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言诗起源新论

    引言

    本刊（《国文月刊》）的读者刘煦堂君来信说：本刊第六期《乐府与五言诗》一文引起他探索七言诗起源的兴趣，希望我覆信就这个问题详细谈谈，并要我将对这个问题叙得较详确的中国文学史和单篇文章介绍给他作参考。我的见闻很隘陋，曾否有人发表过关于这一个题目的论文，实无所知。至于时贤所著的本国文学史，我读过的也不多。就我所见到的几部说，其中颇有我所佩服的。但是恰恰关于刘君所要参考的部分，我找不出可以介绍的来。

    七言诗是怎样起来的？起于什么时候？有些文学史对此并无叙述，虽然同样问题关于五言诗的，大多辟有专章。（它们详于彼而略于此，未必由于著者有什么轻重成见，不过因为七言诗的来脉不像五言诗那样清楚，不大容易交代明白罢了。）至于稍稍论到这问题的书，对这问题的解答似乎只有两种：一是指出一二首真伪尚成问题的七言诗歌（如《玉牒辞》等）作为七言诗之祖，另一种是认为七言诗从楚辞系的诗歌蜕变而成。前者自然不可信从，后者也还不成定说。这问题是很可以讨论一番的。我对此有一点粗浅的意见，很愿意借答覆刘君的机会，写出来请大家指教。现在分几部分来谈。

    一　七言诗由楚辞系蜕变说之疑问

    明胡应麟《诗薮》以《九歌》为七言诗所自始，他是将《垓下》、《大风》一类的骚体诗歌也称为七言诗的，无怪其然。至于像曹丕《燕歌行》那样句体完整的七言诗，现代的中国文学史著者也有认为渊源于楚辞的，如梁任公先生《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陈钟凡先生《汉魏六朝文学》、容肇祖先生《中国文学史大纲》及日人青木正儿《中国文学概说》等书均有说。综观各家的论据，有两个重要之点：

    一、楚辞句法和七言相近，由楚辞渡到七言诗其势甚顺。（参看《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

    二、汉人七言诗有杂“兮”字的，可见出七言诗由楚辞蜕嬗的痕迹。

    所谓楚辞句法和七言诗相近者，约有下列数式。隋译《中国文学概说》云：

    七言诗，我想或系由楚歌系变化者。盖因在“□□□兮□□□”之“兮”上，填一有意味的字，则生七言……

    《中国文学史大纲》云：

    七言诗大概是从楚声起的，《九歌》中的《山鬼》《国殇》已有近于七言体的趋势。楚汉之际项王的《垓下歌》，高帝的《大风歌》，都是汉代七言诗的滥觞。

    《山鬼》、《国殇》的句子也就是“□□□兮□□□”式，上两说都认为此种句式近于七言，为七言诗所从出。按楚辞“兮”字本为托声字，有时兼有文法作用。本刊第五期闻一多先生《怎样读九歌》文中，以虚字代释《九歌》，谓“若有人兮山之阿”犹“若有人于山之阿”，“操吴戈兮被犀甲”犹“操吴戈而被犀甲”。这也可以帮助说明《山鬼》、《国殇》的句式之近于七言。————这是第一式。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云：

    楚辞《招魂》篇“魂兮归来入修门些”以下若将每句“些”字删去便是七言诗，《大招》篇每句删去“只”字亦然。

    按此说古人已有之，《日知录》卷二十云：“昔人谓《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诗。”这是梁先生说之所本。《九章》“后皇嘉树，橘徕服兮”，“受命不迁，生南国兮”诸句也属于这一类。————这是第二式。

    《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注云：

    《九辩》的“悲忧穷蹙兮独处廓，有美一人兮心不怿，去乡离家兮来远客……”若将“兮”字省去便是七言。

    按《招魂》篇的“乱”中有“湛湛江水兮上有枫”，“目极千里兮伤春心”二句亦是此类。————这是第三式。

    此外还可补充二式：

    仿第二式，从《天问》篇也可以找到近似七言的句子，如“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等句去其“之”字，“厥萌在初，何所忆焉”，“璜台十成，谁所极焉”等句去其“焉”字，也成七言。————这是第四式。

    《离骚》、《九章》、《九辩》中时有“□□□□□□□兮”式的句子，若删去“兮”字，也成七言。如“荃不察余之中情兮”，“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吾将荡志而愉乐兮”，“万变其情岂可盖兮”，“春秋逴逴而日高兮”，“白日晼晚其将入兮”等————这是第五式。

    除此之外在楚辞里还可以找到许多现成的七言句，如“夫惟捷径以窘步”，“夕餐秋菊之落英”，“惟此党人其独异”，“吾将远逝以自疏”等见于《离骚》；“吾方高驰而不顾”，“固将愁苦而终穷”，“固将重昏而终身”，“至今九年而不复”等见于《九章》；“冬又申之以严霜”，“恨其失时而无当”，“后土何时而得漧”，“凤愈飘翔而高举”，“何云贤士之不处”，“阴阳不可与俪偕”，“明月销铄而减毁”等见于《九辩》。

