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子通鑑綱目與袁樞通鑑紀事本末

    一

    今天我們要講朱子的通鑑綱目。通鑑綱目共五十九卷。溫公作通鑑，另外有目錄三十卷，其實只等於一張表，上次已講過。後來溫公嫌通鑑本書太詳，目錄又太簡，又另作一書，名通鑑舉要曆，共八十卷。到了胡安國，又另寫一書，名舉要補遺，來補寫通鑑舉要之遺。朱子說：胡安國這部舉要補遺，比起溫公通鑑舉要曆，是「文愈約，事愈備」。朱子又根據了司馬溫公同胡安國兩人通鑑、目錄、通鑑舉要、舉要補遺這四部書，再來寫他的通鑑綱目。乃是根據這四部書「增損隱括以就」。他又說，他這部書：

    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

    年則如貞觀元年、二年、三年等，歲是另外加上甲子、乙丑等，從前中國另外有專用的歲名，今不多講。所說「表歲以首年」，即如現在說「辛亥民國六十年」那樣。這本是一件極簡單的事。但到了列國分爭時，增進了正統之爭，那就複雜了。「因年以著統」，是編年。「大書以提要，分注以備言」，是綱目。用大字寫的是綱，分著小字注的是目。「綱」如春秋的經，「目」就如左氏之傳。實際上，諸位讀溫公通鑑，也是同樣寫法。如一人死了，那一句就等於一個「綱」，下面就講他怎樣死的，這一大段文章，就等於一個「目」。我們寫文章，也有開頭幾句作提綱，後面再詳細寫的。但朱子綱目是仿春秋，在其綱中，寓有褒贬。今舉兩例。

    如在三國時，溫公通鑑以正統屬魏，朱子綱目以正統屬蜀漢。朱子自己說：他開始寫這綱目，就為看了通鑑裏「諸葛亮入寇」一語，感到不稱意，才存心要來改寫。實際上，在朱子前，也早有人把蜀漢作正統的。如晉代的習鑿齒，他寫一書名漢晉春秋，裴松之三國志注裏引到此書。他稱「春秋」，是編年的。稱「漢晉春秋」，就是把三國裏的蜀漢做正統。現在我們都稱「魏晉」，但他卻稱「漢晉」。此其一。

    又一例，如在唐代武則天朝，唐中宗廢了，不能再留中央政府，避到房州，武則天自己管理政府事務。這在以前歷史上也有過，如漢惠帝下面有呂后。可是這裏有個不同。在太史公史記裏就有呂后本紀，此因惠帝已死，惠帝的兒子實在不是他兒子，而且也不姓劉。這時既是呂后掌權，當然可稱呂后本紀。但孝惠帝是死了，而唐中宗則並沒有死。他給武則天廢了，贬在房州。將來他再回來復位，唐朝皇位還由他接下。此和孝惠帝下邊沒有皇帝，只有呂后，情形不同。武則天奪權，唐中宗還在，並且將來中宗還是做皇帝；這在歷史上又該怎麼寫法呢？這裏便有一個「統」的問題。唐人沈既濟主張：武后雖然稱帝，但正名定義還該是唐中宗。

    近代人看不起此等爭辯，認為歷史事情還是一樣，何必爭此名。但不知名有時必當爭。正如現在我們之與大陸，在我們是中華民國，今年是中華民國之六十一年。但在大陸則是沒有中華民國了，只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並非六十一年。過一時候，我們重回大陸，這時歷史該怎麼寫？還是在中華民國三十八年下便寫中華人民共和國，再過多少年，又再寫中華民國呢？還是一路寫中華民國呢？此處豈不依然仍有一爭論。而且此爭論，在意義上也極重要。可見我們非身當其境，輕率對古人作批評，往往可有誤。

