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六九~七〇九

    六六九西王母考

    西王母古有兩説：一以爲神，一以爲國。然二説仍即一説也。《山海經·西山經》曰：“又西三百五十里曰玉山，是西王母所居也。西王母其狀如人，豹尾，虎齒，而善嘯，蓬髮，戴勝。是司天之厲及五殘。”《海内北經》曰：“西王母，梯几而戴勝杖。”《郝疏》云：“如淳注《漢書》司馬相如《大人賦》引此經無杖字。”其南有三青鳥，爲西王母取食，在昆侖虚北。《大荒西經》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侖之丘。有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處之。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其外有炎火之山，投物輒然。有人戴勝，虎齒，有豹尾，穴處，名曰西王母。此山萬物盡有。”上文又云：“西有王母之山。”郝《疏》云：“西有當爲有西，《太平御覽》九百二十八引此經作西王母山可證。”此皆以爲神者也。《淮南·覽冥》謂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當即指此。《吴越春秋·越王陰謀外傳》云：“立東郊以祭陽，名曰東皇公，立西郊以祭陰，名曰西王母。”《史記·趙世家》：“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見西王母，樂之忘歸。”《索隱》曰：“譙周不信此事，而云：予嘗聞之，代俗以東西陰陽所出入，宗其神，謂之王父母，或曰地名，在西域，有何據乎？”此亦以爲神，而其説迥異。《大戴禮記·少間》、《尚書大傳》均言舜之時，西王母獻其白琯。《新唐書》言堯身涉流沙，封獨山，見西王母，《脩政語上》。《論衡》謂禹、益見西王母，《别通》。《爾雅·釋地》，以觚竹、北户、日下、西王母爲四荒。《淮南·墜形》云：“西王母在流沙之瀕。”則皆以爲國名矣。古多怪異之談，後世知識稍進，則其所謂神者，怪異之性質較少，哲學之見解漸多，及儒生，乃逕説之以人事。此可見同一名也，而其實迥異，輾轉變遷，遂至判然二物。然謂其説非同原，固不可也。

    古所謂西王母之神者，究在今何地與？不可知也。何也？流沙、弱水等，久成繆悠傳説之辭，不易即地理鑿求其所在也。惟以爲在西方，寖假而以爲在極西，則其見解迄未變。《爾雅》遂以爲四荒之一。《淮南王》云：“在流沙之瀕。”流沙，亦古人所以爲極西之地，而實未能確知其所在者也。因西王母之所在，實不可知，而又相沿以爲極西之地，於是凡心所以爲極西之地，即指爲西王母之所在。《史記·大宛列傳》云：“安息長老傳聞條支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安息人安知有弱水西王母？其爲中國人所附會，不言可知。《後漢書·西域傳》云：“大秦，或云其國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居處，幾於日所入也。《漢書》云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則與今書異矣。”《三國志注》引《魏略·西戎傳》曰：“前世繆以爲條支在大秦西，今其實在東。前世又繆以爲弱水在條支西，今弱水在大秦西。前世又繆以爲從條支西行二百餘日，近日所入，今從大秦西近日所入。”《魏書·西域傳》曰：“大秦西海水之西有河，河西南流。河西有南、北山。山西有赤水，西有白玉山。西有白玉山上，當奪赤水或水字。玉山西有西王母山，玉爲堂云。從安息西界循海曲，亦至大秦，四萬餘里。於彼國觀日月星辰，無異中國，而前史云條支西行百里日入處，失之遠矣。”此古人於舊説所以爲極西之地者，悉推而致之身所以爲極西之地之表之證。日月星辰，天象可徵，故日入處之説易破。弱水西王母等，則身苟有所未至，即無從遽斷爲子虚，而其地遂若長存於西極之表矣。循此以往，所謂西王母者，將愈推而愈西，而因有王莽之矯誣，乃又曳之而東，而致諸今青海之境。《論衡·恢國》篇曰：“孝平元始四年，金城塞外羌獻其魚鹽之地，願内屬。漢遂得西王母石室，因爲西海郡。”此爲西王母東遷之由。《漢志》金城郡臨羌有西王母石室，蓋即孝平時所得。其後《十六國春秋》云：“前涼張駿酒泉太守馬岌上言：酒泉南山，即昆侖之丘也。周穆王見西王母，樂而忘歸，即謂此。有石室、王母堂、珠璣樓、嚴飾焕若神宫。”《史記·秦本紀正義》引。《晉書·沮渠蒙遜載記》曰：“蒙遜襲卑禾虜，卑禾虜率衆迎降。遂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於寺前，遂如金山而歸。”《隋書·地理志》：“西海郡，置在古伏俟城，即吐谷渾國都。有西王母石窟、青海、鹽池。”亦皆《漢志》所謂臨羌縣之地。堂與寺等，蓋皆漢立西海郡後之所爲也。閲世既久，西王母之傳説稍衰，適西域者，不復就其所知之表，而指爲西王母之所在；而孝平之世，所指爲西王母之所在者，因其指一石室以實之，且有爲之堂及寺者，其説轉久而不衰，而西王母遂若真在今青海之境矣。《水經·伊水注》：“有七谷水注之。水西出女几山之南七溪山，上有西王母祠。東南流，注於伊水。伊水又東北逕伏流嶺東，嶺上有崑崙祠，民猶祈焉。劉澄之《永初記》稱陸渾縣西有伏流坂者也。今山在縣南崖口北三十里許，西則非也。”案陸渾縣在今河南嵩縣東北。《漢書·哀帝紀》：建平“四年春，大旱，關東民傳行西王母籌，經歷郡國，西入關至京師。民又會聚祠西王母，或夜持火上屋，擊鼓號呼相驚恐”。蓋伊洛之間，漢世猶有西王母遺跡，故譌言由之而起。此雖不敢指爲古所謂西王母之神者所在，然其距古所以爲西王母所在之地，必較近也。

    建平時之譌言，《天文》、《五行》二志，較《哀帝紀》所叙爲詳。《天文志》云：“其四年正月、二月、三月，民相驚動，讙譁奔走，傳行詔籌，祠西王母。又曰：從目人當來。”《五行志》云：“建平四年正月，民驚走，持稾或棷一枚，傳相付與，曰行詔籌。道中相過逢，多至千數。或被髮徒踐，或夜折關，或踰牆入，或乘車騎奔馳，以置驛傳行，經歷郡國二十六，至京師。其夏，京師郡國民聚會里巷阡陌，設祭，張博具，歌舞，祠西王母。又傳書曰：母告百姓：佩此書者不死。不信我言，視門樞下當有白髮。至秋止。”案《淮南·墜形》：“八纮，西北方曰一目，曰沙所。”一目即從目，沙所即流沙之濱也。被髮者，羌人之俗。《左氏》僖公二十二年，“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亡矣。秋，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辛有之言，固後來所附會，然伊洛之間，有被髮之族，則不誣也。《大荒西經》言其神“人面虎身，有文，有尾，皆白”，而漢時譌言，謂視門樞下當有白髮，其説亦隱相符會。司馬相如《大人賦》曰：“低徊陰山翔以紆曲兮，吾乃今日覩西王母。暠然白首戴勝而穴處兮，亦幸有三足烏爲之使。必長生若此而不死兮，雖濟萬世不足以喜。”三足烏與三青鳥，亦當有關係。暠然白首，此譌言之所以以白髮爲效。長生不死，則羿之所以請藥於是也。然則漢世伊洛間之所流傳，固猶與最古之説相近者也。

    原刊《説文月刊》第一卷第九期，一九三九年十月出版

    六七〇論中國户口册籍之法

    《東方雜志》二十五卷第四册，載有《千五百年前敦煌户口册與中國史籍户口比率》一文。爲英人齋爾士所撰，吾國王庸譯。原文所據，係得自敦煌石室西涼李暠建初十二年户籍殘紙。凡十户，完具者九。口數都三十六。户適得四口。齋爾士因此推論：吾國歷代户口比率，嘗在户四口弱至五口强之間。獨趙宋則最多不足三口，最少且不及二户三口。據《文獻通考》“乾德元年，令諸州歲奏男夫，二十爲丁，六十爲老，女口不豫”之文，謂宋世口數，但指男子。元豐三年畢仲衍《中書備對》，各路口數，皆丁口并列。其數：户一千四百八十五萬二千六百八十四，口三千三百三十萬三千八百八十九，丁一千七百八十四萬六千八百七十三。以千七百萬之丁，而人口總數，僅得三千三百萬，未免太少；若謂口數僅指男子，則人口總數，可假定爲六千六百萬。户口比率，仍近一與四矣。王氏盛稱之，謂吾國學者於此未能注意，即李微之、馬貴與亦未計及，直待數百年後，發之英人，豈不異哉？予謂宋世常行之法，李、馬二氏，無容不知。歷代公家計帳，不合情理者甚多，正不容强執事理，以求解釋。齋爾士之見，亦適成其爲外人之見而已。此事不足深論。予顧因此，而欲一論歷代户口册籍之法焉。

    吾國古代户口之籍，蓋僅藏於州閭；其登諸天府者，則僅取與國用有關，此徵諸禮而可知者也。《禮記·内則》：子生三月，父名之。遂告宰名。宰書曰：某年某月某日某生，而藏之。宰告閭史。閭史書爲二，其一藏諸閭府，其一獻諸州史。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書而藏諸州府。是一人之生，州閭之府，咸有其名籍也。此制僅士夫之家如此，抑全國之民皆然？僅男子之生如此，抑女子之生亦然？頗難質言。案《周官》：“媒氏，掌萬民之判。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年、月、日、名焉。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會男女即合男女，見《禮記·禮運》、《管子·幼官》。古人民嫁娶，法令頗加干涉，故《孟子》以“内無怨女，外無曠夫”爲仁政。《梁惠王》下。《墨子》亦謂聖王之法，丈夫年二十，毋敢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也。《節用上》。此必舉國之男女。則書名州閭者，必不僅士夫之家，亦必不限於男子矣。媒氏之“成名”，鄭即援《内則》子生三月父名之爲釋，於禮固無不合也。此所謂全國民籍，藏於州閭者也。《周官》專司民數之官，實爲司民。其職曰：“掌登萬民之數。自生齒以上，皆書於版。辨其國中與其都鄙及其郊野。異其男女。歲登下其死生。及三年大比，以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其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贊王治。”此所登，亦近全國人口總數。然其意，則不爲清查人口，而爲會稽穀食，故不以成名之月，而以生齒之時。小司寇之職曰：“及大比，登民數。自生齒以上，登於天府。内史、司會、冢宰貳之，以制國用。孟冬祀司民，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退之。”意尤明白可見。《賈子》曰：“受計之禮，主所親拜者二：聞生民之數則拜之，聞登穀則拜之。”《禮篇》。尤可見二者之相關也。小司徒之職，“掌建邦之教法，以稽國中及四郊都鄙之夫家九比之數，乃頒比法於六鄉之大夫。使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大比以起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故以已昏妃者爲限。大比之政，凡鄉遂之官，皆有責焉。無不言夫家者。鄉師云：“以時稽其夫家衆寡。”鄉大夫云：“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族師云：“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縣師云：“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遂人云：“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師同。遂大夫云：“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酇長云：“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惟閭師但云“掌國中及四郊之人民六畜之數”，鄙師云“以時數其衆庶”，皆無夫家之文。然此諸官所職，皆係一事，特其文有詳略，則無可疑也。此猶後世之役籍。役固國用之大端也。故曰：自州閭之府以外，户口之籍，皆其與國用有關者也。

    漢世民數，蓋在計簿。計簿之式，今不可知。《司民注》曰：“版，今户籍也。”漢治最近古。鄭君之言，或不僅取以相況。《史記·秦始皇本紀》後附《秦紀》：獻公十年，“爲户籍相伍。”什伍即州閭之制，此即《内則》所載書名州閭之法。蓋秦至是始有之。又始皇十六年，“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年。”蓋獻公雖創户籍，所書仍未精詳，故騰又更其法。《漢書·高帝紀》：五年，五月，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師古曰：“名數，謂户籍也。”此籍之詳者，亦當在鄉亭，其都數當上之郡縣耳。是時尚無紙，户籍稱版，可知不書以縑帛，斷不能悉致諸郡縣之廷也。漢法多沿自秦，觀秦有户籍之晚，知其制必不能大異於古，則漢法亦必無以大異於古。賈生所言，雖古禮，或仍爲當世之典，亦未可知。則其登諸計簿者，亦必非全國人口總數，而僅取與穀食有關，亦可推測而得矣。

    媒氏主牉合，司民會口實，其所登，自不容限於男子。大比之法，主爲兵役，而亦不遺女子者，古兵役固不獨在男也。《商君書·兵守》，有“壯男爲一軍，壯女爲一軍，男女之老弱者爲一軍”之文。《墨子·備城門》諸篇，亦有以丁女充軍之説。齊將下晉，男女以班。《左氏》襄公二十五年。楚圍漢王於滎陽，漢軍絶食，乃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被甲。女子可調集，可編制，其非無名籍審矣。漢惠帝六年，“令民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五算。”《注》引《漢律》：“賈人與奴婢倍算。”則口賦亦不異男女，女子不容無籍可知。降逮後世，户調之式，均田之令，租庸調之法，田皆男女并授，更不必論矣。《通考》乾德六年之令，當别是一事，與奏報民數無關。齋爾士引《宣化府志》及《畿輔通志》大名宋代户口比率，與《通考》所載不同。宣化一比五又七五。大名一比三又六六。而《畿輔通志》霸州比率，則又相近。一比一又三五。可見歷代官中册籍，悠繆不可究詰者甚多。正不容强執情理，以相揆也。

    古代民數，當較後世爲得實，讀史者蓋無異辭。而《周官》職方所載九州男女比率，乃殊不可信。揚州二男五女、荆州一男二女、豫州二男三女、青州二男二女、兗州二男三女、雍州三男二女、幽州一男三女、冀州五男三女、并州二男三女。予謂古代受計，必不能徧及九州。《周官》小司徒：“三年大比，則受邦國之比要。”邦國二字，當作縣内諸侯解。書言邦國者多如此，非謂九州萬國也。《周官》之説，疑雜陰陽數術之談，非據册籍會稽而得也。或謂古人言數，皆不舉畸零，故其説若不可通如此。此亦可備一説。

    六七一論保甲

    保甲之法，創自王荆公，其意本欲以之爲兵，然後人仿行之者，則大抵在喪亂之際，用以查軋户口，使外姦不得入，内之則遊蕩無業，作姦犯科之人，亦可以有所稽考，以圖保持秩序。像想用之爲兵；以及爲古代分田里，定賦役，一切政事，都以閭里起點之意；蕩焉無存了。

    用保甲查軋户口，排擠姦民，此即《史記·商君列傳》所謂“令民爲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之法。因爲既行此制，必使其互相保任，同保同甲之中，有犯罪的，即使并不知情，亦應坐失覺之罪，論者多以此爲商君所創苛酷之法，其實不然。案《周官》：族師之職，“五家爲比，十家爲聯，五人爲伍，十人爲聯，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相受，刑罪慶賞，相及相共”；又比長，“五家相受相和親，有罪奇邪則相及”；鄰長，“掌相糾相受”；士師，“掌鄉合州黨族閭比之聯，與其人民之什伍，使之相安相受，以比追胥之事，以施刑罰慶賞”。《墨子·尚賢篇》引《泰誓》説：“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春秋十九年，“梁亡”，《繁露》説其事云，“梁使民比地爲伍，一家亡，五家殺刑。”《公羊解詁》説同。此皆什伍收司連坐之法，足見其由來已舊。案古代民户編制，共有兩法：一以十和五做單位，大抵和兵制相連。如《周官》：鄉以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遂以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而其兵制，則以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恰係家出一人，這怕不是家出一人，而是立法之初，以一能充兵的人爲編制之單位，所以如此罷？至於《尚書大傳》説：“古八家而爲鄰，三鄰而爲朋，三朋而爲里，五里而爲邑，十邑而爲都，十都而爲師，州十有二師”，則係根據井田編制，和兵制毫無干涉，收司連坐之法，起於什伍之間，可見其本係軍刑。古代刑法，嚴酷的恒起於軍旅之間，乃所以對付異族和本族中附敵的人，至其施諸本族之中的，則極爲平恕，此義甚長，必别爲專篇，乃能詳之。然看《周官》，司徒等於人民的懲戒，不過拘禁、圜土。役作嘉石。及去其冠飾，書其邪惡之狀，著之於背明刑。而止。其附於刑者必歸於士。士本戰士之稱，士師者士之長，掌邦刑者謂之司寇。寇乃外來之敵，亦可想見其大概了。軍旅之事，與異族争一旦之命，嚴刑酷法，其事良非得已。至於後世，萑苻之盜，閭巷之雄，迫於饑寒，聊以救死。實非異族相争之比，亦用嚴刑酷法，加以推排，且因此而擾及良民，其事本不合理。然即不論此，良民亦止有束手而受無罪之戮，斷不會因此而收排除姦人之效的。這是因爲時異勢殊，社會情形，今古不同啊！讀《宋書·王弘傳》，就可知道了。

    據《宋書·王弘傳》：當時八座承郎疏言：“同伍犯法，無士人不罪之科，然每至詰謫，輒有請訴”，如其加以恩宥，則法廢不可行。若必執法不撓，則人情又以爲苦怨，因此請求改制。一時議者有好幾個人，據其説：則當時人民犯罪，牽及同伍的，庶族無不連坐，士人則多蒙赦宥。甚有如山陰縣，在王淮之爲令時，竟不坐罪的。否則罪其奴客，比事似極不平。然士庶生活緬隔，庶族犯罪，士人無由知之，而士人犯坐及同伍之罪的，則不能與小人相關，這確是事實。所以有人説：士人有罪，罪其奴客，并非使其代主人受罪，乃是他罪有應得，亦不能謂其無理。而且就是奴客，亦有説其或受役使，分散在外；或供使令，恒在主人左右，并不出門；責其覺察同伍，亦是爲難的。觀此，便知士人受連坐之罪，當局所以不能不加以寬恕，因爲法究不能“專決於名”呀。知此，則知雖用相司連坐之法，亦不能收弊絶風清之效之由。因爲使人民互相伺察，祇能行於居民鮮少，生活單純之日。到民居一稠密，生活情形一複雜，人民就彼此不能相知，即使用嚴刑酷法以迫之，亦祇有束手而受無罪之戮了。

