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孔子晚年居鲁

利则大事不成。”（十三）

    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孔子未卒前，子夏已为邑宰。盖孔门后辈弟子已从仕易得，较前辈从学时大不同，此征孔门讲学声光日著，亦可以见世变。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于偃之室也。（六）

    子游少孔子四十五岁，亦少年出仕。澹台灭明由识子游，乃亦游孔子之门。《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谓：“灭明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设取予去就，名施乎诸侯。”《儒林传》云：“孔子卒后，子羽居楚。”孔道之行于南方，子羽有力焉。武城近吴、鲁南境，当吴越至鲁之冲。盖亦由灭明之揄扬，故子游之名盛于吴，遂有误为子游吴人者。孔子周游反鲁，及其身后，儒学之急激发展及其影响于当时之社会者，亦可于此觇之。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十七）

    武城在鲁边境，孔子特以子游年少为宰，亲率门弟子往观政，见子游能兴庠序之教，得闻其弦歌之声，孔子意态之欢乐亦可知。然孔子叹先进于礼乐犹野人，而谓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是孔子之意，终自属意于先辈弟子，德行之科者不论，即如言语政事子贡、子路，虽其文学博闻之功若或不逮于游夏，然用世可有大展布，为后进弟子所不及。孔门先后辈从学，精神意趣人物才具多相异，此亦世变之一端也。

    孔门后辈弟子，游、夏外，又有有子、曾子。

    《左传》哀公八年：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于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

    有子少孔子三十三岁，是年有子年二十四。经三踊之选，获在三百之数，其英风可想。及孔子归，乃从学。

    哀公问于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十二）

    税田十取一为彻。哀公十二年用田赋，又使按亩分摊军费。是年及下年皆有虫灾，又连年用兵于邾，又有齐警，故说年饥而用不足。有若教以只税田，不加赋，针对年饥言。哀公虑国用不足，故有子言百姓足君孰与不足也。不知有子当时在鲁仕何职，然方在三十时已获面对鲁君之问，较之孔子三十时情况，自见世变之亟，而儒风之日煽矣。

    《孟子》：

    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矣。”

    游、夏、子张、曾子皆当少有子十岁以上。在孔门后辈弟子中，有子年齿较尊。三子者以有子似圣人，则有子平日必有言行过人，而获同门之推信。曾子亦非不尊有子，特谓无可与孔子相拟而已。孟子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又述有子之言曰：“麒鳞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邱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人，亦类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有子之盛推孔子，可谓宰我、子贡以后无其伦。然有子既知孔子为生民以来所未有，则其断断不愿游、夏、子张以所以事孔子者事己亦可知。孟子亦仅言游、夏、子张欲以所事孔子者事有若，固未言有子乃果自居于师位也。

    《檀弓》又载曾子责子夏，以使西河之民疑汝于夫子为一罪，则曾子亦知盛尊其师，当为子夏辈所不及。子夏有曰：“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可谓好学也已矣。”（十九）其于为学，终不免偏于文学多闻之一面。而有、曾两子则能从孔子之学，上窥孔子之人，更近于前辈弟子中德行之一科。故孔子晚年，真能盛推孔子，以为无可企及者，子贡以下惟有、曾二子。后人谓今传《论语》多出于有、曾二子门人之所记。故《学而》首篇，第二章即有子语，第四章即曾子语。盖孔子身后，真能大孔子之传者，有、曾二子之功应犹在游、夏、子张诸人之上。惟《学而》篇首有子，次曾子，则有子地位在孔子身后诸弟子所共认中似尚在曾子之前。而子张篇备记子张、子夏、子游、乃及曾子、子贡之言，独不及有子。殆似有子之传学不盛，而曾子之后有子思、孟子，遂为孔门后辈弟子中独一最受重视之人。宋儒谓曾子独传孔子之学，亦不能谓其全无依据。

    疑辨二十二

    《史记　仲尼弟子列传》：“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相与共立为师，师之如孔子时。”窃谓当时诸弟子欲共师有子，必以有子之学问言行有似于孔子，决不以其状貌之相似。此下有子传学不盛，声光渐淡，遂讹为状似之说，决非当时之情实也。《史记》又载有子不能对群弟子所问，遂为弟子斥其避座，语更浅陋，荒唐不足信。惟师道由孔子初立，孔子没，群弟子骤失圣师，思慕之深，欲在同门中择一稍似吾师者而师事之，此种心情非不可有。其后墨家踵起，乃有钜子之制。一师卒，由其遗命另立一师共奉之，如此则使学术传统近似于宗教传统，较之孔门远为不逮矣。故知曾子之坚拒同门之请，有子之终避师座而弗居，皆为不可及。

