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自己也是后来才探测到的。平时令我不喜欢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宽容问题：阿尔贝不宽容。你待在他身边，必要时可以找到攻击他的弹药，我不自觉地寻求这种弹药。

    父母让我九年级重读一年，因为这一年我几乎一直缺课。这使我不费力气就能获得好名次，因而突然使我对学习产生了兴趣。

    这年冬季严寒，而且持续时间很长。母亲产生了一个美好的想法：让我学滑冰。父亲一位同事的两个儿子朱尔和于连·雅迪尼埃与我一块儿学。这兄弟俩之中小的是我的同班同学。我们三个人你追我赶，相当快成了一支不可小觑的力量。我非常喜欢这项运动。我们起初在卢森堡公园的滑冰场上滑，后来就去莫东林子里的维勒邦湖上，或者去凡尔赛的大运河上滑。地上积了厚厚的雪，雪上结了厚厚的冰。记得我从土尔隆去阿尔萨斯学校上学，根本不要脱掉滑冰鞋。阿尔萨斯学校位于阿萨街，即卢森堡公园另一边尽头。在偌大一个公园的小径两旁高高的雪堆之间，一个人静悄悄地滑，那真是好玩，真是异乎寻常。从那之后，再也没见过这样的冬天。

    对雅迪尼埃兄弟俩任何一个，我都没有真正的友谊。朱尔年龄太大，于连笨得出奇。但我们双方的父母出于友谊，像某些在婚姻问题上抱着门当户对观念的家庭一样，不放过任何能让我们待在一起的机会。于连吗，我每天已经在课堂上见到他，散步、滑冰时还见到他。同样的学习，同样的苦恼，同样的快乐，我们的相同之处仅此而已。对我们而言，这暂时足够了。诚然，九年级有几个同学，我与他们更意气相投，可是他们的父母不是法学院的老师。

    每逢星期二，下午两点至五点钟，阿尔萨斯学校总组织学生（至少是低年级学生）外出散步，由一位老师监督。这位老师领着我们参观圣礼拜堂、圣母院、先贤祠、艺术和工艺博物馆。在艺术和工艺博物馆的一间黑乎乎的小厅里，有一面小镜子，巧妙地通过折射作用，把街上经过的一切缩小反射在镜子里，形成一幅小小的画面，里面的人物是活动的，仿佛特尼尔斯(3)画中的人物活起来了似的。博物馆里其他东西都索然无味。老师还领我们参观荣军院、卢浮宫，还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位于梦苏里公园后面，叫做“世界地理图”。那是一个小小的花园，业主————一个穿羊驼毛衣的印度水手，把它布置得像一幅地图，山岳是石头堆成的，湖泊尽管抹了水泥，里面却干涸无水；地中海里游弋着几尾金鱼，那仿佛是为了突出意大利半岛的狭窄。老师让我们指出喀尔巴阡山脉给他看，而印度水手拿根长长的小棒，指给我们看一条条国界，告诉我们一座座城市的名字，披露许多模糊不清，离奇古怪的巧妙构思，颂扬他的杰作，强调他搞好这一切所耗费的时间。离开时，老师称赞他有耐心，他则用教训的口气答道：

    “仅有耐心没有思想也办不成事。”

    我真想知道，这一切如今是否还存在？

    有时，级主任布鲁尼先生来到我们中间取代韦戴尔先生，韦戴尔连忙毕恭毕敬地退走。布鲁尼先生必定带我们去植物园，在阴暗的动物标本陈列室里（新博物馆当时还不存在），他必定让我们在棱壳龟前面停下来。那只龟放在一旁的玻璃橱窗里，占据着显眼的位置。他让我们环绕龟站成一圈说道：

    “喂！孩子们，看一看，这只龟有多少颗牙齿？（应该说那只肚子里塞满填料的龟，仍保持着自然的表情，总半张着嘴，仿佛在呼唤着生命。）数清楚了，别着急。大家数清楚没有？”

