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八二~六三二

    五八二知命

    《通鑑》長城公至德四年三月己未，洛陽男子高德上書，請隋主爲太上皇，傳位皇太子。帝曰：“朕承天命，撫育蒼生，日旰孜孜，猶恐不逮，豈效近代帝王，傳位於子，自求逸樂哉。”十月，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禮部尚書楊尚希諫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帝善之而不能從。案至德元年，柳彧上疏勸不勤細務，已有聖躬有無疆之壽之語矣。帝亦覽而善之，而終不能改者，則其勤勞出於天性故也。逸豫者未必延年。然世俗之見，固以爲如是。隋文不肯自逸。以求民瘼，擬之邾文公之知命，又何愧哉。

    五八三煬帝雁門之圍

    始畢可汗圍煬帝於雁門，《舊唐書·太宗紀》云：時太宗年十八，“應募救援，隸屯衛將軍雲定興營，將行，謂定興曰：始畢敢圍天子，必以國家倉卒無援。我張軍容，令數十里旗幡相續，夜則鉦鼓相應，虜必謂救兵雲集，望塵而遁矣。不然，彼衆我寡，悉軍來戰，必不能支矣。定興從焉。師次崞縣，突厥候騎馳告始畢曰：王師大至。由是解圍而遁。”此唐人之飾説也。始畢敢圍天子，豈其懾於虚聲？據《隋書·煬帝紀》，帝之見圍，齊王暕以後軍保於崞縣。雲定興軍蓋亦隸焉，其軍實僅能自保，未能赴援也。

    又《蕭瑀傳》言，瑀於是時進謀曰：“漢高祖解平城之圍，乃閼氏之力。若發一單使以告義成，假使無益，事亦無損。於後獲其諜人，云義成公主遣使告急於始畢，稱北方有警，由是突厥解圍，蓋公主之助也。”此亦妄言。當時告變即由義成，其乃心宗國可知，然竟不能尼始畢之兵。且時留守之事，不聞由義成主之。即北方有警，告急之使，亦豈得出自義成哉？

    五八四唐高祖稱臣於突厥

    唐高祖稱臣於突厥，新舊《唐書》皆不載其事。然《舊唐書·李靖傳》謂：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悦，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款塞，恥其雪乎？”《新唐書·突厥傳》云：李靖等出討，捷書日夜至，帝謂羣臣曰：“往國家初定，太上皇以百姓故，奉突厥，詭而臣之，朕嘗痛心病首，思一刷恥於天下，今天誘諸將，所鄉輒克，朕其遂有成功乎？”《通鑑》貞觀三年：“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于稽顙，庶幾可雪前恥。”三文所本者同，單于稽顙，自指突利入朝之事。《通鑑》叙述，最爲明析。《舊唐書》雖不逮，猶留單于款塞之文，使人可以推較。《新唐書》删去此語，顧移“無往不捷”之語於前，改爲“捷書日夜至”，謂太宗此語，乃爲聞捷而發，可謂疏矣。觀此，知高祖嘗稱臣於突厥不疑。《舊唐書·張儉傳》：“貞觀初，以軍功，累遷朔州刺史，時頡利可汗自恃强盛，每有所求，輒遣書稱勅，緣邊諸州，遞相承稟。及儉至，遂拒不受，太宗聞而嘉之。”《新唐書》略同。彼之稱敕於諸州，蓋正由高祖之稱臣於彼。《新唐書·突厥傳》言：高祖初待突厥用敵國禮，武德八年，乃“命有司，更所與書爲詔若敕”。疑稱臣之禮，實至是而始罷，然亦不過用敵國禮。云用詔若敕者，史家諱前此之稱臣爲用敵國禮，則不得不改是時之用敵國禮者爲用詔敕也。《通鑑》：高祖之起，命劉文静使於突厥以請兵，私謂曰：胡騎入中國，生民之大蠹也，吾所以欲得之者，恐劉武周引之，共爲邊患。數百人之外，無所用之。及文静以突厥兵五百人、馬二千匹來至，高祖喜其緩，謂曰：吾西行及河，突厥始至，兵少馬多，皆君將命之功也。恭帝義寧元年。此或史家文飾之辭，高祖未必及此。然唐初確未藉突厥兵以爲用，則高祖之智，雖不及此，羣臣之中，必有能爲是謀者矣。夷狄利厚實，非愛虚名，既非急於求人，何乃無端屈己。蓋唐室先世，出自武川，其自視原與鮮卑無異，以中國而稱臣於突厥，則可恥矣，鮮卑則何有焉！此正猶石敬瑭稱臣於耶律德光，沙陀之種，原未必貴於契丹也。

    五八五唐太宗除弊政

    《舊唐書·太宗紀》：貞觀元年三月，詔曰：崔季舒子剛、郭遵子雲、韋孝琰子君遵，并以門遭時遣，淫刑濫及，宜從褒奬，特異常倫，可免内侍，量才别叙。《新書》同。此自齊歷周、隋至唐，市朝已三易矣。

    又二年九月丁未，詔侍臣曰：“婦人幽閉深宫，情實可憫，隋氏末年，求采無已，至於離宫别館，非幸御之所，多聚宫人，皆竭人財力，朕所不取；且灑掃之餘，更何所用？今將出之，任求伉儷，非獨以惜費，亦人得各遂其性。”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等，於掖庭宫西門簡出之。此亦隋代弊政，至太宗而後除者，可見武德時之政事，殊不足觀也。

