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内山完造先生

    内山先生于1959年9月19日到达了北京，他寄予无穷希望的中国首都。一下机场，就喜笑颜开地称赞他解放后第三次到了北京，惊叹于机场的新建筑，短期间建成的堂皇富丽的新型大厦。再经过修整的林荫大道，鲜花簇锦的路旁美景，他高兴得手舞足蹈，有似小孩般的不肯安静，兴奋到了极点。

    这次他是以“日本友好协会”副会长的身份，应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的邀请，来参加我国建国十周年的庆典，并拟在中国休养一个时期病体的。所以他不是个人来华，而是携了他的夫子内山真野女士一同来的。但不幸，由于日本政府在签证上给了他许多麻烦，几经奔走才得到签证，这使七十四岁高龄的带着病的老人深受刺激。长途飞行自然也难免劳累，但我方招待人员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在中途郑州曾休息一夜），加以一路上从广州到北京所看到的伟大建设，深深打动了这位老人，两三年的不见，又看到另是一番景象。在酷爱中国有似他第二故乡的内山先生，经历过中国反动统治的时代，又经历过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时代，那时候到处是满目疮痍，民不聊生的、生活得苦难之极的中国人民，今天由于党的一切为了人民的无比壮观瑰美的努力建设，老人除了极称赞之外，甚至向家人表示，死了也要葬在中国上海，没有想到这句话成了他的遗言。由于中国在党领导下，愈是巩固，愈是加速前进，愈是刺激他回过头去看看日本：当我1956年到日本去参加反原子弹大会时，内山先生无日不陪伴在左右，每看到美帝国主义在日本霸占了极好的地方做它的军事基地时，听到一个初到异国者称赞其景物美丽的词句时，内山先生就总是补充一句“好是好，但不是我们自己的了”的意味深长，令人警惕的话语。也就愈益感到他爱祖国的感情深挚，愈觉得中日友好对挽救世界和平的必不可缓。因而他自己更加忘我地致力于两国友好的工作。在来华之前，听说他曾走遍日本各个城市，宣传中日友好。在反动的以勾结美帝国主义为荣的岸信介政府下，内山先生卓然行其所是，为中日以及世界的和平谋幸福，是从痛苦的经验觉悟到，这才是拯救日本的唯一道路。说起这信念的始终在他脑海里旋转，也不是一朝一夕。是因为他从大学毕业不久就到了中国，几十年在中国看到压迫统治者对人民的残酷，帝国主义侵略奴役下生活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样子的，深深教育了他，启示他。又看到新中国人民真正翻了身，做了主人的豪迈气概，因而对日本人民要求对中国友好的行动更加坚决彻底，对中国党所领导的国家前途光明无量，伟大无边的乐观主义精神所鼓舞。听说他临来中国之前，每到一个日本城市，就把这新中国同样内容的称赞介绍一番，再昭告日本人民要和中国友好才有前途的话，说了又说，不止一次的谆谆告诉日本人民，甚至振奋过度，在日本就病倒了。经过医治了一个时期，稍稍痊可，就应中国的邀请而来了。这是最近，也是最后的一段，在内山先生逝世前，（看到他）几十年生息于其间的中国成长地前进、具有无限光明，而同其快乐的光荣的一页。我相信，凡是有志于为日本前途奠下了和平基础的人们都不会忘记这位献身于和平事业的至终不息的慈祥老者的。

    谁都知道鲁迅在上海的十年间和内山先生有浓厚的友谊。鲁迅在上海的反对反动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行动，以鲁迅深明铁的纪律，有些事连家内人也不谈的。我们可以体会到即是深厚友谊如内山先生的，也有一定的限度，这是我们可以深信不疑于鲁迅的。然而从二十几岁就到中国，见过中国许多变乱奋斗历史的明眼人如内山先生的，未必不耳濡目染于鲁迅的救中国，献身于中国的崇高品格。尽管执业各有不同，以接近的亲切而论，至少在鲁迅逝世后必大明白了。至少在日本军国主义失败，美帝国主义占领了整个日本，挟持日本，扩充军备，为再一次以日本人民作炮灰的行为，在七十四岁高龄，饱经世故的内山先生是一步步深入，一步步更加了解鲁迅的为人。而鉴于以前的旧中国卖国政府压迫人民，无时不被内山先生看在眼里，就更加觉悟到：现在的日本如同他所见的旧中国一样。在这样环境之下生活的内山先生，其痛苦的心情，因而更积极地做两国友好工作，想从此找出解救日本现状的唯一办法的心情是可以体会的，因为我们是过来人了。