    然則後世所謂保甲之法，就絲毫無效了嗎？此亦不然。但其爲效實極有限，而且祇能行之喪亂之時，而決不能行之治平之日。爲什麽呢？“土著爲寇，必引外姦，而外姦之來，亦必有所止”，這原是事實。但此等人，在居民鮮少之地，是人人認得的，根本用不着推校。此等地方而爲姦民所蟠據，必其土著之民，力不足以與之相抗，即使加以推校，亦屬無益。如其土著之民，力足與以相抗，則此等人必匿跡於深山大澤，荒祠古廟之中，不與居民相離了。民居稠密之處，小之則爲市鎮，大之則爲都會，其間誠有不逞之徒匿跡之所。然此等地方，情勢複雜，推校極難，而且其事多有弊竇，往往徒以擾民而仍不收清查之益。所以善於爲政者，於此率重緝捕而後推校。其所注意者，乃在旅館、酒樓、娼家、賭場等處，而比户的居民，顧在其後。當風聲鶴唳之際，亦未嘗不推行什伍之法。然其用意，不過因不逞之徒，多强悍有黨羽，良善之民，多懾於其勢而不敢拒；又或本係戚族相知，牽於情面而不能拒；甚者舊係同黨，今雖悔改，爲其所脅而無從拒。有同伍相坐之法，以隨其後，則什伍之間，可以互相助，而其勢較壯。其爲用止於如此而已，此外不能更有何等作用。至於孤村殘落，力薄不足自衛，荒祠古廟，左近并無人烟，則本非比伍之法所能及。所以每逢喪亂，祇有聚村落而成堡塢。盜匪横行之時，并有人倡議將荒祠古廟等悉行焚毁，説雖失之急烈，亦有不得已之苦衷。以度地居民之道言之，則今日都會鎮市，失之過大，鄉村則失之過小。過大則居民太多，其情不親，利害之相關不切，故遇事不能合作，輿論制裁，亦歸無效，過小則居民太少，其人率愿樸不知世事，不能有所興作，即欲有興作，亦力有不逮。今後根本之計，實宜漸將都會、市鎮，斫而小之，鄉村則合并而使之加大，方能漸見合理。斷非就現在的形勢，但推行比伍之法，即能期其有進步的。鄉村之不能合并，大抵因農民之居宅，離所耕之田，不能太遠。此當脩治道路，使之平坦寬闊，車馬可以往來。則相距雖遠，亦不致費時失事，而道路四達，則便於梭巡，荒祠古廟等，亦不慮有人匿跡其間了。以上所言，多偏於弭亂之計，因爲向來辦保甲的，其意實多偏重於此。至於地方自治，一切米鹽靡密之事，無不起原於閭伍，則别是一事，與歷來爲弭亂計所辦的保甲等，了無干涉。不但不相干涉，甚且必將此種積習一掃而空之，而地方自治之事，乃可以有爲。此另是一義，當别論。

    六七二度地居民

    《孟子·滕文公》上曰：“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大抵古時度地居民，自有定法，過少則其力不足以相澹，過多則人不相狎而其情不親，是非不足憑，人言不足恤矣。古者“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曲禮》。《管子·小匡》曰：“卒伍政定於里，軍旅政定於郊，内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卒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相居，長相遊，祭祀相福，死喪相恤，禍福相憂，居處相樂，行作相和，哭泣相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相勝。”《郊特牲》述社祭及君親誓命以習軍旅之制，而繼之曰：“以戰則克，以祭則受福”，亦是物也。

    禮之有節文也，亦其出於自然者也。《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吊，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練則吊，既葬大功，吊哭而退，不聽事焉。期之喪未葬，吊於鄉人，哭而退，不聽事焉。功衰吊，待事不執事，小功緦，執事不與於禮。相趨也，出宫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袝而退。吊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綍；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因其身之有故與無故也，老壯也，居之遠近也，而皆異其節；非强爲之也，皆因其情而情又出於自然者也；故曰：禮也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然過重於節文，則情有因之而漓者矣，故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論語·先進》。要之不忘其本而已矣。故曰：“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老子》。

    《潛夫論·浮侈篇》曰：“今舉世舍農桑，趨商賈，牛馬車輿填塞道路，游手爲功，充盈都邑。”又曰：“今察洛陽，浮末者什於農夫；虚僞游手者什於浮末。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何足相供，則民安得不飢寒。”然則古之都邑，罪惡之藪也。符所言都邑之人，或以謀姦合任爲業，或以遊敖博弈爲事，或作泥車、瓦狗、馬騎、倡俳諸戲弄小兒之具以巧詐，婦人則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此與後世之情形，有以異乎？無以異也。

    符言京師貴戚葬者：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其致之也，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溯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萬斤，功將萬夫，其難也如是，而邊遠下土，猶相競用，致使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財於萬里之地。夫權臣貴戚，皆淫侈之徒也。彼千方百計，以取高位厚禄；其取之也，猶御人於國門之外也；不則猶齊人之乞食於墦間也；所甘心者，淫侈而已。而使之舍其所樂，不亦與虎謀皮哉？然以少數人拑制多數人，以非正義之事壓制正義，終非可以持久；公理有必明之日，民權有必達之時，至於爲治者果爲公意，而非復少數人，則淫侈之事，在所必禁矣，至此則都邑墟矣。

    荀悦論井田：謂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夫卒而革之，非義有所不可也，而勢有所難行。勢之所不能行，雖聖人無如之何也。勢可行而卒莫之行，則非無識即苟且矣。夫都邑猶井田也，卒而革之，事不可爲也。然遭大亂之後，立制度，使不得過若干家。浮侈之事，禁不得爲；華靡之物，禁不得用；放古者度地居民之制，使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不亦可乎？然豈所語於今之爲政者哉！

    齊景公曰：“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論語·顔淵》。衛嗣君曰：“治無小，亂無大，教化喻於民，三百之城，足以爲治。民無廉恥，雖有十左氏，將何以用之？”《戰國策·衛策》。故治國之道，在教化明，法令行，物不足惜也。苟可以明義也，雖完整，猶將毁之，況其已經破敗而勞復建邪？

    禁侈非徒以明義也，即以淫侈者之身論，庸獨利乎？董卓之入洛也，洛中貴戚室第相望，金帛財産，家家殷積。卓放縱兵士，突其廬舍，淫略婦女，剽虜資物，謂之“搜牢”。《後漢書》本傳。此即王符之所哀嘆者也。豈徒洛陽，古今繁盛之都邑，其極安有不如此者也？水流必趨於平也，猶財富之必趨於均也。注水於丘陵之上，則必流於四方，若都邑之財，四散而歸於村野，周浹而徧於山林，則人間之海平矣。平，斯安矣。

    東漢之末，生民幾於盡矣。是時之握兵者，亦知民不足，則兵不强；兵不强，則終無以自存也。故其少有遠慮者，咸致力於屯墾焉。《三國·魏志·王昶傳》言文帝踐阼，昶爲洛陽典農。時都畿樹木成林，昶斫開荒萊，勤勸百姓，墾田特多。夫自獻帝而遷至於文帝踐阼，亦既三十年矣，而洛陽之荒廢猶如此，然則是時之從事於墾闢者，儼然如臨天造草昧之世也。

    度地居民，使地邑民居，必參相得，固無不可就之功矣。《三國·魏志·國淵傳》言：太祖欲廣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法。《鄭渾傳》言：太祖征漢中，以渾爲京兆尹，渾以百姓新集，爲制移居之法，使兼復者與單輕者相伍，温信者與孤老爲比。後渾轉爲山陽、魏郡太守，又以郡下百姓，苦乏材木，乃課樹榆爲籬，并益樹五果；榆皆成藩，五果豐實。入魏郡界，村落齊整如一。又《注》引《魏略》言：顔斐後爲京兆太守，令屬縣整阡陌，樹桑果。皆能頗合度地居民之誼也。使執政皆知是誼，大亂之後，民居固可焕然改觀也。然知斯誼者卒寡。且如吾邑自兵亂之後，破壞累累，孰爲新建，孰爲故跡，父老固歷歷能指之也。而新建者之零亂如故，若夫人各有私，不顧大局，豈一日也哉？

    六七三開國之主必親戎

    《晉書·王鑒傳》：鑒勸元帝親征杜弢，《疏》曰：“當五霸之世，將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親之，故齊桓免胄於邵陵，晉文擐甲於城濮。昔漢高、光武二帝，征無遠近，敵無大小，必乎振金鼓，身當矢石，櫛風沐雨，壺漿不瞻，馳騖四方，匪皇寧處，然後皇基克構，元勛以融。今大弊之極，劇於曩代，崇替之命，繫我而已。欲使鑾旗無野次之役，聖躬遠風塵之勞，而大功坐就，鑒未見其易也。魏武既定中國，親征柳城，揚旗盧龍之嶺，頓轡重塞之表，非有當時烽燧之虞，蓋一日縱敵，終己之患，雖戎輅蒙嶮，不以爲勞，況急於此者乎？劉玄德躬登漢山而夏侯之鋒摧，吴僞祖親泝長江而關羽之首懸，袁紹猶豫後機，挫衄三分之勢，劉表卧守其衆，卒亡全楚之地。歷觀古今，撥亂之主，雖聖賢，未有高拱閑居，不勞而濟者也。”其言可謂深切著明。晉元帝、宋高宗皆沈潛有謀，勤於政理，然終僅就偏安之業，且并此亦幾岌岌不可保者，不能駕御武人實爲之。王敦之患，人所共知。然宋高宗而不能替三宣撫司，江東亦未必能自立也。人皆以漢高祖能滅項羽爲有大略，其實不然。高祖之大略，不在於其能滅項羽，而在於項羽滅後，六、七年間，能盡滅同時并起之異姓諸王，何者？項羽戰績，爲史所艷稱者，不過巨鹿、彭城、垓下三役耳。垓下之戰，乃匹夫之勇，無足稱。鉅鹿一戰，確有摧堅陷陣之能，亦藉楚衆之精鋭；吴夫差、越句踐固嘗再用之以振威於北方；雖項燕亦用之大破秦軍於楚垂亡之日矣，非盡羽之能也。彭城之役，則漢自不整耳，蓋漢所用者爲思東歸之士，至此已爲散地，而五諸侯之兵，亦心力不齊，號令不一也。漢高入關，財帛無所取，婦女無所幸，而至此，乃收楚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此猶項羽去關中時，不能禁其衆無暴掠，屠咸陽，殺子嬰，燒秦宫室，亦非羽之所欲也。漢王以四月敗彭城，五月即收兵屯滎陽，六月又還攻章邯，至八月乃復東出；於斯時也，項羽何難急攻破之，長驅西上，而羽竟不能，是其昧於乘機矣。明年漢三年五月，破滎陽，六月，下成皋，而仍未能深入，徒隔河相持，漢王遂得以其間虜魏豹，下趙、代，破燕、齊，且結彭越以擾楚後。雖黥布，亦觀望形勢而叛楚。是時所事惟漢，非如漢初出時之猶重齊也。漢堅守以老楚師，而藉信、越以攻其後，爲楚計者，宜集全力擊破漢王之軍，深入窮追，直抵二周之郊，而叩函谷之關，使其不復能立，則信、越無與圖功，必也轉而從楚，他諸侯更不必論矣。而羽竟不能然，是不徒無遠略，并野戰亦不足取也，故曰，漢之亡楚，不足爲異也。乃其既滅楚之後，則漢高與諸功臣，君臣之分未定也，秦滅六國，父兄有天下，而子弟爲匹夫，在當時之人視之，實爲變局而非常理，故秦一亡而天下復分，戲下之會，以義帝之空名奉楚懷王，其視之，猶周之天子也，項籍爲西楚霸王，猶東周之桓、文也，特王侯之名異耳，其餘大者爲王，小者爲侯若君，亦六國時之遺法也，當時之人，視此必以爲彝典，謂有一人將如秦皇，盡滅同列，獨有天下，必非意想所及。項羽使人説韓信以三分天下，而信不聽，蒯徹勸之又不聽，史言信自以功高，漢終不奪我齊，此乃附會之談，非其實。當時之人，自以兵力據地而王，豈待他人之與之，既不待人之與之，又何慮人之奪之。尸皇帝之名，遂可任意樹置翦滅侯王，亦豈當時之人意想所及？此項羽亡後，韓信等所由不惜以皇帝之名畀漢王與？幾曾見周之武、成，能任意翦滅齊、楚哉？故漢高之鏟除異姓諸王，非以君替其臣，乃敵國之相滅耳，其能奏功如是之速，則以身恒在行間，赴機疾捷也。且漢高以五年十月滅楚，正月王韓信、彭越、英布、張耳、韓王信，是年九月，即擊虜荼。明年十月，禽韓信，正月，王荆王賈、楚王交，并王喜於代，子肥於齊，而徙韓王信於太原，信請徙治馬邑，許之。七年十月，信反，高祖自將擊之，深入至平城，雖以輕敵致敗，然其果鋭亦甚矣，圍既解，仍擊信餘寇於東垣。十年九月，擊陳豨，自至邯鄲。十一年冬，破之，其年三月，復使掩捕梁王，即以其地王子恢及友，七月黥布反，又自將擊之。十二年十月，破之，王兄子濞於吴。未幾，盧綰反，使樊噲擊之，帝之不親戎者惟此役，蓋其時已疾病矣。綜觀楚滅之後，七年之中，高帝蓋未嘗一日安居也。以當時人心之習於分裂，漢初王室形勢之弱，使帝少濡滯苟安，身没之後，諸侯之合縱締交，圜視而起，豈待問哉？然則天下之克定於其一，其功信不成於滅楚之日，而成於其後之七年中也。而其所以成功，亦實由其馳騖四方，匪皇寧處，鑒之言，可不謂之知言哉？鑒所引證諸王霸之主，事皆易明，獨漢高之成功，少隱曲而難見，故具論之如上。

    原刊一九四七年《東南日報》“文史”副刊

    六七四漢唐邊防之策

    中國古代，蓋爲湖居之族？古稱人所居之處曰“州”，即後世之“洲”字，其音則與島相同。漢世公玉帶獻明堂圖，水環宫垣，上有樓，從西南入，《周官》師氏居虎門之左，保氏守王闈。蔡邕説：“南門稱門，西門稱闈，明堂者，古天子之居。”蓋猶沿其遺像。古之人蓋四面憑水以爲固，故至後世築城，猶必環之以池也，此最古之邊防也。

    湖居之族，蓋以漁爲業，後乃漸進於農耕。中國之文明，蓋肇始於是？故《易》稱包犧氏作網罟，神農氏斲木爲耜，揉木爲耒也，包犧氏、神農氏非實有其人，古言氏猶後世言族，言有如是之部族二耳；如是之部族，實爲文明所由肇，故特舉之也。然其後此等部族，嘗爲田獵畜牧之部族所擊服焉，觀古君大夫士以牛羊犬豕爲食，庶人則食谷與魚鱉可知。畜牧之族，其初恒事田獵，畜牧時或居原隰，田獵時必處山林。人之好戰斗，其習恒自田獵之世來，其後所居雖易，至於守禦，則猶沿是以爲固。《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詩》曰：“畇畇原隰，曾孫甸之”，《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谷之險”，皆治人而食於人者居山，食人而治於人者居平地之證，此邊防形勢之一變也。

    農耕愈重，治人而食於人者，亦皆以是爲業，則其人必降丘宅土。斯時之所慮者，鄰近野蠻之族，每喜乘間抄略。出兵征之乎？彼無定居，不易犁其巢穴。屯兵防之乎？我又不勝其勞費。所幸者，此等野人，部族率皆寡小，不能興大兵，一水一山之隔，即非其所能越，乃因山川自然之阻以爲防，其不周匝處，則以人力築牆補之。此等營建。環繞四面者爲郭，專於一面者即長城也，此所以防小寇。戰國之世，秦、趙、燕三國北邊皆有長城，其時匈奴尚未大，他騎寇蓋尤小；齊之南亦有長城，蓋所以備淮泗夷者也。

    戰國末造，内地文化較低之族，殆悉化爲冠帶之民，如淮泗夷，高長城以防之。至秦有天下，乃悉散爲人户，見《後漢書·東夷傳》，其言蓋有所本。其一端也。斯時之所慮者，六國之民，非心服而反側，秦人防之之策；一益固其本國之境，賈生所謂踐華爲城，因河爲池者也，設使新服之地皆叛，其故國則猶可守，趙高弑二世，立子嬰，蓋嘗欲取是策，留侯勸漢高祖都關中，猶未脱此等見解也。一於新服之地，擇其要害之處而據之，賈生所謂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者也，至漢文帝之世，通關梁，一符傳，而此法乃除。二者皆一統之初，鉗制國内之術，以不切於時勢，故不旋踵而其法遂廢也。

    城外之防，北邊爲極，以其地爲遊牧之族所居，利抄略，且强悍也。防之之策，秦初仍襲舊猷，乃舉本國所固有及燕、趙二國之長城，連接之，擴充之，脩補之，以成一引弓之民與冠帶之族之大界焉。然人心猶率其歸，世變已啓其新；長城者，可以禦小寇，而不可以防大敵者也。漢初冒頓崛起，破東胡，走月氏，并白羊，樓煩二王，服渾窳、屈射、丁零、鬲昆、新?諸國，其形勢已非復前世之騎寇，更無論山戎矣。其大入塞，騎至數萬，少亦數千，雖不長於攻城，然優足批亢擣虚，亦可時時肆擾，或逆絶外援，以困一堅城，斷非備多力分之長城，所能遏其焰也。故漢世雖勤北邊，迄無脩築長城之事。

