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河东君过访半野堂及其前后之关系（八）

    ◎第二期

    牧斋未见河东君之前，经过朱子暇汪然明姚叔祥及惠香诸人先后之介绍，机缘成熟，于是崇祯十三年庚辰十有一月，杜兰香蕚绿华之河东君遂翩然来降于张硕羊权之牧斋家矣。今读东山酬和集，其惊才绝艳，匪独前此类似之作品如干令升曹辅佐陶通明及施肩吾诸人所结集者不能企及，即茫茫禹迹、后有千秋，亦未必能重睹者也。茲取东山酬和集与牧斋初学集及钱尊王此集诗笺注，并列朝诗集所选程孟阳沈景倩诗等参校。以遵王不注河东君之作，故本文主旨在专释证河东君之诗。至牧斋之作，则非与解释河东君之作品及其情事有特别关系者多从删略。其余牧斋之诗通常典故，以遵王之注征引颇备，故亦不赘述焉。

    东山酬和集首载沈璜序及孙永祚东山璜和赋。沈璜本末见列朝诗集丁壹叁下小传，同治修苏州府志捌柒沈璜传即取材于列朝诗集，无所增补。孙永祚本末见同治修苏州府志壹佰及光绪修常昭合志稿叁拾本传。沈序末题“崇祯十五年二月望日”，孙赋末题“岁在壬午孟陬之月”，似此集诸诗有刻成于崇祯十五年二月之可能。但检牧斋初学集贰拾东山诗集叁（原注：“起辛已六月尽十五年壬午。”）载“仲春十日自和合欢诗四首”，此四首诗东山酬和集并未收入。据沈氏序云：“壬午元夕，通讯虞山，酬和之诗，已成集矣。”可知此集诸诗在崇祯十五年元夕以前实已编定。牧斋自和之合欢诗既在崇祯十五年元夕以后，自无从收入此集。孙赋题作壬午孟陬之月，则其作成之时间当与酬和诸诗编定之月日相距不甚久。因孙氏为常熟人，与牧斋同居一地，往来近便故也。

    牧斋尺牍贰与孙子长第贰通云：

    茸城诗和章盈帙，不必更烦仁兄。求作一小赋冠于集端，以赋为序，少变缘情之法，亦词林一美谈也。改诗乞即付下，但略更字面可耳。

    寅恪案：牧斋此札不载年月，当是崇祯十五年正月所作，于此可见孙氏作赋时酬和诸诗皆已编定矣。至“改诗”云云，不知所指之诗是否与酬和诗有关，词语简略，未敢断定也。

    又列朝诗集丁壹陸所选沈德符诗中有“钱受之学士新纳河东君作志喜诗四律索和本韵”，即和牧斋合欢诗者，亦未收入，当是沈诗寄与牧斋时日过晚，已不及收入矣。所可注意者，“催妆词”及“合欢诗”不载河东君及程孟阳之和作，此俱不可以时日较晚、居处较远之故未能编入为解说。岂河东君以关涉己身，殊难着笔，既不能与牧斋及诸词人竞胜，遂避而不作耶？若孟阳者，其平生关于牧斋重要之诗，几无不有和章，独于此二题阙而不赋，其故当由维生素丙之作用。关于此点，前于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中已言及之矣。

    今观沈序孙赋古典今事参错并用，颇为切当，读者取此集中钱柳诸诗以证其本事，则知两文之经牧斋赏定殊非偶然也。沈孙之文今虽不暇详释，但沈序中“隃麋史笔，长傍娥眉。桴鼓军容，尚资纤手”及孙赋中“掌记纾忧于行役，援桴贾壮于从军”诸句则请略言之，“隃麋史笔，长傍娥眉”可以不论，“掌记纾忧于行役”则用唐诗纪事伍捌“韦蟾”条，亦可不多述。“桴鼓军容，尚资纤手”及“援桴贾壮于从军”，则俱用梁红玉事。推原沈孙二人所以同此取譬者，盖两氏下笔之时皆在崇祯十五年正月以后，当已见及牧斋崇祯十四年“秋夕燕誉堂话旧事有感”七律其结句云“洞房清夜秋灯里，共简庄周说剑篇”，及同年十一月牧斋与河东君偕游镇江所作之“冬至后，京江舟中感怀”诗。（俱见初学集贰拾东山集）此题共八首，其第柒首云：

