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直到一月份，在蒙彼利埃夏尔·纪德夫妇家短暂逗留之后，我才登船出发。我的意图是在我还不熟悉的阿尔及尔定居下来。一想到那里已经是春天我就兴奋不已。可是天空阴沉沉的，下着雨，冷飕飕的风，从阿特拉斯山顶或沙漠深处，怒号着刮来了失望。我遭到朱庇特的背叛。我的情绪低落至极，不管这座城市里怎样好玩，阿尔及尔并非我想象的样子。令我气恼的是，到别的地方都找不到住房，只能住在欧洲人区。如今我更机灵，也更能吃苦耐劳了。那时，习惯了过分的舒适，加上不久前的病还记忆犹新，这使得我怯懦而挑剔。穆斯塔法可能不令我喜欢，它提供的旅店都过于豪华，我想去布里达赫能找到更适合的。于是我读书。记得费希特(1)的《科学论》除了使我集中了思想之外，没有给我带来任何乐趣；过去《实现幸福生活的方法》和《科学家与文学家的命运》两本书里曾令我着迷的东西，在这本书里根本找不到。不过我也厌恶自我放任，对一切要求自己在一定程度上集中思想的东西向来看好。在一本接一本狼吞虎咽地读完《小杜丽》、《艰难时世》、《老古玩店》和《董贝父子》之后，《巴纳比·鲁奇》(2)则使我得到了休息。

    出发之前，我突发奇想，给爱玛妞和母亲写信，劝她们来和我一起走。不消说我的建议没有结果。但令我相当意外的是，母亲并没像我担心的那样不屑一顾地予以回绝。我舅父头年痛苦地拖了几天之后去世了，我和爱玛妞一块儿守护过他。这次丧事使我几个表妹失去了保护，可以指望的只还有几个舅妈，特别是我母亲，这样我们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密切了。我知道，自从家里对我的人生道路所选择的方向非常不安以来，让我和爱玛妞结婚的想法不仅不再不被看好，而且被认为可能是驯服我的性情的最佳途径。总之，家里人对我的忠贞不渝还是动了心的。

    “不能断定这桩婚事就会幸福，”叔叔夏尔·纪德在给我母亲的一封信中写道，这封信后来给我看了。“促成这桩婚事，意味着承担很大的责任。不过，如果这桩婚事不成，双方很可能无疑（我是按原信给照抄）会不幸。因此，除了在一桩肯定的坏事和一桩可能的坏事之间作出选择之外，几乎别无办法。”对于我来讲，我确信这桩婚事一定能成。我等待中表现出的耐心，是出于绝对的自信。我对自己决定要娶的女人的爱情使我深信这样一点：即使我不需要她，她也需要我，她特别需要我使她幸福。她难道不是指望我带给她全部幸福吗？她不是告诉过我，她之所以拒绝我，仅仅是因为她觉得自己不应该抛弃几个妹妹，自己应该比她们后结婚吗？我一直等待着。我的顽强和自信肯定能克服我的道路上，我们的道路上的一切障碍。尽管我没把表姐的拒绝看成是最终的拒绝，但她的拒绝还是给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我必须坚强起来。然而，我这种可贵的热情，过分仰仗于乌云密布的上天露出微笑，已经渐渐地减退。

    我春天旧地重游布里达赫。那明媚芬芳的布里达赫，这回却显得阴沉沉的毫无吸引力。我在全城转来转去想找个住处，硬是找不到合适的。我怀念起比斯克拉，对一切都兴味索然了。我感到非常苦恼，特别因为我正带着这种苦恼，踯躅在我怀着希望想象得十分美好的地方。是冬天使这地方满目凄凉，也使我和这地方一样悲凉。低垂的天空使我的思想感到压抑，风雨熄灭了我心中的全部热情。我想写作，但没有灵感，只感到无以名状的无聊。和这种无聊掺和在一起的，是我对上天和对自己的愤愤不平。我蔑视自己，憎恨自己，直想戕害自己，寻思如何使自己的麻木不仁达到极致。

    这样过了三天。

    我准备离去，公共马车已经载走我的手提箱和行李。现在我还看见我在旅馆大堂等待账单的情形。我的视线偶然落在一块石板上，那上面写着旅客的姓名，我不自觉地开始看起来。首先是我的姓名，然后是一些陌生的姓名，蓦地我心里咯噔一下子：名单上最后两个姓名是奥斯卡·王尔德和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我在别的地方已经叙述过：我的第一个动作就是拿起一块抹布，抹掉我的姓名，然后付了账，步行前往火车站。

