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光資治通鑑

    一

    今天我們接講宋代第二部史學名著，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上面從太史公史記下來，中國有了所謂紀傳體的正史。這以後，編年體孔子春秋在中國史書裏的地位比較在正史之下了。可是不斷還有人寫編年體，如在漢代就有荀悅的漢紀，南朝有袁宏後漢紀。這兩書一路傳下到現在，而且荀悅漢紀是很出名的。此外還不斷有。在唐書藝文志裏，編年史有四十一家，九百四十七卷，也不算少了。可是還有不在這裏面的。如梁武帝曾叫他羣臣寫一部編年的通史，卷帙很大，後來沒有傳。就是唐書藝文志裏這四十一家的編年史，傳的也不多。直要到宋代司馬溫公出來，寫了資治通鑑，才是等於孔子春秋以及左傳以下第一部最成功最像樣的編年史。以後的史家，特別看重此書，所以常稱「兩司馬」，一個是司馬遷，一個是司馬光。

    通鑑共兩百九十四卷。上面並不直接左傳，實際上也等於是直接左傳。下面到五代，共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除掉本書兩百九十四卷以外，還有目錄三十卷、考異三十卷。目錄是所謂「年經國緯」，實際上學的史記的表，預備我們容易查。考異三十卷，現在附在通鑑本書裏面。所記多是這書這樣講，那書那樣講，下了考據工夫來定其得失。

    通鑑是司馬光奉詔編集的。開始在宋仁宗時。他編了八卷，叫做通志。後來宋神宗要他繼續編下去，直到他編成，神宗賜書名為資治通鑑，說他對政治上有幫助，可資以治國。司馬光編集此書，朝廷許他自辟官屬，又許他借用政府館閣藏書，最後又許他以書局自隨。司馬光脫離了中央政府，去到別處，這個書局也可以跟著他跑。所以這書雖不是一部官修書，但是由政府詔修，並用大力資助。

    司馬溫公編集這部資治通鑑，特別重要幫他的有三人：一是劉攽貢父，一是劉恕道原，一是范祖禹純父。這三人都是當時有名的學者，當然特別是史學了。照從前說法，兩漢是劉貢父幫忙，三國下來一路到隋這一段是劉道原的工作，唐、五代是范純父的工作。他們三人，或許劉貢父責任更大些。此外兩人助編部分，劉貢父也預聞到。

    此書自宋神宗命他續編起，到全書完成，前後十七年。尙有仁宗時開始的戰國一段，通志八卷，前後共化了十九年。這一工作，實在是相當繁重。待全書編完，原稿保留在那裏，共有兩屋子。黃魯直山谷說他曾去看過在洛陽的兩屋子草稿，他看了幾百卷，沒有一個字是草寫的；可見當時所化工夫之審愼而認眞。司馬溫公自己說：他自限三天删定一卷。若今天有事中斷，明後天定要補足。他又說：我生平精力盡於此書。他先要三位助手先寫一個長編，把一切材料都編進；最後的删定則是他自己的責任。有與范內翰祖禹論修書帖，詳細說明怎樣地修法。先編集一切有關材料。實際上從前人寫歷史，都是一樣，必先彙集史料。如其發生問題，互有異同，就要考異工夫。在作長編之前，還有草卷，由草卷而長編，而考異，大槪這三人都參加工作。最後删定，就由司馬溫公自己一人任之。所以這部書雖是四人合作，實際上等於司馬溫公一人工力。因為最後的決定在他，這裏要，那裏不要，都是他一個人的眼光和見解。

    二

    這一書，大家知道，當然絕大部分是根據十七史來，把紀傳體删改為編年體。其實根據正史外，還添進很多書。宋代高似孫寫了一書名史略，他曾查考資治通鑑參據各書，除正史外，還有兩百二十多家。高似孫自己說：他前後花了七年工夫去查考每一條史料，把來開一目錄。這些添進的部分，卻多見通鑑之著意處。王船山曾說：

