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据以写出现在这些记述文字的事实，以及我的心灵和思想的活动，在最初的启示下是怎样的，我就想怎样写，而不要过分地显示我随后对它们所做的评价。尤其这种评价已不止一次改变过，而我对自己一生的看法，根据它在我内心里显得清晰还是不那么清晰，也是时而宽容，时而严厉。如果我最近看到一个重要角色即魔鬼参与演出这出戏，那么我在叙述这出戏时，也不会一开始就让我很久以后才辨认出来的这个角色介入。无论要绕多大弯子，无论会被引向怎样盲目的幸福，这都是我打算要叙述的。我满二十岁的时候，开始相信我无论遇到什么情况，都会是幸福的；直到前几个月，我还保持着这种信心。使我对此突然产生怀疑的那件事，我视为自己一生中最重大的变故之一。怀疑过后我依然镇定自若，可见我的快乐多么强烈。我心中怀着如此强烈的自信，因此最初发生的最不幸的变故，仔细考虑起来，可能也最能让我们获得教益，使我们懂得，坏事可变成好事。祸兮福所倚，我们之所以经常不知福，是因为幸福到来之时，不是我们所预期的那副面孔。我无疑太性急，会把整个叙述弄糟，如果我把这快乐的状态视为已经是确定无疑，而其实我刚刚想象这是可能的，尤其我刚刚敢于想象这是允许的。后来我阅历更丰富了，这一切在我看来自然更容易了，我可以笑对小小的困难给我造成的巨大痛苦，连那些还模糊不清、我还辨认不出轮廓因而感到害怕的微弱愿望，我也能清楚地一一说出来。这时我什么都要去发现，同时发明痛苦和医治的良药，我不知道这二者哪一个在我心目中最可怕。我所受的教育就是这样培养了我，赋予某些事情如此的重要性，以致我根本想象不到，那些使我心神不安的问题，根本不令整个人类尤其不令单独的个人感兴趣。我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觉得奇怪，人居然能够没有鹰而活着又不被吃掉。我毕竟喜欢这只鹰，开始与它妥协。是的，对我而言，问题依然如故，不过在人生路上越往前走，我已经不再把问题看得那么可怕，也不再从那么尖锐的角度去看待它。什么问题呢？我很难用几句话确切地讲出来。不过，有问题这不是已经不寻常了么？用最简单的话来讲，这就是：

    你以什么神的名义，以什么理想的名义，禁止我按自己的天性生活？但这种天性会把我带到何处，如果我只按天性行事？迄今为止，我奉行的是基督的伦理道德，或者至少是人们作为基督的伦理道德而教给我的某种清教主义。为了竭力遵循这种主义，弄得我整个人深深地陷入了惶恐之中。我不赞成生活可以没有准则，我的肉体的要求不可能不需要得到我的思想的同意。这类要求如果更为一般，那么我怀疑我的惶恐是否会小一些。因为问题根本不在于我的欲望要求什么，尽管这么长时期我以为应该拒绝它的一切。不过我终于开始怀疑，上帝本人是要求如此的克制，如果不断反抗并非大逆不道，又不是针对上帝的，而且在这场自我闹别扭的斗争中，我可以合情合理地把错误归咎于另一半。最后我隐约看到，这种不协调的二重性也许很可能转化为和谐。我立刻觉得，这种和谐可能就是我的最高目标，就是寻求活在世上的明显理由。当九三年十月我乘船去阿尔及利亚时，我的热情驱使我奔向的并不仅仅是一片新的土地，而是奔向“这个”，奔向那金羊毛(1)。我决意出去走走，但犹豫了很长时间，委决不下是否跟我表哥乔治·普舍走，他邀请我去冰岛进行一次科学考察旅行。当保罗·洛朗在一次什么竞赛中得奖，获得一笔旅行费，不得不远走他乡一年时，我还在犹豫。他选择我作为他的旅伴，这才决定了我的命运。于是我与这位朋友一块儿出发了。在阿尔戈号船上，这位希腊的优秀分子并没因庄严的热情而激动得发抖。

