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勘学方法论

    ————序陈垣先生的《元典章校补释例》

    陈援庵先生（垣）在这二十多年之中，搜集了几种很可宝贵的《元典章》抄本；民国十四年故宫发现了元刻本，他和他的门人曾在民国十九年夏天用元刻本对校沈家本刻本，后来又用诸本互校，前后费时半年多，校得沈刻本伪误衍脱颠倒之处凡一万二千余条，写成《元典章校补》六卷，又补阔文三卷，改订表格一卷（民国二十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刊行）。《校补》刊行之后，援庵先生又从这一万二千多条错误之中，挑出一千多条，各依其所以致误之由，分别类例，写成《元典章校补释例》六卷。我和援庵先生做了几年的邻舍，得读《释例》最早，得益也最多。他知道我爱读他的书，所以要我写一篇《释例》的序。我也因为他这部书是中国校勘学的一部最重要的方法论，所以也不敢推辞。

    校勘之学起于文件传写的不易避免错误。文件越古，传写的次数越多，错误的机会也越多。校勘学的任务是要改正这些传写的错误，恢复一个文件的本来面目，或使他和原本相差最激。校勘学的工作有三个主要的成分：一是发现错误，二是改正，三是证明所改不误。

    发现错误有主观的，有客观的。我们读一个文件，到不可解之处，或可疑之处，因此认为文字有错误：这是主观的发现错误。因几种“本子”的异同，而发现某种本子有错误：这是客观的。主观的疑难往往可以引起‘才子”的搜索与比较；但读者去作者的时代既远，偶然的不解也许是由于后人不能理会作者的原意，而未必真由于传本的错误。况且错误之处求必都可以引起疑难，若必待疑难而后发现错误，而后搜求善本，正误的机会就太少了。况且传写的本子，往往经“通人”整理过；若非重要经籍，往往经人凭己意增删改削，成为文从字顺的本子了。不学的写手的本子的错误是容易发现的，“通人”整理过的传本的错误是不容易发现的。试举一个例子为证。坊间石印《聊斋文集》附有张元所作《柳泉精先生墓表》，其中记蒲松龄“卒年八十六”。这是“卒年七十六”之误，有《国朝山左诗抄》所引墓表，及原刻碑文可证。

    但我们若单读“卒年八十六”之文，而无善本可比较，决不能引起疑难，也决不能发现错误。又他左诗助引这篇墓表，字句多被删节，如云：

    〔先生沙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父历友结坏中诗社。

    此处无可引起疑难；但清末国学扶轮社铅印本例斋文集》载墓表全文，此句乃作：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视友，旋结为部中诗社。（甲本）

    依此文，“历视”为从父之名，“友”为动词，“旋”为“结”之副词，文理也可通。

    石印本《聊斋文集》即从扶轮社本出来，但此本的编校者熟知例斋志异》的掌故，知道“张历友”是当时诗人，放石印本墓表此句改成下式：

    与同邑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亲，旋结为郎中诗社。（乙本）

    最近我得墓表的拓本，此句原文是：

    与同色李希梅及余从伯父历友、视旋诸先生结为部中诗社。（丙本）

    视旋是张履庆，为张历友（笃庆）之弟，其诗见《山左诗抄》卷四十四。他的诗名不大，人多不知道“视旋”是他的表字；而“视旅”二字出刊周易·履卦》， “视履考祥，其旋元吉”，很少人用这样罕见的表字。甲本校者竟连张历友也不认得，就妄倒“友视”二字，而删“诸先生”三字，是为第一次的整理。乙本校者知识更高了，他认得“张历友”，而不认得“视旋”，所以他把“视友”二字倒回来，而妄改“视”为“亲”，用作动词，是为第二次的整理。此两本文理都可通，虽少有疑难，都可用主观的论断来解决。倘我们终不得见此碑拓本，我们终不能发现甲乙两本的真错误。这个小例子可以说明校勘学的性质。校勘的需要起于发现错误，而错误的发现必须依靠不同本子的比较。古人称此学为“校徽’，刘向《别录》说： “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媒。” 其实单读一个本子，“核其上下”，所得谬误是很有限的；必须用不同的本子对勘， “若怨家相对”，一字不放过，然后可以“得谬误”。

    改正错误是最难的工作。主观的改定，无论如何工巧，终不能完全服人之心。《大学》开端“在亲民”，朱子改“亲”为“新”，七百年来，虽有政府功令的主持，终不能塞反对者之口。校勘学所许可的改正，必须是在几个不同的本子之中，选定一个最可靠或最有理的读法。这是审查评判的工作。我所谓“最可靠”的读法，当然是最古底本的读法。如上文所引张元的聊斋墓表，乙本出于甲本，而甲本又出于丙本，丙本为原刻碑文，刻于作文之年，放最可靠。我所谓“最有理”的读法，问题就不能这样简单了。原底本既不可得，或所得原底本仍有某种无心之误（如韩非说的邵人写书而多写了“举烛”二字，如今日报馆编辑室每日收到的草稿），或所得本子都有传写之误，或党无别本可供校勘，————在这种情形之下，改正谬误没有万全的方法。

    约而言之，最好的方法是排比异同各本，考定其传写的先后，取其最古而又最近理的读法，标明各种异读，并揣测其所以致误的原因。其次是无异本可互勘，或有别本而无法定其传授的次第，不得已而假定一个校者认为最近理的读法，而标明原作某，一作某，今定作某是根据何种理由。如此校改，虽不能必定恢复原文，而保守传本的真相以待后人的论定，也可以无大过了。