    通鑑能於十七史之外，旁搜纖悉，以序治忽，以別賢奸，以參離合，以通原委，蓋得之百家之支說者為多。

    這是說：政事之治亂，人物之賢奸，事情之原委離合，往往在添進去的那些小文字中見出。若譬溫公通鑑如繍成的鴛鴦，船山這番話，卻把繍鴛鴦的針法線路指點出來了。我們要研讀通鑑，船山的話，不失為一絕大的指示。

    但諸位試想，一部十七史一千三百六十多年，他只用兩百九十四卷都拿來寫下；可見他的重要工作，不是在添進史料，更重要是在删去史料。但在他删去很多史料以外，還添上兩百幾十種書的新材料進去。這工夫當然是極大的了。善讀通鑑者，正貴能在其删去處、添進處注意，細看他删與添之所以然，續能瞭解到通鑑一書之大處與深處。

    然而眞講起來，他所更重要的還是在删掉史料方面。因為在宋仁宗時，他開始寫通志八卷，本名其書為編集歷代君臣事迹，這是全部資治通鑑最重要的重心。不關這重心的，他當然不要。如講制度，我們上一次講過杜佑通典，他的主要內容，當然在「君臣事迹」裏邊也可有，因一切制度都是歷代君臣討論定下；但通鑑的重要處則不在制度方面。又如各正史中藝文志、地理志、禮志、樂志等所收，通鑑都不要。因此書所重，只是講歷代的君臣事迹。我們且先講資治通鑑所不要的東西。

    有人說：通鑑不載文人。又如在後漢書裏有很多隱士高士之類，他多不載。這也不能怪。他書的原來重心是要寫歷代君臣事迹，都與政府有關係的。亦有許多大學者，根本沒有問政做事，或是個隱士，或是個文人，當然他書裏沒有。特別給人家注意的，如他書裏沒有屈原。直到今天，屈原在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高。屈原的文學，溫公通鑑當然可以不要。但屈原有一段時間與聞楚國的外交，特別是同張儀爭議這一件事，溫公通鑑也都沒有。左傳也不載顏淵，那是為編年史體例所限。但屈原究與顏淵不同。今人因通鑑不載屈原，遂疑屈原無其人，那就更不對了。

    其次如魯仲連。在戰國時，魯仲連從沒有做過官，但「義不帝秦」這一件故事很是重要。魯仲連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也很高，後人時常稱道他。只看文選裏所收許多詠史詩，多有歌咏到魯仲連的。這人好像是為後來人特別看重的人物，而通鑑裏也沒有。又如漢初的商山四皓，史記上說：漢高祖要廢太子惠帝，張良設法教太子去請當時隱居商山的四個老人，到太子宮裏作客。有一天給高祖看見了，從此就知道太子不可廢。這個商山四皓的故事，也是直到今天為大家所傳誦，可是通鑑裏也沒有。又如漢景帝時吳、楚七國造反，漢朝派周亞夫帶了軍隊去征討，在路上見到劇孟。周亞夫說：我得到此人，這問題就解決了。劇孟是在太史公史記游俠列傳裏邊的人。他在當時勢力影響之大，也是哄動一時的人物，但是通鑑裏又沒有。又如東漢光武帝有一同學嚴光，光武做了皇帝，就物色嚴光，請他來，又請他住在宮裏，和光武同睡一牀。睡中嚴光把腳放上光武肚子上去，明天主天文的官，因看天上星象獲知此事。光武既不以嚴光為罪，嚴光也終辭光武歸隱。固然夜看天象一節有不可信，而嚴光之終辭歸隱，則其事可信。這個故事，極為後世傳誦，但通鑑裏也沒有，像此之類，我們歷史上很多故事，膾炙人口的，通鑑多删去。