    我想我说过，我们两个刚好同岁。我们有一样的身高，一样的外貌，一样的思想方法，一样的兴趣爱好。他从与美术专业的学生们交往中，获得了一种爱嘲讽的自信，掩盖了他非常谨慎的天性。他爱开稀奇古怪的玩笑的习惯，也令我欣赏和开心，但将之与自己迟钝的思想比较时，又令我感到失望。

    我与保罗的过往也许不如与彼埃尔·路易的过往频繁。但是，我觉得我对前者怀有更真挚、更有可能发展的情谊。彼埃尔的性格中，有着我难以说清的咄咄逼人、罗曼蒂克、喜爱对抗的一面，使我们之间的关系过分波动。相反保罗性格柔婉，和我的性格一样随和。在巴黎，我每次看见他多半都是与他弟弟在一起。他弟弟性情不那么好通融，虽然年轻点儿，但总是催促我们，所以与他交谈总很简短。我每周上他们家两次学习击剑，都晚上去，其实那只不过是借口，到了那儿就是看书和长时间交谈。保罗和我都感到我们之间的友谊与日俱增，而且欣喜地发现，彼此身上都有建立兄弟情谊的种种可能性。我们处在人生的同一点上。然而我们之间有这样一个不同点，就是他的心是自由的，我的心则被爱情占住了。但我下了决心不受爱情羁绊。在出版了《手册》一书之后，表姐的拒绝也许丝毫没有使我气馁，但至少迫使我把希望寄托于更远的将来。因此，正如我前面所说，我的爱情几乎依然是神秘的。魔鬼是否愚弄我，让我认为爱情中可以掺杂任何肉欲的念头都是有害的，这正是我还无法弄明白的事情，尽管我拿定了主意要将爱情的快乐分解，甚至觉得这种分解是可取的。这样快乐会更纯洁，爱情会更完美，如果心灵和肉体压根儿不相互搅在一起的话。是的，保罗和我，我们在出发的时候都下了决心……保罗在伦理道德方面大概是有教养的，但接受的是天主教的教养，而不是清教徒式的教养，又是在艺术家的环境下，经常受到恶劣的画家和模特儿的挑逗。也许会有人问我，那么，他怎么已经过了二十三岁还是童男呢？我会回答说，我这里叙述的是我的生平，而不是他的生平；再说，这种情况比人们想象的要常见得多，因为凡是这种情况都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胆怯、害羞、反感、矜持、不为人理解的多愁善感、在一次笨拙的尝试之后动不动就紧张（我想保罗属于这种情况），这一切都使人在门槛边止步。于是，接着产生的便是怀疑、茫然、浪漫和忧伤。这一切我们都厌倦了，这一切我们都想摆脱。但是，主宰着我们的主要是对特殊、离奇、病态和不正常的厌恶。记得在出发之前的交谈中，我们都憧憬一种平衡、完满和健康的理想。我想，这就是我对人们如今所称的“古典主义”的最初向往；而这古典主义与我最初的基督教理想对立到何种程度，这我永远都无法讲清楚。但这一点我很快就明白了，所以出发时连《圣经》都不肯带。这件事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其实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直到那时，没有一天我不从这本圣书里吸取道德的营养和教益。可是，恰恰因为这种营养对我来讲已变得必不可少，所以我感到需要断了它。我不可能与基督诀别而不感到某种痛苦，故直到现在我还怀疑自己是否真正脱离了基督。

    洛朗的朋友拉蒂尔兄弟留我们在土伦住了几天。我受了凉，在离开法国之前就开始感到不舒服了，但丝毫没有流露出来。身体问题在我一生中如果不如此重要，我不会在这次旅行一开始就谈到的。我一直体质娇弱，征兵体格检查委员会连续让我推迟两年入伍，第三年就最终免除了我服兵役，体检表上填了“结核病”。我真说不清是免服兵役令我高兴呢，还是这个检查结果使我害怕。再说，我知道家父就是……总之，在土伦染上的这种尚不明显的伤风，立刻令我很是不安，我几乎犹豫起来，是否让保罗一个人上船，我过些天才去与他会合。不过我还是决定听天由命，这几乎总是最明智的做法。况且，我想阿尔及利亚炎热的气候，比任何地方的气候对我都更有利，定会使我康复。

