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

纪，各史书法，准《史记》、《汉书》、《新唐书》，各国称号，准《南、北史》；二、各史所载，取其重者作志；三、表与志同；四、列传(后妃，宗室，外戚，群臣，杂传)，人臣有大功者，虽父子各传，余以类相从，或数人共一传，三国所书事，有与本朝相关涉者当禀，金宋死节之臣，皆合立传，不须避忌，其余该载不尽，从总裁官，与修史官临文详议；五、疑事传疑，信事传信，准《春秋》(百衲本《辽史》卷首)。以上五例，即三史义例所据以画一者也。先是王祎著《正统论》，谓金虽据有中原，不可谓居天下之正；宋既南渡，不可谓合天下于一，其事适类于魏、蜀、吴、东晋、后魏之际，是非难明，而正于是又绝矣。自辽并手金，金并于元，元并南宋，然后居天下之正，合天下于一，而后正其统(《王忠文公集》)。此说即为脱脱所本，盖如王祎所论，则宋与辽金，实同于南北朝时之分据，而脱脱定议以三史分修，实以《宋史》为“南史”，辽、金二史为“北史”，亦取端修以《南》、《北史》为例之说也。考脱脱修三史时，脱脱自为都总裁，铁睦尔达世、贺惟一、张起岩、欧阳玄、吕思诚、揭侯斯、李好文、杨宗瑞、王沂等为总裁官，而纂修官则三史各异。迨至至正四年三月，《辽史》先成，由脱脱表上。同年十一月《金史》继成，五年十月《宋史》亦成。时脱脱已罢相，由继任右丞相阿鲁图表上 ，未几即镂版行世，得以流传。至其成书所以如斯之速者，则以三史各有底本在，据而编次之，则大略可睹矣。或以三史成书太速为病，固由昧于当代之实况，抑知顺帝至正八年方国珍起兵浙江，十一年郭子兴起兵安徽，十三年张士诚起兵江苏，渐次以及中原北方，全国成动荡之势，时上距书成不及十年，设再荏苒岁月，旧本散亡，三史恐难成书，藉令成于明人之手，亦必为残阙不完之作矣。后贤又病《宋史》冗杂，《辽史》简略，而极称《金史》之详核老洁者(见《二十二史箚记》二十七)，不悟《宋史》于北宋九朝，据王偁《东都事略》及李焘《续通鉴长编》，叙述详而有体，皆由底本之善，南宋高、孝、光、宁四朝之史亦略备。且《宋史》之佳处，正在详而不在简，后来改撰之《宋史》，皆不能满人意者，非谓其不能剪裁，正以其详不如旧史耳。至其一人重复立传，编次前后失当，如钱大昕、赵翼之所纠举者，悉出元人补订未善仓卒成书之失，非宋国史旧本之咎也。《辽史》所纪契丹上世之事，当出于《辽实录》，由耶律俨、萧永祺相沿而删定之者。今考《辽史》本纪、志、传中，屡称耶律俨、陈大任，又称旧史，旧史即指陈氏之作。此外间取材于《魏书》、《周书》、《隋书》、《北史》、《新唐书》、《新、旧五代史》、《通鉴》，而于天祚天庆二年以后事，多采自叶隆礼之《契丹国志》。盖撰《辽史》时，苦于史料缺乏，杂采诸书，多录原文，勉强联缀，捉襟见肘，随处可见。然宋人之名著，若江少虞《皇宋事实类苑》，李焘《续通鉴长编》，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马端临《文献通考》，乃竟未见采取，岂以有所忌讳而然，抑由时日迫促，无暇以及此乎  元人王恽《玉堂嘉话》，载王鹗所拟《金史大纲》，备有《太祖》、《太宗》、《熙宗》、《海陵庶人》、《世宗》、《章宗》、《卫绍王》(实录阙)、《宣宗》、《哀宗》(实录阙) 九帝纪，《天文》、《地理》、《礼乐》、《刑法》、《食货》、《百官》、《兵卫》七志，《诸王》、《后妃》、《开国功臣》、《忠义》、《隐逸》、《儒行》，《文艺》，《列女》、《方技》、《逆臣》诸列传，恽又谓鹗亲笔作史，大略付恽，如帝纪、列传、志书，卷帙皆有定体，此皆王鹗尽瘁于《金史》之证。当鹗之世，金源文献，既有实录可徵，益以刘祁、元好问所纪，既不同《宋史》之冗杂，亦不似《辽史》之简略，其以详核老洁见称，非无故也(施国祁《金史详校序》：金源一代，年祀不及契丹，舆地不及蒙古，文采风流不及南宋，然考其史裁大体，文笔甚简，非《宋史》之繁芜，载述稍备，非《辽史》之阙略，叙次得实，非《元史》之讹谬)。再就三史之体例言之，各有纪、传、志、表，本属一致，而《宋史》杂世家六卷于列传，或谓乖于史体，此亦不然。《宋史》以南唐李氏、西蜀孟氏、吴越钱氏、南汉、北汉两刘氏、荆南周氏、高氏、漳泉留氏、陈氏为世家，序称仿自欧史，而次于诸汇传之后者，其意若曰，彼云道学、儒林、文苑，此云世家，等量齐观，有何不可 然则所谓世家者，乃冠于列传之一词耳，非《史记》以世家与本纪、列传并列之旨也。以此论次三史，亦可以得其大略矣。