    斯時之邊防當如何？曰：己不復能言守，而唯有向外開拓。漢世之能免於匈奴之患也，則以武、昭、宣之世，數大舉深入窮追故也。甚至以斷其右臂之故，不恤勞民以通西域焉，其取勢亦可謂遠矣。至是，則漢室之邊防，不在邊境而在邊境之外。樹邊防於邊境之外若之何？一曰控其道路，今人所謂綫也，若漢置西域都護，并護天山南北兩道是也。一曰據其要害，今人所謂點也，若唐設諸都護府是也。大抵漢唐之於外夷也，利其弱不利其强，利其分不利其合，睹其强大也，必謀所以早摧挫之，唐太宗之於薛延陀是也。彼其互相吞并也，必遏止之，使不得遂。西域本三十六國，後稍分爲五十餘，莽世都護覆没，莎車王賢遂乘機吞并，後漢定西域，又悉復之，其顯而易見者也；若其桀驁，將馴至於逆命，尤必有以豫折其蔭，爲虺弗摧，爲蛇若何？默啜之中興突厥，使中原士大夫爲之旰食，其殷鑒矣。歷代盛時，防邊之策，大抵如此。唯明代武功不振，僅恃築長城爲防守之計，爲統一後一變局。

    漢、唐盛時之所爲，其可謂之上策乎？猶未也，兵家之言曰：“善守者不恃人之不我攻，而恃我之不可攻”，善已，然猶不能懈於守也。兵有利鈍，戰無百勝，豈徒兩軍相争時爲然，兩國相持亦如是。人固有利不利時，國豈能無饑饉寇盜？丁斯時也，安能爲不可勝以待敵？且外夷亦必有興盛之時，安能終錮之？漢、唐盛時，所守非不遠，卒之或以我之弱，或以彼之强，所守終不能不撤，則猶未足以語於“守在四夷”之義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不分彼我之界，非以我防彼也，而與彼偕進於大道，愚者教之，困者賑之，使之利與我合而不利與我分，彼欲禍我乎？是自禍也，世豈有樂自禍者乎？是彼爲我守也，此則守在四夷之義也。道則高矣美矣，孰能副之，吾未之見也。太史公所由嘆《司馬法》閎廓深遠，雖三代征伐，未能竟其義邪？

    六七五入中入邊之原

    歷代官賣之法，莫善於宋之入中入邊，蓋如是則官可省漕運之煩也。抑供入中入邊之物，皆有獨佔之性質者，非如是，則不賣，則并可以奬勵某種産業矣。明代行中鹽之制，而商屯因之以興，是也。漢通西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儋饋糧，率十餘鍾致一石，散幣於邛、僰以集之。數歲，道不通，蠻夷因以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租賦，不足以更之，乃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内受錢於都内。此已開宋代入邊之先聲，而其效亦與明代商屯等矣。嘗謂欲殖邊必需資本，國家不易有此大力，商人不肯投資於邊，此一難也。人民真願移徙者，不得官力之輔助；官招募所得，或爲浮浪之人，并不能勤事生産，或且逃歸，此二難也。此二者，若能假手於商人，俱較官辦爲佳。蓋商人重利，自能招致勤事生産之民，且有以部勒之，不至虚費本錢也。所難者，使商人肯投資從事於此耳。今以其必欲得之物交换之，則資本及人力不期而集於邊遠之處矣；國家更能設官管理，使商人不能虐其所顧用之民，則善之善者也。

    原刊《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一九八三年二月出版

    六七六策試之制上

    《文獻通考·選舉考》引致堂胡氏之言曰：“漢策問賢良，非試之也，延於大殿，天子稱制，訪以理道，其事重矣。”馬氏曰：“自孝文策鼂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上親覽而第其優劣；至孝昭年幼未即政，故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然所問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卒從其説，爲之罷榷酤。然則雖未嘗親奉大對，而其視上下姑相應以義理之浮文者，反爲勝之。國家以科目取士，士以科目進身者，必如此，然後爲有益於人國耳。”案對策與射策不同，射策者，疑其人之不能而試之；對策則以其人爲賢知而問之。《漢書·蕭望之傳注》曰：“射策者，謂爲難問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對之，而觀其文辭定高下也。”《後漢書·順帝紀》，陽嘉元年《注》引《前書音義》曰：“甲科謂作簡策難問，列置案上，任試者意投射，取而答之，謂之射策；上者爲甲，次者爲乙。若録政化得失，顯而問之，謂之對策也。”馬氏又云：“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亦然。”由此也。然至後世，則對策其名者，亦不免射策其實矣。

    《晉書·孔坦傳》云：“先是，以兵亂之後，務存慰悦，遠方秀孝到，不策試，普加除署。至是，帝申明舊制，皆令試經，有不中科，刺史、太守免官。太興三年，秀孝多不敢行，其有到者，并託疾。帝欲除署孝廉，而秀才如前制。坦奏議曰：古者且耕且學，三年而通一經，以平康之世，猶假漸漬，積以日月。自喪亂以來，十有餘年，干戈載揚，俎豆禮戢，家廢講誦，國闕庠序，率爾責試，竊以爲疑。然宣下以來，涉歷三載，累遇慶會，遂未一試，揚州諸郡，接近京都，懼累及君父，多不敢行；其遠州邊郡，掩誣朝廷，冀於不試，冒昧來赴，既到審試，遂不敢會。臣愚以爲不會與不行，其爲闕也同。若當偏加除署，是爲肅法奉憲者失分，徼倖投射者得官。王命無貳，憲制宜信。去年察舉，一皆策試。如不能試，可不拘到，遣歸不署。又秀才雖以事策，亦氾問經義，苟所未學，實難闇通，不足復曲碎乖例，違舊造異，謂宜因其不會，徐更革制。可申明前下，崇脩學校，普延五年，以展講習。帝納焉。聽孝廉申至七年，秀才如故。”《甘卓傳》：“中興初，以邊寇未静，學校陵遲，特聽不試孝廉，而秀才猶依舊策試。卓上疏以爲答問損益，當須博古通今，明達政體，必求諸《墳》、《索》，乃堪其舉。臣所忝州，湘州。往遭寇亂，學校久替，人士流播，不得比之餘州。謂宜同孝廉例，申與期限。疏奏，朝議不許。卓於是精加隱括，備禮，舉桂陽谷儉爲秀才。儉辭不獲命，州厚禮遣之。諸州秀才聞當考試，皆憚不行，惟儉一人到臺，遂不復策試。儉恥其州少士，乃表求試，以高第除中郎。儉少有志行，寒苦自立，博涉經史。於時南土凋荒，經籍道息，儉不能遠求師友，惟在家研精，雖所得實深，未有名譽；又恥衒耀取達，遂歸，終身不仕，卒於家。”觀此二事，可知雖秀才之試，亦已漸同經生之業。《石勒載記》言其立秀孝試經之制，蓋亦有所因循。至於孝廉，則《魏舒傳》言其“年四十餘，郡上計掾察孝廉，宗黨以舒無學業，勸令不就，可以爲高耳。舒曰：若試而不中，其負在我，安可虚竊不就之高，以爲己榮乎？於是自課，百日習一經，因而對策升第”，則幾同國子明經之舉矣。

    秀才之試，雖究與射策有異，又變而崇尚文辭，此在北朝，其弊最顯。《北齊書·儒林傳》：劉晝，“河清初還冀州，舉秀才入京，考策不第，乃恨不學屬文，方復緝綴辭藻。”馬敬德，“河間郡王將舉爲孝廉，固辭不就，乃詣州求舉秀才。舉秀才例取文士，州將以其純儒，無意推薦。敬德請試方略，乃策問之，所答五條，皆有文理，乃欣然舉選。至京，依秀才策問，惟得中第。乃請試經業，問十條并通，擢授國子助教。”蓋儒生之於文辭，究非專長也。劉景安與崔亮書，謂：“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惟論章句，不及治道。”《魏書·崔亮傳》。可見二者之分野矣。《魏書·邢巒傳》：“有司奏策秀孝，高祖詔曰：秀孝殊問，經權異策，邢巒才清，可令策秀。”所謂才清，蓋亦長於文辭耳。《隋書·杜正玄傳》：“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略，正玄應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玄抗辭酬對，無所屈撓，素甚不悦。久之，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正玄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加點，始異之，因令更擬諸雜文筆十餘條，又皆立成，而辭理華贍。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晉王行參軍。”《北史》正玄附《杜銓傳》後，述此事頗有附會之辭，不如此之可信。此幾純以文辭爲重，亦北朝之餘習也。南朝似略愈於此，而其實亦不然。《梁書·文學傳》，謂何遜“弱冠州舉秀才，南鄉范雲見其對策，大相稱賞”。又云：雲“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儒，麗則傷俗，其能含清濁，中今古，得之何生矣”。則所重亦在其文。《顧協傳》：“舉秀才，尚書令沈約覽其策而嘆曰：江左以來，未有斯作。”《孔休源傳》：“州舉秀才，太尉徐孝嗣省其策，深善之，謂同坐曰：董仲舒、華令思何以尚此？足稱王佐之才。”似其人深明於當世之務者，實亦未必不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也。姚察謂二漢求士，率先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江淹任昉傳論》。可以知其變遷矣。

    或曰：馬氏所舉董仲舒、摯虞、阮种之流，皆賢良也，此後世制科之先河，秀才則與孝廉同爲常舉耳。其策之之法，自不能無異。然《晉書·王接傳》云：永寧初，舉秀才，友人遺書勸無行，“接報書曰：今世道交喪，將遂剥亂，而識智之士，鉗口韜筆，禍敗日深，如火之燎原，其可救乎？非榮斯行，欲極陳所見，冀有覺悟耳。是歲，三王義舉，惠帝復阼，以國有大慶，天下秀孝，一皆不試，接以爲恨。”是則秀才對策，亦未嘗不可極其謇諤矣。《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七月，“詔州郡縣各遣二人，才堪專對者，赴九月講武，當親問風俗。”三年，六月，“詔曰：往年縣召民秀二人，問以守宰治狀，善惡具聞，將加賞罰。而賞者未幾，罪者衆多，肆法傷生，情所未忍。今特垂寬恕之恩，申以解網之惠。諸爲民所列者，特原其罪，盡可貸之。”所謂民秀，蓋即去歲所召也。太和七年，正月，“詔曰：朕每思知百姓之所疾苦，以增脩寬政，而明不遠燭，實有缺焉。故具問守宰苟虐之狀於州郡使者、秀孝、計掾，而對多不實，甚乖朕虚求之意，宜案以大辟，明罔上必誅。然情猶未忍，可恕罪聽歸，申下天下，使知後犯無恕。”背公下比，不徒遠愧始元之賢良，亦且近慙延興之民秀矣。然魏孝文之問之，則固得枉於執事毋悼後害之義，此蓋由其興於代北，究較中原爲質樸故也。

    《齊書·謝超宗傳》：“都令史駱宰議策秀才考格，五問并得爲上，四、三爲中，二爲下，一不合與第。超宗議：非患對不盡問，患以恒文弗奇。與其俱奇，一亦宜采。詔從宰議。”清問當求奇士，考試自貴兼通，舍奇求多，亦對策漸近射策之一證。

    策試非獨秀孝。《孔坦傳》言：“坦遷尚書郎。時臺郎初到，普加策試，帝元帝。手策問曰：吴興徐馥爲賊，殺郡將，郡今應舉孝廉不？坦對曰：四罪不相及，殛鯀而興禹。徐馥爲逆，何妨一郡之賢？又問：姦臣賊子殺君，汙宫瀦宅，莫大之惡也。鄉舊廢四科之選，今何所依？坦曰：季平子逐魯昭公，豈可廢仲尼也！竟不能屈。”此不徒親策以時事，亦且如馬氏所言，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矣。《魏書·文苑·温子昇傳》：“熙平初，中尉、東平王匡博召辭人，以充御史，同時射策者八百餘人，子昇與盧仲宣、孫搴等二十四人爲高第。於是預選者争相引決，匡使子昇當之，皆受屈而去。搴謂人曰：朝來靡旗亂轍者，皆子昇逐北。遂補御史。”此云射策，當係對策，蓋二者之實漸淆，其名亦隨之而淆也。所召者爲辭人，所取者爲子昇等，可見徐景安所云“朝廷貢才止求其文”者，尚不僅指秀才言之也。然則唐世進士之浮華，其所由來者漸矣。

    原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二十日《益世報》

    六七七策試之制下

    策問之法，漸變而近於考試，其於政事，遂絶無所益乎？曰：否。射策者，帖經墨義之所本也。秀才策事，亦氾問經義，則大義論策之所本也。唐世秀才之科廢絶，然進士偏重詩賦，實即南北朝來秀才策試兼重文辭之習。故唐世之進士明經，實即前世之州郡秀孝；所異者，前世選舉之權，操之郡縣，至唐則可投牒自列耳。然則科目之制，其所由來者遠矣。後世科目之法可廢乎，則前世秀孝之舉，考試之法，亦可去矣。

    世有説立乎千百年之前，而於千百年後之事，若燭照而數計者，葛稚川《審舉》之篇是也。其言曰：“秀、孝皆宜如舊試經答策。防其所對之姦，當令必絶，其不中者勿署吏，罰禁錮。其所舉書不中者，刺史太守免官。不中左遷，中者多，不中者少，後轉不得過故。若受賕舉所不當，發覺有驗者，除名禁錮終身，不以赦令原，所舉者與同罪。試用此法，一二歲之間，秀、孝必多不行者，亦足知天下貢舉之不精久矣。過此則必多脩德而勤學者矣。或曰：能言不必能行，今試經對策雖過，豈必有政事之才乎？抱朴子答曰：古者猶以射擇人，況經術乎？如其舍旃，則未見餘法之賢乎此也。夫豐草不秀瘠土，巨魚不生小水，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今孝廉必試經無脱謬，而秀才必對策無失指，則亦不得闇蔽也。假令不能盡得賢能，要必愈於了不試也。今且令天下諸當在貢舉之流者，莫敢不勤學，但此一條，其爲長益風教，亦不細矣。自有天性好古，心悦藝文，學不爲禄，味道忘貧，若法高卿、周生烈者，萬之一耳。至於寧越、兒寬、黄霸之徒，所以强自篤勵於典籍者，非天性也，皆由患苦困瘁，欲以經術自拔耳。向使非漢武之世，則朱買臣、嚴助之屬，亦未必讀書也。今若遐邇一例，明考課試，必多負笈千里以尋師友，轉其禮賂之費以買記籍者，不俟終日矣。予意謂新年當試貢舉者，今年便可使儒官才士，豫作諸策，計可周用，集上，禁其留草，殿中封閉之，臨試之時亟賦之，人事因緣於是絶。當答策者，皆可會著一處，高選臺省之官，親監察之，又嚴禁其交關出入，畢事乃遣，違犯有罪無赦。如此，屬託之冀窒矣。夫明君恃己之不可欺，不恃人之不欺己也，亦何恥於峻爲斯制乎？若試經法立，則天下可以不立學官，而人自勤學矣。”案後世科目之利，曰官不立學，雖立亦有名無實，而人自勤學，文教於是覃敷也。其制，雖不能必得才，亦不足以得上才，而究愈於不試，實未有他法以代之。而其關防之法，則不得不嚴。唐、宋、明、清行事，皆足爲證，稚川一一言之，若燭照而數計，可謂聖矣。何以克聖？理有必至，勢有固然，辨之者精，察之者審也。君子是以貴好學深思也。

    漢世丞相故事，四科取士，一曰德行高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達法令，足以決疑，能案章覆問，文中御史；四曰剛毅多略，遭事不惑，明足以決，才任三輔。一者德，四者才，二者儒學，三者文法之學也。孝廉課試，始於左雄，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即此之二、三。黄瓊以雄所上孝廉之選，專於儒學文吏，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奏增孝弟及能從政者爲四科，即補以此之一、四也。以理論之，誠設四科，乃爲該備。然才德不可試諸一時，故左雄專於儒吏也。儒吏之中，則不宜有所偏重矣。稚川又曰：“漢四科亦有明解法令入仕。今在職之人，官無大小，悉不知法令。或有微言難曉，小吏多頑，而使之決獄，是以死生委之，以輕百姓之命，付無知之人也。作官長不知法，爲下吏所欺而不知，又決其口筆者，憒憒，不能知食法與不食，不問不以付主者，或以意斷事，蹉跌不慎法令，亦可令廉良之吏，皆取明律令者試之如試經，高者隨才品叙用。如此，天下必少弄法之吏，失理之獄矣。”此後世明法之科所由立也。宋承唐制，科目甚多，熙寧變法盡廢之，獨立新科明法，以待士之不能改業者。有用無用，夫固較然不可誣。而後世弄法之吏、失理之獄之多，亦由明法之科之廢，科目偏重儒學也。稚川言之於千載之前，亦若燭照而數計矣。

    稚川又曰：“今普天一統，九垓同風，王制政令，誠宜齊一。夫衡量小器，猶不可使往往而有異，況人士之格，而可參差而無檢乎？江表雖遠，密邇海隅，然染道化，率禮教，亦既千餘載矣，往雖暫隔，不盈百年，而儒學之事，亦不偏廢也。惟其土宇褊於中州，故人士之數，不得鈞其多少耳，及其德行才學之高者，子游、仲任之徒，亦未謝上國也。昔吴土初附，其貢士見偃以不試，今太平已近四十年矣，猶復不試，所以使東南儒業，衰於在昔也。”案自吴之亡，至大興三年，凡四十年。據《孔坦傳》：秀孝策試之令，當在建武、大興之間，稚川之作，疑在是時。據其言，則北方秀孝之試，因亂曠絶，南方實迄未舉行，非關喪亂也。又案《晉書·五行志》：“成帝咸和六年正月丁巳，會州郡秀孝於樂賢堂，有麏見於前，獲之。自喪亂以後，風教陵夷，秀孝策試，乏四科之實。麏興於前，或斯故乎？”則其後雖復策試之制，依然有名無實矣。又《宋書·武帝紀》：義熙七年，“先是諸州郡所遣秀才、孝廉，多非其人，公表天子，申明舊制，依舊策試。”則晉末又嘗不試。