    当时土伦正欢迎俄国舰队到访。港口悬挂着彩旗，一入夜，灯火辉煌的城市直到最窄的巷子，洋溢着不寻常的欢乐气氛。就是这样，我们整个旅行过程中，从第一站开始，以后每到一处，我们都觉得那个地方和当地居民都沉浸在欢乐之中，连大自然在我们走近时也显得兴奋不已。不记得我当时为什么让保罗一个人去参加在舰队的一艘装甲舰上举行的晚会，大概因为我感到太疲劳，也许因为小巷里那种纵情陶醉的场面更吸引我吧。

    第二天我们是在海边拉蒂尔兄弟漂亮的别墅拉西米亚纳度过的。保罗记得，在那里我对他讲述了我后来所写的《田园交响曲》那本书的题材。我还对他谈了另一个更加雄心勃勃的计划，这个计划我本来应该在各种顾虑将它吞噬之前就付诸实现的。一个题材的困难最好在写作过程中逐步发现，一下子看清楚了就使你丧失了写作的勇气。我当时打算写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部虚构的历史，其中包括一些战争、革命、政权更替和种种重大事件。每个国家的历史与任何另一个国家的历史都不相同，我却自鸣得意地要描绘出为所有国家的历史所共同的轮廓。我要创造出一个个英雄，一个个君主，一个个政治家和艺术家，杜撰出一种艺术，一种文学，介绍其种种倾向和种类，叙述每个种类的演变和杰作，披露一些片断……这一切是要证明什么呢？人类的历史可能各不相同，我们的风俗习惯、我们的兴趣爱好、我们的法律和美的标准也各不相同，但不管怎样依然是人类的。我投身于这样一个计划之中，可能会晕头转向，但也许会很开心。

    我们从马赛渡海到突尼斯，海上基本上风平浪静。我们所在的船舱空气闷热，头天夜里我出了很多汗，连床单都粘到了身上，第二夜便跑到甲板上去睡。巨大而灼热的闪电在遥远的非洲方向闪烁。非洲！我一遍又一遍念着这个神秘的名词，心里充满了恐惧————诱人的恐惧，也充满了期待，我狂热地将目光投向炎热的黑暗，投向那令人透不过气来、被闪电重重包围的希望。

    啊！我知道去突尼斯旅行并没有什么不同寻常，不同寻常的是我们去那里。当然，如今珊瑚岛上的椰子树再也不会使我感到惊奇，骆驼也不再像当年站在船甲板上最初望见时那样令我惊叹了。在环抱我们所驶进的入口那个狭长低矮的半岛上，一头头骆驼的侧影宛似天上的剪影。我预料到在突尼斯会见到骆驼，但压根儿没想到它们如此奇特，还有船靠码头时从水里弹飞出来的那群金色的鱼，争先恐后你推我攘抢着为我们拎行李的那批一千零一夜的人。我们正处在人生的这种时刻，任何新奇事物所带来的惊喜都会令我们陶醉，令我们同时品尝到干渴和解渴的滋味。这里的一切都令我们惊奇，超乎一切预料。我们会多么天真地落入商贩们的圈套！可是，那些白罩袍和呢斗篷的布料多么漂亮！商贩给我们端上的咖啡喝起来多么香！请我们喝咖啡的商贩多么慷慨！我们在市场上出现的第一天起，一个十四岁的小向导看准了我们的外表，就陪同我们逛店铺（说他如果收佣金就愧对我们）。他法语说得勉强还可以，人又可爱，所以我们约他第二天到我们下榻的旅馆来找我们。他名叫塞西，原籍吉尔巴岛，据说即古代的洛托法日岛。记得到约定的时间他没来，令我们挺不安。几天后，他来到我的卧室里（我们离开了旅馆，在杰兹拉街租了一套三间的住房），送来我们刚买的东西，随即半脱掉衣服，给我表演怎样穿裹袍，记得我当时真有些不知所措。