    表过最近的内山先生情况，就我所知来推测一下内山与鲁迅关系，两人都是“盖棺”或者可以“论定”了吧，但我对内山先生只是从旁了解一二，加以揣测，还是不能作“论定”的。只是就我所见闻的略述所见，确否还待事实再作证明才对。

    我们经过广州的大革命后，屠杀青年的阴森森的时日里，在1927年10月3日到达了上海，过了两天即5日就去到四川路的一个浅小胡同叫魏盛里的一间日本书店。那是住家兼店面的，在胡同最后的一家。对过也扩充了，似乎一面卖些文艺或理论书，一面是卖些期刊杂志什么的，也有些中国店员或日本店员，这都没什么关系，横竖鲁迅操得一口满好的日语可以表达意思，直接选购要买的书。

    当开始去到书店的时候，第一次买了四种共四本书，我是同去的。我们的朴素的衣着并不打动人，鲁迅似乎还带些寒酸相。后来鲁迅逝世了许久的时候，在这店里当过店员的一位王先生还告诉我一个有趣的故事：当我们一到店里，他们打量了鲁迅这般模样之后，店里负责的一个日本人向王说：注意看着这个人——鲁迅，他可能会偷书。这是难怪的，当时来店的一些读者很随便，尤其搞美术的，有时内山书店很好的一本书，却突然插画没有了。内山的哲学是不要声张，怕因此减少来客。他的书店又相当拥挤，就在这拥挤之下失掉了一些图片的经验，在这个店内时常会遇到的，补救的方法只是尽可能地注意。鲁迅就曾经被这样注意过，但出乎意外的是像这样没有购买力的人会忽而选购了一大叠书。这里用内山先生回忆，他们认识的开始是这样的：

    有一天，那位先生一个人跑来，挑好了种种书，而后在沙发上坐下来，一边喝着我女人进过去的茶，一边点上烟火，指着挑好了的几本书，用漂亮的日本话说：

    “老板，请你把这些书送到窦乐安路景云里××号去。”

    现在，那屋子的门牌我已经忘掉了；当时，我立刻就问：

    “尊姓？”

    一问，那位先生就说：

    “叫周树人。”

    “啊——你就是鲁迅先生么？久仰大名了，而且也听说是从广东到这边来了，可是因为不认识，失礼了。”

    从那时候起，先生和我的关系就开始了。

    ——《鲁迅先生纪念集》

    事实是，鲁迅头一天到内山书店并没有见到内山先生。看似会偷书的那位客人意外地买去四本书之后，这是在10月8日由旅店搬到景云里寓内的事了，经过了又一次的到店买书，被店员向内山先生报告了这不寻常的奇遇，经内山先生有意识地探出是谁之后招呼起来的。

    因为住居的近便，鲁迅每每散步似地就走到魏盛里了。内山书店特辟一片地方设了茶座，为留客人偶叙之所，这设备为中国书店所没有，是很便于联络感情，交接朋友的。以后这个环境被鲁迅所乐于前往，几乎时常的去，从此每去必座谈，除非有别的事情未能外出。后来又作为约会朋友的地点，那是在书店搬到北四川路底坐北朝南的一间具有楼上的地方后，那是比较后来的事了。

    记得到过魏盛里几次之后的某一天，有个妇女从店后走到外面去，经过我们身边，内山先生就指向我们说：这是郭沫若先生的日本夫人，并且又说到郭先生曾住过他的店内。到后来日子一久，了解得更多了。郭先生住在日本，每有写作，寄回中国，都是内山先生代理，收到稿费之后转交给日本夫人，再由她买成中国土产带回日本去。内山先生这种为避难的中国朋友尽其一臂之助的高贵友谊，我们很早就知道。而在1930年3月鲁迅因参加左翼作家联盟成立会之后，被敌人追踪，空气极度紧张时，就同样的，内山先生从郭先生身上把这分友谊转移到鲁迅身上，一样地给予避难场所，达一个多月之久。

    我们之所以深信不疑，是从闲谈中内山先生曾经用过这样的话以表明他的态度：“就是不出卖朋友的人，在日本人中也有的。”这就无异明白地向鲁迅表示：请你放心，我绝对保障你的安全！我们过细地考察，内山全家连店友在内，对鲁迅的好意确实如此。