    五八六太宗停薛延陀婚

    《舊唐書·薛延陀傳》：延陀請婚，“太宗謂侍臣曰：北狄世爲寇亂，今延陀崛强，須早爲之所。朕熟思之，惟有二策：選徒十萬，擊而虜之，滅除凶醜，百年無事，此一策也；若遂其來請，結以婚姻，緩轡羈縻，亦足三十年安静，此亦一策也；未知何者爲先？司空房玄齡對曰：今大亂之後，創夷未復，且兵凶戰危，聖人所慎。和親之策，實天下幸甚。太宗曰：朕爲蒼生父母，苟可以利之，豈惜一女？遂許以新興公主妻之。因徵夷男備親迎之禮，仍發詔將幸靈州與之會。夷男大悦，謂其國中曰：我本鐵勒之小帥也，天子立我爲可汗，今復嫁我公主，車駕親至靈州，斯亦足矣。於是税諸部羊馬以爲聘財。或説夷男曰：我薛延陀可汗與大唐天子俱一國主，何有自往朝謁？如或拘留，悔之無及。夷男曰：吾聞大唐天子聖德遠被，日月所照，皆來賓服。我歸心委質，冀得覩天顔，死無所恨。然磧北之地，必當有主，舍我别求，固非大國之計。我志決矣，勿復多言。於是言者遂止。太宗乃發使受其羊馬。然夷男先無府藏，調斂其國，往返且萬里，既涉沙磧，無水草，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其聘羊馬來至，所耗將半，議者以爲夷狄不可禮義畜，若聘財未備而與之婚，或輕中國；當須要其備禮。於是下詔絶其婚。”《新唐書》略同，且曰：“或曰：既許之，信不可失。帝曰：公等計非也。昔漢匈奴强，中國不抗，故飾子女嫁單于。今北狄弱，我能制之；而延陀方謹事我者，顧新立，倚我以服衆；彼同羅、僕骨力足制延陀而不發，懼我也；我又妻之，固中國壻，名重而援堅，諸部將歸之。戎狄野心，能自立，則叛矣。今絶婚，使諸姓聞之，將争擊延陀，亡可待也。”《舊唐書·契苾何力傳》云：“何力母姑臧夫人、母弟賀蘭州都督沙門，并在涼府。詔許何力覲省其母，兼撫巡部落。何力父入龜兹，居熱海上，死。何力隨母詣沙州内附，太宗置其部落於甘、涼二州。時薛延陀强盛，契苾部落皆願從之。何力至，聞而大驚曰：主上於汝有厚恩，任我又重，何忍而圖叛逆！諸首領皆曰：可敦及都督已去，何故不行？何力曰：我弟沙門孝而能養，我以身許國，終不能去也。於是衆共執何力至延陀所，置於可汗牙前。何力箕踞而坐，拔佩刀東向大呼曰：豈有大唐烈士受辱蕃庭，天地日月，願知我心！又割左耳以明志不奪也。可汗怒，欲殺之，爲其妻所抑而止。初，太宗聞何力之延陀，明非其本意。或曰：人心各樂其土，何力今入延陀，猶魚之得水也。太宗曰：不然。此人心如鐵石，必不背我。會有使自延陀至，具言其狀。太宗泣謂羣臣曰：契苾何力竟如何？遽遣兵部侍郎崔敦禮持節入延陀，許降公主，求何力。由是還，拜右驍衛大將軍。太宗既許公主於延陀，行有日矣。何力抗表，固言不可。太宗曰：吾聞天子無戲言，既已許之，安可廢？何力曰：然。臣本請延緩其事，不謂總停。臣聞六禮之内，壻合親迎，宜告延陀親來迎婦；縱不敢至京邑，即當使詣靈州。畏漢必不敢來，論親未可有成，日既憂悶，臣又攜離，不盈一年，自相猜忌。延陀志性很戾，若死，必兩子相争，坐而制之，必然之理。太宗從之，延陀恐有詐，竟不至靈州，自後常悒悒不得志，一年而死。兩子果争權，各立爲主。”《新唐書》亦同。案太宗初以親女許延陀，其欲撫之之意，可謂甚厚；而後忽決然絶婚，其間必有爲之謀者。同羅、僕骨力足以制延陀，許之，則名重而援堅；絶，則諸姓將争擊之，此惟固其族類，且新自其中來者，爲能知其情，謂其謀出自何力，似也。然六禮壻當親迎，恐非契苾所知；藉此召至京邑，不則使詣靈州，此等深計遠圖，亦非武夫所及；恐何力徒請絶婚，而措置之方，則别有爲之謀者。《何力傳》既爲何力攘功，《突厥傳》又爲太宗掠美耳。何力之不順延陀，蓋其早入中國，久習華風，非必盡忠唐室。部落既已從順，延陀亦何愛於一夫，而欲固留之。且拔刀割耳，誰則見之。則其本傳所云，殆皆諛墓之詞類耳。夷男淺慮，蓋當如其本傳所言；謂其疑忌不來，恐亦故神其説；且志性很戾者，豈爲失一公主悒悒而死哉？亦明爲附會之辭也。是時言婚不宜絶者爲褚遂良，其意亦重用兵，與房玄齡同。太宗之事四夷，文臣多尼之，武夫則多贊之。征遼之役，諫者孔多，而順之者，獨一李勣，亦是物也。

    五八七唐初封建之敝

    唐初如李靖、李勣、尉遲敬德、秦叔寶等戰功，皆祗封公，其膺王爵，唯外番君長内附，如突利封北平郡王，思摩封懷化郡王。以及羣雄中有來降者如高開道封北平郡王，羅藝封燕郡王。而已。自武后欲大其族，武氏封王者二十餘人，於是王爵始賤。中宗復位，遂亦封敬暉、張柬之等五王并李多祚亦王，韋后外戚追王者亦五人。《新唐書·韋嗣立傳》：中宗時恩倖食邑者衆，封户凡五十四州縣，皆據天下上腴，隨土所宜，牟取利入，爲封户者，急於軍興。嗣立極言其弊，請以丁課，盡送大府，封家詣左藏支給，禁止自徵，以息重困。宋務光亦言滑州七縣而分封者五，國賦少於侯租，入家倍於輸國，乞以封户均餘州，并附租庸使歲送停封使，息驛使。是徵租者，并乘驛矣。《宋璟傳》：武三思封户在河東，遭大水，璟奏災地皆蠲租。有諂三思者，謂穀雖壞而蠶桑故在，請以代租，爲璟所折。《張廷珪傳》：宗楚客、紀處訥、武延秀、韋温等封户在河南北，諷朝廷詔兩道蠶産所宜，雖水旱得以蠶折，廷珪固争得免。可見唐時封户之受困，雖國賦不至此也。