    舵楼尊酒指吴关，画角声飘江北还。月下旌旗看铁瓮，风前桴鼓忆金山。余香堕粉英雄气，剩水残云俯仰间。他日灵岩访碑版，麒麟高塚共跻扳。

    寅恪案：宋韩世忠墓在苏州灵岩山（见钱遵王初学集诗笺注此诗条，同治修苏州府志肆玖塚墓壹吴县条及金石萃编壹伍拾韩蕲王碑文并跋语），诗之结语指此。牧斋既以梁红玉比河东君，则璧甫子长用通知兵事亲执桴鼓之杨国夫人典故，（见初学集肆肆韩蕲王墓碑记。下文当更详论。）亦非无所依据也。

    沈序孙赋俱是佳文，而孙赋尤妙。寅恪深赏其“芳心自许，密讯方成。犹有留连徙倚，偃蹇犹夷，乍离乍合，若信若疑。”等句，最能得当日河东君之情况。子长殆从洛神赋摹写美人形态“神光离合，乍阴乍阳”之语，而改为摹写美人心理“乍离乍合，若信若疑”之辞。白香山“花非花”曲（见白氏文集壹贰）云：“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程孟阳赋“朝云”诗八首以摹写河东君，除因当时河东君以“朝”为名外，实亦取义于香山此诗，非仅用巫山神女及东坡侍妾之名。松圆与河东君甚有关涉，固不待言。雪屋执贽牧斋之门，又家居常熟，自必有所耳闻目见，故能描绘入微，曲尽其妙，真能传神写照，不致见笑于周昉，如前引牧斋“黄媛介诗序”中之所言者也。

    综合东山酬和集所收之诗共计七十七题，九十七首，皆是经牧斋所欣赏而裁定者。牧斋平日最喜评诗论文，列朝诗集及吾炙集即其例证。然此两集俱选于忧患穷愁之中，非若东山酬和集为半野翁快心得意之际所编定者可比。盖自天启元年牧斋任浙江主考，衡文取士，镂刻“浙江乡试程录”以来，（见初学集玖拾。）逾二十余年无此赏心悦目之事久矣。且此集有杜少陵“两个黄鹂鸣翠柳”之乐，而无钱千秋“一朝平步上青天”之惧，（见阁讼记略。）文采风流，传播朝野，牧斋于此岂不足以自豪哉！

    茲于笺证东山酬和集中钱柳诸诗及略评其他和作之前，先取世传河东君诗文有倩人代作之事及黄陶庵不肯和柳钱之诗两问题，稍论述之于下。

    关于第壹事，据王沄辋川诗钞肆“虞山柳枝词”第叁首云：

    鄂君绣被狎同舟，并蒂芙蓉露未收。莫怪新诗刻烛敏，捉刀人已在床头。（原注：“吾郡有轻薄子钱岱勋，从姬为狎客，若仆隶，名之曰偕。姬与客赋诗，思或不继，辄从舟尾倩作，客不知也。归虞山后，偕亦从焉。吾友宋辕文有破钱词。”）

    范锴华笑庼杂笔壹顾苓河东君传后附古梅华源木乂庵白牛道者题云：

    柳氏幼隶乐籍，侨居我郡，与钱生青雨称狎邪莫逆交。柳故有小才，其诗若书，皆钱所教也。已而归虞山，钱生为之介。

    寅恪案：王氏所言之钱岱勋，当与白牛道者所言之钱青雨同是一人，不过胜时称其名而道者举其号耳。宋辕文之破钱词今未得见，故此人本末无从考知。寅恪前论河东君与李存我及陈卧子之交好，已言及河东君之书法诗词皆受其影响。盖河东君当日之与诸文士往还，不仅狭暱之私，亦得观摩之效，杜少陵“戏为六绝句”之六所谓“转益多师”者（见玉勾草堂本杜工部集壹贰），殆即此义欤？钱氏子或曾为河东君服役，亦未可知，但竟谓河东君之诗文乃其所代作，似卧子牧斋亦皆不察其事，则殊不近情理。推求此类诬谤之所由，盖当日社会女子才学远逊男子，忽睹河东君之拔萃出群，遂疑其作品皆倩人代替也。何况河东君又有仇人怨家，如宋王之流，造作蜚语，以隐密难辨之事为中伤之计者乎？至若其词旨之轻軽薄、伎俩之阴毒，深可鄙恶，更不必多论矣。