    曾参，曾点之子，少孔子四十六岁。孔子卒，曾子年仅二十七，于孔门中最为年少。孔子称参也鲁，似其姿性当不如游、夏之明敏。在孔子生时，曾子似无独出于诸门人之上之证，惟孔子孙子思曾师事曾子，而孟子又师事于子思之门人，故孟子书中屡屡提及曾子、子思。下逮宋儒，始于孔子身后儒家中特尊孟子，又以为《大学》出于曾子，《中庸》出于子思，合语孟学庸为四书，于是孔子以下，乃奉颜、曾、思、孟为四哲。颜渊固孔子生前所亲许，惟今《论语》中乃殊不见孔子特别称许曾子语，四科亦不列曾子。是当孔子时，曾子于群弟子中尚未见为特出。曾子之成学传道，其事当在孔子之身后。而孔子之学，则当以曾子之传为最纯，由是而引生出孟子，是亦孔子生前所未预知也。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四）

    孔子以吾道一以贯之告子贡，同亦以此告曾子。此乃孔子晚年始发之新义。今试据《论语》孔子其他所言，略加申释。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七）

    孔子之道即是仁道，仁道即人道也。人道必以各自之己为基点，为中心。故其告颜渊曰：“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德为己心内在所得。孔子三十而立，即是立己德也。五十而知天命，乃知己德即由天命。故曰“天生德于予。”（七）至此而天人内外本末一体。孔子所云之一贯，即贯之于此心内在之德而已。孔子不言性与天道，因性自天赋，德由己立，苟己德不立，即无以明此性，非己德亦无以行人道。人道不行，斯天道亦无由见。故孔子只言己德与人道，而性与天道则为其弟子所少闻也。此德虽属己心内在所得，亦必从外面与人相处，而后此德始显。故曰据于德，又曰依于仁。从人事立己心，亦从己心处人事。仁即是此心之德，德即是此心之仁，非有二也。依据于此而立心处世，即是道。若分而言之，乃有礼乐射御书数诸艺，皆为人生日用所不可阙，亦为此心之德之仁所当涵泳而优游。

    太宰问于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太宰知我乎？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曰：“子云：‘吾不试，故艺。’”（九）

    孔子身通六艺，时人皆以多能推孔子。然孔子所志乃在道。艺亦有道，然囿于一艺则只成小道。故孔子又称之曰鄙事。而孔子必教人游于艺，此所谓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则艺即是道而不鄙矣。

    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九）

    执一艺即不能游于艺。孔子言若使我于艺有执，专主一艺以成名，则执射不如执御。因御者为人仆，其事尤卑于射。事愈卑，专执可愈无害。行道乃大事，执一艺，又焉能胜任而愉快乎。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尽己之心为忠，推己心以及人为恕。忠恕即己心之德也。《论语》第二章，有子即言孝弟。下至孟子，亦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孝弟亦即是己心之德。有、曾、孟子三人之言忠恕孝弟，皆极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并皆有当于孔子一贯之旨。惟孔子言一贯，则义不尽于此。宋儒谓《论语》此章，曾子一唯，乃是其直契孔子心传，此乃附会之于佛门禅宗故事，决非当时之实况。

    今试再推扩言之。

    陈亢问于伯鱼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曰：‘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十六）

    此见孔子平日之教其子，亦犹其教门人，主要不越诗与礼两端。诗教所重在每一人之内心情感，礼则重在人群相处相接之外在规范。孔子之教，心与事相融，内与外相洽，内心外事合成一体，而人道于此始尽。孔子之教诗教礼，皆本于自古之相传。故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七）其晚年弟子中，如子夏长于诗，子游长于礼，此皆所谓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者。然孔子之传述诗礼，乃能于诗礼中发挥出人道大本大原之所在，此乃一种极精微之传述，同时亦即为一种极高明极广大之新开创，有古人所未达之境存其间，此则孔子之善述，与仅在述旧更无开新者绝不同类。