    我不太记得当时我为什么要抹掉自己的姓名。在第一次叙述中，我提出的理由是羞怯。说到底，自己也许仅仅是受了孤僻性情的支配。在我经常忍受的抑郁症发作期间，正如当时所经历的这种情形，我会感到羞愧，否定自己，自暴自弃，像条受伤的狗，贴着墙根走路，跑去躲起来。但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我一边走一边想，王尔德也许已经看见我的姓名，我的做法真乃懦夫所为……总之，我将手提箱、行李重新装上车，回到了旅店。

    我在巴黎与王尔德过往甚密，在佛罗伦萨也遇到过他。这一切我已有详细记述。后面发生的情形也将详细记述，但不包括在这里提供的这个细节。(3)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那本卑鄙的书《奥斯卡·王尔德和我》，太过厚颜无耻地歪曲了事实真相，致使我如今对于是不是说真话都有了顾虑。不过，既然命运注定在这一点上我的道路与他的道路相互交叉，我便把在这里作证视为自己的责任。

    直到这时，王尔德对我始终保持着非常谨慎的态度。他的个人生活习惯。我除了听到一些传闻，实际上毫不了解。但在我们两人都交往的文学界，人们开始说长道短。说实话，人们并没怎么认真看待王尔德。那些开始流露出他的真实本质的东西。似乎又是做作的。人们有点感到气愤，但主要是大家都不把他当回事而公开嘲笑。法国人————我说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对自己感受不到的感情，就难以认为它是真诚的。这一点倒令我赞赏。这期间，彼埃尔·路易于头年夏天去伦敦度过了几天。我一回来就看出他有些激动，尽管他的兴趣在别处。

    “根本不像这里的人所想象的那样，”他对我说，“那些年轻人都非常可爱（他所说的是王尔德的朋友们和接近他的人，这批人很快就变得颇令人疑心了）。你想象不到他们的举止多么优雅。啊，是这样，为了给你一个概念：头一天我被引见给他们，刚被介绍给X，他就递给我一支香烟，不过他并不简单地递给我，就像我们所做的那样，而是自己把烟点燃了，抽了头一口才递给我。这不是很有意思吗？其他一切也一样。他们善于使一切笼罩上一层诗意。他们告诉我，几天以前他们举行了一次订婚仪式，他们之中两个人的真正的订婚仪式，双方交换戒指。不，告诉你吧，这是我们无法想象的，那是怎么回事，我们一点概念都没有。”

    尽管这样，不久之后，当王尔德的声誉蒙上阴影时，路易宣称自己希望心中有底，便去了巴登————我想王尔德在那里疗养————借口是要求王尔德作出解释，同时抱着与他断绝关系的欲望，果真是与王尔德断绝了关系才返回来。

    他向我介绍过那次会见。

    “你以为我有朋友，”王尔德好像对他说，“我只有情人。再见。”

    显然，我想他从廉耻进入了令我擦掉石板上自己姓名的那种感情。与王尔德交往已经变得会受连累，当不得不再次面对他时，我并不感到自豪。

    王尔德变化极大，不是外貌，而是举止。他似乎决心抛弃谨慎。我想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经常与他做伴，助长了这一点。

    道格拉斯我根本不了解，但王尔德立刻开始向我介绍他，异乎寻常地大加赞扬。他叫道格拉斯·博西，弄得我起初都没闹明白他在赞扬谁，尤其他装作只夸他人长得漂亮。

    “你去看看他吧，”他一再对我说，“然后告诉我，你是否能找到一个更可爱的神。我崇拜他，是的，我真的崇拜他。”

    王尔德用造作的外衣掩盖着他最真诚的感情。这使他令许多人无法忍受。他不愿意停止做戏，大概也做不到。不过他演的正是他自己这个人物，角色本身是真诚的，一个魔鬼不停地给他提词。

