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近人考据《老子》年代的方法

    近十年来，有好几位我最敬爱的学者很怀疑老子这个人和那部名为《老科的书的时代。我并不反对这种怀疑的态度；我只盼望怀疑的人能举出充分的证据来，使我们心悦诚服的把老子移后，或把《老子》书移后。但至今日，我还不能承认他们提出了什么充分的证据。冯友兰先生说的最明白：

    不过我的主要的意思是要指明一点：就是现在所有的以情予》之书是晚出之诸证据，若只举其一，则皆不免有逻辑上所谓“丐辞”之嫌。但合而现之，则《老子》书之文体、 学说及各方面之旁证， 皆可以说《老子》是晚出，此则必非偶然也。（二十年六月八日《大公报》）

    这就是等于一个法官对阶下的被告说：

    现在所有原告方面举出的诸证据， 若逐件分开来看， 都“不免有逻辑上所谓 ‘丐辞’之嫌”。但是“合而现之”，这许多证据都说你是有罪的，“此则必非偶然也”。所以本法庭现在判决你是有罪的。

    积聚了许多“逻辑上所谓‘丐辞”’，居然可以成为定案的证据，这种考据方法，我不能不替老子和《老子》书喊一声“青天大老爷，小的有冤枉上诉！”聚蚁可以成雷，但究竟是蚊不是雷；证人自己已承认的“丐辞”，究竟是“丐辞”，不是证据。

    我现在先要看看冯友兰先生说的那些“丐辞”是不是“丐辞”。在论理学上，往往有人把尚待证明的结论预先包含在前提之中，只要你承认了那前提，你自然不能不承认那结论了：这种论证叫做丐辞。譬如有人说：“灵魂是不灭的，因为灵魂是一种不可分析的简单物质。”这是一种丐辞，因为他还没有证明一、凡不可分析的简单物质都是不灭的，二、灵魂确是一种不可分析的简单物质。

    又如我的朋友钱玄同先生曾说过：“凡过了四十岁的人都该杀。”假如有人来对我说：“你今年四十一岁了你该自杀了”，这也就成了一种丐辞，因为那人得先证明一、凡过了四十岁的人在社会上都无益而有害，二、凡于社会无益而有害的人都该杀。

    丐辞只是丐求你先承认那前提；你若接受那丐求的前提，就不能不接受他的结论了。

    冯友兰先生提出了三个证据，没有一个不是这样的丐辞。

    一、“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所以《老于》书是孔子以后的作品。

    你若承认孔子以前果然无私人著述之事，自然不能不承认《老子》书是晚出的了。但是冯先生应该先证明储子》确是出于孔子之后，然后可以得“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的前提。不然，我就可以说：“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老子》之书是什么呢？”

    二、“《老干》非问答体，故应在《论语》《孟子》后。”这更是丐辞了。这里所丐求的是我们应该先承认“凡一切非问答体的书都应在《论语》《孟子》之后” 一个大前提。《左传》所引的史佚周任《军志》的话，《论语》所引周任的话，是不是问答体呢？《论语》本身的大部分，是不是问答体呢？（批语》第一篇共十六章，问答只有两章；第四篇共二十六章，问答只有一章；第七篇共三十七章，问答只有七章。其余各篇，也是非问答体居多数。）《周易》与《诗三百篇》似乎也得改在《论语用孟子》之后了。

    三、“《诸子》之文为简明之‘经’体，可见其为战国时之作品。”这更是丐辞了。这里所丐求的是我们先得承认“凡一切简明之‘经’体都是战国时的作品” 一个大前提。至于什么是简明的“经”体，更不容易说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是“经”体。那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这就不是“简明之经体”了吗？所以这里还有一个丐辞，就是我们还得先承认，“《论语》虽简明而不是‘经’体；《左传》所引《军志》周任的话虽简明而也不是‘经’体；只有《老子卜类的简明文体是战国时产生的‘经’体。”我们能不能承认呢？

