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通典（上）

    一

    上學期最後講到東漢到隋這一段的史學。我們學歷史的人，第一要懂得時代。時代自然會變，從來歷史上，古今中外，沒有不變的時代。我們又要注意到每一時代的學術。學術不僅要跟著時代變，還要能創新。有了學術創新，才能跟著有時代創新。諸位不要認為時代永遠在那裏變，便是永遠在那裏新，這是不會的。如我們每一人從孩到老，天天在那裏長大，慢慢兒老了，死了，這是個自然現象。我們要受教育，從事進修，才能在自己生命過程中有創新。時代之變是自然的。學術之變，不專是追隨時代，而要能創新時代。

    中國歷史從東漢一路下來，比較上面從春秋戰國以至西漢乃及東漢的上半期，這是大變了。最簡單的，中國已經沒有了一個大一統的局面。說到這一時代的學術，不是沒有，只看隋書經籍志，這個時代經、史、子、集著作很多。但這一段時期的學術，一言蔽之，只是在隨著時代變。如說兩漢是講經學的，魏晉南北朝變為淸談，轉講莊老了。接著佛教跑進中國來。這些都是跟隨著時代之變而變，只是一個自然的。嚴格地說，說不到創新。即如講到史學，本是這一時代一個新東西，但也只是沿著太史公史記下來，一路因循，下邊並不能再有新創造，能主動來開創時代的一種新創造。也可說，在當時，不僅沒有新史學，也沒有新哲學。因此，不能達到領導時代、開創時代的任務。勉強來說，也可說建安以下有了新文學。但認眞講，建安以下所謂的新文學，也只是追隨著時代在那裏變，並不能由一種新的文學來創造一個新的時代。直從魏晉南北朝一路到隋，時代是儘變了，但這些變，只是走下坡，不是攀高峯。只是後退，不是上進。這一段時代的學術思想，只在跟著時代變，而並不能在變之中來創造一個理想的新。我們所要的新，不是只在自然的變裏而感到新；乃要自有一套理想，能來領導我們在此變之中走上一條新的路。

    我們講魏晉南北朝的史學，最後講到劉知幾史通。其實這是東漢以下直到唐初，這一段的史學積累而成了劉知幾的這一部史通。只為魏晉南北朝這一段的史學，沒有很高的價値，而劉知幾的史通，乃僅從這一段的史學中出來。所以我們也可說，劉知幾史通，乃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它不够作為將來新史學的領導者。因它並不能開出將來史學一個新理想，或者說新意義、新境界。它沒有這些。所以說劉知幾史通並不能創。不僅不能創，它僅是代表一個衰世的史學，僅能在枝節問題上零零碎碎作批評。那裏不對，那裏不對。這種批評，不是說一無價値，他能指出從前史書中的許多毛病與缺點。到後來如寫舊唐書、新唐書的，也曾接受了這一些意見。可是這些都是小題目，小問題。我們可以說，劉知幾在史學上根本還不能瞭解到司馬遷史記，更不必說到史記以前的孔子春秋和周公的詩書。

    我們把以前所講回頭再來一試看，從周公詩書到孔子春秋，到司馬遷史記，正是在那裏一步步地翻出新的來，一步步地有創造。下面從班固漢書到陳壽三國志，范蔚宗後漢書，乃及其他在隋書經籍志裏所見的史書，大體都是在走下坡路。他們僅能摹倣，又僅能在小處淺處摹倣。而劉知幾史通，也僅是這樣，也僅能從小處淺處著眼。所以我們上學期講到史通做結束，恰恰正可指出這一段時期中學術的衰微。而史學也是其中之一。太史公史記以前是一段，太史公史記以後到劉知幾史通又是一段。

    二

    今天我們所要講的，已到唐朝。可說唐朝已有了史學的創新，新的史學又起來了。唐代人對於思想方面，他們講莊老，或許還不如魏晉南北朝。講經學，從孔穎達承襲上面作為五經正義以後，也沒有能翻出新花樣。講文學，直要到韓愈、柳宗元提倡古文運動，才確實開出此下一個新的文學境界。稍前也待李白、杜甫出世，唐詩才能慢慢兒脫離了文選的老路，而自成為唐代一代的詩，使選詩變成了唐詩。而在史學方面，唐代也有一番創造開新。論其成果，似並不比韓柳古文運動、李杜古詩之成果為小。這就是杜佑的通典。這部書，可說在中國史學裏是一個大創闢。而這一種大創闢，也可以影響時代。