    我们在洛克勒克将军家遇到的朱利安上尉，牵来几匹军马让我们骑，并且表示愿陪我们去城外。到此时为止，我只在骑术训练场见过骑马，学生们在教练挑剔的目光下，骑着马枯燥乏味地列队而行，教练纠正他们的姿势。那是在一间暗淡、封闭的大厅里，沉闷地来回绕一个钟头圈子。那匹阿拉伯栗色矮马，在我看来可能性子太烈了点，但当我决意让它冲出去，尽情地奔跑起来时，那真是其乐无穷。不一会儿，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与同伴们走散了，又迷了路，不过并没怎么担心能否在天黑之前找到同伴和路。突尼斯城和扎关山之间辽阔的平原，沉浸在夕阳金黄和绛紫色的光辉里，每相隔很长一段距离，耸立着已倒塌的旧引水槽一个巨大的桥拱。我想象这就是把山林水泽仙女神堂喷泉洞窟清澈的泉水，引到迦太基的那条引水槽。一池咸水宛似一片血湖，我策马沿着荒凉的湖岸走去，惊飞了几只火烈鸟。

    我们打算在冬季没来临之前不离开突尼斯城，计划从南边抵达比斯克拉。鉴于恶劣的季节就要到来，朱利安上尉权威的忠告打消了我们推迟出发的念头。他审查了我们旅行的路线，计划好经过哪些驿站，反复介绍我们沿途的宿营地。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经过吉利德盐湖地带的行程，应该是有一队军人保护我们的。我们幼稚地、毫无预见地驰向沙漠深处，相信我们吉星高照，肯定干什么都会成功。我们每天花二十五法郎雇了一名向导和一名车夫。车夫赶着一辆挺大的双篷四轮马车，即一种由四匹马拉的豪华马车，应在四天之内把我们载到苏斯。到了那里再考虑是否放弃这辆双篷四轮马车，改乘去斯法克斯和加释斯的公共马车。向导和车夫都是马耳他人，都挺年轻，背阔腰圆，孔武有如强盗，令我们喜出望外。我现在还赞叹不已，花那么一点钱，竟雇了这样两个随从。不过不消说，回程也照样每天付钱的。驿站都安全可靠。我们的行李和食物都绑在马车后面。保罗和我钻在一堆阿拉伯呢斗篷和毯子里，活像两个沙俄贵族。

    “和他们在一起令人吃惊的是，小费要得这样少。”保罗说道，他总是善于用一句话概括整个情况。

    我们要在扎关过夜，整个一天我们都看见前面的扎关山在慢慢靠近，一小时比一小时更呈玫瑰色。渐渐地我们爱上了这个单调而辽阔的地方，爱上了它色彩斑斓的空旷和它的寂静。可是这风！风一停，就热得不堪忍受；风一刮，就冻得浑身发抖。风像滔滔的河水一样刮着，不间断地猛烈地刮着，穿透毛毯，穿透衣服，甚至透彻肌肤，我觉得连骨头都给冻僵了。在土伦的不适好了之后，疲劳（我坚持不让疲劳压垮）仍然使我感到不舒服。不跟着保罗走我难以做到，所以他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我相信，没有我他走的地方肯定更多。他出于友谊，经常体贴地停下来。而一停下来，我就扛不住了。我要时刻小心在意，担心自己穿得太多或穿得太少。在这样的条件下向沙漠里驰去是发疯。但是我不愿意半途而废，完全被南方的吸引力迷住了，被海市蜃楼迷住了；海市蜃楼使我们觉得南方温暖。

    扎关镇以及它可爱的果园和流水，隐蔽在大山的一个皱褶里，显示出许多优越的条件。如果在这里停下来，我也许很快就会痊愈。可是怎能不想象更远处……呢？我们饥肠辘辘、精疲力竭地赶到旅店。刚用完晚餐，我们就准备去卧室，已经一心一意想睡觉了。正在这时一个骑兵（我对军服一窍不通，可能把步兵与骑兵搞混）来对我们说，要塞司令（我对军阶同样一窍不通，从来不会识别肩章的杠杠）得到报告说我们到了，很高兴接待我们，不会同意我们不住在兵营而住到别的地方去。他还补充说，村子里已经发现几例霍乱，待在村子里是不谨慎的。对我们来讲，这不合时宜，因为我们已经在卧室里摊开行装。第二天必须一大早就离开扎关，我们已经瞌睡得不行，可是怎么拒绝呢？我们不得不重新收拾行李，让一匹等在门外的骡子驮上，然后跟在骡子后面。去兵营有一公里多路程，好几位无所事事的军官在等着我们。他们的意图是想拉我们去一家摩尔人咖啡馆跳舞唱歌，这是当地唯一的娱乐。我推辞说自己累了，保罗一个人跟了去。一位军官主动表示带我去宿舍，但其他人还没走远，他就让我在他对面一张桌子前坐下来，在桌面上摊开一篇介绍各种阿拉伯方言的文章，我不得不阅读了一个多小时。