    还有许多所谓证据，在逻辑上看来，他们的地位也和上文所引的几条差不多。我现在把他们总括作几个大组。

    第一组是从“思想系统”上，或“思想线索”上，证明《老子》之书不能出于春秋时代，应该移在战国晚期。梁启超，钱穆，顾颌刚诸先生都曾有这种论证。这种方法可以说是我自己“始作俑”的，所以我自己应该负一部分的责任。我现在很诚恳的对我的朋友们说：这个方法是很有危险性的，是不能免除主观的成见的，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你的成见偏向东，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东；你的成见偏向西，这个方法可以帮助你向西。如果没有严格的自觉的批评，这个方法的使用决不会有证据的价值。

    我举一个最明显的例。优语程有孔子颁赞“无为而治”的话，最明白无疑的是：

    无为而治者，其舜也欢？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十五）

    这段话大概是梁钱顾请先生和我一致承认为可靠的。用这段话作出发点，可以得这样相反的两种结论：

    一、低语》书中这样推崇“无为而治”，可以证明孔子受了老子的影响。———— 这就是说，老子和《老子》书在孔子之前。（胡邦中国哲学史大纲》页七九注）

    二、 顾颌刚先生却得着恰相反的结论： “《论语》的话尽有甚似储子油。如《颜渊》篇中季康子的三问（适按，远不如引任灵邮篇的“无为而治”一章），这与《老子》上的‘以正治国’……

    “我无为而民自化’……‘民之难治，以其上之有为，是以难治’何等相像！若不是《老子》的作者承袭孔子的见解，就是他们的思想偶然相合。”以史学年报》第四期，）

    同样的用孔子说“无为”和《老子》说“无为”相比较，可以证《老子》在孔子之前，也可以证《老子》的作者在三百年后承袭孔子！所以我说，这种所谓“思想线索”的论证法是一把两面锋的剑，可以两边割的。

    钱穆先生的《关于＜老子喊书年代之一种考察》（《燕京学报》第七期）（适按，Jtme，1930），完全是用这种论证法。我曾指出他的方法的不精密（《清华周刊》卷三七，第九————十期，），如他说：

    以思想发展之进程言，则孔墨当在前，老庄当在后。否则老已先发道为帝先之论，孔墨不应重为天今天志之说。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我对他说：

    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这二千年中之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

    思想线索是最不容易捉摸的。如王充在一千八百多年前，已有了很有力的无鬼之论；而一千八百年来，信有鬼论者何其多也！如苟卿已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维亡”，而西汉的儒家大师斤斤争说灾异，举世风靡，不以为妄。又如《诗经》的小序，经宋儒的攻击，久已失其信用；而几百年后的清朝经学大师又都信奉毛传及序，不复怀疑。这种史事，以思想线索未看，岂不都是奇事？说的更大一点，中国古代的先秦思想已达到很开明的境界，而西汉～代忽然又陷入幼稚迷信的状态；希腊的思想已达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中古的欧洲忽然又长期陷入黑暗的状态；印度佛教也达到了很高明的境界，而大乘的末流居然沦入很黑暗的迷雾里、我们不可以用后来的幼稚来怀疑古代的高明，也不可以用古代的高明来怀疑后世的堕落。

    最奇怪的是一个人自身的思想也往往不一致，不能依一定的线索去寻求。十余年前，我自己曾说人老子》书里不应有“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一类的话，因为这种思想“不合老子的哲学！”（《哲学史》页六一注），我也曾怀疑《论语》里不应有“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一类的话。十几年来，我稍稍阅历世事，深知天下事不是这样简单。现代科学大家如洛箕（SirOliverop），也会深信有鬼，哲学大家如詹姆土（W．James）也会深信宗教。人各有最明白的地方，也各有最措懂的地方；在甲点上他是新时代的先驱者，在乙点上他也许还是旧思想的产儿。所以梭格拉底（Socrates）一生因怀疑！回信仰而受死刑，他临死时最后一句话却是托他的弟子向医药之神厄斯克勒比（Asclepi。）还一只鸡的许愿。