    而且很抱歉地，内山先生招待鲁迅在他的家内，还不仅是款以饭食的简单招待而已，记得海婴才半周岁的一次，鲁迅避难的时候，正全部牙齿患病，需要扫数拔去，连牙床也须切开动手术磨去一些不平的齿槽的时候，牙肉浮肿，经过一个多月才得愈合好的期间，要吃流质或半流质的东西，病人在避难中是很不方便的，这时为了照顾病体的早日恢复，内山夫人多方设法就营养有利的方面设想：给以稀粥、牛奶、鸡汤之外又加了亲自磨成碎粉状的苹果佐吃，以增进健康的早日收获，这些使我看到除惭感之外，自觉就在家里住也许还没有这样的周到呢。这披诚相待的友谊，相互之间彼此不觉又增进一层说不出的人类互爱感。在久经患难之际，得此弥足珍贵的款待，真好像是对鲁迅视如家人，我们怎么不感动到极点？

    在有了通家之好的友谊之下，内山先生也坦怀相见，说出他的身世梗概给鲁迅听了：

    原来内山先生在大学毕业后和旧中国的大学生没有两样，“毕业即失业”。他不得已在街头卖报，跑号外。不知怎么一来跑到了中国，足迹几乎踏遍了各大城市，后来又到了上海。他借以为生的是在中国卖“大学眼药”。在上海又贩卖了严大德堂的脚气病药到日本去。说也奇怪，日本人脚气病真多，用了脚气病药几乎是药到病除。据说曾经有患病回国的水兵，用药见效之后从船上又重新下船回来了。想不到在上海附在茶叶店出售的并不见知于国人的中国成药，在日本如此灵验如神，内山也因此留居上海。这回重来中国，是深信中国医药，能治疗他的沉疴再起，说到中国服些中药，他就会好起来的。不料到达的当日就以脑溢血不及救治而逝世，但中国医药的见称于世，确为内山所深信不疑，予以无穷期望的。

    内山很尊重他的夫人，时常称道内山书店的成立是靠了夫人之力的，有时甚或谦逊地说，她才是老板。原因是他们都是基督徒，当内山走码头、买卖药品的时候，夫人闲着无事，就在寓内摆下铺板，卖些圣经，间或夹杂些妇女月刊、杂志，那是偶尔兼卖的性质，却居然意外成功。买的人一多，杂志生意做起来了。又及其他，文艺书籍销路也有了。久之就夺去了圣经的地位，成为不折不扣的内山书店。内山先生就把卖“大学眼药”的生意移交给他的亲戚，俨然成为书店老板。这故事他是津津乐道的。成为海上冒险家的内山先生，他是有一套成功秘诀的：

    因为出身是基督徒，而又比较属于善良的一类，更兼自己经受过艰难困苦，所以代人设想，体会别人艰苦也比较一般商人唯利是图的孳孳营利，有利忘善的胸怀宽大些。这是我们的体会，见诸事实是：他对店员不怎么压迫，给他们租公寓，有病替职工治疗，这较之中国旧式店东对店伙是开明得多的，因之中国店员都很安心工作。有犯错误的，他也不直接干涉。有两条线在管理着他们：凡是日本店员，有一位高级日员管理，凡介绍进来，应做职务，应行教育，都由他负责。中国店员的引进以及一切应该做的，也有中国的王宝良带头。内山只要通过这两条线行使自己的兴革任务就好了，所以他可以腾出身体做些社会活动、个人交际，有空就在店内工作，从早到晚，每日如此，似与店相干又似不相干，而凡有社会活动，对店务也有好处，这是一面。

    例如对鲁迅，他尽了朋友责任，甚至好友的责任。鲁迅因为避免政治上、人事上的纷扰，我们的住处经由内山先生作为店员宿舍去租赁的。房屋、水电、煤气都是先交款给他代办的。因之通信处就不便直接收发，也统由他们代理了，这是生活的一种权宜办法。

    内山先生也细心选择，限于几个店员知道我们住处，经常每天上午，由我到店看有没有书信，或下午鲁迅自己去取。所以劳动店员的机会是不多的，但总难免与书店有关系吧，所以在1934年8月又一次的避难，是因内山书店的某店员被捕，鲁迅为慎重起见，也躲藏了一个时候，住在千爱里内山家内。

    再就是约会。鲁迅每于约定前先到店内等候。简单的，不妨事的就在店内茶座相见了。稍费时间的，须要秘密的，就另找地方，陪去别处。或鲁迅自己领去附近咖啡店，亦有时在书店后面的千爱里内山先生家内见面。这些多式多样，视情况而定，无非都为了避免引起注意，比较得到安全而已。这是对鲁迅给予便利，对革命工作有好处的，我们深致感谢于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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