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唐宋以来设馆修史之始末

    隋唐以后，私家修史之风日杀，而设馆官修之史，代之而兴，其因有二，已具述于上章。然尚有未及尽详者，一为远因，如后魏崔浩之以修史受祸；一为近因，如隋文帝之诏禁私家修史是也。后魏于道武时，始令邓渊著国记而条例未成。太武时，诏崔浩等重撰国书，又命浩总监史任，务从实录，叙述国事，无隐所恶。及修史成，浩遂刊石以示行路，后为人所讦，坐夷三族，同坐死者，百五十有八人，是时并为之废史官 。后人鉴于崔浩受祸之惨，遂相戒不轻作史，如韩愈即其一例，一也。自汉献帝建安中曹操执政，始禁士大夫刊石树碑，以戒矜榜，晋宋皆因之(《宋书 礼志》)。迨隋文帝开皇十三年，遂下诏曰，民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 。又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时有文表华艳者，至付有司治罪，沿至唐代，寝以成俗。南宋高宗时，秦桧主和，有私史之禁，李焘尝以作史得罪，桧死，禁始弛。宁宗嘉泰二年，韩侂胄执政，复有私史之禁，凡事干国体，悉令毁弃(《建炎朝野杂记》甲六)。明季私史颇盛，而清初文士，每因修史受祸，私家作史之风，为之益替，二也。然唐宋以来，私家修史之难，虽有多因，不尽由于畏祸，自斯以后，遂分两途：一则纪传体之正史，多由官修；一则编年体以下之别史、杂史，多出私撰。盖有志修史之士，于纪传体之正史，既由形格势禁，艰于执笔，不得不转出他途，以展其伟抱宏才，故近世私史之多，亦无惭于古人，第多非纪传体之正史耳。兹于本章综述官修诸史，以明本末，而私修诸史，则于下章述之。

    吾国官修之史，应始班固等之撰《世祖本纪》、《功臣列传载记》，次则刘珍等本之，以撰《东观汉记》，皆奉时君之命，鸠集多人，共修一书。三国、晋、南北朝之世，尤不乏斯例，然其中如《东观记》，随修随续，本非一时可成，自难出于一手，可以勿论。其他诸史，可分为二：一则肇自多人，成于一手，如王沈之《魏书》、韦曜之《吴书》是也；一则众手分纂，一人裁定，如魏收之于《魏书》是也，是则名为官修，实同私史。迨唐修《晋书》、《五代史》，始开设史馆，以宰相大臣监修，别调他官兼任纂修，又置修撰司直，号曰史官，如唐令狐德棻、吴兢、刘知幾、徐坚、韩愈之伦皆是。此时所修诸史，皆派定一人为主修，如姚思廉之主修《梁》、《陈》二书，李百药之主修《北齐书》，魏徵之主修《隋书》是；亦有派二人同主修一书，如令狐德棻、岑文本之同修《周书》是。所谓主修，略如后世之总纂，吾意是时必有同修之史官，而史未著其名，所谓同修史官，略如后世之纂修官，宋代重修《唐书》，以欧阳修、宋祁二氏为刊修官，刊修犹主修也。是时史馆之制，有所谓修国史，同修国史，更于其上置监修国史，以宰相领之，即袭唐制。然是时之监修官，多徒拥虚号，无所裁定，刘知幾所谓监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无遵奉，是其弊也。欧、宋同修《唐书》，一则任本纪、志、表，一则专任列传，故以分任而无所抵牾，其后修史，于纂修官外，更立总纂，任其事者，又不限于一二人，于是设馆修史之制，历代相沿无改。然溯其始，实由唐代开其先声，盖与后汉、三国、晋、南北朝官修诸史，有不能相提并论者。

    本期设馆官修之史，可分四类：一曰编年体之实录，皆近于记注者也；二曰纪传体之正史，皆属于撰述者也；三曰典礼，四曰方志，皆撰述记注兼而有之者也。官修之史，以此四类为多，其他属于乙部之籍，亦有出于官修者，以其可以随事附见，故不烦专述焉。

    (一)编年体之实录

    古者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自汉以来，更修起居注，以举记言记事之职。《隋志》著录周兴嗣《梁皇帝实录》三卷，记武帝事，谢吴(《唐志》作昊)《梁皇帝实录》五卷，记元帝事，皆为官撰之书，原出于记注，而所取材则不以记注为限。迨唐以后，则每帝崩殂后，必由继嗣之君，敕修实录，沿为定例，兹就可考者，表之于左：

