗争辩招摇过市呢？天下大乱，是因为不切实际的空谈盛行而脚踏实地的务实之风衰微。如果能使圣道广布天下，那么六经就不必传述。删订六经，是孔子出于不得已。自从伏羲创八卦，到文王和周公，这期间讲述《易》的比如《连山》、《归藏》一类，纷纭繁复，也不知道有多少，《易》道因此混乱不堪。孔子因为天下喜好文饰的风气日渐流行，知道那些邪僻之说不会完结，于是采用文王和周公的学说加以宣扬，认为只有他们的学说才真正得到《易》的宗旨。于是那些纷纭的邪说全部废弃，天下讲说《易》学的才归于一家。《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春秋》都是如此，《尚书》从《尧典》、《舜典》、《大禹谟》、《皋陶谟》之后，《诗经》从《周南》、《召南》之后，像《九丘》、《八索》，所有不合乎正道的邪僻之说，都不知道有几千几百篇。《礼记》和《乐经》的名物制度，到现在也是数不胜数。孔子都加以删除订正，之后那些说法才被废除。像《尚书》、《诗经》、《礼记》、《乐经》中，孔子何曾增添一句话？现在《礼记》中的解说，大多是后世儒者附会添加的，而不是孔子所作的原貌。至于说《春秋》，虽然是孔子所作，实际上是鲁国史书的旧文。所谓‘笔’，是记述其原有的文字；所谓‘削’，是删除其冗余之处。这样是有减无增。孔子记述六经，担心繁杂的虚文让天下混乱，想删繁就简而不可得，就力求让天下人舍弃虚浮的文字，而追寻其实质，并非是要用文字来加以教化。《春秋》之后，繁杂虚文越来越多，天下也更加混乱。秦始皇因焚书而在后世留下罪名，是出于他的私心，而且不该烧掉六经。如果当时他的用意是阐明圣道，那些违背经义的文章，都拿来烧掉，也就暗合了孔子删订记述的本意。从秦汉之后，文饰之风又日渐兴起，如果想要完全根除，是断然做不到的，只能效法孔子。记录下那些接近于道义的来表彰，那么那些怪僻悖理的邪说，也会逐渐自动废止了。不知道当时文中子拟经是出于什么意图。但我深感这种做法有可取之处，认为就是圣人复生，也不会改变这件事。天下得不到平治的原因，只是因为文饰之风盛行而务实之风衰微，人们争相抒发见解，用新奇的言论来抬高自己，通过迷惑世人来博取美名。这只能扰乱天下人的视听，阻塞天下人的耳目，使世人像随风倒伏的野草一样争相专注于修饰虚浮之辞，以求为天下所知。而不再有注重根本崇尚务实、返璞归真的行为，这些都是著书立说之人所导致的。”

    【原文】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①。”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②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为案，《经》为断③。’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④’。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之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⑤。’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⑥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⑦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⑧。’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⑨。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却只要添上。”

    【注释】

    ①“如《春秋》”三句：《左传》以《春秋》为纲，详细记述史实和言论，被视为《春秋》之注，故徐爱有此说。

    ②歇后：隐去本义，用暗示来表现信息。

    ③《传》为案，《经》为断：程颐认为《左传》负责记录史实，而《春秋》则对其加以性质判定。语出《二程遗书》卷十五：“《春秋》，《传》为案，《经》为断。”

    ④予欲无言：语出《论语·阳货》：“子曰：‘予欲无言。’子贡曰：‘子如不言，则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⑤“仲尼”三句：语出《孟子·梁惠王上》：“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

    ⑥伯者：霸者。伯，通“霸”。

    ⑦天德：天之德性。

    ⑧“吾犹”句：语出《论语·卫灵公》：“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有马者藉人乘之，今亡矣夫。’”

    ⑨“尽信《书》”二句：语出《孟子·尽心下》。

    【译文】

    我说：“也有些不可或缺的著述。比如《春秋》这部经，如果没有《左传》，恐怕也很难读懂。”

    先生说：“《春秋》一定要有《左传》才能读懂，那就成了隐去本义的谜语。圣人怎么会煞费苦心写艰深隐晦的话？《左传》多是鲁国史书的旧文。如果《春秋》需要这样才能读懂，孔子又何必还去删订呢？”

    我说：“伊川先生也说：‘《左传》是记史实，《春秋》是下断语。’比如《春秋》记载弑某君，伐某国，如果不清楚具体细节，恐怕也难以下定论。”

