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 编辑·写作·论争

    我的朋友德韦尔登来到英国，是为了想找个有良好收入的高尚职业。他从家里汇来的款子数额极有限，而且靠不住。我的钱包是经常敞开的，可是往往掏空；我深切感到需要有钱有势，要这样才能帮他补正命运上的差失。凭着他的愿望和资格，他想找个替富家学生当走访教师的位置；可是一有空缺，就引起许多求事者的急切钻营，致使争取多时不得成功。替他谋个国务大臣办公室里的录事职位也不容易，直到我花了许多请托功夫方才到手。

    他在英国住了几年，却一直没有学会英语的正确发音和熟练谈话，不过他能顺利阅读并且品评最难读的英国作家的著作。他对英国语言和诗歌所具有的精审知识，是外国人中少有的。我们英国人欣赏莎士比亚的戏剧和加里克的演技，很少有人能在感受和辨别上比他更为精细的。他自己觉得精力充沛，又确信我能帮助他，所以鼓起勇气要效法马蒂博士办刊物，对马蒂博士的《不列颠杂志》表示尊敬而又感到不足。他要改进编法，用一种观察英国民族艺术与风俗的哲学观点同文学活动的记录结合起来。我们这本杂志的一七六七年一卷，用了《大布列塔尼文学论文》的题名，很快编就付印。第一篇文章是利特尔顿勋爵的《亨利二世历史》。这篇文章的刊用，必须由我负责。这篇洋洋大文，在见解和学识上并无特别高明之处，不过读者认可了我的选择。另一篇是我的朋友选的《巴思导游》，一篇轻松而又富于奇想的作品，具有地方性的、甚至方言上的趣味。我对这样大胆用稿吃了一惊：他却笑我担心过分。刊出成功，证明他的勇敢是对的。同时，凡是精通英法两种语言的人，都将赞美他拿英国诗歌中的活泼精神，以至幽默作风，转输于法语散文的奇妙手腕。

    我不愿否认当时我对这些文章怎样深感兴趣。对这些文章，当然我是不需有一点惭愧的。不过时隔二十余年，要我认定我们两个合作者各人成绩如何，却是难以办到的了。思想上长期的亲密交流，将我们的情感和风格铸在一个模子里。在我们的协同工作中，我们轮流组稿，轮流校对。但我若老老实实提出赞美言语，那么最恰当的赞美大概应是落到我自己的某一篇或某一段的。

    杂志的第二卷（1768年卷），发表的还是这类文章。我敢说，杂志的实际成绩是胜过它的声誉的。不过另有一点同样确实，就是杂志所得的声誉多于它的经济利益。由于办这杂志，使我的朋友获得了切斯特菲尔德伯爵的照顾，也使我熟识了这位伯爵，那时伯爵因为年老多病，已经退隐林下了。我们也由此而认识了戴维·休谟先生，那时他是副国务大臣，德韦尔登就在他的官署里担任小职务。伯爵接受了德韦尔登的一篇献辞（一七六九年四月十二日），随即给作者预留了为他的继承人当教师的位置。休谟先生写了一封答复沃波尔先生《历史问题质疑》的信刊登在杂志上，后来他将这信改成一篇正式的文章。

    杂志第三卷集稿将近完成时，我介绍德韦尔登给理查·沃斯利爵士当了家庭教师。那爵士是个青年，新近去世的我的民兵老团长的儿子。他们俩相偕出国旅行，直到我父亲去世后又过了一段时间方才回返英国。

