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主、官僚和人民的义务

记固定了，皇朝从而增加了物力和人力，稳定和巩固了统治的经济基础，同时，也有力地打击了一部分大地主，从他们手中夺回对一部分田地和户口的控制，从而大大增强了皇家统治集团的地位和权力，更进一步走向高度的集中、专制。朱元璋的政权比过去任何一个皇朝，都更加强大、集中、稳定、完备了。

    对城乡人民，经过全国规模的田地丈量，定了租税，在册上详细记载田地的情况，原、坂、坟、衍、下、湿、沃、瘠、沙、卤的区别，并规定凡买置田地，必须到官府登记及过割税粮，免掉贫民产去税存的弊端，同时也保证了皇朝的财政收入；十年一次的劳役，使人民有轮流休息的机会，这些措施，当然都是封建剥削，但比之统一以前的混乱情况，则确实减轻了一些人民的负担，鼓舞了农民的生产情绪，对于社会生产力的推进，是起了显著的作用的。

    对破坏农业生产的吏役，用法律加以制裁，例如“松江一府坊厢中，不务生理，交结官府者一千三百五十名，苏州坊厢一千五百二十一名，皆是市井之徒，不知农民艰苦，帮闲在官。吏有正吏、主文、写发，皂隶有正皂隶、小弓兵、直司，牢子有正牢子、小牢子、野牢子等名色，又有自名小官、帮虎等。不问农民急务之时，生事下乡，搅扰农业。芒种之时，栽种在手，农务无隙，此等游民赍执批文，直到农村，或就水车上锁人下车，或就手内夺去秧苗锁人出田……于城市乡村扰害人民。”[56]元璋下令加以清理，除正牢子合应正役以外，其他一概革除，如松江府就革除小牢子、野牢子等共九百余名[57]，一个地方减少四分之三为害农民的吏役，以全国合计，这个数字是很大的，对于农民进行正常生产是有很大好处的。

    朱元璋虽然对一部分大地主进行了严重的斗争，对广大农民做了一些必要的让步，一部分大地主被削灭了，一部分大地主的力量削弱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增加了。但是，这个政权毕竟是地主阶级的政权，首先是为地主阶级的利益服务的，即使对农民采取了一些让步的措施，其目的也还是为了巩固和强化整个地主阶级的统治权。无论是查田定租，无论是编户定役，执行丈量的是地主，负责征收、运送粮米的还是地主，当里长甲首的依然是地主，质正里中是非、词讼，执行法官职权的“耆宿”，也是地主。当然，在地方和朝廷做官的更非地主不可，从下而上，从上而下的重重地主统治，地主首先要照顾的是自己家族和亲友的利益，是决不会关心小自耕农和佃农的死活的。由于凭借职权的方便，剥削、舞弊都可以通过皇朝的统治权来进行，披上合法的外衣，农民的痛苦就越发无可申诉了。而且，只要是地主阶级的子弟，就有机会、权利受到教育，通过税户人才、科举、学校等途径，成为官僚、绅士。官僚、绅士是享有合法的免役权的。洪武十年朱元璋告诉中书省官员：“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践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若贤人君子，既贵其家，而复役其身，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自今百司现任官员之家有田土者，输租税外，悉免其徭役，著为令。”官员是贵人，庶民是贱人，贵人是不应该和践人一徉服徭役的。十二年又下令：“自今内外官致仕还乡者，复其家终身无所与。”[58]则连乡绅也享有免役权了。在学的学生，除本身免役外，户内还优免二丁差役。[59]一般贫苦农民连饭也吃不饱，哪能上学？上学的学生绝大部分也还是地主子弟，这样，现任官、乡绅、学校生员都豁免差役，还有办法逃避租税。于是，完粮当差的义务，便大部分落在自耕农和贫农身上了。自耕农和贫农不但要出自己的一份，官僚、绅士、地主不交的一份，他们也得一并承担下来。因此，官僚、绅士、生员越多的地方，农民的负担也就越重。有明一代的二百七十六年中，农民起义的次数特别多，规模特别大，原因就在这里。