    在兵营里过的这一夜倒不算白过，我在这里认识了臭虫。那军官觉得我已经很困顿，才把我昏头昏脑地领进一间宽大的厂棚，里面只点了一支蜡烛，黑乎乎的照得不太亮，一个角落里摆了两张行军床。蜡烛一吹灭，臭虫们便蜂拥出来参加盛筵了。我并没立刻意识到是臭虫，还以为是谁恶作剧在毯子上撒满了令人发痒的毛。痒和瞌睡斗争了一段时间，但痒占了上风，瞌睡被打败了，退走了。我想重新点亮蜡烛，但找不到火柴。我记得曾瞥见床头一条小圆凳上有一把凉水壶，便趁着从墙缝里透进来的月光，拿起水壶来猛喝了几口，并且把手帕打湿。贴在发烫的头上，又把衬衫领子和袖口打湿。再睡是不用想了，我便摸索着把衣服穿上。

    在门口我碰上了回来的保罗。

    “我受不了啦，”我对他说，“出去走走。”

    “注意我们是在兵营里，你不知道口令，走远了会引起向你开枪的。”

    兵营静静地沉浸在月光里。我在厂棚门口来回踱了一会儿。我仿佛死了，不再有重量，不再是物质，像一个梦、一个回忆飘浮在空中，如果我看见的那边那个哨兵向我迫近一点，我就会消失在夜间的空气中。

    我不得不返回厂棚，丝毫没有觉察到自己和衣躺到床上，只是被起床号唤醒时发现自己躺在床上。

    有人来通知，马车在旅店门口等待我们。早晨的空气从来没像在这个狂躁的夜晚之后这样令人惬意。扎关一幢幢房屋的白墙，昨天黄昏被玫瑰色的天空衬托得呈蓝色，眼前在清晨柔媚的碧空下，呈绣球花的色彩。我们离开扎关而没有看到它的山林水泽仙女神童的喷泉洞窟，这使我把它想象成世间最美丽的地方之一。

    第二天，道路变成了往往无法辨认的小路，但它一离开山区，就进入了比昨天那个地区还干旱的一个地区。

    将近中午，我们走近一面有洞的悬崖，上面有一群蜜蜂飞来绕去，只只蜜蜂的身体上淌着蜜汁————至少按向导的说法是这样。傍晚我们到达昂飞达的样板农场，在那里过夜，第三天到了凯峦。

    圣城没有任何预示就出现在沙漠中间。它的近郊非常荒凉，没有任何植物，只有仙人掌，那种奇形怪状的绿色掌状物，上面布满毒刺。据说一丛丛仙人掌里面藏着眼镜蛇。城门旁边的城根，一个魔术师让一条这种可怕的蛇在随着笛声跳舞。城里的所有房屋，仿佛是为了欢迎我们到来，都刚刚用石灰水粉刷一新。这些光影憧憧而显得神秘的白墙，只有南方沙漠绿洲的泥墙我更喜欢。我饶有兴致地想，戈蒂埃肯定不喜欢这些墙壁。

    我们凭着介绍信被引领到圣城的权势者们身边。使用这些介绍信其实很不谨慎，我们的自由会因此受到很大限制。在哈里发(2)府上举行晚宴，有一些军官出席。晚宴排场很大，很愉快。饭后，有人请我在一架低劣的钢琴前坐下，我搜索枯肠，想弹奏一首伴客人们跳舞的曲子……我为什么要讲述这一切？啊！只不过是想推迟后面要讲述的事情。我知道这些情形没有什么意思。

