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厦门和广州

    当北京“三一八”事件之后不久，政治还是那么黑暗。我们料想：中国的局面，一时还是不死不活的拖下去，但清醒了的人是难于忍受的。恰好这时厦门大学邀请鲁迅去教书，换一个地方试试也好吧，鲁迅就答应去了。其时我刚在暑假毕了业，经过一位亲戚的推荐，到广州女子师范学校去教书。

    临去之前，我们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我们做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决定：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棋的行动，对自己经过一时期的斗争，为另一个战役作更好的准备，也许较为得计吧。最低限度，例如至少有半年不挨饿的预备，再斗争起来，胆就会更壮些，力量会更充足些。因此我们就相约了做两年工作再见面的打算，还是为着以后的第二个战役的效果打算，这是《两地书》里面没有解释清楚的。

    抱着美好的幻想到了厦门，头一个遇到“双十节”，当时使得鲁迅“欢喜非常”。是因为北京在北洋军阀统治了多年，“北京的人，仿佛厌恶双十节似的，沉沉如死”。大凡人对某一件事的思想有了不同，则感情上也自然产生爱恶两样极相反的态度。鲁迅在北京，对过年的鞭炮声也听厌了，对鞭炮有了恶感，这恶感是因为北京的鞭炮声代表了陈旧腐朽的一面，所以厌恶；而厦门的鞭炮声带来了新鲜希望，所以就“这回才觉得却也好听”“欢喜非常”了。再看他的比较：“听说厦门市上今天也很热闹，商民都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不像北京那样，听警察吩咐之后，才挂出一张污秽的五色旗来。”（以上均见《两地书》）从挂旗上，鲁迅判别出自动与被动，觉悟与不觉悟，当家作主与否的精神来。而又说明了北京人民之所以如此反应，是包括这一面旗，代表了与他生活无关的事件的反应，是麻木状态下无动于衷的反应；是军阀的压制所表现于行动的一种无言的表示。其时国民党刚在孙中山三大政策：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下来庆祝节日，所以鲁迅差强人意地认为：“此地的人民的思想，我看其实是‘国民党的’的，并不怎样老旧。”（见《两地书》）

    同样的“双十节”在广东，“一面庆贺革命军在武汉又推倒恶势力，一面提出口号，说这是革命事业的开始而非成功”，这原来蕴藏着国共分裂，排斥共产党人的阴谋，而违反孙中山路线的企图这时已有了。所以群众在表现上并不因打下武汉而特别高兴，自然在庆祝大会的会场上只看到“雨声、风声、人声”将演讲的声音压住（见《两地书》第五十五），闹嚷嚷乱哄哄的混作一团。这天我是带学生游行，亲眼看到这种情况。正好上海的《新女性》杂志索稿，我就写了一篇《新广东的新女性》投出，说明我在广州看到的女性并不新，还是娇滴滴的小姐式，应付了事的态度多，认真庆祝的少，与“三一八”时北京的女学生奋斗争取达到游行目的的情形迥异，和厦门鲁迅所喜欢的也不同。作为窥测气候的一面镜子来说，是令人失望的。

    我一到广州，听女子师范学校负责人的谈话，是要我做“训育”的事，这当然就应当交出我从北京带去的“国民党”的关系证件了。但校方负责人叫我慢点交出，我因初到，不便多问，但这事就此搁起，后来我听说邓颖超大姐在省党部工作，我要去看看久别了的，我所景仰的邓大姐，在校方一打听地址，又叫我最好不要去。我对于这些因初到都觉得有些诧异，以为必是学校过于谨慎，既然这样，我就听信了一半，把证件不交出，也就是和国民党的关系断了。后来才晓得，国民党内部如此复杂，大别之有左右二派，派之中又有无数小派，无怪学校方面叫我暂不交出了。若一交出，交给到哪一派都有为难，若在右派手里更不得了。所以不交出还是比较妥当的。但叫我不去见邓大姐，却万万不能够。我暗地里找到省党部，不在；我又设法找到她的寓所，见到了渴望已久的亲大姐！叙了阔别之情，亲切地告诉我黄埔不招收女生，所以没有写回信（我以前写信向她打听的）……谈了许久的话，现时不能一一写出了，但记得还在她那里食了一顿饭才走的。