    其五则为《元史》。元初之国史，以蒙古文字纪载，题曰《脱必赤颜》(译音)，记太祖成吉思汗以往之史事綦详，元仁宗时，察罕初译为汉文，名曰《圣武开天记》(见《元史》本传)。明太祖洪武十五年有重译本，称曰《元朝秘史》 。又有《圣武亲征录》，亦自《脱必赤颜》译出，记太祖初起及太宗时书。今所传《秘史》译本，出于《永乐大典》，清乾隆中，钱大昕钞得之，而未著录于《四库》(外间尚有原刊残本)。元文宗至顺二年，奎章阁学士虞集等，以纂修《经世大典》，请从翰林国史院取《脱必赤颜》(必一作卜)一书，以记太祖以来事迹，翰林学士承旨某言，《脱必赤颜》事关秘禁，非可令外人传写，遂止(见《元史》本纪及《虞集传》)，此是书所以有秘史之名也。此外则太祖以来之事迹，悉具于累朝实录。明初徐一夔言，元不置日历，不记起居注，独中书置时政科，遣一文学掾掌之，以事付史馆，及易一朝，则国史院据所付修实录 。据此所说，元代无起居注及日历，然考《元史 百官志》，以给事中兼修起居注，左右侍仪奉御兼同修起居注，又秘书监置著作郎佐郎，如宋、辽、金制。前代著作郎，即掌修日历，元英宗时，御史孛端，曾有朝廷设起居注所录皆臣下闻奏事目之语(见《元史》本纪)。王恽修《世祖实录》，亦尝参取起居注(见《秋涧集 进实录表》)。而徐氏谓元代无起居注及日历者，岂以元之末世，虚置其官而不事其事之谓欤。故其后可据者，只有实录。明太祖洪武元年，徐达率军入北京，始得元十三朝实录，据钱氏《元史 艺文志》所考，元有十五帝之实录，此称十三朝者，睿宗、顺宗，皆由追谥，身未为帝，故置而不数也。元英宗时(至治元年)，诏修《仁宗实录》及《后妃功臣传》，顺帝时(至元元年)，又诏修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传(见《元史》本纪)。又谢端曾预修文宗、明宗、宁宗三朝实录及累朝功臣列传(见本传)，凡此所谓累朝后妃功臣列传，必亦为明人所得，故得据之以修《元史》。元人所撰之《经世大典》、《大一统志》，于一代之典章及舆地，纪载綦详，明初其书具在，又得据之以撰诸志，《元史》成功之易，亦由于此。徐一夔谓《元史》自太祖至宁宗十三朝，悉据实录修成，又有《经世大典》，可以参稽(《明史》本传及朱彝尊《徐一夔传》)，此《元史》依据实录、大典之证也。明修《元史》凡二次：第一次，洪武二年二月开局，八月成书；第二次三年二月开局，七月成书，总裁官为宋濂、王祎。据宋濂序，第一次，凡成纪三十七卷、志五十三卷、表六卷、传六十三卷，顺帝时无实录可徵，未得为完书，复诏有司，徵采史事，以续成之，故第二次，又成纪十卷、志五卷、表二卷、传三十六卷。今考《元史》目录，本纪四十七卷，其卷三十八以下，则续成之《顺帝纪》也；志

    表之次第不动，续成之志五卷，列入志第三下为五行二，第十七下为河渠三，第二十七下为祭祀六，第四十一下为百官八，第四十五下为食货五；续成之表二卷，列入第五下为三公二，第六下为宰相二；而卷次之总数，仍照增，此可考而知者也。或谓列传第三十三，始以开国时之耶律楚材、张柔、史天倪等，次于元末死事诸臣泰不花之后，是为续修之证(《二十二史箚记》有此说)。然楚材等为开国勋臣，初次不容漏载，盖列传次序，以蒙古贵臣及色目人居前，而汉人、南人 次之。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诸传之后，各插入续修之传，而又次于儒学诸合传之前，故其孰为初修，孰为续修，不可遽寻。且初修之列传凡六十三，续修之列传凡三十六，合之为九十九卷，而本书列传凡九十七卷，缺少二卷，若非于合编时有并卷，则《宋序》所记续修列传三十六卷，必为三十四卷之误，是尚有待于刊定者耳。明修《元史》时，亦仿元修三史，定有凡例，本纪准两汉史，志准《宋史》，表准辽、金史，列传准历代史而参酌之，纪、传、志、表皆不作论、赞，据事直书，具文见意(见《元史》卷首)。惟以其成书太速，故其芜杂缺略，视诸史为尤甚，良由修史诸氏，不解蒙古文字，蒙人之参与者，亦复数典忘祖，以致一人两传，讹误百出，且有于附传之外，别立专传者。又如《元朝秘史》、《圣武亲征实录》之贵重史料，亦不知采取，且元时疆域极广，而所详者仅于中国境内，未足以餍学者之望。此所以有待于补订重修也。至其成书之速，盖亦有故：明太祖驭下至严，诸臣之所重惮，成书稍迟，谴责将至，一也；元以蒙族入主，为明人夷视，于其蒙古旧史，亦不之贵，二也。其后王洙撰《宋史质》，于恭帝降元之后，每岁书帝在某地，而削去元之年号。成化中，商辂等奉敕修《续纲目》，亦不甚留心元事，藉令宋王诸氏尚在，以应采《秘史》、《亲征录》之议，陈于其前，亦必以为无足轻重，一笑置之，盖以古今之异势，而议论亦不同焉。此明修《元史》之大略也。

