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的讨论

    答李嘉言先生论七言诗起源书

    嘉言兄：

    十二月二十五日手书关于七言诗起源问题诚恳赐教，至为欣感，但对于尊说各点，仍未敢苟同。兄谓七言诗“因时代之不同，有先后二源”，认为《燕歌行》以前的七言诗出于楚辞，以后的七言诗出于歌谣。此说意主调停，但于事实恐未符合。我以为七言诗的渊源只有一个，就是谣谚。主七言句出于楚辞之说者恐系为一种错觉所蔽，由错觉而生成见。来书排列秦汉楚辞体诗歌若干首，表示其中七言句逐渐增多，到张衡的《思玄赋》系辞即变为完全的七言诗。以为从其中可以见出由楚辞到七言诗逐渐演化的程序。这种排列也曾有别人做过，那是着眼于张衡的另一首七言诗《四愁》，其实无论着眼于《思玄赋》或《四愁》，其白费工夫是同样的。这种排列只能造成楚辞演化为七言诗的错觉，而不能作为七言诗源于楚辞的证明。试想，楚辞句法既然和七言诗那么相近，楚辞句改为七言诗句既然是那么容易（依尊说只须减一个“兮”字），蜕变为七言诗自可一步完成，何须逐渐演化？若依尊说，今日减一个“兮”字，明日减两个“兮”字，这人变一句，那人变两句，经过三百年才变成功，乍听似颇有步骤，细想却悖于事理。我们只要看一看三言诗产生的情形，便知这样的演化程序是不需要的。三言诗正是出于楚辞，正是从楚辞句式减掉“兮”字变成的。试问从楚辞到汉郊祀歌《练时日》、《天马》等篇何尝经过这么一个“逐渐演化”的程序？这无中生有的演化程序能证明些什么呢？

    假如我兄所拟想的七言诗产生情形可以成立，则《思玄赋》系辞自当为七言诗的第一首，然而事实上张衡以前已有七言诗，拙作《七言诗起源新论》曾指出自东方朔以下，刘向、刘苍、杜笃、崔骃均著有《七言》，观察现存的刘向七言断句，知道那就是七言诗。此外《柏梁台联句》也可能是一首西汉诗。如非故意抹煞事实，便不能说七言诗到张衡时才产生。

    退一步言，即使不信《柏梁台联句》是西汉诗，亦不信刘向等人的《七言》是诗，总不能否认在张衡之前早已存在着许多的七言韵语。除那些名为“七言”的以外，这些七言韵语还包括东方朔射覆口号，《凡将》、《急就》等歌诀，及汉成帝以来的七字评等等：这都是我那篇拙文已经举出的。这里我再引戴良的《失父零丁》：

    敬白诸君行路者，敢告重罪自为祸，积恶致灾天困我，今月七日失阿爹。念此酷毒可痛伤！当以重币用相偿，请为诸君说事状。我父躯体与众异，脊背伛偻卷如胾，唇吻参差不相值。此其庶形何能备？请复重陈其面目，鸱头鹄颈口獦狗，眼泪鼻涕相追逐，吻中含纳无牙齿，食不能嚼左右蹉。□似西域□骆驼，请复重陈其形骸，为人虽长甚细材，面目芒苍如死灰，眼眶臼陷如羹柸。

    戴良是后汉人，略前于张衡。此文见《太平御览》五九八，全文显为七言句组成（偶有参差，或由脱误），且有韵。既然张衡以前已有这许多七言韵语，他的七言诗自然是采用现成的体制。并无理由说它们是从骚体诗歌变化而来。

    从“七言”不名诗这一层看来，知道当时人对于七言韵语视为俗体。从傅玄《拟四愁诗》序看来，知道晋人观念亦尚如此。（傅玄谓《四愁》“体小而俗，七言类也”，这“七言”二字自是指刘向等人所曾作的“七言”之体，兄于此语似略有误会。）从歌诀、《零丁》都用七言这一事实看来，可以知道七言韵语确为当时流行的俗体。从七言韵语为当时俗体这一层看来，可以知道其渊源应是谣谚而非楚辞。至于谣谚与七言诗的关系我以前已详论，现在没有什么补充，不再赘。以下更就我兄的“零碎意见”，稍事商榷。

    关于《成相》的解释，我仍信俞说。兄谓“相”即瞽之相导者，引《周礼·春官·乐师》“令相”注“瞽师盲者，皆有相导之者”为说。然瞽之掌乐为世官，不一定都是盲者。汪容甫对此有解说，见《述学》。