    不可能再制作出这样一只龟，他这只龟我们很熟悉。尽管如此，我们还是一边笑，一边假装寻找龟的牙齿。为了看得更清楚，大家有点拥挤。杜布雷坚持只看见两颗牙齿，不过他本来就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大个子文茨两眼盯住龟的头部，不停地大声数着，直到数过了六十，布鲁尼才让他停下来。布鲁尼先生哈哈笑着，不折不扣一个善于使自己显得智力与孩子们差不多的人。他引用一句拉封丹的诗：

    “‘你们还差得远哩！’你们越是数，离那数目就越远，我只好让你们停下来。我要让你们大吃一惊：你们看成牙齿的，只不过是突起的小软骨。龟根本没有牙齿，龟像鸟一样，只有一个喙。”

    大家听了，出于礼貌都“哦”一声。

    这种滑稽场面我观看了三次。

    我们的父母，即于连的父母和我的父母，在我们外出的日子，给我们每人两个苏。他们一块商议过。妈妈不愿意给我的钱比雅迪尼埃太太给于连的多。雅迪尼埃家比我们家更拮据，所以给我们多少钱标准由雅迪尼埃太太定。

    “你想吧，给孩子们五十生丁能管什么用？”雅迪尼埃太太嚷道。母亲同意给两个苏“就足够了”。

    这两个苏一般是花在克雷芒老爹的铺子里。这家小铺子位于卢森堡公园里面，几乎紧贴着入口的铁栅栏门，离学校很近，其实是一间刷成绿色的板棚屋，那颜色与公园里的凳子完全一样。克雷芒老爹系着蓝色围裙，活像过去中学的看门人。他卖弹子、鳃角金龟、陀螺、椰子、薄荷、苹果或樱桃棒棒糖、像手表里的弹簧一样卷曲的甘草丝、装满白色和玫瑰色茴香籽的玻璃管。那管子两端用粉红色棉花和塞子堵住，茴香子没啥了不起，但玻璃管倒空之后可以作吹管。还有小酒瓶，瓶子上贴着标签；黑茶蔗子酒、茴香酒、柑香酒。买这种小酒瓶几乎都是为了玩儿，到手之后，就让酒瓶像吸盘和蚂蟥一样吸在嘴唇上。平常，于连和我买了东西都是共同分享，所以不征求对方的意见就什么也不会买。

    翌年，雅迪尼埃太太和我母亲认为，可以把她们的慷慨提高到每星期给五十生丁————这种慷慨使我终于能够养蚕了。养蚕的花费也就花在桑叶上。这是蚕的食物，我每周不得不去圣絮彼斯一家药铺两趟。于连对养蚕不感兴趣，宣称以后他爱买什么买什么，根本不跟我商量了。我们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冷淡。逢星期二外出散步，要求两个两个结伴而行，我们都分别找另一个同学。

    其中有一个同学真让我迷恋上了。他是俄罗斯人，他的姓名我要去学校的花名册上查一查才搞得清楚。谁能告诉我他现在怎样了呢？他体质娇弱，脸色非常苍白，相当长的头发黄黄的，一对眼睛蓝莹莹的，嗓音悦耳，加上有点口音，说起话来像唱歌似的。他整个人透露出一种诗意，我想那是因为他感觉到自己的娇弱，渴望别人爱他的缘故。同学们都不怎么尊重他，他也很少跟同学们一块游戏。我呢，只要他注视着我，就不好意思去跟别的同学玩。记得有几次在课间休息的时候，我突然发觉他在注视我，便立即放弃正在进行的游戏，走到他身边，因而受到其他人嘲笑。我希望有人向他进攻，我好保护他。图画课堂上悄悄说几句话无妨，我俩的座位紧挨着，他告诉我他父亲是一位很著名的学者。我没敢问关于他母亲的情况，也没敢问他为什么来到了巴黎。有一天，他突然不来上学了。没有人能告诉我他是生病了，还是回了俄国。至少是一种害羞或胆怯心理，阻止我去向老师们打听；老师们也许能告诉我一些情况的。我一生中最初的也最强烈的忧伤，就这样暗暗藏在心里。