    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实录表

    各代  各帝卷  数撰者附考

    高祖二○敬播

    太宗四○敬播、许敬宗等《太宗实录》凡修数次，初修本仅二○卷。

    高宗三○韦述又武后重修本一○○卷。

    唐

    则天后二○魏九忠等刘知幾、徐坚、吴兢重修本三○卷。

    中宗二○吴兢

    睿宗五吴兢又刘知幾撰本一○卷。

    玄宗一○○令狐峘凡撰数次，初有二○卷、四七卷两种。

    肃宗三○元载

    代宗四○令狐峘

    德宗五○裴洎等

    顺宗五韩愈今存在《昌黎集》中。

    宪宗四○路隋等

    穆宗二○同上

    敬宗一○李让夷等

    文宗四○魏暮等

    武宗三○韦保衡等以上据两《唐志》，又宋人宋敏求补撰《武宗实录》二○卷。

    五代附十国后蜀高祖三○李昊

    后蜀主四○同上

    宋

    太祖五○李沆等

    太宗八○钱若水、杨亿等今存二种：一为八卷，刊入《古学汇刊》；一为二○卷本，刊入《四部丛刊》。

    真宗一五○晏殊等

    仁宗二○○韩琦等

    英宗三○曾公亮等

    神宗三○○蔡风翔《王荆公年谱》二十四，有《神宗实录考》。

    哲宗一五○汤思退

    徽宗二○○同上又李焘重修本。

    钦宗四○洪迈等

    高宗五○○傅百寿

    孝宗五○○傅百寿、陆游等

    光宗一○同上

    各代各帝卷数撰者附考

    宋宁宗四九九册刘光庄等有传钞本二卷。

    理宗一九○册

    度宗缺  有《时政记》七八册。

    恭帝缺有《事迹日记》四五册。

    元

    太祖翰林国史院

    太宗同上

    定宗同上

    睿宗同上睿宗不为帝，出于追谥。

    宪宗同上

    世祖二一○董文用等

    顺宗一程钜夫等世祖太子真金追谥为顺宗。

    成宗五六同上

    武宗五○同上

    仁宗六○元明善等

    英宗四○吴澂等

    泰宗王结等

    明宗欧阳玄等

    文宗同上

    宁宗同上右据钱大昕《元史 艺文志》。

    顺帝缺

    明

    太祖二五七董伦等初修，解缙、胡广等重修。万历中附建文事。

    成祖一三○杨士奇等

    仁宗一○蹇义等

    宣宗一一五杨士奇等

    英宗二六一陈文等附《景帝景泰事迹》八七卷。

    宪宗二九三刘吉等

    孝宗二二刘健、谢迁等

    武宗一九七曹宏等

    各代各帝卷数撰者附考

    明

    世宗五六六徐阶、张居正等又有世宗父《睿宗实录》五○卷。

    穆宗七○张居正等

    神宗五九四温体仁等

    光宗八叶向高等

    熹宗八四温体仁等以上据《明史 艺文志》，今俱有传钞本，惟《熹宗实录》缺天启四年十二卷，六年六月一卷。

    思宗原缺清初万言纂《崇桢长编》若干卷，可代实录，今尚存。又南京国学图书馆书目有《崇祯实录》十七卷，据嘉业堂刘氏藏书钞本传钞，当为后人补辑。

    清

    太祖一○崇德元年初修，康熙二十一年重修，雍正二年校订。《太祖实录》经数次修改，今所见者，有《太祖武皇帝实录》，《太祖高皇帝实录》，皆北京故宫本，又有内阁大库钞本《太祖实录》，皆已印行，俱与实录正本有异同，又有《太祖实录战迹图》八卷，今称《满洲实录》。

    太宗六五顺治九年初修，康熙十二年重修，雍正十二年校订。正本与钞本不同。

    世祖一四六康熙六年修，雍正十二年校订。一作一四四卷，正本与传钞本不同，又日本有《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实录纂要》本。

