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诗人代表曹植（一九二至二三一）

    一

    曹植的文学创作生活，如果从他十九岁（二一二）做《铜雀台赋》算起，共有二十二年，其初十年正当汉献帝建安时代的后半，所以他也是“建安诗人”之一。

    建安时代是怎样的时代呢？

    这时代正当大规模农民起义冲破了旧社会的秩序之后，帝王的权威垮了，地方官吏与豪右各各招兵买马，乘机扩张势力，成了军人割据，“群雄”逐鹿的局面。“群雄”之中有的属于强宗世族，如袁绍；有的是寒门小族出身，如曹操。他们属于统治阶级内部的两个社会阶层。在东汉末叶，后一个阶层已经走上政治舞台，成为新兴势力，和前一个阶层发生矛盾。黄巾起义的时候，这两个阶层暂时团结起来镇压农民，后来重又展开斗争。在曹操挟天子令诸侯，控制政权以后，新兴阶层取得一时的大胜利。曹操在政治、经济各方面的设施，都不顾东汉以来的传统，决心压抑世族。他的用人标准是“唯才是举”，取消了家世门第的限制。他的屯田制度是没收抛荒的土地改为公田，其中包括流亡大地主的土地。这些新政和人民的愿望是有符合之处的。曹操深知道如要巩固他的政权，必须抚辑流亡，恢复生产。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得相当照顾人民的要求，所以他的口号是“爱民”，他的政策是减轻剥削，限制豪强兼并，使丧乱时代饱经忧患的人民舒一口气。因为曹操能执行这些向人民让步的政策，终于战胜袁绍等旧势力的武装，建立新兴阶层的统治。

    君主失权和大地主失势也就是旧统治势力垮台，因而旧统治阶层所提倡的儒学也失掉拘束人心的力量，所以这时代又是思想得到一定程度的解放，个性得到发展的时代，从当时的抒情诗歌就可以见出。新兴阶层的知识分子早就放弃了经术，他们除治国用兵之学以外，特别重视文学，他们发展了文学。

    作家解脱了儒家思想的束缚是这时代文学发展的一个因素，但更重要的因素却是从民间文学吸取了滋养。这时的新兴阶层的文人熟悉西汉以来逐渐丰富起来的乐府民歌，通过这些乐府民歌领略到民间文学的优美。因而他们自己的作品，无论内容和形式都受到很大的影响。

    建安文学的中心在邺下。曹氏父子是重视文学的，当时邺下成为新兴阶层文人荟萃的地方，在曹氏领导之下形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所产生的文学有其共同的特征，显出相当的进步性。曹植是这个集团的代表人物，从他的作品就可以见出那时代的文学特征和进步性。

    二

    曹植生在大动荡时代，他自己说是“生于乱，长于军”。但在他能懂事的年纪，中原已经大略安定（曹操消灭他的最大敌人袁绍，开始取得邺城做根据地的那年，曹植正十三岁）。他在有文学气氛的家庭里受教养，十岁时已经能诵读诗论辞赋数十万言。十九岁做《铜雀台赋》，开始显露他的文学才能。次年受封平原侯。同年跟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做了一篇《洛阳赋》（仅存四句）。又有两首五言诗送他的朋友，诗人应玚，在第一首里描写了残破的洛阳，是他为时代的灾难所留影像之一。

    步登北芒阪，遥望洛阳山。洛阳何寂寞，宫室尽烧焚。垣墙皆顿擗，荆棘上参天。不见旧耆老，但睹新少年。侧足无行径，荒畴不复田。游子久不归，不识陌与阡。中野何萧条，千里无人烟。念我平生亲，气结不能言。

    可以和这一首对照着看的是《名都篇》，以繁盛时期的洛阳为背景，暴露都市里贵游子弟的腐化生活，也是有现实性的作品。至于他人青年时期的生活却须从《公宴》、《斗鸡》、《侍太子座》等篇去看，这些是所谓“怜风月，狎池苑”的诗，是他在邺城度过的安逸生活的留影，也是邺下诗人集团生活的留影。大约在建安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之间，曹植和他的哥哥曹丕以及一班幕僚兼朋友，王粲、徐幹、应玚、刘桢、陈琳、阮瑀等人常常聚会，“出则连舆，止则接席……酒酣耳热，仰而赋诗”（曹丕《与吴质书》）。他们互相赠答，或一题分咏。这种情形是以往作家所少有的。

    他们最常用的文学形式是五言诗。这是从乐府歌谣发展出来的新诗体。这种诗体到汉末三国才开始普遍起来，尤其是邺下诗人大量采用，曹植用的更多。比起四言诗来，五言是较进步的形式。表现这时代新的文学内容，正需要新的文学体裁。他们对于文学语言也有新的要求，深奥典雅和过于质朴的语言都不能满足这时代的作家了。