    “你在读什么？”他指着我的书问道。

    我知道王尔德不喜欢狄更斯，至少是装作不喜欢。我感到很不服，很高兴地递给他《巴纳比·鲁奇》的译本（当时我一个英文单词都不认识）。王尔德做出一副怪相，声称“不应该阅读狄更斯”。由于我开心地大谈自己对狄更斯无比景仰————再说这完全是真诚的，我始终保持了这种景仰————他似乎铁了心，开始谈论“神圣波阿斯(4)”，其雄辩显示出在这种强装谴责之下隐藏着许多敬意。但王尔德从来没有忘记自己是艺术家，而不能原谅狄更斯的人道。

    当天晚上，厚颜无耻的检察官带领我们在全城闲逛，王尔德不满足于向他表示希望会见一些阿拉伯年轻人，还补充说希望会见一些“像青铜雕像一样美丽”的年轻人，这句话仅仅因为显得热烈而诙谐，而且略带点他很愿意保持的英国或爱尔兰口音，才不令人觉得滑稽可笑。至于阿尔弗雷德勋爵，我想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仅仅是在晚餐时我才见到他露面。王尔德和他都吩咐把他们的饭送到房间里吃。王尔德大概邀请过我把我的饭也送到那里和他们一块吃。我大概拒绝了，因为那时一切邀请首先都会使我退避三舍……我记不清了。我要求自己答应不给记忆中的空房间配制家具。不过，晚餐后我同意与他们一块儿外出。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还没走到街上，阿尔弗雷德勋爵就亲切地挽起我的胳膊，说道：

    “这些向导都是笨蛋，怎么向他们说明都白搭，他们总是把你带进挤满女人的咖啡馆。我希望你和我一样厌恶女人。我只喜欢小伙子。既然你今晚来陪我们，我想还是立刻把这一点告诉你为好……”

    这番无耻的话令我愕然，但我尽量不露声色，只跟着他们走。我并不觉得博西像王尔德所认为的那样优秀，不过他那些像宠坏的孩子般的专横举止显得那么优雅，我开始明白为什么王尔德不断迁就他，听从他摆布。

    向导把我们带进一家咖啡馆，这虽说是一个暧昧的地方，却并没有向我两位伙伴提供他们所寻找的任何东西。我们刚坐下一会儿，就听见厅里面爆发了一阵打骂声，接着进来几个西班牙人和几个阿拉伯人。西班牙人立刻掏出了刀子。大家看到斗殴有扩大的危险，每个人都选择站在哪一边，或者急于把斗殴者分开。我们见到开始流血，认为还是避开为妙。关于这个晚上，除此我没有其他东西可以讲述，总之这是一个相当沮丧的夜晚。第二天我回到阿尔及尔，王尔德几天后才去找我。

    给大人物画像有某种方式，那就是画家似乎处心积虑想抓住模特的某个优点。我倒是力戒溜须拍马的画法。透过王尔德一切明显的缺点，我感觉到的主要是他的伟大。最令人感到恼怒的，也许莫过于他渴望不断表现自己的才智的种种乖戾言行。他常常站在做帷幔的布前大声说：“我要做一件坎肩。”或者站在做坎肩的布前嚷嚷：“我要装饰我的客厅墙壁。”这类话某些人听了之后，根本就忘了去琢磨，在他那奇思妙想的伪装之下，隐藏着什么真理、智慧，更微妙点说，隐藏着什么内心的秘密。然而，我说过，现在王尔德和我在一起，却扔掉了面具。我所看到的终于是他本人了，也许他明白再也没有必要伪装，那些使其他人背弃他的东西，并没有使我背离他。道格拉斯与他一块儿回到了阿尔及尔，但王尔德似乎有点尽量躲开他。

    我特别记得清楚的，一天黄昏，我去一家酒吧找他。我找到他时，他坐在餐桌边，面前一杯雪利酒。他两肘支在桌面上，桌面上铺满了纸。

    “请原谅，”他说，“这是我刚收到的信。”

    他又拆开几封信，迅速溜一眼每封信的内容，面露微笑，然后神气活现地咯咯笑道：

    “有意思！啊，实在有意思！”说着他抬起眼睛望着我，“我得告诉你，我在伦敦有个朋友替我收所有邮件，凡是令人厌烦的信件，如商业信函、供货账单等，他都留下来，只把要紧的信、情书寄给我……啊！这封是一个年轻人的……你怎么说？……一个老手？是的，一个老手。绝对妙不可言（他特别强调这个词的第二个音节，我现在还音犹在耳）。”他哈哈笑着，神气得很，仿佛对自己感到非常开心。“这是他头一回给我写信，所以还不敢写连笔字哩。真遗憾，你不懂英语！不然你会看到这……”