    母亲为我花钱总是小心翼翼，不让我觉察出，我们家的经济条件明显比雅迪尼埃家优越。我穿的衣服与于连穿的完全一样，而且都是“雅迪尼埃美人”店里买来的。我对穿着非常敏感，为自己总是穿得不伦不类而心里很不好受。如果能穿上水手服，戴上贝雷帽，或者穿上灯芯绒套装，我该多么高兴！可是水手衫和灯芯绒之类，雅迪尼埃太太都不感兴趣。这样我穿的上衣又窄又小，裤子太短，紧绷在膝盖处，袜子带条纹也太短，缩成一堆，更窝囊的是老缩到鞋子里去。最可怕的是上浆的衬衣，且留到最后去说吧。直到将近成年，我才穿上前身不上浆的衬衫。这是习惯，时尚，毫无办法。我之所以还是得到了满足，老实讲那是因为时尚变了。请想象一下吧，一个可怜的孩子一年到头，不论是玩还是上学，天天外衣里面掩藏着一件白色护胸甲似的衬衣————这世人谁也不会注意到，而这件衬衣最后变得与枷锁无异，因为洗衣女工大概以同样的价格，把领子周围也上了浆。上浆的领子再衬上假领子，而假领子只要稍许宽一点或窄一点，就无法刚好与衣领相配（十之八九是这种情况），而形成不堪忍受的褶，稍许出一点汗，这硬邦邦的领子就让人活受罪了。你穿上这样的衬衣，去参加体育锻炼试试看！整个装束最后再加上一顶小小的圆顶礼帽……咳！如今的孩子们，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然而我喜欢跑步，班上除了亚德里安·莫诺，我是冠军。体操方面爬竿和攀绳，我甚至比莫诺还强；吊环、单杠和双杠我也很行。不过荡秋千我完全不行，一荡就头晕。夏季天气晴好的黄昏，我与几个同学常去卢森堡公园一条宽阔的路上打球，就是尽头有克雷芒小店那条路。可惜还算不上是踢足球。球是一样的球，但规则简单，而且与足球相反，禁止用脚踢。即使这样，这项运动仍令我着迷。

    穿着问题我还没说完哩。每年四旬斋节第三个星期的星期四，帕斯柯体育馆为平时到馆里来活动的孩子们举行一次舞会。这是一次化装舞会。一看到母亲可能让我去参加，想到自己有机会去参加这次舞会，而且要化装，我脑子里就翻腾起来。我力图弄清楚自己为什么这样兴奋。怎么！掩盖住自己的面目已经会产生如此强烈的快乐？小小年纪就如此？不可能。这快乐多半是因为自己将穿艳丽服装，因为自己将引人注目，因为自己将化装得怪模怪样，将不以自己的面目出现参加游戏……听雅迪尼埃太太讲，她将把于连化装成糕点商，我心里更高兴得什么似的。

    “对孩子们来说，”雅迪尼埃太太对母亲说，“重要的是能化装，不是吗？穿什么衣服他们会无所谓的。”母亲立刻表示赞同。

    从此刻起，我就知道等待我的是什么了。两个大人查阅了“雅迪尼埃美人”店的商品目录，发现“糕点师”化装服排在整个服装系列的最后边，最前面的是“小侯爵服”，后面档次逐渐降低，其中有“胸甲骑兵服”、“小丑服”、“土耳其骑兵服”、“乞丐服”等。“糕点师服装嘛，”我说，“的确算不了什么。”

    我系上白平纹布围裙，套上白平纹布手套，戴上白平纹布无边扁平软帽，模样儿活像一块手帕。妈妈见我闷闷不乐，便答应借给我一口平底炊锅，一口真正的铜炊锅，又在我腰带里别一把调味汁匙，想靠这几样附加物品，使我这身毫无特色的化装服引起人家注意。此外，她往我围裙兜里塞满小脆饼，“这让你去送人，”她说。

    一进入舞厅，我就发现化装成小糕点师的有二十来人。简直像个寄宿学校。炊锅太大，碍手碍脚的，弄得我狼狈不堪。最让我不知所措的是，我突然爱上了，对，确确实实爱上了一个年龄比我稍大的小男孩。他细长的身材，优雅的举止，流利的谈吐，记忆中令我神魂颠倒。