    先生说：“伊川先生这话，恐怕也是沿袭历代儒者的观点，并未理解圣人作经书的本意。比如说弑君，那么弑君就已经是罪，何必还要问弑君的细节？征伐之举应该出自天子，记录伐国，那么伐国就已经是罪，何必还要问伐国的细节？圣人传述六经，只是要端正人心，只是要保存天理，去除私欲。对于存天理去人欲这事，圣人也曾经说过，是在有人请教的时候，根据其天分和能力来教导的，而且不愿多说，怕人只拘泥于具体的言辞。所以他说‘予欲无言’。如果是一切放纵人欲，绝灭天理的事，又怎么会详细向人展示？那样就是助长混乱引导奸邪了。所以孟子说：‘孔子的门人，没有讲齐桓、晋文那些霸者之事的。所以后世无人传习。’这就是孔门的家法。世俗的儒者都只讲称霸的学问，因此要知道很多阴谋诡计，纯粹全是功利之心。这与圣人作经的用意正好相反，怎么能够悟透呢？”

    孔 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春秋末期鲁国陬邑（今山东省曲阜市）人。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儒家思想的创始人。

    于是先生叹息说：“如果不是通晓天之德性的人，是不容易和他说清楚这些的。”

    又说：“孔子说：‘我修史的时候还能像古史官那样留出存疑之处。’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我对《武城》一篇只取信二三枚竹简而已。’孔子删订《尚书》，在唐尧、虞舜、夏禹这四五百年间，只保留了几篇。难道再没有其他的事，所能记载的仅限于此吗？圣人的意图由此可知。圣人只是要删除繁杂的虚文，而后世的儒者却要一味添加。”

    【原文】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①之世，其事阔疏②，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朴素，略无文采③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④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⑤之；于文武，则宪章⑥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⑦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注释】

    ①羲黄：指伏羲和黄帝。

    ②阔疏：稀少。

    ③文采：用以装饰的华丽色彩。

    ④《三坟》：传说中的古书名。孔安国《尚书传序》：“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以三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

    ⑤祖述：效仿，以阐述宣扬为主。

    ⑥宪章：效仿其典章制度。

    ⑦佛老：指佛教和道家。

    【译文】

    我说：“圣人作经，只是想去除人的私欲，而保存天理。像五霸以下的那些事，圣人不希望详尽地向人展示，确实应该这样。而尧舜以前的事，为什么也被略过而少有所见呢？”

    先生说：“伏羲、黄帝的时候，发生的大事很少，流传下来的不多，这也是可以想见的。那时候完全是淳厚朴素，没有一点假饰的风气。这就是太古之治，不是后世所能达到的。”

    我问：“像《三坟》之类的古书，也有流传的。孔子为什么要删除？”

    先生说：“即使有流传的，也会因为世道的改变而无法适应。风气日益开化，文饰之风日渐兴盛。到了周代末期，即使是想要变回夏商时代的风俗，都已经不可挽回，何况是唐尧、虞舜时期呢？又何况是伏羲、黄帝时期呢？虽然他们的治理方式不同，但是其因循的天道是一致的，孔子对于尧舜，是阐述宣扬他们的思想；对于文王和武王，则主张效仿他们的典章制度。文王武王的法度，就是尧舜之道。只不过是根据时势制定治理方法，他们所设定并实施的政令，已经不相同了。就算是夏商时期的治理之法，放到周代去实施，也有不合时宜之处。所以周公希望兼具夏禹、商汤、周文王的长处，其中有不合时宜的，就仰天思考，从夜晚到白天。何况是太古时的治理之法，又哪能再施行呢？这自然是圣人认为应该略过的。”

    又说：“专注于无为而治，不能像夏禹、商汤、周文王时那样根据时势制定方法，而一定要提倡太古时期的风俗，那就是佛教和道家的观点。根据时势制定方法，却不能像夏禹、商汤、周文王一样始终贯彻天道，而以功利之心作为驱使，那就是霸者以下的做法。后世的许多儒者说来说去，都是在讲霸者的方法。”

    【原文】

    又曰：“唐、虞①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②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③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注释】

    ①唐、虞：唐尧、虞舜，指上古的尧舜时代。

    ②三代：指夏、商、周时期。

    ③削：古人书简，以刀刮削误字，此指删除。

    【译文】

    先生又说：“尧舜时代之前的治世之法，后世不可能重现，略过就行了。夏、商、周之后的治世之法，后世没有必要去效法，删掉就行了。只有夏、商、周时期的治世之法可行。但是当今研究三代的人，不了解关键宗旨，只研究细枝末节，那么也就不可能重现了。”

    【原文】

    爱曰：“先儒论六经①，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

    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②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注释】

