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所谓兄弟

，自具一肴，此可记也”的话。到7月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鲁迅在横逆忽来之下，带着连日患着的齿痛，到8月2日搬到砖塔胡同去暂住。这期间，又带病看屋，另找住处，接着母亲又生病起来，又陪去看病。到9月24日，鲁迅真个病起来了，24日记着“咳嗽，似中寒，”第二天又记“夜服药三粒取汗”，到10月1日“大发热，以阿思匹林取汗，又泻四次”。但一样的去讲课。10月8日又记着“以《中国小说史略》稿上卷寄孙伏园，托其付印”，自后一面仍教书、看屋、诊病，到11月8日才记着“夜饮汾酒，始废粥进饭，距始病时三十九日矣”。

    在周作人亲自送来的一封信，外面写“鲁迅先生”，信里面除了同样的称呼以外，开头的一句是“我昨日才知道……”，从这几个字毫无疑问是听信别人之言了，鲁迅要追问情由，然而周作人毅然不顾。到了1924年，鲁迅经过脅痛，校医云是轻症肋膜炎。3月间，似乎是在“闲居养病，虽间欲作文亦不就”。但到4月的日记，除日常工作外，又看到“寄季市以《小说史略》讲义印本一束，全分俱毕”的完成另一件工作告诉朋友。

    在又一次的“看屋”“修理”，经营复经营之下，于1924年的5月25日“星期 晴 晨移居西三条胡同新屋”，在日记中作一记录。到了6月11日的日记是“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詈骂殴打，又以电话召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这寥寥数语，亦可臆测大概。其实更有甚于此的，据鲁迅告我：见他们的气势汹汹，叫朋友帮忙的态度时，鲁迅就说：“这是我周家的事，别人不要管。”张、徐就此走开。而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铜香炉，正朝鲁迅头上打去，又经别人抢开，才不致打中，这时候又数说了许多不是处。鲁迅当时就答说：“你说我许多不是，我从在日本起，因为你们两人每月只靠留学生的一些费用不够，才回国做事帮助你们的，这总算不错了罢！”当时周作人一挥手（鲁迅学做出手势）说：“这以前的事不算！”就这样闹开了。事后听鲁迅分析事情的经过说：“周作人曾经和信子吵闹过，结果她闹得比他还凶。自此周作人考虑到，要对家内求得安宁，就得把阿哥牺牲也在所不惜，二者相权，是较为得计的。”但现在阿哥又可以卖钱，写写阿哥的事情也可以投机，就吮吸死人也可以营养自己的身体了。如其说对阿哥怎么怎么好，那是蒙蔽世人的诡计，天晓得究竟是怎么回事。

    经过这样并不光彩的斗争而向信子软化的结果，进一步就是向敌人投降，国事、家事都一样。从此信子就更加跋扈，另一方面自然就是周作人更加迁就。那么友爱的兄长都可以牺牲了，其他自亦不在话下。从这条路线追寻下去，鲁迅说：“她们（指日妇们）刚从日本归来，住在绍兴，那里没有领事馆，她们还是处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发脾气撒泼起来，至多装晕死过去。有一回她的兄弟重久在旁，拆穿她的装腔作势，说不要理她，自己会起来的。这才把长久吓得家里人对她死过去束手无策的戏法拆穿了。待一到北京，她就跑日本领事馆，事事请教日本人，一有风声鹤唳，就扯起日本旗。”她们唯恐日本不侵略中国，日本来了，她们有好处，这就是她们的卖国目的，也就是周作人之流的汉奸卖国贼说法：中国工业不如日本，农业中国，工业日本，请日本人来治理中国的亡国政策。所以说，日本女人的看法不对，还更是汉奸周作人的卖国思想不对。鲁迅是何等样人，对这种思想暗流的日见显著，其不和是有由来的了。周作人的连处理家务也怕麻烦的性格，眼前利益又使他迷失了方向，既可做高官（伪），又有厚俸，更兼妇人的自动投靠促进，于是一拍就合，把民族利益轻于个人利益而落得个汉奸收场，这是他们兄弟二人各殊行径的大分野。这里是一个知识分子只计较个人眼前苟安享受，忘了国家民族气节的典型发挥到高度的、不可救药的程度的反面教材。后来他在北大投靠胡适，鲁迅就知道这人的不可救药。是对人们的教育有深刻意义的。鲁迅的被侮辱与损害，就在其次了。

