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樵通志

    一

    今天我們講鄭樵的通志。鄭樵字漁仲，和朱子同時稍早。我曾講過杜佑通典，這是中國史學裏相傳三通的第一部；鄭樵通志是第二部。不多年，下到元初，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是第三部。在馬端臨通考未出以前，大家看重杜佑通典。自通考出世，一般人都讀通考。通志比較最不受人注意。但到了近代，像梁任公，就特別推尊鄭樵通志。因通典實際上是一部講制度的書，而通志意義則大不相同，範圍擴大，非復政治制度可限。

    通志有一總敍，開首即說：

    會通之義大矣哉。

    他特別提到這「會通」二字。究應作何解？我們首該注意。他又說：孔子六經之後，惟有司馬遷的史記：

    所可為遷恨者，博不足也。

    做學問要能會通，就先要能「博」，博了才能通。學愈博，則所通愈大。鄭樵嫌司馬遷不够博，乃是就他所寫的通志來作批評。實在史記與通志兩書體制不同，未可相擬。大抵鄭樵之學，博而求通，而不免於多偏，其開始總敍即可見。

    鄭樵又說，著書都不免要採前人之書，然亦「必自成一家之言」。像司馬遷史記，即是能成一家之言者。從孔子春秋以後，能有制作規模，成一家言的，就該是司馬遷的史記。至於班固漢書，則並不能成一家言，遂失會通之旨。蓋須博而能通，始成一家言。若一開始便專門在一條線上，不於博後求通，則不能成為一家。

    鄭樵又說，遷、固像是一龍一猪。後代史家都棄遷而用固，斷代為史。像劉知幾更是尊班抑馬。在鄭樵意思裏，很看不起斷代為史，把一代一代隔斷了來寫歷史，則「無復相因之義」，也就不見有會通。

    他曾舉出幾點，如曹魏定稱吳、蜀為「寇」，如北朝就指作東晉作「僭」，南朝則謂北朝為「索虜」，北朝又稱南朝為「島夷」。又如齊史稱梁軍曰「義軍」，這就更不通，應稱「叛軍」纔對。只因齊史由梁人來寫，遂呼梁軍作義軍。正如隋書亦稱唐兵作「義兵」，亦因隋書由唐代人寫；這和上面北稱南為「島夷」，南稱北為「索虜」，又不同。在晉史裏，晉篡魏，目忠於魏的為「叛臣」，但在魏則是忠臣，如王凌、諸葛誕、毌丘儉等。齊接宋，齊書裏稱忠於宋的為「逆黨」，像袁粲、劉秉、沈攸之等。如此之類，據鄭樵意思，都是失掉了會通，都只因斷代為史之故。

    但鄭樵這講法，也有不盡然處。如我們民國時代人編修淸史，卻反而忠淸蔑民，該不該呢？如把張勳、康有為合傳，這更離奇。只因此兩人同謀復辟。但此兩人之斷不當合傳，則是顯然的。把來合傳，則只借以發洩其忠淸之私。如今我們讀了這一部淸史，只是看不出淸朝為何而亡，看不出當時中國社會為何要革命，好像慈禧、光緖都不錯，而無端地亡了。這實是很荒唐，太違背了史法。寫歷史人儘要有斟酌，不能一意偏私。在淸初修明史，那時明室已亡，淸朝找了許多學者來修明史。這許多人，心中還是不忘宗邦，對明室還有一番忠心，但他們能痛定思痛，把明室之所以亡，都在明史裏傳達出來；所以這部明史給後人看重，正因當時那許多人都有見識，都通史學。到了淸末，學術已衰，都不能懂得史學大義，所以這淸史就難修了。

    二

    今再說，斷代寫史當然有很多毛病。在南朝梁武帝時，就命吳均來修一部通史，上自太初，接著史記修下。隋代楊素令陸從典續史記直修到隋代。此皆是有意修通史的。但和司馬光資治通鑑不同。通鑑是編年體，上述兩史並非編年，當是採用太史公的紀傳體。照鄭樵意思，也想繼此兩人來修一部通史。他的通志，共有兩百卷，開始是本紀，接下是年譜，此如史記之有表。接下是列傳，還有載記，則是史記世家之變。如五胡十六國，前趙後趙、前秦後秦之類，分題敍述，稱曰載記。所以鄭樵通志體例還是沿襲正史，有紀、有傳、有年表、有載記。而書中最重要的則是所謂二十略。梁代江淹說過：修史之難，無出於「志」，其次才是「表」。其意認為紀傳比較志表為省力。把各史的「志」彙合成書的，首推杜佑通典，次是鄭樵通志。惟通志兼有紀、傳、年表、載記，則與杜佑書體例不同。通志中之「志」則稱「略」。他共作了二十略。他的紀傳，只照鈔史記、漢書一路下來，不過稍有省益，而且亦只到隋代，唐以下大槪是沒有工夫續下。其書最要在二十略，即氏族、六書、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禮、謚、器服、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藝文、校讎、圖譜、金石、災祥、昆蟲草木等。後人對通志這二十略也特別看重，也有把來單行的，即稱之曰通志二十略，共五十一卷，佔全書四分之一。鄭樵自己很得意他的二十略，他說：