    《晉書·摯虞傳》云：“舉賢良，與夏侯湛等十七人策爲下第，拜中郎。武帝詔曰：省諸賢良答策，雖所言殊塗，皆明於王義，有益政道，欲詳覽其對，究觀賢士大夫用心。因詔諸賢良方正直言，會東堂策問。”《阮种傳》：“詔三公、卿尹、常伯、牧守各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於是太保何曾舉种。時种與郤詵及東平王康，俱居上第，即除尚書郎。然毁譽之徒，或言對者因緣假託，帝乃更延羣士，庭以問之。”此二者即一事。《虞傳》載策問曰：“若有文武器能，有益於時務，而未見申叙者，各舉其人，及有負俗謗議，宜先洗濯者，亦各言之。”《种傳》載詔辭曰：“若有文武隱逸之士，各舉所知，雖幽賤負俗，勿有所限。”實一詔而史氏辭有異同，可以爲證也。《郤詵傳》載詔辭云：“朕獲承祖宗之休烈，於兹七載。”則此事當在泰始七八年間，《本紀》不載其事。再策由於毁譽之辭，實不如馬氏所云“意有未盡”。然此等事當不多，其大體固當如馬氏所云耳。然疑有弊而親策，則實不自宋祖始矣。親策也而騰謗者謂其因緣假託，則當時關防，殊不嚴密，稚川所以欲立法以防所對之姦與？策問令再舉人，亦明阻被薦者至再令薦舉之意。而惜乎二人之皆無所舉也。虞對曰：“臣生長蓽門，不逮異物，雖有賢才，所未接識，不敢瞽言妄舉，無以疇答聖問。”种對曰：“文武隱逸之士，幽賤負俗之才，故非愚臣之所能識。”

    原刊一九四六年十二月《益世報》

    六七八郡縣送故迎新之費

    郡縣送故迎新之費，自昔有之。《漢書·循吏傳》：黄霸爲潁川守。許丞老，病聾，督郵白欲逐之，霸不聽。或問其故，霸曰：“數易長吏，送故迎新之費，及姦吏緣絶簿書，盜財物，公私費耗甚多，皆當出於民。”是其事也。《游俠傳》言：哀帝時，“天下殷富，郡二千石死官，賦斂葬送，皆千萬以上。”《後漢書·張禹傳》：禹父歆，終於汲令。“汲吏人賻送，前後數百萬。”則當漢世，數已甚侈，魏、晉已後，斯風彌扇。晉初，傅咸即以長吏到官未幾便遷，吏卒疲於送迎爲病。《晉書·虞預傳》：“太守庾琛命爲主簿，預上記陳時政所失，曰：自頃長吏輕多去來，送故迎新，交錯道路。受迎者惟恐船馬之不多，見送者惟恨吏卒之常少。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轉相仿效，流而不反，雖有常防，莫肯遵脩。加以王途未夷，所在停滯，送者經年，永失播植。一夫不耕，十夫無食，況轉百數，所妨不貲。愚謂宜勒屬縣，若令尉先去官者，人船吏侍皆具條列，到當依法減省，使公私允當。”言其弊尤爲痛切。《南史·恩倖·吕文顯傳》云：“晉、宋舊制，宰人之官，以六年爲限。近世以六年過久，又以三周爲期，謂之小滿。而遷换去來，又不依三周之制，送故迎新，吏人疲於道路。”則其弊降而益甚矣。

    《漢書·高惠高後文功臣表》：清安侯臾，“元鼎元年，坐爲九江太守受故官送免。”似受送本爲非法，然虞預病送迎者雖有常防，莫肯遵脩，又欲使去官者具自條列，依法減省，則其習爲故常久矣。《隋書·百官志》：梁世，郡縣吏有迎新送故之員，各因其大小而置；陳世，郡縣官之任代下，有迎新送故之法，餉餽皆百姓出，并以定令。蓋守令多異地人，國家既不給以道途之費，原不能責以自具也。此以理論，實不爲過；既有定法，遵守不渝，亦不能謂取非其義，然能合於常防者則寡矣。

    送迎之費，廉吏亦間有不受者，則史家以爲美談。如《梁書·良吏傳》：范述曾，以齊明帝時出爲永嘉太守，郡送故舊錢二十餘萬，一無所受。始之郡，不將家屬，及還，吏無荷儋者。《南史·范岫傳》：爲安成内史，見徵，吏將送一無所納，是也。此雖高節，亦未可責諸人人。若王衍父卒於北平，送故甚厚，爲親識之所借貸，因以捨之，數年之間，家資罄盡。《晉書》本傳。沈懷文，父宣爲新安太守，丁父憂，郡送故豐厚，奉終禮畢，餘悉班之親戚，一無所留。《南史》本傳。雖合不易於喪之義，已非大法小廉之旨。若齊豫章王嶷爲荆州刺史，史稱其務在省約，停府州儀迎物，東歸部曲亦不齎府州物；而其後齋庫失火，燒荆州還貲，評直三千餘萬，《齊書》本傳。則不取也，而取過畢矣。劉悛，史稱其强濟有世調，善於流俗。爲武陵内史。齊明帝崩，表奔赴，敕帶郡還都，吏民送者數千人。悛人人執手，係以涕泣，百姓感之，贈送甚厚。《齊書》本傳。脅肩諂笑，病於夏畦，以是求貸，不其恧與！

    《南史·王僧達傳》：“與兄錫不協，錫罷臨海郡還，送故及俸禄百萬以上，僧達一夕令奴輦取無餘。”有以分施鳴高者，又有任情攘奪者，士大夫之所爲，真可發一噱。

    虞預言當時之送迎者，“窮奢竭費謂之忠義，省煩從簡呼爲薄俗。”此雖自託於忠厚，實則豪富之民，每欲獻媚於官吏，以爲寵榮；又貲費之來必由科率，或由經手侵漁者，乃鄙俗勢利之見耳。然風氣誠樸之區，亦或有能得民心，餽遺出於真誠者；必峻卻之，又非人情也。謝朏子諼爲東陽内史，及還，五官送錢一萬，止留一百，答曰：數多劉寵，更以爲媿。《南史·謝弘微傳》。頗堪嫓美古人。

    後世官員所用器物，有由地方或屬員供給者，瀕行每攜之而去。需用時由當地供給，猶不失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之義；攜之而去，則成臧物矣。然古亦有如是者。《南史·宋宗室及諸王傳》：衡陽王義季爲荆州，“發州之日，帷帳器服諸應隨刺史者，悉留之，荆楚以爲美談。”曰“應隨”，則其取之亦成成例矣。《梁書·江革傳》：除武陵王長史、會稽郡丞、行府州事。“將還，民皆戀惜之，贈遺無所受。送故依舊訂舫，革并不納，惟乘臺所給一舸。”曰“依舊”，則舟車亦有成例也。

    《梁書·劉季連傳》：季連之受命高祖，“飭還裝。高祖以西臺將鄧元起爲益州刺史。元起，南郡人，季連爲南郡之時，素薄元起。典籤朱道琛者，嘗爲季連府都録，無賴小人，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叛以免。至是，説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府庫必多耗失，劉益州臨歸空竭，豈能遠遣候遞。道琛請先使檢校，緣路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器物輒奪之。有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謂元起至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亦以爲然，又惡昔之不禮元起也，遂召佐史，矯稱齊宣德皇后令，聚兵復反。收朱道琛殺之。”《元起傳》：季連既平，“元起以鄉人庾黔婁爲録事參軍，又得荆州刺史蕭遥欣故客蔣光濟，并厚待之，任以州事。黔婁甚清潔，光濟多計謀，并勸爲善政。元起之克季連也，城内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口不論財色。性本能飲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絶之。蜀土翕然稱之。元起舅子梁矜孫，性輕脱，與黔婁志行不同，乃言於元起曰：城中稱有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疏黔婁、光濟，而治跡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供養，詔許焉，徵爲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是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人，白馬戍主尹天寶馳使報蜀，魏將王景胤、孔陵寇東西晉壽，并遣告急。此處史文有誤。《南史·鄧元起傳》云：“時梁州長史夏侯道遷以南鄭叛，引魏將王景胤、孔陵攻東西晉壽，并遣告急。”據《魏書·邢巒傳》，則王景胤爲梁晉壽太守，孔陵亦梁將，爲王足所破者。疑梁書元文，當作魏將某寇東西晉壽，太守王景胤、某官孔陵并遣告急。文有奪佚，傳寫者以意連屬之，以致誤謬；《南史》誤據之，而又有删節也。衆勸元起急救之。元起曰：朝廷萬里，軍不卒至，若寇賊侵淫，方須撲討，董督之任，非我而誰？何事悤悤便救？黔婁等苦諫之，皆不從。高祖亦假元起都督征討諸軍，將救漢中。比至，魏已攻陷兩晉壽。淵藻將至。元起頗營還裝，糧儲器械，略無遺者。淵藻入城，甚怨望，因表其逗留不憂軍事，收付州獄，於獄自縊。”是元起先以慮闕迎資激季連之叛，繼又以厚營還裝自喪其生也。案元起佳士，其入蜀也，在道久，軍糧乏絶，或説以檢巴西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元起然之，以李膺諫而止。史又言其“少時又嘗至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起問田人曰：有稻幾何？對曰：二十斛。元起悉以施之。時人稱其大度。”此其所以能克城之日，財寶無所私，在州二年，口不論財色。豈有不攘竊於兵亂之日，聚斂於在州之時，顧侵漁於臨去之際者乎！季連之敗也，史稱蜀中喪亂已二年矣，城中食盡，升米三千，亦無所糴，餓死者相枕，無親黨者，又殺而食之。季連食粥累月，飢窘無計，因此乃降。夏侯道遷之叛，魏以邢巒爲梁、秦二州刺史，巒力求取蜀，其表云：“益州頃經劉季連反叛，鄧元起攻圍，資儲散盡，倉庫空竭，今猶未復。”《南史·元起傳》，略同《梁書》，惟不云淵藻誣其不憂軍事而下諸獄，而云：“蕭藻入城，求其良馬。元起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爲。藻恚，醉而殺之。元起麾下圍城哭，且問其故。藻懼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帝疑焉。有司追劾削爵土，詔減邑之半，封松滋縣侯。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帝曰，果如我所量也。使讓藻曰：元起爲汝報讎，汝爲讎報讎，忠孝之道如何？乃貶藻號爲冠軍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給鼓吹，謚忠侯。”元起功臣宿將，即不憂軍事，豈藻所可擅囚？藻亦豈能憂國持正如是？蓋實因求貨不得，妄加殺害。逮其麾下圍城，則厚誣君父以自解，又因是舉，遂以反誣元起。詐雖不讎，梁武亦不能明正其罪，乃轉以不憂軍事莫須有之辭罪元起，而爲之掩飾耳，其失刑甚矣。藻既臨州，民齊苟兒叛，以十萬衆攻城，既解，藻弟淵猷嘲羅研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民窮如是，其兄之負罪如是，而爲是嘲謔之辭，可見是時貴族之無人心。研對曰“蜀中積弊，實非一朝。百家爲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亂樂禍，無足多怪。若令家畜五母之雞，一母之豕，牀上有百錢布被，甑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説於前，韓、白按劍於後，將不能使一夫爲盜，況貪亂乎。”見《南史·羅研傳》。然則蜀中困敝，由來已久。《梁書·劉季連傳》曰：“初元起在道，懼事不集，無以爲賞。士之至者，皆許以辟命，於是受别駕治中檄者將二千人。”蓋實由財帛不給，以至於此。檢罰巴西籍注，或亦勢不得已，然元起卒以李膺之言而止，可見其深惡誅求，寧肯作繭絲於爲州之日。休養生息，原非旦夕可期。其去州之時，糧儲器械，一無所有，蓋實以創夷未復；不能應機出兵，實亦由是。夏侯道遷之叛也，巴西人嚴玄思附魏，魏將王足，又所鄉輒克，蜀中勢實岌岌。以宣武固不聽邢巒之謀，又以羊祉爲益州，王足聞而引退，後反降梁。《魏書》王足事附見《崔延伯傳》。而邢巒遣守巴西之李仲遷，亦以荒於酒色，爲城人所殺反正，乃獲幸免。當時情勢，所急在外，寧以代者不卒至而自安哉！然則元起遣朱道琛先使檢校，或誠爲激變之由，然事或迫於不得已；其見戕於淵藻，則必以求貨不得，致遭枉害也。然皆因送故迎新之侈有以啓之，陋規之貽禍，不亦溥乎！

    梁武帝大同九年張纘刺湘州，中大同元年岳陽王詧刺雍州，太清元年湘東王繹刺荆州。太清二年，帝改以纘刺雍州，而以河東王譽爲湘州刺史。纘素輕少王，州府候迎及資待甚薄，譽深銜之。及至州，遂託疾不見纘，及檢括州府庶事，留纘不遣。時湘東王與譽各率所領入援臺，纘乃詒湘東書曰：“河東戴檣上水，欲襲江陵，岳陽在雍，共謀不逞。”湘東信之，三藩之釁始搆。河東與纘，不旋踵而喪其身，湘東、岳陽，輾轉相讎，卒致江陵之奇變。此真所謂以睚眦之釁而致滔天之禍者。然溯其原，則亦送迎之費有以階之厲也。

    北朝郡縣，送迎之弊，與南朝同。《魏書·高祖紀》：延興二年，十二月詔曰：“《書》云：三載一考，三考黜陟幽明。頃者已來，官以勞升，未久而代。牧守無恤民之心，競爲聚斂，送故迎新，相屬於路，非所以固民志，隆治道也。自今牧守温仁清儉、克己奉公者，可久於其任；歲積有成，遷位一級。其有貪殘非道、侵削黎庶者，雖在官甫爾，必加黜罰。著之於令，永爲彝準。”此詔之意，雖在久任以觀治效，速黜以去貪殘，然送故迎新之煩擾，亦其所欲革之一端也。《任城王雲傳》：除徐州刺史，以太妃蓋氏薨，表求解任。“性善撫綏，得徐方之心，爲百姓所追戀。送遺錢貨，一無所受。”此事不足證雲之廉，適足證徐方送遺之厚爾。《鄧淵傳》：曾孫羨，出爲齊州長史，“在治十年，經三刺史，以清勤著稱。齊人懷其恩德，號曰良二千石。及代還，大受民故送遺，頗以此爲損。”《北史·循吏·孟業傳》：“魏彭城王韶，齊神武之壻也，拜定州刺史，除業爲典籤。及韶代下，業亦隨還，贈送一無所受。”則非徒刺史，即其僚屬，亦有因送迎而受餽遺者矣。《魏書·陸俟傳》：子馥，出爲相州刺史，假長廣公。徵爲散騎常侍。其還也，“吏民大斂布帛以遺之，馥一皆不受，民亦不取，於是以物造佛寺焉，名長廣公寺。”此雖不受，何益於民！《北齊書·酷吏傳》：宋遊道，“父季預，爲渤海太守。遊道弱冠隨父在郡。父亡，吏人贈遺，一無所受。”《周書·薛端傳》：轉基州刺史，至州未幾卒，“遺誡薄葬，府州贈遺，勿有所受。”能如是者蓋寡矣。

    原刊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益世報》

    六七九上行下效之習

    《論語·顔淵》：“季康子患盜，問於孔子。孔子對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左氏》襄公二十一年：“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季武子以公姑姊妻之，皆有賜於其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子召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或爲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爲，而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史記·夏本紀》曰：“皋陶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蓋邃古之世，曾以上之所行，即爲下所當爲，此上行下效之習，所以深入人心也。後世以爲人自有其所當循之道，爲上者亦不當背；古則以爲上之所行，即爲當然之道，其見解迥異。《後漢書·烏桓傳》：“其約法，違大人言者，罪至死。”與中國古俗可以參觀。

    六八〇使臣圖自利

    《聘義》述主國待客之禮曰：“古之用財者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内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蓋外交之事，其集，兩國實利賴之；苟其不集，三軍暴骨，是以不得不慎也。乃貪鄙之夫，不恤糜國帑，壞國事，以爲私圖，此則雖聖人末如之何也已。《三國·魏志·武帝紀》：“安定太守毌丘興將之官，公戒之曰：羌胡欲與中國通，自當遣人來，慎勿遣人往。善人難得，必將教羌胡妄有所請求，因欲以自利；不從，便爲失異俗意，從之則無益事。興至，遣校尉范陵至羌中，陵果教羌，使自請爲屬國都尉。公曰：吾預知當爾，非聖也，但更事多耳。”《周書·突厥傳》：楊忠與突厥伐齊還，言於高祖曰：“突厥甲兵惡，爵賞輕，首領多而無法令，何謂難制馭，正由比者使人妄道其强盛，欲令國家厚其使者，身往重取其報。朝廷受其虚言，將士望風畏慴。今以臣觀之，前後使人皆可斬也。”夫當建安之世，涼州之彫敝，可謂甚矣。周、齊之時，中國之所以事突厥者，亦云疲矣。而使人之但圖自利如此，豈非所謂全無心肝者哉？

    敝中國以事四夷者，漢武帝其首也。武帝之欲通西域，本爲招月氏共通匈奴，其意原欲寬中國之民力，意至善也。乃月氏不來，而聞大宛、大夏、安息、大月氏之屬，或兵弱，或兵雖强而可以賂遺設利朝，欲招致之，以示威德徧於四海，則動於侈心矣。卒之暴骨於大宛，憂勞於烏孫，竭中國以事四夷，曾不得其一卒以助攻匈奴，絲粟之財以實府庫，宜乎夏侯勝之發憤，而班孟堅作《西域傳贊》憤惋形於辭氣也。然而漢之彫敝，自其征大宛始，而大宛之逆命，則漢使之椎埋固有以激之。而漢使者之所以失體如此，則武帝明知其爲小人而猶聽其言且欲激而用之，有以使之然也。故非更事多者，不可以爲人君。若魏武者，雖曰未聖，吾必謂之聖矣。

    六八一江南風氣之變

    項籍以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其在北方，戰必勝，攻必取，未知其績出於此八千子弟者，究有幾何，然鉅鹿之戰，距籍出兵未遠，史所謂戰士一以當十，兵呼聲動天者，其中必有江東之士，則揆諸事理，似無足疑者也。漢人論各地方風氣及兵事，稱南方剽鋭者甚多，固未必皆指江東，然《地理志》言吴越之士，輕死好用劍，則江東風氣，仍甚勇悍可知，此孫策所由能以一旅之衆，定三分之業歟。迺自晉室東渡以後，江南遽以柔弱聞，何哉？用與不用之殊也。所以或用或不用，則以一國之民，或事生産，或備攻戰，亦有其分工協力之道焉，民風之强弱，非天之降才爾殊也，人事則使之然。

