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王后城”和我的家人

    19世纪60年代，我出生在辛辛那提。在儿时的记忆中，辛辛那提充满污垢、喧闹，一切看起来都毫无吸引力。然而，它亦有某种特点，足以配得上西部“王后城”的美誉和骄傲。

    那就是它的繁荣。辛辛那提的繁荣连芝加哥都无法超越，克利夫兰更无法与之匹敌。辛辛那提之所以成为纽约以西、密西西比河以东最重要的城市，有很多原因。

    首先，得益于其早期发展过程中得天独厚的位置优势。王后城地处贯通东西的核心要道，从东部的巴尔的摩和华盛顿可以抵达西部门户坎伯兰；越过阿利根尼山脉可至匹茨堡，从匹茨堡过俄亥俄河可至圣路易斯；往南可至新奥尔良，辛辛那提吸引了新奥尔良以北广大地区的大量贸易。然而，无论你说什么，即便是最爱王后城的公民，恐怕也不会认为这个城市真的美丽。城市里的建筑物一点也不可爱，街道设计糟糕，卫生状况极差。整个城市笼罩在一层薄薄的煤烟中。乌黑的煤烟给城市的一切都打下了烙印，即便是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也不例外。

    尽管很丑，但辛辛那提依然是个令人自豪、与众不同的地方。19世纪上半叶，由于快速发展的前景，东部和南部地区很多家境良好又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喜欢移居于此，其中多数来自新泽西、新英格兰、弗吉尼亚和肯塔基。当时炫耀个人身份、地位和资本并不能体现家庭财富和文化水平，家里的体面整洁及家庭的乐善好施才是人们重视的精神品质。郊区的乡村景色秀丽迷人，东沃尔纳特山[1]、北边和东边的奥本山高地、克利夫顿等，都是闻名遐迩的地方。

    辛辛那提

    克利夫兰

    此外，还有大量德国上流人士定居在辛辛那提市，其中多数人接受过大学教育，1848年德国革命后移居于此。其中的佼佼者有弗雷德里克·哈索尔克，奥古斯特·威利将军[2]和约翰·伯恩哈德·斯塔洛法官[3]等，卡尔·舒兹[4]最近搬到圣·路易斯去了。

    德国人对社区的贡献和改变尤其显著，譬如教堂礼拜日越来越自由，公立学校开始学习德语。他们还提高了整个社区对上流音乐的品位。的确，在我少女时期，辛辛那提的音乐堪称全美一流，仅次于纽约和波士顿。当时音乐学校的校长西奥多·托马斯[5]组织了一个交响乐团并担任指挥，直到1890年他搬到芝加哥后才卸任。

    彼时的辛辛那提，其教养、财富和公共精神在文化和品位上远超密西西比峡谷中的任何一座城市。当时，人们对各种学术派别和智思活动抱有极大兴趣，回想1848年成立辛辛那提文学俱乐部的那些人，除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先生的父亲和我父亲，还有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斯坦利·马修斯[6]、曼宁·F.福斯[7]、斯塔福德先生。斯塔福德先生后来担任国会图书馆馆长。这家文学俱乐部一直是我很珍视的公共组织，其文学趣味和思想追寻构成了我少女时期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父亲约翰·威廉姆森·赫伦[8]和本杰明·哈里森[9]是校友，同毕业于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牛津分校[10]。后来，父亲得到机会，担任学校董事长达五十年之久，一直为学校的利益奋斗。

    本杰明·哈里森（1833——1901）

    我丈夫的父亲、大法官阿方索·塔夫脱[11]是耶鲁大学1833届学生，长期担任耶鲁董事会成员。他的五个儿子都毕业于耶鲁大学。另外还有我母亲的哥哥，法官伊萨克·克林顿·柯林斯[12]和我的一个哥哥也毕业于耶鲁大学，我另外一个哥哥毕业于哈佛大学。可见，我和我丈夫的成长环境里，大学传统非常浓郁。

    书写童年非常不易，很多记忆一涌而上。尽管童年记忆亲切而又美好，然而一旦进行筛选，却会发现它们又太过普通，几乎不值得一写。我的记忆并没有那么“早”，我的意思是，我并没有在很小的时候就有某种极有价值又有特色的记忆。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看人行道上人来人往，反倒成为最久远而又模糊的记忆，也是我最初的记忆。但街上来往的行人其实是士兵，当时我还太小，并不知道我所见证的正是美国内战结束时的和平庆典。