    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中，朱元璋无情地打击了一部分大地主，那么，他的政权到底倚靠谁来支持呢？答案很清楚，朱家政权的支柱是广大的中小地主和富农。在他的官僚机构中，官员的来源主要来自这个阶层。

    官员的任用制度，有荐举、学校和科举三种。

    荐举就是任用地主做官。地主有文化，有历史知识，能够办事，更重要的是他们的利益和皇家一致。远在下金陵时，就录用了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十几人。龙凤十年三月，命中书省引拔卓荦奇伟之才，地方官选民间俊秀年二十五以上，资性明敏，有学识才干的荐举到中书省，和年老的官员参用。十年以后，年老的退休了，年轻的也学会办事了。从此州县每年都荐举人到中书省。朱元璋还不时派使臣到各地访求贤才，名目有聪明正直、贤良方正、孝弟力田、儒士、孝廉、秀才、人才、耆民、富户、税户人才等。而以儒士为最多。朝廷和地方大小官员都可以荐举，被荐举的又可以转荐，有一举出来便做朝廷的大官，如尚书、侍郎和地方的布政使、参政、参议的。最多的一次到过三千七百多人，次多的一次为一千九百多人，至于几个人，几十个人一批的，那就不胜列举了。[60]

    荐举只是选用中小地主中会办事的人才，为了培养新的统治人才，还得创办学校，设立国子监。

    国子监的教职员由吏部任命。学生有两类：一类是官生，一类是民生。官生又分两类，一类是皇朝品官子弟，一类是外国留学生，如日本、琉球、暹罗等国的学生，以及内地西南各土司酋长的子弟。官生是由朝廷指派分发的，民生是由各地地方官保送的府、州、县的生员。[61]官生民生总共名额一百五十名，其中民生只占五十名。[62]可见国子监原来是以培养官生为主的学校。后来官生入学的日少，民生保送的日多，以洪武二十六年在学人数为例，学生总数八千一百二十四名，官生只占四名，国子监已经成为广泛训练民生做官的机构了。

    功课内容分《御制大诰》、《大明律令》、“四书”、“五经”、刘向《说苑》等书。[63]其中最重要的是《大诰》。《大诰》是朱元璋自己写的，除《大诰》外，还有《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一共四册。主要内容是列举所杀官、民罪状，使官、民知所警戒，和教人民守本分，纳田租，出夫役，老老实实过日子的训话。洪武十九年以《大诰》颁赐监生。二十四年令：“今后科举岁贡生员，俱以《大诰》出题试之。”礼部行文国子监正官，严督诸生熟读讲解，以资录用，有不遵者以违制论。[64]违制就是违抗皇帝命令，罪名是很重的。至于《大明律令》，因为学生的出路是做官，审案，当然是必读书。“四书”“五经”是儒家的经典，朱元璋面谕国子博士：“一以孔子所定经书诲诸生。”[65]但对于《孟子》，却经过一番曲折。洪武三年，朱元璋读到《孟子》书里有好些对君上不客气的地方，大发脾气，对人说：“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下令撤去孔庙中孟子配享的牌位，把孟子逐出孔庙。后来虽然有人替孟子求情，说他讲的道理基本上还是对维护皇帝的地位有好处的，才恢复孟子的配享。但对于《孟子》这部书，还是认为有些不妥当。洪武二十七年特命老儒刘三吾编《孟子节文》，把《尽心篇》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梁惠王篇》国人皆曰贤，国人皆曰可杀一章，“时日曷丧，予与妆偕亡”，《汤誓》引文和《离娄篇》“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一章，《万章篇》“天与贤则与贤”一章，“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以及类似的“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一共八十五条，都删去了。只剩下一百七十几条，刻版颁行全国学校。所删去的一部分，“课士不以命题，科举不以取士”[66]。

