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论语》原典批判

》《八佾》《里仁》《公冶长》《雍也》《述而》《子罕》七篇：《八佾篇》是以“礼”为主题的问答合集；《里仁篇》则收录孔子有关“仁”与“君子的话语”；《公冶长》《雍也》两篇是弟子及其他人物的月旦评；《述而》《子罕》两篇是孔子自身的述怀，以及弟子所谈孔子的禀性，抑或是与《乡党》比较类似的孔子生活描写，总之是集结了与孔子相关的传记性资料。也即是说，孔子的思想、孔子与弟子的关系、孔子的体验和处世，这三个主题，分别占据了两篇。与之相对，仅有最初的《为政篇》这一篇，很难讲有什么特别的主题。与“孝”相关的问答一连有四章，这一点非常显眼，因此取这一点来讲固然也还可以，但这一篇中和孝没有太大关系的问题也有很多。不过，如果仔细观察的话，就会发现，这一篇是将前面的三个主题，化作一件件的事，融合了进来。换言之，《为政篇》是六篇的总论，全面综合了孔子的传记、孔子与弟子的关系、孔子的思想，摘录了孔子的话。这样来看的话，河间七篇所带有的整体构思，就一目了然了。

    《为政篇》第一章就讲政治应当有德，次章则道破了诗的本质在于“思无邪”，第三章则讲教化当德礼并用，而非政刑并用。这三章都是直击事理核心的名言，今天已经成为高度通用的智慧。不过，紧随其后，则非常突然地展示了孔子的一生：

    （四）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如果这真的是孔子自己的原话，那显然就是孔子的自传了。即便是孔子，也并非从幼年时期开始就爱好学习，而是到十五岁的时候才醒悟了求学之志。此外，他也并非在青年时代就事业有成，而是到了三十岁才刚刚有所立。即便步入人世，也并非什么困惑都没有，而是到了四十岁的时候，才终于坚定地看到了自己的道。不过，在实现这一道的过程中，也并非什么焦虑都没有，到了五十岁的时候终于知道了天命，心绪稳定了下来。即便自己的心绪稳定了，但对世人的言行也并非没有非难、否定的想法，终于到了六十岁的时候才有了对他人宽容的心态。不过，即便对他人能有宽容的心境，也并非对自己的每一次言行都感到认同，还是有不少遗憾和后悔的地方，要到七十岁的时候才能没有这种遗憾和后悔。孔子辞世，被认为是在七十二岁，抑或七十四岁之时，上述述怀之语当是距离其辞世之日不远的时候讲出来的。孔子回顾自己的一生，唯对自己晚年的两三年感到自许。

    随着时间的推移，孔子的这一自传描述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人生历程，后人广有共鸣。人们也普遍认为，一生应当有这样一个志学之年、而立之年、不惑之年、知天命之年、耳顺之年等等。当然，不同的人，也会出现不同的情况。步入而立之年但什么都没立得起来，步入不惑之年却困惑重重，步入知天命之年却始终焦躁不安，步入耳顺之年却会以一己之意与他人发生冲突，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发生吧。不过，虽然什么都还没立得起来，他却毕竟步入而立之年了；虽然始终困惑重重，他却毕竟步入不惑之年了。因此，这种一事无成，或者不能从困惑中解脱出来，会被视为一种未能完成当为之事的欠缺，从而遭到非难。青年人陷入困惑，可以得到宽容，但步入不惑之年的人还沉溺在困惑之中，则会颠覆人们对此人的信任。壮年期的焦躁可以得到同情，但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人还会焦躁，人们对他的尊敬就会消失。这样看来，上述的阶段，作为常人的一生，可以视为是一种务必要踏上的阶段历程。唯有“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一阶段，不适用于常人。这种不适用，可以说是最富有意味的一点。除去这个最后的阶段，孔子自述自己的生活历程，竟然适用于所有人的人生阶段，从这一点上来讲，不正是意味着彰显了孔子作为人类教师的意义吗？