    各代各帝卷数撰者附考

    清圣祖三○○康熙六十一年修此为始修之年，至其成书则在四五年后，下同。

    世宗一五九雍正十三年修

    高宗一五○○嘉庆四年修

    仁宗三四七道光四年修

    宣宗四七六咸丰五年修

    文宗三五六同治元年修

    穆宗三七四光绪五年修

    德宗五九七宣统间实录馆修，清亡后成书。清亡后，实录馆尚在，隶于清室，纂成此书，北京、沈阳皆有钞本。

    宣统政纪四三清亡后清室自修同上，有排印本，右据清代正、续《文献通考》、《清史稿 艺文志》、《四库简明目录》及钞藏各本，汇而记之。

    唐、五代、宋、辽、金、元之实录皆佚，唐、宋实录存者，仅韩愈所撰之《顺宗实录》五卷，钱若水所撰之《宋太宗实录》二十卷，韩录尚为完作，钱录则残帙而已。实录之体，略如苟悦《汉纪》，为编年史之一种，即于一帝崩殂后，取其起居注、日录、时政记等记注之作，年经月纬，汇而成编，故自成书之时言之，本为撰述之一种。然编纂实录，取材至繁，诏令章奏，悉得入录，并于大臣名人书卒之下，具其事迹，略如列传，其体实为长编，以备史官之采，故自易代后汇修正史之曰言之，则亦与起居注、日录、时政记等书，一例视为记注。是则实录之书，介乎记注、撰述之间，两《唐志》皆以之入记注，《宋志》以下则以之入编年，前后异趣，盖以此也。唐及五代之实录，今虽不可尽见。而《通鉴考异》，称引最多，唐代诸帝之外，如梁太祖、后唐庄宗、明宗、愍帝、废帝、晋高祖、少帝、后汉高祖、隐帝、周太祖、世宗、南唐烈祖皆是。盖司马光撰《通鉴》时，其书具在，故得恣取而博辨之，而《宋志》具载其目，亦可证也。后人病《旧唐书》之烦，而仍不能屏废者，以本纪采取实录最多，为可贵也。《册府元龟》所录唐代史料，凡为《唐书》及《会要》所不载者，多出于实录，知《旧书》本纪之可贵，即知实录之可贵矣。宋时有实录，有会要，皆为国史之长编，元人灭宋，董文炳入临安，独取其国史，辇致北方，其后得据以修纂《宋史》，然《理宗实录》为未成之作，度宗、恭帝以下更无实录，故《宋史》于理、度时，不具首尾，草草成编，实录之系于修史，岂不大哉。《辽史》之成，由于耶律俨、陈大任二家之书，而俨即为手撰《辽实录》之人，今考宋、辽二史，所记两国间之大事，往往互异，则由史家各据其实录而直书之，不暇核其异同也。金亡后，实录在顺天张万户家(张万户名柔，《元史》有传，说详后)，元好问欲资张书以修《金史》，后因有阻而止，乃构野史亭著述其上，凡金源君臣言行，采摭所闻，记录至百余万言，元人修纂《金史》，多本其所著，元初王鹗倡修《金史》，亦由得见实录 ，是辽、金二史皆资实录以成者也。元之诸帝，皆有实录，宪宗以上，世祖时诏翰林国史院追撰成书，其后每帝崩殂，必命史臣撰录，如前代制，惟顺帝以国亡无书，明初修《元史》，即据元累朝实录，及后妃功臣列传而成者。明太祖迄熹宗之实录，今尚具在 ，惟阙思宗一朝，可取谈迁《国榷》补之。清人修《明史》，凡涉清初祖事皆讳而不言，故近贤考明事者，多舍《明史》而取实录，《明史》所不详者，实录皆能详之，此其所以可贵也。清太祖迄穆宗十朝实录，早已成书 ，蒋良骥、王先谦先后辑《东华录》，皆资于实录，而所采事有未尽，蒋录起太祖天命迄世宗雍正凡三十二卷；王先谦重为排纂，而自乾隆以下迄同治五朝称为续录；潘颐福别撰《咸丰东华录》六十九卷，又在王录之前而不如其详。清初三朝实录屡经改修，渐失本真，人皆弃重修本，而珍视初修本，论者谓王录详于蒋录，而蒋录又胜于王录，亦蒋录多取材于初修本，而王录则以涉忌讳而删去之也。《德宗实录》，晚成未出，朱寿朋撰《光绪东华录》，无实录可据，而其详赡过于实录。宣统朝无实录，而有政纪，是则《清实录》之完备，尤过于明代，近年清十一朝实录附以《宣统政纪》、《太祖实录战迹图》合为千余册，已景印行世。盖实录之可贵，殊过于正史，试举一例明之。大凡乙国人叙甲国事，往往据事直书，无所隐饰，此其所长也；然异国传闻，往往失实，不可尽据，此又其所短也。史家考唐代事，或资日本人之纪载，考宋、辽、金、元事，必资于高丽史，以其时日本、高丽与吾国往还之频繁也。李氏朝鲜，受明册封，始终无间，故其实录中纪载明事最多，而于清代初祖之事，为《明实录》所不及载，清人所讳而不言者，朝鲜实录往往载之，且极翔实，故近人治清初史者，必取资于是书，而甚宝重之。总之，前代实录为长编之体，略如史料汇编，修通史专史者，有事于此，可以取用不竭，是盖可与正史并存不废，与其谓之撰述，无宁属之记注，。凡撰述之为长编体者，皆入古记注之林而远于撰述者也。