    《宋書·武帝紀》：隆安五年，孫恩向滬瀆，高祖棄城追之，高祖時築城於海鹽故治。海鹽令鮑陋遣子嗣之，以吴兵一千，請爲前驅。高祖曰：“賊兵甚精，吴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後爲聲援。”不從，果爲賊所没。又自序：元凶弑立，分江東爲會州，以隨王誕爲刺史，沈正説誕司馬顧琛，以江東義鋭之衆，爲天下唱始，琛曰：“江東忘戰日久。士不習兵，當須四方有義舉，然後應之。”此皆江東之民，欠闕訓練之證，然其風氣則實未遽變，宋武之討南燕，慕容超見羣臣，議距王師。公孫五樓言：“吴兵輕果，初鋒勇鋭不可當。”此固未必皆吴人，其中亦未必無江東之士也。顧覬之於宋文帝坐論江東人物，及顧榮，袁淑謂覬之曰：“卿南人怯懦，豈辦作賊。”誤矣。自晉滅吴以來，吴人之叛者踵相接。據《晉書》本紀，武帝太康二年九月，有吴故將莞恭帛奉舉兵反，攻害建業令，遂圍揚州。八年十月，有南康平固縣吏李豐反。十一月，有海安令蕭輔聚衆反。十二月，又有吴興人蔣迪聚黨反。至元帝大興元年，尚有孫皓子璠以謀反伏誅。《五行志》云：武帝平吴後，江南童謡曰：“局縮肉，數横目，中國當敗，吴當復。”又曰：“宫門柱，旦當朽，吴當復在三十年後。”又曰：“雞鳴不拊翼，吴復不用力。”於是吴人皆謂在孫氏子孫，故竊發爲亂者相繼，則似紀所不書者尚多。《華譚傳》：譚舉秀才，武帝策之曰：“吴蜀恃險，今既蕩平，蜀人服化，無携貳之心，而吴人趑睢，屢作妖寇，豈蜀人敦樸，易可化誘，吴人輕鋭，難安易動乎？”亦可見是時江表情勢之岌岌也。陳敏起兵，實有割據江東之志，顧榮、甘卓等皆從之，以子弟凶暴而敗，後來周玘父子，仍有傾覆執政之謀，其成敗，亦間不容髮耳。晉初北方兵力，雖似强盛，實則諸將皆已驕淫，不可復用。觀樹機能之亂，功臣宿將，莫能陳力，卒藉新進疏逖之馬隆募兵平之可知。齊萬年之叛，關中危殆，六陌之戰，周處雖以無繼敗亡，然能寒氐賊之膽者，惟此一戰耳。“灑落君臣契，飛騰戰伐名”，緬想周瑜決策以拒曹公，又欲羈劉備而挾關羽、張飛以攻戰。魯肅最稱持重，亦不爲關羽所弱，至吕蒙，卒取羽而定荆州。陸遜又有猇亭之捷，英風浩氣，蓋非魏蜀所克比倫。東晉之不振，乃正以北來世族，把持政權，而不能任江東英鋭之士耳。設以吴桓王大帝處此，五胡豈足平哉，烏乎！

    過江以後，稱善戰者必曰傖楚。《宋書·殷孝祖傳》：太宗初即位，普天同逆，朝廷惟保丹陽一郡，永世縣尋又反叛，義興賊垂至延陵，内外憂危，咸欲奔散，孝祖忽至，衆力不少，并傖楚壯士，人情於是大安。《齊書·崔慧景傳》：慧景向京師，子覺及崔恭祖領前鋒，皆傖楚善戰，是其二事也。吴人謂中州人曰傖。語見《晉書·周處傳》。楚者，江淮之間，乃楚之舊壤也。《晉書·祖逖傳》云：京師大亂，逖率親黨數百家，避地淮泗。少長咸宗之，推爲行主。達泗口，元帝逆用爲徐州刺史，尋征軍諮祭酒，居丹徒之京口。逖以社稷傾覆，常懷振復之志，賓客義徒，皆暴桀勇士，逖遇之如子弟。時揚土大饑，此輩多爲盜竊，攻剽富室。逖撫慰問之曰：“比復南塘一出否？”或爲吏所繩，逖輒擁護救解之，談者以少逖，然自若也。《郗鑒傳》：鑒寢疾，上疏遜位曰：“臣所統錯雜，率多北人，或逼遷徙，或是新附，百姓懷土，皆有歸本之心。臣宣國恩，示以好惡，處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衆情駭動，若當北渡，必啓寇心。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謂可以爲都督徐州刺史。臣亡兄息晉陵内史邁，謙愛養士，甚爲流亡所宗，又是臣門户子弟，堪任兖州刺史。公家之事，知無不爲，是以敢希祁奚之舉。”此等流亡暴桀之士，即當時之所謂傖，《梁書·陳伯之傳》：幼有膂力，年十三四，好着獺皮冠，帶刺刀，候伺鄰里稻熟，輒偷刈之。嘗爲田主所見，呵之云：“楚子莫動。”將執之。伯之因杖刀而進，將刺之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伯之徐檐稻而歸。此等家貧無行之徒，則當時之所謂楚也。流亡暴桀之士，家貧無行之徒，自易於輕悍好鬥，故欲求武用者多資焉。如齊王融欲輔竟陵王子良，招集江西諸傖楚，始安王遥光謀叛，亦召諸傖楚是也。劉牢之敗苻堅之師，陳慶之送元顥之衆，其中傖楚，必不少矣。然當時精兵中亦非遂無江東之士，沈田子青泥之戰，實爲勘定關中一大關鍵，而《宋書自序》稱其所領江東勇士，便習短兵，知公孫五樓稱宋武之衆爲吴兵，非無由也。輕死好用劍之風，誰謂其已消歇哉？

    未經訓練臨時徵發之士，當時謂之白丁。《宋書·鄧琬傳》：安成太守劉襲舉郡歸順，琬遣廖琰率數千人并發廬陵白丁攻襲。《沈攸之傳》：索虜南寇，發三吴民丁，攸之亦被發，至京都，詣領軍劉遵考求補白丁隊主是也。《齊書·王敬則傳》：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遇左興盛、劉山陽二寨，盡力攻之，官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遂大敗。此亦猶鮑嗣之之衆，牽動宋武之軍。唐?之舉事，富陽發男丁防縣，會稽太守沈文季發吴、嘉興、海鹽鹽官民丁救之，亦敗。及齊武帝遣禁兵數千人馬數百匹東討，至錢塘，乃擒斬?之，見《齊書·文季傳》。亦白丁不可用之證也。然此自由其闕於訓練之故，苟加以訓練，即白丁亦成精兵。征姚泓也，拓跋氏發兵緣河隨大軍進止，宋武所遣先渡河者，即白直隊主丁旿也，胡三省《通鑑》注曰：選白丁之壯勇者入直左右，使旿領之。亦可見訓練所繫之重矣。

    《宋書·劉敬宣傳》：孫恩舉事，牢之自表東討，軍次虎疁，敬宣請以騎并南山趣其後，吴人畏馬，又懼首尾受敵，遂大敗。此與唐?之之敗於齊禁兵，如出一轍，吴人畏馬，亦以不習騎戰故也。

    缺訓練而不能戰，則何地不然。《梁書·楊公則傳》：攻東昏時，公則所領多湘溪人，性怯懦，城内輕之，以爲易與，每出蕩，輒先犯公則壘。公則奬勵軍士，克獲更多。湘溪何以蒙懦怯之稱，亦以地處腹里不習戰鬥故也。《宋書·沈曇慶傳》論曰：江南之爲國，外奉貢賦，内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揚部分析，境極江南，考之漢城，惟丹陽、會稽而已。地廣野豐，民勤本業，一歲或稔，則數郡忘饑。會土帶海旁湖，良疇亦數十萬頃，膏腴上地，畝直一金，鄠杜之間，不能比也。荆城跨南楚之富，揚部有全吴之沃，魚鹽杞梓之利，充仞八方，絲綿布帛之饒，覆衣天下。此所云者，乃自今兩湖至江、浙緣江沼澤之地，在當時，已爲南朝舉國財富之所自出矣。而淮南、江北之地，自吴魏來久爲争戰之場，其民之習於戰伐亦宜也。故曰民風之强弱，非天之降才有殊，用與不用之異也。何以或用或不用，則一國之民，或事生産，或備攻戰，分工協力之道也，勢使之然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天津《民國日報》副刊“史與地”

    六八二南强篇

    《中庸》：“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小時讀此，嘗竊疑於南方之强，與君子之所謂强哉矯者，是一是二，由今思之，乃知其斷然是一，不足疑也。蓋就風俗而論，只有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二端，孔子尚南方之强，而抑北方之强，而子路之所謂强，則實有類於北方之强者。孔子始而詰之曰：南方之强與？北方之强與？抑而强與？一似子路之强，出於南北風氣之外者，辭之婉也。繼言南方之强，而明著之曰君子居之，明宗尚之所在也。言北方之强，而直斥之曰而强者居之，則明告子路，以其所謂强者，果居何等也。夫世俗之視南方之强，則徒以爲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而已，然其實不止於是，故又以和而不流四端，開示真諦也。

    人孰不好强而惡弱，好榮而惡辱，然而撫劍疾視之爲强，則亦不足恃矣。一族一國，猶一人也，過剛者必折，不戢者自焚，理無難明，事亦習見，然而人莫不慕夫撫劍疾視之爲强，則以撫劍疾視者，固有時而獲勝；而雍容揖讓者，遂不免於敗績而失據也。然而勝負自有其原，衡論者固不當徒拘於其表。歷來民族國家之競争，勝者之風氣，固多尚武，然其所以勝者，實别有在，初非由其好殺；敗者之風氣，固多柔靡，其使之柔靡者，亦自有其由，初非徒矯其柔靡之跡而遂克有濟；更不應因此遂懷偏激之見，并其所謂寬柔以教，不報無道者，而亦唾棄之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固制勝之術，而非敗績之原也，曠觀往史：民族起於林麓沙跡、瘠薄之區者，恒好争而有勝；而其居於江海藪澤肥沃之區者，恒流於柔靡而敗，晉之於五胡，宋之於遼、金、元，明之於清，希臘之於馬其頓，羅馬之於日耳曼皆是也。其故何哉？謂國力之不敵與？人口之衆，財力之富，機器之利，兵法部勒之明，其相去皆不可以道里計也；而成敗利鈍，適與之反者，沃土之民多淫，瘠土之民思義，淫則溺於晏安，無復奮發有爲、杖節死綏之志；抑溺於淫樂者，豈肯胼手胝足，櫛風沐雨而致之，則必誅求其下，攘奪於人；又耽淫樂者必無直節，於是是非不明，毁譽無準，通敵者不見誅，守節者不見賞，怨毒之氣盈於下，苟媮之習成於朝，安往而不爲人弱也？然則文明民族之敗績，野蠻民族之克捷，全與其人民之强弱無關。若徒就戰事立論，晉、宋、明、希臘、羅馬之兵，固未嘗真不敵野蠻侵略之族。夫文明民族之敗於野蠻，在東方，其可征者，則炎、黄之争其始也。炎帝姜姓，三苗之祖也，《墨子》道三苗之事曰：“日妖宵出，雨血三朝，龍生於廟，犬哭於市”，《非攻下》。流傳之説如此。其營於禨祥，可以想見。營於禨祥，未有不耽於淫樂者，古所謂巫風也。炎族之不敵黄族，其原蓋由於此。然太古之文明，起於東南江海之交，而不起於西北山林之地，則彰彰明甚也。地下隰濕熱，則草木暢茂，生事資焉，《禮運》言先王之世，食草木之實，而《郊特牲》言農夫黄衣黄冠；知古衣食所資，實以植物爲主，此必東南濕熱之地也。《郊特牲》曰：“伊耆氏始爲蜡。”《明堂位》曰：“土鼓、蕢桴、葦籥，伊耆氏之樂也。”《禮運》言禮之初，亦曰“蕢桴而土鼓。”二篇所述，其皆神農氏之事。一説伊耆氏者，或以爲神農，或以爲堯，以爲神農者蓋是，以爲堯者非也。蜡之祭，合萬物而索饔之，則有坊與水庸；迎猫，爲其食田鼠也；迎虎，爲其食田豕也；主先嗇而祭司嗇，固農耕之民所有事也。若堯則黄帝之後，黄帝遷徒往來無常處，安知重農？堯命羲和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似非不知重農者？然特襲之所征服之族，非其所固有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又述龍子之言曰：“治地莫不善於貢。貢者，校數歲之中以爲常，樂歲，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爲虐，則寡取之；凶年，糞其田而不足，則必取盈焉。”《滕文公上》。然則貢者，君民異族，君但責其民歲納税若干，而其苦樂生死，初非所問。有夏如此，況於陶唐哉？《商君書》曰：“神農之世，男耕而食，婦織而衣，刑政不用而治，甲兵不起而王，神農既殁，以强勝弱，以衆暴寡，故黄帝内行刀鋸，外用甲兵。”《畫策》。炎黄二族，一尚和平，一好戰伐，此其明證。在尚北方之强者，必曰：尚和平，則炎族之所以敗也。然蚩尤實始作兵，春秋戰國之世，吴楚之兵，猶銛於北方，炎帝之族，遁居江南之遺教也。黄族則弦木爲弧，剡木爲矢而已矣，其械器之不敵亦明矣。然而炎族終爲黄族弱，則知勝負之原，固别有在，而不在於其械器矣。豈惟械器？夫豈無譎士勇夫！大勢既去，則亦蒿目扼腕，五合六聚而不能救也。豈惟不能救？不北走胡，則南走越，蓋有反爲敵用者矣。

    然則南方之所以敗，在其地肥而生事饒足，因之當路之人，溺於晏安，刻剥其下，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之風氣無涉。而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之風，實開世界大同之門，啓民族和親之路，往史具在，來者難誣。北方之族，以其貧瘠而奮發有爲，乖離不甚，所以遇異族者雖酷，然在其羣之内，則直道存焉。由余所以誨穆公，中行説所以折漢使，皆是物也。然其死而不厭之風，則實毁世界之文明，淪人道於禽獸。科學未興之世，人力弱而不能受制於天行，風氣之不同，各視其所居之地。治化之一進一退，文明之既成復毁，皆由於此。自今以後，革社會組織之偏，以拯各地方風氣之敝，因合各地方風氣之善，以矯一地方風氣之偏，世運之大同，民族之和親，必於是乎有賴矣。

    《淮南王書》曰：“雁門之北，狄不谷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原道訓》。此即孔子所謂北方之强也。《説苑》曰：“子路鼓瑟，有北鄙之聲。孔子聞之曰：信矣，由之不才也。夫先王之製音也，奏中聲，爲中節，流入於南，不歸於北。南者生育之鄉，北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爲本，務生以爲基。故其音温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憂哀悲痛之感，不加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在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樂之爲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爲基。故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乎心，温儼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北之爲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紂爲北鄙之聲，其廢也忽焉。”《修文》。修文此中國所謂中道，即南方之道；而所謂北方之强，即後世匈奴、鮮卑等游牧之族殺伐之俗之鐵證也。殷人所居，實近東南，紂都朝歌，乃漸徙而北，彼其淫虐，得毋漸染北俗與？然殷代文教，究近於南；周起豐鎬，實在於北，孔子修春秋，變周之文，從殷之質，其以此與？孔子亦言從周，則以杞、宋文獻不足，而周禮爲時所用故也。然曰周之失文勝者，野蠻人之學於文明人，固但能得其形跡也。此孔子所由欲變之與？

    原刊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四日《時事新報》副刊“古代文化”第一期

    六八三尸體不朽

    《後漢書·劉盆子傳》云：“赤眉發掘諸陵，取其寶貨，遂汙辱吕后屍。凡賊所發，有玉匣。斂者率皆如生，故赤眉得多行婬穢。”《三國志·劉表傳注》引《世語》曰：“表死後八十餘年，至晉太康中，表冢見發，表及妻身形如生，芬香聞數里。”《吴志·孫休傳注》引《抱朴子》曰：“吴景帝時，戍將於廣陵掘諸冢，取版以治城，所壞甚多。復發一大冢，内有重閤，户扇皆樞轉可開閉，四周爲徼道通車，其高可以乘馬。又鑄銅爲人數十枚，長五尺，皆大冠朱衣，執劍列侍。靈座皆刻銅人，背後石壁言殿中將軍，或言侍郎、常侍，似公王之冢。破其棺，棺中有人，髮已班白，衣冠鮮明，面體如生人。棺中雲母厚尺許，以白玉璧三十枚藉尸。兵人輩共舉出死人，以倚冢壁。有一玉長一尺許，形似冬瓜，從死人懷中透出墮地。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黄金如棗許大，此則骸骨有假物而不朽之効也。”案其葬埋之侈，至於如此，則其别有不朽之術可知。謂其必由於金玉，亦未必然也。即《後漢書》之言，亦如葛洪者附會之耳。

    六八四藏首級

    趙襄子殺知伯，漆其頭以爲飲器，世皆以是譏其暴。然其事非迄於襄子，則亦非始於襄子也。漢人戕新莽，藏其頭於武庫，至晉元康五年乃被焚，見《晉書·惠帝紀》及《五行志》。莽頭果至晉時尚存否，殊難質言，然漢人嘗藏其頭，則必不誣矣。《宋書·臧質傳》言質之死，江夏王義恭等請依漢王莽事例，漆其頭首，藏於武庫。詔可之。易代猶奉爲成例，果何爲哉？《陳書·宣帝紀》：太建五年十二月，詔曰：“古者反噬叛逆，盡族誅夷，所以藏其首級，戒之後世。比者所戮，止在一身，子胤或存，梟懸自足，不容久歸武庫，長比月支。惻隱之懷，有仁不忍。維熊曇朗、留異、陳寶應、周迪、鄧緒等及今者王琳首，并還親屬，以弘廣宥。”則其時於叛者，且以藏其首爲故常矣。觀詔文之意，似以其親屬既盡，莫爲收斂而然，然亦豈文王葬骨之仁也？《章昭達傳》言子大寶，至德三年反，生擒送都，於路死，傳首梟於朱雀航，夷三族。死而猶傳其首，亦淫刑也。又夷其三族，則又非宣帝時戮止其身者比矣。《南史》作“尋被擒，梟首朱雀航”，則失“路死傳首”之事。史文之不可妄删如此。

