释老篇第十八

    《通鉴》以“资治”为名，释老之事，载者较少，故严衍《通鉴补·凡例》有“补二氏”一条，言：“《通鉴》如佛图澄、寇谦之等，亦既因事而见矣，馀皆弗录。然二氏之教，流传既久，即不足垂训，亦何必不存其说也。”又康熙间仁和张星曜撰《通鉴纪事本末补後编》五十卷，以袁氏《本末》未有专纪释老乱国之篇，乃引正史所载，附以稗官杂记，及诸儒明辨之语，集为一书，其稿本见莫友芝《宋元旧本书经眼录》。其所辑尚有《天教明辨》，写本二十厚册，吾尝得之马相伯先生。张盖天主教徒，其书名补袁氏，实以佛老也。然信仰贵自由，佛老不当，犹之天主不当也。且孟子尝距杨墨矣，杨墨何尝熄，杨墨而熄，亦其有以自致，非由孟子之距之也。韩昌黎佛亦然，唐末五代禅宗之盛，反在昌黎佛以後，其效可睹矣。况隋唐以来，外来宗教如火祆、摩尼、回回、也里可温之属，皆尝盛极一时，其或衰灭，亦其教本身之不振，非人力有以摧残之。吾国民族不一，信仰各殊，教争虽微，牵涉民族，则足以动摇国本，谋国者岂可不顾虑及此。孔子称“攻其恶，无攻人之恶”，使孔子而知有异教，必以为西方之圣而尊敬之。故吾人当法孔子之问礼老聃，不当法孟子之距杨墨也。胡身之注《通鉴》，于释老掌故，类能疏通疑滞，间有所讥切，亦只就事论事，无异端习气，与胡明仲《读史管见》之攘臂而争者不同，足觇其学养之粹，识量之宏也。兹特撮其语为一篇以示概。

    汉献帝初平二年，沛人张鲁，自祖父陵以来，世为五斗米道。

    注曰：陵即今所谓天师者也。后魏寇谦之祖其道。（卷六〇）

    读此注第一句，当时天师之喧赫，可于言外见之矣。所谓天师，指张宗演也。《元史·释老传》云：“正一天师三十六代宗演，当至元十三年，世祖已平江南，遣使召至，命廷臣郊劳，待以客礼。语之曰：‘昔岁己未，朕次鄂渚，尝令王一清往访卿父，卿父使报朕曰：后二十年，天下当混一。神仙之言验矣。’”据《世祖纪》，遣使召嗣汉四十代天师张宗演赴，在至元十二年四月。《本纪》编年，根据实录，似不至误，惟天师世次，则当以《本传》为准。时宋尚未亡，宗演已先趋附。宋景濂撰《汉天师世家叙》，亦云：“宗演父可大，当宋季，元世祖闻其神异，密遣间使讯之，可大授以灵诠，且谓使者曰：‘善事尔主，后二十年，当混一天下。’”其言之徵验，或后人故神其说，然其父子早与敌通，则无可为讳。《隐居通议》十六，载刘须溪撰《宗演墓》，亦谓：“乙亥、丙子间，金陵不守，信州未下，北使已先传张天师召，锡冠剑，陟师号，宠光赫然，前代盛时所未有。”呜呼！是足以为荣乎！

    宋文帝元嘉二十九年，魏主亲为沙门师贤等五人下髪，以师贤为道人统。

    注曰：道人统犹宋之都僧录，北人谓之僧总摄。《魏书》：“沙门师贤，本罽宾国王种人。少入道，东游凉州，凉平赴代。罢佛法时，师贤假为医術还俗，而守道不改。于修复日，即反沙门，为道人统。和平初，师贤卒，昙曜代之，更名沙门统。”（一二六）