    抑且孔子之善述，其事犹不尽于此。孔子常言仁智，诗礼之教通于仁智，而仁智则超于诗礼之上，而更有其祟高之意义与价值。诗与礼乃孔子之述古，仁与智则孔子之阐新。惟孔子不轻以仁智许人，亦每不以仁智自居。

    《孟子》：

    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孝弟尽人所能，忠恕亦尽人所能。然孔子又曰：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五）

    言忠信，亦犹言孝弟忠恕，皆属此心之德，而孔子之尤所勉人者则在学。学不厌，亦非人所不能，亦应为尽人所能。孔子自曰：“十有五而志于学”。一部《论语》即以“学而时习之”开始。圣人虽高出于人人，然必指示人有一共由之路，使人可以由此路以共达于圣人之境，乃始为圣人之大仁大智。此路繄何，则曰学。

    子曰：“若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公西华曰：“正唯弟子不能学也。”（七）

    孔子之告公西华，亦犹其告子贡。孔子只自谦未达其境，然固明示人以共达此境之路。千里之行，起于脚下。若为之而厌，半路歇脚，则何以至。公西华乃曰：“正唯弟子不能学”。其意本欲说不能行千里，乃若说成了不能举脚起步，不知孔子教人乃止在教人举脚起步也。惟子贡所言，乃极为深通明白，学不厌即是智，教不倦即是仁。行达千里，亦只是不断地在举脚起步而已。

    孔子之言仁与智，亦有一条简约平易、人人可以共由之路。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二）

    此章非孔子专以诲子路，亦乃可以诲人人者。每一人皆要能分别得自己的知与不知，莫误认不知以为知。亦不当于己之不知处求，当从己之所知处求，如此自能从己之所知以渐达于己之所不知。

    季路问事鬼神。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敢问死。”曰：“未知生，焉知死？”（十一）

    此章把人事与鬼神，生与死，作一划分。孔子只教人求知人生大道，如孝弟，如忠恕，此应尽人所可知，亦是尽人所能学。孔子不教人闯越此关，于宇宙鬼神己所不知处去求，是孔子言知，极简约平易，可使人当下用力也。

    子曰：“吾有知乎哉？无知也。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九）

    此鄙夫心有疑，故来问。孔子即以其所问之两端、正反、前后等罄竭反问，乃使此鄙夫转以问变成为答。鄙夫自以其所知为答，而其所不知亦遂开悟生知。故孔子又曰：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七）

    孔子之循循善诱，教人由所知以渐达于所不知之境。此为孔子言知之最简约平易处。

    子贡曰：“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仁，必也圣乎？尧舜其犹病诸！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六）

    天地万物，一切莫近于己。己欲立，始知人亦欲立。己欲达，始知人亦欲达。知如何立己，即知如何立人。知如何达己，即知如何达人。己之欲立达，出十己心。能尽此心，即忠。推此心以及人，即恕。此为孔子言仁之最简约平易处。

    子曰：“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七）

    人莫不各有一己，己莫不各有一心。此心无不欲己之能立能达。此心同，此欲同，即仁之体。此仁体即在己心中，故曰不远，欲之斯至也。孔子言吾道一以贯之，即贯之以此耳。孔子十有五而志于学，即欲立欲达也。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不惑即是达。五十而知天命，则是天人一体。学不厌，教不倦，尽在其中。忠恕之道亦至是而尽也。

    三、有关晚年著述部分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九）

    孔子以诗教，诗与乐有其紧密相联不可分隔之关系。中国文字特殊，诗之本身即涵有甚深之音乐情调。古诗三百，无不入乐，皆可歌唱。当孔子时，诗乐尚为一事。然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则乐必以诗为本，诗则以人之内心情志为本。有此情志乃有诗，有诗乃有歌。而诗与乐又必配于礼而行。孔门重诗教，亦重礼教，即在会通人心情志，以共达于中正和平之境。

