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与北新书局的关系

    作为新文化事业在新潮社时期，也就是正处在北洋军阀下的时期，有一些人，打破岑寂，在文坛上揭发黑暗，大胆地，无拘无束地发言的以《语丝》为首，又以与鲁迅不无关系这一点上，就我的体会来谈谈与北新书局和李小峰等人的来往关系。我只是就鲁迅这个角度来回忆一番这个在当时被看作新文化园地的一角的一点滴，作为个人意见提出罢了！

    “小峰这个人胡涂”，“小峰胡涂透顶”，这是鲁迅常常提到李小峰时说的一句评语。鲁迅比较和李小峰多所接触，是在李小峰刚刚毕了业，在中国大学讲课，不受学生欢迎，又没有其他职业，于是在创办《语丝》时李小峰就在新潮社的名义下与孙伏园、章川岛等出版起《语丝》来了。原来至多希望能收回本钱，只印它一千五百份的，却意外销到七八千份，成为当时销路最大，内容最合读者要求的一份刊物，因而远道订阅，先汇下款项的来信如雪片飞来，奠下了物质基础。同人们又不收稿费极力支持，而鲁迅的攻击时弊的杂文，像匕首利剑一样击中敌人要害，合乎青年们思想苦闷，寻求光明找觅出路时人们心目中具有斗争或鼓舞、反抗性的读物，为继《新青年》后的一个比较不可多得的文化产品。故其推行全国，不胫而走的给人新鲜感也特别明显。尤其读者是在这里首先爱读鲁迅的作品的。从思想性以及行文的体裁、风格，也就是杂文形式的开始，都给人们一种新颖精彩的感觉。鲁迅也不辜负读者的期望，尽可能地拨出时间，提出大众所盼望解答的问题，为《语丝》写文章。这原是为读者设想，却从未料到为《北新》也就此奠基了。那是在1926年鲁迅离去北京以前的情况，又除《语丝》外，当时还有《京报副刊》《莽原》《国民新报副刊》等定期刊物，自然还有单行本，如《热风》《呐喊》《彷徨》等书的陆续出版，为当时文化界增加新的力量，使得北新也因鲁迅等人的写作而树立起新文化的招牌来了。牛耕田，不吃谷；鲁迅写作不计较版税的收获，这就是人所共知的北新与鲁迅的关系。甚至在有些人眼里看到鲁迅对这个文化事业有些偏爱，然而又不明白鲁迅和北新请律师算账是怎么一回事。

    1927年10月鲁迅从广州到了上海，看到上海杂志凌乱的插画，就建议《北新》半月刊每期加入“从法国革命后直讲到现在（1927年）”的《近代美术史潮论》（见1927年12月6日致李小峰信）。书中既有插图，系统的介绍了近代美术，又由鲁迅每期“再附译文十叶上下”，使“读者也因此得到有统系的知识”。后来北新照着办了。鲁迅原是珍惜这块新文化招牌，助他做些有益于人的事，又苦心地“可叹可怜”旧中国出版界和读者知识的欠丰富，但也使北新的出版旺盛起来了（以上引文均见同上）。同时又继续了《语丝》在上海的出版。由鲁迅编辑，后又加出一种专以翻译为主的期刊《奔流》，好像鲁迅俨然为北新书局专门卖力工作似的，其实不外是一切为了文化食粮的丰富，为了知识界增添新的因素起见而已。

    回想《语丝》自创刊一出，读者纷纷抢购，把原来拟印一千五百的计划打破了，重版连印至七次之多，李小峰等喜出望外。这意外的畅销表现了当时知识分子界的苦恼于时代环境的逼压，一旦有能代表其心声，都极力拥护。因此《语丝》就一帆风顺地突跃前进。而利之所在，却又多不过问。《语丝》除了印些稿纸分发写稿人之外，每月集合有关系的人吃一通馆子，聚谈一下。这种聚会，鲁迅从来不参加的。积存还多，就陆续印了些书。《呐喊》《中国小说史略》等也轰动一时，为读者所爱好或作课本，于是北新书局在翠花胡同挂起招牌来了，这时为文化事业而努力，北新还是单纯的。因此同时反对旧礼教、反封建以至反对帝国主义，自“五四”以来即成为新文化的旗子。李小峰也知道这个招牌响亮，对杂文也知为读者所欢迎。后来与现代派斗争，攻击那批投靠军阀的吧儿狗们，至今读着鲁迅这些当时战斗性的一针见血的文章，后来收在《华盖集正续编》还虎虎有生气，为当时死气沉沉的旧社会投下一颗连珠响炮。为测验读者，最好的评价，周作人的《点滴》销路并不见佳。鲁迅的《呐喊》等书则销路至畅，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北新对鲁迅的出版方针与政治思想就得顺应不违，这时的北新是相当尊重鲁迅的。鲁迅除此达到新文化事业的推广外，也没有更多的要求，所以他的《呐喊》虽然畅销，但在当时卖了以后，鲁迅亦未结算版税，就是明证。

    这一切由于鲁迅自己对文化活动的看法，始终是不采取靠卖文为生的态度的，始终是自己掌握了主动。如果仅只是依靠卖文过活，则必有所迁就，对书商以营利为目的的投机性要听从。对思想的束缚性也被环境所迫而不能运用自如，独立思考了。所以他对书店的态度，取我行我素的不受牵制态度，如有不同其主张的，宁肯别家出版，或自行印出。其所以开始对北新有几许帮助之意，“我以为我与北新，并非‘势利之交’”，又说“但在当初，我非因北新门面大而送稿去，北新也不是因我的书销场好而来要稿的”。（见1933年1月2日鲁迅致李小峰信）但到后来“销场好”了，新文化招牌打出来了，李小峰的店面由个人接近文化而改成家庭商业投机，走反动路线，这时就必然对鲁迅冷淡，甚或恐怕因鲁迅而受政治牵连，于己不利。他的第二个哥哥仲丹插入，在上海也有了分店时，招牌依旧，但已经有了商业化的变色，另搞别的生意。从1927年鲁迅到了上海，看到书店重心南移，住家在新闸路，店面在四马路，小峰一面对鲁迅貌为拖住，以便仍捧住灿烂发亮的新文化招牌，一面任令家庭圈子扩大，以做伪县长的大哥李志云和其妻妹等辈操纵其间。以出版事业为博利工具，每遇外地订购书信到来，大家抢着窥视有无汇票在内，谁抢到手，谁就先得，店事、业务、出版计划、一切措施，无不从这方面着想，诚腐败透顶，把崭新的一个新文化招牌毁坏于俄顷。就连招来的驸马，也并不高明，主张“顺而不信”的那位赵老爷，早已在文坛上腾笑众口，而北新的出版路线，也早已变质变态。只求有利可图，不问张三李四：先出《性史》，后卖《情书》，鲁迅《教授杂咏四首》，咏北新关系的占了一半，鲁迅的慨叹，实亦情见乎词了。

    鲁迅在上海的工作大部分编辑、写作、出书，1927年计给北新出了《唐宋传奇集》，编《语丝》《野草》，1928年在北新出了《思想、山水、人物》《而已集》，为《北新》半月刊每月译《近代美术史潮论》，编《奔流》，差不多整个工作重心都放在这里了。但从北新的对待鲁迅态度是怎样的呢？看看鲁迅给白莽的信：“《奔流》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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