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通典（下）（附吳兢貞觀政要）

    一

    我們今天續講通典。通典共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邢、州郡、邊防九個部門。這九個部門是分著次序排列的。他說：

    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

    政治最先第一項是教化，即今天講的教育；但教化的根本在經濟。大家先要有生活，豐衣足食。所以全部通典第一項開始就是經濟問題。中國從來講政治，從論語、孟子一路下來，無不以經濟為政治的最先第一項，杜佑通典亦就如此。直到現在，我們大家不讀書，好發空論，遂認為中國人一向不看重經濟。其次說：

    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

    政治組織必要設職官，設職官先要審別能當此等職官的人才，要找適當的人才，就要有選舉。這是通典書中的第二項目。照今天講，有選舉就是民主政治。我們只說中國是傳統的專制政治，當然皇帝用人不需要有客觀的標準和規定的制度。我們又說中國社會是個「封建社會」。試問在封建社會裏，又怎麼有選舉制度？封建社會裏的貴族是世襲的，但我們歷史上有選舉制度，做官人向來先從下邊選上去，再從上邊派下來。所以我說中國到了漢代，已該稱為「士人政府」，因其既非貴族的，又非軍人的，也非商人的，當然也不是教會的。政府裏邊許多人，都從社會選舉出來，選舉從漢代就開始成立一制度。後來到了唐代，又變成為考試。在杜佑作通典那時，所推行的是考試制度，而論此制度的源本，則從選舉制度來，所以他還稱之曰「選舉」。考試、選舉，是一本所生。而在兩漢，乃至於唐代，選舉和考試制度的後面，還是有學校、有教育。因此在敍述選舉制度中，學校教育與考試都已包括了。這是中國傳統政府重要的第二項目。第三項目才是設職官。從政府首領宰相以下，中央地方各級，合成一政府的組織。

    舉這三點，諸位就可知，中國傳統政府究是建築在一個什麼意義上的。再說政府是以解決社會經濟生活問題為首要，這是他的最大責任，所以第一項便是食貨。政府為要選擇社會賢能來辦政治，因此有選舉。然後再講到這個政府怎樣地分配職位，你盡此職，彼盡那職，故稱「職官」。中國人講政治，向不講「主權」何屬，卻稱「職責」係何。現在我們則定要說政治主權在那裏？於是有神權政治，說主權在上帝。有王權政治，說主權在皇帝。民權政治，主權則在民眾。這些都是西方人的政治思想，中國人從來不討論到這主權在那裏，卻儘討論他的職責是什麼？一官則必有一職。皇帝在政府裏，也有一份職責。他只是政府官位中之最高一位。這是中國政治思想同西方根本不同處。西方人講國家，便說國家要有主權、有民眾、有土地，主要仍逃不掉一個「主權論」。我們講政治，一向不重講主權，重要在講政府應該做些什麼事？所以杜佑通典最先第一項制度是食貨，第二項是選舉，第三項是職官。只從這三項制度上來講中國的政治理論，已可講得很扼要，很透切。

    而第四項是禮，第五項是樂。他說：

    制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

    中國人一向看重社會的風俗和禮樂。他又說：

    官職設然後興禮樂。

    道德教化毁滅了，再始用刑法；所以下邊有兵有刑。我們的政府，是一個大一統的政府，所以下面還要劃分地域，有州郡，又有邊防來阻擋外面侵犯。

    我們只看他這九個門類的先後，已可說這是杜佑一番極大的政治理論所在。所以直到淸代乾隆時，再刻杜佑通典，在序上亦說到：從食貨開始，就是「先養而後教」，下面是「先禮而後刑」「安內以馭外」，本末次第都有條理。我們只從這一大體上，就可看出杜佑通典之體大思精。

    二

    其次講到書的內容。特別有一點重要該提出的。如看他的選舉篇，前面有總敍，後面有評語，前三卷是歷代制度，下三卷是雜論議。我們當知，在中國歷史傳統上，每一個政治的措施，或成立一項制度，便有朝廷許多做官人，乃至社會普通平民，都可發表意見。而這許多意見，其中重要的，也都大部分記載在歷史上。主要是所謂「奏議」。奏議以外，在每一家的「文集」裏，也常有文章討論，或是古代，或是當代，某一項制度的利害得失。我常說，我們治歷史，有著史、考史、評史三項。評史項下所特別重要的，當然要論評當代。中國人一向下來對於現實問題的論議，尤其是政治上的，是非常重視的。我們今天常說，我們的意見要客觀，不要主觀。但當知，如在漢代有一制度，漢朝人在那裏批評這制度，他們這種批評纔眞是客觀的。若使我們來批評此制度，這些批評，反而是主觀的。只有漢朝人批評漢朝制度，這才是眞批評。我們該要懂得漢朝人怎樣來批評他們當時的制度。譬如說今天要批評共產主義、極權政治，最重要的，要問在共產主義、極權政治下邊的人，他們對這個政治和主義抱怎樣意見？這才是客觀的眞批評。我們站在這個政治的外邊來批評這個政治，豈不是我們的主觀嗎？