    我们在凯峦度过整个第二天。在一座小清真寺里正在举行阿伊萨吾阿的祈祷仪式。这种仪式从狂热、奇特、优美、庄严、可怖等方面讲，都胜过我后来所看到的一切，甚至在阿尔及利亚的另外六次旅行中，我也没遇到过任何类似的仪式。

    我们又上了路。我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风不停地刮，一天比一天寒冷。在沙漠里又走了一天之后，我们抵达了苏斯，我呼吸非常困难，感到非常不舒服，保罗只好去找医生。没想到医生认为我的情况相当严重，不记得他开了一种什么诱导剂，以减轻肺部的壅塞，并答应第二天再来。

    不消说，旅行是继续进行不下去了。不过，在我们放弃通过最冒险、最漫长的路线抵达比斯克拉之时，我们倒觉得比斯克拉不是过冬的坏地方了。返回突尼斯城吧，火车差不多用两天时间，就能乏味地把我们送回去。眼下我首先需要休息，因为我的身体状况不允许我立刻出发。

    现在我该来写一写我是以怎样的心情听医生宣布我的病情，我给大家造成了怎样的惊慌。不记得我当时有多么不安，大概因为那时我对死亡并不非常害怕，或许因为对死亡降临的想法既不紧迫也不明确，抑或因为我昏昏沉沉不可能有激烈的反应。总之，我并没怎么准备唱哀歌。我只是听天由命，心里也没有别的遗憾，只是悔不该拖累了保罗。我叫他留下我一个人，他独自继续旅行，但他听都不愿意听。因此我这场病的头一个效果————如果可以说的话，这场病得到的补偿，就是让我衡量一种如此珍贵的友谊。

    我们在苏斯仅待了六天，单调乏味的六天。然而那闷闷不乐地等待的背景，倒是衬托出一个小小的插曲，在我心里引起很大的震动。这件事讲嘛不太恰当，不讲嘛更是自欺欺人。

    保罗有时离开我去画画，我呢不舒服但没有那么厉害，免不了有时去找他。再说，我这次生病期间，没有一天卧床不起，甚至没有一天待在房间里的。我每次出去一定会带上大衣和披肩，刚到外面，就会有个小孩子主动上前来帮我拿。这天来陪我的孩子，是一个年纪很小褐色皮肤的阿拉伯人，前几天我就注意到他混在旅店附近那帮闲逛的淘气鬼之中。他像其他小孩子一样戴顶伊斯兰小圆帽，身上贴肉直接穿件粗布褂子、一条突尼斯灯笼短裤，这条短裤使他那两条光腿显得更细。他表现得比他的同伴们更谨慎，或者说更胆小，所以平常他的同伴们事事都抢在他前头。但这天我出门时，不知怎么没被那帮孩子看见，而在旅馆拐角的地方，这个孩子突然追上了我。

    旅馆位于城外，这一侧附近多沙。看到在乡村生长得那样茂盛的橄榄树，在这里被流动的沙丘掩埋了一半，心里真难受。令人意外的是，稍远处居然遇到一条河。那是一条涓涓细流，刚刚从沙子底下钻出来，倒映一下天空，就汇入了大海。一群黑人洗衣妇蹲在那一点点淡水边，这就是保罗驻足这里的理由。我说好要去找他的，可是在沙子里行走那样累人，我只好听任阿里————这是帮我拿大衣和披肩的那个孩子的名字————在沙丘上拖着我走。不一会儿我们到了一个沙坑或者一个像火山口的地方，坑的边缘几乎俯瞰着整个地方，可以看见向沙丘走来的人。到了沙坡上，阿里立刻扔掉披肩和大衣，自己也扑倒在沙坡上，仰卧着，双臂伸开，笑嘻嘻地看着我。我不致蠢到这种地步，连他的挑逗也不明白。不过，我并没有马上做出回应，坐在他不远的地方，但也离得不太近，也定定地看着他，非常好奇地等待着，看他要干什么。

    我等待着，今天我很欣赏自己当时那种顽强精神。不过真是好奇心使我等待着吗？这我闹不清了。我们的行为神秘的动机，我想说的是最具决定性的动机，我们往往搞不清，不仅在我们所保留的记忆里是这样，而且当时就是这样。在人们所称的罪孽的门槛边，我还犹豫不决吗？不，这次奇遇如果以我的操守的胜利结束，就太让我失望了。我对自己的操守已经抱了蔑视和厌恶态度。不，的确是好奇心使我等着……我看见阿里的笑容渐渐消失了，他那露出雪白牙齿的嘴唇闭上了。沮丧、忧伤的表情使他那张迷人的脸笼罩了阴云。最后他站起来：