    其六则为《明史》。明代诸帝，除惠帝思宗外，皆有实录(景帝事附入英宗实录)，实录中例载诸臣传，而典章制度，又有会典可据，此《明史》之基本史料也。惟于实录之外，曾有官修之国史。万历中，阁臣陈于陛疏谓本朝纪、表、志、传之正史，二百余年来踵袭因循，阙略不讲，请力为整辑，勒成钜编，于是开馆分局，集累朝之实录，采朝野之见闻，纪、传、书志，颇有成绪，忽毁于火(据《春明梦余录》十三及三十二)，后则未闻续作，诚可惜也。明代中叶以后，士大夫喜谈本朝掌故，私家作史之风亦盛，如朱国桢之《明史概》、邓元锡之《明书》、陈建之《皇明通纪》、王世贞之《贪州史料》、谈迁之《国榷》，皆撰于明亡之前，虽未尽满人意，然亦具体而微。至明末黄宗羲因之，而作《明史案》二百四十四卷，其立例有三：一曰国史取详年月，二曰野史当取是非，三曰家史备官爵世系 ，清修《明史》之规模，实基于此。清既灭明，尽得其国史，乃于康熙十八年诏修《明史》，以大学士徐元文为总裁，元文延宗羲之弟子万斯同，主于其家，委以编纂之事，元文去职，继之者为张玉书、陈廷敬、王鸿绪，皆以万氏主其事，万氏承宗羲之学，熟于明代掌故，能闇诵实录，既以布衣参史局，史馆诸纂修所撰稿，皆由万氏覆审。时鸿绪任列传，至康熙五十三年传稿成，表上之。雍正元年又表上本纪、志、表稿。时万氏虽前卒(卒于康熙四十一年壬午)，而世人咸谓王氏稿泰半出万氏手，后乃汇刊为《明史稿》五百卷。雍正中，张廷玉受诏为总裁，遂因鸿绪本以成书。乾隆四年廷玉《进明史表》云：“聚官私之纪载，核新旧之见闻，签帙虽多，抵牾互见，惟旧臣王鸿绪之史稿，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进在彤闱，颁来秘阁，首尾略具，事实颇详。在昔《汉书》取裁于马迁，《唐书》起本于刘昫，苟是非之不谬，讵因袭之为嫌，爰即成编，用为初稿。”是则廷玉等进呈之《明史》，多本于鸿绪之史稿，而鸿绪之史稿，又多出自斯同之手笔，所谓经名人三十载之用心，非谓鸿绪，实暗指斯同，《明史》在诸正史中，称为佳史，亦以此也。考乾隆刊行之《明史》，开列在事诸臣，总裁以张廷玉领衔，而无徐元文、王鸿绪，盖以当日在史馆者为限；万氏不与纂修之列者，盖以布衣主于总裁之家，而不受其职名，且已病殁在前故也。迨乾隆四十二年，高宗以《明史》本纪，所载事实，尚多疏略，特派大臣考核添修，并谕以亲阅鉴定，重刊颁行。其后乃以改订之本，刊成本纪二十四卷，顾外间觅者绝少，后自清宮觅得底本，由故宮博物院景印行世，校其所增补者，仅涉文辞之细，于史事殊少出入，受命诸臣，敷衍塞责，于此可见。惟乾隆间又尝为《明史》撰考证，光绪中长洲王颂蔚直军机日，于方略馆搜得考证正本、稿本、进呈本三种，皆限于列传，因据以撰《明史考证搪逸》四十二卷，是当日所拟修改者，原不限于本纪，观于考证可知也 。《明史》之佳，本非一端，如排纂之得当，附传之得宜，前人论之已详(如《二十二史箚记》)。前史有志而无图，《明史 历志》则增图以明历数；前史艺文志皆无断限，而《明史》艺文，惟载当代著述，此皆以古今异宜，而深得体要者。至其不满人意之处，厥惟易代之际，忌讳太多，有若辽东一隅建州三卫故事，明人记载甚多，而《明史》则讳莫如深，不著一字；记南明遗事之书，亦不下数十种，而《明史》以事涉易代，亦复语焉不详。近人治清初史者，宁取《明实录》及朝鲜人之记载，治南明史者盛道清代禁毁诸书，而以《明史》为不足观，是则于此二事，均有待于补苴，且视清代之重刊本纪为尤要，世有贤者，理而董之，是所望也。