    我们明白了这点很浅近的世故，就应该对于这种思想线索的论证稍稍存一点谨慎的态度。寻一个人的思想线索，尚且不容易，何况用思想线索来考证时代的先后呢？

    四

    第二组是用文字，术语，文体等等来证明《老子》是战国晚期的作品。这个方法，自然是很有用的，孔子时代的采桑女子不应该会做七言绝句，关羽不应该会吟七言律诗，这自然是无可疑的。又如《关尹子》里有些语句太像佛经了，决不是佛教输入以前的作品。但这个方法也是很危险的，因为一、我们不容易确定某种文体或术语起于何时；二、一种文体往往经过很长期的历史，而我们也许只知道这历史的某一部分；三、文体的评判往往不免夹有主观的成见，容易错误。试举例子说明如下：

    梁启超先生曾辨《牟子理惑论》为伪书，他说：

    此书文体，一望而知为两晋、六朝乡曲人不善属文者所作，汉贤决无此手笔，稍明文章流别者自能辨之。（《梁任公近着》第一辑，中卷，页二二）

    然而《牟子》一书，经周叔迪先生（《牟子丛残》）和我（《论丰子书》，北平图书馆馆刊五卷四号）的考证，证明是汉末的作品，决无可疑。即以文体而论，我没有梁先生的聪明，不能“一望而知”；但我细读此书，才知道此书的“文字甚明畅谨严，时时作有韵之文，也都没有俗气。此书在汉魏之间可算是好文字”。同是一篇文字，梁启超先生和我两人可以得这样绝相反的结论，这一件事不应该使我们对于文体的考证价值稍稍存一点谨慎的态度吗？

    梁先生论《牟子》的话，最可以表明一般学者轻易用文体作考证标准的危险。他们预先存了一种主观的谬见，以为“汉贤”应该有何种“手笔”，两晋人应该作何种佳文，六朝人应该有何种文体，都可以预先定出标准来。这是根本的错误。我们同一时代的人可以有百十等级的“手笔”；同作古文，同作白话，其中都可以有能文不能文的绝大等差。每一个时代，各有同样的百十等级的手笔。班固与王充同时代，然而《论衡》与《汉书阳等不同卜论衡》里面也偶有有韵之文，比起《两都赋》，又何等木同！所谓“汉贤手笔”，究竟用什么作标准呢？老实说来，这种标准完全是主观的。完全是梁先生或胡某人读了某个作家而是想的标准。这种标准是没有多大可靠性的。

    假如我举出这两句诗：

    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你们试猪，这是什么时代的诗？多数人一定睛是明末的历史演义小说里的开场诗。不知道此诗的人决不会猜这是李商隐的诗句。又如寒山、拾得的白话诗，向来都说是初唐的作品，我在十年前不信此说，以为这种诗体应该出在晚唐。但后来发现了王梵志的白话诗，又考出了王梵志是隋唐间人，我才不敢坚持把寒山、拾得移到晚唐的主张了（帕话文学文处，页二四二————二四九人近年敦煌石窟所藏的古写本书的出现，使我们对于文体的观念起一个根本的变化。有好些俗文体，平常认为后起的，敦煌的写本里都有很早出的铁证。如敦煌残本《季布歌》中有这样的句子：

    季布惊忧而问曰：

    只今天使是何人？

    周氏报言官御史，

    姓朱名解受皇恩。

    如敦煌残本《昭君出塞》有这样的句子：

    昭军（君）昨夜子时亡，

    突厥今朝发使忙。

    三边走马传胡命，

    万里非（飞）书奏汉王。

    这种文体，若无敦煌写本作证，谁不“一望而知”决不是“唐贤手笔”。

    总而言之，同一个时代的作者有巧拙的不同，有雅俗的不同，有拘谨与豪放的不同，还有地方环境（如方言之类）的不同，决不能由我们单凭个人所见材料，是想某一个时代的文体是应该怎样的。同时记梭格拉底的死，而柏拉图记的何等生动细致， 齐诺芬（Xellophon）记的何等朴素简拙！我们不能拿柏拉图来疑齐诺芬，也不能拿齐诺芬来疑相拉图。