    从洪武二年到三十一年这一时期国子监生任官的情形来看：第一，监生并没有一定的任官资序，最高的有做到地方大官从二品的布政使，最低的做正九品的县主薄，以至无品级的教谕；第二，监生也没有固定的任官性质，朝廷的部院官、监察官，地方的民政财政官、司法官，以至无所不管的府州县官和学校官，几乎无官不可做；第三，除做官以外，在学的监生，有奉命出使的，有奉命巡行州县的，有稽核百司案牍的，有到地方督修水利的，有大批地去执行丈量、记录田地面积、订定粮额的任务的，有清查黄册的（每年一千二百人），有写本的，有在各衙门办事的，有在各衙门实习的，几乎无事不可以做；第四，三十年来，监生的任用官阶，以洪武二年和二十六年为最高，二年用监生为行省左右参政、各道按察司佥事及知府等官。二十六年用监生六十四人为行省布政、按察两使及参政、参议、副使、佥事等官。这是因为洪武二年建国不久，官员很缺；二十六年蓝玉党案，杀了很多地方官（见后文），需要补充的缘故。任用人数以十九年为最多，“命祭酒、司业择监生千余人送吏部，除授知州、知县等职”。这也是因为十八年发生郭桓盗官粮案、十九年逮捕官吏积年为民害者（均见后文），官员缺额多，必须大量补充的缘故。历史家总结说：“故其时布列中外者，太学生最盛。”[67]

    地方的府、州、县学和国子监一样，都有一定的生员名额和考试制度。地方学校之外，洪武八年又诏地方立社学————乡村小学。此外，也还有地主们私人创办和贫困知识分子赖以维持生活的私塾。

    府、州、县、社学都以《御制大诰》和《律令》作主要必修科目。

    除立学以外，还派遣教师到各地任教。洪武初年因为北方经过长期战争破坏，念书的人少，特别派国子监生三百六十六人到北方各府、县办学校。这制度后来也推广到其他各布政使司，选用壮年能文的做教谕等官。

    各级学校的普遍设立，教育事业发展了，这比之过去任何历史时期都有了显著的进步。[68]目的性是很清楚的，从这些机构中培养大量的中小地主、富农出身的年轻的一代，作为官僚机构的后备力量。同时，由于印刷术的进步和洪武元年颁布的书籍免税令[69]，以及科举制度的定期举行，读书、中举、做官，便不再局限于贵族、官僚和地主阶级的子弟，一部分中农、手工业者和小商小贩的子弟，为了改换门庭，为了取得比较舒适、尊荣的地位，为了保护家族免于遭受残酷的剥削压迫，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风气鼓励之下，在家庭宗族支持之下，买得了书本，进了私塾、社学，参加了考试，其中有一部分人公然闯进了统治阶级，成为驾乎人民之上的官僚了。他们改变了阶级成分，做了官，成为地主，扩大了统治阶级的社会基础，加入了新血液，也对封建统治阶级的巩固起了作用。同时，又以阶级成分的改变，改变了他们家属以至亲戚的社会、政治地位，这祥，就或多或少地引起各阶级的重新组合和分化。

    除国子监以外，皇朝官僚的来源是科举制度。国子监生可以不由科举，直接任官，而从科举出身的人则必须是学校的生员。府、州、县学的生员（通称秀才），每三年在省城会考一次，称为乡试，及格的为举人。各布政使司的举人名额，除直隶（今江苏、安徽）百人最多，广东、广西二十五人最少，其他九个布政使司都是四十人。第二年全国举人会考于京师，称为会试。会试及格，再经一次复试，地点在皇帝的殿廷，叫做廷试，亦称殿试。复试不过是形式，意思是由皇帝亲自主持这最高级的考试，选拔之权，出于一人。发榜分一二三甲（等），一甲只有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民间又称乡试第一名为解元，会试第一名为会元，殿试二甲第一名为传胪。乡试由布政使司，会试由礼部主持。状元授官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授官翰林院编修，二三甲考选为庶吉士的都是翰林官，其他或授给事、御史、主事、中书、行人、评事、太常国子博士；或授府推官、知州、知县等官。举人、贡生多次参加会试不及格的，可以改入国子监，也可选做小京官，或做府佐和州县正官以及学校教官等。