    或曰：匈奴殺月氏王，以其頭爲飲器，則此蓋胡俗，而趙襄子效之。然匈奴固淳維後，法俗類中國者甚多，予别有考，則亦難謂此非中國法也。

    六八五孝子

    行必貴中庸，何也？無所厚於此，則亦無所薄於彼，通觀焉而皆得其宜也。世恒於有所特厚者艷稱之，而不知其所特薄者已隨之而起，特人莫之覺耳。吾鄉有性情暴戾而居喪盡禮者，衆皆以其居喪盡禮而譽之，又以其性情暴戾而訾之，幾若其出於兩人之身，而不知其同具於一時也。高宗，殷之賢王也，繼世即位，而慈良於喪，然實殺孝己。其慈於親，正其所以虐於子，皆失中之情爲之也。高宗之爲人，蓋與周太王、晉獻公頗相類，夫吴太伯之不爲殷孝己晉共世子者亦幸耳。安知周太王、晉獻公不特有所厚乎？故曰：“世無惡，只有過不及。”

    《舊唐書·楊炎傳》：“祖哲以孝行有異，旌其門閭；父播登進士第，隱居不仕，玄宗征爲諫議大夫，棄官就養，亦以孝行禎祥表其門閭。炎……釋褐，辟河西節度，掌書記，神烏令李大簡嘗因醉辱炎，至是與炎同幕，率左右反接之，鐵棒撾之二百，流血被地，幾死，是悖戾之人也。”“節度使吕崇賁愛其才，不之責”，失政刑矣。炎後“徵拜起居舍人，辭禄就養岐下，丁憂，廬於墓前，號泣不絶聲，有紫芝白雀之祥，又表其門閭”，史稱“孝著三代，門樹六闕，古未有也”。禎祥豈足信哉？況三世仍見乎？然其行則必有足炫流俗者矣。是惟能反接人而檛之者優爲之，其名亦惟如是之人能居之不疑也。然則中庸之士如之何？曰：施由親始，勢使然也。然毋忘愛無差等之義，故孟子之言，不足以難夷之也。咸丘蒙曰：“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堯率諸侯北面而朝之，瞽叟亦北面而朝之，舜見瞽叟，其容有蹙。”孟子曰：“此非君子之言，齊東野人之語也。”《新唐書·康承訓傳》：“（龐）勛謁漢高祖廟受命，以其父舉直爲大司馬，守徐州。或曰：方大事，不可私於父，失上下序。舉直乃拜於廷，勛坐受之。”此與孟子所云齊東野人之言，何以異哉？故知東野人之情，古今無異，固可以詭激之行詐之以立名也。

    《新唐書·高儉傳》：子“真行至左衛將軍，其子岐連章懷太子事，詔令自誡切，真行以佩刀刺殺之，斷首棄道上。高宗鄙其爲，貶睦州刺史。”此其所爲，豈特可鄙？衡以父殺其子當誅之義，高宗爲失刑矣。《舊五代史·晉少帝紀》：“天福八年十月，西京奏百姓馬知饒殺男吴九不死，以其侵母食也，詔赦之。”蓋律固以爲當誅也。又《李彦珣傳》：“彦珣素不孝於父母，在鄉絶其供饋。……范延光既叛，署爲步軍都監，委以守陴，招討使楊光遠……遣人就邢臺訪得其母，令於城下以招之，彦珣識其母，發矢斃之。……及隨延光出降，授坊州刺史，近臣以彦珣之惡逆，奏於高祖，高祖曰：赦命已行，不可改也。遂令赴郡。”此蓋當時叛者衆，務安反側，不敢行誅，不能以法論也。又《王瑜傳》：“入爲刑部郎中。丙午歲，父欽祚刺舉義州，瑜歸寧至郡，會契丹據有中夏，何建以秦州歸蜀。瑜説欽祚曰：若不西走，當是契丹矣。厲色數諫，其父怒而不從。因其卧疾涉旬，瑜仗劍而脅之曰：老懦無謀，欲趨炮烙，不即爲計，則死於刃下。父不得已而聽之。”此則臨爲戎之界，權以免其父於不義，與楊光遠之子劫父降敵志在自免者，殊不同科。瑜本有才，觀此事可知其明於民族大義，傳多載其惡，不足信也。

    六八六五倫

    墨子言兼愛，而孟子斥爲無父，世雖或疑其辭之過甚，而終以其説爲不刊，此由溺於小康以降之俗，以爲親疏遠近，出於理勢之自然，無可變革，而不知其皆由於人羣之組織也。世言人羣之倫紀，以爲自然不可變革者，莫如五倫，其實無論諸子書，即儒書之言倫紀者，其説亦不一律；五倫之名，特見於《中庸》，最爲人所習熟，遂奉爲不刊之典耳。經、子言倫紀，全與《中庸》合者，惟《吕覽》之十際。《臺行》：“先王所惡，無惡於不可知；不可知，則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之際敗矣；十際皆敗，亂莫大焉。凡人倫，以十際爲安者也；釋十際，則與麋鹿虎狼無以異，多勇者則爲制耳矣。”《孟子·滕文公上》曰：“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以長幼易兄弟。《禮記·禮運》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以長幼易朋友，《王制》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於《中庸》五倫外，益以長幼賓客，《周書常訓》八政，夫妻，父子，兄弟，君臣。則又獨闕朋友。不特此也，《中庸》又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獨闕夫婦一倫，則即本篇之中，亦且自相違異矣。《左氏》隱公三年，載石碏之辭曰：“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文公十八年，載季文子之辭曰：“舜臣堯，舉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共，子孝。”或闕夫婦朋友，或僅具父子兄弟二倫，其違異尤甚。其故何哉？蓋古人之言，皆隨其意之所至，論理初不謹嚴。石碏之偏舉君臣、父子、兄弟，乃所以妃六逆；而季文子之辭，亦偶舉以盈五數耳；固未計及其所取所舍者，是否悉衷於理也。《中庸》之自相違異，亦若是則已矣；而其五倫之説，又安見其不可損益乎？夫自小康以降，人羣之組織，既益繁複，分際之殊，悉舉而枚數之，奚翅十百？若反諸人性之本然，則道仁，仁與不仁而已矣。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惇樸之俗，固可徵於古，亦未嘗不有驗於今；驚怖其言，若河漢而無極，只見其有蓬之心也。

    朱熹《章句》釋五倫曰：“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别，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案《王制·禮運》，皆以長幼與兄弟并舉，可見《章句》之不然。《書》之五典，師無明説。僞孔即以左氏季文子之言釋之；康成釋“五品不遜”亦然；則徒尊信古文，蔑棄今説，而不計其中理與否，自不如《章句》引《孟子》之得矣。

    原刊《齊魯學報》第二期，一九四一年出版

    六八七田制

    井田之制，古之論者多以爲宜行諸大亂之後，人少之時。《漢紀》所載荀悦之論，最衆所熟知者也。此説自有其理，然謂非如此不可，則亦未爲的當。何者？歷代土田，固多爲私家所占，然在官者仍不少也。私家之田，不可卒奪，官田獨不可詳立制度，以之爲本，推諸私田乎？《漢書·高帝紀》：五年，五月，兵皆罷歸家。詔曰：“民前或相聚保山澤，不書名數。今天下已定，令各歸其縣，復故爵、田宅。”又曰：“諸侯子及從軍歸者，甚多高爵，吾數詔吏先與田宅，及所當求於吏者，亟與。爵或人君，上所尊禮，久立吏前，曾不爲決，甚無謂也。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令、丞與亢禮，今吾於爵非輕也，吏獨安取此！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而有功者顧不得，背公立私，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其令諸吏善遇高爵，稱吾意。且廉問，有不如吾詔者，以重論之。”讀此詔，便知當時田宅，在官者多，吏且能制其予奪，九年徙齊、楚大族關中，所由能予以利田宅也。自晉至唐，田皆有還受之法，公田自必甚多。至金世，乃云賣質於人無禁。説見《田業賣質無禁》條。然《金史·高汝礪傳》言：軍户既遷，將括地分授，汝礪諍之，謂“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民地自有隱匿，然官田數已不少。《明史·食貨志》載弘治時，“官田視民田得七之一”亦然。此豈不足立制度，爲推行之本乎？

    荀悦言：井田之制，“土地布列在豪强，卒而革之，并有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若高祖初定天下，光武中興之後，人衆稀少，立之易矣。既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限田，爲之立限；人得耕種，不得賣買；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善乎？”此即《申鑒》所謂“耕而勿有，以俟制度”者。仲長統《昌言》曰：“今者土廣民希，中地未墾，猶當限以大家，勿令過制。地有草者，盡曰官田，力堪農事，乃聽受之。若聽其自取，後必爲災也。”其説與悦若合符節。詳密之條例，不徒非急務，或且非必須。扼要言之，未耕者悉爲公田，惟能耕者乃得受之，即此二語，已盡裒多益寡、稱物平施之義矣。將此二語，明白宣示，與此違者，限期正之；詳密之條例，隨時隨地定之，豈必俟大亂之後？而亦豈慮紛亂之生乎？或曰：并兼者之悖戾，則何所不至？雖如此，豈遂不與政府抗？然耕者其右之乎？耕者不之右，豪强能爲亂乎？故均地之制，實不難行也。其不行，乃莫之行，非不可行也。何以莫之行？曰：皇莊也，官莊也，職田也，公廨田也，其剥削莫不同於豪强。然則自天子以至於公卿大夫士，皆豪强也。與虎謀皮得乎？然則荀悦等之論，特鑒於新莽之敗而云然耳，固未盡制土分民之理也。

    魏三長之立也，李安世上疏曰：“竊見州郡之民，或因年儉流移，棄賣田宅，漂居異鄉，事涉數世。三長既立，始返舊墟，廬井荒毁，桑榆改植。事已歷遠，易生假冒。强宗豪族，肆其侵陵，遠認魏晉之家，近引親舊之驗。又年載稍久，鄉老所惑，羣證雖多，莫可取據。各附親知，互有長短，兩證徒具，聽者猶疑，争訟遷延，連紀不判。良疇委而不開，柔桑枯而不採，僥倖之徒興，繁多之獄作。欲令家豐歲儲，人給資用，其可得乎？愚謂今雖桑井難復，宜更均量，審其逕術，令分藝有準，力業相稱，細民獲資生之利，豪右靡餘地之盈。則無私之澤，乃播均於兆庶；如阜如山，可有積於比户矣。又所争之田，宜限年斷；事久難明，悉屬今主。然後虚妄之民，絶望於覬覦；守分之士，永免於陵奪矣。”當時强宗豪族之所爲，即仲長統所謂自取者。而均田之令，則從事後正之者也，亦曷嘗見其能爲亂乎？

    《韓非子》曰：“夫與人相若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惰也。今人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顯學》。人與人是否相若，事極難言。然使其資地相同，所異者祇在豐年、旁入之利，饑饉、疾疫、禍罪之殃，韓非之言，庸或未爲大過；若先據特厚之資，持是以剥削人，則其所以致富者，乃强豪，非力儉也。此而加以右護可乎？占荒田者是已。《晉書·李班載記》：班嘗謂李雄：“古者墾田均平，貧富獲所。今貴者廣占荒田，貧者種殖無地，富者以己所餘賣之。此豈王者大均之義乎？”《梁書·武帝紀》：大同七年，詔：“如聞頃者，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貴價僦税，以與貧民，傷時害政，爲蠹已甚。”《宋史·食貨志》：紹興二十六年，通判安豐軍王時升言：“淮南土皆膏腴，然地未盡闢、民不加多者，緣豪强虚占良田，而無徧耕之力；流民襁負而至，而無開耕之地。”又淳熙九年，袁樞振兩淮還，奏：“民占田不知其數。力不能墾，則廢爲荒地。他人請佃，則以疆界爲詞，官無稽考。是以野不加闢，户不加多，而郡縣之計益窘。”《金史·食貨志》：大定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他人種佃，規取課利。”《世宗紀》：大定二十年，十月，上謂宰臣：“山後之地，皆爲親王、公主、權勢之家所占，轉租於民。”此等皆由人得自取所致。荀悦所由欲以口數立限，户調式所以有占田之數也。

    土地制度之難立，在於太重先占之權。《晉書·隱逸傳》：郭翻，“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此以制行論，原不失爲廉讓之美德，然非所語於爲政矣。李安世言桑井難復，宜更均量；所争之田，宜立限斷。皆必破棄私有之權，然後其策克遂者也。《舊唐書·哀帝紀》：天祐二年十月，勅：“洛城坊曲内，舊有朝臣、諸司宅舍，經亂荒榛。張全義葺理已來，皆已耕墾。既供軍賦，即係公田。或恐每有披論，認爲世業，須煩案驗，遂啓倖門。其都内坊曲及畿内已耕殖田土，諸色人并不得論認。如要業田，一任買置。凡論認者，不在給還之限。如有本主元自差人勾當，不在此限。如荒田無主，即許識認。”即以詔旨剥奪私有之權者也。謂不合義可乎？

    宋楊戩之立公田也，《戩傳》謂其謀出於胥吏杜公才。“立法索民田契。自甲之乙，乙之丙，展轉究尋。至無可證，則度地所出，增立賦租。”以戩之暴，猶必展轉尋索田契，可見昔人視私有權之重。此在常局，固亦不得不然，然不能以此妨礙改革之大計也。

    《漢書·王莽傳》載中郎區博諫莽之辭曰：“井田雖聖王法，其廢久矣。周道既衰，而民不從。秦知順民之心，可以獲大利也，故滅廬井而置阡陌，遂王諸夏，訖今海内未厭其敝。今欲違民心，追復千載絶跡，雖堯、舜復起，而無百年之漸，弗能行也。”此所謂順民之心者，謂民滅廬井、置阡陌而秦聽之，非謂廬井爲秦所滅，阡陌爲秦所置也。曰民未厭其敝，乃謂民未思復井田，非謂其不惡富者占逾分之田，而己無立錐之地也。曰欲復井田，必有百年之漸，亦以繁碎之條例言。若知行井田之義在於均田，則亦初不俟此也。

    《宋史·楊存中傳》：乾道元年，興屯田，存中獻私田在楚州者三萬九千畝。此亦乘兵荒而占取者也。王時升、袁樞所言不過平民，其爲害已如此，況將帥乎？

    六八八官家出舉上

    振貸平民之事，後世日見其少，而出舉興生之事顧日多。《後漢書·樊宏傳》：子儵，以永平十年卒。“帝遣小黄門張音問所遺言。先是河南縣亡失官錢，典負者坐死及罪徙者甚衆，并委責於人，以償其耗。鄉部吏司因此爲姦。儵常疾之。又野王歲獻甘醪、膏餳，每輒擾人，吏以爲利。儵并欲奏罷之，疾病未及得上。音歸，具以聞。帝覽之而悲歎，勅二郡并令從之。”《虞詡傳》：永建元年，爲司隸校尉。爲張防所陷，論輸左校。復拜議郎。數日，遷尚書僕射。“是時長吏、二千石聽百姓讁罰者輸贖，號爲義錢，託爲貧人儲，而守令因以聚斂。詡上疏曰：元年以來，貧百姓章言長吏受取百萬以上者，匈匈不絶；讁罰吏人，至數千萬；而三公、刺史，少所舉奏。尋永平、章和中，州郡以走卒錢給貸貧人，司空劾案，州及郡縣，皆坐免黜。今宜遵前典，蠲除權制。於是詔書下詡章，切責州郡。讁罰輸贖，自此而止。”此皆官自放責以取利者也。《朱儁傳》：“少孤，母嘗販繒爲業。儁以孝養致名，爲縣門下書佐。時同郡周規辟公府，當行，假郡庫錢百萬，以爲冠幘費，而後倉卒督責，規家貧無以備，儁乃竊母繒帛，爲規解對。”觀規所假之巨，而長吏受取之多，無足異矣。《北齊書·宋遊道傳》：爲尚書左丞，“入省，劾太師咸陽王坦、太保孫騰、司徒高隆之、司空侯景、録尚書元弼、尚書令司馬子如官貸金銀，催徵酬價，雖非指事臧賄，終是不避權豪。”可見官家出舉，歷代不絶。然論者究尚以爲非法，至隋、唐之世，而所謂公廨錢者，乃公然以出舉興生爲事矣。

