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胡蓝党案

说李善长无宰相材，要挤掉善长，元璋说：“善长虽无相材，但是与我同乡，一起兵就跟我，经过艰险，勤劳薄书，功劳很多。我做皇帝，他自然该做宰相，这是用旧臣功臣，今后不要再说了。”话虽这般说，听多了又有些动摇，便和刘基商量，要用杨宪为相。胡惟庸听得风声，连忙告诉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这件事关系到整个淮西集团的切身利益，是个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便团结一致，合力倾陷，杨宪终于被杀，凌说、高见贤、夏煜也先后被处死刑。[16]同样，杨宪对不是他自己系统的人也是用尽一切方法排挤的，例如曾经做过方国珍幕府都事判上虞的宁海人詹鼎，为人有才学，做官有好名声，到南京上万言书，元璋看了很中意，要给官做。杨宪却忌他的才华，极力阻止。到杨宪死了，才做了一个小官。[17]淮西集团和浙东集团的倾轧，杨宪等人对淮西集团的倾轧，对不是自己系统中人的排挤，从乡土观念出发演成的政治斗争，是洪武初期政治上的一个特征。

    军事贵族对皇家统治的威胁，从谢再兴叛变，邵荣案发以后，就使朱元璋十分紧张，提高警惕，用尽一切方法来维护自己的独裁统治。

    元璋对将领不敢信任，以其家属留京作质。邵荣、赵继祖被杀后，元璋对诸将越发不放心，倚靠检校侦察将士私事，将领人人自危。徐达、汤和为人十分小心谨慎，也被猜疑，朝臣纷纷传说，越发造成紧张气氛。洪武五年的铁榜用法律形式规定：凡内外各指挥、千户、百户、镇抚并总旗、小旗等，不得私受公侯金帛、衣服、钱物；内外各卫官军，非当出征之时，不得辄于公侯门首侍立听候；公侯等官，非奉特旨，不得私役官军。[18]元璋对公侯大将的防制愈严密，矛盾就愈益深刻，裂痕也日益扩大。

    最后，封建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集中表现为皇权和相权的斗争。

    胡惟庸是元璋在和州时的帅府奏差，李善长的亲戚，淮西官僚集团的重要人物。由于李善长的极力推荐，洪武三年官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升右丞相，进左丞相。深得元璋信任，权势日盛。仗着是淮西旧人，又有李善长等元老重臣的支持，便一意专行，朝廷上生死人命和升降官员等大事，有时径自处理，不向元璋报告。内外诸衙门的报告有对自己不利的也就扣压下来。各地想做官、升官的，功臣、军人失意的都奔走在他的门下，送金帛、名马、玩好不计其数，做了七年宰相，门下故旧僚友结成了牢固的小集团。

    中书省综掌全国大政，丞相对一切庶务有权专决，统率百官，只对皇帝负责。在胡惟庸以前，丞相李善长小心谨慎，徐达经常统兵在外，和朱元璋的冲突还不十分明显。接着是高邮人汪广洋，文人爱喝酒，庸庸碌碌没主张，不大敢管事，也被淮西集团排挤，得罪被杀。胡惟庸在中书省最久，权最重，已经使元璋觉得大权旁落，很不高兴，特别是得罪被谴责的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都和惟庸密相往来，军事贵族和朝廷政治首脑结合在一起，和朱元璋的冲突便更加严重了。[19]朱元璋直接统率军队和检校，决心消灭这一心腹之患，洪武十三年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趁此机会取消了中书省，由皇帝直接管理国家政事。并立下法度，以后不许再设丞相这一官职。二十八年下令：“自古三公论道，六卿分职。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汉、唐、宋因之，虽有贤相，然其间所用者多有小人，专权乱政。我朝罢相，设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分理天下庶务，彼此颉颃，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所以稳当。以后嗣君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处以重刑。”[20]这里所说的朝廷就是他自己，和过去的朝廷有本质上的区别。从罢相以后，府、部、院、司分理庶务，目的是把权力分散，“不敢相压”，“事皆朝廷总之”，一切大权都由皇帝个人掌握，“所以稳当”，再也不怕大权旁落了。从中书省综掌政权一变而为由皇帝亲自管理庶政，封建专制的政权从此更加集中，集中于一人之手，皇帝便成为综揽一切政事的独裁者了。

    杀胡惟庸是为了独揽政权。二十六年又以有人告大将蓝玉谋反，族诛蓝玉。蓝玉定远人，常遇春妇弟。在常遇春麾下领兵，骁勇善战，多立战功。洪武二十年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纳哈出，冯胜得罪，即军中代为大将军。二十一年率师十五万打蒙古，一直打到捕鱼儿海，北元主脱古思帖木儿以数十骑遁去，大胜而回，封凉国公。常遇春、徐达死后，蓝玉继为大将，总军征战，立了大功，就骄傲自满起来，蓄庄奴假子数千人，乘势暴横，在军中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不听元璋命令。又嫌官小，不乐意在傅友德、冯胜之下，所提意见，元璋又多不采纳，越发怏怏不满。总兵多年，麾下骁将十数人，威望很高。洪武二十六年元璋的特务组织锦衣卫官员首告蓝玉谋反，说他和景川侯曹震等公侯打算在元璋出去藉田时起事，审讯结果，连坐被族诛的一万五千多人。这一案把军中勇武刚强之士差不多杀个干净。