    科举各级考试，专用“四书”“五经”出题。文体略仿宋经义，但要用古人思想行文，并且只能根据几家指定的注疏发挥，绝对不许有自己的见解。格式排偶，叫作制义。这制度是朱元璋和刘基制定的。规定子午卯酉年乡试，辰戌丑未年会试，乡试在八月，会试在二月。每试分三场，初场试四书义三道，经义四道；二场试论一道，判五道，诏诰表内科（选）一道；三场试经史时务策五道。[70]

    学校和科举并行，学校是科举的阶梯，科举是生员的出路。生员通过科举做了官以后，平日不但用不着制义、也用不着书本了。中小地主阶级子弟要做官必须通过科举，中不了举人进士是不能做官的。但是在中举之前，名为生员，却不一定真要上学。后来学校制度日益松弛，生员只需参加定期考试，平时根本不在学校，学校名存实亡。这样，科举日重，学校的地位也就日轻。学校和科举都是培养和选拔官僚的制度，学习和考试的范围完全一样，都是“四书”“五经”，不但远离实际生活，并且还禁止接触现实生活、过问政治。用这种方式培养出来的人才，正如当时人宋濂所刻画的：“自贡举法行，学者知以摘经拟题为志，其所最切者唯四子一经之笺，是钻是窥，余则漫不加省。与之交谈，两目瞪然视，舌木强不能对。”[71]学校则“稍励廉隅者不愿入学，而学行章句有闻者，未必尽出于弟子员。”[72]到后来甚至弄到“生徒无复在学肄业，入其庭不见其人，如废寺然”[73]。科举人才一般不读四书五经以外的书，不知时事，学校没有学生，是普遍现象。特别是这种考试制度强制盲从古人的书本，不许有新的思想，不许有和古人不同的思想，结果只能是进步的思想被扼杀了，科学的发展停滞了。在政治上，那个时代所培养的是合于统治阶级需要的驯服忠顺的官僚，在学术文化上，却长期被古代的阴魂所垄断，停留在几百年前以至千多年前的水平上，这个损失是非常巨大的。

    庶民是被朱元璋叫作贱人的，“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也。”这个事朱元璋也叫作“分”，即应尽的义务。洪武十五年他叫户部出榜晓谕两浙、江西之民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为忠孝仁义之民。”不然呢？“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应该像“中原之民，唯知应役输税，无负官府”。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74]。他把东南地区的农民和中原地区的农民区别开来，要东南地区的农民也像中原地区的农民一样，“唯知应役输税，无负官府”，正说明了当时阶级斗争的不平衡情况。中原地区土地分散，阶级关系较为缓和，而东南地区则土地较为集中，阶级斗争也就日益尖锐了。

    朱元璋要求人民尽应役输税的义务，定下制度，要官吏奉公守法，严惩贪污，手令面谕，告诫谆谆，期望上下相安，共享太平之福。但是封建地主阶级的官僚是决不肯照他的话办事的，地主做官只会剥削百姓，怎么肯“奉公守法”？结果许多制度命令都成为空文，官僚政治的恶果，当时便已有人明确地指出：