    (二)纪传体之正史

    设馆修史，始于唐贞观三年之诏修梁、陈、北齐、周、隋五代史，十八年，又重修《晋书》，后则相沿为例，兹取自唐以来官修诸正史，列表明之：

    史  名卷  数撰者附考

    晋书一三○唐房玄龄等

    梁书五六唐姚思廉

    陈书三六同上

    北齐书五○唐李百药

    周书五○唐令狐德棻等

    隋书八五唐魏徵等

    旧唐书二○○晋赵莹、刘昫等

    新唐书二二五宋欧阳修、宋祁宰相曾公亮监修。

    旧五代史一五○宋薛居正等

    史  名卷  数撰者附考

    宋史四九六元脱脱等

    辽史一一六同上

    金史一三五同上

    元史二一○明宋濂等

    明史三三六清张廷玉等内有目录四卷

    清史稿五三六赵尔巽等

    “正史”之名，始见《隋志》，至宋而定著十有七，即《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南齐》、《梁》、《陈》、《魏》、《北齐》、《周》、《隋》八书，以及《南史》、《北史》、《新唐书》、《新五代史》是也。明刊监版，合宋、辽、金、元四史，为二十有一。清乾隆中，诏增《旧唐书》、《旧五代史》及《明史》，为二十有四，凡未奉有明诏及颁诸学官者，不得滥登，盖久已悬诸令典矣 。往者北京政府曾颁令以柯劭态所撰之《新元史》，列入正史，于是有二十五史，其后修清史成，草草付印，谓之《清史稿》，又以禁不得行，不然，则正史之数有二十六矣。兹以晋、梁、陈、北齐、周、隋六史，已述其概于前章，《新五代史》为私家之作，别述于后，仅取《旧唐书》以下，迄于《明史》，具而论之，而《清史稿》亦以附焉。