    诗有雅颂之别。颂者，天子用之郊庙，形容其祖先之盛德，即以歌其成功。又有雅，用之朝廷。大雅所陈，其体近颂。远自后稷古公，近至于文王受命，武王伐殷，西周史迹，详于诗中之雅颂，尤过于西周之书。小雅所陈，则如饮宴宾客，赏劳群臣，遣使睦邻，秉钺专征，亦都属政治上事。故大雅与颂为天子之乐，小雅为诸侯之乐，风诗乡乐则为大夫之乐。诗与礼与乐之三者，一体相关，乃西周以来治国平天下之大典章所系。至如当孔子时，三家者以雍彻，不仅大夫专政，骄僭越礼，亦因自西周之亡，典籍丧乱，故孔子有我观周道，幽厉伤之之叹。吴季札聘鲁，请观周乐，是西周以来所传诗乐独遗存于鲁者较备。孔子周游反鲁，用世之心已淡，乃留情于古典籍之整理，而独以正乐为首事。所谓雅颂各得其所者，非仅是留情音乐与诗歌。正乐即所以正礼，此乃当时政治上大纲节所在。孔子之意，务使诗教与礼教合一，私人修德与大群行道合一。其正乐，实有其甚深甚大之意义存在。

    孔子又曰：

    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八）

    正因诗礼乐三者本属一事。孔子告伯鱼，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十七）盖诗言志，而以温柔敦厚为教。故不学诗，乐于无可与人言。人群相处，心与心相通之道，当于诗中求之。知于心与心相通之道，乃始知人与人相接之礼。由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之诗与礼，而最后达于人群之和敬相乐。孔子之道，不过于讲求此心与心相通、人与人相接而共达于和敬相乐之一公。私人修身如此，人群相处，齐家治国平天下亦如此。凡人道相处，一切制度文为之主要意义皆在此。孔子之教育重点亦由此发端，在此归宿。惟孔门后辈弟子，如游夏之徒，则不免因此而益多致力用心于典籍文字中，乃独于文学一科上建绩。抑在孔子时，诗礼乐之三者，已不免渐趋于分崩离析之境。如三家以雍彻，此即乐与礼相离，乐不附于礼而自为发展。孔子告颜子曰：“放郑声，郑声淫。”此即乐与诗相离，乐不附于诗而自为发展。所谓郑声淫，非指诗，乃指乐。淫者淫佚。《乐记》云：“郑音好滥淫志。”《白虎通》：“郑国土地民人，山居谷浴，男女错杂，为郑声以相悦怿。”此皆显示出音乐之离于诗而自为发展。至于诗与礼之相离，亦可类推。孔子正乐，雅颂各得其所，乃欲使乐之于礼于诗，重回其相通合一之本始。而惜乎时代已非，此事亦终一去而不复矣。又《檀弓》记孔子既祥五日即弹琴，在齐学韶，在卫击磬，晚年自卫反鲁即正乐，是孔子终其生在音乐生活中，然特是游于艺，即以养德明道，非是要执一艺以成名也。

    疑辨二十三

    《史记　孔子世家》：“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此谓孔子删诗，其说不可信。《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二）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十三）是孔子时诗止三百，非经孔子删定为三百也。吴季札聘鲁观周乐，所歌十五国风皆与今诗同，非孔子删存此十五国风诗也。《诗　小雅》，大半在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孔子何以删其盛而存其衰？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引诗，逸者不及十之一，是孔子无删诗之事明矣。

    孔子于正乐外，又作《春秋》，为晚年一大事。

    《孟子》：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又曰：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又曰：

    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史记　孔子世家》：

    鲁哀公十四年春，狩大野。叔孙氏车子鉏商获兽，以为不样。仲尼视之，曰“麟也”。取之。颜渊死，孔子曰：“天丧予。”及西狩见麟，曰：“吾道穷矣。”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迄哀公十四年，十二公。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孔子《春秋》绝笔于获麟，非感于获麟而始作《春秋》。是年四月，陈恒执齐君，置于舒州，六月而弑之。孔子年七十一，沐浴请讨，鲁君臣莫之应。可证当时已无复知篡弑之为非矣。是春适有西狩获麟之事，孔子感于此而辍简废业，《春秋》遂以是终。不惟孔子《春秋》不终于哀公之二十七年，即哀公十四年之夏秋冬三时，亦出后人所续，非孔子之笔。至于孔子作《春秋》究始何年，则无可考。