    我們講到此下中國的學者們，有幾部極大的人人必讀之書，但這是說到淸代為止。民國以來，那又另當別論了。此許多人人必讀書，第一是經書，如說五經、九經、十三經。第二是史書，如說史記、漢書，或者說四史，以至後來十七史、二十一史、二十四史等。這十三經和二十四史，都是此下學術界知識分子應該去翻到的書。除此之外，卻還有一樣也是諸位所知道的，就是所謂三通。唐杜佑的通典，宋鄭樵的通志，元馬端臨的文獻通考。這三通的體裁各不同。到了淸代人，就來分別依樣作續通典、續通志、續通考。這些續的，都只續到明代。淸代人再編淸通典、淸通志、淸通考，當時叫皇朝通典、通志、通考，這樣叫九通。九通以後，從乾隆到光緖，淸代人另有一部再續的通考，這樣又合成了十通。即是十部通書。在史學方面也是極為重要的。

    中國的史書，最開始是尙書中的西周書，我們稱之曰「記事體」。第二是孔子春秋，我們稱之曰「編年體」。到了太史公史記，我們稱之曰「紀傳體」。這三大體例，我們上面都講過了。以後史學上只不過沿襲這三體。到杜佑通典才有第四體，普通稱之曰「政書」。因其專講政治制度，所以稱作「典」。可是這種政書，在中國史學裏來講，也可說是中國的「通史」。即是中國人的所謂「通史」。當然如說太史公史記，也是通史體例，因其從五帝直講到漢武帝，而以後就變成斷代史。此皆所謂正史。在歷代正史中，如在史記有八書，漢書有十志，在紀傳之外本也講到典章制度。可是慢慢兒到了唐代，他們的觀點和從前人又稍有不同。

    從前人的觀點，可說一代有一代的制度，如漢代有漢代的制度。但講到制度，實該求其通。因其在這一個時代中，只有此一個政府；此一個政府之一切制度，當然是互相配合，有其會通的。不能說我只要研究賦稅制度、經濟制度，或者法律制度、兵隊制度等，各各分別地研究。固然也可以分門別類地作各別的研究，然而其間是血脈貫通，呼吸相關的。我們要研究此一代之制度，必求其一代之通。如我們講漢書，不會只讀食貨志，不讀地理志，或其他諸志等。果要研究一代的制度，則必要究其通，斷不能知其一不知其二，則斷不能說已瞭解了那時的某制度。

    到了那朝代亡了，新的朝代起來。可是諸位當知，朝代變了，而制度則終是不能變。制度也非不變，可是只在小處變了，大處不能變。變了某一些，而另有某一些則並不變。中國治史論政的，稱此曰「因革」。革是變革，如商朝人起來革了夏朝人的命，周朝人起來革了商朝人的命。然而有所「革」，亦必有所「因」。商朝人還多是因襲著夏朝人，周朝人還多是因襲著商朝人。所以稱為「三代因革」。如讀論語，「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周代的制度，跟著商代而來，有的地方減省些，有的地方增益些，大體上則是跟著商代來。商代的制度又跟著夏代來，其間亦復有損有益。大體上都是因襲著上邊，不是憑空突起。孔子說：「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不要說三代，周也會亡，此下還是有因革，有損益。此處見出中國古人史學觀念之偉大，是亦政治觀念之偉大。似乎沒有別個民族懂得到此。孔子在那時，早認為周朝也要亡。但周朝亡了，下邊又怎麼樣？孔子說：「我其為東周乎！」倘使孔子果然能得意行道，周公創了個西周，孔子要來個東周。但大體上還是跟著周公西周而來，不過有損有益而已。