    关于第贰事，据钮琇觚剩壹吴觚上“陶庵刚正”条（参牧斋遗事）“牧斋欲延师教令嗣孙爱”条及顾纯恩寓疁杂咏诗注云：

    黄陶庵先生少有盛名，馆于同里侯氏，（寅恪案：“侯氏”指峒曾岐曾兄弟。）以道义相切劘。虞山钱宗伯有一子，名孙爱，甫成童，欲延师教之，而难其人，商之程孟阳。孟阳曰：我有故人子，嘉定黄蕴生，奇士也，与同里侯氏交三世矣，未可轻致。公雅与侯善，以情告侯，公可得也。宗伯乃具厚币，遣门下客李生至嘉定延之。李先见侯，道宗伯旨。侯力为劝驾，黄意不悦，强而后可。遂与李至宗伯家，宗伯待以殊礼。居浃月，孟阳出海棠小笺示黄。黄询唱者为谁，孟陽曰：宗伯如君柳夫人作也。子于帖括之暇，试点笔焉。陶庵变色曰：忝居师席，可与小君酬和乎？孟阳曰：此何伤？我亦偕诸君子和之矣。陶庵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固可无嫌。诸君亦非下帷于此者。若淳耀，则断乎不可。孟阳惭退。先是，曾馆某抚军幕府，（寅恪案：“某抚军”当指张国维。）有邑令闻先生在署，槖数百金赂先生父，令致书，俾为之左右。先生复父书曰：父生男之身，尤望生男之心。若行一不义，取一非有，男心先死矣，尚何以养父乎？其自命刚正如此。忠孝大节，岂临时激于意气者所能为乎？

    严元照蕙边杂记云：

    黄陶庵先生馆于常熟钱氏。主人纳柳如是为嫡妻，时作催妆诗者甚众，或劝先生作。先生曰：吾不能阻其事，于朋友之义亏矣，尚可从而附和乎？一日程孟阳携柳夫人诗笺乞先生和，先生不可。孟阳强之再三，且曰：老夫已偕诸君和之矣，庸何伤？先生正色曰：先生耆年硕德，与主人为老友，非淳耀之比。若淳耀，则断断不可。孟阳惭澽而罢。

    朱鹤龄愚庵小集壹肆“题黄陶庵诗卷”云：

    陶庵先生行谊节槩，卓绝千秋，四子经义，既为有明三百年一人，其所作乐府，复旨远辞高，义精响厉，真儒者之诗也。当甲申北变，闻金陵嗣统，谒选者麇集都下，先生独不往。吾友包子问之，先生曰：某公素善余，今方与当国者比。余入都，必当与往来，往来必为彼牢笼矣。君子始进必以正，岂可为区区一官捐名义以殉之耶？卒不往。

    光绪修嘉定县志叁贰轶事门“黄忠节（淳耀）未第时，馆常熟钱谦益家。程孟阳出海堂小笺示之”条云：

    （忠节）偶作鄙夫章题文，时推绝唱，谦益独不怿。及甲申夏，福王立，谦益晋秩尚书，忠节遗以娄坚手书归去来辞，谦益黙然。

    寅恪案：陶庵虽馆于牧斋家以所擅长之八股文课其子孙爱，然福王朝不往南京与牧斋共马阮合流，则人品刚正高洁可以想见，其不阿附孟阳和钱柳诗之举乃自然之理，恐亦非牧斋前此所能料及。茲于陶庵不肯和钱柳诗之问题，鈕严两书所述皆非无因，但俱有讹误。此先考陶庵馆于钱氏之时间及孟阳于钱柳遇见以后留居牧斋家之年月，然后玉樵修能二人所言之得失可以决定也。