    五八八唐宫人至朝廷

    《文昌雜録》云：唐制，天子坐朝，宫人引至殿上。故杜甫詩有户外昭容紫袖垂，雙瞻御坐引朝儀之句。蓋自武后臨朝，女官隨侍，後遂相沿爲定制耳。《宋史》吕大防疏，稱“唐入閣圖有昭容位”，可見當日著爲朝儀，至形之圖畫也。按《唐書》天祐二年十二月詔曰：宫妃女職，本備内任，今後每遇延英坐日，祇令小黄門祇候引從，宫人不得出内，由此遂罷。則唐末始革除。

    五八九唐將帥之貪

    趙甌北《陔餘叢考》有論宋南渡後將帥之富一條，往者讀之，未嘗不歎息於國家之敗，由官邪；官之失德，寵賂彰；寵賂之彰，武人尤甚；恢復之無成，未始不由於武夫之貪黷也。然何必宋，唐中葉後將帥之貪侈，恐有甚於宋之南渡者矣。如郭子儀非其首邪？論者乃稱其侈窮人欲，而君子不之罪，何阿私所好之甚也！

    安、史之敗亡，乃安、史之自敗，非唐人之能亡之也。當禄山、思明未死時，唐兵實未能進取，觀潏水之敗可知。然則朔方之兵力，實非范陽之敵，所以然者，侈爲之也。肅宗之幸靈武，杜鴻漸等奉迎，而留魏少游繕治宫室。少游時爲朔方水陸轉運副使。少游大爲殿宇幄帟皆象宫闕，諸王公主，悉有次舍，供擬窮水陸；又有千餘騎，鎧幟光鮮，振旅以入。帝見宫殿，不悦曰：我至此，欲就大事，安用是爲？稍命去之。肅宗非恭儉之君，而猶以爲過，朔方軍之侈可知矣。杜陵之詩曰：“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鋭今何愚？”豈無故哉？或曰：“雲帆轉遼海，秔稻來東吴，越羅與楚練，照耀輿臺軀。”范陽之軍則不侈乎？不知禄山之能用其衆者，啗之以虜掠也。何千年嘗勸賊令高秀巖以兵三萬出振武，下朔方，誘諸蕃取鹽、夏、鄜、坊。果如是，朔方軍之根本且覆。唐是時方鎮兵力，可用者惟朔方；朔方覆，抗敵且益難，禄山豈不之知？而卒不用其説者，毋亦其衆歆於中國之富，驅之南向易，驅之西向難邪？其衆之所以順之者，以中國是時不習兵革，肆行虜掠，莫之亢也。逮其既入兩京，所裒斂者當不少，然可掠取乎？黄巢之入長安也，其衆見窮民，或扺金帛與之，其所裒斂，亦云多矣。唐之士有歆之而思起而掠取之者乎？則執山寨之民，粥諸賊人，獲數十萬錢而已。朔方軍之所能，則隨迴紇剽河南，使其民以紙爲裳而已矣。茹柔吐剛，是則武夫之德也！

    不必安、史亂後也，即唐初亦已如此。唐初名將，莫如李靖。靖之平頡利也，《新唐書》云蕭瑀劾靖持軍無律，縱士大掠，散失奇寶。《舊唐書》云温彥博害其功，譖靖軍無綱紀，致令虜中奇寶，散於亂兵之手。太宗大加責讓，久之乃解。奇寶果散入亂兵之手乎？侯君集之入高昌也，史言其“私取寶物，將士知之，亦競來盜竊，君集恐發其事，不敢制”。突厥奇寶之散失，得毋亦如是乎？《岑文本傳》言孝恭之定荆州，軍中將士，咸欲大掠，文本進説，孝恭乃止之。《靖傳》云：是行也，“高祖以孝恭未更戎旅，三軍之任，一以委靖。”則諸將之請孝恭，實請靖也。《靖傳》云：諸將請孝恭而靖止之。足見孝恭能左右之也。靖陳圖蕭銑十策，高祖乃有攻銑之舉，始謀實出於靖，得毋亦有所歆？特性較謹願，不如君集之鹵莽。又内地肆掠，事易彰露，有所顧慮而中止歟？君集之還也，有司請推其罪，詔下之獄。岑文本上疏訟之，引李廣利、陳湯事，言古者萬里征伐，不録其過。又曰：“將帥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可謂切中事情矣。萬里征伐，不録其過，豈太宗所不知？而大責讓靖者，文本《疏》言：高昌之役，“議者以其地在遐荒，咸欲置之度外，惟陛下運獨斷之明，授決勝之略。”則是役主之者帝也，怒君集而下之獄，得毋所歆亦有在正辭伐罪之外者乎？觀其因失奇寶，而大責讓靖，則其伐突厥，亦豈徒以其父嘗詭而臣之，而思雪其恥哉？此無足詭。太宗亦武人也。建成之圖太宗也，謂元吉曰：“秦王且徧見諸妃，彼金寶多有以賂遺之也，吾安得箕踞受禍？”彼秦王之金寶，果何自來哉？

    文本《疏》引黄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邀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黄石公《軍勢》，自爲依託之書，然此數語，亦頗有理。夫戰非惡事也，除舊布新實以之，以之伐罪則仁，以之禦暴則義，戰所以行仁義也，然以之行仁義者寡矣。

    《新唐書·阿史那社尒傳》曰：龜兹之役，郭孝恪之在軍，“牀帷器用，多飾金玉，以遺社尒。社尒不受。”此金玉豈出軍時所齎邪？以遺社尒，得毋使俱有所取，則不能發其事邪？此又一侯君集也。