    “那么，再见。”他说。

    我一把抓住他伸过来的手，把他放倒在地上打滚。他脸上立刻重新露了笑容。他没有耐心花很多时间去解代替腰带的绳子复杂的结，从衣兜里掏出一把小匕首，一刀拉断已弄乱的结，衣服落在地上，将褂子扔得远远的，挺起赤条条的身子，像一尊神。他伸开细瘦的双臂，向苍天举了一会儿，一边哈哈大笑，然后紧贴住我倒在地上。他的躯体可能是滚烫的，但我的手抚摩上去觉得像阴影一样清凉。这沙地多么美好！在傍晚辉煌迷人的夕照中，我的快乐可谓光芒四射……

    这时天色向晚，该去找保罗了。我的样子也许流露出了我的极度兴奋，我想保罗觉察到了什么，但也许是出于谨慎，他什么也没问，我什么也没敢说。

    我已多次描写过比斯克拉，不想再来描写。我在《背德者》里描写过的那个被阳台包围的套间，即绿洲旅店提供给我们的那个套间，正是当年准备给拉维日里(3)枢机主教住的那套，可是他正准备下榻这里，死亡就把他掳去完成白色神甫们的使命了。我睡的是枢机主教专用的那张床，在最大的房间里，我们也把这个房间当客厅用，旁边一间更小的做餐厅；我们不愿意与在旅店里包饭的人一块用餐。饭菜由一个阿拉伯少年用托盘送来。少年名叫阿特曼，是我们雇来使唤的。他不超过十四岁，但与放学以后到我们阳台上来玩弹子和陀螺的其他孩子比较起来，个子很高，很魁梧，如果不说很强壮的话，阿特曼比他们整整高出一个头，所以他在他们身边几乎自然现出保护者的样子。他那副保护者的样子显得天真纯朴，甚至十分滑稽，非常令人开心。这表明，他那副样子也许有点可笑，但并非是不情愿的。总之，他是我所见到的最好心、最老实的孩子，不会挤对别人，像诗人一样天生不会赚钱，相反随时准备花钱和施舍。他向我们讲述他的梦想时，我们明白那是约瑟(4)的梦想。他很喜爱故事，知道许多故事，讲起来笨嘴拙舌，慢吞吞的，保罗和我开玩笑说那是东方式的。他懒散、清闲，具有这样一种可爱的才华，并且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即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幸福，而在梦中、希望中和醉意中，把现实的操心事抛到九霄云外。他费了很多心思帮助我明白，阿拉伯人民虽然多才多艺，所创造的艺术作品却甚少，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不想把自己的快乐积攒起来。这方面有许多话可说，但我不允许自己离题。

    阿特曼住紧挨餐厅的第三个房间。那是一间小小的斗室，朝向整套房子尽头一个很小的阳台。早晨阿特曼总在那阳台上为我们擦皮鞋。一天早晨，保罗和我发现他在那里，正做土耳其式的打坐，穿着他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像过节似的，他四周放了十二支蜡烛，全都点燃了，尽管是大白天。每两支蜡烛之间，有一小束插在小花瓶里的鲜花。阿特曼打坐在这不算华丽的装饰中间，正挥动刷子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擦皮鞋，一边扯开嗓门唱一首什么歌————听起来像是感恩歌。

    当他背着画架、颜料盒、马扎和阳伞，跟着保罗踏遍整个沙漠绿洲时，就不那么兴高采烈了。他汗流浃背，气喘吁吁，突然神气活现地摆出一副折服的样子，嚷道：“啊！多美的景致！”试图让主人放弃到处走的兴致停下来。这是保罗回来后非常开心地向我讲述的。