    魏太武与司徒崔浩崇奉道士寇谦之，太平真君七年罢毁佛法，是为宋元嘉廿三年。阅六年，魏文成帝即位，修复佛法，是为宋元嘉廿九年。又阅八年，魏文成帝和平元年，昙曜继为沙门统，昙曜即今大同雲冈石窟寺创造之人也。青州失陷时，刘孝标母子被虏至北，曾为僧尼于此，佐昙曜翻译。道人统，沙门统，皆元魏僧官；都僧录，赵宋僧官；僧总摄，则元时僧官也。《元史·世祖纪》，至元十四年二月：“诏以僧亢吉、益怜真加、加瓦，并为江南总摄，掌释教，除僧租赋，禁扰寺宇者。”廿一年九月：“以江南总摄杨琏真加发宋陵冢所收金银宝器修天衣寺。”杨琏真加即益怜真加之异译。廿二年正月：“桑哥言杨琏真加云：会稽有泰宁寺，宋毁之以建宁宗等攒宫；钱唐有龙华寺，宋毁之以为南郊，皆胜地也，宜复为寺。”廿三年正月：“以江南废寺田土为人占据者，悉付总统杨琏真加修寺。”总统即总摄，《释老传》亦作总统，语本译义，其实一也。廿五年二月：“江淮总摄杨琏真加言，以宋宫室为塔一，为寺五。已成，诏以水陆地百五十顷养之。”或称江南，或称江淮，亦一语异译。杨髡发陵事，万季野、全谢山等曾详考之。当身之注书山中之日，即杨髠横行江浙之时，故以僧总摄释道人统，取人易解也。

    梁武帝普通元年，时上方崇释氏，士民无不从风而靡，独韦叡自以位居大臣，不欲与俗俯仰，所行略如平日。

    注曰：史言韦叡于事佛之朝，矫之以正，几于以道事君者。（一四九）

    宋徽宗时，“道士林灵素作神霄箓，自公卿以下，群造其庐拜受，独李纲、傅崧卿、曾幾移疾不行。”见《困学纪闻》二十。亦庶几韦叡之于事佛之朝也。

    普通二年，置孤独园于建康，以收养穷民。

    注曰：古者鳏寡孤独废疾皆有养。帝非能法古也，祖释氏须达多长者之为耳。（一四九）

    须达多乃舍卫国给孤独长者之本名，亦云修达多，玄应《音义》三曰：“修达多，此云善与，故得给孤独名也。”

    梁武帝中大通三年，太子以侍读东海徐摛为家令。摛文体轻丽，春坊尽学之，时人谓之宫体。上闻之怒，召摛欲加诮责。及见，因问经史及释教，摛商较从横，应对如响，上甚加叹异。

    注曰：上崇信释氏，意谓徐摛业儒，但知经史而已，扣击之馀，及于释教，商较从横，应对如响，遂加叹异。殊不思上有好者，下必有甚者焉，释教盛行，可以媒富贵利达，江东人士孰不从风而靡乎。（一五五）

    凭人主一时之好恶，以为教之盛衰，识者不以此为荣辱也。

    梁武帝大同二年，上为文帝作皇基寺以追福，命有司求良材。曲阿弘氏自湘州买巨材东下，南津校尉孟少卿欲求媚于上，诬弘氏为劫而杀之，没其材以为寺。

    注曰：帝追尊考顺之曰文皇帝。杀无罪之人，取其材以为寺，福田利益果安在哉！（一五七）

    可见当时官吏并不信佛，不过以此求富贵利达耳，如果信佛，何敢为此乎！

    大同十一年，帝口授敕书，谓“我自非公宴，不食国家之食，多历年所，乃至宫人，亦不食国家之食。”

    注曰：帝奄有东南，凡其所食，自其身以及六宫，不由佛营，不由神造，又不由西天竺国来，有不出于东南民力者乎？惟不出于公赋，遂以为不食国家之食。诚如此，则国家者果谁之国家邪！（一五九）

    又，上年老，厌于万幾，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

    注曰：梁武帝断重罪则终曰不怿，此好生恶杀之意也。夷考帝之终身，自襄阳举兵，以至下建康，犹曰事关家国，伐罪救民。洛口之败，死者凡几何人？浮山之役，死者凡几何人？寒山之败，死者又几何人？其间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南北之人，交相为死者，不可以数计也。至于侯景之乱，东极吴会，西抵江郢，死于兵死于饥者，自典午南渡之后，未始见也。驱无辜之人而就死地，不惟儒道之所不许，乃佛教之罪人，而断一重罪，乃终日不怿，吾谁欺，欺天乎！（一五九）