    闲话少说，言归《老子》。冯友兰先生说《老子》的文体是“简明之经体”，故应该是战国时作品（说见上人但顾颌刚先生说“《老子》一书是用赋体写出的；然而赋体固是战国之末的新兴文体呵！”（校学年报》第四期，页二四，参看再一九）同是一部书，冯先生侧重那些格言式的简明语句，就说他是“经体”；顾先生侧重那些有韵的描写形容的文字，就可以说他是“用赋体写出的”。单看这两种不同的看法，我们就可以明白这种文体标准的危险性了。

    我们可以先看看顾光生说的“赋体” 是个什么样子。 他举苟卿的《赋篇》（《苟子》第二十六）作例，《赋篇》现存五篇，其题为礼，知，云，蚕，箴。总观此五篇，我们可以明白当时所谓“赋”，只是一种有韵的形容描写，其体略似后世的咏物诗词，其劣者略似后世的笨谜。顾先生举苟卿的《云赋》作例，他举的语句如下：

    忽兮其极之远也，倔兮其相逐而反也，印印兮天下之威案也。德厚而不捐，五采备而成文。 往来后惫，通于大神。出入甚极，莫知其11。天下失之d灭，得之则存。

    这是苟子的“赋体”。顾先生说：

    此等文辞实与《老子》同其型式。

    他举《老子》第十五章和二十章作例：

    豫焉（河上公本作与兮）若冬涉）11，犹兮若畏四邻，伊兮其芳容（河上公本作客），涣兮若冰之将释，敦兮其若朴，旷兮其若谷，浑兮其若浊。（《老子》十五）

    我独泪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核；慢慢兮若无所归。……法令其若海，赌兮若无止。……以老子》二十）

    这是《老子》的“赋体”。

    顾先生又说，储子》这两章的文体又很像《吕氏春秋》的《土容》和《下贤》两篇，我们也摘抄那两篇的一部分：

    故君子之容，……淳淳乎谨慎畏化而不肯自足，乾乾乎取舍不悦而。C甚素朴。（《士容》）

    得道之人，艰平其诚自有也，觉乎其不疑有以也，柴乎其必不渝移也，循乎其与阴阳化也，恩恩乎其心之坚固也，空空乎其不为巧故也，……昏乎其深而不测也。 ……（《下贤》）

    这是《吕氏春秋》的“赋体”。

    顾先生说：

    这四段文字，不但意义差同，即文体亦甚相同，形容词及其形容的姿态亦甚相同，惟助词则《老子》用“兮”，《吕书》用“乎”为异。大约这是方言的关系。

    我们看了顾先生的议论，可以说：他所谓“文体”或“型式”上的相同，大概不外乎下列几点：

    一、同是形容描写的文字。

    二、同用有“兮”字或“乎”字语尾的形容词。

    三、“形容词及其形容的姿态亦甚相同”。

    依我看来，这些标准都不能考定某篇文字的时代。用这种带“兮’字或“乎” 字的形容词来描写人物，无论是韵文或散体，起源都很早。最早的如《春秋》早期的《都风·君子偕老》诗，《卫风·硕人》诗，《齐风·简嗟》诗，都是很发达的有韵的描写形容。在《论语》里，我们也可以见着这种形容描画的散文：