    我觉得自己的身体状况很难跟他们一块儿去，每次总是有点忧伤地看着他们出发。最初那段时间，我只能在门口的公园里走走。的确，我总很担心，心脏的这把扇子————阿特曼这样称肺部————不肯效力，我呼吸很困难。我们一到比斯克拉，保罗就去找过大夫D。大夫D带来了烧灼器，马上派上了用场，此后每两天来一回。按照这种火针疗法，交替在胸脯上和背上洒上松节油，经过半个月，肺充血便局部化了，可是却突然从右肺转移到了左肺，使大夫D惊慌失措。我的体温没有问题，记得最突出的症状，就是每天傍晚和早晨都发烧。我从阿尔及尔运来了一架相当好的钢琴，可是稍许调一下音阶都会累得喘不过气来。我不能干任何活儿，不能长时间集中注意力，可怜地挨着漫长的日子，所能得到的消遣或快乐，就是在我们的阳台上或公园里看孩子们游戏，如果天气允许我下楼去公园里的话，因为当时正逢雨季。我并没有喜欢上他们之中任何人，而是不加区别地喜欢他们的青春年少。看到他们个个身体健康，我找到了精神支柱，除了他们，我不希望与其他任何人交往。他们纯朴的动作和天真的谈话，也许无异于默默的忠告，促使我更加尽情地生活。我觉得在气候和生病的双重掩护下，我的苦行僧般的生活瓦解了，我的眉头舒展开了。我终于明白了，骄傲地不受诱惑的背后所隐藏的是什么东西；再说我已不再把那称之为诱惑，因为我已不再防范诱惑。西尼奥雷写到我时评价说：“固执甚于忠实。”我为自己的忠实得意，固执嘛，从今以后我就是要死抱住我以前说过的那个决定不放：使保罗和我，使我们两个恢复正常。生病并没有使我罢休。我希望读者明白决心在随之发生的事情中所占的全部分量。如果有人坚持要让我这种倾向继续下去，那么这是我的思想倾向，而绝非我的肉体倾向。我的天赋倾向在我的抵制中渐渐显示出来，我终于不得不予以承认，但还不相信自己会赞同。我迫使天赋的倾向进行斗争，可是无望战而胜之，我觉得倒有望使其转向。出于对保罗的好感，我甚至想象出一些欲望，就是说感受他的欲望。我们俩相互鼓励。像比斯克拉这样的一个冬季站，为我们提供种种特殊的方便：那里住着一群出卖肉体的妇女。如果法国政府对她们与普通妓院的妓女一视同仁，强迫她们进行登记，就能更好地监视她们（由于强迫她们进行登记，大夫D就能提供我们所需的关于她们每个人的情况）。她们的行为和习惯不同于有牌照的妓女。一个古老的传统让乌拉·纳伊尔部落输出刚到结婚年龄的姑娘，几年以后这些姑娘带着嫁资返回部落，她们可以用嫁资买一个丈夫。这些丈夫根本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光彩，而在我们这里，这一切肯定会使他们蒙受耻辱，变成笑柄。真正的乌拉·纳伊尔部落的人都以美貌非凡著称，故凡是干这种营生的女孩子全都被叫做乌拉·纳伊尔族人。并不是所有女孩子都返回本部落，所以在外头可以看到各种年龄的乌拉·纳伊尔女子。但有时可以碰到非常年轻的，这些姑娘等待着满结婚年龄，在此期间与一个年龄较大的女人一块儿住，由后者保护她，向她传授奥秘。她们牺牲童贞之夜，要举行欢庆活动，全城一半人都来参加。

    乌拉·纳伊尔部落的女人集中住在一两条街。这一两条街当地人叫圣街。是说反话吗？我不这样认为，因为人们看到乌拉·纳伊尔族人出现在许多半世俗、半宗教的仪式上。一些德高望重的伊斯兰教隐士和他们一起露面。我不想太过深入，但并不觉得伊斯兰教以毒眼看待乌拉·纳伊尔族人。那几条圣街也是咖啡馆街，晚上很热闹，整个绿洲的人都在这里熙来攘往。三三两两的乌拉姑娘，坐在通向她们的卧室又正对大街的窄小梯子脚下，迎合着过路人的欲望。她们穿戴奢华，珠光宝气，金子的颈饰，高高的发饰，一动不动坐在那里，像壁龛中的一尊尊偶像。

    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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