    他化装成小魔鬼也可以说小丑，一件缀满金属闪光片的黑色运动衫，紧紧裹住他纤细优美的身材。大家拥挤着都想看看他。他蹦蹦跳跳，翻着跟斗，左旋右转，仿佛迷醉在成功和快乐之中，像空气中一个精灵。我无法将目光从他身上移开。我想吸引他的注目，又因为自己可笑的服装而害怕被他看见，觉得自己形容丑陋，可怜兮兮。他在原地旋转两圈，走到可能是他母亲的一位夫人身边，要了块手帕，擦了把汗，因为他已汗流浃背。接着，他摘下小小的头箍，那头箍在他的前额上扎出两个山羊角。我走到他身边，笨手笨脚地掏出几块小脆饼给他。他说声“谢谢”，漫不经心地拿了一块饼，立刻转背走了。我片刻之后就离开了舞会，心如死灰，回到家里，失落感使我歇斯底里大发作。母亲不得不向我许诺，来年让我化装成“小乞丐”。的确，一套小乞丐服至少会对我比较适合，可能会讨小丑的喜欢。……翌年舞会，我化装成小乞丐，可是小丑没再露面。

    我再也不想弄明白，母亲出于什么原因，在我开始上八年级的时候让我寄宿。阿尔萨斯学校反对中学搞寄宿，所以它没有集体宿舍，但它鼓励每个教员收少量的寄宿生。我寄宿在韦戴尔先生家里，尽管我已不再是他班上的学生。韦戴尔先生住的是圣勃夫住过的房子。房子门厅小走廊尽头的圣勃夫半身雕像，令我十分好奇。出乎意料的是，这尊引人好奇的圣像，竟然雕刻成了一位慈祥的老先生。韦戴尔先生曾经明确地告诉我们，圣勃夫是“一位伟大的批评家”，但一个孩子的轻信度是有限的。

    我们一共五六个寄宿生，住两三个房间。与我同住一个房间的，是个大个子，此人神态冷漠，面色苍白，与世无争，名字叫罗佐。其他同学，我都不大记得了……不，美国人巴内特我还有点印象，他入校第二天，坐在教室里的凳子上，用墨水画了一口胡子。我十分欣赏他。他穿着宽大的水手衫，又肥又短的裤子，一张脸瘦长，但非常开朗，总浮着笑，整个人显得快乐，健康，不过内心躁动不安，总想采取一点富有冒险性的古怪行为。这倒使他在我心目中充满了令人赞叹的魅力，确实令我迷恋。他总爱在他乱蓬蓬的头发上擦他的笔。饭后我们常坐在房后的小花园里休息。他头一天来到韦戴尔家，就大大咧咧地往花园中间一站，身子后仰，当着我们所有人的面，朝天撒起尿来。他的厚颜无耻使我们全都目瞪口呆。

    这个小花园里还发生过一次打架。我平常挺文静，毋宁说太过温和，讨厌打架，大概因为我相信自己永远会占下风。有一次痛苦的遭遇我还记忆犹新，在这里该说一说：一天放学回家穿过卢森堡公园，一反往常的习惯，我从小花园对面的栅栏门进入公园，这样少绕些路。我碰到一群学生，大概是市镇小学的。在他们眼里，阿尔萨斯学校的学生不啻是令人憎恶的贵族。他们都与我年龄相仿，但明显个个比我粗壮。交错而过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之中有人冷笑，有人投过来讥讽或敌视的目光，但我继续走我的路，尽量保持不卑不亢的态度。可是，最结实的一个家伙离开了他那一群，朝我走过来。我浑身血都凉了，见他往我面前一站，便嗫嚅道：

    “干什么……你要干什么？”

    他不答话，而是闪到左边跟着我走。

    我两眼盯住地面走着，感觉到他的目光一直盯住我，其他人的目光也在后面盯住我。我真想坐下来不走了。突然，那家伙喊一声：

    “喂！这就是我想干的！”他声音未落，就朝我眼睛上猛击一拳。

    我眼前直冒金星，人摔倒在一棵栗树下，刚好倒在树蔸四周专门浇水的圆坑里。我从坑里爬出来，满身泥巴，不知所措，青肿的眼睛疼痛难当。那时我还不知道眼睛是有弹性的，以为被打瞎了。眼泪哗哗地往外涌，我想：“没错，眼球都给打出来了。”