    阿方索·塔夫脱（1810——1891）

    我父亲四十岁左右时，我们一家搬到了俄亥俄州。父亲靠做律师养活我们，后来先后任州议员和总统本杰明·哈里森政府时期的联邦代理律师。但因为要养活一大家，所以父亲两次拒绝接受主审法官的任命。全家一共有十一个孩子，八个女孩，三个男孩，我排行老四。可惜，我记事之前，夭折了一个男孩和两个女孩。

    派克大街位于辛辛那提市最东边，我家就在那里。附近成片的灰砖房算是当时很时尚的居所。派克大街一直延伸到陡峭的斜坡上。后来这条路铺上了鹅卵石，四轮马车从河边上岸赶路时会发出沉重的踢踏声。永不停歇的得得声和叮当声简直毁了我儿时的记忆。

    我们家的房屋与周边房屋很相像，并没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我在这里度过了自己成长过程中最快乐的时光。但派克大街对面有两栋房屋与周边房屋风格迥异，看起来壮观得多。正对面有一栋高大华丽的红砖房，方方正正，看起来很威严，那是拉兹·安德森先生的家。拉兹·安德森家有十个男孩，都比我大许多，早在我成年前，他们大多已经去别处了。由于拉兹·安德森家的男孩查尔斯·安德森与我姐姐詹妮·赫伦的婚姻，我一直记得这个幸福的家庭。尤其在我少女时期的最后几年，两家关系明显亲密起来。

    紧挨着拉兹·安德森先生家北边有个邻居，据说姓辛顿。他家的房屋结构与其他人家完全不同，采用殖民时期低矮的建筑样式，四周绿草如茵，园子里的灌木长得很好。显然，辛顿家的房子也是目前辛辛那提最美，甚至是全美国最美的住宅建筑。你一看见它，就会想起白宫。事实上两栋房子也的确出于同一位设计师————爱尔兰人詹姆斯·霍本[13]之手。辛顿家的房子轮廓与白宫一样经典，因为只有一层和地下室，看起来比白宫低矮许多。但历经岁月沧桑，这栋房子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

    这栋房子约在1800年左右由马丁·鲍姆先生[14]建成。19世纪初，房子第一次转手卖给了尼古拉·朗沃思先生，后来，尼古拉·朗沃思家几代人一直生活于此。在我记事前，俄亥俄州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大卫·辛顿[15]先生买下了这栋房子。在我看来，这栋房子一直属于辛顿家。我十二岁的时候，大卫·辛顿先生的女儿安妮·辛顿嫁给了我丈夫的哥哥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16]。他们一直住在这座老房子里。1901年，大卫·辛顿先生去世后，这儿就被看作是“塔夫脱的家”。

    詹姆斯·霍本（1755——1831）

    我丈夫的父亲去世后，家里的房屋很快转手给了他人。因此，辛顿家的房子的确是塔夫脱家族在辛辛那提唯一的住处，我一生中的很多重大事件都与之相关。我丈夫在那里接到了总统任命书，并在门前发表接受任命的演讲。1908年12月6日，收到总统任命书的当晚，也是在这里，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召集了一帮好朋友共同庆祝选举获胜。每次回辛辛那提我们必定会在那里歇脚，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夫妇也必定会给予我们最慷慨的招待和礼遇。

    少年时期的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1843——1929）

    我在诺斯女士的学校度过了少女时代最平静的一段日子，这所学校是辛辛那提广为人知的“托儿所”。赫伦家的姑娘们和塔夫脱家唯一的女孩范尼·塔夫脱都在这里接受过教育。诺斯女士是缅因人，接受过全面的新英格兰教育，完全用新英格兰的方式传授知识，坚持文学和语言教育。完成常规学业任务后，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学习音乐。我每天都会在家里的钢琴上奋力弹奏音节练习。有时我真的很奇怪，周边邻居居然没有抗议。那些年，音乐是我的生活中最有趣的一件事，也给我的梦想和人生目标插上了翅膀。

    我们家的房子有点小，并不够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好在我们兄弟姐妹之间年龄相差很大，譬如我最小的妹妹还在襁褓中，大姐就已经结婚了。那时候出去上大学的男孩很少待在家里，因此，家庭成员并不经常在一起。大家庭虽然住房拥挤，收入一般，但全家人在一起的日子显得无忧无虑。