    總天下之大學術，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其五略，漢、唐諸儒所得而聞。其十五略，漢、唐諸儒所不得而聞。

    其中如職官、選舉、刑法、食貨各略，均是因襲漢、唐各史，也只是根據杜佑通典。而其他十五略，則他認為是漢、唐諸儒所不得聞。這就全是他的創作了。平心論之，他的這些，實也不失為在中國史學中一部有極大創見的書。

    三

    首先講他的氏族略。他說：

    生民之本，在於姓氏。

    中國人一向很看重姓氏，直到今天，宗族觀已漸淡忘，而姓氏則仍保存；這是研究中國社會史一個極大極要的項目。所謂中國民族，究竟來歷如何，演變如何？有絕大部分，我們該從姓氏方面下工夫去研究。鄭樵說：姓氏來歷，「左氏所言惟五，今所推有三十二類。」在此方面，我們不能說鄭樵沒有貢獻。他先已作過氏族志五十七卷，後來又作氏族源、氏族韵又七十五卷。他先已有了一百多卷的書，而通志裏的氏族略共只六卷，是已把他研究所得，精要地寫入了。我們治史的，於此一門，實當注意。

    如在古代，治春秋史，我們當通春秋時代的氏族。左傳裏所載各國氏族，驟難分別條貫，可看淸代顧棟高的春秋大事表。戰國前，氏姓分。秦漢以下，氏姓合。東漢下到唐代，又有所謂門第，這是中國中古社會新興的一些大家族。唐書裏還有宰相世系表，每一個大家族都有他們的歷史來源。這時遂有所謂「譜牒」之學。古代的譜牒是封建貴族，中古的譜牒是世家門第。宋以後，中國進入了平民社會，許多大家族都消失了，於是譜牒之學慢慢兒不講究；而鄭樵特地來研究這一問題，寫他的氏族略，眞可謂有眼光。實際上，古代譜牒之學，宋明以下直到淸代，還是存在。各有家譜，時加修輯，要到民國才斷。但如最近靑年戰士報上有一位臺灣女記者寫了一部新的姓氏書，她只把以前幾本舊書拿來簡要地鈔出一些材料，但可使我們知道臺灣某一族某一家在先從大陸那裏來，某一族某一家又從那裏來；簡單地指明，也可一看；所以此書也很受社會一般人注意。

    我以前曾想根據馬驌繹史，就其所搜羅的古書傳說，來看中國古代究有多少姓氏，每一個姓氏又分別在多少地區，和其間的盛衰遷徙；憑此來治古史，來推究中華民族之成立與轉變。在我們古史中的「氏」，就是一個國土，或是一個政治朝代；而「姓」則是一個血統。在春秋前，中國究有多少姓？一姓中有多少氏？分在多少處？我想慢慢在這裏面可以約略推論中國古代民族的分合。但我終於沒有在此方面眞實下工夫，而別人也似乎沒有注意到此。這是可惜的。要之，姓氏之學確是我們學歷史人所應從事的一項大節目，而由鄭樵開其先。

    四

    通志氏族略下面，是六書五卷，七音二卷。這七卷是講的文字與聲韻。鄭樵說：

    書契之本，見於文字。

    我們要在文字書本上來研究較早的「自然人」，首應注意血統，研究其氏姓。我們要研究繼之而後起的「文化人」，更該注意到其所用的語言和文字。西方文字是一種音符，只用來代表聲音；中國文字則是象形的，如畫圖一樣。實際上，古代西方文字也以象形開始，後來方法窮了，畫不勝畫，象不勝象，而且一切事物無可畫，無可象，只有易途向前。中國文字則在象形之後，又衍變出指事、會意兩體，這就花樣大了。又兼著有形聲，把聲音與形象配合，道路益廣。又兼著有轉注、假借，則變化益活。所以中國的六書，乃是中國文字的一個綜合研究。直從許愼在東漢時寫了一部說文解字，文字學已成為一種專門學問。而研究文字，又必研究到聲音。在中國文字中便有代表聲音的，而聲音又跟著地域、年代而變。如英國人講話與法國人不同，法國又與德國不同。等於我們廣東人講話不同福建人，福建人講話還是不同臺灣人。既跟著地域變，還要跟著年代變。一百年前人講話，同一百年後人講話聲音不同。西方文字既僅作聲音的符號，所以文字不能統一。又是一百年前的，也要和一百年後不同。只有中國文字，不單是象形，而兼有六書，把字形來統轄語音；各地講話土音不同，還能有一共同的國語。又以文法來統轄語法。所以幾千年來，中國各地人說話也還差不多。幾千年來，在這樣廣大的地域中，而語言不分散太過，就因為有文字在那裏統轄著。