    直到此下秦始皇、漢高祖出來，中國大變，成為一個統一政府。但從前夏、商、周三代也可說是統一的。那時是封建的統一，秦漢是郡縣的統一。這是一種新統一。所以秦漢就和三代不同，應得另有一套。但漢朝人有許多是跟著秦朝人來的。這一套，在史記裏也講，漢書裏也講。可是他們中間，當然有許多是跟著古代春秋戰國或者三代而來的。到了東漢，天下分崩，就變成為三國、兩晉、南北朝，遠不能同漢代相比了。我們講這時期是衰亂之世，時代變了，一切政治制度也跟著全要變。但就實而論，仍只是一種跟隨，一種因襲，沒有什麼了不得。能隨而不能創，能因而不能革，沒有一代的所謂「一王新法」，或說「一王大法」。如漢代人講的，一個新王朝出來，應該有一套新制度，一套新的大法則。他們說孔子「為漢制法」，孔子那能為身後漢朝來創一套新制度，立一套新儀法。這只是漢代經生之「通經致用」，他們根據孔子意思來創造出一代的新制。下面魏晉南北朝，不再有漢儒的氣魄與理想，只是因陋就簡，跟隨著亂世而逐漸走了下坡路。

    現在到了唐代，一統盛運又興。唐朝人有唐朝人的一套想法，他們又能自有創制。唐朝乃始可與漢朝相提並論。有的是跟著漢人而來的，有的是改變了漢人而自創的。這裏我們便可有一番「漢唐因革論」。當然，中間魏晉南北朝，還是有因有革，一路下來沒有斷。若使抹殺了中間魏晉南北朝一段，試問唐代的一切，又何因而起？其所革的，又是革的那一代那些事？大體說來，唐初的田賦制度如「租庸調制」，兵隊如「府兵制」等，都是沿襲著北周的。而它的一些衣服器物、朝廷禮儀方面，則多采諸南朝。唐代的一切，既非憑空而起，以前的南北朝，亦非一無足取。若分別而論，則每一制度，每一儀法，如各有一條線承貫而下。但合而論之，則一朝有一朝之制度儀法，其間高下得失，有關治亂興衰，相距不可以道里計。所以我們研究制度，則必然是一種通學。一方面，每一制度，必前有所因，無可憑空特起。此須「通古今」。又一方面，每一制度，同時必與其他制度相通合一，始得成為某一時代、某一政府之某一制度。此須「通彼此」。唐代統一盛運之再興，自然有它直通古今與通籌全局之一套遠大的氣魄與心胸，始得肇此盛運。所以朝代、人事可以隨時而變，而歷朝之典章制度、大經大法，則必貫古今，通彼此，而後始可知其所以然與當然。學者必先具備了此種「通識」，乃能進而研治此種「通史」。若我們說，唐代的田賦制度是跟著北周來，北朝制度還從上邊來，如此一路直講到秦漢，乃至三代，一切制度，都是通古今。而同時每一制度，又必互相通。

    此等話，說來像平常，實不平常。諸位當知，這在全世界各民族各國家，只中國能到達此境。如歐洲從希臘到羅馬，即沒有因革可言。羅馬是另外一套憑空而起，不是承襲希臘而來。下到中古時期，一切也並沒有跟著羅馬來，也說不上對羅馬有所革。無因又何來有革？從中古時期封建時代下至現代國家興起，如英國、法國，他們又是另外一套。他們只把希臘、羅馬、中古時期與現代牽連合寫在一起，遂成為他們的通史。只有我們中國，則是另有一套「通史」，此是我們歷史裏的「制度史」。

    又一當知者，中國歷史始終最主要的，乃是一個大一統政府下之歷史。在一個大一統的政府之下，則必然有其相通合一的統一性的制度。制度有多方面，有法律、經濟、軍事等一切；但既是在一統一的政府之下，它當然得彼此相通。中國古人稱此為「一王大法」，可見此非枝枝節節的，而實有一共通大道存在。所以孔子說：「雖百世可知。」漢亡後有唐，唐亡後有宋、有明，還是可以一路通下。人事變動，跳不出此大全體。它必有所因，可是也必有所革。一個新的時代來臨，要能創造一番新的制度，所謂一王大法。

    到了明末，大儒顧亭林身受亡國之痛，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就是人事變動，一朝亡了，後朝興起，改朝換代，亡了一家一族治國之權，這只叫亡國。我們一向的斷代史，便都是亡了國後所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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