    今陶庵集附有陈树德宋道南所撰陶庵先生年谱，载陶庵自崇祯十二年至十四年馆于牧斋家。其所记可信。据陶庵集壹陸“和陶诗”序云：“辛已杪冬客海虞荣木楼。”及同书贰壹“弘光改元感事书怀寄钱宗伯五十韵”云：“昔岁登龙忝，郞君丽泽专。南垞镫火屋，北沜宴游船。奉手评豪素，开厨出简编。文澜增拂水，诗垒压松圆。酒发公明气，谈钩向秀玄。赏音存寂寞，延誉许腾骞。精舍留三载，阴符练几篇。厌贫将嫁卫，蹑跷遂摩燕。”则自崇祯十四年辛已杪冬逆数至十二年己卯岁首，共历三年，即所谓“精舍留三载”者是也。“南垞镫火屋”者，陶庵授孙爱书时居于常熟城内牧斋家之荣木楼，即相传后来河东君自缢之处。陶庵集贰拾载“夏日钱牧斋先生携同泛舟尚湖”诗，牧斋初学集壹柒移居诗集亦载“（庚辰）五月望夜泛西湖，归山庄作”诗，不知是否与“北沜宴游船”之句有关，更俟详考。“厌贫将嫁卫，蹑跷遂摩燕”者，陶庵于崇祯十四年辛已岁杪辞牧斋家馆归后，遂中十五年壬千应天乡试，次年癸未即成进士也。初学集叁贰“黄蕴生经义序”云：“儿子孙爱自家塾省余山中。奉其文三十篇以请曰，幸一评定之。余曰：吾何以定尔师之文乎哉？尔师之学韩子之学也，其文韩子之文也。”牧斋作此序文时居于拂水山庄，“山中”即谓拂水山庄，“文澜增拂水”之句殆兼指此序而言。

    牧斋文中称誉陶庵，比于退之，故此序辞旨全取用昌黎文集也。陶庵人品学问当时推服，牧斋聘之为其子授书自是得人。但牧斋友朋门生之中人材甚盛，其所以特有取于陶庵者，盖以蕴生最善长于八股之文，延为塾师使教孙爱，于掇科干禄自有关系。世人谓八股经义之文实溯源于王介甫，而荊公之文乃学昌黎者，近代文选学派鄙斥唐宋八大家及桐城派之古文，讥诮昌黎为八股之始祖，所言虽过当，亦颇有理。牧斋此序殊有八股气味，或作序之时披阅陶庵经义，不觉为所渐染使然耶？

    四库全书总目壹玖拾“钦定四书文”条略云：

    乾隆元年内阁学士方苞奉敕编明文，凡四集，每篇皆抉其精要，评骘于后。卷首恭载谕旨，次为苞奏折，又次为凡例八则，亦苞所述，以发明持择之旨。盖经义始于宋，宋文鉴中所载张才叔自靖人自献于先王一篇，即当时程试之作也。元延祐中兼以经义经疑试士，明洪武初定科举法，亦兼用经疑，后乃专用经义，其大旨以阐发理道为宗。厥后其法日密，其体日变，其弊亦遂日生。我国家景运聿新，乃反而归于正轨。列圣相承，又皆谆谆以士习文风，勤颁诰诫。我皇上复申明清真雅正之训，是编所录，一一仰稟圣裁，大抵皆词达理醇，可以传世行远。承学之士，于前明诸集可以考风格之得失，于国朝之文可以定趋向之指归。圣人之教思无穷，于是乎在，非徒示以弋取科名之具也。故时文选本汗牛充栋，今悉斥不录，惟恭录是编，以为士林之标准。

    钦定四书文卷首载乾隆元年六月十六日谕略云：

    有明制义诸体皆备，如王（鏊）唐（顺之）归（有光）胡（友信）金（声）陈（际泰）章（世纯）黄（淳耀）诸大家，卓然可传。今朕欲裒集有明及本朝诸大家制义，精选数百篇，汇为一集，颁布天下。学士方苞于四书文义法，夙尝究心，着司选文之事，务将入选之文发挥题义清切之处，逐一批抉，俾学者了然心目间，用为模楷。