    其一则为《旧唐书》。考唐贞观中，曾命姚思廉撰纪传体之国史，高宗时长孙无忌、许敬宗等续之；敬宗又撰十志，未就，武后时刘知幾、朱敬则、徐坚、吴兢奉诏同撰《唐书》八十卷，此见于《史通 正史篇》所述者也。《崇文总目》谓吴兢撰《唐史》，自创业迄开元，凡一百一十卷，韦述因其本更加笔削，兹检《新唐书 艺文志》，著录《唐书》一百卷，又一百三十卷，即吴兢、韦述、柳芳、令狐峘、于休烈等先后所撰之作也。撰之者既非一人，亦非出于一时，随撰随续，历时甚久，略如后汉之修《东观记》，兢本与知幾同撰《唐书》，兢又自行续撰，故由八十卷，增至百一十卷，其后更由于韦述等续撰，故由增至百三十卷，而著录于《唐志》也。然《旧唐书》吴兢、韦述、柳芳等传又谓兢私撰《唐书》、《唐春秋》未就，其书凡六十余篇，述续撰为一百十二卷，并史例一卷，肃宗又命述、芳缀辑吴兢所次国史，述死，芳续成之，起高祖，迄肃宗乾元，凡一百三十篇，其后于休烈、令狐垣续增，而未加卷帙，故《唐志》仍以百三十卷著录也。据赵翼所考，《旧书》前半，全用实录国史旧本，《唐绍传》称玄宗为今上，即用实录原文之证，《刘仁轨传》后引韦述论云，即用韦述所修国史原文之证，所论甚谛。然又谓宣宗以后无实录，故武<帝>[宗] 会昌以后，事多阙略，此又因《五代会要》所纪，五代修《唐书》时，屡诏购访，有纪传者，惟代宗以前，德宗只存《实录》，《武宗实录》并只存一卷，而言之也 。《四库提要》则谓，《旧书》于穆宗长庆以前，本纪惟书大事，简而有体，列传叙述详明，赡而不秽，颇能存班、范之旧法，长庆以后，本纪则诗话、书序、婚状、狱词，委悉具书，语多支蔓，列传则多叙官资，曾无事实，或但载宠遇，不具首尾，所谓繁略不均，诚如宋人所讥，是则长庆以来，国史、实录皆不之具，无可依据之故。《宋史 艺文志》著录武宗以下六帝实录一百四十三卷，皆宋敏求补撰 ，今考《通鉴考异》，屡引《唐实录》，而于武宗后称引尤多，武宗以上为唐人旧本，武宗以下则敏求补撰本也。欧、宋修《新书》时，遗文间出，又有宋录可据，故叙唐末事差为详赡，其能胜于旧书，时为之也。唐亡之后，梁及后唐皆曾命官修史，未底于成。其可考者，晋高祖石敬瑭天福六年二月，诏张昭远、贾纬、赵熙、郑受益、李为光等同修唐史，并以宰臣赵莹监修 ，其后同修唐史者，又有吕琦、尹拙，而莹为修史事，综理独周密，故《旧五代史》莹传，谓《唐书》二百卷之成，莹有力焉，吴缜《新唐书纠谬》亦盛称赵莹之徒，缀辑旧闻，次序实录，草创卷帙，粗兴规模。据此则莹之监修唐史，非虚领其名而不事事之比，而今本《旧书》署刘昫等撰，而不及莹者，晋出帝开运二年六月书成时，赵莹已外任节镇，刘昫以宰相继为监修，遂与修史官张昭远同表上之 ，此所以首昫名而不及莹也。然薛、欧二史《刘昫传》，俱不载其监修《唐书》，其于《唐书》。亦无莹综理周密之功，而独尸其名，抑何侥幸乃尔，此宜补列莹名于晌前，以示不没其劳 。此唐及五代纂修《唐书》之大略也。

    其二则为《新唐书》。《旧书》之缺略，具如上述，其宜重修或订补，自不待论，至宋仁宗之世，乃以《旧书》卑弱浅陋，命翰林学士欧阳修、端明殿学士宋祁重加刊修，至先提举其事后为监修者，则宰相曾公亮也。修撰本纪、志、表，祁撰列传，祁稿凡十七年乃成，修稿亦历六七年，其所修之时。则祁在前而修在后，故列传成于本纪、表之前 。其后书成，应由官高者一人署名，修曰，宋公于我为前辈，且于此书用力久，何可没也，祁感其退逊，故于列传题祁名，本纪、志、表题修名，然此实用《隋志》分题长孙无忌之例，非创之于欧、宋也(据《书录解题》及《四库提要》)。据曾公亮《进书表》，与欧、宋同修书者，有范镇、王畴、宋敏求、吕夏卿、刘羲叟，夏卿熟于唐事，博采传记、杂说数百家，又通谱学，创为世系诸表，于《新书》最有功；敏求亦以熟于唐事，且补修晚唐六朝实录，为王尧臣所荐，又尧臣亦预修《唐书》 ，是则与修诸氏，皆为一时名选，而欧、宋二氏又为一代文宗，领袖其上，亲为笔削，且历十有七年而成，为时甚久，不同草草，宜《新书》之无可议矣。然同时有吴缜者，欲因范镇荐，列于史馆，为欧阳修所拒，心不能平，乃于《新书》成后，撰《纠谬》一书，吹毛索瘢，大肆抨击 ，所举虽不无是处，究无以服欧、宋之心也。平心论之，《旧书》之作，多本国史、实录，长庆以前之本纪列传，确较《新书》为详赡，故司马光之修《通鉴》，宁弃《新》而取《旧》 。且唐代诏令率用骈俪，《新书》本纪多从删弃，如陆贽所撰《兴元大赦诏》，骄兵悍将，读之至于感泣，诚千古之至文也，亦以用骈而不取，此欧阳氏主修之失也。唐代词章，体皆详赡，而列传中，必为减其文句，变为涩体，殊失其真，又喜载韩、柳文，韩愈《平淮西碑》，不详叙李愬入蔡之功，至于仆碑改撰，而《通鉴》亦不甚取之，《新书 吴元济传》，则全就碑文润色之，于《柳宗元传》，录其文至四首 ，而他传则无此例，此宋氏之失也。公亮《进书表》，称其事增于前，其文省于旧，而刘安世《元城语录》，则谓事增文省，正《新书》之失。吾谓事增则是，文省则非，寻其所谓事增，即指补缀唐末阙遗之事，所谓文省，即指删削国史、实录之文。夫《新书》之长，即在将长庆以后《旧书》所不能详者，悉加辑缀，大体略备，纪传固然，而志、表尤胜于《旧书》，故《新书》之可贵，不在改撰，而在补缀，向使欧、宋二氏，于旧史之佳者，多用旧文，不为删并，专就唐末史事，去其烦冗，补其阙遗，则为《新书》之佳本，而无可议矣。清人沈炳震悟得此理，遂辑《唐书合钞》二百六十卷，本纪、列传悉用《旧书》，志、表多用《新书》，而以他一书之异同，及可补阙遗者，分注于下，并为《宰相世系表》作订误数卷，此折衷于《新》、《旧》两书之间，弃其短而取其长，最为得作史之意者也。自《新书》行，而《旧书》渐微，明代南北两监本二十一史，皆不及《旧唐书》，明嘉靖十七年闻人诠重刻旧本，赖以延绵不坠，清乾隆中，诏以新、旧《唐书》并列正史，复于武英殿刊版印行，遂仍得畅行于世，而今人仍贵闻刻本，扬州岑建功为撰校勘记，并附以逸文，亦治《旧书》之最勤者矣。盖《旧唐书》若前无闻人诠为之校勘，后无清廷为之表章，必如薛氏《五代史》，重烦学人加以搜残补阙之功，可不问而知之也。