    此有感于元时之崇尚释教，而杀人如麻也。《耶律楚材传》言：“元初州郡长吏，生杀任情，燕蓟留后长官尤贪暴，杀人盈市。近臣等以汉人无补于国，至欲悉空其人以为牧地，楚材谏而止。”《丘处机传》亦言：“国兵践蹂中原，河南北尤甚，民罹俘戮，无所逃命。处机使其徒招求于战伐之馀，滨死而得生者二三万人。”《廿二史劄记》言：“世祖嗜利黩武，民不聊生。”又言：“元初诸将多掠人为私户，遍地涂炭。”然考其时，正隆礼国师，凡殴西僧者截其手，詈之者断其舌也。

    梁武帝太清元年，四月丙子，群臣奉赎。

    注曰：自庚子捨身，至丙子奉赎，凡三十七日。万机之事，不可一日旷废，而荒于佛若是，帝忘天下矣。三十七日之间，天下不知为无君，天下亦忘君矣。（一六〇）

    离政治而言宗教，或以宗教为个人之修养，岂不甚善。梁武帝等之于宗教，弊在因宗教而废政治，或与政治混而无别，遂以祸国，宗教不任其咎也。

    太清二年，何敬容谓学士吴孜曰：“昔西晋祖尚玄虚，使中原沦于胡羯。今东宫复尔，江南亦将为戎乎！”

    注曰：何敬容虽不能优游于文义，其识则过于梁朝诸臣矣。（一六一）

    梁敬帝绍泰元年，齐主洋以佛道二教不同，欲去其一，集二家论难，遂敕道士皆剃髮为沙门，有不从者，杀四人，于是齐境皆无道士。

    注曰：今道家有《太霄琅书经》云：“人行大道，号曰道士。士者何？理也事也。身心顺理，唯道是从，从道为事，故曰道士。”余按此说是道流借吾儒经解大义，以演绎“道士”二字。道家虽曰宗老子，而西汉以前，未尝以道士自名，至东汉始有张道陵、于吉等，其实与佛教皆起于东汉之时。（一六六）

    《汉书·郊祀志》下，师古《注》引《汉宫阙疏》云：“神明臺高五十丈，上有九室，恒置九天道士百人。”《困学纪闻》二十据此，以为道士盖始自武帝。身之则以为张道陵等以前，未尝以道士自名。盖道士之名古有之，而用以自名，则自道陵等始也。《日知录》一姤字条，引胡三省说，即出于此，其赞同胡说可知。特前辈引书，不著卷数，不易知其出于此耳。

    陈武帝永定二年，上幸大庄严寺捨身。

    注曰：前车覆矣，後车不知戒。耳目习于事佛，不知其非也。（一六七）

    永定三年二月，齐主洋于甘露寺禅居深观，唯军国大事乃以闻。

    注曰：据《齐纪》，甘露寺在辽阳。此鄙语所谓“猕猴坐禅”也。（一六七）

    陈永定三年，即北齐天保十年。当时事佛风习，无间南北，盖荒乱之极，精神无所寄讬，相率而遁于玄虚，势使然也。惟高洋在南北诸主中，最称无道，一方事佛，一方杀人，直至死日，残暴未改。《北齐书·文宣纪论》，谓其“始则存心政事，风化肃然，其后纵酒肆欲，事极猖狂，昏邪残暴，近世未有”。盖实录也。咸淳间浙僧志磐撰《佛祖统纪·法运通塞志》，于北齐天保十年条下，乃为之辨曰：“世谓文宣残忍，果于刑戮，至比之桀纣。然观其译经修禅，受戒禁杀，尊礼国师，罢黜道教，其敬佛为甚至。初年好杀，特其残习之所为耳，非如桀纣不遇佛法，行杀无悔者比也。”此则因其事佛而欲为之解脱，其意甚美，奈事实先后倒置何。身之以“猕猴坐禅”讥之，允哉！

    陈宣帝太建七年，齐主纬每有灾异寇盗，不自贬损，唯多设斋以为修德。

    注曰：後之有天下者可以鉴矣。（一七二）

    此有慨于元时斋醮之盛，竭中华之物力以趋之也。

    唐玄宗开元二十二年，上由是颇信神仙。

    注曰：明皇改集仙为集贤殿，是其初心不信神仙也，至是则颇信矣，又至晚年，则深信矣。史言正心为难，渐入于邪而不自觉。（二一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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