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写作生活和政治活动

    过不多久，另有一场性质完全不同的争论阻止了对我那历史著作的追究。由于大法官威特伯恩和当时担任国务大臣的韦默思勋爵二人的要求，我针对法国政府的声明，写了一篇为英国军备的合法性作辩护的文章。他们让我查阅了那位去世不久的前英国驻巴黎大使斯托蒙特勋爵的全部信件，我用法文写就的那篇《辩护备忘录》，先经内阁大臣们批准，然后作为政府文件，分送欧洲各国宫廷。博马舍(1)本人称赞了这篇文章的文笔和风度，他是用私人争论的方式试作答复的。但他一面称赞我，一面将这备忘录归咎于斯托蒙特勋爵；而他那抨击言词之粗野，可就暴露了他的恼怒和横蛮。他承认，倘若事实确是这样，那么，“那文笔不能不说是漂亮的，那理论也不能不说是公正的”，如此等等，可是他力图否认事实的真确性。对于这些事实是否可靠，备忘录没有另作证明；我原是像律师的当庭发言那样，根据我的摘记写那备忘录的。可是博马舍断言，法国在战舰数量上，是按照一七六三年的《巴黎和约》受到一定限制云云，从这一点上倒可以窥见他有多少真实性。由于舒瓦泽尔公爵(2)的请求，他不得不撤回这一篇大胆的假话。

    在我所结交的一批高尚朋友中，我可以正确地为获得威特伯恩先生而自豪。那时他是总检察长，现在则荣膺拉夫巴勒勋爵的封号、并且荣任高等民事法庭的首席法官了。仗着他的竭力推荐和诺思勋爵的厚意安置，我被任命为商务参议；我的个人收入每年净增了七八百镑。怀有敌意的演说家，可以凭他的想象力用强烈的讥笑词藻描绘“商务参议会永远的实际休会和不断的静坐休假”。(3)不过必须承认，我们的职务确实不是很繁重的，我确实享受到许多日子、许多星期的休息，没有叫我离开书斋去上班。我的差使激怒了几位反对派的领导人，而我同他们的关系原来是很亲密的；同时有人非常不公正地斥责我脱离政党，其实我对这个政党从来不曾登录过我的名字。

    下一次议会召开时，会上起了风暴，很有一点险情。州郡开会、请愿，还组织了一些通信联络的委员会，表明公众对议会的不满。拥护政府的一派，投票时不能获得胜利的多数，往往遇上一场斗争，有时还遭到失败。下院通过邓宁先生的建议：“国王的势力，过去增大了，现在还一直在增大，必须设法缩小它。”伯克先生的改革法案，构想得很巧妙，又凭着动人的口才提了出来，得到了许多人的支持。新近去世的商务参议会主席，亦即美洲事务国务大臣，当时侥幸未被决定撤职；可是不幸的商务参议会终于在审议委员会上以八票的微弱多数（207票对199票）决定撤销了。不过，这风暴刮不多久便见过去。来自乡间的很大一部分议员不服从上面的决定，使爱国分子的满腔热望不得实现：商务参议重又设置；政府恢复了力量和气魄。此番伦敦的怒火，是由一个恶作剧的疯子所燃起的，(4)这事告诫一切有思想的人，谨防触犯公众的危险。

    议会在此次会议后提前解散，由此我失去了议员位置。埃利奥特先生现在深入参与了反对党的谋算策划，而我所代表的莱斯克特选区的选举人，一般都是跟着埃利奥特先生一鼻孔出气去了。

    我在议员生活的这一段时间里，出版了《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三两卷。写到教会的历史，我依旧按照自由精神下笔措词；不过新教徒一派对于四、五两个世纪的人物和宗教争端所显示的热情，此时已较为平淡了。我的坚持缄默，原是对争论者泼了冷水的。在我的反对者中，沃森博士最为直爽，他向我保证说，他不想再行攻击了，而我对罗马皇帝背教者尤里安的德性与罪孽所作的公正评述，一般都是给予称许的。只因意大利天主教徒提出了几点苛责的指责，又因特拉维斯先生发表了几封火辣辣的书信，这个休战状态才告中断。特拉维斯先生同几位最高明的批评家一样，对我判定三份天国证词是伪造文书一节，说是要由我个人负责。

    我的罗马史的意大利文翻译者，出于虔敬或谨慎，预备了一种抗御原作毒素的解毒药。在译本的五、七两卷，附录有一位匿名的神学学者寄予他的朋友、两名留学罗马的英国学生福特海德和柯克的五封信。这个立功行为，由意大利一名高级教士斯托纳阁下提出了表扬，因为他发现在吉本的“流利词句”和有力文笔中含有许多毒素。第三卷卷末附有批评文章，是修道院院长尼科拉·斯佩达列里写的；他的热情逐步膨胀，以至形成了一部更坚实的四开本两卷的辩驳书。————可以原谅我没有读到这两卷书吧？

    特拉维斯先生挑战时所使的横蛮的傲慢态度，只可用没有学问、见识和人情来作辩解；而他正是用了最合适的，或者最丑恶的托词作了这种辩解的。同特拉维斯副主教比起来，上文说到的切尔萨姆和戴维斯，可算是气派大方的敌手了。

    顽固地迷信教皇和僧侣的人，即使遇到牛津大学的顽固派，也可以被打翻；这个恶劣的特拉维斯，在无情的波森的鞭笞下，也还是吃苦头的。我认为波森先生对特拉维斯副主教的答复，是本特利(5)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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