    我所发表的下一篇文章，是爱与恨的偶然闪现，是我尊敬谦虚的天才人物和厌恶自大的迂腐学究的偶然表露。《伊尼特》第六部是拉丁文诗歌中最完美最可爱的篇章。伊尼斯和女巫下降到阴间地狱，到鬼魅世界，展开了一片无边无涯的可怕景象：从丘米洞穴黑夜似的幽暗到天堂乐土的极度光明，从简单天然的梦境到埃及神学上和希腊哲学上的梦想。可是诗中主人公最后通过象牙大门而消失形迹，这大门“伪称通往天国，实则导入黄泉”，如此便仿佛瓦解了整个魅力，而使读者落入到一种冷漠、忧戚的怀疑境地。人们用各种方式将这个最不完全、最无力量的结论强加于作者维吉尔的爱好或他的不信宗教的思想上。不过，根据沃伯顿主教(1)较为精细的解释，主人公进入地狱不是虚假景象，而是拟想景象，它表现了伊尼斯以立法者的身份，创设了一年一度供奉谷物女神得墨特尔的仪式。这假说，是沃伯顿所著《摩西的神圣殿堂》中很特出的一节，许多人认为是切实的。人们都称赞他解释得很巧妙；三十年中，也没有人提出来认真加以批判式的讨论。作者的学识和能力把他抬高到了一个恰当的有名地位；可是他以独裁者和暴君的架势主宰着文学界。沃伯顿的实际功绩，由于他骄傲自大地宣说他的那些错不了的教令而跌价了。他在辩论文章里无情地或者毫不克制地鞭挞他的敌手；而一些奴颜婢膝地奉承他的人，则将这位著名批评家吹捧为远远胜过亚里士多德和隆吉那斯，同时又攻击一切反对求靠神签和崇拜偶像的谦抑的持异议者。在一个自由国度里，这种专制作风必然引起普遍的反对，而反对的热情则很少是纯正而不偏私的。牛津大学一位新近去世的教授（洛思博士）(2)写了一封尖锐而又体面的信（一七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为他自己辩护，同时攻击这位主教；以后，无论这篇不显眼的辩驳信效用如何，他却显然因为沃伯顿和他的奴才们之间悄悄地闹纠纷而取得胜利了。

    我对沃伯顿没有任何私怨，却也非常想用长矛刺一刺那位巨人的盾牌；就在一七七〇年初，我的《关于〈伊尼特〉第六部的批评意见》送去付印，没有署我的名字。这篇短文是我公开发表的第一篇用英文写的文章，笔锋瞄准了沃伯顿主教本人和他的假设。我证明了，古代的立法者并不创制祀神仪式，同时伊尼斯也从未掌管过立法者的职权。我又说，没有任何论证或任何实际情况可以将一段史诗的情节熔化为讽喻文字，或者将冥国入口处阿维尔纳斯湖的场景移至谷物女神的神庙；我认为这种任意的假设，无论对诗人还是对假设者，同样都是有害的。我又说，假如维吉尔没有创制权，他不可能泄露创制的秘密；假如他赋有创制权，他也不会泄露这秘密。这些论证至少在我自己是感到满意的。

    由于主教和他那一伙人审慎地保持缄默，我的批评文章不久就沉没在当日的大量小册子堆里了。可是就我的感受来说，公众的冷淡却被格廷根大学的海恩教授(3)有分量的称赞所压倒。海恩是维吉尔作品最近、也是最好的编辑者，他赞同我的驳斥，并且称我这个不知姓名的作者为“有学问的、高雅的英国人”。但我又禁不住要引述一下海利先生(4)赞扬这篇文章的评语。海利本人是个诗人和学者，他说，“关于维吉尔诗歌第六部的论述，是一篇错综复杂的假说，费尽功夫转弯抹角地形成一系列引述和论证，在若干时间内一直无人驳诘。……终于，有一位很高明的、但隐去姓名的批评家出来了，他在我国所产生的一篇最有见地和活力的文章中，针对古典文学上的一个问题，彻底推倒了这座基础不稳的大厦，揭露了自命不凡的大厦建筑师的傲慢与无能。”他甚至曲意为我的尖酸笔法辩解，而在那位较为公正的海恩笔下，对这一点则是责备得很温和的。但我不能原谅自己这样轻蔑对待一位虽有种种缺点、却仍值得我尊敬的人物；更不能原谅的是，在对人的攻击中，我怯懦地隐瞒了自己的姓名和身份。

    从我刊行《论文学研究》到《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一卷的出版，十五年间，我只发表了这篇对沃伯顿的批评和上述我们这杂志上的几篇文章。我特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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