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空印案和郭桓案

    贪污腐化是封建社会官僚政治的正常现象。念书识字，做八股，参加科举，侥幸得了一官，便千方百计弄钱，买田地，蓄家奴。官做得越大，弄的钱也就愈多。升官发财，是封建社会知识分子的人生哲学。“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这两句话是有其深刻的社会根源的。

    另一面，官吏贪横，无止境地剥削，也就不能不迫使饥寒交迫的人民起而反抗，“官逼民反”，从进入封建社会以来，数以百次计的农民起义，官吏的贪污剥削是其原因之一。

    为了缓和封建统治阶级和广大人民的矛盾，巩固统治基础，朱元璋对地方官贪污害民的，用极严厉的手段惩处，进行了长期的残酷的斗争。

    对朝廷和地方的官僚奸贪舞弊，严重地损害了皇朝的利益的，朱元璋集中力量，全面地、大规模地加以无情的打击。洪武十五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两案连坐被杀的达七八万人，其中主要是各级官员，追赃牵连到各地许多大地主，都弄得破家荡产，旧地主阶级的力量更进一步地被削弱了。

    按照规定，每年各布政使司和府、州、县都得派计吏到户部，报告地方财政收支账目，为了核算钱粮、军需等款项，必需府报布政司，布政司报部，一层层上报，一直到户部审核数目完全符合，准许报销，才算手续完备结了案。钱谷数字如有分、毫、升、合对不拢，整个报销册便被驳回，重新填造。布政使司离京师远的有六七千里，近的也是千里上下，重造册子还不要紧，问题是重造的册子必需盖上原衙门的印信才算合法，因为要盖这颗印，来回的时间就得用上个把月以至好几个月。为了避免户部挑剔，减省来回奔走的麻烦，上计吏照习惯都带有事先预备好的盖过官印的空白文册，遇有部驳，随时填用。这种方法本来是公开的秘密，谁都认为是合情合理、方便省事的。不料到了洪武十五年，朱元璋忽然发觉这秘密，大发雷霆，以为一定有严重弊病，非严办不可，就下令各地方衙门长官主印的一律处死，佐贰官杖一百充军边地。其实上计吏所带的空印文册盖的是骑缝印，不能作别的用途，预备了也不一定用得着。全国各地方衙门的人都明白这道理，连户部官员也是照例默认的，成为上下一致同意的通行办法。但是案发后。正当胡推庸党案闹得很紧张，朝廷上谁也不敢分辩。有一个老百姓拼着死命上书把事情解释清楚，也不中用，还是把地方上的长吏一杀而空。当时最有名的好官方克勤（建文朝大臣方孝孺的父亲）也死在这案内，上书人也被罚做苦工。[29]

    郭桓官户部侍郎。洪武十八年有人告发北平二司官吏和郭桓通同舞弊，从户部左右侍郎以下都处死刑，追赃粮七百万石，供词牵连到各布政使司官吏，被杀的又是几万人。追赃又牵连到全国各地的许多大地主，中产以上的地主破家的不计其数。宣布的罪状是：

    户部官郭桓等收受浙西秋粮，合上仓四百五十万石。其郭桓等只收（交）六十万石上仓，钞八十万锭入库，以当时折算，可抵二百万石，余有一百九十万石未曾上仓。其桓等受要浙西等府钞五十万贯，致使府、州、县官黄文通等通同刁顽人吏边源等作弊，各分入己；

    其应天等五府州，县数十万设官田地夏税秋粮，官吏张钦等通同作弊，并无一粒上仓，与同户部官郭桓等尽行分受；

    其所盗仓粮，以军卫言之，三年所积卖空。前者榜上若欲尽写，恐民不信，但略写七百万耳。若将其余仓分并十二布政司通同盗卖见在仓粮，及接受浙西等府钞五十万张卖米一百九十万不上仓，通算诸色课程鱼盐等项，及通同承运库官范朝宗偷盗金银，广惠库官张裕妄支钞六百万张，除盗库见在金银宝钞不算外，其卖在仓税粮及未上仓该收税粮及鱼盐诸色等项，共折米算，所废（吞没）者二千四百余万（石）精粮。[30]

