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读崔述《洙泗考信录》

情事善作分解，不贵于绝不可信处放言滥辨。且《史记》已移弗扰叛在定公九年，其事亦本之《左传》，《论语》此章，《史记》又载于定公之十三年，此正《史记》之疏。崔氏不深辨，而辞锋一向于《论语》之不可信，此诚崔氏疑古之太猛耳。

    崔氏又曰：

    然则《论语》亦有误乎？曰：有。《汉书　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齐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于鲁论。是齐论与鲁论互异。《汉书　张禹传》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是鲁论中亦自互异。果孔门之原本，何以彼此互异？其有后人之所增入明甚。盖诸本所同者，必当日之本。其此有彼无者，乃传经者续得之于他书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诸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称孔子，或称仲尼，名称亦别。而每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与篇中语不类者。非后人有所续入而何以如是？

    今按：崔氏此处辨《论语》，当分两端论之。一则谓古论、齐论、鲁论章句篇第有异，一则谓季氏以下五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此属两事，而崔文混言之，则非矣。余五十年前旧著《论语要略》，第一章序说《论语》之编辑者及其年代，其中颇多采崔氏之说。越后读书愈多，考辨愈谨，乃知读《论语》贵能逐章逐句细辨，有当会通孔子生平之学说行事而定，有当会通先秦诸书之离合异同而定。乃知《论语》中亦间有可疑，然断不能如崔氏之辨之汗漫而笼统。及四十年后著《新解》，乃与四十年前著《要略》，自谓稍稍获得有进步。乃能摆脱崔氏之牢笼，不敢如崔氏疑古之猛，务求斟酌会通以定于一是。故去年为《孔子传》，较之《要略》第二章孔子之事迹，取舍从违之间亦复多异。读者能加以比观，其中得失自显，今亦不烦于崔氏书多加驳辨。

    《论语》雍也篇子见南子章，崔氏据孔安国注辨其可疑，余之《孔子传》对此事已详加分析，此不再论。惟崔氏又因此章疑及《论语》之他章，其言曰：

    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后仅两章，篇中所记虽多醇粹，然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类者。乡党篇末有色举章，先进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体，皆与篇中不伦，而语亦或残缺，皆似断简，后人之所续入。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之者各附其所续得于篇末。且《论语》记孔子事皆称子，惟此章及侍坐羿奡武城三章称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则此下三章，盖后人采他书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别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为之解也。

    此所牵涉甚远。即如微子篇末周有八士章，余之《新解》有说，已详上引，可不论。且此章并不在篇末，乃并此下两章而疑之。其一为《中庸》之为德也章，又一为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章，崔氏不能就此两章一一辨其为断简续入，又不能一一辨其为有疵不醇，何得因子见南子章而牵连及之。又先进篇末之侍坐章，究竟其可疑处何在，其疵而不醇处又何在，乃亦因其在篇末而疑之。又因其与此章同用夫子字而并疑之。又牵连及于宪问篇南宫适问于孔子章，雍也篇子游为武城宰章而并疑之，是亦过矣。窃谓此诸章当一一分别探究其可疑何在，其有疵而不醇者何在，不得专以用有夫子二字而一并生疑也。

    《论语》阳货篇：“佛肸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岂能系而不食！’”崔氏又详辨之，其要曰：

    佛肸之叛，乃赵襄子时事。《韩诗外传》云：“赵简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次之。”新序云：“赵之中牟畔，赵襄子率师伐之，遂灭知氏。”《列女传》亦以为襄子。襄子立于鲁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肸安得有召孔子事？《左传》定公十三年，齐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赵鞅围朝歌，荀寅奔邯郸。四年围邯郸，邯郸降，齐国夏纳荀寅于柏人。五年春，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夏，赵鞍围中牟。然则此四邑者，皆荀寅赵稷等之邑，故赵鞅以渐围而取之。当鲁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卫之时，中牟方为范中行氏之地，佛肸又安得据之以畔赵氏。

    今按：据《左传》定公十三年秋，范氏中行氏与赵氏始启争端。是年冬，荀寅士吉射奔朝歌。时中牟尚为范氏邑。其邑宰佛肸，或欲助范中行氏拒赵氏而未果。其召孔子，正可在定公之十四年。此与公山弗扰之召同一情形。惟《论语》文辞简质，谓二人之以费叛以中牟叛，乃指其存心，非指其实迹，本无可疑。读古书遇难解处，先当尽可能别求他解，诸解均不可通，乃作疑辨。《论语》此两处，惟当解作意欲以费叛中牟叛即得。而崔氏轻肄疑辨，则亦有故。崔氏又言之，曰：

    凡夫子云者，称甲于乙之词，《春秋传》皆然。至孟子时，始称甲于甲而亦曰夫子，故子禽子贡相与称孔子曰夫子。颜渊子贡自称孔子，亦曰夫子，盖亦与他人言之也。称于孔子之前则曰子，不曰夫子。称于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惟侍坐武城两章及此章，盖皆战国时人所伪撰，非门人弟子所记。

    今按：此可谓孔门弟子已有面称孔子曰夫子者。亦可谓今传《论语》各章文字，有文体前后稍不同者。或可说《论语》中面称孔子曰夫子，其文体皆较晚。不得径以此疑诸章乃伪撰。诸章之为伪撰与否，当另有他证定之，不得即据有夫子两字为判。

    崔氏又曰：

    《论语》者，非孔子门人所作，亦非一人所作也。曾子于门人中年最少，而《论语》记其疾革之言，且称孟敬子之谥。则是敬子已没之后乃记此篇，虽回赐之门人，亦恐无有在者矣。季氏一篇俱称孔子，与他篇不同。盖其初各记所闻，篇皆别行，其后齐奋诸儒始辑而合之，其识不无高下之殊，则其所采，亦不能无纯驳之异者，势也。

    今按：此条语较少病。然仅当云《论语》非尽孔子门人所记，亦非一人一时所记，则为允矣。惟《论语》成书，经诸儒一番论定，其辑合之时间虽较晚，其所保存之文体，犹不失最先当时之真相。则《论语》实为一谨严之书。崔氏之辨，固多有陷于轻率者，此则读崔氏书者所当审细分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