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病中情形

    哲宗元祐元年正月，公始得疾。当元丰五年秋，公居洛时，公有语涩疾，自疑当中风。乃预作遗表，详尽感慨，亲书缄封，置卧内，戒其子曰：“吾死，当以授范纯仁、范祖禹，使上之。”后亦无恙。今辅相未久，大星遽霣，惜哉。使天假之年，何至不久即有南渡之祸也？

    公虽病，而刻刻不忘天下事。时青苗、免役、将官之法犹在，而西戎之议未决。公叹曰：“四害未除死，不瞑目矣。”折简与吕公著云：“光以身付医，以家事付愚子，惟国事未有所托，今以属公。”仍力疾上疏，论免役五害，乞直降勅罢之，率用熙宁以前法，诏即日行之。又论西戎大略，以和戎为便，用兵为非。时异议者甚众，公持之益坚。

    闰二月，公被诏为尚书左仆射。疾稍间，将起视事。诏免朝觐，许以肩舆，三日一入都堂，或门下、尚书省。公不敢当，曰：“不见君不可以视事。”诏公肩舆至内东门，子康扶入对小殿，且曰毋拜。公惶恐，入对延和殿，再拜。遂罢青苗钱，专行常平粜籴法。

    公作相，辽人闻之，敕其边吏曰：“中国相司马矣，毋轻生事，开边隙。”尝亲书榜稿，揭于客位曰：

    “访及诸君，若睹朝政阙遗，庶民疾苦，欲进忠言者，请以奏牍闻于朝廷。光得与同僚商议，择可行者，进呈取旨行之，若但以私书宠谕，终无所益。若光身有过失欲赐规正，即以通封书简，分付吏人令传入，光得内自省讼，佩服改行。至于整会官职差遣，理雪罪名，凡干身计，并请一面进状，光得与朝省众官公议施行，若在私第垂访，不请语及，光再拜咨白。”

    公对宾客，无贤愚长幼，悉以疑事问之。有草簿数枚，常置坐间，苟有可取，随手记录，或对客即书，率以为常。

    公自见言行计从，欲以身殉社稷，躬亲庶务，不舍昼夜。宾客见其体羸，举诸葛亮食少事烦以为戒，公曰：“死生，命也。”为之益力，数月复病，病革不复自觉，谆谆如梦中语，然皆朝廷天下事也。

    九月丙辰朔，公薨，年六十八岁。太皇太后闻之恸，与帝即临其丧，赠太师温国公，襚以一品礼服，赙银绢七千，谥曰文正，碑曰忠清粹德。京师人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边裔之人，亦相率具祭。都中及四方，皆画像以祀，饮食必祝焉。京师民画其像，刻印鬻之，家置一本。四方皆遣人购之京师，时画工有致富者。

    公机务填委，身又感疾，犹手抄诸子书，名《徽言》。题其末曰：“余此书类举人抄书，然举子所抄猎其词，余所抄核其意。举人志科名，予志道德。”其好学不厌，克勤小物，如此其至也。小楷端谨，百世之下，安得不使人肃然起敬也哉（此书惟明人《百川书志》尚载其目，今亡）？生平著述，失传者不少。今世所流行者，有《文集》八十卷、《资治通鉴》二百九十四卷、《考异》三十卷、《稽古录》二十卷、《易说》三卷、《注系辞》二卷、《注太玄经》八卷、《注杨子》十三卷、《书仪》八卷、《家范》四卷、《潜虚》一卷（或疑他人伪托）、《续诗话》一卷、《涑水纪闻》十卷。其文如金玉谷帛药石也，必有适于用，无益之文未尝一语及之。

    公薨未久，宣仁太后即崩。哲宗亲政进用群小，尽复王安石之政，追夺公赠谥。章惇、蔡卞（字元度，兴化仙游人，京之弟也。《宋史》俱列《奸臣传》）至以斫棺暴尸为请。当公病亟时，闻安石死耗，简吕申公曰：“介甫无他，但执拗耳，赠恤之典宜厚。”自安石执政，公始终与之反对，此因政见不同，处于敌位而私交自在也，故其待安石如此。观于章、蔡之所以待公者，而公之贤愈见。欲知安石之为人，观于彼之徒党而可知矣。度宗咸淳元年，以公从祀孔子庙廷。

    【批评】

    宋张无垢撰刘元城《尽言集》序，曰：“司马温公与王介甫清俭廉耻，孝友文章，为天下学士大夫所宗仰。然二公所趋，则大有不同，其一以正进；其一以术进。介甫所学者，申韩而文之以六经；温公所学者，周孔亦文之以六经，故介甫之门多小人，而温公之门多君子。温公一传而得刘器之（字元城，谥忠定），再传而得陈莹中；介甫一传而得吕太尉，再传而得蔡新州，三传而得章丞相，四传而得蔡太师，五传而得王太傅云。”

    哲宗初年，苏轼、程颐在朝。轼恶颐，每玩侮。于是颐门人右司谏贾易、左正言朱光庭等积不能平，因借事诋轼。时吕公著独当国，群贤在朝，不能不以类相从，遂有洛党、蜀党、朔党之分。熙宁用事之臣，退休散地。怨入骨髓，阴伺间隙，而诸贤不悟，各为党比以訾议。

    公薨葬之明年，哲宗命苏文忠公撰其隧碑，亲为篆其额曰：“忠清粹德之碑”。迨绍圣、崇宁间，奸臣章惇、蔡卞辈反目公为奸党，而仆其碑，磨其文。迄于靖康，虽复公封爵，而碑则埋没未立也。金皇统九年，县令王廷直，访于公从曾孙曰作曰通，得其旧本，为重刻之，并建祠祀公。元明以来，皆修置不废。

    徽宗时，蔡京擅政，撰奸党碑，令郡国皆刻石。长安石工安民当镌字，辞曰：“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马相公者，海内称其正直，今谓之奸民，不忍刻也。”官府怒欲加罪，泣曰：“被役所不敢辞，乞免镌安民二字于石末，恐得罪于后世。”闻者愧之。

    宋哲宗元祐元年正月的时候，司马光生病了。在元丰五年的秋天，司马光住在洛阳时，说话便开始不清晰了，他怀疑自己得了中风，提前写了临终前奏折，详细论述了对国家大事的想法，亲自书写并将奏折封藏起来，放在卧室，告诫儿子说：“我死后，要把这个奏折交给范纯仁、范祖禹他们，让他们把它交给皇上。”后来他的病又好了。现在他当上宰相还没有多久，便去世了，真是令人惋惜。假如上天赐给他足够寿命的话，怎么会在他死后不久，国家灭亡而朝廷南迁呢？

    司马光虽然病倒了，但他时时刻刻都没有忘记国家的大事。当时的青苗、免役、将官等制度仍然还存在，而且西夏的和谈还没有决定下来。司马光感叹说：“这四个祸害不除去，我就是死了也不能瞑目啊。”于是他写信给吕公著说：“我把身体交给了医生，把家里的事情交给了儿子，只有国家的事情还没有托付，现在就把它托付给你了。”司马光仍然极力向朝廷写奏折，论述免役等五种危害，希望皇上直接下旨废除它们，全部采用熙宁年间以前的法令，下诏书立即颁布实行。又论述了应对西夏的策略，应该主张议和，而不能采用武力。当时反对者非常多，司马光坚持自己的看法。

    元祐元年闰二月的时候，司马光被任命为尚书左仆射。他的病刚刚有点好转，便要去处理公事。皇上下旨让他免去上朝拜见，准许他乘坐肩舆，三天去一次都堂，或者是门下、尚书省。司马光不敢承受这样的恩赐，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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