    他还在笑，还在调侃，道格拉斯突然进来了，身上裹件皮毛领子大衣，领子里只露出鼻子和两只眼睛。他从我身旁过去，仿佛没认出我，摆出不可一世的架势往王尔德面前一站，用尖啸、蔑视、仇视的声音，一口气抛出好几句话，可惜我一个字也没听懂。说罢，他猛地转过身，出去了。王尔德忍受了这阵狂风暴雨的袭击，一声没哼，但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博西出去后，我们俩沉默了好一会儿。

    “他经常对我大吵大闹，”王尔德终于说道，“这个人挺可怕。他不是挺可怕吗？在伦敦，我们在萨沃伊生活过一段时间，在那里吃饭，并且在那里租住一小套出色的房间，凭窗可眺望泰晤士河……你知道，萨沃伊是家很豪华的宾馆，出入的尽是伦敦最上流社会的人士。我们挥金如土，大家都对我们愤愤不平，因为大家都以为我们恣意寻欢作乐。伦敦厌恶寻欢作乐的人。我为什么对你讲这些呢，原因是这样的：我们经常在宾馆的餐厅用餐，那是一个很大的餐厅，我的许多熟人常常来光顾，但更多是认识我而我不认识的人，因为当时正在上演我创作的一出戏，取得了很大成功，各报都刊载了一些有关我的文章和我的照片。我为了和博西一块儿安静地用餐，便在餐厅里端挑选了一张餐桌，距离餐厅大门远远的，但旁边有一道通向宾馆内部的便门。可是，在那里等我的博西看见我从便门进来，立刻对我大吵大闹，啊！吵得挺可怕，挺吓人。‘我不愿意，’他对我说，‘我不能容忍你从这道便门进来。我要求你和我一起从大门进来，我要让餐厅里所有人看见咱俩经过，让每个人都说：这是王尔德和他的小兄弟。’唉！这不是挺可怕吗？”

    可是，他的整个讲述，甚至最后这几句话，无不显示出他对道格拉斯的欣赏，显示出难以言状的爱慕的乐趣，那就是任凭道格拉斯主宰。道格拉斯的个性显得比王尔德的个性强烈得多，突出得多。是的，道格拉斯的确更有个性（甚至从这个字眼最坏的意义上讲），某种命定性支配着他，有时几乎到了不负责任的地步。他从不自我抗拒，因此也不容许任何事物、任何人抗拒他。说实话，博西令我非常感兴趣，不过他的确“可怕”，我想王尔德一生中种种倒霉遭遇，其责任都应归咎于他。在他身边，王尔德显得温顺，没有主见，优柔寡断。道格拉斯身上有着作恶的本能，那是促使一个孩子砸碎自己最漂亮的玩具的本能。他对什么都不满足，渴望不断地追求。下面这件事可以看出他多么无耻：一天，我向他询问关于王尔德两个儿子的情况，他强调当时才小小年纪的西里尔（我想是西里尔吧？）人长得漂亮，接着得意地莞尔一笑，悄声说道：“对我来讲吗他……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最最罕见的充满诗意的天赋，从他那唱歌般的声音，从他的动作、目光和面部表情都可以感觉得到，从中也可以感觉到生理学家所称的‘丰富的遗传特性’。”

    道格拉斯第二天或第三天去了布里达赫，想办法弄到一个卡瓦基年轻人，打算带往比斯克拉，因为他听到过我对这片绿洲的描述，加之我自己也打算重返那里，这对他产生了诱惑。但是，弄到一个阿拉伯年轻人，并不像他最初想象的那么容易。需要取得其父母的同意，还要去阿拉伯人办公室和警察局签署文件。光这些事就够他在布里达赫忙几天的了。而在此期间，王尔德感到更自由了，可以更亲密地和我倾谈，此前他还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我已经介绍过我们最重要的一次交谈，描述过他过分的自信、粗野的笑声和疯狂的乐趣，也提到过这种夸张的表现有时透露出怎样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安。他的一些朋友坚持说，在这段时间，王尔德根本没有想到在他不久就要返回的伦敦等待着他的局面；他们说，直到那场官司发生不可避免的逆转，他始终保持着坚定不移的信心。我据以反对这种说法的，根本不是个人的印象，而是王尔德本人的话。我在转述这些话时唯一关注的是要做到忠实。这些话流露出一种隐约的忧虑，一种他说不清为何带有的悲剧色彩，但他几乎既害怕又希望地期待着。

