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 离开英国定居洛桑

    我的罗马史的书名，有很大伸缩性，叙事的下限时期，可以随我自己选择决定。写完了三卷，即写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完成了当初我对公众的约言，这样是否就可满意了呢？我踌躇了许多时日。在这一段将近一年光景的犹豫时间里，我一时高兴，重又接触到古代希腊作家；我怀着新的乐趣阅读了《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希罗多德、修昔底德和色诺芬的历史著作，古代雅典剧场里上演的悲剧和喜剧的很大一部分，以及苏格拉底学派许多有趣的对话。但由于我有极大的自由可以利用，我就开始想以主动探索作为每日功课，就是要对每一本书寻得其价值何在，对每一项研究工作确定其目的何在。新版罗马史的序言上宣布了我的计划，同时我毫不迟疑地丢开了柏拉图的时代而致力于查士丁尼的在位时期。普罗科匹厄斯和阿加底亚斯(1)的史书原本，列载有查士丁尼当政时期的大事，还有许多重要人物；不过我在整个冬天里专心研读了当时的法典、《查士丁尼国法大全》，以及现代人对这些法律的诠释，然后才着手编写一份民法摘要。我的技巧经过锻炼而获得了进步，我的努力也许因为失去官位而加速了，结果，在我前往莱芒湖畔寻求隐居处所之前，除了最后一章未写就外，我完成了第四卷的撰写工作。

    我写这本回忆录的目的，并不在于详述当时的公私历史，例如罗金厄姆侯爵去世后所发生的分裂，谢尔本伯爵的组阁，福克斯先生的辞职，以及福克斯与诺思勋爵(2)著名的联合行动等等。不过我可以凭若干自信肯定地说一句，这些相互敌对的伟大人物，在他们的政治斗争中，彼此之间从来没有个人怨恶，他们的和解很容易、很真诚，他们的友谊从来没有蒙上猜疑或妒忌的阴影。他们各自的拥护者中，有那些最粗暴或最贪鄙的，利用这个好机会进行反叛，但他们的联合行动仍然掌握了下院的多数。对美洲的和平政策受到了谴责，谢尔本勋爵辞去了首相职务，诺思和福克斯跪在一个垫子上同时宣誓，共任国务大臣。我根据知恩当报的道义原则，坚决拥护联合行动。我的投票在斗争的日子里是受到重视的，但到分享胜利果实时，我就遭到忽视了。有许多争取禄位的人，比我应当多得酬劳，也比我求索得更为积极。商务参议会不可能再恢复了；同时，尽管可以安插的位置业已减少，而要求安插的人数却增多了一倍。他们轻易地允许我在关税局或国产税务局弄个安稳的职位，只要出缺就下派令。可是机会很遥远，也靠不住。我也不能花许多力气去寻求一个不体面的差使，况且还是需要我牺牲最宝贵的做学问时间的。与此同时，伦敦的烦嚣环境和出席议会的生活，越来越使我感到厌倦了；而且，要是谋不到若干额外收入，我就不能把已成习惯的开销方式长期地或者小心地维持下去。

    自从我早先熟识洛桑以来，我心里一直隐藏着一个愿望，以为我在青年时期那个求学的地方，可以成为晚年的隐居处所。只要稍有一点财产，就可以在那里获得舒适、安闲和独立自主的幸福了。那国家，那人民，那风俗，那语言，一切都吻合我的爱好，而且我还可以按照我的希望在一位朋友家里住上几年。德韦尔登先生在伴同几个英国人游历一番之后，如今在家里安居下来了，他住的是一所舒适的住宅，是他已故姑母的遗产。我和他分手已久，长期不通音讯；但在我寄给他的第一封信里，我以最充分的信任态度，直率地谈了我的处境，我的情绪，以及我的打算。他立刻给我回信，对我表示热烈、愉快的欢迎。我们未来生活的美景，燃起了我的急切心绪；简短的几项条件谈妥了，他是房屋的业主，我负担我们共同居住的住宅的开支。

    在我断开我跟英国的紧密关系之前，我必须同自己内心里的种种情感作斗争，同我性格上的怠惰毛病作斗争，还同社会上一致非难这种自愿放逐的舆论作斗争。我在处理财物时，只留下一个神圣的宝库即书斋没有处理。当我乘坐的驿递马车驶过威斯敏斯特桥的时候，我依依不舍地向着这座“满是烟云和财富的喧嚣都城”告别。我的旅程走了通过法国的直路，没有遇到任何意外事故就到达了洛桑，自从第二次离开以来，将近二十年不曾一见这个地方了。过后未到三个月，福克斯与诺思的联合触上暗礁而告破裂，要是我仍在商务参议会，此次整个大船失事，我也一定是不能幸免的。

    自我定居洛桑以后，转眼过去了七年多岁月；尽管不是每一天都过得同样地安稳、宁静，我却从来不曾有过一天或一个时刻自悔选择错误。从我上次离开到此刻，占了人生长长的一段，这地方发生了许多变化：比我年长的一些熟人离开了人间；姑娘们长成为妇女，孩子们长成为成人。不过风俗习惯却是上一代传到下一代，保持了老样式。单说我的朋友德韦尔登先生，就有数不尽的好处。街坊上没有将我的姓名完全遗忘，所有的人全都热烈地欢迎一个异乡客人的到来和一名旧日市民的回返。头一个冬天消磨在一般接触之中，没有细心辨识姓名和身份。待到过上稍微正规的生活，经过一番较为精细的考察，我觉得这个新的环境对我有三点切实而且具有永久性的好处。

    （1）过去我的个人自由多少受到议会下院和商务参议会的妨碍，现在我是从公务责任和依赖地位的束缚，从政治冒险的希望与忧虑中解放出来了。我的清醒头脑不再被党派的熏人气味所陶醉，每逢我读着议会解散前辩论到半夜的那些演说词，我就十分庆幸我能逃脱了这种生活。

    （2）我在英国，居于一名孤独的未婚男子的经济地位，够得上偶然几次请人吃饭。而在瑞士，则我可以自由、愉快地在任何时刻、任何一次用餐中同我青年时代的朋友叙谈；我的饭桌经常准备着接待一两位不速之客。我们在社会上所占的分量，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在伦敦，我沉没于广大人群之中；而在洛桑，我可是跟第一流的人家并驾齐驱了，同时我的俭省的开支方式又使我能够维持应酬上的对等礼节。

    （3）我住的不复是大街与马厩院子之间的一幢小屋了，而是开始使用一座宽广而又方便的大厦，北边靠着市区，向南则是一望无际的美丽旷野。院内有个四英亩大小的花园，按照德韦尔登先生的爱好作了布置。从花园向前，一片景色富丽的草地和葡萄园陂陀而下，直到莱芒湖，隔湖的远处高耸在眼前的，是萨瓦省巍峨的群山。我的读书与交友的结合，最初是在伦敦；但这样恰当地将我的书斋设在兼具城乡优点的地方，最后只有洛桑可以办到。

    我拥有了由此三个方面的结合而产生的一切有利条件，自然就不会随着季节的更易而变换我的住所了。

    我的朋友们原来好意地替我担心，我已经那么长时间地与世上第一流城市的第一流人物交往，该是难以在阿尔卑斯山麓一个瑞士小市镇里安住下去的。这类高层交游，可能吸引好奇心重的人，并且满足虚荣心强的人；可是我太谦抑了，或者说太骄傲了，不会用交游对象的身价来自定我的价值；而且，不管学问与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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