    同书凡例云：

    唐臣韩愈有言：文无难易，惟其是耳。李翱又云：创意造言，各不相师，而其归则一，即愈所谓是也。文之清真者，惟其理之是而已，即翱所谓造言也。

    红楼梦第捌贰回云：

    黛玉微微的一笑，因叫紫鹃：“把我的龙井茶给二爷沏一碗。二爷如今念书了，比不得头里。”紫鹃笑着答应，去拿茶叶，叫小丫头子沏茶。宝玉接着说道：“还提什么念书？我最厌这些道学话。最可笑的是八股文章，拿他诓功名、混饭吃也罢了，还要说代圣贤立言。好些的，不过拿些经书凑搭凑搭也罢了，更有一种可笑的，肚子里原没有什么，东拉西扯，弄的牛鬼蛇神，还自以为博奥。这哪里是阐发圣贤的道理。目下老爷口口声声叫我学这个，我又不敢违拗，你这会子还提念书呢！”黛玉道：“我们女孩儿家虽然不要这个，但小时跟着你们雨村先生念书，也曾看过。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那时候虽不大懂，也觉得好，不可一概抹倒。况且你要取功名，这个也清贵些。”宝玉听到这里，觉得不甚入耳，因想黛玉从来不是这样人，怎么也这样势欲熏心起来？又不敢在他跟前驳回，只在鼻子眼里笑了一声。

    寅恪案：清高宗列陶庵之四书文为明代八大家之一，望溪又举退之习之为言，尤与牧斋之语相符合。今检方氏所选陶庵之文多至二十篇，足证上引朱长孺“陶庵先生四子经义，为有明三百年一人”之语实非过情之誉。至林黛玉谓“内中也有近情近理的，也有清微淡远的”，即四库总目所谓“清真雅正”及“词答理醇”者，如陶庵等之经义，皆此类也。噫！道学先生竟能得林妹妹为知己，可视乐善堂主人（清高宗御制乐善堂文集，初刻原有制义一卷，后来定本删去。见四库全书总目壹柒叁别集类“御制乐善堂定本”条）及钱朱方三老之推挹为不足道矣。一笑！

    又顾纯恩寓疁杂咏“父命千金犹不顾，未须惆怅柳蘼芜”诗注所言“（河东君）为落花诗，诸名士悉和，程孟阳讽（陶庵）先生为之”之事，则今存河东君诗中固无“落花”诗，初学集耦耕堂存稿诗等，自崇祯十二年春至十四年冬，即陶庵馆于牧斋家之时期，其所作诸诗亦不见类似和落花诗之题目，怀祖之言未识何据。检顾云美河东君传云“宗伯赋前七夕诗，要诸词人和之”，怀祖所记或因是致误。若谓孟阳讽陶庵所和者即指前七夕诗言，则孟阳己身尚不肯和牧斋此题，岂有转讽他人和之之理？故修能所记似较近于事实也。

    由此言之，钮严两氏所记陶庵不肯和诗之事，揆之情理，当必可信。但玉樵谓蕴生偕牧斋门下客李生（寅恪案：此“李生”疑是李僧筏杭生或李缁仲宜之兄弟。据有学集贰叁“张子石六十寿序”云：“余取友于嘉定，先后辈流，约略有三。初为学子，与徐女廉郑闲孟掉鞅于词科，而长蘅同举乡榜，镞砺文行，以古人相期许，此一辈也。因长蘅得交娄丈子柔，唐丈叔达，程兄孟阳，师资学问，俨然典型，而孟阳遂与余耦耕结隐，衰晚因依，此又一辈也。侯氏二瞻，黄子蕴生，张子子石暨长蘅家僧筏缁仲，皆以通家末契，事余于师友之间。”盖李氏兄弟与侯黄二氏皆喜定人，又皆通家世好，牧斋使李氏兄弟之一聘蕴生教其子，极为可能也。或又谓此“门下客李生”乃毛子晋之舅氏李孟芳。检初学集壹伍丙捨诗集上载崇祯十二年己卯元旦后立春前所作“次韵答东邻李孟芳”诗云：“度阡越陌最情亲，乞米分甘念我贫。”又牧斋尺牍载与李孟芳书共十三通。可见钱李二人关系之密切。其第壹通即托以料理先茔之事者，则知牧斋固尝以家事托李也。耦耕堂存稿诗下载“和李孟芳山中话旧”一题，列在“[戊寅]除夕拂水山庄和钱牧斋韵二首”及“[己卯]元旦和牧斋韵”之前，此诗有“十载相怜病与贫”及“残腊檐梅初放蕚”之句。故据时地及人三者之关系言之，玉樵所谓“李生”，恐舍孟芳莫属矣。但鄙意后一说较迂远，仍以从前说为是。）至钱氏家，居浃月，孟阳出受之如君柳夫人海棠小笺属陶庵和之，则殊不知陶庵实以崇祯十二年春间至常熟就牧斋家塾之聘，而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冬始过半野堂，“居浃月”之误自不待言。又崇祯十四年六月牧斋与河东君结褵于松江舟中，在此时以前松圆便以“如君”称河东君，亦未免过早矣。至于修能所记陶庵不肯和牧斋催妆诗一事，自是实录。盖牧斋作催妆诗在崇祯十四年辛已夏间，此年杪冬陶庵始辞去牧斋家馆，傥陶庵肯和催妆诗者，牧斋必收入于东山酬和集中矣。惟严氏述蕴生不肯和河东君诗事，若在崇祯十三年庚辰冬季松圆在牧斋家之短时间内，则殊可能。不过修能记此事于陶庵不肯和牧斋催妆诗之后，叙述次序稍涉掺混，未免时限不明耳。至顾怀祖谓孟阳讽陶庵和河东君落花诗一事，则更失实，前已辨之矣。