    遠在春秋時也曾有過這樣事。魯昭公給三家驅逐出國，但此下春秋記年稱「公在乾侯」。現在唐代事正可適用。唐中宗年號嗣聖，歷史上應寫「嗣聖幾年帝在房州」，豈不甚好。但實際上這個嗣聖年號已廢不用，那時只稱垂拱幾年、天授幾年，都是武則天的年號。溫公寫通鑑只是就實書之，但同時范祖禹為溫公助編通鑑之唐代部分，他又自寫一書名唐紀，卻只寫「嗣聖幾年」，不寫垂拱、天授。朱子的通鑑綱目，則是照著范祖禹寫法來改正溫公通鑑寫法。此在沈既濟已經有此主張，而在實際上，則此事似乎很勉強。因當時武則天已正式革命，把唐朝廢了，他自定國號曰周。武則天在的時候，唐代既沒有了，當然也沒有唐中宗；而我們寫歷史的人，偏要加上一個唐中宗的年號來記年，那就有違了歷史寫實的主要原則。上面講過陳壽三國志不該把「蜀」來代替「漢」，劉先主、諸葛亮並未自稱蜀，寫史的便不能改稱他為蜀。如此說來，司馬溫公這樣寫法也不算錯。但另外一講法：唐中宗本是皇帝，武則天把他廢了，他將來再做皇帝，中間那一段的武則天統治只是一番篡亂，不能也認他是一個正統。所以後代人多認沈既濟、范祖禹、朱子這樣的書法比較合適些。

    可見凡屬關於這類的爭論，可以有兩方面意見，要斟酌論定是很難的，但也不能認為這裏面沒有問題，不該有爭論。民國以來人，認為此等處過去中國人所討論，都是些不成問題的問題，則實為淺視。卻不知此項問題到今還存在，將來寫歷史的還要討論，那能一筆抹殺。

    又有一例，我們本不是一個耶教國家，為什麼要用西曆紀元？現在又不稱之曰「西曆」，而改稱曰「公曆」，這也是一問題。將來若要為世界人類歷史定一個公曆，怎麼定法，現在還不知。而且此刻用西曆，也有麻煩。西曆的第一世紀已在漢代，漢武帝前用西元，須前一年前兩年的倒推上去。在西方歷史時間比較短，事情也簡單，習慣了也還不妨。中國史要從春秋、戰國一路推上去，豈不是自找麻煩。今天我們用陽曆是一件事，要歷史用西曆又是另外一件事。在我們學術界，中日抗戰那年每不稱民國二十六年，定要說西曆一九三七。我們到臺灣來，也不說民國三十八年，定要說西曆一九四九。好像中國自己够不上有一個自己的年代。這眞是亡國現象。為何我們定要講西曆多少年呢？豈不是中國人好像不承認了自己有這個中華民國之存在。這事有關教育，政府應有個抉擇，不能儘讓人自由。所以朱子綱目說「表歲以首年，因年以著統」，這兩句話，我們驟看似乎不像是歷史上一問題，其實乃是歷史上一個大問題。我們無志寫歷史，而僅志於考史，那也無所謂。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總不能不寫歷史，總有人會出來寫，到那時該如何寫法？這是個大問題。在民國初年，新文化運動未起以前，多有人主張用黃帝紀元、孔子紀元，這還比較有意思。