    其三则为《旧五代史》。宋太祖开宝六年四月，诏修梁、后唐、晋、汉、周五代史，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 ，七年闰十月书成，凡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 。薛史之体，略仿《三国志》，以梁、唐、晋、汉、周各为一书，称曰《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而各有纪传若干卷，合之虽为一书，分之可为五史。晁公武《读书志》称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赵翼据之，遂谓五代史，乃后人总括之名，此殊失考。薛史有从《世袭》、《僭伪》、《外国》诸传及十志，皆不能分系于某一书，且以十志之迹求之，略如唐修《五代史志》之附于《隋书》，是则五书实有合而难分之势，亦犹《三国志》之魏、蜀、吴，本可各为一史，然《魏书》书末附有《外夷传》，而他书无之，正为合而难分之证。薛史之体，盖仿《三国志》、《南史》、《北史》之例，合而一之，以五代相承，顺序递述，尤近于《南》、《北史》，具有通史之一体者也。其后欧阳修私撰《五代史记》，藏于家，修没后，神宗诏求其书，为之刊行，于是薛、欧二史，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宋宁宗开禧三年，公元一二○七年)，诏止用欧史(《金史 章宗纪》，泰和七年十一月诏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宋金亡后，南北统一于元，元承金制，薛史日湮。明成祖时，辑《永乐大典》，悉采薛史入录，惟已割裂淆乱，非其篇第之旧。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求薛史原本，已不可得，馆臣邵晋涵就《大典》中甄录排纂，其阙逸者，则采《册府元龟》等书之征引薛史者补之，仍厘为一百五十卷，其原书篇目，亦略可寻绎得之，设无《大典》，则薛史亡矣。薛史多据实录，故详赡过于欧史，而欧史后出，亦有可补薛史之阙遗者，故清代以二史不可偏废，遂并列于正史。或谓薛史原本尚未亡，初在皖人汪允中家，继归丁乃扬，乃扬珍惜孤本，不肯示人，世遂无有见之者 。允中、乃扬，独不能效闻人诠覆刊行世，一旦付之劫灰，将奈之何，收藏孤本，秘不示人，等于窖金埋宝，有书亦等于无书矣。