    我母亲哈里特·柯林斯十七岁就随其祖母从纽约的劳维尔市搬到了辛辛那提，与其哥哥伊萨克·克林顿·柯林斯法官一起生活。伊萨克·克林顿·柯林斯是我父亲的法律伙伴，后来和我父亲一起工作五十余年。我母亲的父亲，也就是我外公伊莱·柯林斯，曾经任纽约劳维尔地区参议员。我母亲不仅外貌光彩照人，其他各方面也都很优秀。她在很多场合充分表现出了才思敏捷、机智幽默的个性。要知道，因为要养育很多孩子，她原本没什么时间享受家庭以外的娱乐。但我母亲在当地社交圈中很受欢迎，即便最忙碌的日子，她也会挤出时间参加社交活动。我母亲有某种能让人兴奋起来的性格魅力，我当然知道她这样做是为了让家庭氛围充满欢乐与趣味。

    少女时期，我有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居然应邀作为总统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和海斯夫人的客人造访白宫。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先生曾经是我父亲律师事务所的合作伙伴，他们多年来一直保持着亲密联系，彼此热情关怀，堪称终身挚友。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先生刚当选总统不久，我最小的妹妹恰巧出生。我父母给妹妹取名露西·海斯·赫伦，名字随海斯夫人叫露西，并在白宫接受洗礼。我母亲几次到访白宫。我姐姐詹妮·赫伦结婚后，也曾经应海斯夫人的邀约，与查尔斯·安德森先生一起在白宫逗留了一周时间。令我兴奋的是，我姐姐希望我能陪同她一起前往。那年我十七岁，之前从未去过华盛顿，因此，这次旅行对我来说是件大事。但事实上，我并没有多少兴趣出门玩耍，因为原本以为白宫会有太多豪华派对，会见到各种各样不同风度、不同魅力的人。然而，让我庆幸的是，总统阁下一家人生活得很恬静，因此，对我这样性格安静的人来说再适合不过，并不需要像个游客那样一直忙于参观华盛顿的各个景点。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1822——1893）

    海斯夫人（1831——1889）

    我十八岁才认识我丈夫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我们不仅在同一个城市出生，也在同一个城市长大。我们的父辈友情深厚，曾经在同一座监狱担任执行律师，共事四十余年。其间，两家母亲和儿女间也互有往来。我姐姐玛利亚·赫伦和范尼·塔夫脱同在诺斯女子学校，两人亲密无间。但因为塔夫脱一家住在辛辛那提市郊奥本山地区，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从伍德沃德中学毕业后又直接去耶鲁大学接受四年教育，因此，之前我们没有机会认识也不足为奇。

    阿方索·塔夫脱法官曾经先后担任尤利斯·辛普森·格兰特总统时期的内阁战争部长和司法部长。当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还在念大学。就在他毕业前夕，一家人又回到了辛辛那提。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毕业后直接回到家乡，很快在辛辛那提法律学校进修法律课程。虽然他当时还只是个学生，但已经在辛辛那提市的《商业报》做法律记者。我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相识于一个冬日的夜晚，至今还记忆犹新。有个专门为年轻人举办的奥本山滑行派对，其中就有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兄弟俩。我们选择从奥本山一个陡峭但很适合滑行的山丘开始滑行，其间，有朋友向我介绍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然后，我们一起乘长雪橇滑下了山坡。那以后我们就经常见面，而且越来越频繁。

    尤利斯·辛普森·格兰特（1822——1885）

    我们有个全都是戏剧爱好者的小圈子，大家都对戏剧充满热情。我们在同伴家发起了颇具历史意义的事业，首先排演戏剧《委曲求全》，之后又在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夫人的客厅排演《一封碎信》。当时我们斗志昂扬，居然专门到纽约请了一位很专业的舞台编剧帮助我们排演。排演时间非常紧张，训练强度有点超出我们的负荷。差错接二连三，一直到关键时刻，就在男主角以为被撕碎了的那封信就在枪管里时，却在最后时刻找不到枪了。但整个故事情节很依赖那封信，男主角一下子就傻了。另一位同伴，毫无疑问，也因为过度紧张而神情恍惚，把枪带下去了却完全不知晓。当男主角因此而陷入悲剧而不是喜剧情境的时候，造成大错的人又小心翼翼地爬回去，想把枪放回原处。他这样做的时候，对观众乃至整个世界都全然不顾，好像谁也看不见。

    我们的热情并没有因这次失败退却。记得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曾经专门为派克戏院的慈善活动写了一部滑稽戏。这部戏用法律文体写成，改写自《睡美人》，最后团结俱乐部决定采用他的版本。团结俱乐部一直受一神教会[17]的尊敬，可想而知，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丈夫在戏里出演睡美人，而他身高1.92米的哥哥贺拉斯·塔夫脱出演迷人的夜莺。