    所以我們學歷史，更重要的，要了解在當時歷史上的人，看他們對當時的事是怎樣的看法？如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孔子，在此下兩千五百年的中國歷史上，一向為各時期的中國人所崇拜，這是歷史上的客觀。今天我們來反對孔子，要「打倒孔家店」，這是我們這一個時代人的觀念，這是我們的主觀。同樣理由，對於中國傳統政治，我們要看在中國歷史上向來每一個時期中的人，他們對這個政治怎麼看法，在他們認為是對是不對。我們不能拿我們今天學了西方的一點皮毛，其實也學得很少很淺，而把來批評中國傳統政治，說中國兩千年來只是個專制政治，這實是一個很主觀的講法，實在也沒有仔細去讀這兩千年來有關政治上的書。如杜佑通典，光是關於選舉制度，一半是敍述這制度，一半是網羅歷代各家各項批評。漢代的情形和魏晉南北朝不同，魏晉南北朝和隋唐不同。因於時代不同，而批評意見也不同。

    中國有一點和西方不同處，中國的知識分子，因為有了選舉制度，幾乎多數都跑進政治界。他們對於政治有意見，都是很具體，這件事該這樣，那件事該那樣。不像西方許多知識分子，本不親身預聞政治，就憑空寫一本書來批評政治，來構想一個懸空的烏托邦、理想國。我們見外國人這樣，說這是「政治思想」，他在專心一意寫一本書討論政治；而中國知識分子，卻沒有像樣來寫一部有頭有腦討論政治的書，於是認為在中國就找不到像樣的「政治思想」。其實中國人的政治思想，該從現實政治裏去找。如說選舉制度和考試制度，在這個時期這樣子的情況下，就有這時期的許多批評。在那個時期那樣子的情況下，就有那時期的許多議論。讀歷史的人，看了這許多批評議論，自然也能懂得關於這一制度的情形。一天他跑上政治，他對於其當時的選舉考試制度的利害得失，自也能加以一個很正確的評斷了。所以在中國歷史上，很少有徹頭徹尾的大變動。即如選舉制度，從漢到魏晉南北朝，到隋唐以下直到淸代，一路下來，如我上面所說，有因有革，但總是有此傳統。

    今天我們一意要學西方人之革命，要把前面的歷史傳統全體推翻，那麼下邊該怎麼辦？這只有一條路，便是到外國去學。中國歷史上自己原有的一套，是不要了。這是一件最可怕的事。為什麼中國自己原有的一套全該不要呢？其中道理，卻就大家不知。循至歷史上一切經過事實，我們既已全部不知，試問又如何再要？今天的中國，老實說，全部政治都已外國化。最少在政治上引經據典，發大理論，就該全從外國來。諸位在此也都看見過我們的選舉，選一個市長、縣長，如何選法？選出的又是何等樣人？諸位也知道了。試問這樣就是最好的嗎？外國人的選舉，有沒有比這樣好一點？這是一個問題。但中國歷史上，從前是怎麼樣子的？有沒有選舉？這又是另一問題。現在我們是要把歷史腰斬了，以前傳統，一刀切斷。淸代以前的舊的，我們都不知道，都不要。

    諸位學歷史，有一壞現象，學歷史就想做一史學家；至於在歷史上如政治等許多現實問題，好像和我不相干。要進了政治系，才學政治。進了歷史系，好像對於國家治亂興亡可以漠不關心。諸位都預備在大學裏教書，先得寫篇論文，拿了幾十幾百條證據，不痛不癢，這是在大學教書的必需資格。現實政治則和我不相干。諸位認為這樣的學者是對嗎？還是以往中國的舊式學者對？他只讀了一部杜佑通典，懂得這樣那樣；跑上政治，選舉該這樣，食貨該那樣，他可有種種理論、種種看法。即使他不在政界，寫本書也寫得很具體，很客觀。

    諸位不要認為今天的我們纔是進步到了最高點，從前一切不如我們。我們今天所最了不得的，不過學到一些外國的。但你能說今天的外國，就是他們的最高點嗎？如今天的美國，就一定比華盛頓初開國時，或者林肯南北戰爭時進步嗎？經濟是進步了，政治未必就進步。今天的英國，就定比十八世紀十九世紀時的英國進步嗎？科學說是進步了，經濟、政治未必就進步。我們僅是學著外國今天的，而且是學的一點皮毛。難道我們大學裏政治學系的學生都能留學外國嗎？在中國讀外國書，所知有限；跑到外國去，仍是在大學裏讀課程，和他們的實際政治還是相隔很遠。回來了，還是在法學院政治系教政治。至於政府用人，並不定用到這批學者。這也不能專怪我們，外國就這樣。外國的一切，是否也値得批評呢？這是個大問題。近代人物中，只有孫中山先生，敢對外國選舉制度也有批評，此外似乎是沒有了。