    魏元忠論武后時之將帥也，曰：“薛仁貴、郭待封受閫外之寄，奉命專征，不能激厲熊羆，乘機掃撲；敗軍之後，又不能轉禍爲福，因事立功；遂乃棄甲喪師，脱身而走。幸逢寬政，罪止削除，國家網漏吞舟，何以過此？”可謂痛切矣。又曰：“仁貴自宣力海東，功無尺寸，坐玩金帛，黷貨無厭。”《舊唐書·魏元忠傳》。則知將帥之不職，無不以好賄者。仁貴始從征遼，以白衣陷陳自旌顯，似亦勇者欲行其志。然觀魏元忠之言，則貪者之邀趨耳，非有志而欲行之者也。其白衣陷陳也，所謂患不得之；及既得之，自無所不至矣。故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

    《舊唐書·裴行儉傳》曰：“初，平都支、遮匐，大獲瓌寶，蕃酋將士願觀之，行儉因宴設，徧出歷示。有馬腦盤，廣二尺餘，文采殊絶。軍吏王休烈奉盤，歷階趨進，誤躡衣，足跌便倒，盤亦隨碎，休烈驚皇，叩頭流血。行儉笑而謂曰：爾非故也，何至於是？更不形顔色。”似乎大度矣，然其始之藏之何爲哉？何不以所獲分賜將士乎？“詔賜都支等資産金器皿三千餘事，駞馬稱是，并分給親故并副使已下，數日便盡。”豈不以瓌寶多，金與駞馬不足貴邪？馬燧之救邢州、臨洺也，將戰，約衆，勝則以家貲賞；及圍解，殫私財賜麾下。德宗嘉之，詔出度支錢五千萬償其財。《舊唐書·馬燧傳》。此固可逆知，然則其賞士也，猶儲之外府也。不然，燧没後，何由以貲甲天下哉？饑歲之春，幼弟不饟；穰歲之秋，過客必食。人之情，固因其所處而異。行儉之碎馬腦盤，而不形於色，果大度也哉？且果形顔色，亦豈當在宴設之際乎？《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簟食豆羹見於色。”《盡心》下。

    五九〇北狄嗜利

    事有不謀而合者，遼興宗求關南地於宋，宋使富弼報之。《宋史》記其事，謂弼説契丹主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爲身謀耳。”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末帝昏亂，土宇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中國提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羣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若通好不絶，歲幣盡歸人主，羣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久之。明日，劉六符謂弼今惟有結婚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朝長公主出降，賫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其後弼再往契丹，遂不復求婚，專欲增幣。夫就宋遼二史觀之，興宗皆似有大志，非可以區區歲幣餌者。讀史者或疑《宋史·弼傳》之辭爲不實。然《遼史·興宗紀》亦云弼爲興宗言，大意謂遼與宋和，坐獲歲幣，則利在國家，臣下無與；與宋交兵，則利在臣下，害在國家。興宗感其言，和好始定。《遼史》未必取材於宋，則《宋史·弼傳》之言初非不實矣。《舊唐書·鄭善果傳》：從兄元絰，突厥寇并州，高祖令墨璹充使招慰。元璹謂頡利曰：“漢與突厥，風俗各異。漢得突厥，既不能臣；突厥得漢，復何所用？且抄掠資財，皆入將士，在於可汗，一無所得；不如早收兵馬，遣使和好，國家必有重賚，幣帛皆入可汗，免爲劬勞，坐受利益。大唐初有天下，即與可汗結爲兄弟，行人往來，音問不絶。今乃捨善取怨，違多就少，何也？”頡利納其言，即引還。與富弼之折遼興宗，如出一轍。然則興宗亦頡利之倫，宋遼兩史所載，一似志在拓地之雄主，蓋未得其實也。果其志在拓地，富弼安得以財利爲言，取笑異國？而興宗亦安能遽聽之乎？然則史事之增飾不實者多矣。興宗之求地，未必不出於臣下之慫恿；而其臣下之慫恿，未必不以虜掠之利動之。富弼固窺見其微，乃以是折之也。夫弼豈知鄭元璹之所爲而師之哉？其所遇者同，其所以應之之術自不得不同也。然則北虜之嗜利深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出版

    五九一金初官制

    《金史·百官志》：“金自景祖，始建官屬，統諸部，以專征伐，嶷然自爲一國。其官長皆稱曰勃極烈。故太祖以都勃極烈嗣位，太宗以諳班勃極烈居守。諳班，尊大之稱也。其次曰國論忽魯勃極烈。國論，言貴，忽魯，猶總帥也。又有國論勃極烈，或左右置，所謂國相也。其次諸勃極烈之上，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吴，迭之號，以爲升拜宗室功臣之序焉。其部長曰孛堇，統數部者曰忽魯。凡此，至熙宗定官制皆廢，其後惟鎮撫邊民之官曰秃里。烏魯圖之下，有掃穩，脱朵。詳穩之下，有麽忽，習尼昆。此則具於官制而不廢。皆踵遼官名也。”此段文字，殊欠清晰。其《國語解》云：“都勃極烈，總治官名，猶漢云冢宰。諳版勃極烈，官之尊且貴者。國論勃極烈，尊禮優崇，得自由者。胡魯勃極烈，統領官之稱。移賚勃極烈，位第三曰移賚。阿買勃極烈，治城邑者。乙室勃極烈，迎迓之官。札失哈勃極烈，守官署之稱。昃勃極烈，陰陽之官。迭勃極烈，倅貳之官，諸糺詳穩，邊戍之官。諸移里堇，部落墟寨之首領。秃里，掌部落詞訟，察非違者。烏魯古，牧圉之官。”胡魯，即忽魯。國論勃極烈，忽魯勃極烈，據解乃兩官，而《志》誤合爲一。下又重出國論勃極烈之名。“則有國論，乙室，忽魯，移賚，阿買，阿舍，吴，迭之號”句，國論，忽魯又重出。阿舍，即《解》之札失哈。吴爲昃字之誤。蓋此諸號，至熙宗皆廢，故作史者亦不可能了然也。《桓赧散達傳》：“國相雅達之子也。雅達之稱國相，不知其所從來。景祖嘗以幣與馬求國相於雅達。雅達許之。景祖得之，以命肅宗。其後撒改亦居是官焉。”案《遼志》：屬國職名，有左相、右相。又載景宗保寧九年，女直國來請宰相，夷離厪之職，以次授者二十一人。則雅達之國相，心受諸遼，故須以幣與馬求之。然則金初國論勃極烈爲最尊之官，都勃極烈，諳版勃極烈，皆後來所設，故移賚勃極烈位居第三也。