    將來若能把中國文字遍及世界，這將貢獻於世界人類文化者其大無比。即如科學上用中國字，也極方便。因中國有形聲字，如從金、從石、從火、從土、從水、從气，化學、生物學、礦學都可分類，一目瞭然。而且中國一個字，可以代表很多意義。層出不窮的新材料、新發現、新創作、新器物，用中文來寫出是最方便的，可以不另造新字。否則將來科學字愈造愈多，認識記憶非常困難。只有拿中國字來應用，則很簡單。而且一字一音，英國人看也懂，法國人看也懂。今天只為中國不像樣，大家不注意。萬一有一天，世界人類懂得中國文妙處，採用中文，此事非純屬空想。

    我們且不要講得太遠。我們國家幾千年的文化，都寄託在文字上。最要的，我們該要通得歷古相傳之文字。淸代人對於文字學化著大工夫，他們所講，有許多鄭樵早已講過。他說：

    經術之不明，由小學之不振。小學之不振，由六書之無傳。

    此即後來淸代人提倡小學的主張。但淸代人花著大工夫在那裏講小學，到今天，這一點遺產可惜又都丢了。自我們發現了龜甲文，大家爭來研究；其實基本工夫仍應在許氏說文，說明六書，否則就無法來研究龜甲文。而且龜甲文僅是中國文字的開始，許叔重說文則是中國文字之正式完成。研究龜甲文只是最先階段，而非完成階段。今天我們只要聽說到龜甲文，便認為有莫大價値；卻不再有人能把我們今天的新知識、新觀念，再來接著淸代人的舊工夫，來研究中國文字；這眞是很可惜的。我們也可以說，文字不明，便一切書本都不易明。這是諸位今天讀書一個最大缺點。讀書讀不到深處，正為對書中每一個字的正確意義不淸楚。鄭樵只說「經術不明，由小學不振」，今天我們可以說「古書不明，由小學不振」。而且通文字不僅為讀書，從更大意義講，研究民族文化種種要點，有許多從語言文字入手，是極富很深意義之蘊藏的。也可說，此下中國文化不復興，也就因為我們的不識字，或識字識得太粗淺、太浮薄，不能從精細深奧處去了解。

    第三是七音兩卷。固然中國文字是講「形」，實際上中國文字裏邊重要的因素還涵有「音」。所謂音，亦涵「義」言。我年輕時讀說文，對於形聲字忽發生了疑問。如「壁」字，從辟、從土，上面半個「辟」是聲音，看了就知道讀「辟」；下面半個，則指壁是一堆泥土。形和音分開，所以說是形聲字。有一天晚上我睡了，窗外月光照到我牀上，醒回來，一腳就踢在牀邊壁上。我忽然想起我們的「臂」膀，不是也從辟聲嗎？臂膀在身體的兩旁，壁也正在屋的四旁。我就一個一個想出，凡從這偏旁的都一樣。如「劈」，用刀一劈，就分成兩旁。如「譬」，我講話你不明白，我從旁用個譬喩，使你明白，也便是從旁來說。又如「璧」，古人佩玉掛在身旁。又如「避」，就是避在旁。再由此推想，如我姓「錢」，看它一邊知是金屬，右邊半個「戔」是聲音，其實「戔」音也有意義。凡屬「戔」旁的都是薄薄小小的，如「盞」「箋」「殘」「淺」「棧」等字皆從「戔」，便都有薄薄小小的意思。可見中國字，一旁聲音都有意義。我曾為此寫了一本書，可惜抗戰時遺失了。其實宋代人講「右文」，已先我言之。更有些，是只聽聲音就知道了意義。如說「矢」，是一枝箭發出；「施」是我給你；都是向前的，同音便有同義。又如說「輸」「水」，像此之類還很多。「水」字蘇州人讀近「施」、「輸」、「矢」，可知凡讀「矢」音的字都有一共同意義是向前。又如說「宏」「鴻」「洪」等同音字有好多皆有大義。可見研究文字，接著便該研究聲音。鄭樵又說：

    文有子母，生字為母，從母為子。作字書以母為主，作韵書以子為主。

    鄭樵把字之形體聲音分別同研，這是極對的。講氏族，便知人的來源與分別；講語言文字，便能懂得文化思想的要點與特性，下面歷史才可講。我想這是鄭樵一種偉大的想法。

    五

    下面就是天文兩卷，地理一卷。講過了人，人在天地間，接著講天文地理。鄭樵講地理，也和一般講法不同。他說：

    地理之家，在於封圻。封圻之要，在於山川。禹貢九州皆以山川定其經界。九州有時而移，山川千古不易。班固地理主於郡國，致此一家俱成謬學。

    封圻就是封疆。鄭樵認為禹貢九州是講山川自然地理的，漢書地理志講的是郡國政治區域、人文地理。此番話，以前劉知幾已曾講過。但我認為研究山川固是重要，但政治地理講郡國區分，也非要不得。鄭樵講地理，重要在根據水道，也有他的特見。但取捨之間，也有他的偏見。

    天文、地理之下，繼之有都邑略一卷。都邑乃指一個國家建都所在。如齊國在臨淄，魯國在曲阜，西漢在長安，東漢在洛陽。這亦是一個極大値得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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