    关于《世说》所载王子猷“昂昂若千里之驹，泛泛若水中之凫”两句话，兄以为这是为七言诗举例，我以为绝不是。王子猷此语的真正意思我实在不了解，但这是形容七言诗而非举例，则可断言。这两句虽各为七字，但实非诗句。他既欲举例，不举现成的七言诗句，而故意将《卜居》之语“斩头去尾”，似无此理，若因为他借用了《卜居》之语来形容七言诗，便说他认七言诗出于楚辞，似亦无此理。

    此外来书对拙文有些误解之处，虽属枝节，似乎也不可以不辩。我曾说《四愁》每章开端的形式，是从七言歌谣中“三三七”这一个普通的发端形式变来。兄谓我既认三言诗出于楚辞，即是认《四愁》亦出于楚辞。这是很大的误会。三言诗与七言诗中的三三七发端形式并不是一回事。三言诗确是出于楚辞，那是到汉武帝时才产生的；三三七句式并非出于楚辞，那是《越谣歌》、《成相辞》中已经有的。若混为一谈，就不免缠夹了。

    其次，我曾说七言谣谚和其他七言韵语之流行早于五言，五言诗之盛反早于七言，其原因系于入乐的早迟。兄意不谓然，说：“三言入乐较五言尤早，如《郊祀歌》之《练时日》、《天马》等，而三言诗为何不发达呢？可知谓一体之盛衰系于入乐早迟之说尚有讨论之余地。”这里我首先否认我曾说过“一体之盛衰系于入乐早迟”的话，我的意思只是将五七言诗作比较，我将五七言诗作比较的缘故，是因为五七言诗都是源于谣谚。三言诗不在讨论之列，因为它不是出于谣谚，诗体盛衰并不系于入乐早迟，但五言诗之盛所以早于七言诗，却是因为它入乐早于七言诗。我现在仍然这样想。

    总之，我那篇拙文的《七言与七言诗》一章似乎未蒙多予注意，对一些小地方又略有误解，所以对我的结论不以为然。现在希望对我的补充和辩正处再赐指教。即颂时祺。

    弟冠英再拜二月五日于昆明蒜村（一九四四）

    与余冠英先生论七言诗起源书

    冠英兄：弟上年教文学史，对于七首诗起源，只照一般的说法，略微提及。今年重教此课，将《国文月刊》所载大作《七言诗起源新论》细细拜读一过，不胜钦佩。然亦不无疑问，乞教正焉。兄谓：

    七言歌谣常常以两个三言句起头，……《四愁诗》每章第一句作□□□兮□□□式……是三三句的变形，是从歌谣变来的。

    但在另一节又说：

    《山鬼》、《国殇》演化为三言是很自然的。

    是兄虽明说《四愁》不源于楚辞，而实际还是认为《四愁》是源于楚辞的。与其说“□□□兮□□□”是“□□□　□□□”的变形，何如不让它“变”呢？（在另一节兄又认为楚辞也是歌谣）

    今欲证明《四愁》源于楚辞，还得从头起说。兄将楚辞之近于七言者分为五六个式子，以弟之见，可将此五六个式子并为三式：

    （一）甲、子慕予兮（也）善窈窕————《山鬼》

    援玉枹兮（以）击鸣鼓————《国殇》

    乙、五子用失乎家巷————《离骚》

    至今九年而不复————《九章》

    丙、余将董道而不豫（兮）————《九章》

    太公九十乃显荣（兮）————《九辩》

    （二）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问》

    璜台十成，谁所极（焉）————《天问》

    受命不迁，生南国（兮）————《九章》

    天地四方，多贼奸（些）————《招魂》

    （三）悲忧穷蹙（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绎————《九辩》

    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招魂》

    这样子一排列，可以看出楚辞渐渐演化为七言诗的大概程序。第三式最近七言诗，第三式《九辩》、《招魂》也最晚出。下至秦汉的楚辞体的诗歌，便接着这个程序渐渐变为完整的七言句了。今为明白事实起见，将秦汉楚辞体的诗歌，依其时代先后，照钞如下：

    风萧萧兮易水寒（第一式）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第三式）————《易水歌》

    大风起兮云飞扬（第一式）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第三式）————《大风歌》

    秋风起兮白云飞（第一式）草木黄落兮雁南归（第三式）————《秋风辞》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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