    唐代玄宗時，要姚崇做宰相，姚崇先提出了十件事情，所謂「十事開說」。他要皇帝先接受他這番意見。這也是一篇大文章，但通鑑裏也沒有。後人說，溫公「不采俊偉卓異之說」。凡屬後人所喜歡講的那些俊偉卓異之說，往往溫公都删了。姚崇提出十大事，對於當時現實政治並無發生很大關係。對現實政治有關的，如唐初魏徵的諌書，又如後來陸贄的奏議，通鑑裏都載得很詳。他不僅依照著新、舊唐書，還另外去翻著魏徵、陸贄的原書，直從原書裏去採材料。

    可見司馬溫公寫通鑑，他自己有一個主張和標準。要的便要，不要的便不要。可是在他不要的中間，如一部通鑑裏沒有屈原，總覺得是一件憾事。後世相傳，屈原投水死節。溫公或許不看重這事，但屈原總是中國歷史上一個人物，他的離騷直到現在被一輩文學家傳誦。他勸楚懷王不要聽張儀的話，有關戰國大局。溫公通鑑裏沒有他，也沒有說出其所以然。其他諸人，雖說有些對當時實際政治並無具體影響，但在當時乃及後世的政治和社會上，在心理方面、風氣方面，無形影響也甚大。溫公通鑑裏不載，所以引起了後人的注意和討論。

    溫公通鑑另有些地方使後人不滿，如他特別看重了揚雄、荀彧，便是一例。當然通鑑短處決不止。不過我們對於一書，只能多采其長，不當專指其短。一書總有缺點，也是舉不盡舉。我們試再舉一例。漢初晁錯的賢良對策，史記、漢書都有，但溫公通鑑一字不著。董仲舒對策，通鑑載得很詳。這種地方，可見溫公是有其別擇之用心的。等如他不采姚崇的十事開說，而於魏徵、陸贄的奏議則采錄極詳。所以我們讀一書，要了解此書精神所在。任何書不會都使人全體滿意。我們做學問讀書，要能採其長，不是要索其瑕疵，來批評它的缺點。今天我們則反其道而行之，不懂得一書長處，而喜歡來找它短處。或許所找出的，也並不是它短處。特別如講通鑑裏的所謂「正統論」。

    三

    中國歷史上早有「正統論」，我們前面已講過。通鑑在三國時以魏為正統，後人多致不滿。如「諸葛亮入寇圍祁山」之記載等。陳壽三國志固是以魏為主，但書名三國志，平稱魏志、吳志、蜀志，也不能說它定是尊魏。在魏志太和五年有「諸葛亮入寇」一條，在魏志敍魏事，自應如此下筆。通鑑太和五年有：

    漢丞相亮帥諸軍入寇。

    明是跟著陳壽三國志來。不過陳壽三國志是秃頭的，說「諸葛亮入寇」；通鑑加上「漢丞相」三字，並不稱他為「蜀」，這是對了。所以這一條的筆法，亦很難辯其是非得失。魏志又有一條說：「諸葛亮出斜谷，屯渭南。」而通鑑靑龍二年卻說：

    亮悉大眾十萬由斜谷入寇。

    是陳壽魏志裏沒有寫「入寇」，而溫公通鑑反寫了「入寇」字眼。就引起了後來朱子寫通鑑綱目之動機。像此之類的事情還有。三國時孔融死了，范蔚宗後漢書獻帝紀：「建安十三年，曹操殺大中大夫孔融，夷其族。」這一年是漢獻帝建安十三年，若孔融犯罪，應是犯了漢朝的罪，而范書卻說曹操殺孔融，這是所謂據事直書，殺孔融者實不是漢獻帝，而是曹操。而在通鑑裏卻說：

    大中大夫孔融棄市。

    我們單看這條，當然覺得是後漢書好過了通鑑。通鑑裏又有一條：

    獻帝建安十八年，五月丙申，以冀州十郡封曹操為魏公。

    一路向下，通鑑就稱他「魏公」，不再稱「曹操」。若照後漢書看，不是漢獻帝封曹操做魏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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