    二

    朱子綱目序，收在文集裏。此序寫在朱子四十三歲，下邊還有二十八年朱子始卒。但朱子綱目究是寫完了沒有？朱子有一個慣例，往往序先寫好了，而書還在那裹改。開始寫書已有序，不是寫序時書已完成了。朱子的書，往往朱子生前早都刻了，如像論孟集注、詩集傳、易本義都是。這也不是朱子要刻，乃是被人偸刻，流傳。而綱目則始終沒有刻本，要到宋寧宗嘉定十二年才有，那時朱子已死了二十年。刻綱目的人，一是李方子，一是眞德秀。李方子是朱子學生，眞德秀也是治朱子學的。不過這朱子綱目的刻本，實際上並非朱子自己的定稿。朱子最大弟子黃勉齋曾說：「綱目每以未及修補為恨。」而李方子在刻綱目的序上也說：朱子「晚歲欲加更定以趨詳密，而力有未暇。」所以朱子綱目只是有了稿子，而最後刻本實不是朱子的原稿，而出於另外一人趙師淵之手。趙師淵亦是朱子學生，當然他是照了朱子意思來修補。在朱子晚年，趙師淵寫了多少卷就寄給朱子看，朱子只說好，說我是沒有工夫再來下筆改了。他屢次寄稿來，朱子回信總說「未暇觀」。所以趙師淵寫的，朱子並未仔細看，更不必講到改。論到趙師淵學問，當然不能和司馬溫公寫資治通鑑時的劉攽、劉恕、范祖禹相比。劉攽、劉恕、范祖禹寫成了長編，經過溫公自己一手寫定。現在朱子綱目雖有一個初稿，而趙師淵跟著朱子初稿去添，完成了現在這個本子，卻未經朱子詳細看過改過，當然中間多靠不住的地方。即是溫公通鑑，也有很多錯，也有靠不住的。明人嚴衍作通鑑補，有通鑑錯了，而嚴衍加以改正的。嚴衍有一學生談允厚，嚴衍和他合作，通鑑補實際上出兩人之手。談允厚有一篇序，說他做這工夫，把十七史同資治通鑑從頭對讀。通鑑當然根據十七史，但有的地方，明明不是改的十七史，而是通鑑有錯誤。這樣的例也很多，大槪不止一二十條，諸位讀嚴衍通鑑補就知。當然通鑑綱目的錯一定更多。後來也有人對此一條一條的來訂正。此處不多談。

    通鑑綱目還有一個凡例，說朱子怎麼來作綱目的。現有通鑑綱目凡例共十九門，一百三十七條，可是這凡例實在更靠不住。綱目凡例印在宋度宗咸淳元年，差不多在南宋末年了。這書是王柏刻的。王柏也是講朱子學的人。距朱子之死已快七十年，王柏從那裏看到此凡例？從朱子死到凡例刻成，中間有沒有改動增添呢？因此這個綱目凡例是更靠不住了。

    元、明兩代，大家推尊朱子，所以朱子綱目雖非朱子自己最後定本，實際上可算是趙師淵的著作，而極受社會上重視。所以此書愈刻愈多。全書不到六十卷，翻刻很省力。愈刻愈多，裏面自不免有其他人添添改改的也弄進去了。我們舉個例。如眞德秀有書名大學衍義，邱濬有書名大學衍義補，這兩書也給當時人非常看重；於是在綱目裏就有很多引到邱濬的話。邱濬是明朝人。第一個刻綱目的是眞德秀，眞德秀寫了大學衍義，邱濬根據眞德秀大學衍義來寫大学衍義補，怎麼他的話會引到通鑑綱目裏去？可見這是後來人添進去的。我們現在無法得到一部宋本的通鑑綱目，現在看到的大都只是明代的本子，此事無法細論。但我們縱得宋本，也還是趙師淵的本子，不是朱子的原本。

    可是也有人說，通鑑綱目是趙師淵所作，與朱子不相干。這話也不對。因朱子確實用過工夫寫綱目。他在四十三歲時，自己寫了一序，序裏明明說他是根據著通鑑、通鑑目錄、通鑑舉要、通鑑舉要補遺四部書，來寫他的綱目的。並且有很多朱子寫這綱目時的意見，在朱子語類、朱子文集裏可以查出。我現在寫的朱子新學案，就把這許多講到綱目的都抄出來。固是不多，只幾十條，但是證明朱子自己是花著工夫的。現在不擬詳講。後來綱目定本出於趙師淵，可是仍託名朱子。朱子名大，所以此書流傳很廣。兩百九十幾卷的通鑑讀來究竟不方便，讀通鑑綱目則不到六十卷，省力，大家當然喜歡讀。到後來遂有像綱鑑易知錄一類的書。