    最后则为清史，清初设国史院，以大学士领之，其后改设国史馆于禁城内，置总裁、纂修、协修诸官，皆以翰林院官所谓词臣者兼之。其所修之国史，体例如前代之正史，有本纪，有列传，有表，有志，当有清之季，已将太祖迄穆宗之十一朝本纪修竣，其后更续修德宗本纪(凡一百三十七卷)。清制，内外臣二品以上及特旨宣付、臣僚奏请，乃得立传，今坊间印行之《清史列传》八十册，即用清国史馆之底本，为历朝词臣所修者也。表、志二类，亦略具梗概。而不如本纪、列传之有成书，故无考也 。清代有起居注官，例由任其事之翰林官更番撰记，每半月为一番，其如何取材则未详，亦不同前代之有日历及时政记，惟每帝崩殂，新君嗣位，则依前代例，设实录馆，纂修先君“实录”，以为记注之总汇，又别纂“圣训”。故是时于国史馆外，别设实录馆，置总裁、提调、总纂、纂修等官，亦以词臣兼之，事毕则撤馆，而非常设，实录、圣训亦修国史者之所取资也。实录、国史两馆，皆设于禁城东华门内，蒋、王二氏自实录钞出之史料，别为《东华录》，其得名之故以此。清代实录之例，不以大臣传附入实录书卒之下，与前代异，即以国史已别为之立传也。洎清室退位，北京政府乃设置清史馆，以赵尔巽为馆长，下设总纂、提调、纂修、协修等官，任总纂者为柯劭态、王树枬、吴廷燮诸氏，皆一时绩学知名之士，至一九二八年始成书，计本纪二十五、志一百四十二、表五十三、列传三百十六，凡五百三十六卷，又目录五卷。时主其事者，鉴于北京政局动摇，力主付印，以防散佚，并仿王鸿绪《明史稿》之前例，命为《清史稿》，以示未为成书之意。刊成未几，当政禁止发行，故流传甚少。平心论之，是书积十余年之岁月，经数十学者之用心，又有国史原本可据，而历朝所修之实录、圣训及《宣统政纪》，并蒋、王、潘、朱四氏之《东华录》，采摭甚富，史实略备，囊括以成一代之典，差足继轨前代正史之后，而资览者取资矣。第其书令人不满者，亦有多端：其一，则诸志实未备作（如氏族志），列传多有阙遗（如《麟庆传》云，子崇实、崇厚自有传，而崇实无传，又朱筠亦无传)；其二，则仓卒付印，错讹太多，而于原稿亦刊削未当(如本纪、地理志皆经刊削而后付印)；其三，则书中时流露遗臣遗民口吻，与往代修史之例不合。最后一端，即为禁此发行之理据。

    右述诸史，皆属设馆官修，不出一人之手，然如《新唐书》由欧、宋二氏，殚精而成，《明史》出于万斯同私修之稿本，名为官修，准于私撰，斯为上选。次如《旧唐书》，《旧五代史》，宋、辽、金、元、清诸史，皆资实录、起居注、日录、时政记以成书，虽事有详略，文有工拙，阙误尚多，诸待订补，然亦为一代必备之典，不得以其出于官修，而薄之明矣。

    (三)典礼

    典礼之书，其别有二：一曰经礼，典章制度属之，实始于周之《官礼》，后世之通典、通考、会典、会要诸书，皆其流也；一曰曲礼，节文仪注属之，实始于周之《仪礼》，后世之通礼、集礼诸书，皆其流也。《礼记》云：经礼三百，曲礼三千，各有分际，自古已然。往者秦蕙田撰《五礼通考》，以属典章制度之经礼，杂于嘉礼之中，分际不明，为余杭章氏所讥 ，是则纪典章制度之书，与言节文仪注者有别，又可知矣。《隋志》史部以职官仪注，分为二类，实合古人以经礼、曲礼分列之法。清代《四库书目》，职官自为一类，而以仪注合于政书，古人成法，因之而淆。实则职官一类，应入政书，合称政典；而言礼制之书，别为一类，仍名仪注，是为得耳。兹本此说分别次之。