    这一章并无一种要将孔子圣人化的痕迹，据此可以推测，这应当千真万确是孔子自己所说的话。然而，这一章中却又确实有一种想要将孔子圣人化的努力倾向。孔子所说的“知天命”并不是指知道了自己所能做的事的限度这样一种非常浅显的意思。孔子自觉有一种从天降下的使命，那就是复兴先王之道。自那以后，孔子都是作为一个先王之道的使徒而活动着的。一些著名弟子开始追随他，跟诸国的为政者来来回回讲道，也是在这以后。“知天命”一语，在孔子的生涯中蕴藏着非常深的意义，这意味着这些人的主张所在。然而，这是一种基于从其他材料所知的孔子生平传记而作出的解释，“五十而知天命”这一句话，本身当然未必只能有这样一种解释。但如果按我们的解释，知天命的意义，在五十岁左右的孔子的生活中，有着最充分的显现。据其传记来看，孔子五十岁的时候甚至想要侍奉公山不狃，五十一岁到五十六岁这一段时间则侍奉鲁定公，做了一名官吏。孔子在自己的生涯中介入现实政治，也就是这段五十来岁的时间。这一点能否证明，孔子有了上述的一种使命的自觉感呢？之前论者所谈的诸点，例如向诸国为政者讲道、培养有能力的弟子等等，应当说都是孔子六十耳顺时候的事情（五十七至七十岁），跟五十而知天命的时候不算太近。这样来看的话，所谓“五十而知天命”，用这种方法加以解读，恐怕也绝非无稽之谈。孔子能够脱离出四十来岁时的理想主义下的焦躁感，到了五十岁的时候，介入了势必要有所妥协的现实政治之中。这种体验，才让孔子做好了进入耳顺心境的准备。就这样依循字面意思，作这种朴素的解读，有什么障碍吗？如前所述，对于那些想要将孔子伟大化，想要证明孔子的自传乃是一种可以普遍适用于所有人的人生历程的事实的人而言，这样远远不能将孔子的伟大性发挥出来。

    此外，《为政篇》是在讨论了政治、诗和教化的本质之后，就进入了上述的孔子自传，再之后则是一连四章关于“孝”这一问题的问答[12]。这些问答既是对“孝”的意义进行了进一步明确，也对孔子的说话方式进行了进一步明确。虽然同是论述“孝”，但是孔子在答复无礼之人时，就说应当以礼侍奉父母；在答复父母病弱之人时，就回答说要忧虑父母的疾病；在答复无敬之人时，就说应当敬事父母；在答复没有好脸色的人时，就教导说和颜悦色乃是第一要义。紧接着是孔子的自传，这里应当被视为对孔子作为一个教师的面貌的描写。

    之后则是对孔子最喜爱的弟子颜回的评价[13]。颜回这个人，即便跟他讲了一天的话，也没什么反驳，像是一个傻子。但是颜回在私底下却笃定地践行着道，绝非一个傻子。紧接着这章对弟子的评价而来的，则是五个关于人格问题及君子问题的章节。一个人的行为与态度会直接显现出这个人的人格，无从隐匿[14]。此外，能够为人师者，既不能一味尚古，也不能一味趋新，必须两者兼有[15]。能被人敬为君子之人，不能仅仅只是具备某一方面的才能而已[16]。徒有其表，则看上去极为愚蠢。另外，相较于口头上的表演，更要看行为上的表现[17]。虽然要与人为善，但不刻意勾结他人[18]。这样的人才是君子。

    紧随着人格问题而来的是学问的问题，这一部分有四章。仅仅从他人那里学习，但自己毫不思索的人，很难有什么顿悟；而一味地自我思索，却从不向他人学习，则非常危险[19]。如果遇到了和自己截然相反的主张，仅仅只是攻击对方，对于自己学问的进步没有任何益处。应当以此为契机，对自己进行反省，这样，即便是异说，也会有益于自己[20]。真正的知，就在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21]。而正确的认识之道，就在于“多闻阙疑……多见阙殆”[22]。

    而后则是关于政治的三个章节，这是对政治的本质在于“德”这一观点的展开。最后则是力陈“信”的重要性[23]，以及三代“礼”的恒久性[24]。最后则放入了一章“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这里讲的是，在祭祀时，如果不遵循道，那就是一种谄媚；而那些在道的标准之下应当做的事，如果没有做，就应当受到批判。唯有最后这个地方，没有任何前后关联，只能被视为一个单独的问题。