    《志》又云：“諸糺詳穩一員，掌戍守邊堡。麽忽一員，掌貳詳穩。習尼昆，掌本糺差役等事。”“諸移里堇司。移里堇一員，分掌部族村寨之事。”“諸秃里。秃里一員，掌部落詞訟，訪察違背等事。”“諸羣牧所，國言謂烏魯古。提控諸烏魯古一員。又設掃穩，脱朵，分掌諸畜，所謂牛馬羣子也。”此等序謂踵遼官名，其下皆無勃極烈字。然則凡有勃極烈字者，皆女真之舊也。金初官制大略可見矣。

    五九二明末貪風之害

    《明史·梁廷棟傳》：崇禎三年秋，“廷棟以兵食不足，將加賦。因言今日閭左雖窮，然不窮於遼餉也。一歲中陰爲加派者，不知其數。如朝覲、考滿、行取、推升，少者費五六千金，合海内計之，國家選一番守令，天下加派數百萬。巡撫查盤、訪緝，饋遺謝薦，多者至二三萬金。合天下計之，國家遣一番巡方，天下加派百餘萬。而日民窮於遼餉，何也？臣考九邊額設兵餉，兵不過五十萬，餉不過千五百三十餘萬，何憂不足？故今日民窮之故，惟在官貪，使貪風不除，即不加派，民愁苦自若。使貪風一息，即再加派，民歡忻亦自若。”此説最爲痛快，歷代民之所病，未有在於法令之所明取者。使以私租爲官賦，此外遂絶無所取，民未必其疾首蹙額也。但必不能所取耳。

    五九三清建儲之法

    清聖祖時，諸子争立，允礽再廢，其後遂未立儲。雍正元年，世宗親書所欲立者之名，藏諸正大光明扁額之後，後遂沿爲成法。此雖不必遂善，然亦家天下之世防弊之一法也。然此法實因内寵而後立。《清史稿·諸王傳》：“端慧太子永璉，高宗第二子，乾隆三年十月殤，年九歲，十一月，諭曰：“永璉乃皇后所生，朕之嫡子。聰明貴重，氣宇不凡，皇考命名，隱示承宗器之意。朕御極後，恪守成式，親書密旨，召諸大臣藏於乾清宫正大光明榜後。是雖未册立，已命爲皇太子矣。今既薨逝，一切典禮，用皇太子儀注行。旋册贈皇太子，謚端慧。”又：“哲親王永琮，高宗第七子，與端慧太子同爲嫡子，端慧太子薨，高宗屬意焉。乾隆十二年十二月，以痘殤，方二歲。上諭謂先朝未有以元后正嫡紹承大統者，朕乃欲行先人所未行之事，邀先人不能獲之福，此乃朕過耶？命喪儀視皇子從優，謚曰悼敏。”觀此，知二子不死，世宗所立之法，未必不又廢於高宗時也。

    五九四唐代市舶一

    市舶之職，盛於宋實始於唐。然唐代之市舶使，似非如宋代爲征榷之要司也。《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年十二月，“右威衛中郎將周慶立爲安南使?使，與波期僧廣造奇巧，將以進内。監選使、殿中侍御史柳澤上書諫，上嘉納之。”又《代宗紀》：廣德元年十二月甲辰，“宦官市舶使吕太一逐廣南節度使張體，縱下大掠廣州。”終唐之世，因市舶而遣使，姓名可考者，惟此二人而已。《通考》即僅舉此二人。慶立之事，亦見《新唐書·柳澤傳》，使名作市舶，不作使?。然竊疑使?并非誤字，後來市舶之名通行，傳澤事者乃從而改之耳。至“波期”爲“波斯”之誤，則無足疑也。太一之事，亦見兩《唐書·韋倫傳》。《舊唐書》云：代宗以中官吕太一於嶺南矯詔募兵爲亂，乃以倫爲韶州刺史、兼御史中丞、韶連柳三州都團練使，竟遭太一用賂反間，貶信州司馬。《新唐書》略同，惟柳州作郴州。郴於韶、連爲近，似當從之。《通鑑》則繫其事於十一月，云：“宦官廣州市舶使吕太一發兵作亂，節度使張休棄城，奔端州。太一從兵掠焚，官軍討平之。”節度使之名，似當以《鑑》爲是；俗書“體”字從人從本，因此乃誤爲“體”。云發兵，蓋即發其矯詔新募之兵；舊兵則當隸節度，太一恐不易擅發也。云官軍討平之，一似其亂不旋踵而定者，蓋終言之；其事實不在即時，不然，則唐朝不必更遣韋倫矣。至其記事早於《唐紀》一月，則《唐紀》蓋據奏報到日書之，《通鑑》必有所據也。

    《通鑑注》云：“唐置市舶使於廣州，以收商舶之利，時以宦者爲之。”明其并非經制。兩《唐書·盧奂傳》，皆附其父懷慎傳後。皆謂其官南海有清節，中使之市舶者，亦不敢干其法。又《舊唐書·盧鈞傳》言：鈞爲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南海有蠻舶之利，珍貨畢凑。舊帥作法興利以致富，凡爲南海者，靡不捆載而還；鈞遣監軍領市舶使，而己一不干與。則立法皆由節度，使名亦所兼領，别遣乃出偶然，故姓名可考者甚希也。大權既在節鎮，中使蓋無能爲，太一乃激而生變耳。