    自唐以来，官撰政典之书，首推唐玄宗时官撰之《唐六典》，盖以拟《周官经》而作者也。其后与此相类者，有长孙无忌等所撰之《唐律疏义》，而元代之《大元圣政典章附新集》、《至治条例》，亦其比也。然此类之书所以立一代之经制，而非以明其因革损益，犹不得被以史称。官撰之书，专详一代典制，而又以明因革损益者，其会要、会典之书乎。唐苏冕始次高祖至德宗九朝之事，为《会要》四十卷。宣宗时，又诏杨绍复次德宗以来事，为《续会要》四十卷，以崔铉监修。惟宣宗以后，记载尚阙。至宋初王溥，又为续至唐末，合前所辑为《新编唐会要》一百卷，分目五百十有四，于唐代沿革损益之制，颇能详核 。溥复取五代之典章制度，撰《五代会要》三十卷。二书所载，略如正史之诸志，与杜佑《通典》之体例相近，然所载史实，往往出正史外，故研史者极重视之。宋代官撰之会要，视唐尤为详备：有《庆历国朝会要》、《元丰增修五朝会要》、《政和重修会要》、《乾道续修四朝会要》、《乾道中兴会要》、《淳熙会要》、《嘉泰孝宗会要》、《庆元光宗会要》、《嘉泰宁宗会要》、《嘉定国朝会要》，其间重修续修，无虑十余次。明时其书尚存，曾以分隶《永乐大典》之各韵。清嘉庆十四年，徐松入全唐文馆，始自《大典》中录出约得五百卷，虽非完璧，而大略可睹矣。徐氏卒后。书归缪荃孙，欲由广雅书局刊行，未果，乃为提调王秉恩所窃，王氏卒后，遗书散出，为吴兴刘承干所得，凡四百七十余册，整理数年未就，最后乃由北京图书馆以原稿印行，共订二百册，不分卷。又有刘氏编订之本，凡四百六十卷虽与原稿重复，而较有条理可寻，尚未及付印。兹考其分类凡十六：一帝系、二礼、三乐、四舆服、五仪制、六崇儒、七运历、八瑞异、九职官、十选举、十一道释、十二食货 、十三刑法、十四兵、十五方域、十六蕃夷。其所载者，不限典章制度，一代之要政，往往随文附见，固《宋史》诸志所资以成书，而《宋史》所不能悉举者，又约十之七八，此严可均所以叹为天壤间绝无仅有之书也 。元人无会要，而有《经世大典》，文宗天历二年九月，敕翰林国史院与奎章阁学士，采辑本朝典故，仿唐宋会要，纂为一编，及其书成，赐名《皇朝经世大典》，盖即“大元会要”之异名也。时纂书之总裁为赵世延、虞集，纂修为马祖常、杨宗瑞、谢端、苏天爵、李好文、陈祚、宋襞、王士点，皆一时知名之士(见《元史 虞集传》)。其后欧阳玄继为总裁，李泂、揭徯斯、王守诚继为编纂，至顺二年五月书成，三年三月进呈，书凡八百八十卷，目录十二卷(又附《公牍》一卷，《纂修通议》一卷)，其目凡十：为帝号、帝训、帝制、帝系、治典、赋典、礼典、政典、宪典、工典，六典略仿《周官》及《唐六典》。今原书已亡，仅《永乐大典》残本中，窥见厓略，近人自其中辑得数种刊行之。而《元史》各志，多依据《经世大典》而成，如《食货志》，已有明文无论矣，而《兵志》之言站赤一节，更与《永乐大典》所载之《经世大典》相同，亦其证也 。今读《元文类》卷四十至四十二三卷所载《经世大典序录》全文，更可考见其厓略，盖其美富，应与《宋会要》等，惜其亡也。元代之“圣政典章”，专详章制，为会要之别一体，盖近于明清二代之会典。明清二代皆无会要，乃改纂“会典”，以详典章制度。《明会典》初纂成于孝宗弘治十五年，凡一百八十卷，刊印行世。其后武宗正德四年，续有增辑，未及印行。神宗万历四年，再事增纂，十五年成书，厘为二百二十八卷，亦付刊印，故今传有简繁两本，皆明刊也 。书中以文职、武职两衙门分列，文职六部、都察院、九卿及诸司，武职五军都督府、锦衣卫，皆附以南京之官，典礼章制，皆以类相从。《清会典》一仿明体，始以内阁、军机处，继以六部、都察院、九卿、翰詹，而八旗内务府亦具载焉。初修于康熙，续修于雍正，至乾隆二十九年，厘为一百卷，附则例一百八十卷。嘉庆十八年重纂《会典》八十卷，《事例》九百二十卷，《图》四十六卷。光绪二十五年又增纂成书，《会典》仍为一百卷，事例则增为一千二百二十卷，图二百七十卷，故以最后勒定之本为详博。其与《明会典》异者，明以事例，并载书中，清则以事例，别于《会典》之外也(清初修本亦如明例)。考“会典”之体，以六部分叙，上仿《周礼》，次仿《唐六典》，下亦如《元典章》，所重在章制法令，与唐宋之《会要》、元之《经世大典》之兼详故事者微异，故近人有欲为明清二代别撰会要者。要而言之，二者同源异流，必兼览之而后备也。宋人徐天麟撰西汉、东汉两《会要》，辽人有《契丹会要》，(书亡，见尤袤《遂初堂书目》)。元人孟梦恂有《汉唐会要》(书亡，见《补元史艺文志》)。清人杨晨更撰《三国会要》(二十二卷)，