    我們的歷史年代愈久，內容愈複雜，愈需要有簡要的讀本，像綱鑑易知錄之類。淸代末年，我小孩子時，一般老先生們多讀御批通鑑輯覽。今天我們大家忙了，事情多了，可是歷史還是不能不讀；該要知道一個古今治亂興亡、人物賢奸的大槪。固是我們現在觀點變了，詳的有些處可以略，略的有些處應該詳。原來有的可以删，原來沒有的應該補。那麼我們應該來一個新通鑑、新綱目、新易知録、新輯覽，這樣可使大家讀，大家有益。可是到了民初以來，大家看這種書，認為一文不値。我們儘要提倡通俗，其實如通鑑輯覽、綱鑑易知錄之類，不就是通俗化了的史書嗎？而我們又看不起，又不肯自己動手來寫新的更通俗而更簡化的史書。於是民國以來的學術界，遂分成兩部分。一部分是老頑固、舊學者，他們儘用工夫，如我上面講的王先謙漢書補注等書；但社會上不能看。書則仍藏在圖書館，大家要用還得去用。社會上看得起的人，見稱為新學術界中大師們，卻又不肯寫。偶而寫些新體例的，在社會上也偶而流傳一下，但不久便沒有了。實多是粗製濫造，經不起時代考驗。但時代有先後，老的不能在死後來反對新的，而新的則能不斷反對老的。淺人不知，則總認為新的對，老的不對。而且舊書都用大字木刻，普通人不去讀。新的書，鉛字小本子，大家都看。所以老的書不流行，而新書儘流行。大家又都以書的流行量來定書的價値。這實是學術上一件無可奈何之事。現在我說，民初以下的許多新學者的史學，其實他們的成績不如前淸一般老先生們。這不是我隨便批評，我只想說句公道話。但怕再過幾年，連說公道話的人也沒有了，學術更沒有一個標準，只有社會的現在便是一個標準；這實是太危險。所以我們要破壞一種學術，蠻省力。要興復一種學術，則相當困難。不僅是史學，文學及其他也一樣。

    三

    現在我講了朱子通鑑綱目，要另講一書通鑑紀事本末。此書是袁樞機仲所寫，共四十二卷。袁樞和朱子同時。朱子曾看過袁樞的通鑑紀事本末，有兩句話批評他這書，說：

    錯綜溫公之書，乃國語之流。

    我們已講過，中國史書有兩個大體例。一是編年，如春秋、左傳；一是紀傳，如史記、漢書。紀傳體成為中國的正史，編年史便比較少。到了溫公通鑑，就是春秋、左傳這一體例之復活。不過溫公通鑑學左傳，而朱子綱目是兼學孔子春秋的。現在袁樞來了第三個體例，稱「紀事本末」。此體從頭到尾以記事為主。中國古史中有沒有這體例呢？像尙書，就是記言記事的。不過在實際上，如西周書，應是更重在記言。今文尚書如堯典、禹貢這許多篇，實際上是後來人偽造，則是記事的。國語中如晉語，記載晉文公流亡等，本是記事的。如吳語、越語記載吳王夫差、越王句踐的事，則亦是記事的。國策僅於載言，而國語卻多是記事，所以朱子說通鑑紀事本末「乃國語之流」。淸代四庫全書的提要裏說到袁樞通鑑紀事本末，說：

    紀傳之法，一事而複見數篇，賓主莫辨。編年之法，一事而隔越數卷，首尾難稽。編年、紀傳貫通為一，實前古所未見。

    這是極稱讚袁樞紀事本末的體例的。劉知幾史通所謂「六家二體」，一體就是紀傳，一體就是編年。現在中國歷史裏開始有第三個體例出來，一件一件的事，分著記其本末，可以救紀傳、編年兩體之缺失。這書一出，以後大家都學他。因袁樞的紀事本末以通鑑為限，通鑑只到五代，於是就有宋史紀事本末，以至元史紀事本末、明史紀事本末等。在通鑑前，又有左傳紀事本末。此下又有淸史紀事本末，又有人寫遼史紀事本末、金史紀事本末、西夏史紀事本末等。此一體例，共有了九部書，合稱九朝紀事本末。這實是中國史學上一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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