    今之守令，以户口、钱粮、狱讼为急务。至于农桑、学校、王政之本，乃视为虚文而置之，将何以教养斯民哉！

    以农桑言之，方春，州县下一白帖，里甲回申文状而已，守令未尝亲视种艺次第、旱涝戒备之道也。

    以学校言之，廪膳诸生，国家资之以取人才之地也。今四方师生缺员甚多，纵使具员，守令亦鲜以礼让之实，作其成器者。

    朝廷切切于社学，屡行取勘师生姓名、所习课业。乃今社镇城郭，或住置立门牌，远村僻处则又徒存其名，守令不过具文案备照刷而已。上官分部按临，亦但循习故常，依纸上照刷，未尝巡行点视也。

    官僚办的是公文，公文上办的事应有尽有，和实际情形全不相干。上官按临地方检查的也是公文，上下都以公文办事，做的都是纸上文章，自然“法出而奸生，令下而诈起”了。这是洪武九年的事。[75]十二年后，解缙奉诏上万言书，也说：

    夏税一也，而茶椒有粮，果丝有税，既税于所产之地，又税于所过之津，何其夺民之利至于如此之密也！且多贫下之家，不免抛荒之咎。今日之土地无前日之生殖，而今日之征集有前日之税粮。或卖产以供税，产去而税存；或赔办以当役，役重而民困。土田之高下不均，起科之轻重无别。膏腴而税反轻，瘠卤而税反重。[76]

    道理也清楚得很，正因为是“贫下之家”，才被迫抛荒，地主负担特别轻，不但不会抛荒，而且还尽力兼并。膏腴之田是地主的，瘠卤之田是贫民的，地主阶级自己定的税额，当然是膏腴轻而瘠卤重。

    为了巩固统治，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用严刑惩治。洪武二年二月，元璋告谕群臣说：“从前我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里恨透了。如今要严立法禁，凡遇官吏贪污蠧害百姓的，决不宽恕。”[77]四年十一月立法，凡官吏犯赃罪的不赦，下决心肃清贪污，说“此弊不革，欲成善政，终不可得”。二十五年又编醒贪简要录颁布中外。[78]官吏贪赃到钞六十两以上的枭首示众，仍处以剥皮之刑。府州县衙门左首的土地庙，就是剥皮的刑场，也叫皮场庙。有的衙门公座旁摆着人皮，里面塞以稻草，叫做官的触目惊心，不敢做坏事。[79]地方官上任给以路费，家属给衣料。来朝时又特别告诫以“天下新定，百姓财力困乏，像刚学飞的鸟儿和新栽的树木，拔不得毛，也碰不得根”[80]。违法的按法处刑。从开国以来，两浙、江西、两广、福建的地方官因贪赃被杀的很多，很少人能做到任满二[81]。严惩贪污，贪污还是不能根绝，用朱元璋自己的话来证明吧，他说：

    浙西所在有司，凡征收害民之奸，甚如虎狼。且如折收秋粮，府州县发故，每米一石折钞二贯，巧立名色，取要水脚钱一百文，车脚钱三百文，口食钱一百文。库子又要辨验钱一百文，蒲蒌钱一百文，竹篓钱一百文，沿江神佛钱一百文。害民如此，罪可宥乎！[82]

    折粮原来是便民的措施，浙西运粮一石到南京，要化四石运费，百姓困苦不堪。[83]改折为钞，可以减轻浙西农民五分之四的负担。钞是用不着很大运费和蒲、竹篓包装的，但地方官还是照运粮的办法苛敛，用种种名色加征至九百文，约合折价的百分之五十。急得朱元璋只是跺脚，说：“我欲除贪赃官吏，奈何朝杀而暮犯！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84]

    洪武一朝，“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85]，是历史上封建政权对贪污进行斗争最激烈的时期，杀戮贪官污吏最多的时期。虽然贪官污吏随杀随犯，朱元璋也下定决心，随犯随杀，这个规模巨大的统治阶级的内部斗争，一直到朱元璋死去才告一段落。但是贪污现象仍然存在，这是社会制度所决定的，朱元璋尽管是最有威权的皇帝，他能够杀人，却改变不了社会制度，改变不了社会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