    孙楷撰《秦会要》(二十六卷)，龙文彬撰《明会要》(八十卷)，金、元、清三代会要亦有待于补撰。往者钱仪吉撰《三国会要》(五册)，稿成未刊，又撰《晋会要》，《南北朝会要》，皆未成书。泰兴朱铭盘(曼君)纂《两晋会要》八十卷、《宋会要》五十卷、《齐会要》四十卷、、《梁会要》四十卷、《陈会要》三十卷，稿具而未能付刊(《清史稿 文苑传》载铭盘《晋会要》一百卷，尚语焉未详)，又拟纂北朝魏、齐、周、隋四朝会要，合称《两晋南北朝会要》，未竟厥功，亦可惜也。(见朱氏桂之《萼轩遗集》所载《曼君先生记年录》)。自徐氏而下，皆为私家之作，本无与于官修之史，以其不可无述，故连类及之。杜氏《通典》、马氏《文献通考》，皆为私修，别详于后；宋人宋白《续通典》二百卷，则于真宗咸平四年奉诏撰成，惜原书久亡，略有逸文可考；清代之《续通典》、《皇朝通典》、《续通考》、《皇朝通考》，皆奉敕纂修，为官书之一，理宜并述。此唐宋以来官修政典之大略也。

    唐开元中，始命学士萧嵩、王仲邱等撰《大唐开元礼》一百五十卷。其中卷一至卷三为序例、卷四至七十八为吉礼、卷七十九至八十为宾礼、卷八十一至九十为军礼、卷九十一至一百三十为嘉礼、卷一百三十一至一百五十为凶礼，于是唐之五礼略备，新旧《唐书》礼志皆取材是书。而杜佑《通典》于礼典中，节载《开元礼》为三十五卷，大体略备，而原书尚有传本，清代以之著录于《四库》，而外间复有新刊本。此《仪礼》、《礼记》以后，唯一言礼之书也。宋徽宗曾命郑居中等撰《政和五礼新仪》，凡序例二十四卷、吉礼一百十一卷、宾礼二十一卷、军礼八卷、嘉礼四十二卷、凶礼十四卷，总为二百二十卷，又目录六卷、格式十卷，宋代言礼之书，莫备于此，今著录于《四库》，略有残阙。其后淳熙中，礼部、太常寺合撰《中兴礼书》行世，而《政和礼》遂格不行。金有《大金集礼》四十卷，张玮等撰，为《金史礼志》所本。明有《明集礼》五十三卷，清有《清通礼》五十卷，皆由敕撰，为两代礼制之所本 。凡仪注之书，犹政典中之有法令，故亦得备史之一体。抑吾谓典礼之有关于史，以其能明因革损益也’欲考历代之节文仪注，应取《仪礼》、《曲礼》、《开元礼》、《政和五礼》、《金明集礼》、《清通礼》合而观之，而因革损益之迹乃得以大明。昔贤之当此而无愧者，首推杜氏《通典》之《礼典》，次则秦氏之《五礼通考》，而徐乾学之《读礼通考》专详凶礼者，亦备其一体，盖此二书，实合历代之言节文仪注者，次为一编，以观其会通，盖必如是，始足以当史称。此又因唐宋官修仪注之书而附论及之也。

    (四)方志

    章学诚谓后世之方志，专详一方之事，如古之列国史，应无所不载，与专详疆域山川之图经异，其说允矣。然撢究前代记地之书，二者漫无经画，区分甚难：方志为一方之史，世人已无异议，而图经亦详建置沿革人物古迹，以备史之一体，且为宋以后郡县志书所本，故述方志，不能置图经而不数。隋炀帝大业五年，始命崔廓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或又曰八百卷，曰《图志》，而《隋志》著录为一百二十九卷，《唐志》少一卷，而题曰《虞茂区宇图》，此为官撰方志图经之所始，亦古