    由此看来，所谓楚辞句法和七言相近，自可相当地承认，不过若因此便认为七言诗和楚辞有怎样密切的关系，就大有疑问了。

    从上面所举的例子，可以见到楚辞中全篇句式皆和七言相近的只有《山鬼》和《国殇》。而《山鬼》、《国殇》的句子，虽近于七言句，实在说来，这种七言句和七言诗里的七言句并非一类。七言诗的句子除极少数的变格外，都是上四下三。而《山鬼》、《国殇》的句子是上下各以三字为一截，中间用“兮”字连接起来。如把这种句子（或将“兮”字代以虚字）吟讽一番，便可觉察它和七言诗句的差别了。————七言诗句念起来前四字须两字一顿，用图表示应该是“□□————□□————□□□”，而《山鬼》、《国殇》的句子便无法念成这样子。

    所以《山鬼》、《国殇》演化为三言诗是很自然的，（汉《郊祀歌》中《练时日》、《天马》等篇即由此出）而变成七言诗，就不见得有同样的可能性了。

    除此以外，上文所举的那些七言和近于七言的句子，不过是散见于楚辞各篇，若是将这些散见的七言和近于七言的句子指为七言诗之源，那就不如上溯到《诗经》了。

    《诗三百篇》里不乏近于七言的句子，如从“汉有游女，不可求思”（《周南·汉广》），“一日不见，如三秋兮”（《王风·采葛》），“胡瞻尔庭有悬貆兮”（《魏风·伐檀》）等式的句子去掉托声字，或是“嗟行之人，胡不比焉”（《唐风·杕杜》）和“闵夷既悦，如相酬矣”（《小雅·节南山》）一类句子去掉末尾的虚字都是七言，和上文从楚辞所举的例子，并没有什么区别。至于现成的七言句，见于《周颂》的如“学有绩熙于光明”（《敬之》），见于《大雅》的，如“维昔之富不如时”、“维今之疚不如兹”、“今也日蹙国百里”（《召旻》），见于《小雅》的，如“如彼筑室于道谋”（《小旻》）、“君子有酒旨且多”（《鱼丽》）和“祈父予王之爪牙”（《祈父》），见于《国风》的如“式微式微胡不归”（《邶风·式微》）、“彼其之子美如英”（《魏风·汾沮洳》）、“人之为言胡得焉”（《唐风·采芩》）和“交交黄鸟止于桑”（《秦风·黄鸟》）等，较诸楚辞里的七言句也不算怎么少了。

    《诗经》里既然也有不少七言和近于七言的句子，或比楚辞更有资格做七言诗之祖罢。不过上面这一段话意思仅在说明和七言相近的句子并非楚辞所独有，楚辞和七言诗接近的程度并不特别高而已，并非要为《诗经》争什么地位。无论楚辞或《诗经》，其中既无完整的七言诗，至多也只能算作七言诗的远祖。如为七言诗认了这样的远祖，不能就算明白了它的世系，对于了解七言诗体如何成立，还是没有帮助。我们须认识和它较近的先代才有用处。这是下面的文章，此处暂且不谈。现在再看一般认为七言诗由楚辞系蜕化的步骤是怎样的？

    陈钟凡先生《汉魏六朝文学》云：

    七言诗是从楚调诗变来的。最初汉人做的七言诗，如高祖《大风歌》，武帝《瓠子歌》、《秋风辞》、《天马歌》，昭帝《黄鹄歌》、《淋池歌》及李陵《别歌》等，皆每句中间夹用“兮”字，这是第一期的七言，中间惟有司马相如《琴歌》夹用无“兮”字句。如“有艳淑女在闺房，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缘交颈为鸳鸯：胡颉颃兮其翱翔”。中间三句不用“兮”字，夹置于一首之中。至东汉安帝时张衡作《四愁诗》除第一句外，其余皆为七言。如一思曰：“我所患兮在泰山，欲往从之梁父艰，侧身东望涕沾翰。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路远莫致倚消遥，何为怀忧心烦劳？”以下三首皆一例用“兮”句起，用七言句接，这是由楚词派变成七言诗的遗迹，可算得第二期的七言诗。至曹子桓作《燕歌行》，七言诗乃完全成立。

    《中国文学概说》云：

    唐山夫人的《房中祠乐》中“大海荡荡水所归，高贤愉愉民所怀。大山崔，百卉殖。民何贵？贵有德”一首，上二句偶成七言，下半依然是楚歌形。又如《汉书·乌孙传》所载乌孙公主之作“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云云六句，虽然也是楚歌形，但若除去“兮”字，则七言诗就成立了罢。如《文选》所载后汉张衡的《四愁诗》四首，每篇自七言七句构成，而仅其第一句如“我所思兮在太山”取楚歌形，其余都是纯粹的七言诗。把这些过渡的作品看一看，则其发达之迹，大概可以探索得到吧。