    那时我们也会在乡村举行派对。当时有很多朋友置办了自己的乡村住宅，东沃尔纳特山的麦迪逊路和格兰丁路算是不错的选择。其中有两位最亲密的朋友同住在一座大宅子里，从中可以俯瞰像褐色缎带一样庄严的俄亥俄河。蜿蜒的河岸起点处有一座圆形露天剧场，剧场内部有商业区。剧场比较远，并不在东沃尔纳特山人们居住的地方。那会儿我还是个姑娘，每次非得乘又笨又旧的公共汽车才能到那里。因为道路没有铺石子、水泥之类的路面，车子行驶的速度很慢，每小时只能走三英里。不过相比剧场丰富多彩的歌舞杂耍和猜字游戏，这点不便算不了什么。而且我们自己也有足够的“才情”奉献一场别开生面的表演，引来众人的目光。

    尽管快乐时光耗费了我们很多精力，但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事业依然取得了令人满意的进步。他对公共福祉问题越来越感兴趣，而且可以作为记者激烈批评某些与辛辛那提政治相关的事务。当时有个案件涉及汤姆·坎菲尔[18]。汤姆·坎菲尔是个很出色的刑事案件律师，但同时涉嫌针对证人和评审团行贿受贿，并被指控在镇上成功设计和制造了一架完全遵从于他的政治机器。

    汤姆·坎菲尔因为霍夫曼一案为人所知。作为辩护律师，他涉嫌严重干预陪审团。报道中，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费了很多周折从细节上呈现了汤姆·坎菲尔作为律师的性格特征以及汤姆·坎菲尔办案的方式方法，告诉人们自己看见的真相。

    这次出众的表现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有机会进入到检察官米勒·欧卡特先生的团队。米勒·欧卡特先生在霍夫曼案件中代表州的利益，竞选为检察长后，又主动提出让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做他的助手。当时，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从事律师行业还不足七个月。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做了米勒·欧卡特先生十四个月的助手，负责庭审前的总体准备工作，包括犯人审讯和案件审讯的准备工作、审查证人、庭上辩论及向陪审团总结和陈述等。

    青年时期的威廉·霍华德·塔夫脱（1857——1930）

    对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来说，这份工作非常有价值。后来，他之所以能够胜任出庭律师，很大程度是因为之前的经验积累。十四个月后，这份差事因为意外事件提前结束。当时本杰明·巴特沃斯[19]少校是切斯特·艾伦·阿瑟[20]总统政府时期的辛辛那提地区众议员。总统期待能给美国国税局增加新生力量，于是要求少校举荐一人。由于少校已经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建立了较长时间的友谊，考虑到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良好的家庭背景，而且年纪尚轻，政界尚无敌人，于是向总统推荐了他，并写信敦促他尽快接受总统的任命。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接受了这个职位，干了一年，很快证明从政经历有碍于他的律师生涯，于是辞去了这份工作，开始和H.P.劳埃德少校一起工作。H.P.劳埃德少校去越南之前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父亲有着长时间的工作伙伴关系。

    1883年夏，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去维也纳探望他父亲及母亲。也就是这几年，我们的日子过得最悠闲自在。同时，我们也变得更加成熟，决定找一份稳定的工作，而不仅仅满足于跳舞和业余水平的戏剧表演。于是，我找到一份教书的工作，起初在弗雷丁夫人的学校————后来又任教于沃尔纳特山下的两所私立学校————怀特和赛克斯。工作了两年，我又打算和我的两个闺蜜举办沙龙。办沙龙可以和一帮愿意参与的朋友就某个极其热门的知识和经济问题展开讨论。我们的沙龙只欢迎受邀而来的客人，其中包括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和贺拉斯·塔夫脱兄弟二人，还有其他我们共同的朋友。

    本杰明·巴特沃斯（1837——1898）

    切斯特·艾伦·阿瑟（1829——1886）

    后来，有两个人因为我们举办的沙龙结为夫妇。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建议，找对象谈恋爱也可以是参加沙龙不言自明的目的，但沙龙并不对此真正负责。我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创造一个融洽的氛围，使之足以“提升我们的思想和心灵”。讨论过程中，如果话题涉及个人既得利益，我们也会暂时停下选定的抽象话题，转而讨论整个社区关注的问题。

    多亏汤姆·坎菲尔及其下属的积极参与，某个品行恶劣的人造成的辛辛那提的政治失序及时得到了纠正。我们的小圈子因为以压倒一切之势关注当地人的福祉，发展公民精神而显得格外突出和深具活力。威廉·霍华德·塔夫脱与改革运动关系密切，除了参与运动，我们还在沙龙聚会上热忱讨论改革运动。总而言之，无论结果是好还是坏，是得意还是失望，那段历史都已经融入我们的生命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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