    改定一个文件的文字，无论如何有理，必须在可能的范围之内提出证实。凡未经证实的改读，都只是假定而已，臆测而已。证实之法，最可靠的是根据最初底本，其次是最古传本，其次是最古引用本文的书。万一这三项都不可得，而本书自有义例可寻，前后互证，往往也可以定其是非，这也可算是一种证实。此外，虽有巧妙可喜的改读，只是校者某人的改读，足备一说，而不足成为定论。例如上文所举张元墓表之两处误字的改正，有原刻碑文为证，这是第一等的证实。又如道藏本《淮南内篇·原道训》：“是放鞭噬狗，策蹄马，而欲教之，虽伊尹、造父弗能化。欲窜之心亡于中，则饥虎可尾，何况狗马之类乎？”这里“欲寅”各本皆作“欲害”。王念孙校改为“欲宾”。他因为明刘绩本注云“古肉字”，所以推知刘本原作“宾” 字， 只因草书“害” 字与“宾”相似，世人多见“害”，少见“宾”，故误写为 “害”。这是指出所以致误之由，还算不得证实。他又举二证：一、《吴越春秋勾践阴谋外传》 ， “断竹续竹，飞上逐实”，今本实作害；二《论衡·感虚》篇， “厨门木象生肉足”，今本《风俗通义》肉作害，害亦实之误。这都是类推的论证，因《论衡》与《吴越春秋》的“实”误作“害”，可以类推《淮南书》也可以有同类的误写。类推之法由彼例此，可以推知某种致误的可能，而终不能断定此误必同于彼误。直到顾广析校得宋本果作“欲实”，然后王念孙得一古本作证，他的改读就更有力了。因为我们终不能得最初底本，又因为在义理上“欲害”之读并不逊于 “欲肉” 之读（《文子·道原》篇作“欲害之C忘乎中”），所以这种证实只是第二等的，不能得到十分之见。又如《淮南》同篇：“上游于霄露之野，下出于无垠之河’，王念孙校，“无垠”下有“鄂”字。他举三证：一、收选·西京赋》“前后天有垠鄂”的李善注：“《淮南子》，出于无垠鄂之门。许慎日，垠鄂，端崖也。” 二人文选·七命》的李善往同。三、《太平御览必部二十：“《淮南子》曰，下出乎无垠鄂之门。高诱日，无垠鄂，无形之貌也。”这种证实，虽不得西汉底本，而可以证明许慎、高绣的底本如此读，这就可算是第一等的证实了。

    所以校勘之学无处不靠善本：必须有善本互校，方才可知谬误；必须依据善本，方才可以改正谬误；必须有古本的依据，方才可以证实所改的是非。凡没有古本的依据，而仅仅推测某字与某字“形似而谈”，某字“涉上下文而误”的，都是不科学的校勘。以上三步工夫，是中国与西洋校勘学者共同遵守的方法，运用有精有疏，有巧有拙，校勘学的方法终不能跳出这三步工作的范围之外。

    接庵先生对我说，他这部书是用“立法”的。我对他说：在校勤学上，“全法” 和海外新法并没有多大的分别。所不同者，西洋印书术起于十五世纪，比中国晚了六七百年，所以西洋古书的古写本保存的多，有古本可供校勘，是一长。欧洲名着往往译成各国文字，古译本也可供校勘，是二长。欧洲很早就有大学和图书馆，古本的保存比较容易，校书的人借用古本也比较容易，所以校勘之学比较普及，只算是治学的人一种不可少的工具，而不成为一二杰出的人的专门事业。这是三长。在中国则刻印书流行以后，写本多被抛弃了；四方邻国偶有古本的流传，而无古书的古译本；大学与公家藏书又都不发达，私家学者收藏有限，故工具不够用，所以一千年来，够得上科学的校勘学者，不过两三人而已。

    中国校勘之学起源很早，而发达很迟。《吕氏春秋》所记“三家涉河”的故事，已具有校勘学的基本成分。刘向、刘敬父子校书，能用政府所藏各种本子互勘，就开校做学的风气。汉儒训注古书，往往注明异读，是一大进步。《经典释文》广收异本，遍举各家异读，可算是集古校勘学之大成。晚唐以后，刻印的书多了，古书有了定本，一般读书人往往过信刻板书，校勘之学几乎完全消灭了。

    十二世纪晚期，朱子斤斤争论《程氏遗书》刻本的是非；十三世纪之初，周必大校刻《文苑英华》 一千卷（适按，周必大死在一一O四），在自序中痛论“以印本易旧书，是非相乱”之失，又略论他校书的方法；彭叔复作《文苑英华辨证》十卷，详举他们校滩的方法，清代校勘学者顾广析称为“校潍之楷模”。

    彭叔夏在自序中引周必大的话：

    授书之法，实事是正，多闻阔疑。

    他自己也说：

    叔夏年十二三时， 手抄太祖皇帝实录，其间云：“兴衰治D之源”，闭一字，意谓必是“治乱”。后得善本，乃作“治忽”。三折胜为良医，信知书不可以意轻改。

    这都是最扼要的校勘方法论。所以我们可以说，十二三世纪之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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