    原刊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東南日報》

    五九五唐代市舶二

    唐代管理市舶之權，實在交、廣節鎮，故居是職而以清廉或貪墨聞者特多。《舊唐書·盧奂傳》：“天寶初，爲晉陵太守，時南海郡利兼水陸，瓌寶山積，劉巨鱗、彭果《新唐書》作杲。相替爲太守、五府節度，皆坐臧巨萬而死。乃特授奂爲南海太守，遐方之地，貪吏斂跡，人用安之。以爲自開元以來四十年，廣府節度清白者有四，謂宋璟、裴伷先、李朝隱及奂。”又《李勉傳》：大曆四年，“除廣州刺史，兼嶺南節度觀察使。前後西域舶泛海至者歲纔四五，勉性廉潔，舶來都不檢閲，故末年至者四十餘。在官累年，器用車服無增飾。及代歸，至石門，停舟，悉搜家人所貯南貨犀象諸物，投之江中，耆老以爲可繼前朝宋璟、盧奂、李朝隱之徒。”此數君蓋當時最以清節著聞，藉藉人口者也。《新唐書》皆略同。惟《奂傳》無裴伷先之名，而曰：“時謂自開元後四十年，治廣有清節者，宋璟、李朝隱、奂三人而已。”案伷先，兩《唐書》皆附其從父炎傳。《舊唐書》無事跡，《新唐書》謂其流北廷時，“無復名檢，專居賄，五年至數千萬。娶降胡女爲妻，妻有黄金駿馬牛羊，以財自雄。養客數百人。自北廷屬京師，多其客，詗候朝廷事，聞知十常七八。”蓋以爲跅弛非廉隅之士，故於《奂傳》芟其名。然伷先是時之志，蓋欲以有所爲，不得繩以小節。且人固有瑕瑜不相掩，亦有後先易轍者。伷先縱早歲跅弛，亦不害其晚節之能飭廉隅，更謂其不廉；而時人以與璟、朝隱、奂并稱，自係當時輿論。著其事而斥其論之不允可也，改易其事，而謂輿論所稱，祇有三人，則繆矣。若謂其無實跡可指，則兩《唐書·李朝隱傳》，亦皆不列其在廣政跡；《宋璟傳》雖舉其政績，亦不及其清廉。須知史事遺落者極多，正籍此等單辭片語以補足之也。又《李勉傳》謂其在廣末年蕃舶至者四十餘，勉既在官累年，則自非其至廣明年之事，《新唐書》乃謂勉既廉絜，又不暴征，明年至者四千餘柁。沈德潛曰：“夷舶至者四十餘，未見不暴征之效也，《新唐書》爲允。”殿本《考證》。何以十倍之數，不足見寬政之效，而必有待於千倍？且夷舶至者，豈易增至千倍乎？此“千”字恐正是“十”字之誤，不足爲子京咎。然以勉居官之末年爲明年，則必子京之疏矣，信乎文士之不可以脩史也。

    盧奂等外，《唐書》稱其清廉者，又有王方慶、名綝，以字行，《新唐書》作?。孔戣、《新舊唐書》皆附其從父巢父傳。馬總、鄭絪、蕭倣、《舊唐書》附其從兄俛傳，《新唐書》自有傳。李尚隱、馮立、劉崇龜、《新唐書·劉政會傳》。韋正貫等。《新唐書》附其從兄臯傳。又盧鈞，已見上條。著其貪墨者，則有遂安公壽、見《舊唐書·盧祖尚傳》。路元睿、見兩《唐書·王方慶傳》。路嗣恭、王鍔、王茂元、鄭權、胡証、李象古、嗣曹王臯之子。徐浩、韓約、見《新唐書·李鄭二王賈舒傳》。郎餘慶，見《新唐書·儒學傳》，附其弟餘令後。而李琢爲安南都護，侵刻獠民，致府爲蠻人所陷，徵兵赴援，騷動累年，詒禍尤巨。見《舊唐書·懿宗紀》。路嗣恭起郡縣吏至大官，皆以恭恪爲理，而平哥舒晃之亂，多誅商舶之徒，四字見《舊唐書》本傳，謂與商舶有關涉者也，《新唐書》改作舶商，殊欠審諦。前後没其家財寶數百萬貫。徐浩以文雅稱，及授廣州，多積貨財，爲時論所貶。信乎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乎？柳澤諫玄宗語。然劉崇龜爲廣州，姻舊或干以財，但寫《荔支圖》與之，可謂廉矣，而不能防檢其家，既殁，有鬻珠翠羽者，由是名損。孔戣清節尤著，而長慶中亦有告其在南海時家人受賂者。即李勉，雖能搜家人所貯而投之江，亦不能禁家人之不貯之也。則信乎權利之地之不易居也。蕭倣之爲嶺南也，南海多榖紙，倣勅子弟繕寫缺落文史。子廩曰：此去京師，水陸萬里，書成不可露齎，當須篋笥，人觀兼乘，謂是貨財，薏苡之嫌，得爲深戒。倣曰：吾不之思也。乃止。此事與吴祐諫其父恢大相類，恐出附會。然好名者以此自飾，則此嫌之仍不易泯可知矣。

    徐浩之罷嶺南，以瓌貨數十萬餉元載。見《新唐書·李栖筠傳》。載故貪墨，不足道也。楊炎救時相，鄭注尤奇材，非没溺於利者，而《路嗣恭傳》言：嗣恭没商舶之徒家財，盡入私室，不以貢獻，代宗心甚銜之，故賞不酬勞。及德宗即位，楊炎受其貨，始叙前功。《薛存誠傳》云：“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以酬恩地。”則雖賢者亦不免隨波矣。《鄭權傳》云：“權出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爲朝士所嗤。”此據《舊唐書》。《新唐書》云：“多裒貲珍，使吏輸送，凡帝左右助力者皆有納焉。”觀此，知權所賄者，實不僅鄭注一人。《舊唐書·薛存誠傳》“以酬恩地”之言，亦非指注言之也。《新唐書》改云悉盜公庫珍貨輸注家，亦欠審諦。則中人之利此者甚多，此吕太一所由能敗韋倫乎？毋亦市舶多以中人爲使，爲以教猱升木邪？鄭權雖爲朝士所嗤，然路嗣恭之子恕，私第有佳林園，自貞元初迄元和末，朝之名卿，咸從之遊，則士夫雖口詆中人，又未嘗不沾其潤澤矣。王茂元爲嶺南，蠻落安之，然積聚家財巨萬計。李訓之敗，中官利其財，掎摭其事，言茂元因王涯、鄭注見用，茂元懼，罄家財以賂兩軍，僅免。胡証以寶曆二年節度嶺南，大和二年卒，爲時不及三年，卒時年七十一矣，而史言其善蓄積，務華侈，厚自奉養，童奴數百，於京城修行里起第，連亘閭巷；嶺表奇貨，道途不絶，京邑推爲富家。當時官嶺南者致富之易，與士大夫之没溺而不知止，可以概見。証素與賈餗善，及李訓敗，禁軍利其財，稱其子溵匿餗，乃破其家，一日之内，家財并盡。軍人執溵入左軍，仇士良命斬之以徇。則尚不如茂元之克全其生命矣。象有齒以焚其身，豈不哀哉！