    如将这些话和梁任公先生“秦汉间诗歌皆从楚辞蜕嬗而来”（《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之说参合起来看，似乎从楚辞渐变到曹丕的《燕歌行》，有一个清清楚楚的程序。不过事实上这个程序恐只是一个错觉而已。（构成这个错觉的重要的因子便是张衡的《四愁诗》）。

    假如骚体诗渐变为七言的步骤果如上文所引之说，那么早则在张衡《四愁诗》之前，迟则在曹丕《燕歌行》之前，便不会有七言诗了，而事实上怎样呢？

    在这里且不必去谈那些真伪成问题，时代难确定的《饭牛歌》、《鸡鸣歌》、《柏梁台诗》等等，也不必举那些算不得诗的字书如司马相如《凡将》、史游《急就》和纬书中的韵语。七言的歌谣现在也暂不提。我们只消将史书中所著录的有主名的《七言》列举一下，对于这个问题，也就可以找着答案了。

    《汉书·东方朔传》说东方朔著有“《八言》《七言》上下”，据晋灼的解释就是“八言七言诗各有上下篇”这是西汉已有七言诗的明证。（东方朔的《七言》现存一句，见于《文选》李善注。）而同时的董仲舒也曾作《七言琴歌》二首。（《文选》孔德璋《北山移文》注引《董仲舒集》。）

    稍后，刘向也有《七言》，现存四句，也见于《文选》注，现在将它们抄在下面：

    山鸟群鸣我心怀。（见嵇叔夜《赠秀才入军》第三首注）

    博学多识与凡殊。（见张平子《西京赋》注）

    朅来归耕永自疏。（见颜延年《秋胡诗》及张景阳《杂诗》注）

    安座从容观诗书。（见谢玄晖《拜中军记室辞隋王笺》注）

    东汉东平宪王苍曾作《七言》，见《后汉书》本传。

    崔骃亦有《七言》，“皦皦练丝退浊污”一句见《文选》郭泰机《答傅咸诗》注引，“鸾鸟高翔时来仪，应治归得合望规，啄食拣实饮华池”三句见《太平御览》九百十六。其余杜笃、崔琦、崔瑗、崔实等人，都曾作过七言，并见《后汉书》本传。刘苍、杜笃、崔骃都在张衡之前，崔琦、崔瑗、崔实也都在曹丕之前。

    根据上面所举的事实，是否可断言七言诗在张衡、曹丕之前已经发生呢？上文所述如有些人所想像的那个从楚辞渐变为七言诗的程序，是否靠得住呢？

    我们在这里暂且提出这一二个简单的疑问，以明七言诗由楚辞系蜕化之说的不可信。在下面的讨论中将会发现其他的理由，加深我们对此说的怀疑。

    二　“七言”与七言诗

    也许有人要问：“你所说的这些‘七言’既然没有一首完整的留存在世间，你能断言它们和所谓七言诗者确是一样的东西么？”这疑问是该有的，因为两汉的那些“七言”在当时似乎不称为诗歌。我们试看《后汉书》卷七十二《东平宪王苍传》：

    诏告中傅封上苍自建武以来章奏及所作书记，赋，颂，七言，别字，歌诗……

    又卷八十九《张衡传》：

    所著诗，赋，铭，七言……凡三十二篇。

    皆于诗歌之外，别著七言，可见七言不在诗歌之列。（《国学丛编》第一期第三册吴承仕先生《斋读书记》有“七言不名诗”之说，可参看）不独七言如此，后汉书卷七十下《班固传》云：

    固所著典引，宾戏，应讥，诗，赋，……六言。在者凡四十一篇。

    又卷一百《孔融传》云：

    所著诗，颂，碑文，论议，六言……凡二十五篇。

    可知“六言”也不叫做“诗”。原来那时只承认四言，骚体和五言是诗歌正体。六言和七言虽有作者还不普遍，一般人并不当它是诗。不过就其实质而论，却没有理由否认它是诗。上文所引刘向的《七言》虽然只是寥寥几个断句，七言的体制却不难由此窥见。其中以“殊”“书”“疏”为韵者显然同出一篇，形式上它与后世的七言诗应无分别，可以断言；至于内容，从“山鸟群鸣我心怀”“朅来归耕永自疏”等语看来，它们既非谚语，又非歌诀，分明是抒情的。如何能说不是诗呢？（从崔骃的《七言》也可以得同样的印象。）我们还可以拿“六言”来作一番比较。“六言”和“七言”在当时地位是相同的。孔融的“六言”现存三首，其第三首云：