    从以上的分析来看，粗一看非常杂乱的《为政篇》，其实有非常整齐的秩序。这一点必须注意到。之后承续而来的六篇，是对这一总论进行分论的篇章，同样也是有内在理路的。

    《八佾》以下的六篇，其主题已如前述，非常明显，在结构上的问题，我觉得这里也没有必要专门拎出来讲。这里想说的是，它和下论诸篇进行比较研究时，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地方，且列举两三点加以论述。

    《公冶长》《雍也》两篇辑录了大量孔门弟子们的人物月旦评，《述而》《子罕》两篇也多出谈及了孔子同弟子们的交流。因为孔子的生活同弟子们有非常密切的关联，因此，这四篇中包含很多可谓是孔子生平传记的重要材料。然而，下论也同样辑录了大量类似的材料。在这里，关于两者间的异同，有一个必须要注意的地方。

    通览《论语》全篇，声誉始终如一地好，未曾有过动摇的，是前面在《为政篇》里谈及的颜回吧。在那个地方，孔子明确地说了，看上去愚笨的颜回却是最有价值的。在这里的《公冶长篇》：

    子谓子贡曰：“汝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汝弗如也。”（《论语·公冶长·九》）

    这句话，可以说是孔子最大的赞词了。接下来在《雍也篇》：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三》）

    孔子对颜回的感情在表现上全无半点遮掩。同一篇中：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十一》）

    颜回的生活状态得到了栩栩如生的描绘。此外，以孔子的体验为主题的《述而篇》里同样有：

    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十一》）

    这里表现的是孔子和颜回之间一种深深的同感。再到《子罕篇》：

    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子罕·二十一》）

    这也是孔子的赞叹之语。仿佛是为了与这句话应答，《子罕篇》里还收录了一句颜渊对孔子的赞美之词[25]，并且和“子疾病”这一章并列在一起，实在是非常奇怪。而且，颜渊的话里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切的回响。这是一个值得用心细读的地方。

    从以上所引诸句来看，孔子一直对颜渊显露着爱生之情。而后，这种倾向到了下论的时候，就进一步增强了。下论一开头的《先进篇》中，颜回好学但却不幸短命而死的句子反复出现。而且，有四个并列的章节以“颜渊死”开头，均是孔子痛惜颜渊之死、恸哭不已的记载，但在内容上却没有什么超越于先前诸篇的成分。前面所列举的孔子之语，均是向内沉潜的表达方式，而在这里则是直接的向外吐露。可以理解的是，这样的话，孔子对颜渊的感情就可以得到进一步的强调。此外，在《颜渊篇》中，借颜渊问孔子“仁”一事，引出了“克己复礼为仁”这一著名的回答[26]。在《卫灵公篇》中，颜渊问治邦的方法，孔子则以夏的历法、殷的车、周的冠冕、舜的音乐来回答他[27]。这几个问题，都不像是居住在陋巷的颜回会问出来的问题，恐怕是非常重视“礼”这一问题的孔子学派，将这一系列的问题都和颜回牵扯上了关系。在这里也能够看出，孔子学派内部是一致地尊敬颜回。

    与对颜回的尊敬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孔子对子路的态度。从《公冶长》《述而》等篇中均能见到，子路常常和颜渊一起侍奉于孔子之侧，也与孔子有过问答，但孔子从未像褒奖颜回那样褒奖子路。不过，孔子对子路的爱，绝不少于对颜回的爱。如前述，子路是一个率直、一根筋、个性强烈，当然，还极有良心的男子。据《公冶长篇》：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十四》）

    这句话就显示出了子路是一个多么一根筋，但却很有良心的人。不过，因为太过单纯，子路总有一些脑筋转不过来、理解不了的地方。同样在《公冶长篇》：

    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七》）

    孔子的这一批评正是指向了子路的这一特点吧。子路有敢于献身之忠、不惧于死之勇，这是不容否认的。然而，他这样一个人，虽说愿意乘桴出海，但在制作桴的过程中却帮不上什么忙。这其实指的是，子路很难与人共事。同样的意见，在《述而篇》里也有表述：