    《舊唐書·酷吏·敬羽傳》：“胡人康謙善賈，資産億萬計。楊國忠爲相，授安南都護。至德中，爲試鴻臚卿，專知山南東路驛。人嫉之，告其陰通史朝義。《新唐書》略同。又《安禄山傳》云謙“上元中，出家貲佐山南驛稟，肅宗喜其濟，許之，累試鴻臚卿。壻在賊中，有告其叛，坐誅”。“喜其濟”三字不辭，疑有奪誤。謙髭鬚長三尺，過帶；按之兩宿，鬢髮皆秃，膝踝亦栲碎，視之者以爲鬼物，非人類也。乞捨其生，以後送狀奏殺之，没其資産。”以好賄而任胡人爲都護，而胡人亦卒以冒進殺其軀，具見是時寵賂之彰，紀綱之大壞也。

    交、廣之闇無天日如此，故冒利者多甘心焉，如鄭權以家人數多，俸入不足，而乞助於中人以求之，是也。然士大夫之視爲畏途者究多。盧祖尚許太宗至交州，已而悔之，太宗怒，斬之朝堂。雖失刑，然交、廣擇人之難，亦可想見。李綱在隋世，爲楊素所排，乃因劉方之討林邑，言於文帝曰：“林邑多珍寶，自非正人不可委。”因言綱可任，文帝遂以綱爲行軍司馬。《舊唐書·李綱傳》。玄宗嘗大陳樂於勤政樓，既罷，兵部侍郎盧絢按轡絶道去，帝愛其醖藉，稱美之。明日，李林甫召絢子曰：“尊府素望，上欲任以交、廣，若憚行，且當請老。”絢懼，從之。《新唐書·李林甫傳》。皆可見時人心目中，視交、廣爲何如地也，此開拓新地之所以不易歟！

    原刊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東南日報》

    五九六唐代市舶三

    《新唐書·韋皋傳》：皋弟子正貫，“擢嶺南節度使。南海舶賈始至，大帥必取象犀明珠，上珍而讎以下直。正貫既至，無所取，吏咨其清。”又《盧鈞傳》：“擢嶺南節度使。海道商舶始至，異時帥府争先往，賤讎其珍，鈞一不取，時稱絜廉。”先官買而後聽其與民交易，官買與私買異直，此蓋相沿榷法，而官吏因之自潤，雖傷廉，究猶有所藉口也。《孔戣傳》：“舊制：海商死者，官籍其貲，滿三月無妻子詣府，則没入。戣以海道歲一往復，苟有驗者，不爲限，悉推與。”户絶者貲産入官，中國法亦如是，初非歧視蕃商；然海道歲一往復，則不應三月即没入，蓋故立苛例以規利也。《傳》又云：“蕃舶泊步有下碇税，始至有閲貨宴，所餉犀琲，下及僕隸，戣禁絶，無所求索。”此等則如後世之規費，以餽遺之名取之，於法無所影附矣，雖禁豈能真絶？所餉下及僕隸，此李勉北歸時，家人所由有南貨之藏歟？抑此等雖云非法，亦當皆有舊規，然貪取者之情，又不能以是爲足，此則崑崙之所以一怒而戕路元叡歟。《舊唐書·波斯傳》：乾元元年，波斯與大食同寇廣州，《新唐書》作襲廣州。劫倉庫，焚廬舍，《新唐書》作焚倉庫廬舍。浮海而去。彼爲通商來，交易足以求利，何事稱戈以叛？疑亦必有激之使然者也。

    當時貪墨之吏，非僅取之商舶也，并有誅求於土酋者。《隋書·食貨志》言：晉自寓居江左，“嶺外酋帥，因生口翡翠明珠犀象之饒，雄於鄉曲者，朝廷多因而署之，以收其利。歷宋、齊、梁、陳，皆因而不改。”可見土酋因蕃舶致富者之多。《權武傳》：武檢校潭州總管，“多造金帶，遺嶺南酋領，其人答以寶物，武皆納之，由是致富。”此尚爲取不傷廉。若貪暴之徒，則其所爲，蓋有不可忍者，此李琢之所以招蠻寇也。馮盎族人子猷，貞觀中入朝，載金一舸自隨。《新唐書·馮盎傳》。楊思勗破陳行範，獲口馬金玉巨萬計，《舊唐書·楊思勗傳》。王方慶之督廣州，管内諸州首領，舊多貪縱，百姓有詣府稱寃者，府官以先受首領參餉，未嘗鞫問，方慶乃集止府寮，絶其交往，首領縱暴者悉繩之，由是境内清肅。《舊唐書·王方慶傳》。此等，皆可見南方土酋之富，及官吏與之交關者之多也。