    除东山酬和集中无陶庵和诗可以证明钮严之说外，茲尚有一强有力之证据，即初学集壹捌东山诗集壹载“冬至日感述示孙爱”五古一首是也。此诗既与河东君无关，自不收入东山酬和集，但一检其排列次序，则知有待发之覆。牧斋编列其诗什本依作成时间之先后，此可据集中所载之诗不分体而依时之例推知者。今此五古在初学集中列于“寒夕文宴再叠前韵，是日我闻室落成”七律之后，（寅恪案：东山酬和集此题下多“延河东君居之”并附注“涂月二日”等字。）“迎春日偕河东君泛舟东郊作”七律之前，（寅恪案：郑氏近世中西史日表崇祯十三年庚辰正月十三日立春，十二月廿四日又立春，十四年辛已无立春。当日历官定历绝无一年重复两立春及一年无立春之理。郑氏此类之误，可参前论河东君嘉定之游节。牧斋诗中所指之迎春日乃指崇祯十三年二月之节气也。）揆之牧斋编次其诗之惯例，殊为不合，盖冬至为十一月之节气，反列于涂月二日之后故也。究其所以致此颠倒失常之由，岂因此五古一首实非十一月冬至所作，而为较迟之时间，或在十二月所补成，追加入集，遂未详察其编列次序先后之不合耶？

    此五古中牧斋引述礼经史事，以自解其不亲祭祀而遣孙爱代之之理由，并列举其平生师友如杨涟孙承宗王洽冯元飏元飙兄弟之流以忠义孝友功名气节著称一时者，勖勉其子，义正辞严，即谓之为钱氏家训亦无不可。然若考牧斋崇祯庚辰冬间河东君来访半野堂以后之心理情况，则知此五古不过牧斋之烟幕弹，欲借之使孙爱转示其塾师，庶几可稍慰其拒绝松圆之意，并聊用为自解之工具耳。检初学集捌壹“书西溪济舟长老册子”略云：“庚辰之冬，余方咏唐风蟋蟀之章，修文宴之乐。丝肉交奋，履■错杂。嘉禾门人以某禅师开堂语录缄寄，且为乞叙。余不复省視，趣命童子于蜡炬烧却，扬其灰于溷厕，勿令污吾诗酒场也。辛已仲春聚沙居士书于蒋村之舟次。”及钱曾有学集诗注壹肆东涧集下“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中“追忆庚辰冬半野堂文宴旧事”云：“老大聊为秉烛游，清春浑似在红楼。买回世上千金笑，送尽生年百岁犹。（寅恪案：涵芬楼本有学集壹叁叄“生年”作“平生”。所附校勘记亦无校改。余详遵王注。）留客笙歌围酒尾，看场神鬼坐人头。蒲团历历前尘事，好梦何曾逐水流。”则知牧斋此时如醉如痴，一至于此，陶庵之不以为然自无足怪，而牧斋编入“冬至日感述示孙爱”五古于其诗集，次序失检，又所必致也。何物不解事之嘉禾迂儒及钝根禅衲，同作此败人清兴之举动，其遭烧灰投厕之阨，亦有自取之道矣。