    “我尽可能凭自己的感觉走，走得够远的了，”他一再对我说，“我不可能走得更远。现在该发生某种事情了。”

    王尔德对彼埃尔·路易抛弃他表现得非常敏感。他对路易一直表现出特殊的情谊。他问我是否又见到过路易，坚持要了解对于他们的关系的破裂，路易是怎样对我说的。我告诉了他，重复了我在前面转述过的那句话。

    “他真的对你这样说的吗？”王尔德大声问道，“你肯定没转述错？”我保证转述是准确的，并补充说他的话令我难过。王尔德沉默了片刻，然后说：

    “你想必注意过，不是吗？最拙劣的谎言，是最接近事实真相的谎言。不过，路易肯定没想要说谎，也不认为自己在说谎。只不过他根本没有理解那天我对他说的话。我不希望他说谎，但他误解了，严重误解了我的话的含义。你想知道我对他说过什么话吗？在我们所住的那个宾馆房间里，他开始对我说一些可怕的事情，对我进行指责，因为我不愿意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向他做任何解释。我对他说，我不承认他有权评价我，但如果他愿意，他所听到人家对我的议论，他统统可以相信，我一概无所谓。于是路易说，既然这样，他就只好离开我了。我黯然神伤地打量着他，因为我很爱路易，正因为如此，仅仅因为如此，他的责备使我感到非常难过。但我感到，我们之间一切都完了，便对他说：‘再见，彼埃尔·路易。我想有一个朋友，但只剩下情人了。’听到这句话路易就走了，而我也不想再见到他。”

    同一天晚上他告诉我，他把他的天才都倾注在生活里，在他的作品里只倾注了才华。我在别的地方记述了这句披露性的话，此后这句话经常被引用。

    另一天晚上，道格拉斯刚离开去布里达赫，王尔德马上问我愿不愿意陪他去一家演奏音乐的摩尔人咖啡馆。我答应去，晚饭后去他的宾馆叫他。咖啡馆离得不远，但王尔德行走困难，我们叫了一辆马车，把我们送到蒙庞西埃街康贝塔大道第四大台阶，王尔德请车夫在那里等我们。车夫旁边坐了一位向导，他领我们走进一个迷宫般、马车无法通行的地方，直到那家咖啡馆所在的一条斜坡巷子里，即右手边的第一条，与康贝塔大道大台阶平行的那条巷子。由此可以想象这条巷子坡度有多大。王尔德一边走，一边低声对我讲他关于向导的理论：按照他的理论，重要的是要去最下流无耻的人中间挑选向导，挑到的准是最好的。布里达赫那个向导表现得不如人意，那是因为他不觉得自己很丑陋。今晚我们这个向导样子吓人。

    咖啡馆没有任何标志，门与其他所有门一样，半掩着，我们用不着敲。王尔德是这里的常客，我在《阿敏塔斯》中描写过这地方，因为后来我经常去。有几个阿拉伯老头儿蹲在席子上抽大麻。我们在他们身边蹲下来时，他们也没有动窝儿。起初我不明白这家咖啡馆有什么吸引王尔德的东西，但不一会儿，我就注意到，黑暗中柴灰已满的炉灶旁边，一个还相当年轻的卡瓦基人正在为我们泡两杯薄荷茶；王尔德喜欢薄荷茶甚于咖啡。这个地方特别令人昏昏欲睡的气氛，使我开始有点迷迷糊糊，这时半掩的门口出现了一位翩翩少年。他在门口停了一会儿，抬起胳膊肘支住门框，在黑暗衬托下格外引人注目。他仿佛在犹豫是否进来，我呢已经担心他扭头走掉，但看见王尔德示意，他微微一笑，过来在我们对面的一条矮凳上坐下。我们按阿拉伯方式，蹲在一个铺席子的平台上，那矮凳比我们这平台还略低一点。少年从突尼斯坎肩里掏出一支芦笛，开始优美地吹奏起来。过后不久王尔德告诉我，他叫穆罕默德，就是博西的那一位，他开始之所以犹豫是否进来，是因为他没有看见道格拉斯勋爵在这里。他两只大眼睛因为抽大麻而目光无神，他的皮肤呈黄褐色。我欣赏他放在笛子上修长的手指，他那还没长成的细长的身体，以及他那两条纤细的光腿，从宽大的白短裤里伸出来，一条屈起架在另一条的膝头。那个卡瓦基青年过来坐在他身旁，与他一块儿吹奏一首达布卡舞曲。笛子吹奏的舞曲像一泓清澈的水，在万籁俱寂中流淌，听得人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地点，忘记了自己是何人，忘记了人世间一切忧烦。我们这样听着，一动不动，仿佛听了天长地久，但我愿意听更长时间，如果不是王尔德突然抓住我的胳膊，打破了这神奇的魔力。