    今之钜制也 。唐太宗之子魏王泰，命其著作郎萧德言、秘书郎顾胤、记室参军蒋亚卿、功曹参军谢偃、苏勗，撰《括地志》五百五十卷，又《序略》五卷，略如吕不韦之广集门客，以撰《吕览》，亦为官撰地纪之一，其内容亦极美备，惜与《区宇图志》，同归散亡，今可见者，逸文而已。唐李吉甫之《元和郡县图志》、宋乐史之《太平寰宇记》、王象之之《舆地纪胜》，皆属私撰，别于下章述之，而是数书所引之《隋图经》，多为《区宇图志》之逸文，正自可宝。宋神宗熙宁八年，诏王存等修《元丰九域志》，元丰三年书成，凡得十卷，所载为路二十三、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三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专详宋代所治之方域，其陷于辽之燕云十六州，及平、滦、辽东，以及西夏边陲之区，皆所不详，不如《太平寰宇记》之美备，然考有宋一代方舆者，必以是书为依据焉。辽、金人自撰记地之书，史所不详。迨至元代遂有《大一统志》之辑。元世祖至元二十三年，始命集贤大学士行秘书监事札马刺丁、祕书少监虞应龙等，搜辑为志，以明一统，初未有名，至元三十一年十月书成，凡得七百五十五卷，命名《大一统志》。成宗元贞二年三月得《云南图志》，大德二年二月又得《甘肃图志》，三年七月又得《辽阳图志》，复命秘书监增修，至大德七年二次成书，凡得一千三百卷，由集贤大学士同知宣徽院事孛兰盻上进，存于秘府，至顺帝至正二年始付出刊行之，定名为《大元大一统志》。钱大昕《元史 艺文志》，据焦竑《国史 经籍志》、黄虞稷《千顷堂书目》，著录《大元大一统志》一千卷，实则为一千三百卷，元人所撰秘书监志言之详矣。是书大别为一中书省，十行中书省，每省分路或府，路府下有属州，大抵以一州为一卷，其事迹多者，或分为二卷、三卷。每州之分目凡十：曰建置沿革、曰坊郭乡镇、曰里至、曰山川、曰土产，曰风俗形势、曰古迹、曰宦迹、曰人物、曰仙释，亦不必各目皆备。所纪各事，较后来之明、清两一统志，详至数倍，故分卷至干三百之多，盖为隋《区宇图志》以后，方志图经之总汇。惜已亡于明代，仅存残本若干卷，而佚文之见于《永乐大典》残本、《明一统志》、《满洲源流考》、《热河志》等书，近有辑本，可供考证，而明初人所撰《大明清类分野书》，几全钞《大一统志》以成书，其内蕴宏博可知。至其所用资料，多出《元和郡县图志》、《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舆地纪胜》及宋元所修地方志乘，而明初修《元史 地理志》，多依据是书，其后修一统志，更以是书为蓝本，翦裁原文，旧痕犹在，而不及其美富远矣 。明初洪武三年，曾敕修《大明志书》，今已无考。其后景泰中，始敕修《寰宇通志》，凡得一百十九卷，至英宗复辟，恶其书成于景帝，乃命李贤等改修《大明一统志》，至天顺八年成书，凡得九十卷，而万历中尚有增修。考其体例，以京师南京及各布政使司所统之府，为分卷之标准，每府之分目，略如《元一统志》，而增郡名、公署、学校、书院、宫室、关梁、寺观、陵墓、祠庙诸目，而无坊郭乡镇及里至，盖有所分合省并，而小有异同者也。《大明一统志》，今颇易得，而《寰宇通志》亦未亡 。清代更因之，以修《大清一统志》。是书凡修三次：初成于乾隆八年，凡三百四十二卷，次成于乾隆四十九年，凡四百二十四卷(并子卷计之则为五百卷)，最后成于道光二十二年，凡五百六十卷。最后之本经始于嘉庆十六年，而所增辑之事迹，亦迄于嘉庆二十五年，故命名曰《嘉庆重修一统志》。其书之例，于京师后次以盛京、各直省、蒙古藩部及朝贡各国，每省先冠图表，次以统部，总叙一省大要，次以各府、厅、直隶州，为分卷之标准，凡所属之州县入焉。蒙古各藩部，统部分卷，悉照各省体例，其各府、厅、直隶州之分目，视《明统志》为详，计分表图、疆域、分野、建置、沿革、形势、风俗、城池、学校、户口、田赋、税课、职官、山川、古迹、关隘、津梁、堤堰、陵墓、祠庙、寺观、名宦、人物、流寓、列女、仙释、土产二十七目。所谓《明统志》、《清统志》，皆衍“大一统志”之余绪以成书，而仍不及其宏博者也。然方志、图经之书，以近世编纂者，为最有用，故元、明、清三代之一统志，足供治史地学者之采伐，远非元和、元丰诸志可比，且其中兼叙人物风土，一方之要删略具，盖以图经而兼方志之体矣。