    今陶庵集贰贰有“无题”六言绝句六首，辞旨颇不易解，然必与当日陶庵所见之文士名媛有关，疑即为牧斋河东君松圆及钱岱勋或钱青雨而作，又有谓乃指河东東君嘉定之游者，皆难决定。茲姑附录于下，存此一重可疑公案，以待后来好事者之参究。寅恪未敢效笺玉溪生“无题”诗者之所为也。

    陶庵诗云：

    放庭风流卓女，细酸习气唐寅。人间再见沽酒，市上争传卖身。

    片云曾迷楚国，一笑又倾吴宫。花底监奴得计，鸾篦毕竟输侬。

    人言北阮放达，客诮东方滑稽。情不情间我辈，笑其笑处天机。

    子美诗中伎女，岑参句里歌儿。彼似青蝇附骥，我如斗酒听鹂。

    千春不易醉饱，百岁贵行胸怀。羨马为怜神骏，烧桐亦辨奇材。

    鲸铿已肆篇什，鳌咳从教诋诃。百斛舟中稳坐，千寻浪里无何。

    茲依东山酬和集，并参考有关诸本，择录柳钱及诸人诗于后，略加考释。多详于河东君之作，牧斋次之，其他诸人则仅选其少数最有关者，聊备一例，盖不欲喧宾夺主也。至于牧斋之诗别有钱曾之笺注在，故今考释钱诗，亦止就遵王所不及者详之耳。

    东山酬和集壹河东柳是字如是（原注：“初名隐。”）“庚辰仲冬访牧翁于半野堂，奉赠长句”云：

    声名真似汉扶风，妙理玄规更不同。一室茶香开淡黯，千行墨妙破冥濛。竺西甁拂因缘在，江左风流物论雄。今日潬潬诚御李，东山葱岭莫辞从。（寅恪案：初学集壹捌此句下有注云：“集名东山，取此诗句也。”盖后来刻初学集时加入者，所以著其名集之旨。初学集原迄于崇祯十六年癸未，但末附“甲申元日”一诗者，因诗中有“衰残敢负苍生望，自理东山旧管弦”之句。牧斋用以结束“集名东山”之意，首尾正复相同也。）

    牧翁“柳如是过访山堂，枉诗见赠。语牧庄雅，取次来韵奉答”云：

    文君放诞想流风，脸际眉间讶许同。枉自梦刀思鸾婉，还将抟土问鸿濛。（自注：“太白乐府诗云：女娲戏黄土，团作下愚人。散作六合间，濛濛若沙尘。”）沾花丈室何曾染，折柳章台也自雄。但似王昌消息好，履箱擎了便相从。（自注：“河中之水歌云：平头奴子擎履箱。”）

    偈庵程嘉燧“半野堂喜值柳如是，用牧翁韵奉赠”（寅恪案：耦耕堂存稿诗下此诗题作“十二月二日虞山舟次值河东君，用韵辄赠。”列朝诗集丁壹叁上此题上有“庚辰”二字。）云：

    翩然水上见惊鸿（程集“水”作“江”），把烛听诗讶许同。何意病夫焚笔后，却怜才子扫眉中。菖蒲花发公卿梦，芍药春怀士女风。此夕尊前相料理，故应恼彻白头翁。

    偈庵“次牧斋韵再赠”（寅恪案：程集此诗题作“次牧老韵，再赠河东君，用柳原韵。”列朝诗集“次”作“同”。）云：

    居然林下有家风，谁谓千金一笑同。杯近仙源花潋潋，（自注：“半野堂近桃源涧，故云。”寅恪案：程集及列朝诗集自注皆作“舟泊近桃源岭，用刘阮事。”）云来神峡雨濛濛。（寅恪案：程集及列朝诗集“云来神峡”俱作“神来巫峡”。）弹丝吹竹吟偏好，抉石锥沙画更雄。（寅恪案：列朝诗集“画”作“书”。句下有注云：“柳楷法瘦劲。”程集仍作“画”字，但句下自注与列朝诗集同。）诗酒已无驱使分，熏炉茗苑得相从。