    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优语》）

    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以论语如＼）

    我们试用这种语句来比《苟子》的《赋篇》，和《吕氏春秋》的《土容风下贤》两篇，也可以得到“形容词及其形容的姿态亦甚相同”的结论。你瞧：

    （《论语》）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

    荡荡乎民无能名焉。

    巍巍乎其有成功也。

    焕乎其有文章。

    （《老子》）涣兮若冰之将释。

    惺惺兮若无所归。

    淡乎其无味。（三十五章。《文子·道德》篇引此

    句，作“淡兮”。）

    （《苟子》）忽兮其极之远也。

    （叮令天下之威筵也。

    （《吕览》）淳淳乎谨慎畏化而不肯自足。

    乾乾乎取舍不悦而。C甚素朴。

    觉乎其不疑有以也。

    杂乎其必不渝移也。

    恩恩乎其心之坚固也。

    空空乎其不为巧故也。

    昏乎其深而不测也。

    这些形容词及其形容的姿态，何等相同！何等相似！其中《论语》与《吕览》同用“乎”字，更相像了。

    如果这等标准可以考定《老子》成书的年代，那么，我们也可以说《论语》成书也该在目不韦时代或更在其后了！

    文体标准的不可靠，大率如此。这种例证应该可以使我们对于这种例证存一点特别戒惧的态度。

    至于拓拾一二个名词或术语来做考证年代的标准，那种方法更多漏洞，更多危险。顾颌刚先生与梁启超先生都曾用此法。如顾先生说：

    更就其所用名词及伤语观之：“公”这一个字，古书中只用作制度的名词（如公侯， 公田等） ，没有用作道德的名词的（如公忠，公义等）。《吕氏春秋》有《贵邮篇，又有“清净以公”等句，足见这是战国时新成立的道德名词。《苟子》与吕书同其时代，故书中言“公”的也很多。可见此种道德在苟子时最重视。《老子》言“容乃公，公乃王”（十六章），正与此同。（《史学年报》四负二五）

    然而《论语》里确曾把“公”字作道德名词用：

    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悦。（《论语》二十）

    《老子》书中有“公”字，就应该减寿三百年。《论语地有“公”字，也应该减寿三百年，贬在苟卿与目不韦的时代了。

    任公曾指出“仁义”对举仿佛是孟子的专卖品。然而他忘了《左传》里用仁义对举已不止一次了（如庄二十二年，如椽十四年）。任公又曾说老子在格秋》时不应该说“侯王”“王公”“王侯”“取天下”“万乘之主”等等名词。然而惆易》蛊卦已有“不事王侯”，坎卦家辞与离卦象辞都有“王公”了。《论语》常用“天下”字样，如“管仲一匡天下”，如“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如“泰伯三以天下让”。其实稷何尝有天下？泰伯又那有“天下”可让？《老子》书中有“取天下”，也不过此种泛称，有何可怪？“天下”“王”等名词既可用，为什么独不可用“万乘之主”？《论语》可以泛说“道千乘之国”，《老子》何以独不可泛说“万乘之主” 呢？（河上公注：“万乘之主谓王。”）凡持此种论证者，胸中往往先有一个“时代意识” 的成见。 此种成见最为害事。孔子时代正是诸侯力征之时，岂可以高谈 “无为”？然而孔子竟歌颂“无为而治”，提倡“居敬而行简”之政治。时代意识又在哪里呢？

    五

    最后， 我要讨论顾颌刚先生的《从（吕氏春秋） 推测（老子＞之成书年代》（《史学年报》四，页一三————四六）的考据方法。此文的一部分，我在上节已讨论过了。 现在我要讨论的是他用《吕氏春秋》 引书的“例”来证明吕不韦著书时《老子》还不曾成书。

    顾先生此文的主要论证是这样的：

    第一，《吕氏春秋》所引的书是不惮举出它的名目的。所以书中引的《诗》和《书》甚多，《易》也有，《孝经》也有，《商箴》《周箴》也有，皆列举其书名。又神农、 黄帝的话， 孔子、墨子的话，……亦皆列举其人名。”这是顾先生说的《吕书》“引书例”。

    第二，然而“《吕氏春秋》的作者用了《老子》的文词和大义这等多，简直把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进去了，但始终不曾吐出这是取材于《老子》的。”

    因此顾先生下了一个假设：“在《吕氏春秋》著作的时代，还没有个本《老子》存在。”

    我对于顾先生的这种考据方法，不能不表示很深的怀疑。我现在把我的怀疑写出来供他考虑。

    第一，替古人的著作做“凡例”，那是很危险的事业，我想是劳而无功的工作。古人引书，因为没有印本书，没有现代人检查的便利；又因为没有后世学者谨严的训练，错落几个字不算什么大罪过，不举出书名和作者也不算什么大罪过，所以没有什么引书的律例可说。如孟子引孔子的话，其与《论语》可以相对勘的几条之中，有绝对道严不异一字的（如卷三，“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有稍稍不同的（如卷五“大哉尧之为君”一章），有自由更动了的（如卷五“君幕听于家宰” 一章，又卷六‘阳货欲见孔子”一章，又卷十四“孔子在陈”一章），也有明明记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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