    从胡惟庸被杀以后，胡案成为朱元璋进行政治斗争的方便武器，凡是心怀怨望的，行动跋扈的，对皇家统治有危险性的文武官员、大族地主，都陆续被罗织为胡党罪犯，处死抄家。胡惟庸的罪状也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发展而发展，随时扩大。最初增加的罪状是私通日本，接着又是私通蒙古。日本和蒙古是当时两大敌人，通敌当然是谋反了。后来又发展为串通李善长谋反，把淮西集团的主要力量完全摧毁。最后是蓝玉案，则连淮西集团中的军事贵族也大部分消灭了。被杀的都以家族作单位，杀一人也就是杀一家。死于胡案的主要人物有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太师韩国公李善长、延安侯唐胜宗、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宣德侯金朝兴、靖宁侯叶昇、申国公邓镇、济宁侯顾敬、临江侯陈镛、营阳侯杨通、淮安侯华中；大将毛骧、李伯昇、丁玉和宋濂的孙子宋慎等，宋濂也被牵连，贬死四川茂州。死于蓝党的主要人物有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开国公常升、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普定侯陈桓、宣宁侯曹泰、会宁侯张温、怀远侯曹兴、西凉侯濮玙、东平侯韩勋、全宁侯孙恪、沈阳侯察罕、徽先伯桑敬和都督黄辂、汤泉等人。胡案有昭示奸党录，蓝案有逆臣录，把用刑讯所得的口供和判案详细记录公布，让全国人都知道他们的“罪状”[21]。

    胡惟庸被杀后十年，洪武二十三年，太师韩国公李善长也被牵涉到胡惟庸案里，朱元璋假托有星变，得杀大臣应灾，把李善长和妻女弟侄家口七十余人一起杀掉，这年善长已经七十七岁了。一年后有人替他上疏喊冤说：

    善长与陛下同心，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借令欲自图不轨，尚未可知。而今谓其欲佐胡惟庸者，则大谬不然。人情爱其子，必甚于兄弟之子，安享万全之富贵者，必不侥幸万一之富贵。善长与惟庸，犹子之亲耳，于陛下则亲子女也。使善长佐惟庸成，不过勋臣第一而已矣，太师国公封王而已矣，尚主纳妃而已矣，宁复有加于今日？且善长岂不知天下之不可幸取？当元之季，欲为此者何限，莫不身为齏粉，覆宗绝祀，能保首领者几何人哉！善长胡乃身见之，而以衰倦之年身蹈之也？凡为此者，必有深仇激变，大不得已，父子之间，或至相挟，以求脱祸。今善长之子祺，备陛下骨肉亲，无织介嫌，何苦而忽为此？若谓天象告变，大臣当灾，杀之以应天象，则尤不可。臣恐天下闻之，谓功如善长且如此，四方因之解体也。今善长已死，言之无益，所愿陛下作戒将来耳。

    问得都有道理，元璋看了，无话可驳，只好算了。[22]

    二案以外，开国功臣被杀的，洪武八年德庆侯廖永忠以僣用龙凤不法等事赐死，十三年永嘉侯朱亮祖父子被鞭死，十七年临川侯胡美以犯禁死，二十五年江夏侯周德兴以帷薄不脩的暖昧罪状被杀，二十七年杀定远侯王弼、永平侯谢成、颍国公傅友德，二十八年杀宋国公冯胜。[23]

    不但列将以次被杀，甚至坚守南昌七十五日，力拒陈友谅立了大功的义子亲侄朱文正也以“亲近儒生，胸怀怨望”被鞭死。[24]义子亲甥李文忠南征北伐，立了大功，也因为左右多儒生，礼贤下士，被毒死。[25]徐达为开国功臣第一，洪武十八年生背疽，据说这病最忌吃蒸鹅，病重时元璋却特赐蒸鹅，徐达流泪当着使臣的面吃下，不多日就死了。[26]

    功臣宿将侥幸得以善终的有几个例子：一个是汤和交还兵权，他是朱元璋同村子的人，一块儿长大的看牛伙伴。徐达、李文忠死后，元璋想要解除诸宿将兵权，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汤和懂得老伙伴心事，便首先告老。元璋大喜，立刻派官给他在凤阳修建府第，赏赐礼遇，特别优厚。[27]另一个例子是曹国公李景隆、武定侯郭英归还庄田和佃户，洪武二十三年崇山侯李新建议：“公侯家人和仪从户都有规定数目，超过的应该归还朝廷。”元璋正对这批贵族地主多占田地佃户极为不满，听了很高兴。下令叫把超过规定的人户都发凤阳为民。还叫礼部编一部稽制录，严禁公侯奢侈逾越。二十六年李景隆交还庄田六所，田地山塘池荡二百余顷。郭英交还佃户，依法纳税。这两人在洪武朝都没有出事。[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