    诗有雅颂，实乃西周初起乃及文武成康盛时之历史，其说已详前。宣王以后，雅颂既衰，而其时则有史官，并由中央分派散居列国，故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晋语，羊舌肸习于《春秋》。楚语，申叔时论傅太子云：“教之以《春秋》”。墨子明鬼篇，有周、燕、宋、齐之《春秋》。可见《春秋》乃当时列国史官记载之公名，晋乘楚梼杌，为其别名。《左传》鲁昭公二年，晋赵宣子在鲁，见易象与《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是史官与《春秋》在当时皆属礼。孔子作《春秋》，即其生平重礼的一种表现。孔子《春秋》因于鲁史旧文，故曰其文则史。然其内容不专看眼在鲁，而以有关当时列国共通大局为主，故曰其事则齐桓晋文。换言之，孔子《春秋》已非一部国别史，而实为当时天下一部通史。

    其史笔亦与当时史官旧文有不同。如贬吴楚为子，讳诸侯召天子曰“天王狩于河阳”。于记事中寓大义，故曰“其义则丘窃取之”。此义，当推溯及于西周盛时王室所定之礼，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孔子以私人著史，而自居于周王室天子之立场，故又曰“知我者其惟《春秋》，罪我者亦惟《春秋》也”。其实孔子亦非为尊周王室，乃为遵承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之深心远意，而提示出其既仁且智之治平大道，特于《春秋》二百四十年之历史事实中寄托流露之而已。

    孔子之著史作《春秋》，其事一本于礼。而孔子之治礼，其事亦一本于史。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二）

    古人以父子相禅三十年为一世。十世当得三百年，百世当得三千年。孔子心中，未尝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天子与王室，特认有百世一统相传之礼。礼有常，亦有变。必前有所因，是其常。所因必有损益，是其变。

    《孟子》：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

    孔子即观于其世王者所定之礼乐，即知其王之政与德。居百世之后，观百世之上，为之次第差等，而无有违失。能前观百世，斯亦能后观百世。观其礼，而知其世。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

    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三）

    孔子所言礼，包括全人生。其言史，亦包括全人生。故其言礼即犹言史，言史亦犹言礼。夏殷两代史迹多湮，典籍沦亡，贤者凋零，若已无可详考。而孔子犹能言之者，周代之礼，即上因于夏殷，孔子凭当身之见闻，好古敏求。本于人道之会通而溯其损益之由来。历史演变之全进程，可以心知其意，而欲语之人人，则终有无征不信之憾也。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三）

    孔子虽好古敏求，能言夏殷之礼，然折衷而言，主从周代。盖历史演进，礼乐日备，文物日富，故孔子美之也。

    子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七）

    孔子志欲行道于天下，古人中最所心仪向往者为周公。故每于梦寐中见之。及其老，知行道天下之事不可得，无是心，乃亦无是梦矣。叹己之衰，而叹世之心则更切。然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十七）则孔子若得志行道，其于周公之礼乐，亦必有所损益可知。其修《春秋》，亦即平日梦见周公之意。托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之史事，正名号，定是非，使人想见周公以礼治天下之宏规。此后汉儒尊孔子为素王，称其为汉制法，则知孔子之言礼，与其言史精神一贯，义无二致也。

    无历世不变之史，斯亦无历世不变之礼。

    子曰：“麻冕，礼也。今也纯，俭，吾从众。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虽违众，吾从下。”（九）

    此孔子言礼主变通，不主拘守之一例。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三）

    知礼之本，斯知礼之变。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三）

    知孔子言礼乐，其本在仁，而又曰“克己复礼为仁”。则仁礼二者内外回环，亦是吾道一以贯之也。

    疑辨二十四

    《史记　孔子世家》复曰：“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又曰：“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此言序书传作易十翼两事，皆不可信。盖西汉武帝时重尊孔子，其时已距孔子卒后三百四十年，从遗经中寻求孔子，遂更重孔门文学之一科。孔子以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教，而汉人易以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艺。又称孔子叙书传，删诗，订礼正乐，作《易十翼》与《春秋》。汉儒谓六艺皆经孔子整理。司马迁曰：“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是皆以诗书六艺为孔氏书也。然西汉诸儒兴于秦人灭学之后，起自田亩，其风尚朴，亦犹孔门之有先进。东汉今文十四博士之章句可勿论，即许慎郑玄辈亦如孔门后进之文学科。由此激而为清谈。而当时孔门教育精神遂更失其重点之所在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