    子路曰：“子行三军，则谁与？”子曰：“暴（徒搏）虎、冯（徒涉）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与）也。”（《论语·述而·十》）

    这一缺点，对孔子而言，并非一个本质性的缺陷。子路那种纯粹的气概，以及一种勇于追求道的决心，是更为宝贵的。因此，孔子非常爱子路。

    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论语·子罕·二十七》）

    孔子爱子路的这种气概，更尊重这种气概。还有一章，日后的传记记叙者不断地增饰：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二十八》）

    这里也将子路的气概彰显得非常明白。南子是卫灵公的夫人，其风评比较复杂，而这一章的重点则在于“子路不说”。孔子非常尊重子路的感情，为了缓和他的情绪而说了上述话。在这里可以明显看出，子路的忠诚对于孔子而言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如果更仔细探究的话，孔子病笃时的故事也只和子路一人有关而已，这一点就体现得更明显了：

    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于上下神祇。’”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三十五》）

    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于臣之手也，无宁死于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于道路乎？”（《论语·子罕·十二》）

    以上两次场景，子路做事的目的，都显示出他对孔子的理解有所欠缺。不过，这两件事都显示出他对孔子的真情切意。孔子重病时所讲出的话，应当同子路始终在旁、忠实地看护病中的孔子这一事实合而观之，才最为贴切。以上诸篇所展现的便是孔子对子路的态度。

    此外，关于孔子重病一事，因为与后面的讨论还有关联，这里且多说两句。我们读这两章而得到的印象，应当是孔子已经到了濒死的边缘。因为孔子已经在考虑自己葬礼的问题，并且开始陈述自己所希望的死的方式了。这一点，在《论语》全篇中都非常显眼。然而，日后的记叙者都不认为这是孔子濒死时候的故事。《左传》当中，有孔子在去世前一年“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这样一句话，而《礼记·檀弓》中则有“孔子哭子路于中庭”之类的记载。据这些材料来看的话，恐怕子路先孔子而死一事，都是明明白白地记叙下来的，《史记》中的《孔子世家》也好，《仲尼弟子列传》也好，也都是如此记载的。如果我们认为子路看护了濒死的孔子，那么这一类的说法就不应该出现。因此，即便是《论语》中这几条最显眼的记载，也应该和孔子的死没有太多关联。

    我们且先记住子路的这般面貌，再来看看《论语》的下论。子路的情况和颜回似乎就有很大的不同了。一方面，上述的子路的面貌得到了进一步的彰显，甚至讲出了“有是哉，子之迂也”[28]这样的话，出现了直接冲撞孔子的情况，但是据这一章的描述，子路依旧得到了孔子的宽慰包容。不过，在其他地方，与之完全相反的是，子路被孔子狠狠地骂了一番。《先进篇》就可谓是其中一个比较显著的例子。如上所述，这一篇中有孔子恸哭颜渊之死的章节，恐怕是要与之形成对比，也有章节记录下了孔子对子路、冉求等人的辛辣批评。如果要看孔子这些评语的激烈程度，则可以参见如下诸章：

    子曰：“由之瑟（不合雅颂），奚为于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于室也。”（《论语·先进·十五》）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他事）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不可谏，则退）。今由与求也，（当谏之事未谏）可谓（胡乱充数）具臣矣。”（《论语·先进·二十四》）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二十五》）

    这里出现的子路，不是那个单纯的、怒气冲冲的，但又和孔子有着深厚情谊的侍者子路。如果子路是这样的一个人，孔子何以要跟他讲“由，诲汝知之乎？”呢？何以要将“不知之知”这样一种有深意的话讲给他听呢？又或者说，孔子在道不行时，为了宣泄愤懑，何以会讲出“从我者其由与”这样的话呢？所谓“具臣”，乃是一口一个“人民”，一口一个“社稷”，但却排斥读书之人，这不是那个即便穿着破旧的袍子，但仍旧泰然自若的子路。《先进篇》对颜回的赞美，其夸张程度在《雍也篇》之上，与此同时，对子路缺点的夸大，也在《公冶长篇》的几倍之上。对子路的这一看法，在下论中的《季氏篇》里同样有所延续。然而，同属下论的《子路》《卫灵公》《阳货》诸篇则与此不同，属于前者之例。这样一来的话，我们就见到了《论语》中在河间七篇以后，属于新的历史断层的部分。