    正因为五言诗是从民间来的通俗体，当时诗人写五言诗所用的语言比四言诗通俗得多。曹操、曹丕、王粲都是这样，曹植也是这样。不过有些作家，尤其是曹植的诗在语言上的加工是相当多的。他把通俗的语言再加提炼。原来这时的诗多少受到辞赋的影响。曹丕《典论·论文》说“诗赋欲丽”，正是当时的标准，曹植最能符合这个标准。不过辞赋对于这时五言诗的影响，比之于乐府的影响，那是微小得多的，前者只影响声律、对仗、词藻，影响的程度也并不很深，而后者却影响诗的精神。因此曹植的诗确如黄侃《诗品义疏》所说“文采缤纷而不离闾里歌谣之质”。我们可以举他的《美女篇》来说明：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头上金爵钗，腰佩翠琅玕，明珠交玉体，珊瑚间木难。罗衣何飘飘，轻裾随风还。顾盼遗光采，长啸气若兰。行徒用息驾，休者以忘餐。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起长叹。

    这一篇被人认为建安“修词之章”的代表，如拿来和汉乐府《陌上桑》、《羽林郎》比较，词句更加精炼，但风调气息还是很相近的。所不同者，《陌上桑》、《羽林郎》是叙事诗，《美女篇》却该算作抒情诗。作者显然不是以描写美女为目的而是在自抒胸臆。乐府本以叙事为主，建安文人的乐府诗也叙事，但更多的是个人抒情，这在曹植尤为显著，更清楚的例子是后来的《吁嗟行》、《薤露行》等篇。乐府诗用于个人抒情，实质上和一般的徒诗已经没有分别了。这是乐府诗的一大变化。

    建安时代的抒情诗有一个特征，就是《文心雕龙》所说的“慷慨以任气”。“慷慨”是这时新兴阶层文人普遍的感情。曹植说他自己“雅好慷慨”，在他的诗里也常见“慷慨”这两个字。慷慨一方面是社会不平所引起的悲愤，另一方面是立事立功的壮怀。曹操的《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无一，念之断人肠”是慷慨；《碣石篇》“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也是慷慨。曹植有一篇《泰山梁甫行》：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野。妻子像禽兽，行止依险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这诗和上引送应氏诗同为“忧生之磋”，也是慷慨之音，表现同情疾苦的人道主义，正是建安诗的最可注意的特征。这首诗和王粲著名的“灞岸之篇”以及曹操、陈琳、阮瑀的一些叙事乐府有共同的精神，都是注目社会，反映现实。这种精神是从汉乐府一脉相承的。

    曹植说：“烈士多悲心，小人偷自闲。”（《杂诗》）又说：“泛泊徒嗷嗷，谁知壮士忧？”（《篇》）认为烈士和壮士有一种慷慨之情为流俗所不能理会。烈士壮士的忧悲不全是关系个人的，上述从人道主义出发的是一种，从爱国主义出发的是又一种。曹植的《杂诗》说：“闲居非吾志，甘心赴国忧。”又说：“国仇毫不塞，甘心思丧元。”《白马篇》说：“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弃身锋刃端，性命安可怀？父母且不顾，何言子与妻？名挂壮士籍，不得中顾私。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都是爱国的慷慨之言。他的《薤露行》说：

    天地无终极，阴阳转相因，人居一世间，忽若风吹尘，愿得展功勤，输力于明君；怀此王佐才，慷慨独不群。鳞介尊神龙，走兽宗麒麟；虫兽犹知德，何况于士人！孔氏删诗书，王业粲已分。骋我径寸翰，流藻垂华芬。

    这种恐惧生命短促，恐惧没世无闻，追求不朽，亟亟于乘时立业的思想，建安诗人大都有之。这正是新兴阶层文人积极向上的精神，正是他们不同于过去寄生阶级倡优式文人的地方。不过其结合爱国忧民的感情或多或少，不尽相同。如陈琳诗：“骋哉日月逝，年命将西倾。建功不及时，钟鼎何所铭！”（《游览》二首之一）还是个人的荣名之想。至于曹操的“不感年往，忧时不治”（《秋胡行》）就和孔融一样，是“负其高气，志在靖乱”了。（语见《后汉书·孔融传》）曹植所谓“戮力上国，流惠下民”（《与杨修书》）也正是同样的怀抱。正因为如此，我们读他的“慷慨独不群”云云只感到“高气”，而不会将它和狂生的大言等视。

    曹植的“慷慨”是积极的，焕发的精神，构成其诗文的“骨气”。后人所推重的“建安风骨”也就是指这种精神。锺嵘《诗品》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文”就是词采，“质”就是骨气。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所谓“以情纬文，以文被质”是建安诗的特征，这种特征表现在曹植的诗里尤其明显。

    三

    曹植的实际政治才能，未经考验，不晓得究竟怎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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