    等等。据一些同时人和地主子孙的记录，三吴一带、浙东西的故家巨室，不是“多以罪倾其宗”，便是“豪民巨族，刬削殆尽”。这些记载虽然有些夸大，但是反映了一部分旧地主阶级分子被消灭的情况，则是无可置疑的。这样严重的打击，当然会引起地主阶级和官僚的恐慌和不满，他们当然不敢申说买卖官粮这一严重犯法行为是合法的，应该的，只能指斥、攻击、告发处理这个案件的御史和法官，议论沸腾，情势严重。朱元璋也觉得这个矛盾如继续发展下去，对自己的统治十分不利，便一面以手诏公布郭桓等人的罪状，分析是非，一面把原审法官也杀了，作为对地主阶级和官僚们的让步，结束了这件大案。[31]

    除了空印案和郭桓案两次大屠杀以外，还有洪武四年录（甄别）天下官吏，十三年连坐胡党，十九年逮官吏积年为民害者，二十三年罪妄言者，四次有计划的诛杀。[32]

    四十年中，据朱元璋的著作：《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的统计，所列凌迟、枭示、种诛有几千案，弃市（杀头）以下有一万多案。《三编》所定的案件算是最宽大的了，如“进士监生三百六十四人，愈见奸贪，终不从命，三犯四犯而至杀身者三人，三犯而诽谤杀身者三人，姑容戴斩、绞、徒流罪在职者三十人，一犯戴死罪、徒流罪办事者三百二十八人。”[33]戴死罪和徒流罪办事是朱元璋新创的办法，有御史戴死罪，带着脚镣坐堂审案的，有打了八十大棍仍回原衙门做官的。戴是判刑的意思。他创立这种办法的主要原因是，把这些官都杀了就没有人替他办事了，又判刑，又让他们回去办事，封建法纪确立了，各种事务工作也户不致于因为缺官而废弛。

    凌迟是最野蛮、最残酷的刑法。[34]枭示也叫枭令。种诛就是族诛，一人犯罪，就按家按族的杀。此外有刷洗，有秤竿，有抽肠，有剥皮，还有黥刺、剕、劓、阉割、挑膝盖、锡蛇游种种名目的非刑。[35]野蛮残暴的程度超过了历史上任何帝王。这种种酷刑，造成了朝官中的极度恐怖气氛，人人提心吊胆。据说在上朝时，朱元璋是否下决心大批杀人，很容易看出来。要是这天他揿玉带在肚皮底下，便是大风暴的信号，准有大批官员被杀，满朝官员都吓得脸无人色，个个发抖；要是这一天他的玉带高高贴在胸前，大概杀人就不会多。[36]朝官按制度每天黎明就得上朝，天不亮起身梳洗穿戴。在几件大案发作以后，许多朝官在出门以前，就和妻子诀别、吩咐后事，要是居然活着回家，便阖家庆贺，算是又多活一天了。[37]

    用重刑惩治违法官僚，尽管杀死了多少万人，效果还是不大。洪武十八年朱元璋慨叹说：“朕自即位以来，法古命官，布列华、‘夷’。岂期擢用之时，并效忠贞，任用既久，俱系奸贪。朕乃明以宪章，而刑责有不可恕。以至内外官僚，守职维艰，善能终是者寡，身家诛戮者多。”[38]郭桓案发后，他又说：“其贪婪之徒，闻桓之奸，如水之趋下，半年间弊若蜂起，杀身亡家者人不计其数。出五刑以治之，挑筋、剁指、刖足、髠发、文身，罪之甚者欤！”[39]他没有也不可能懂得封建专制的寡头独裁政治、地主阶级专政的残酷统治、官僚政治和贪污舞弊是分不开的，封建统治是以剥削人民为基础的，不推翻封建统治、封建制度，单纯地用严刑重罚、流血手段来根绝贪污，是根本不可能有任何效果的。

    诛杀以外，较轻的犯罪官员，罚做苦工。洪武九年，单是官吏犯笞以下罪，请发到凤阳屯田的便有一万多人。[40]

    朝官被杀有记载可查的，有中书省左司都事张昶，礼部侍郎朱同、张衡，户部尚书赵勉，吏部尚书余熂，工部尚书薛祥、秦逵，刑部尚书李质、开济，户部尚书茹太素，春官王本，祭酒许存仁，左都御史杨靖，大理寺卿李仕鲁，少卿陈汶辉，御史王朴，员外郎张来硕，参议李饮冰，纪善白信蹈等。[41]外官有苏州知府魏观、济宁知府方克勤、番禺知县道同、训导叶伯巨、晋王府左相陶凯等。[42]茹太素性情刚直，爱说老实话，几次为了说话不投机被廷杖、降官，甚至镣足治事。一天，在便殿赐宴，元璋写诗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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