    关于孔子和弟子们的相处方式，还有很多其他值得注意的地方。这可以让我们很容易理解《论语》下论的本质，但由于要逐一讨论每一个孔门弟子未免显得太琐碎，因此我们在这里只以前面的颜回和子路作为代表谈了谈。此外，为了能够理解前面谈到的，从河间七篇衍生出《论语》下论的过程，这里再举一个例子。下面的（一）、（二）出自《公冶长篇》，（三）则出自《先进篇》：

    （一）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于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八》）

    （二）颜渊、季路侍。子曰：“盍各言尔志？”子路曰：“愿（己之）车马衣裘，与朋友共。敝之而无憾。”颜渊曰：“愿无伐善，无施劳。”子路曰：“愿闻子之志。”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论语·公冶长·二十六》）

    （三）子路、曾皙、冉有（求）、公西华（赤）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你们）居则曰：‘（人皆）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何以哉？”子路率尔而对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加之以师旅，因之以饥馑；由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夫子哂之。“求！尔何如？”对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里之国），求也为之，比及三年，可使足民。如其礼乐，以俟君子。”“赤！尔何如？”对曰：“非曰能之，愿学焉。宗庙之事，如会同，（衣）（玄）端（冠）章甫，愿为小相焉。”“点！尔何如？”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子曰：“何伤乎？亦各言其志也。”曰：“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沿）乎沂（水之上），风乎舞雩（之下），咏而归。”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三子者出，曾皙后。曾皙曰：“夫三子者之言何如？”子曰：“亦各言其志也已矣。”曰：“夫子何哂由也？”曰：“为国以礼（礼贵让），（而）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为之小，孰能为之大？”（《论语·先进·二十六》）

    如果将这里的（一）（二）和（三）加以比照，（三）的问答结构和（二）如出一辙，均是围绕着孔子，弟子们各自言说各自的志向。侍奉于孔子身边的人员的构成，（一）和（三）也是类似的，只是（三）当中追加了一个曾皙而已。而在大家各言其志的时候，（一）则展现出子路、冉有、公西华独有的特性，将其各自的气势都表现了出来。只是，（一）当中只是简而言之，而（三）当中则如注释一般有了更加详细的记载。换言之，在（一）当中，子路被评价为有治理千乘之国的赋税的能力，而在（三）当中，子路则自诩，即便这样的千乘之国遭逢战争和饥馑的灾难，自己也能在三年之内打造出一个有忠勇之气，而且知道尊奉法律的国度。虽然这里并没有忘了前面曾有过的“由也好勇”这样一句，但却加了一个孔子“哂”子路的细节，这一点值得深深留意。冉有也是一样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被置换为“方六七十，如五六十”，从面积上加以表现，而“可使为之宰也”则置换为“可使足民”。但礼乐之事，则非冉有所能办到的了。而接下来的公西华呢，在（一）中是一个可以束带立于朝堂之上的人，到了（三）则变为一个可以穿玄端、戴章甫，长于宗庙祭典之人。虽然用的措辞均不一样，但想要表达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从以上的分析来看，尚无证据可以证明《先进篇》的这一章是基于（一）以外的何种材料。换言之，（三）就是基于（一）而来的。