    寅恪案：东山酬和集此四诗之题与诸本微有不同，盖由编次有先后及自身所写、他人所选之故，殊不足异。惟孟阳此次为河东君而作之第壹诗，即“翩然水上见惊鸿”一首，初学集未载。此题列朝诗集作“庚辰十二月二日虞山舟次值河东君，用韵辄赠”，东山酬和集作“半野堂喜值柳如是，用牧翁韵奉赠”。又孟阳为河东君所作之“居然林下有家风”一首，东山酬和集列于“翩然水上见惊鸿”一首之后，而列朝诗集则在“感别半野堂”即“何处珠帘拥莫愁”一首之后，距为河东君而作之第壹诗“翩然水上见惊鸿”一首其间尚隔两题。此首明是松圆后来所补作者。松圆自写其诗，必依其作成时间之先后，东山酬和集则牧斋以同题同韵之故，改列编次，所以致有歧异也。据此推论，可知河东君于崇祯十三年庚辰十一月，即与汪然明尺牍第叁拾通所谓“黍谷之月”，乘舟至常熟，虽抵虞山后即往访半野堂，然仍留居舟次。依前引沈虬“河东君传”所载庚辰冬河东君始至虞山、牧斋即筑我闻室、十日落成、留之度岁等语，沈氏乃亲见河东君之人，其所述亦较确实，故我闻室“十日落成”之语，按诸当时情事，颇为适合。盖时日过速建筑恐难完成，时日过迟牧斋又不能久待也。

    复检孟阳自序其耦耕堂集云：“丁丑受之以诬奏逮系，予待之湖上。戊寅秋放归，庐居丙舍，馆予于东偏之花信楼，复相从者二年。庚辰春主人移居入城，予将归新安。仲冬过半野堂，方有文酒之宴，留连惜别，欣慨交集。且约偕游黄山，而予适后期。辛已春受之过松圆山居，题诗壁上，归舟相值于桐江，篝灯永夕，泫然而别。”然则松圆崇祯庚辰冬季循昔年在牧斋家度岁之惯例至常熟县城，及晤牧斋，始知河东君已先过访，并见柳钱初次赠答之诗。当钱程会晤之时，恐即我闻室将告成之际，牧斋强拉松圆于十二月二日同至虞山舟次，往迎河东君迁入新成之金屋。孟阳诗“翩然水上见惊鸿”之句，与程集及列朝诗集题作“虞山舟次值河东君”者适相印合。至若东山酬和集此诗题作“半野堂喜值柳如是”者，乃牧斋所改。半野堂在县城内陆地上，不可言“水上”或“江上”。复就当日程钱二人之心理推之，则牧斋于“值”字上增一“喜”字，虽在牧斋为喜，恐在松圆转为悲矣。一笑！

    关于河东君初访半野堂之记载，今世间流传之文籍多不可信。茲聊录一则，略加辨正，其他则不暇及也。

    牧斋遗事（虞阳说苑本）第肆则云：

    闻虞山有钱学士谦益者，实为当今李杜，欲一望见其丰采，乃驾扁舟来虞。为士人装，坐肩舆，造钱投谒。易杨以柳，易爱以是。刺入，钱辞以他往，盖目之为俗士也。柳于次日作诗遣伻投之，诗内微露色相。牧翁得其诗大惊，诘阍者曰：昨投刺者，士人乎？女人乎？阍者曰：士人也。牧翁逾疑，急登舆访柳于舟中，则嫣然美姝也。因出其七言近体就正，钱心赏焉。视其书法，得虞褚两家遗意，又心赏焉。相与絮语者终日。临别，钱谓柳曰：此后以柳姓是名相往复，吾且字子以如是，为今日证盟。柳诺。此为钱柳作合之始。

    寅恪案：河东君于未访半野堂之前已预有所接洽，前文已详论之，茲不复赘。牧斋于崇祯十三年春间作观美人手迹诗，又于是年秋间作论近代词人诗，有“近日千塘夸柳隐”之句，其自注并引河东君湖上草之诗。今见汪然明所刻湖上草，乃河东君崇祯十二年己卯所作之诗，其作者之姓名题为“柳隐如是”。凡此诸端，皆时间证据明白确实，故牧斋遗事所述改易姓名字号等事，其妄谬不待详辨也。河东君初赠牧斋诗中既有“今日潬潬诚御李”之句，依文义推测，当是河东君持此诗面投牧斋，或睹面后作此诗赠牧斋，实与牧斋遗事所言钱柳两人初未会见，其后柳以诗遣伻投钱者不合。今世好谈钱柳轶闻者往往喜举牧斋遗事此条或与此条类似之说，资为谈助，傥见拙文，其亦可黙尔而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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