    但是更令我痛苦的，是其他人幸灾乐祸的大笑，他们为袭击我的那个家伙欢呼。

    其实，我不愿意挨揍，同样不愿揍别人。然而，在韦戴尔的寄宿生中，有一个可恶的棕色头发的大个子，其姓名幸好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此人有点过分地利用了我的温和性格。他两三次嘲笑我，我都忍受了。可是有一次，神圣的怒火自我心底猛然迸发，我扑过去，一把揪住他。这家伙个子比我高大一点，力气也比我大一点，但他没有防备，而我这时像换了一个人，满腔怒火使我力量倍增。我拳脚相加，连推带摔，立即将他摔倒在地上。看见他倒在地上，我为胜利兴奋得发狂，便以古典的方式，或者自以为以古典的方式拖他，拽住他的头发拖，结果把他的头发拽下了一把。这胜利甚至有点让我感到恶心，因为我手指上沾满了他那油乎乎的头发。我居然能打赢对手，自己也为之愕然。过去在我看来这根本是不可能，这回肯定是气昏了头，才有勇气孤注一掷。这次胜利，为我赢得了其他人的尊敬和长期的平静。由此我明白了，许多事情看上去做不到，那只是因为自己没有去试一试。

    九月份的部分时间，我们是在尼姆郊区我叔叔夏尔·纪德的岳父庄园里度过的。夏尔叔叔刚结婚。父亲从那里回来后，身体感到不适，家里人故意归咎于吃了无花果。其实，不适是肠结核造成的。这一点我想母亲心里清楚，只不过那时结核病是一种大家希望治好而不肯承认的病。况且，父亲的病大概已非常严重，没有治愈的希望了。他于是年（一八八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相当平静地弃世而去。

    父亲去世的情形我不记得了，倒是记得他去世之前不久的一天，在他再也没有离开的病榻上，一本厚厚的书摊开放在他面前，但是扣着的，所以只看见书脊。大概是在我进去时父亲那样放的。后来母亲告诉我，那是柏拉图的一本书。

    我当时在韦戴尔家里，家里打发人来叫我，不记得是谁了，可能是安娜。在路上我知道了一切。然而，直到看见母亲身披重孝，我才抑制不住悲痛。母亲没有哭，在我面前克制着自己，但我感觉得出她流了很多泪。我扑在母亲怀里哭泣。她担心我神经受到太大震动，想让我喝杯茶。我坐在她膝头上，她一手端着茶杯，一手将一勺茶送到我嘴里。记得她强作笑颜对我说：

    “瞧！看能不能把这一勺顺顺当当喝下去。”

    我顿时感到慈母之爱包围了我。从此这慈母之爱始终庇荫着我。

    至于父亲过世给我带来的损失，当时我怎能明白呢？后面我要谈及我的遗憾。可是当时，唉！我主要感受到的，是这次丧事给我在同学们中带来的某种声誉。请想象一下吧：同学们每人都给我写了信，就像我父亲荣获了勋章，他的同事们所做的那样！此外，我获悉我的表姐妹们都要来。母亲决定不让我参加葬礼；叔叔、婶婶们和妈妈去送殡时，爱玛妞和苏珊娜留在家里陪我。与两位表姐重逢的喜悦，几乎甚或完全压倒了丧父的悲伤。现在该来谈谈她们了。

    * * *

    (1)　鲁宾斯坦（Anten Rubinstein，1829——1894），俄国作曲家、钢琴家，彼得堡音乐学院的创立者。

    (2)　塞扎尔·弗兰克（César Franck，1822——1890），法籍比利时作曲家，使法国音乐具有新的严肃性和坚实技巧的主要人物。

    (3)　特尼尔斯（David Teniers，1610——1690），即小特尼尔斯，佛兰德巴洛克艺术时期的多产画家，其作品题材多样，但以农民生活和风俗为主，其中许多在十八世纪被用作挂毯图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