    其四则为《宋》、《辽》、《金》三史。宋代国史，最为详备，有起居注，有时政记，有日历，有编年体之实录，有纪传体之国史，其时所设起居郎、舍人、著作郎、佐郎、国史院、实录院，分典撰史之务。《宋史 汪藻传》谓，书榻前议论之词，则有时政记；录柱下见闻之实，则有起居注；类而次之，是为日历；修而成之，谓之实录，此皆宋国史之底本也。实录之外，即为国史：宋代诸帝崩后，嗣君例诏大臣修实录，而仁宗时，则诏吕夷简、夏竦修先朝国史，神宗时，既诏修《英宗实录》，又诏修仁宗、英宗史，孝宗以后又修神、哲、徽、钦四朝国史志及列传，理宗时又修高、孝、光、宁四朝国史，所谓国史，具有纪、传  志、表诸体，一如前代之正史，而易代以后，即据此以勒定焉 。国史之作，肇于后汉之《东观汉记》，而大成于唐代吴兢等所撰之《唐书》，其性质异于记注，故亦得为撰述之一种。南宋时，王偁撰《东都事略》，备北宋九朝之事，翦裁得当，实胜于元人所修之《宋史》，亦据国史勒定者也。南宋理、度二宗，虽亦有实录、时政记可据，然至宋亡之日，已多不具，而两朝国史。更未及修，试观《宋史》诸志，于宁宗以后事，多阙而不备，而《文苑传》，南宋仅周邦彦等数人，《循吏传》，竟无南宋一人，固由修史诸人草草将事，亦以国史底本缺略不具故耳。迨元兵入临安，以董文炳主留事，文炳曰，国可灭，史不可灭，又曰，宋十六主，有天下三百余年，其太史所记，具在史馆，宜悉收以备典礼，乃得宋史及诸记注，归之元都国史院，此即宋国史旧本，元人所据以修《宋史》者也。辽制，书禁甚严，凡国人著述，惟听刊行于境内，有传于邻境者，罪至死 ，故书籍流传于后世者绝少，元好问云，今人语辽事，至不知起灭凡几主，下者不论也(《元文类 故金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则其时史料之缺乏，亦可于此窥见。然不可因此遂谓辽无国史。其诸帝实录，已略如上述，又有起居注及日历，《辽史 百官志》有起居舍人院，又《耶律良传》，重熙中迁修起居注。又《道宗本纪》，大康二年十一月甲戌，上欲观起居注，修注郎不攧及忽突堇等不进，各杖二百，罢之，此辽有日历之证也。《辽史 圣宗纪》，统和二十一年三月壬辰，诏修日历官，毋书细事，又二十九年五月甲戌朔，诏已奏之事送所司附日历，此辽有日历之证也。辽人于实录外，是否另修纪传体之国史，今已无考。金灭辽后，遂据辽人记注实录以修《辽史》，《金史 熙宗纪》，皇统八年四月甲寅，《辽史》成，又《萧永祺传》，广宁尹耶律固奉诏译书，辟至门下，尽传其业，固作《辽史》未成，永祺继之，作纪三十卷、志五卷、传四十卷，上之，此谓萧永祺《辽史》，即第一次修成之本也。大定二十九年，章宗即位，以萧史未善，乃命官重修，以耶律履、党怀英、郝俣等为刊修官，移刺履、赵讽等七人为编修官(见《金史》移刺履、党怀英两传，移剌即耶律二字之异书)，后增编修官三人，又因党怀英致仕，诏陈大任继成其事(太和六年七月)。《章宗纪》太和七年十二月壬寅朔，《辽史》成，此谓陈大任《辽史》，即第二次修成之本也。陈史费时十有八年，应较萧史为完善，然而迟至金亡未能刊行者，盖因德运之说未定故耳。兹据《大金德运图说》及宣宗贞祐二年正月集议德运省剖所引章宗敕旨(见《金文最》五十六)，金源诸臣，或主以金继唐，或主继辽，或主继宋，发言盈庭，莫衷一是。又据修端辨辽、金、宋正统所说，《金史 章宗纪》“辽史成”一语，正为罢修《辽史》，因而结束之，其未及刊行，亦以此也 。金亡以后，《辽实录》为耶律楚材所藏，故得不亡(据苏天爵《三史质疑》)，后据以重修《辽史》，殆即耶律俨所修之《皇朝实录》七十卷。或谓萧永祺所修之《辽史》七十五卷，即就俨书排纂而成(近人冯家昇说)。今就《辽史》所引，俨书有纪有志有传，一知正史，殊乖实录之体，且今本《辽史》，绝不称及萧史，疑其说不为无因。