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一） 读胡仔《孔子编年》

记》之误自显。胡氏父子知诸家书记孔子行事多伪妄，惟《论语》为可信，而又不本《论语》以证诸家之是非，何耶？

    又如孔子与于蜡宾，言偃在侧，胡氏书列此于鲁定公十一年孔子年五十三。其年其事，胡氏本之《孔子家语》及《小戴记》之《礼运》篇。然考《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则孔子五十三岁时子游年仅八岁。孔子五十五岁去鲁，子游年十岁，其时尚未从游。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游年亦仅十六，决不遽以文学称。孔子反鲁，子游年二十三，其从游应在孔子反鲁之后。《论语　先进》篇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章，下附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十哲，则断非孔子当时之语。若记孔子当时语，则十哲应称名，不称字。即此可证四科十哲乃《论语》编者所附记。子游决不在相从陈蔡之列，更何从侍孔子为司寇时与于蜡之祭乎？至言大同小康，所关何等重大，既不见于《论语》，则《礼运》篇亦属可疑，此不详论。

    又如《左氏传》鲁昭公十二年楚子狩于州来一长篇，下附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复礼仁也，信善哉。楚灵王若能如是，岂其辱于乾谿。”胡氏书引以编入孔子二十二岁时。《论语　颜渊》篇颜渊问仁章，孔子答以克己复礼为仁，明是孔子自己语，非称引前人语。孔子以仁为教，乃孔子之最大教义，亦由孔子最先主张。仁礼并举，《论语》屡见，若克己复礼为仁一语乃孔子称引前人语，孔子为何抹去此前人名字不提？又孔子自所发明之重要主张又何在？王应麟《困学纪闻》据《论语》疑《左传》是也。胡氏书引《左传》此条，则何以解《论语》？此乃有关考论孔子学术思想之最大要端，较之何事在何年之编排，其重要性超出远甚，而胡氏不能辨，则其书他处之不能获得孔子生平言行之要领亦可知矣。

    胡舜陟序列举《春秋》三传、《礼记》、《家语》及司马迁《世家》，独不及《孟子》。《孟子》亲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其去孔子为时不远，又曰：“乃我所愿则学孔子”，故孟子述及孔子，其重要性应尤在《左传》诸书之上。胡氏书殆因《孟子》书中语若无关于其逐事编年之具体需要，遂忽弃不加注意，是亦一大缺失。

    《孟子　万章》篇有曰：“孔子之仕也，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也。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于卫灵公，际可之仕也。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又曰：“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可以速而速，可以久而久，可以处而处，可以仕而仕，孔子也。”孟子此两条发挥孔子进退出处行止之义，大可阐发。胡氏书有称引，无考订，无阐发，此为其书缺失所在。据《孟子》语，孔子在齐未仕，又其去也速，则断无久淹在齐达于七年之久之事。胡氏书编列鲁昭公二十五年孔子年三十五至齐，鲁昭公三十一年孔子年四十一去齐反鲁，前后共七年，其误显然。

    孟子语最费研讨者，为“未尝有所终三年淹”一语。胡舜陟序谓：“孔子去鲁凡十三年，适卫者五，适陈、适蔡者再，适曹、适宋、适郑、适叶、适楚者一，而复自卫反鲁。”此据《史记　孔子世家》，而实为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一语所误。实则孟子语当通读其上下文，乃指孔子之出仕而言。其先在卫当逾四年，而受禄出仕则不足三年。其在陈亦逾三年，其受禄出仕亦当不足三年。及其再反卫亦滞留逾四年，其受禄而仕果亦不出三年与否，今已不可详定。岂其于卫孝公仅公养之仕，虽亦受禄，与灵公时际可之仕不同，故孟子未尝终三年淹之语，独于其仕卫孝公不严格绳之乎！至于适叶、适楚乃属一事，而胡氏书亦分别编年，其误更不必辨。

    要之，胡氏书仅知称引，逐年编列，无考订，无阐发，牵合穿凿，一若全成定论，使读其书者全不见有问题曲折之所在，此其所以采摭虽勤，纵若审慎，果以后起之著述绳之，终为相差犹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