    “来。”他对我说。

    我们出了咖啡馆，跟着丑陋的向导，在巷子里走了几步。我想这个晚上的活动结束了，但拐了头一个弯，王尔德停住了，将他的大手放在我肩上，俯身（他比我高得多）低声问我：

    “亲爱的，你想要那个吹笛子的小伙子吗？”

    啊！这巷子里真黑！我以为自己的心脏停止了跳动，需要努力鼓起勇气才回答了一声“好”嗓子都像给勒住了。

    王尔德立即转向跟着我们的向导，对他耳语几句什么话，我一点也没听见。向导离我们而去，我们则走到停放马车的地方。

    我们在车上刚落座，王尔德就笑起来，笑得很响。那不是高兴的笑，而是得意的笑，是没完没了、情不自禁、肆无忌惮的笑，而且他越看见我不知所措，就越笑得厉害。我应该说明的是，王尔德在我面前暴露了他的生活，相反对于我的生活他还根本不了解。我小心在意，不让他从我的言行之中揣想出任何情况。他刚才向我提出的建议是一个大胆的建议，使他如此开心的，是这个建议这么快被接受了。他开心得像个孩子，像个魔鬼。放荡者最大的快乐，莫过于引诱别人放荡。自从我在苏斯那次艳遇之后，对魔鬼而言，大概就再也谈不上取得对我的重大胜利了。但这一点王尔德压根儿不知道，也不知道我注定要失败，或者毋宁说（既然头昂得那么高，谈论失败合适吗？），他不知道我在想象中和思想上，早就战胜了我的一切顾忌。老实讲，这一点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仅仅是在对他回答“好”时，才猛地意识到。王尔德不时停止笑，表示歉意道：

    “请原谅我这样笑，我是控制不住，忍不住。”说罢，又更厉害地笑起来。

    我们在剧院广场一家咖啡馆前面停下来时，他还在笑。我们打发走马车。

    “还太早。”王尔德对我说。我不敢问他与向导是怎么商定的：吹笛子的小伙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怎样来找我。我甚至怀疑他向我建议的这件事是否会有结果，又担心问他吧，会过分暴露我的欲望之强烈。

    我们在那家毫无特色的咖啡馆只停留了一会儿。我想王尔德是否本来是叫人把我们直接送到绿洲宾馆的小酒吧的。我们离开这家咖啡馆就到了那里。在摩尔人咖啡馆人人认得王尔德，所以他宁愿避开那里。他故意安排这个中途停留点，是有点想增加公开与秘密之间的反差。

    王尔德让我喝了一杯鸡尾酒，自己喝了好几杯。我们耐心地等了半个小时左右。我觉得时间过得好慢！王尔德还在笑，但不再是那样捧腹大笑。偶尔我们说两句话，也是东拉西扯。终于我看见他掏出了怀表。

    “时间到啦。”他说着站起来。

    我们向一个更平民化的小区走去。那小区是在一座大清真寺那边的坡下，清真寺的名字我不记得了，只记得要去坡下的港口需经过它前面。港口区即全城最破败的小区，过去也许曾经是全城最漂亮的小区。王尔德领着我进了一座有两道大门的房子。我们还没有迈过门槛，就有两个彪形大汉的警察出现在我们面前，他们是从另一道门进来的，把我吓了一跳。王尔德见我惊恐万状，非常开心。

    “啊！亲爱的，正相反，这表明这家宾馆很安全。他们是来保护外国人的，我认识他们，是两个出色的小伙子，很喜欢抽我的香烟。他们心里很明白。”