    那么，曾皙的回答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曾皙在（一）中全然未曾出现，但（二）中孔子的回答，则有必要放在这里加以比较。如同刚开始所言，这种问答场景的设计，与（二）是相似的，其目的，主要在于最后出来的回答。孔子在这里回答的“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是极为平凡、安康的共同生活。与之完全相同的氛围，再加上些许隐遁生活的色彩，就是曾皙所说出的话了。孔子的回答和人间生活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曾皙的回答则不如说是将重心移向了对自然的品味。不过，如果搁置这些相异点不论，孔子所说的“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同曾皙所说的“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实在是不由得让人感到有某种联系在其中。即便是这些地方，恐怕也不会是基于（二）以外的任何特别资料吧。说起来，曾皙这个人，也是除了这个地方以外，齐鲁二篇河间七篇尚且不论，就是通览整篇《论语》也未曾现身过的弟子。《孔子家语》将其视为曾子之父，但《史记·孔子世家》则未曾记下这一说法。这样一个无名弟子，突然就出现了，而且还排挤掉了孔子非常知名的三个弟子。在这一番问答以后，孔子只向曾皙一人透露了自己哂笑子路的理由。比照其他的人类教师的传记资料加以考量的话，几乎足以断定，这一段记录乃是晚出之物。

    自然，（三）这一章属于较新的历史断层，这一点并不足以减损其本身的价值。“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一句，自古以来就为世人所爱。这确实是一句值得深爱的句子。不过，这和《论语》当中究竟哪一部分是属于更古老的历史断层这一问题，全然不是一个问题。恐怕，这一章乃是孔子学派的运动之外，独立诞生的民谣一类的东西，而《先进篇》的编者则将其采纳进了孔子的传记之中。

    关于《论语》的原典批判，还遗留有诸多问题。不过，单就考察孔子的传记资料而言，以上的探究已经基本够用了。

    [1] 此处文本及断句悉遵作者原文，与国内通行版本有差异。

    [2] 这里跳过了《泰伯》。

    [3] 值得留意的是，和辻哲郎在这里将“传不习乎”训读为“習わざるを伝うるか”，意即是说“自己所传授的东西，是否是自己都还没有很好掌握的”。

    [4] 《论语·乡党·一》：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尔。

    [5] 《论语·乡党·二》：朝，与下大夫言，侃侃如也；与上大夫言，誾誾如也。君在，踧踖如也，与与如也。

    [6] 《论语·乡党·三》：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

    [7]《论语·乡党·四》：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阈。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踧踖如也。

    《论语·乡党·五》：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觌，愉愉如也。

    [8]《论语·乡党·六》：君子不以绀緅饰。红紫不以为亵服。当暑，袗絺绤，必表而出之。缁衣，羔裘；素衣，麑裘；黄衣，狐裘。亵裘长，短右袂。必有寝衣，长一身有半。狐貉之厚以居。去丧，无所不佩。非帷裳，必杀之。羔裘玄冠不以吊。吉月，必朝服而朝。

    《论语·乡党·七》：齐，必有明衣，布。齐必变食，居必迁坐。

    [9]《论语·乡党·八》：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惟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

    《论语·乡党·九》：祭于公，不宿肉。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

    《论语·乡党·十》：食不语，寝不言。

    《论语·乡党·十一》：虽疏食菜羹，瓜祭，必齐如也。

    [10]《论语·泰伯·三》：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

    《论语·泰伯·四》：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

    《论语·泰伯·五》：曾子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于斯矣。”

    《论语·泰伯·六》：曾子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君子人与？君子人也。”

    《论语·泰伯·七》：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

    [11]《论语·泰伯·十八》：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

    《论语·泰伯·十九》：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焕乎，其有文章！”

    《论语·泰伯·二十》：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

    《论语·泰伯·二十一》：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

    [12]《论语·为政·五》：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六》：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论语·为政·七》：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论语·为政·八》：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13] 《论语·为政·九》：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14] 《论语·为政·十》：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人焉廋哉？”

    [15] 《论语·为政·十一》：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16] 《论语·为政·十二》：子曰：“君子不器。”

    [17] 《论语·为政·十三》：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18] 《论语·为政·十四》：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19] 《论语·为政·十五》：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20] 《论语·为政·十六》：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21] 《论语·为政·十七》：子曰：“由，诲汝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22] 《论语·为政·十八》：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23] 《论语·为政·二十二》：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24] 《论语·为政·二十三》：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25] 《论语·子罕·十一》：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即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26] 《论语·颜渊·一》：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27] 《论语·颜渊·十一》：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

    [28] 《论语·子路·三》：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