    从洛到许巍巍，曹公忧国无私。灭去厨膳甘肥，群僚率从祈祈，虽得俸禄常饥。念我苦寒心悲。

    将孔融这首《六言》和他的五言诗相比较，除每句多一字外，不过用语较为浅俗而已，更无其他区别。按后世的标准说，它自然是诗，由六言也可以推论七言。

    因此我们可以推想当日七言不名诗，仅仅乎因为七言不是向来所谓诗的形式，并非在内容上，七言只限于写另外一种东西。上文提到董仲舒曾作《七言琴歌》，《后汉书》卷九十上《马融传》载马融的著作也有《七言琴歌》。《琴歌》是诗，毫无问题。两汉《琴歌》的正体用骚体，观司马相如和蔡邕所作可知。这里加上“七言”二字，不过表示它有异于正体而已。由此也可以明了“七言”和正体诗的区别全在形式而不在内容。董仲舒、马融的《琴歌》和司马相如、蔡邕的《琴歌》同一题材，在形式上虽可别为二体，在内容上能说是两类么？

    再看晋傅玄《拟张衡四愁诗》的序文：

    张平子作四愁诗，体小而俗，七言类也。……

    可知一般人认为七言诗之始的《四愁诗》，它的体裁正是“七言”之类。如我们承认张平子的《四愁》是诗，便不必怀疑“七言”是不是诗了。

    所以“七言”在两汉虽不“名”诗，“七言”确实“是”诗。

    七言是早在西汉已经产生的新诗体，不过当时只有少数好奇趋新的人，将它拿来运用，一般人对这种新诗体却颇为歧视，不肯认为诗的一类。歧视的原因是觉得它不登大雅，从傅玄《拟四愁诗序》，“体小而俗”的话可以看出来。傅玄是肯做七言诗的人，对于七言尚且有菲薄的话，一般人的意见，可想而知，晋人如此，汉人的意见，更可知了。

    看不起七言诗体，不只是两汉魏晋的人如此，南北朝人也还是如此，宋汤惠休是做七言诗的，颜延之便说他的制作是“委巷中歌谣耳”。鲍照也是做七言诗的，颜延之也就将他和惠休等量齐观。后来《文心雕龙》和《诗品》的著者，都不曾将七言诗看在眼中。锺嵘评鲍照的诗说“颇伤清雅之调”，谅亦兼指他的七言诗，和傅玄说张平子《四愁诗》“体小而俗”是一样的意思，都是觉得七言之体难登大雅。

    七言诗获得地位是陈隋以后的事。姚思廉《陈书·江总传》：“少好学，能属文，于五言七言尤善。”始以七言与五言并举。这可以代表唐初人的观念。不过其他崇古的人还觉得七言的地位比五言低得多，如李白即曾说：“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本事诗》引）

    七言诗体为什么在汉魏六朝时那样被歧视呢？讨论到这一层，便重又接触到它的起源问题了。

    原来七言和五言一样在起初都是“委巷中歌谣”之体，五言诗体初被文人应用是在东汉时，并不比七言早些，但因为乐府中所收的歌谣多五言，五言普遍得很快，到魏晋已经升格为诗歌的正体了。七言虽早已有人用之于诗，但并未能流行起来。未能流行起来的原因，我想一是两汉的那些“七言”中佳制太少，除张衡的《四愁诗》外很少流传人口，因而不曾引起多数人仿作；二是七言歌谣在汉时不曾有一首被采入乐府，没有音乐的力量来帮助它传播，自然难于普遍。后者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在中国文学史上，凡是普遍的诗体，莫非出于乐府，即初时皆借音乐的力量而流传。七言的乐府辞应以曹丕的《燕歌行》为第一首，这是文人偶然仿歌谣而制作的乐府辞，当时也没有别人做，并不普遍。晋宋时《白纻》等舞歌是七言，但也并不甚多。所以到汤惠休鲍照的时代，七言仍只流行于委巷歌谣中，七言的身份仍然是民间体，在士大夫眼中仍然是“俗”的。所以汤、鲍偶然仿作仍然不免于被颜延之那样的贵族诗人所轻蔑讥评。

    至于楚辞体，早已用于庙堂文学，是早已受人尊敬的了。假如七言诗是从楚辞系蜕化出来的，那么七言在唐以前被歧视的缘故，便不可解释了。这也是七言由楚辞系蜕变说的一个疑难。此说以张衡的《四愁》为傅会的根基，而不知《四愁》在意境上是近于歌谣而远于楚骚的，体制上亦然（下文有说），否则便不会得到“体小而俗”的考语了。

    三　谣谚与七言诗

    上文说七言诗体本出于委巷歌谣，这还不过是一个假定，这个假定能否成立，还须看考查事实的结果。首先我们得看看七言在谣谚中发展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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