    ①六经：指《诗经》、《尚书》、《礼记》、《乐经》、《易经》、《春秋》这六部儒家经典，《乐经》已失传。

    ②包牺氏：伏羲氏。

    【译文】

    我说：“前代儒者谈论六经，将《春秋》看作史书。史书是专于记事的，恐怕和其他五经体裁有所差异。”

    先生说：“从记事的角度来看可以称之为史，从载道的角度来看就可以称之为经。事就是道，道就是事。《春秋》也是经书，其余五经也是史书。《易经》是伏羲氏时的史书，《尚书》是尧舜以后的史书，《礼记》和《乐经》是夏、商、周三代的史书。既符合那些时代的史实，又合乎道义，哪有所谓的差异呢？”

    【原文】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①’。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②’。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③’，‘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④’。此本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⑤，皆可奏之郊庙⑥，奏之乡党⑦，皆所以资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注释】

    ①“恶者”句：指《诗经》中的恶言可以惩戒人们骄纵放荡的行为。语出朱熹《论语集注》：“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惰性之正而已。”

    ②“放郑声”二句：郑地音乐多靡靡之音，故有此说。语出《论语·卫灵公》：“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③“恶郑声”句：郑国的音乐淫哀，扰乱了先王的雅正之乐。语出《论语·阳货》。

    ④“郑卫”二句：语出《礼记·乐记》：“郑卫之音，乱世之音也，比于慢矣；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

    ⑤雅乐：祭祀天地、祖先及宴飨时所用的舞乐。

    ⑥郊庙：郊宫与宗庙的合称，前者用于祭祀天地，后者用于祭祀祖先。

    ⑦乡党：乡里。

    【译文】

    先生又说：“五经也只是史书。史书是用来明辨善恶，训诫后世的。可以作为典范的好事，就保留下来供人效法；足以为戒的坏事，就总结教训而隐去细节，用以杜绝奸邪。”

    我说：“保留下来供人效法，也就是保存天理的本然；隐去细节来杜绝奸邪，也就是遏制人私欲于萌芽吗？”

    先生说：“圣人作经书，无非就是这个用意。但是又不必拘泥于书中字句。”

    我又问：“足以为戒的坏事，总结教训而隐去细节，用以杜绝奸邪。为什么惟独对于《诗经》不删去《郑风》和《卫风》？前代的儒者说‘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这样吗？”

    先生说：“现在的《诗经》已经不是孔门原来的版本。孔子说‘放郑声，郑声淫’。又说‘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这原本就是孔门的家法。孔子所编订的三百篇，都是所谓的雅乐，都是可以在郊宫、宗庙和乡里演奏歌咏的，都是用来平和心性、涵养德行、移风易俗的，哪会有郑卫之声？那样就是助长淫逸引导奸邪了。那些一定是秦始皇焚书之后，后世儒者附会添加，用来凑足三百篇数目的。可能是淫逸的言辞，世人喜欢传播，现在街头巷尾都是这样。恶言可以惩戒人们骄纵放荡的行为，是因为找不到合理解释，而故作的托辞。”

    徐爱跋

    【原文】

    爱因旧说汩没①，始闻先生之教，实是骇愕不定，无入头处。其后闻之既久，渐知反身实践。然后始信先生之学，为孔门嫡传②，舍是皆傍蹊③小径，断港绝河④矣。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工夫，明善是诚身⑤的工夫，穷理是尽性⑥的工夫，道问学是尊德性⑦的工夫，博文是约礼的工夫，惟精是惟一的工夫。诸如此类，始皆落落难合。其后思之既久，不觉手舞足蹈。

    【注释】

    ①汩没：湮灭，此指沉溺。汩，沉没。

    ②嫡传：正宗的，得到真正宗旨的。

    ③傍蹊：小路，指某学说的非正统的支脉。

    ④断港：与其他水流不相通的河汊。绝河：断流之河。

    ⑤诚身：以至诚立身处世。

    ⑥尽性：充分发挥自身本性，进而能发挥他人与万物的本性。

    ⑦道问学：讲求学问。尊德性：发挥自身先天的善性。

    【译文】

    我因为沉溺在宋儒旧学之中，最初听到先生的教诲，真是惊骇不已，不得其门而入。之后听得时间长了，逐渐认识到要自我审视亲自践行。之后才坚信先生的学说是孔门正宗，余者都是歧途小路，断港绝河。比如说格物是诚意的功夫，明善是诚身的功夫，穷理是尽性的功夫，道问学是尊德性的功夫，博文是约礼的功夫，惟精是惟一的功夫。诸如此类，最初的时候都觉得不能理解。之后思考的时间长了，就不觉兴奋得手舞足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