    后来又见到一位同志，是李春涛。他本来在北京当教授，和杜老（守素）同住在一起，那时许多人都想丢开教书去干革命，澎湃同志首先南下了，接着李春涛、杜老也计划离去。他们那时住在北京地安门内南月牙胡同，经过同乡介绍，我到过他们住的“赭庐”。门也油着红色，表示赤化的思想，但没有遇见一个人。后来在1925年的4月5日，在东安市场的森隆见面了，当时还有些什么人一起同席，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只记得他给了我很多鼓励，并约毕业后回到广东去做事，临别时又送了我一本书，说这本书他看过了，还不错。我翻开里页看到写着：广平先生惠存春涛敬赠。另一页又盖着：“李春涛读书章”几个字，并有他订正补充的文字，具见革命者的认真不苟的工作态度。在国民党开代表大会，他以代表身份到广州来的时候，那时在广东是第二回的见面了，他很高兴我真的回到广东，并且邀请我到汕头去，无论教书，做妇女工作，做报纸宣传工作都可以想办法，总之那面缺人得很。那大约是1926年的冬天。后来广东女师的风潮闹起来了，一时离不开，到了国民党右派极端猖獗的时候，学校里右派分子非常蛮横，写恫吓校长的信，在学校内滋事，校外又有互相呼应的右派学生会和管理青年的部，可见事情的并不简单。详细情形，这里不多说了。但我并无恋栈之意，以为不管怎样，负责到告一段落的时候，交代得过去才可对得起学校。后来知道各个负责的都另有工作了，我就想也卸仔肩，去汕头应李春涛同志为革命事业多找些人工作的伟大心愿之约，哪晓得他为革命事业不惜费尽苦心的一个人，在大革命时期被国民党反动派暗害了，在汕头连尸首也找不着。我手头留着烈士一本书，永远纪念他为革命献身的精神，为鞭策我们工作的力量。同时我走向革命，学习得到进一步，并且离厦门近便些，有机会还可以去安慰安慰鲁迅愁闷于校方工作的苦情。但我给厦门的鲁迅解释得不够详细，倒引起他的牢骚来了：“我想H.M.不如不管我怎样，而到自己觉得相宜的地方去，否则，也许因此去做很迁就，非意所愿的事务，比现在的事情还无聊。”同一封信的深夜，又添了几句：“我想H.M.正要为社会做事，为了我的牢骚而不安，实在不好，想到这里，忽然静下来了，没有什么牢骚了。”（见《两地书》第八十一）这里越是说没有什么，正表明有什么，我因此考虑：同是工作，要我自己闯，可能也多少干一些事，但社会是这样复杂，我又过于单纯，单纯到有时使鲁迅也不放心，事情摆在面前，恐怕独自干工作是困难的了。既然如此，就在鲁迅底下做事也是一样的。这样的想法一决定，就不去汕头了。以后也没有改变了这决定。

    那时鲁迅已经应了广州中山大学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的职务。我名为助教，实则协助鲁迅和许寿裳的有关教务的准备教材和生活方面的工作。鲁迅后来搬到白云楼，为的好有一些时间想想写写，自己支配自己的准备业务工作。其时郭沫若先生已经去了武汉，鲁迅所理想的文艺运动，想和创造社联合起来，结成一条战线，共同向旧社会旧势力展开攻击，而且作了最坏的估计，向朋友述说他的打算：“至多不能回北京去。”这表达了鲁迅出京以后，在厦门的服吃鱼肝油等补药的一种充分积极从事于准备另一战役的态度。可惜局势的变化，使得郭先生等已无法留在广东，联合战线已经无法达到。除了许寿裳一人之外，并没有可以与言的人，鲁迅深深感到孤独的悲哀。幸而党的领导像明灯一样照耀着每一块土地，鲁迅也有机会见到另外一些党的负责人，如陈延年。鲁迅正在考虑：如何把党的精神传达到工作中去，可能效果大些。突然，4月15日清晨，我的老家人“阿斗”跑到白云楼来，惊慌失措地说：“不好了，中山大学贴满标语。叫老周（鲁迅）快逃走吧！”我急忙走到楼下，看到下面有许多军队，正在集合听指示，仿佛嗅到火药气味，大约就是有什么举动了吧？看看河对岸的店铺楼上，平时作工会办公处的，这时也有些两样了，似乎在查抄。我一口气奔到邓大姐住处，打算告诉她所见所闻，通知她小心些，待到得门前，它拉起铁门走不进去，我急忙叫人，大约太显得惊慌吧！里面出来一个青年，彼此还认识，我就把我的意见向他说了，他这时才告诉我：“大姐已经走了。”我如释重负的回去，叫醒了鲁迅，告诉他不平常的一幕。待到下午中山开会营救被捕青年的时候，他精神早已有所准备，明白这又是无耻的不忠诚于革命事业的黑暗勾当。学校负责人是公开宣布过带领着学生往左走的，这回却反过来大骂共产党，说这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该服从党的决定，不能再有异言。鲁迅悲愤填膺地力争，坚持营救学生，未获通过。仅有一二人先还似要响应鲁迅的话的，到后来看情形不妥就不开口了，结果力争无效，鲁迅独自宣布辞职。回到白云楼，把经过一一向许寿裳细说，且说且气，连晚饭也未进一口。这个血的教训，比“三一八”又深一层了。在国民党旗帜之下，在国共合作得来的胜利之下，居然背叛革命，公开屠杀，有些是失踪，有些是在病床上被扼杀的，比北洋军阀还黑暗，无怪鲁迅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了”。

    困难的是在“目瞪口呆”的局面下还一时不能走出。许寿裳先生6月间已先离去了，鲁迅还是在酷热的西窗下日夜执笔做着工作：《野草》《小约翰》《朝花夕拾》《而已集》《唐宋传奇集》等相继编写完成，尽量利用有限的时光，做他严肃紧张的工作，随时随地都不浪费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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