    州郡之有志书，以括举一方之事，盖防于《吴越春秋》，《华阳国志》，隋唐五代以前，撰者盖鲜。宋人宋敏求始撰《长安志》二十卷，附图三卷，《河南志》二十卷。《河南志》已佚，而《长安志》有传本。其次则为朱长文之《吴郡图经续记》，成书于神宗元丰七年，分门二十有八，中有封域、城邑、山水、户口、物产、风俗、学校、牧守、人物、碑碣、杂录，备有后来之志书之各目。其后则徐淙、潜说友之乾道、咸淳两《临安志》，范成大之《吴郡志》、施宿、张溴之《嘉泰会稽志》、《宝庆续志》、陈耆卿之《嘉定赤城志》，罗濬之《宝庆四明志》、《开庆续志》，周应合之《景定建康志》，郑瑶、方仁荣之《景定严州续志》，皆宋代所修，尚有存本，而著录于《四库》者。至如著录《宋史 艺文志》之各州郡志，多就亡佚，骤数之而不能终其物，亦非本编所能尽举也。考此诸志之撰者，或以官于是郡，如周淙、施宿、周应合、郑瑶、方仁荣、潜说友是；或以生于是乡，如朱长文、范成大、陈耆卿是；或以游于是地，如张溴、罗濬是；官于是郡者、倡修志书，手创条例，授之幕友，或延乡绅为之，而不必手自钞纂，正可与唐宋以来之官修诸史，等量齐观，故今曰所流传之州郡志书，十九皆出于官撰也。元人所修之志书，见今存者，如徐硕之《至元嘉禾志》，冯复京、郭荐等之《大德昌国州图志》，张铉之《至大金陵新志》，皆为官于其地时所纂，纂者亦非一人。明代则所纂益多，省、府、州、县无不有志。明代于南北两直隶外设十三承宣布政使司，以代元代之行中书省。地方之称，本无省名，然若称为布政使司，实嫌辞费，故其时之官私文字，仍沿元代而称省 ，其总一省而为志书，多名“通志”。通志滥觞于宋人所撰之《闽中记》  (程世程撰)及广东、广西两《会要》(王靖撰，俱见《宋[史] 艺文志》)， 是皆合数州郡而为一书者。元人因修《大一统志》，而先由各行省撰送图志，尤为省志之先例。惟此体之书，至明始盛，其名为通志者，如《弘治八闽通志》，《嘉靖江西、广西、山东、贵州通志》，《万历广东通志》是也；亦名总志，如《万历湖广、四川总志》是也；或只名志，如《成化陕西志》是也；或又易称为书，如何乔远之《闽书》是也；更有名图经者，如《嘉靖贵州图经新志》是也。盖创始于弘治，而大盛于嘉靖以后。洎乎清代，以迄今兹，各直、省、藩部，无不有志，而皆名为通志。盖通志者，合全省之府、厅、州、县而通志之，非贯通古今之谓也。然明清二代不名为省志者，盖亦有故，明以南北两京之地，直隶中央，称为直隶，其他地方，则称布政使司；清代亦以畿辅之地为直隶，又未尝明定其他地方为省。清代诏旨奏牍中尝概称曰各直省，直指直隶之畿辅，省指其他各地方，其后亦称畿辅曰直隶省，此实不辞之甚，然亦莫由正之，是则此后所修各省之总志，宜摒通志之称不用，正其名曰省志，乃使人易晓耳。考近代所修之通志，其体例大别为二：一沿用旧日图经统志之体，分一地方为若干目，如清雍正中所修之《河南通志》，分为四十二目，是也；一用章学诚之说，视方志如列国史，立纪、志、表、传、略、录，以王言为纪，人物为传，官绩为录，舆地艺文为志，辅之以略，其他细碎之事，以表明之，始于谢启昆之《广西通志》，而光绪中李鸿章主修之《畿辅通志》，亦其类也。是类之书，悉由官修，其与正史典礼异者，一则主之中央，一则发动于地方耳。清代之方志，不惟府、厅、州、县有之，而著名之乡镇亦有之，如吴兴县所属之南浔镇，有刘承幹所修之《南浔志》，是也。又近代人喜作志，于名山、名水、名寺观，莫不有志，多至不可胜数，然半属私撰，且已有人撰专书以综考之，可以勿论。惟唐宋以来，各官署亦皆有志，如唐代之《翰林志》(李肇撰)、宋代之《续翰林志》(苏易简、苏耆编)、元代之《秘书监志》(王士点、商企翁同撰)即其显例。明代所撰尤多，今可考者，有《礼部志稿》、《太仆寺志》、《南京吏部、工部、都察院、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诸志》，及《南雍志》，而清代亦有《国子监志》、《宫史》、《续宫史》，以其为官撰志书之一类，故附述之。此又唐宋以来官修方志之大略也。

    总括上述四类，已将本期设馆官修之史，撷举大略，容有未尽，姑付阙如。或谓本章所述，悉为史籍，而作者是否为史家，且其史学何若，亦应一为衡量，否则仍不能使读者踌躇满志也。则应之曰，官修之史，与私家作史异，私史之作者，多为著名之史家，如上章所述魏晋南北朝诸史之作者是也。若乃唐宋以来官修之史，胥成于众人之手，其中即有史家，亦无由自见，子玄不乐，即其一例。矧历代撰实录者，多由总领其事者，署名上进，且其书属于记注一体，不足以言史学。正史作者如宋代之欧阳修、宋祁，元代之王鹗、欧阳玄，明代之宋濂，清代之万斯同，诚卓卓可称矣。然欧、宋《新唐书》，已不尽满人意；《金史》仅由王鹗创作，而未成于其手；欧阳玄则因成继前，绝少改作，《元史》之芜杂缺略，重为后人所讥；宋濂徒长辞翰，疏于史学，虽领其事，未尝究心；万斯同有功于《明史》，既未肯居馆职，实同于私家作史，又不得与欧、宋、王、宋四人同论。至官修之典礼方志，作者不名一家，校其成绩，又下于实录一等，更不得与正史比伦。惟私家所作之《通典》，竭一人精力所撰之《通鉴》，乃能博大精深，高视百代，取校官修诸作，无有能及之者。是则本期之史家，及其史学之何若，正有待于更端论次，而非本章之所能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