然元修《辽史》，得陈大任《辽史》甚晚，恐系就萧史改作，而原本因以放散，元好问尝谓太和初诏修《辽史》，书成，寻有南迁之变，简册散失，世复不见(《漆水郡侯耶律公墓志铭》)，此即指陈大任重修之《辽史》。然其后陈史复出，为脱脱等所据，以成今本，脱脱《进辽史表》云，耶律俨语多忌讳，陈大任辞乏精采，二书优劣，大概可知。所谓耶律俨《实录》，所谓陈大任《辽史》，皆元人所据以修《辽史》者也。金时亦有起居注、日历、实录，《金实录》已详于前，《金史 百官志》，有记注院修起居注，掌记言动。又秘书监所领之著作局，掌修日历，略如唐宋之制。又《世宗本纪》大定七年九月诏修起居注，《宗叙》、《守贞》两传，皆有修起居注之语。元世祖中统二年，王鹗奉诏修《金史》，采及杨云翼《日录》四十条，陈老《日录》二十条 ，日录当如唐宋宰臣之时政记，否则与日历相类，所谓起居注、日历、日录、实录，皆《金史》所资以成书者也。《金史 文艺传》谓刘祁作《归潜志》以纪金事，元好问著《中州集》及《壬辰杂编》，为修《金史》时所采用，好问既于顺天张万户家得见《金实录》，则《壬辰杂编》所纪载者，必多出于实录。《元史 张柔传》，载柔攻下金汴京，独入史馆，取《金实录》，并秘府图书，世祖中统二年，柔以《金实录》献于朝；又《王鹗传》载鹗在金官左右司郎中，蔡册陷，鹗将被杀，万户张柔闻其名，救之，辇归，馆于保州；按金有保州顺天军，元升为顺天府，即今保定，张柔以万户率兵镇此，即元好问所见之顺天张万户也。鹗既主于其家，得尽读《金实录》，迨柔献《实录》于世祖，而鹗适官翰林学士承旨，兼领国史院，遂建议修《辽》、《金》二史，鹗之言曰，自古有可亡之国，无可亡之史，盖前代史册，必代兴者与修，是非予夺，待后人而后公故也(与鹗同修《金史》者，尚有李治、徐世隆、高鸣、胡祇遹等，见《元史 商挺传》)。其后阿鲁图《进金史表》云，张柔归《金史》于其先，王鹗辑金事于其后，即指此事，而至正所修之《金史》，即据鹗稿为底本。由是言之，《金史》之修，创于王鹗，考其初稿，即据实录，谓悉采自刘、元二氏，尚非衷于情实(孙承泽《春明梦余录》有“《金史》不亡二人之力”一条，一指王鹗，一指元好问)。以上所述，皆元人未修三史以前，所考得之大略也。元人与宋合兵灭金，时在宋理宗端平元年，元太宗窝阔台六年(公元一二三四年)，迟至元世祖中统二年(宋理宗景定二年、公元一二六一年)，始因王鹗奏请，而修《辽》、《金》二史。及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一二七九年)，灭宋，又命史臣通修《宋》、《辽》、《金》三史，然迟之甚久，而不能成书，与金修《辽史》同，直至顺帝至正三年(公元一三四三年)三月，右丞相脱脱奏请设局，重修三史，中隔以六十四年之岁月，因何停顿，盖亦有故。考是时元廷诸臣，意见不一，或以宋为正统当立帝纪，辽、金为窃据当入载记，是以《晋书》为例者也；或以辽自唐末保有北方，与五季、北宋相次而终，当为北史。宋受周禅，至靖康，当为宋史。金破辽克宋，据有中原，当为北史。建炎以后，中原非宋所有，当为南宋史，是以《南、北史》为例者也 。以元承宋，而摈辽、金，汉人之绩学者多主之。第元太祖成吉思汗之立国，远在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一二○五年)，是时金尚未亡，元人以北方部族，入主中国，不能不袒辽、金而绌宋，因此争议不决，又复多所顾忌，致修史之议，未果进行，亦犹金人修《辽史》，以德运之议未决，而致停顿也。 迨至脱脱为相，乃断然曰，三国各与正统，各系其年号(见《权衡庚申外史》)，以此为三史之义例，并为定其凡例云：一、帝纪，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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