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编辑·写作·论争

。我特别应当陈说一下，从出国旅行到我父亲去世，就是在没有任何专业职务分散我的读书生活上的功夫和乐趣的那一段时间里，我干了一些什么，或者自白一下我怎样虚掷了光阴。

    （1）自瑞士革命历史无结果的工作（1768年）停止之后，我立即开始对撰写罗马史逐步地从发愿到希望、从希望到计划、从计划到执行，但对撰写的限度和范围，我还只有一个很不完全的概念。古典作家，最便于取得著作的如塔西佗、小普林尼以及玉外纳，都是我所熟悉的老朋友。我不知不觉地落入到奥古斯都时期历史的大海中去了。其次我考查了一系列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原始记录，几乎始终执笔在手，随时进行摘记。又用各种勋章纪念章和地理上及编年史上所见的铭文作为辅助材料，以印证有关事物。为了在我观察所及范围内确定并排比许多零星分散的资料，我利用了蒂勒蒙的收集方法。他的鉴定能力精确无比，几乎可以称为奇才。对于整个中世纪的黑暗时期，我依据那位博学的穆拉托里所编的《意大利编年史与古文物》进行探索，孜孜不倦地拿此书所述比较了西戈纽斯(5)等人所写与此书平行或交叉的许多记录，直到差不多完全熟悉了十四世纪罗马城遗址的情况为止；却没有想到这最后一章竟要写上六个四开本的原稿和花上二十年的时间。我所购得的许多书籍中，有一本詹姆斯·戈德弗鲁瓦注释的《泰奥多修斯法典》，是应该以感谢之心记住它的，因为我是作为历史书使用了它，并且用得很多，而不是作为一部法律书。但是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说，这部书都可以被视为有关四、五两个世纪罗马帝国政治情况的一座范围广泛、内容丰富的资料库。由于我相信，而且现在仍然相信，基督教“福音”的传播和教会的胜利，同罗马君主政体的败落有不可分割的关系，所以我拿不信教的普通人对这些新兴教派所持坦率的或敌视的看法，同这一场变革的前因后果作了衡量，又拿这些看法同基督教徒本身的叙说和辩白作了对照。出自犹太人和异教徒的证据，例如拉特纳博士所收集并加以说明的文献，都由我用来指导我对原始材料的研究。在广泛论述这种奇迹般的盲目热情的时候，我从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时代所表现的沉默中暗暗地得出我的结论。我集中了为写罗马史而准备的许多直接间接的有关资料。不过，严格地说一句实在话，这些准备工作是在这个生活阶段以前，即在我父亲去世到我定居伦敦之间的两个夏季（1771年与1772年）里，就开始进行的。

    （2）我自由自在地接触了许多书籍和人物，如果要将经由别人介绍而认识的人一一列举其姓名和身份，那是写不完的。不过我们可以从这种一般性的认识中分别友谊和敬意的等次。我遵照“读书多胜于花钱多”这条明智的格言，一遍又一遍温习了法文和英文的、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古典著作中的不朽作品。我的希腊文学习（虽然没有像我所计划的那样勤奋）保持了、并且扩大了我对这门高尚语言的知识。荷马和色诺芬仍是我最爱读的作家。我还差不多要将一篇《论小居鲁士时期》拿去付印了。就我自己看来，这篇文章是写得还不坏的。在某一个时期之后，许多人拿新的优良出版物作为唯一的精神食粮；而最严肃的读书人，则往往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或者为了提供应时流行的题目，不由自主地打破这个常例。我的第三次阅读布莱克斯通的《英国法律注释集》，可以说是出于更高尚的动机；我就这部英文著作所写的大量批判性札记，是我第一本认真地用母语写成的作品。

    （3）我的用以进行文事活动的闲暇时间，远没有一个陌生人可能眼见的那样完整和自由。在伦敦的匆忙日子里，我缺乏书籍可读；而在汉普郡的隐居生活中，我又不能自由支配我的时间。我的宁静逐渐受到家事烦虑的打扰。如果在我父亲由病重到去世的那个不幸的夏季里（1770年），我竟还能有许多时间消磨在读书上，那我就该为我冷酷的人生态度而愧死了。

    对法战争结束时（1763年）民兵队伍的解散，使我父亲（一位新的解甲归田的英雄）重返农业生活。他的辛劳是有益的，他的欢乐是纯正的，他的愿望是适度的。他似乎享受到了被诗人和哲学家们称赞为最谐合自然和最无关乎财产的幸福境界：

    “他有福泽，犹如最初的初民，

    没有债务，不怕篡逆，不为业务操心；

    带着他自己的人手在土地上耕耘，

    这土地曾对他先人的勤劳表示了谢忱。”

    ————贺拉斯《抒情诗》

    可是就我父亲的幸福来说，却缺乏那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就是没有债务。他在青年时代的浮华生活，到了衰老年龄就叫他受到忧虑和懊悔的严厉惩罚。一七五八年我从洛桑回来时的第一次抵押地产，只使他暂得一部分缓解。每年应付利息和家人生活费，是他收入中的一份沉重开支。民兵组织须花一笔钱，而他所经营的这个农场，又不是一宗盈利的买卖。他还为过去的一起讼案负担着诉讼费和损失赔偿费。他的债主每年都是人数大增，而耐心大减。在这种痛苦情况下，我赞成再作一次抵押，赞成卖掉普特尼的产业，赞成作出一切可能减轻他苦恼的牺牲。可是他不能再凭理性行事了，他的迟疑不决，不但拖延了困难本身，而且耽误了解除这些困难的措施。丢脸、畏怯、自责的痛苦不断地啃啮着他的活力；他的健康垮掉了；他失去了精力和视力。一种水肿病迅速加剧，预示了他的死亡，他终于在一七七〇年十一月十日葬入墓穴，享年六十四岁。

    家庭中有个传说，仿佛我父亲的家庭教师把他培养成多变的性格，一辈子醉心寻求快乐，却始终陷于失望。但这些气质上的弱点，幸而有头脑和心地上的美德、有最热烈的自尊与仁爱的情操作了弥补。他那优美的仪表，文雅的谈吐，温和的举止，以及真诚的和悦态度，使他每到一处都受人欢迎。随着时世和舆论的变迁，他的自由精神早就将他从托利党教育的热狂和偏见中解放出来了。我服从自然法则；我自己觉得在孝道上业已尽了一切应尽的责任，因此也就减轻了我的悲痛。

    * * *

    (1)威廉·沃伯顿：十八世纪英国教士、作家。文学著作很多，有赫德主教所辑他的七卷集。他本人又曾协助西奥博尔德编辑莎士比亚全集。

    (2)洛思：十八世纪英国教士、作家，曾任牛津大学教授。

    (3)海恩：十八世纪德国古典学家，格廷根大学教授，编有荷马、维吉尔、平达、阿波罗多拉斯等人的诗文集。

    (4)海利：十八——十九世纪英国作家、诗人，著有《论绘画、历史与史诗》、《库珀传》、《弥尔顿传》等书。他曾一再写诗颂扬吉本。

    (5)蒂勒蒙：十七世纪法国宗教史家，著有《罗马皇帝史》、《宗教史研究文集》等书。穆拉托里：十七——十八世纪意大利古物学家、历史学家，著有《意大利史》等书。西戈纽斯：十六世纪意大利古典学家，摩德纳等大学教授，著有《意大利王室》等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