    三

    通典選舉下的第四卷是禮，就有一百卷，占了全部通典的一半。諸位要知，中國政治是一個「禮治主義」的。倘使我們說西方政治是「法治主義」，最高是法律，那麼中國政治最高是禮，可說中國傳統政治的理想是禮治。什麼叫做「禮」？今天我們豈不一點也不知。還是鞠躬舉手就算禮了呢？倘使諸位讀通典，研究經濟史的，只翻它食貨志。研究選舉制度的，只翻它選舉志。研究政治組織的，只翻它的職官志。卻沒有人去翻它大半部通典所講的禮。可是一部通典裹，很大的貢獻就在這裏。它把禮分了吉、凶、軍、賓、嘉五種，中國人向稱為「五禮」。不讀古書，就不曉得這五禮所包括的範圍。

    通典在禮一部分前也有個總論，提起中國歷來講禮的人，從西漢叔孫通起，到唐代，共有三百人之多。可見杜佑自己至少對這一部分是下著很大工夫的。在此五禮中，杜佑通典特別的貢獻，則在講凶禮中之喪禮。在喪禮中最重要的是服制，中國人所謂的「喪服」。怎麼叫做喪服呢？如父母死後，子女為父母守喪的年限及一切的制度，都包括在內。我們中國歷史上的家庭組織很複雜，喪服是中國古人一個極大的學問。遠在小戴禮記裏，就有一篇文章叫喪服。這尙是在貴族時代。後來到了漢代，特別到了東漢以後，中國社會才有所謂「士族」出現，這已不是古代的封建貴族了。漢以後的士族，是經過漢代的考試制度以後所產生出來的一個新階級。此下就是魏晉南北朝的門第，一路下來到唐朝。也可說士族便是那時的貴族吧！不看別的，只看新唐書裏的宰相世系表，就可看出門第在當時之地位。但那些大門第怎樣維持？這就靠著一種禮，更重要的是喪禮，尤其是服制。因此在魏晉南北朝時，研究喪服制度是一個大學問。當時有一位經學大師雷次宗，他在經學上的地位，當時人推尊他可比東漢末年的鄭康成。他的學問，就是講喪服。甚至當時一個和尙出了家，他也要做一世之師，也要來領導當時的社會，也就要研究喪服。我們死了父母，有種種事情不明白，也可去問和尙。所以當時中國的大和尙也多研究喪服。和雷次宗同時，就有一個慧遠，他是那時住在廬山東林寺的大和尙，他就研究喪服。喪服在當時社會的重要，諸位即此可想而知。下到唐代，還是有大門第，還是要講喪服制度。

    現在我問諸位，那時的喪服制度，究是個什麼制度？中間講些什麼呢？我們全不知，卻儘大膽批評，說中國社會是一個「宗法社會」。「宗」就是我們向來的宗廟祠堂。祠堂裏也有一套「法」，即是禮，最重要就是這喪服。不是像我們想法，父母死了，送進祠堂，每年去祭拜，這就叫宗法。這想法太幼稚、太簡單了。在杜佑通典裏，就保留著可以說最詳備的當時的喪服制度。在他以前以後都沒有這樣記載過。若能具體地來講中國的喪服制度，這纔是講了中國的宗法。倘使今天諸位要批評中國社會，說它是一個封建社會、宗法社會，這也可以。但中國的宗法究是怎麼樣子？諸位不應都不知。恰如諸位批評我們中國的政治是專制政治，為什麼呢？只為它有個皇帝，是一個政府中最高的第一位，所以中國從秦以下的政治是個專制政治。這話也對。但我問諸位，究竟我們歷史上各代皇帝，又是怎樣的專制法？諸位又都不知。除非諸位能去翻出一部杜佑通典，花費著一年半載工夫約略讀一過，你才會告訴我中國政治究是怎樣專制法。你說中國社會是個封建社會、宗法社會，但封建究是個怎樣子的封建？宗法又是個怎樣子的宗法？倘使諸位想拿來和西方中古時期的所謂封建社會相比，其間相差簡直是太遠了。但我們直到今天，始終沒有人把此問題來研究過。此因到了宋朝以下，中國大門第沒有了，不需要這樣繁複細密的喪服制度，所以連宋以後人，都不來研究這一套，又何況在今天？這是過去的事。可是今天我們定要提出這句話來，儘說中國是封建社會，至其一切實況，則只說不知。不知亦無妨，但不該隨口駡。

    我們今天做學問，不講實用，只高呼「為學問而學問」，要做一種專家之學，詳細來下考據工夫。那麼倘使有人能拿出一番大工夫，來讀杜佑通典裹的凶禮和喪服制度，寫出一部書來，也可使我們了解到中國那時的大門第和其所謂「宗法」在當時究是怎麼一回事。這豈不也是一項極大的學問？那時的這項制度，也不是由專制政府下一條法令規定便得。這事情很細密，不知經過了幾多人辯論，你認為該這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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