    我们让两个警察在前面领路。他们上了三层，我们在那里停下来。王尔德从口袋里掏出钥匙，带我进到一个两室的小套间。过了一会儿，丑陋的向导来了，后面跟着两位少年，都裹着阿拉伯呢斗篷，遮住脸。向导退了出去。王尔德叫我和小穆罕默德进里面的房间，他则与吹奏达布卡舞曲的小伙子反锁在第一个房间里。

    自此之后，每次我寻找欢乐，都追忆这天夜里的情景。苏斯那次艳遇之后，我再次可耻地堕落了。快乐，我偶尔顺便得手一次，那都是偷偷地进行的。然而一天晚上（那是在抵达拉布雷维纳之前不久），在船上与科姆湖一个年轻船员，却是妙不可言：湖面奇幻的轻雾和岸边潮润的芳香融于月光里，我在月光笼罩下，心醉神迷。过后呢，什么也没留下，只是一片可怕的荒漠，充斥着没有应和的呼唤，没有目标的冲动，不安，争斗，令人疲乏不堪的梦，想象的激奋，恼人的颓丧。离开拉洛克前两年的夏天，我觉得自己变疯了，在那里度过的所有时间，都是关在房间里。本来只有工作能把我留在房间里，可是强迫自己工作也白搭（我正在写作《乌有国游记》），我像着了魔，像魔鬼附身，大概希望从毫无节制之中寻求排遣，从另一面登上蓝天，让纠缠我的魔鬼精疲力竭（我承认正是我的魔鬼给我出的主意），结果被搞得精疲力竭的是我自己，我狂躁地消耗着自己，直到彻底衰竭，直到自己面前只剩下痴愚和疯狂。

    啊！我脱离的是多么可怕的地狱！没有一个朋友可以诉说，没有任何人出出主意；我相信一切调和都是不可能，起初死活都不肯退一步，所以只有沉沦……可是，有什么必要重提那些凄惨的日子？难道对它们的回忆能够解释我这天夜里的疯狂？在梅莉姆身边的尝试、“正常化”的努力，都没有结果，因为在我的感觉中这行不通。现在我终于找到了自己的正常状态。这里不再有任何压抑、匆忙、暧昧，我所保留的回忆中没有丝毫灰色。我的快乐是巨大的，假如掺和了爱情，我都无法想象它会有多圆满。怎么会有爱情问题呢？我怎么会让爱情支配我的心呢？我的快乐没有不可告人的想法，不会产生任何后悔。可是，把那个美好、野性、热烈、淫荡、神秘的小小肉体搂在自己赤裸的怀里时，那种冲动叫作什么？

    穆罕默德离开我之后，我久久地沉迷在激动不已的狂喜状态。在他身边我已经五次达到高潮，但还是一次又一次设法重现那种销魂的快感。回到宾馆的房间，直到清晨，意犹未尽。

    我知道，这里叙述的某些细节会引人发笑，其实我很容易略而不提，或者以情理上逼真为准加以修饰。但是，我追求的不是逼真，而是真实；真实，难道不是恰恰在它最不逼真的时候，最值得讲出来吗？你想吧，我除了实话实说还能做什么？

    由于我在这里仅仅是发挥了自己的能力，此外我刚刚读完薄伽丘的《夜莺》，所以我想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大惊小怪，倒是穆罕默德的惊讶首先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在什么地方超过了这种限度？那是在随后发生的事情之中；正是随后发生的事情中，开始了对我来讲不可理喻的情形：尽管我已经那样心醉神迷，那样精疲力竭，但我还是不知道停止和休息，而是把自己搞得更加精疲力竭。随后我常常感觉到，试图节制也做不到，尽管理智告诉我要节制，要谨慎。每次我试图这样，随后就不得不孤独地把自己搞得彻底精疲力竭；不彻底精疲力竭，我就得不到任何休息，而休息，想少付出代价是得不到的。总之，我根本不负责解释，我知道我一定会什么也没明白，或者对人体的机能知之甚少，就抛弃生命。

    天刚蒙蒙亮，我就起了床，穿着便鞋，远远地跑到————是的，的确是跑到穆斯塔法城外。刚过去的一夜丝毫不感到疲倦，相反感到非常快活，灵魂和肉体都感到轻松，而且整个一天都是这样。