    《隋書·食貨志》：“開皇八年，五月，高熲奏諸州無課調處，及課州管户數少者，官人禄力，乘前已來，恒出隨近之州。但判官本爲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請於所管户内，計户徵税。帝從之。先是京官及諸州，并給公廨錢，迴易取利，以給公用。至十四年六月，工部尚書蘇孝慈等，以爲所在官司，因循往昔，以公廨錢物，出舉、興生。惟利是求。煩擾百姓，敗損風俗，莫斯之甚。於是奏皆給地以營農。迴易取利，一皆禁止。”此先是二字，可上溯至拓跋魏之世。魏百官本無禄，至孝文太和八年，乃頒禄而罷在官商人，見《魏書·本紀》。未頒禄前，疑即任商人出舉、興生以自給。然雖頒禄之後，疑亦未能盡絶，至衰敝之世，乃又從而揚之。宋遊道所劾咸陽王坦等，即其事也。《隋志》又云：“開皇十七年，十一月，詔在京及在外諸司公廨，在市迴易，及諸處興生，并聽之，惟禁出舉收利。”蓋出舉之弊，較興生爲尤甚矣。唐世公廨錢，屢罷屢復，甚至祠祭、蕃夷别設、宰相堂除食利、六宫飱錢等，皆恃此以給之。事見《新唐書·食貨志》。其散見他處者：《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六年，正月，長安、萬年兩縣，各與本錢一千貫，收利供馹。三月，河南、洛陽兩縣，亦借本錢一千貫，收利充人吏課役。《代宗紀》：永泰元年，三月，詔左僕射裴冕等十三人并集賢院待詔。上以勳臣罷節制者，京師無職事，乃合於禁門、書院間，以文儒、公卿寵之也。仍特給飱本錢三千貫。《穆宗紀》：元和十五年，八月，賜教坊錢五千貫，充息利本錢。長慶三年，十月，賜内薗使公廨本錢一萬貫，軍器使三千貫。《懿宗紀》：咸通五年，五月，以南蠻侵犯湖南，桂州是嶺路係口，諸道兵馬、綱運，無不經過，頓遞供承，動多差配。潭、桂兩道，各賜錢三萬貫，以助軍錢，亦以充館驛息利本錢。江陵、江西、鄂州三道，比於潭、桂，徭配稍簡。令本道觀察使詳其間劇，準此例興置。《禮樂志》：永泰二年，國子學成，貸錢一萬貫，五分收錢，以供監官、學生之費。《新唐書·宦者·魚朝恩傳》云：賜錢千萬，取子錢供秩飯。蓋無一事不恃爲經費之源矣。公家將資本放出，使民間得資周轉，免於閣置，又得取其利息，以充經費，似亦未爲失計。然其授受之間，必盡守私家??貸之法乃可。若其别有所挾，則其弊不可勝窮矣。

    《宋史·寧宗紀》：嘉泰四年，七月，“蠲内外諸軍逋負營運息錢。”則宋時諸軍，仍有從事營運者。《遼史·聖宗紀》：開泰二年，七月，“詔以敦睦宫子錢振貧民。”此子錢亦必取之於民者也。《食貨志》：“聖宗乾亨間，以上京云爲户，訾具實饒，善避徭役，遺害貧民。遂勒各户，凡子錢到本，悉送歸官，與民均差。”云爲户，蓋藉代官營運而免役者。《元史·河渠志》：蜀堰之成，餘款二十萬一千八百緡，責灌守以貸於民，歲取其息，以備祭祀及淘灘、脩堰之費。《百官志》：大司農司供膳司，所屬有輔用庫，掌規運息錢，以給供需。太醫院大都惠民局，掌收官錢，經營出息，市藥脩劑，以惠貧民。《食貨志》：惠民藥局：太宗九年，始於燕京等十路置局。官給銀五百錠，爲規運之本。世祖中統二年，又命王祐置局。四年，復置局於上都。每中統鈔一百兩，收息錢一兩五錢。至元二十五年，以陷失官本，悉罷革之。至成宗大德三年，又準舊例，於各路設置焉。内宰司廣惠庫，至元三十年，以鈔本五千錠立庫，放典收息，納於備用庫。《世祖紀》：至元十四年，二月，“立永昌路山丹城等驛。仍給鈔千錠爲本，俾取息以給驛傳之須。諸王只必鐵木兒言：永昌路驛百二十五，疲於供給，質妻孥以應役。詔賜鈔百八十錠贖還之。”《武宗紀》：大德十一年，七月，“從和林省臣請，如甘肅省例，給鈔二千錠，歲收子錢，以佐供給。”至大三年，十月，“三寶奴言：故丞相和禮霍孫時，參議府左右司斷事官、六部官日具一膳，不然則抱飢而還，稽誤公事，今則無以爲資。乞各賜鈔二百錠規運，取其息錢以爲食。制可。”《仁宗紀》：延祐六年，六月，“賜大乾元寺鈔萬錠，俾營子錢，供繕脩之費。”十一月，“中書省臣言：曩賜諸王阿只吉鈔三萬錠，使營子錢，以給田獵廩膳，毋取諸民。今其部阿魯忽等出獵，恣索於民，且爲姦事。宜令宗正府、刑部訊鞫之，以正典刑。制曰可。”《順帝紀》：至正六年，十二月，“詔復立大護國仁王寺昭應宫財用規運總管府，凡貸民間錢二十六萬餘錠。”《孔思晦傳》：仁宗時，襲封衍聖公。“子思書院舊有營運錢萬緡，貸於民，取子錢以供祭祀。久之，民不輸子錢，并負其本。思晦理而復之。”皆可見出舉關涉之廣也。

    宋時布帛，有所謂預買者。《宋史·食貨志》云：太宗時，馬元方爲三司判官，建言：“方春乏絶時，預給庫錢貸民，至夏秋令輸絹於官。”大中祥符三年，河北轉運使李士衡又言：“本路歲給諸軍帛七十萬，民間罕有緡錢，常預假於豪民，出倍稱之息。至期則輸賦之外，先償逋欠，以是工機之利愈薄。請預給帛錢，俾及時輸送，則民獲利而官亦足用。”詔優予其直。自是諸路亦如之。或蠶事不登，許以大小麥折納。仍免倉耗及頭子錢。亦見元方及仕衡傳。案《五代史·常思傳》：“廣順三年，徙鎮歸德，居三年，來朝，又徙平盧。思因啓曰：臣居宋，宋民負臣絲息十萬兩，願以券上進。太祖頷之。案時居位者應爲世宗。即焚其券，詔宋州悉蠲除之。”思蓋名進其券，實冀朝廷爲之徵償也。《通鑑》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孔謙貸民錢，使以賤價償絲，屢檄州縣督之。翰林學士承旨、權知汴州盧質上言：梁趙巖爲租庸使，舉貸誅斂，結怨於人。陛下革故鼎新，爲人除害，而有司未改其所爲，是趙巖復生也。”此與宋之預買，雖緩急不同，原其朔則同爲一事。蓋民間先有此等剥削之法，官乃恃其財勢，從而攘其利耳。故預買本意，雖在寬民，後亦變爲剥削之政矣。《宋史·王隨傳》：真宗時，“遷淮南轉運使，父憂，起復。時歲比饑，隨敕屬部出庫錢，貸民市種糧，歲中約輸絹以償，流庸多復業。”此亦初興時之預買。《張美傳》：太祖時，“拜定國軍節度。縣官市木關中，同州歲出緡錢數十萬以假民，長吏十取其一，謂之率分錢，歲至數百萬。美獨不取。他郡有詣闕訴長吏受率分錢者，皆命償之。”此則由預買變爲放債矣。俵糴價亦豫給，見《青苗法》條。

    《清史稿·陳鴻傳》：道光二年，“奉命稽察銀庫。其妻固賢明，曰：可送妾輩歸矣。驚問之，曰：銀庫美差，苟爲所染，昵君者麕至，禍且不測，妾不忍見君菜市也。鴻指天自誓，禁絶賂遺。中庭已列花數盆，急揮去，盆墮地碎，中有藏鏹，益聳懼。遂奏庫衡年久鐵陷，請敕工部選精鐵易之。送庫日，責成管庫大臣率科道庫員校驗，然後啓用。禁挪壓餉銀、空白出納，及劈鞘諸弊。庫吏百計餂之，不動。復請户部逐月移送收銀總簿；别立放銀簿，鈐用印信，以資考覈。先是御史趙佩湘馭吏嚴，其死也，論者疑其中毒。鴻涖庫，勺水不敢飲。”又《徐法績傳》：“遷給事中。稽察銀庫，案事在道光九年後。無所染。（道光）十二年，分校會試。同官與吏乘隙爲姦，匿雲南餉銀。法績出闈，亟按之，謀始沮。”《論》曰：“陳鴻、徐法績，清操相繼，冀挽頽風，而庫藏大獄，卒發於十數年之間，甚矣實心除弊之罕覯其人也！”案所謂庫藏大獄者，事在道光二十三年，虧空凡九百萬兩，見《黄爵滋傳》。又《和瑛傳》：爲喀什噶爾參贊大臣，“劾喀喇沙爾歷任辦事大臣，私以庫款貸與軍民及土爾扈特回子，取息錢入己，降革治罪有差。”則知私以庫款出貸，歷代皆有其事。

    又《覺羅寶興傳》：道光時，爲四川總督。“以馬邊諸廳、縣增設防兵，籌議邊防經費，請按糧津貼，計可徵銀百萬兩。以三十萬爲初設防兵之需。每歲經費，即以餘銀七十萬兩生息，置田供支。上以津貼病民，撥部帑銀百萬。翰林院侍讀學士王炳瀛奏：四川前買義田，徧及百餘州縣。若更以數十萬帑銀於各州縣買田收租，膏腴將盡歸公産。請限於四廳近邊地收買，安置屯防。下寶興妥議。疏言：邊防完竣，用銀二十二萬兩有奇。以三十七萬發鹽茶各商，歲得息三萬七千餘兩，足敷增設練勇餉械之需。餘銀四十萬，聽部撥别用。遂罷買田議。”此事亦見《何凌漢傳》，可以參觀。隋代以興生賢於出舉，給地賢於迴易，此則適與相反，足見社會情形，隨世變易也。存商利息，不過一分，亦遠較前代爲輕。

    《新唐書·苗晉卿傳》：爲魏郡太守，“會入計，因上表請歸鄉里。出俸錢三萬爲鄉學本，以教授子弟。”則民間事業，亦多以出舉收息充經費。《宋史·常楙傳》：“爲浙東安撫使。值水災。兩浙及會稽、山陰死者暴露，與貧而無以爲斂者，以十萬楮置普惠庫，取息造棺以給之。”《黄?傳》：“知台州。置養濟院；又創安濟坊，以居病囚；皆自有子本錢，使不廢。”此等雖出官辦，實與民間自辦者無異，故亦稱善政。公家之出舉，所惡者原在其恃勢横行，實同豪奪，而非在其出舉也。

    《元史·姦臣·盧世榮傳》：世榮奏：“國家雖立平準，然無曉規運者，以致鈔法虚弊，諸物踴貴。宜令各路立平準周急庫，輕其月息，以貸貧民。如此，則貸者衆而本且不失。”此欲出貸，與隋、唐之出舉不同；所云規運，亦與其所謂興生者大異。世榮理財之策，不徒非歷代計臣所知，并非學人議論所及，疑實來自西域。其能行於中國與否，自難遽斷，然入諸《姦臣傳》，則實厚誣也。

    公家亦有入舉者，已見《古振貸二》條。宋元嘉二十七年北伐，揚、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貲滿五千萬，僧尼滿二千萬者，并四分换一。過此率討，事息即還。蕭穎胄起兵，史亦言其换借富資，以充軍費。當時所謂换，即今所謂借也。《元史·王檝傳》：“戊子，宋理宗紹定元年，成吉思汗死之明年也。奉監國公主命，領省中都。屬盜起信安，結北山盜李密，轉掠近縣。檝曰：都城根本之地，何可無備？引水環城。調度經費，檝自爲券，假之賈人，而斂不及民。”燕帖木兒之起，伯顔應之，亦借貲商人，許以倍息。此等皆在用兵之時。《新唐書·薛仁貴傳》：子訥，遷藍田令。“富人倪氏，訟息錢於肅政臺。中丞來俊臣受賕，發義倉粟數千斛償之。訥曰：義倉本備水旱，安可絶衆人之仰私一家？報上不與。會俊臣得罪，亦止。”訟息錢而判以義倉粟爲償，其事殊不可解。度其貸款，必與地方公務有關涉也，此則在於平時矣。

    六八九官家出舉下

    專制之世，官私不甚分明。官之所爲，與作官者之所爲，往往混爲一談；而私家之所爲，亦有託諸官或作官之人者。出舉其一事也。

    《史記·蕭相國世家》言：高祖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爲。客有説相國買田地，貰貸以自汙者。此説，蓋漢初治縱横家言者所造，不足信，然當時有此等事，則可想見也。《漢書·王子侯表》：旁光侯殷，元鼎元年坐貸子錢不占租、取息過律，會赦，免；陵鄉侯訢，建始二年坐使人傷家丞，又貸穀息過律，免；其明證矣。《宋書·蔡興宗傳》：“遷會稽太守。會土全實，民物殷阜。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撓亂在所，大爲民害。子息滋長，督責無窮。興宗悉啓罷省。”《隋書·秦王俊傳》：鎮并州，“出錢求息，民吏苦之。”《舊唐書·高季輔傳》：太宗時上封事，言“公主、勳貴，放息出舉，追求什一。”《新唐書·徐有功傳》：博州刺史琅琊王沖，責息錢於貴鄉，遣家奴督斂，與尉顔餘慶相聞知。《遼史·道宗紀》：清寧三年，十二月，“禁職官於部内假貸、貿易。”太康九年，七月，“禁外官部内貸錢取息，及使者館於民家。”《金史·馬琪傳》：“世宗謂宰臣曰：比者馬琪主奏高德温獄，其於富户寄錢，皆略不奏。朕以琪明法律而正直，所爲乃爾。稱職之才，何其難也？”《元史·刑法志·禁令》：“諸監臨官輒舉貸於民者，取與俱罪之。”《明史·太祖諸子傳》：寧王宸濠，“責民間子錢，强奪田宅、子女。”《外戚傳》：孫忠，“家奴貸子錢於濱州民，規利數倍，有司望風奉行，民不堪，訴諸朝，言官交章劾之。命執家奴戍邊，忠不問。”皆作官之人。若貴勢之家，自以其錢出貸，非以官錢也。其與官相依倚者，則如漢掖庭獄“爲人起責，分利受謝”；《漢書·谷永傳》。羅裒致千餘萬，舉其半賂遺曲陽、定陵侯，依其權力，賒貸郡國；《貨殖傳》。北齊諸商胡，負官債息者，宦者陳德信縱其妄注淮南富家，令州縣徵責，《北齊書·盧潛傳》。皆是。《明史·楊松傳》：附《駱開禮傳》。“歷官御史，巡視皇城。尚膳少監黄雄徵子錢與民閧，兵馬司捕送松所。事未決，而内監令校尉趣雄入直，詭言有駕帖。松驗問無有，遂劾雄詐稱詔旨。帝穆宗令黜兵馬司官，而鎸松三級，謫山西布政司照磨。”則并有依託宫禁者矣。

    與官相依倚者，以商人爲最多。以其兼事出舉、興生，二者皆有恃於官勢也。《魏書·高宗紀》：和平二年，正月，詔曰：“刺史牧民，爲萬里之表。自頃每因發調，逼民假貸，大商富賈，要射時利，旬日之間，增贏十倍。上下通同，分以潤屋。爲政之弊，莫過於此。其一切禁絶。犯者十匹以上皆死。”此所謂假貸，蓋謂賒欠貨物，即晁錯所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乃興生之事，非出舉之事也。然游資在手，兼事出舉，自亦甚便。故劉從諫署賈人子爲牙將，使行賈州縣，其人遂所在暴横，責子貸錢矣。《新唐書》本傳。

    《舊唐書·杜亞傳》：充東都留守。“既病風，尚建利以固寵。奏請開苑内地爲營田，以資軍糧，減度支每年所給。從之。”“苑内地堪耕食者，先爲留司中官及軍人等開墾已盡。亞計急，乃取軍中雜錢舉息與畿内百姓。每至田收之際，多令軍人車牛，散入村鄉，收斂百姓所得菽粟將還軍。民家略盡，無可輸税，人多艱食，由是大致流散。”此軍人從事放債者也。《明史·顔鯨傳》：“擢御史，出視倉場。姦人馬漢，怙定國公勢，貸子錢漕卒。償不時，則没入其糧，爲怨家所訴。漢持定國書至，鯨立論殺之。”則又貴勢之放債於軍人者矣。

    《北齊書·循吏·蘇瓊傳》：遷南清河太守。“道人道研爲濟州沙門統，資産巨富，在郡多有出息，常得郡縣爲徵。及欲求謁，度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應對肅敬。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此可見當時僧人，亦多與官吏相結託。

    與官吏相結託者，不過取其權力而已，綱紀頽敝之世，又有不待官而自行之者。《通鑑》後漢高祖乾祐元年，蜀司空兼中書侍郎、同平章事張業，於私第置獄繫負債者，或歷年，至有瘐死者，是也。然此等事非可常行，故與官結託者究多。

    士大夫亦有以貰貸爲可恥者。《宋書·王弘傳》：父珣，“頗好積聚，財物布在民間。珣薨，弘悉燔燒券書，一不收責。”《顧覬之傳》：“五子：約、緝、綽、縝、緄。綽私財甚豐，鄉里士庶多負其責，覬之每禁之不能止。及後爲吴郡，誘綽曰：我常不許汝出責，定思貧薄亦不可居。民間與汝交關，有幾許不盡，及我在郡，爲汝督之。將來豈可得？凡諸券書皆何在？綽大喜，悉出諸文券一大廚與覬之。覬之悉焚燒，宣語遠近：負三郎責，皆不須還，凡券書悉燒之矣。綽懊歎彌日。”《齊書·崔慰祖傳》：“父梁州之資，家財千萬，散與宗族。料得父時假貰文疏，謂族子紘曰：彼有，自當見還，彼無，吾何言哉？悉火焚之。”《宋史·陳希亮傳》：“幼孤，好學。年十六，將從師。其兄難之，使治錢息三十餘萬。希亮悉召取錢者，焚其券而去。”皆其事也。然此等人如鳳毛麟角矣。