    据鲁迅分析：“三一八”惨案发生以前，周作人的态度还是好的，是和大家一致向黑暗势力作斗争的，因为并没有直接威胁到他的生活。待到1926年9月，女子文理学院又第二次被任可澄教育总长同林素园校长率警察厅保安队及军督察处兵士四十左右，驰赴女师大，武装接收（见《华盖集续编》），到校硬指徐某为共产党，眼看当场又想捕人的时候，周作人考虑到切身利害，不敢再斗下去了。曾在《语丝》96期《女师大的命运》那篇文章上，岂明（即周作人）说：“经过一次解散而去的师生有福了。”其意即指留下的人是不幸的。不幸而要幸，流亡生活又不舒服，则惟有朝着当权者的旨意行事，则不难设想：谁当权就顺从谁，个人目前既得温饱，又免于政治（汉奸霸占的局面）的迫压，事后还可以打扮自己为入地狱的菩萨，总胜落入日本人之手一筹，以告无罪于人的苦心撒谎话，冀求人们谅解以自解嘲，终至于其所行为，前后判异。以与鲁迅的骨头最硬，绝不妥协的精神迥异。一则只顾个人，一则全为大众，距离稍异，总账则悬殊实甚，真可谓履霜坚冰，其来有自了。有时鲁迅又会意味深长地说到自己：“我幸而跑到南方来，看到、学到许多有意义的教育，如果仍留在北京，是不会有那么些东西看到的。”但周作人却对人说；“我不到南方去，怕鲁迅的党羽（指左联的人们）攻击我。”黑暗的土拨鼠是见不得光明，就自在瞎说。这些年来党和政府的宽大，不但安排了他的生活，还让他安静地写作，这不就证明了他对党的不信任和自己的卑劣无耻吗？生存决定意识，物质环境之于人，关系甚大。过着苟安的生活，只知有己而不知有别人，以榨取别人为得计的一张伪善者的态度，诚如夏虫之不足语冰，转瞬秋凉已届，则成为寒蝉无声，于人无益，于世无补的生活。在我们今天学习了社会主义教育，一切为了社会主义，忘我地劳动，忘我地生活。把舒适的生活放在后头，留给别人，这是伟大的社会主义风格。我们不会有而且唾弃周作人式的只图自己免于劳累，由着别人供我效劳的生活方式，也就痛恶这种生活方式而以为鉴戒，这就是写这回忆所想到的、所要说的话。当然周作人之流看了是不会欢迎的，然而这是事实，是千千万万研究鲁迅所关心的事实。

    话又说回来，鲁迅虽然在上海，但每每说“周作人的文章是可以读读的”。他的确是这样，不因为兄弟的不和睦，就连他的作品也抹煞。每逢周作人有新作品产生，出版了，他必定托人买来细读一遍，有时还通知我一同读。如1928年9月2日，日记上也曾记着：“午后同三弟往北新书店，为广平补买《谈虎集》上一本，又《谈龙集》一本”。又1932年10月31日，买“周作人散文钞一本”。这可见他的伟大襟怀，在文学上毫没有因个人关系夹杂私人意气于其间，纯然从文化上着想。这又可以看到鲁迅的批判看待每一个问题的态度，也正是马列主义分别看待问题的方法。而我们党直到今天的给予周作人某些文化上的工作，如果我的体会不错，是否也是说明，在党的领导之下，虽一得之长，都不会遗弃。即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何等伟大意思。也就是说，虽然以周作人的做过汉奸，不耻于国人，但是党还是望他有所贡献，其他右派更不用说了。

    读者是会关心的。有读者问：“为什么鲁迅被八道湾赶出？”又有读者写信来问：“八道湾似乎是地名，它怎会……”我每次收到这样的询问就要分别写回信，很费一番唇舌。这回总算依照鲁迅当时说的话，回忆其梗概，加以叙说了。不过这里还只是扼要地说，就鲁迅口中说的分析经过。其他事实琐屑，与夫信子们的日本军国主义思想，1947年，北京西三条封存起来，她们还集合了一大伙伪宪兵人等往鲁迅故居接收房屋，搬移用具的蛮横动作，可证明她们凌驾一切，奴役中国人民的思想，和自高自大，旁若无人，至今还存在着变天思想，因不在本范围内，故从略。

    至于周作人，解放后写过了《鲁迅的故家》《鲁迅小说中的人物》等等，仿佛在人前看来是鲁迅的好兄弟似的。他家没有被查抄，还保存有与鲁迅讨论学问的书信未交出来，可能还有鲁迅的旧作存在彼处，如果他真的是修晚年之好，痛念前非，毅然把他收藏有关鲁迅著作部分全行献出，以赎前愆，还可冀求见谅于国人，这才符合于事实。否则伪作友好，写再多的“故家”“人物”，仍是逃不过“虚伪”的一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