    两年后我重新见到穆罕默德。他的面部没有多大变化，只稍稍显得不那么年轻了，身材还是那么富有魅力，但目光中再也没有那种忧郁的神色，我从中觉察到一种难以言状的冷漠、不安和下流。

    “你不再抽大麻了？”我明知故问。

    “不抽啦，”他答道，“现在我喝苦艾酒。”

    他仍然富有吸引力————我说什么？比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吸引力，但看上去厚颜无耻多于淫荡好色。

    达尼埃尔·B和我在一起。穆罕默德把我们领到一家不三不四的旅馆的五层；底层有一家酒吧，一些海员在喝酒。老板问我们姓名，我在簿子上登记了凯撒·布洛克。达尼埃尔要了啤酒和汽水，“为了装得像那么回事。”他说。我们进入的房间只靠刚才上楼时所拿的那支蜡烛照亮。一个侍者送来啤酒、汽水和玻璃杯，放在蜡烛旁边的一张桌子上。只有两张椅子，达尼埃尔和我坐下，穆罕默德则坐在我俩之间的桌子上。他现在穿了件白罩袍，代替了过去那套突尼斯服装，向我们伸出两条裸腿。

    “每个人一条。”他笑着对我们说。

    我坐在饮了一半的玻璃杯旁边没动，达尼埃尔抓住穆罕默德，搂在怀里，抱到房间里端的床上，让他仰着横卧在床边上。不一会儿，我只看见垂在大动的达尼埃尔身体两边的两条细腿了。达尼埃尔甚至没有脱大衣。他个子很高，靠床站着，只模糊地看见背部，脸被黝黑的长鬈发遮住。达尼埃尔穿着那件长及脚跟的大衣，显得非常魁梧，俯在那个小小的身体之上，盖住了它，像一个高大的鬼在吸一具尸体的血。我差点恐惧地叫喊起来……

    人们总是很难理解别人的爱情和别人做爱的方式。甚至包括动物的做爱方式（我似乎应该把这个“甚至”留给人类）。人们可能羡慕鸟的歌唱和飞翔，写道：

    啊！你知道鱼在海底是什么样吗？

    它们那么舒适！

    甚至啃着骨头的狗，也从我身上看到某种与禽兽相通的东西。最令人困惑的，莫过于每种动物获得快感的姿势，尽管不同种类之间千差万别。关于这一点，古尔蒙先生竭力看到人与各种动物之间存在难以置信的相似之处。但不管他怎么说，我认为这种相似之处只存在欲望领域，而在古尔蒙先生所称的“爱情物理学”方面，也许正好相反，不仅在人与动物之间，而且往往在人与人之间，不同最为明显，以致如果允许我们进行观察，我们身旁人的做法，在我们看来像两栖类和昆虫以及狗和猫的交配一样，往往显得稀奇古怪、荒唐可笑，干脆说吧：显得极为可怕。可是为什么扯得这样远？

    大概也因为这样，在这一点上，不理解非常深，不妥协非常剧烈。

    我呢，只理解面对面的、相互的、不带强暴的快乐，像惠特曼(5)一样，在偷偷的接触满足之后，常常感到恐惧，因为一方面看到达尼埃尔那种搞法，另一方面看到穆罕默德那样心甘情愿地顺从。

    这个难忘的晚上之后不久，王尔德和我就离开了阿尔及尔。他赶回英国，需要去了结博西的父亲肯斯贝利侯爵对他的指控。我呢，则希望赶在博西前头到达比斯克拉。博西已决定把他爱上的布里达赫阿拉伯青年阿里带到比斯克拉。他的一封信通知我他即将返回，希望我同意等他，以便与他、与他们进行一次为期两天的长途旅行，因为他与阿里单独去，可能会有性命危险。他披露，阿里不会讲法语，也不会讲英语，而博西自己不会讲阿拉伯语。我天生性格不好，这封信反而促使我赶快离开。或许因为我不乐意促成这次冒险，帮助一个认为一切都该着他的人，或许因为沉睡在我心灵里的道学家认为拔掉玫瑰的刺不合适，或者更简单，是因为我阴郁的心情占了上风，抑或是各种因素加在一起，我离开了。但在我停留过夜的塞蒂夫，一封加急电报送到了我手里。

    我以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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