    士大夫亦有入舉者。如范質兄子杲，家貧，貸人錢數百萬是也。《宋史·質傳》。此等人，謹慎守法者，亦多爲債主所苦。《舊唐書·崔衍傳》：繼母李氏，不慈於衍，而衍事李氏益謹。李氏所生子郃，每多取子母錢，使其主以契書徵負於衍。衍歲爲償之。故衍官至江州刺史，而妻子衣食無所餘。蓋其盤剥頗深矣。宋王旦爲中書舍人，家貧，與昆弟貸人息錢，違期，以所乘馬償之。《宋史·王祜傳》。太宗并用李沆、宋湜、王化基爲右補闕、知制誥，各賜錢百萬。又以沆素貧，多負人錢，别賜三十萬償之。《宋史沆傳》。亦其事也。其豪横者，則或不作償計。《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河陽嚴侯陳涓，子信，坐不償人責過六月，免，其最早者矣。《宣元六王傳》：朱博自言負責數百萬，淮南憲王欽遣吏爲償二百萬。《佞幸傳》：鄧通敗後，家負責數巨萬。《後漢書·梁冀傳》：冀從士孫奮貸錢五千萬，奮與以三千萬。此等蓋皆相交關爲姦利，非迫於用，其借以供揮霍者。則如《潛夫論》言：“王侯、貴戚、豪富，高負千萬，不肯償責。小民守門號哭啼呼，曾無怵惕慙怍哀矜之意。苟崇聚酒徒無行之人，或毆擊責主，入於死亡。諸妄驕奢、作大責者，必非救飢寒而解困急，振貧窮而行禮義者也，咸以崇驕奢而奉淫湎耳。”《斷訟》。是其事也。小民安有錢可以出借？蓋皆出於賒欠。漢高祖從王媪、武負貰酒；吕母益釀醇酒，賒與少年來沽者；《後漢書·劉盆子傳》。潘璋居貧好賒沽；皆是。王符又言：“永平時，諸侯負責，輒有削黜之罰，其後皆不敢負民。”可見負民習爲恒事。然究不能不受法律之裁正，故又必崇聚酒徒無行之人，以其不畏法律也。此等可謂不法已極。唐章懷太子之子守禮，常帶數千貫錢債。或諫之。守禮曰：豈有天子兄，没人葬？《舊唐書·高宗諸子傳》。轉爲愿樸者矣。

    《宋史·姦臣·吕惠卿傳》：鄧綰言其兄弟强借秀州富民錢買田。此説未知信否。然以詆惠卿縱誣，當時必自有此等事。此又貴勢入舉之一種也。

    《新唐書·宋璟傳》：“京兆人權梁山謀逆，勅河南尹王怡馳傳往按，牢械充滿，久未決，乃命璟爲留守，復其獄。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借索大同，而狂謀率然，非所防億。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云？平縱數百人。”假貸何必分向數百人？數百人何以皆信之？其事殊不可解。梁山蓋豪俠者流？其詭稱婚集，蓋亦如今豪俠者所謂“開賀”？特今則竟以相遺，爾時則猶稱假貸耳。史言陳湯家貧，匄貸無節，此與漢高、潘璋、從吕母賒沽之少年，正漢諸侯王所崇聚者耳。

    《宋史·李漢超傳》：“遷齊州防御使兼關南兵馬都監。人有訟漢超强取其女爲妾及貸而不償者，太祖召而問之曰：汝女可適何人？曰：農家也。又問：漢超未至關南，契丹如何？曰：歲苦侵暴。曰：今復爾邪？曰：否。太祖曰：漢超，朕之貴臣也，爲其妾，不猶愈於農婦乎？使漢超不守關南，尚能保汝家之所有乎？責而遣之。密使諭漢超曰：亟還其女并所貸。朕姑貰汝，勿復爲也。不足於用，何不以告朕耶？”此人敢與漢超訟，訟而能達九重，必非貧弱，漢超蓋亦擇富民而魚肉之耳。

    時愈晚，則出舉取利之事愈多。《宋史·文苑·賀鑄傳》：“以尚氣使酒，不得美官，悒悒不得志。食官祠禄，退居吴下，以是杜門，將遂其老。家貧，貸子錢自給。有負者，輒折券與之。秋豪不以丐人。”又《孝義·郝戭傳》：“家貧，竭力營養。或憐傷之，貸以錢數百萬，使取息自贍。戭重謝，留錢五六年不用，復返之。”此雖尚與子錢家所爲有異，然亦足見士大夫之恃子錢自活者日多矣。

    六九〇京債

    《陔餘叢考》卷三十三，有一條論歷代放債起息之重輕，其論近代京債云：“富人挾貲住京師，遇月選官之不能出京者，量其地之遠近，缺之豐嗇，或七八十兩作百兩，謂之扣頭。甚至有四扣、五扣者，其取利最重。按此事古亦有之。《史記·貨殖傳》：吴楚七國反時，長安列侯當從軍者，欲貸子錢，子錢家莫肯貸，惟無鹽氏捐金出貸，其息十之。吴楚平，而無鹽氏之息十倍。曰子錢家，則專有此出錢取息之人，如今放京債者也。曰息十倍，則如今京債之重利也。又《舊唐書·武宗紀》：中書奏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乃定户部預借料錢到任扣還之例。此又後世京債故事，及官借俸錢之始。”愚案：肯貸款者獨一無鹽氏，可見當時所謂子錢家者，并不注意於此，故此例實不甚切。唐武宗時事，見《舊唐書·本紀》會昌二年，則真後世之京債也。《宋史·吕祐之傳》：“端拱中，副吕端使高麗，假内府錢五十萬以辦裝。還遇風濤，舟欲覆，祐之悉取所得貨沈之，即止。復獻《海外覃皇澤詩》十九首。太宗嘉之，仍蠲其所貸。”此亦官借俸錢之類也。

    《舊唐書·高瑀傳》云：“大和初，忠武節度使王沛卒。物議以陳、許軍四征有功，必自擇帥，或以禁軍之將得之。宰相裴度、韋處厚議：瑀深沈方雅，曾刺陳、蔡，人懷良政，又熟忠武軍情，欲請用瑀。事未聞，陳、許表至，果請瑀爲帥。乃授忠武節度使。自大曆已來，節制除拜，多出禁軍中尉。凡命一帥，必廣輸重賂。禁軍將校當爲帥者，自無家財，必取資於人，得鎮之後，則膏血疲民以償之。及瑀之拜，以内外公議，縉紳相慶曰：韋公作相，債帥鮮矣！”然則京債之盤剥，又不止於文臣也。《后妃傳》：文宗母蕭氏，因亂去鄉里，有母弟一人。文宗詔閩越求訪。后，福建人。有蕭洪者，冒充后弟。上以爲復得元舅，拜河陽懷節度使，遷鄜坊。先是，有自神策兩軍出爲方鎮者，軍中多資其行裝，至鎮三倍償之。時有自左軍出爲鄜坊者，資錢未償而卒，乃徵錢於洪。洪不肯。卒以此敗。此則以軍人而放京債，無怪其神通之廣大矣。《宋史·尹洙傳》：知潞州，“部將孫用，由軍校補邊，自京師貸息錢到官，無以償。洙惜其才可用，恐以犯法罷去，假公使錢爲償之。”區區軍校補邊，亦爲京債所及，可謂無微不至矣。

    《清史稿·劉蔭樞傳》：康熙時，除刑科給事中。疏言：“京師放債，六七當十。半年不償，即行轉票，以子爲母。數年之間，累萬盈千。乞敕嚴立科條，照實貸銀數，三分起息。”與甌北所言，如出一轍。

    六九一營債

    軍人不徒剥削債帥也，亦剥削其兵士。《宋史·兵志》：政和二年，臣僚言：“祖宗軍政大備，比多逃亡，其弊有六。”“二曰舉放營債。”所謂舉放營債，蓋貸款於兵士而收其息也。《志》又載熙寧十年，詔：“安南道死、戰没者，所假衣奉，咸蠲除之。弓箭手、民兵、義勇等，有貸於官者，展償限一年。”出征須自假貸，其役使之酷可想。《元史·成宗紀》：大德元年，十二月，中書省臣同河南平章孛羅歡等言：“外郡戍卒封樁錢，軍官遷延，不以時取，而以己錢貸之，徵其倍息。”《兵志》：世祖至元十年，八月，“禁軍吏之長舉債，不得重取其息，以損軍力。違者罪之。”《刑法志·職制上》：軍官之罪，有“舉債倍息”。《職制下》：“諸軍官役其出征軍人家屬，又借之錢而多取其息者，并坐之。”足見其弊之普徧。《明史·王章傳》：“出按甘肅。邊卒貸武弁金，償以賊首，武弁以冒功，坐是數啓邊釁。章著令，非大舉毋得以零級冒功。”更可謂無奇不有矣。

    坐此剥削，故兵士甚貧。《宋史·高宗紀》：紹興二十九年，五月，“禁權要豪民舉錢軍中取息。”《遼史·文學·蕭韓家奴傳》：重熙間，應詔言：“戍卒之食，多不能給。求假於人，則十倍其息，至有粥子、割田不能償者。”《金史·奥屯忠孝傳》：“改沁南軍。坐前在衛州句集妨農軍借民錢不令償，由是貧富不相假貸，軍民不相安，降寧海州刺史。”足見軍士之須假貸，歷代皆然也。兵之陵民，何所不至？而至於舉錢取息，則不得不受其羈軛。錢之爲力，可謂大矣。

    《三國志·高柔傳》云：“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訟，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泣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怨讎乎？對曰：夫良善，與人無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邪？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於是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禮，即得其尸。詔書復盈母子爲平民。班下天下，以禮爲戒。”此又營伍之中，自相假貸之事也。竇禮信非輕狡，然觀其事，則知出舉取利，謹厚者亦復爲之矣。

    六九二民間借貸

    借貸之事，在城市者，蓋以工商爲多，鄉村則多農民。鄉村貲財少，農民又多愿樸，故其盤剥爲尤酷。晁錯説漢文帝，言商人兼并農人，蓋其意主抑商，故但言商人；其實田連阡陌之家，亦未嘗不如是也。《後漢書·樊宏傳》，言其父重，“世善農稼，好貨殖，開廣田土三百餘頃，年八十餘終。其素所假貸人間數百萬，遺令焚削文契。責家聞者皆慙，争往償之。諸子從勅，竟不肯受。”《魏書·盧義僖傳》：“義僖少時，幽州頻遭水旱。先有穀數萬石貸民。義僖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北齊書·盧叔武傳》：“叔武在鄉時，有粟千石。每至春夏，鄉人無食者，令自載取，至秋，任其償，都不計較，而歲歲常得倍餘。”《北史·李士謙傳》：“士謙出粟萬石，以貸鄉人。屬年穀不登，責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明年，大熟，責家争來償。士謙拒之，一無所受。”此等多粟之家，蓋皆當時之大地主也。諸人皆獲好義之名，然合全局觀之，則必求利者其常，而振施者其變矣。《宋史·食貨志》言：太宗時，“富者操奇贏之資，貧者取倍稱之息，一或小稔，責償愈急，税調未畢，資儲罄然。遂令州縣戒里胥、鄉老察視，有取富民穀麥貲財，出息不得踰倍，未輸税，毋得先償私逋，違者罪之。”“宣仁太后臨朝，起司馬光爲門下侍郎。光抗疏曰：四民之中，惟農最苦。幸而收成，公私之債，交争互奪。穀未離場，帛未下機，已非己有。”其言之可謂痛矣。放此等債者，其追索恒特酷。宋武帝負刁逵社錢三萬，爲所執録，事見《南史·本紀》。《魏書·刁雍》及《島夷傳》皆同，惟《北史·雍傳》作一萬。其後輾轉報復，可謂以涓涓之流，而釀滔天之禍。宋武亦豪傑之流，而猶如此，況於羸弱者乎？《宋史·崔與之傳》，言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其子誣之者，蓋誠有所不得已也。

    亦有商人、地主，合而爲一者。《清史稿·循吏·鄭敦允傳》：附《狄尚絅傳》。道光八年，出爲湖北襄陽知府。“棗陽地瘠民貧，客商以重利稱貸，田産折入客籍者多。敦允許貸户自陳，子浮於母則除之。積困頓蘇。”以商人貸款而準折人田産，此晁錯所以謂商人兼并農人也。

    乘人之急而魚肉之，已足誅矣。乃又有誘人使入陷阱者。《宋史·真宗紀》：大中祥符二年，正月，“詔誘人子弟析家産，或潛舉息錢，輒壞墳域者，令所在擒捕流配。”宜矣。

    《元史·成宗紀》：大德五年，十月，“詔權豪勢要之家，佃户貸糧者，聽於來歲秋成還之。”此田主於收租之外，更以借貸剥削其佃户者也。

    在城市者，蓋多以錢借貸。《元史·孝友傳》：“孫秀實，大寧人。里人王仲和，嘗託秀實貸富人鈔二千錠，貧不能償，棄其親逃去。數年，其親思之，疾，秀實日餽薪米存問，終不樂。秀實哀之，悉爲代償，取券還其親。後命奴控馬齎金，訪仲和使歸，父子歡聚，聞者莫不歎美。又李懷玉等貸秀實鈔一千五百錠，度無以償，盡還其券不徵。”此等皆爲數頗巨，蓋工商有貲産者。《梁書·王志傳》：天監元年，遷丹陽尹。“京師有寡婦，無子，姑亡，舉債以斂葬，既葬而無以還之。志愍其義，以俸錢償焉。”則凡民之迫於用者也。《史記·貨殖列傳》：長安有子錢家。《元史吴鼎傳》：同知中政院事。“浙有兩富豪曰朱、張家，多貸與民錢。其後兩家誅没，而券之已償者，亦入於官，官惟驗券徵理，民不能堪。鼎力爲辨白，始獲免。”專以出貸爲事，蓋亦所謂子錢家矣。《宋史·吴奎傳》：權開封府。“富人孫氏辜榷財利，負其息者，至評取物産及婦女。奎發孫宿惡，徙其兄弟於江淮間，豪猾畏斂。”子錢家之居輦轂下者，其神通，又非尋常之子錢家比也。

    豪猾雖自有勢力，究仍多依倚官府。宋秦州民李益，民負息錢，官爲督理，引見《富人之不法》條。《金史·章宗紀》：明昌元年，八月，“禁指託親王、公主奴隸，占綱船，侵商旅，及妄徵錢債。”亦其倫也。《宋史·陳舜俞傳》：舜俞諍青苗法有云：“祖宗著令：以財物相出舉，任從書契，官不爲理，其保全元元之意，深遠如此。”以官不理債務爲保全元元，蓋知官吏必左袒債主也。《儒林·黄震傳》：“調吴縣尉，吴多豪勢家，告私債則以屬尉。民多飢凍窘苦，死尉卒手。震至，不受貴家告。”吴之豪勢家，亦秦之李益也。

    官之右護富民，亦有出於不得已者。蓋既不能剗除貧富，又舉相沿已久、習以爲安之局而壞之，其爲患，必更有不堪設想者也。《宋史·沈立傳》：“遷兩浙轉運使。蘇、湖水，民艱食，縣戒强豪民發粟以振，立亟命還之，而勸使自稱貸，須歲稔，官爲責償。”《朱壽隆傳》：爲京東轉運使。“歲惡民移，壽隆諭大姓、富室畜爲田僕，舉貸立息，官爲置籍索之，貧富交利。”皆以此也。《崔與之傳》：知建昌之新城。“歲適大歉。有强發民廩者，執其首，折手足以徇，盜爲止。勸分有法，貧富安之。”《陳居仁傳》：“移建寧府。歲饑，出儲粟平其價，弛逋負以巨萬計，代輸畸零繭税。有因告糴殺人者，會赦免，居仁曰：此亂民也，釋之將覆出爲惡，遂誅之。”意亦如是。然折其手足已甚矣，況殺之乎？

    《金史·黄久約傳》：“時以貧富不均，或欲令富民分貸貧者，下有司議。久約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貧富不均，亦理之常。若從或者言，適足以斂怨，非損有餘補不足之道。章宗時領右丞相，韙其議。”案行或者之言，則不得不官爲理欠，此其一難。然明二祖仁、宣時，曾令“富人蠲佃户租，大户貸貧民粟，免其雜役爲息，豐年償之。”見《明史·食貨志》。又《劉辰傳》：遷江西布政司參政。“歲饑，勸富民貸飢者，蠲其徭役，以爲之息。官爲立券，期年而償。”則迫之雖屬難行，勸之亦自有其術也。

    富人莫能救恤，貧民自不得不相濡以沫。既曰貧民，安有餘力，則合衆之道尚焉。《新唐書·循吏傳》：韋宙，出爲永州刺史。“民貧無牛，以力耕。宙爲置社，二十家月會錢若干，探名，得者先市牛，以是爲準，久之，牛不乏。”此即後世糾會之法，緩急之藉以濟者多矣。

    六九三質典

    出舉者必不甘喪其所有也，於是乎有質典。可質典之物甚衆。《梁書·處士庾詵傳》：“隣人有被誣爲盜者，被劾妄款。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爲其親，代之酬備。”《南史·謝弘微傳》：曾孫僑，“素貴。嘗一朝無食，其子啓欲以《班史》質錢。答曰：寧餓死，豈可以此充食乎？”北齊祖珽，嘗以《華林徧略》數帙，質錢樗蒲。是書可爲質也。褚炫病，無以市藥，以冠劍爲質。《南史·褚彦回傳》。孫騰、司馬子如嘗詣李元忠，逢其方坐樹下，葛巾擁被，對壺獨酌，使婢卷兩褥，以質酒肉。及卒，又以金蟬質絹，乃得斂焉。杜甫之詩曰：“朝回日日典春衣，每向江頭盡醉歸。”詩人之辭，似不容盡據爲典實。然《宋史·張秉傳》言：“秉好飭衣服，潔饌具。每公宴及朋友家集會，多自挈肴膳而往。家甚貧，常質衣以給費焉。”則杜陵之辭，亦非盡子虚矣。是凡衣飾皆可爲質也。《元史·儒學·胡長孺傳》：爲台州寧海縣主簿。“永嘉民有弟質珠步摇於兄者，贖焉，兄妻愛之，給以亡於盜。屢訟不獲直，往告長孺。長孺曰：爾非吾民也，叱之去。未幾，治盜。長孺嗾盜誣兄受步摇爲臧，逮兄赴官，力辨數弗置。長孺曰：爾家信有是，何謂誣耶？兄倉皇曰：有固有之，乃弟所質者。趣持至驗之。呼其弟示曰：得非爾家物乎？弟曰：然。遂歸焉。”此又以貴重之物爲質者也。以物爲質而後出舉，實最利於舉主。然舉主必資力雄厚，且必能保守其質物。獨力不給，集衆爲之，而典肆興矣。然非一蹴可幾也。

    《南史·循吏傳》：甄法崇孫彬。“嘗以一束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苧還，於苧束中得五兩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寺庫。道人驚云：近有人以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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