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二） 读崔述《洙泗考信录》

    考证之学，自宋以后，日精日密，迄于清而大盛。其成绩超迈前人。有关讨论孔子生平历年行事者亦日详日备。清初负盛名有崔述东壁《洙泗考信录》五卷，历考孔子终身之事而次第厘正之，附之以辨。又为《洙泗考信余录》三卷，一一兼考孔门诸弟子，以与孔子行事相阐发。其精密详备，并为后起者所莫能及。迄于近代，盛推清儒考据，而东壁遗书几于一时人手一编。然余读其书，亦多疑古太甚，驳辨太刻之类。其遍疑群书犹可，至于疑及《论语》，则考论孔子生平行事，乃无可奉一书以为之折衷，亦惟折衷于作者一人之私见，斯其流弊乃甚大。兹篇摘举数例，以纠其失。非于崔氏争短长，乃为治考证之学者提出一可值注意之商榷耳。

    《史记　孔子世家》：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崔氏曰：

    此文或有所本，未敢决其必不然。然《史记》之诬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亦未敢决其必然，故附次于备览。

    今按：此考孔子先世，伯夏其人无所表现，宜其不见于其他之经传。然《史记》若无所本，何为于防叔与叔梁纥之间特加此一世？《史记》之诬诚不少，然乃误于其所本，非无本而伪造也。全部《史记》中，不见其他古籍者多矣，若以崔氏此意绳之，则《史记》将成为不可读。今考孔子生平行事，其先世如伯夏，无大关系，略而不论可也。而崔氏竟因此旁涉及《史记》，谓其所载未敢决其必不然，又未敢决其必然，此其疑古太猛，有害于稽古求是者之心胸，故特举此以为例。

    又《史记　孔子世家》：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崔氏亦以入备览，此亦因其所载未见他书，故未敢决其必然。与前例之意同。则岂司马迁之为《史记》，果惯为伪造乎？苟有坚强反证，虽其事屡见，亦属可疑。如无反证，即属单文独出，亦不必即此生疑。又何况其在古籍，乌得事事必求其同见他书？此皆崔氏疑古太猛之心病。

    《孔子世家》又云：“祷于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崔氏说之口：

    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于祷，又谓之因于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今不录。

    此又较入备览者加深一层疑之。然若鲁邦确有尼丘，则因祷之说不便轻疑。又若孔子首确是圩顶，则因首之说亦不用轻疑。司马迁博采前说而两存之，其果两有可信否？抑一可信而一不可信乎？不可无证而轻断。崔氏疑古太猛，将使读古书者以轻心掉之，而又轻于下断，病不在前人之书，特在治考证者之轻心，此又不可不知也。然而崔氏此书，材料之搜罗不厌琐碎，考辨之严格又纤屑不苟，其长处正可于短处推见，此则待读者之善于分别而观，勿悬一节以概之可也。

    《论语　微子》篇：“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崔氏列此章于存疑，辨之曰：

    孟子但言去齐接淅而行，未尝言其何故。独《论语》微子篇载齐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时势，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为大夫，班尚卑，望尚轻，景公非能深知圣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则吾不能也。景公是时年仅四十五岁，后复在位二十余年，岁会诸侯，赏战士，与晋争霸，亦不当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其中篇残简断，语多不伦，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于接淅而行之后，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今按：孔子去齐之时，已离委吏乘田之职。开门授徒，从学者四方而至，不得谓之“班尚卑，望尚轻”。景公初见，问以为政之道，而知钦重，欲尊以高位，赐以厚禄，此非必不可有之事。继则或受谗间，或自生退转，持意不坚，此正崔氏所谓非能深知圣人也。其曰：“吾老矣，不能用。”或出推托之辞，或自惭不足以行孔子之大道，仅知会诸侯，争伯位，明非孔子之所欲望于时君者。微子篇所载景公两证，绝不见有可疑之迹。若仅考景公年岁，则是据欧阳修之年龄而疑《醉翁亭记》之不可信也。有是理乎？

    而其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一语，更须商讨。余之《论语新解》本朱子意说此篇有云：“此篇多记仁贤之出处，列于《论语》之将终，盖以见孔子之道不行，而明其出处之义也。”又曰：“本篇孔子于三仁逸民师挚八乐官，皆赞扬而品列之。于接舆、沮溺、荷蓧丈人，皆，惓惓有接引之意。盖维持世道者在人，世衰而思人益切也。本篇末章特记八士集于一家，产于一母，祥和所锤，玮才蔚起，编者附诸此，思其盛，亦所以感其衰也。”则又乌见所谓篇残而简断者。崔氏又曰：“此篇记古人言行，不似出于孔氏门人之手。”是不了于本篇编撰之意而轻疑也。崔氏又于接舆、沮溺、荷蓧三章皆列存疑，子路之告荷蓧丈人有曰：“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此即晨门所谓知其不可而为之也。崔氏则曰：“分行义与行道为二，于理亦系未安。”此则失于考证，亦遂失于义理，其所失为大矣。崔氏并不能详举微子篇本非孔子遗书之明确证据，遂轻率武断齐景公待孔子章与接舆、沮溺、荷蓧三章为可疑。然即谓此四章可疑，以证微子篇之可疑，此乃循环自相为证，皆空证，非实证也。

    《论语　阳货》篇：“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崔氏于此章备极疑辨之辞，此不详引而引其最要者，曰：

    《左传》：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时孔子方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舍方兴之业而图未成之事，岂近于人情耶？《史记》亦知其不合，故移费之叛于定公九年。《史记》既移费叛于九年，又采此文于十三年，不亦先后矛盾矣乎？

    今按：今《论语新解》辨其事有曰：“弗扰之召，当在定公八年。阳货入灌阳关以叛，其时弗扰已为费宰，阴观成败，虽叛形未露，然据费而遥为阳货之声援，即叛也，故《论语》以叛书。时孔子尚未仕，弗扰为人与阳货有不同，即见于《左传》者可知。其召孔子，当有一番说辞。或孔子认为事有可为，故有欲往之意。”若如余《新解》所释，孔子欲往，何足深疑？《论语》之文简质，正贵读者就当时情事善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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