    原刊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東南日報》

    五九七唐代市舶四

    蕃舶之利，雖多入貪官囊橐，亦未嘗於國用無裨，江左署嶺外酋帥以收其利，其最顯然者矣。韋堅之開廣運潭也，别各郡之船，各於栿背上積其郡之所産，南海郡船積瑇瑁、真珠、象牙、沈香，《舊唐書·韋堅傳》。可見其爲常貢之物。《新唐書·徐申傳》：申進嶺南節度使，外蕃歲以珠、瑇瑁、香、文犀浮海至，申於常貢外，未嘗賸索，商賈饒盈。可見其貢有常額。《薛存誠傳》謂鄭權所以酬恩者，悉係盜諸公庫，又可見其有關地方經費矣。五代時閩、廣進奉中原者，猶以南貨多。《舊五代史》梁太祖開平元年，廣州進奇寶名藥，品類甚多，又進龍腦、腰帶、珍珠枕、瑇瑁、香藥等。二年，福州貢瑇瑁琉璃犀象器，并珍玩、香藥、奇品、海味，色類良多，價累千萬。四年，廣州貢犀玉，獻舶上薔薇水。乾化元年，廣州貢犀象奇珍及金銀等，其估數千萬。安南兩使留後曲美進筒中蕉五百匹，龍腦、鬱金各五瓶，他海貨等有差。又進南蠻通好金器六物，銀器十二，并乾陁綾花繓越??等雜織奇巧者各三十件。皆見《本紀》。《歐史·南漢世家》，載宋之興，劉鋹將邵廷琄勸鋹脩兵爲備，不然，則悉珍寶奉中國，遣使以通好。逮潘美師至，龔澄樞、李托等謀曰：“北師之來，利吾國寶貨耳，焚爲空城，師不能駐，當自還也。”乃盡焚其府庫宫殿，而鋹以海舶十餘悉載其珍寶嬪御，欲以入海。其視寶貨之重如此。黄巢之攻廣州也，丐爲安南都護、廣州節度使。鄭畋欲因以縻之，于琮言南海市舶利不貲，賊得之益富而國用屈，乃止。見《新唐書·巢傳》及兩《唐書·畋傳》。可見其有裨度支，由來已久也。《舊唐書·王鍔傳》：“遷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廣人與夷人雜處，地征薄而叢求於川市。鍔能計居人之業而榷其利，所得與兩税相埒。以兩税錢上供，時進及供奉外，餘皆自入。西南大海中諸國舶至，則盡没其利，由是鍔家財富於公藏。”此可見平時上供，亦不能無藉於舶利也。周慶立作淫巧以蕩上心，敬宗侈宫室而舶賈獻沈香材，見《新唐書·宗室傳》。固非所語於經制也。

    《隋書·南蠻傳》言，文帝之征林邑，乃由天下無事，而羣臣言其多奇寶。此似非文帝之所爲，觀其用一行軍司馬，尚因楊素之言而屬意於李綱可知也。然《舊唐書·丘和傳》言，和爲交趾太守，林邑之西諸國，并遣遺和明珠、文犀、金寶，蕭銑聞而利之，乃命甯長真渡海侵和。則事殊不敢保其必無。銑在羣雄中，亦尚爲知治體者也。其甚者，乃至如劉晟遣暨彦贇以兵入海，略商人金帛矣。亦見《歐史·世家》。

    原刊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東南日報》

    五九八唐代市舶五

    蕃舶載來嶺表之物，何由流行全國乎？《舊唐書·王鍔傳》謂鍔“日發十餘艇，重以犀象珠貝，稱商貨而出諸境。《新唐書》曰：與商賈雜出於境。周以歲時，循環不絶，凡八年。京師權門，多富鍔之財”。則其轉輸，殆與凡商貨無異，亦可謂盛矣。又《懿宗紀》：咸通四年七月朔，制曰：“安南溪峒首領，素推誠節，雖蠻寇竊據城壁，而酋豪各守土疆。如聞溪峒之間，悉藉嶺北茶藥，宜令諸道，一任商人興販，不得禁止往來。”溪峒之於茶藥，亦必有以南貨相易者。要之商旅既通，即無慮其物之不得流衍也。

    抑當時賈胡蹤跡，亦不限於交、廣。《舊唐書·鄧景山傳》，言其引田神功以討劉展，神功至揚州，大掠居人資産，鞭笞發掘略盡，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數千人。《神功傳》曰“商胡波斯被殺者數千人”。《新唐書》皆略同。可見商胡居揚州者之衆。猶曰揚一益二，其富庶固冠海内也。《新唐書·趙弘智傳》：兄弘安，曾孫矜，客死柳州，官爲歛葬。後十七年，子來章始壯，自襄陽往求其喪，不得，野哭。再閲旬，卜人秦誗爲筮曰：“宜遇西人，深目而髯，乃得其實。”明日，有老人過其所，問之，得矜墓，遂歸葬弘安墓次。此所謂西人，必賈胡也，其蹤跡深入今之粤西，且居之頗久矣。

    《舊五代史》：唐莊宗平蜀，得金銀共二十二萬兩，珠玉犀象二萬。此亦南珍。《舊唐書·張柬之傳》：柬之諫戍姚州，謂珍奇之貢不入。則自今緬甸經滇西入蜀之路未必通，蓋亦自交、廣來者。又《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謂錢氏多掠得嶺海商賈寶貨，亦可見其物之北上者不少也。又《閩世家》言：王審知招來海中蠻夷商賈；海上黄崎，波濤爲阻，一夕風雨，雷電震擊，開以爲港，閩人以爲審知德政所致，號爲甘棠港。此蒙蕃舶之利者歸美之辭也。可見五代時閩中蕃舶亦盛，其物或有踰杉嶺而入吴越者，錢氏所掠，不必皆來自嶺南也。

    原刊一九四九年三月二十日《東南日報》

    五九九賜田

    《舊唐書·于志寧傳》：志寧與張行成、高季輔俱蒙賜地。奏曰：“臣居關右，代襲箕裘，周、魏以來，基址不墜。行成等新營莊宅，尚少田園。於臣有餘，乞申私讓。”高宗嘉其意，乃分賜行成及季輔。《新書·李襲志傳》：弟襲譽，嘗謂子孫曰：“吾性不喜財，遂至窶乏。然負京有賜田十頃，能耕之足以食；河内千樹桑，事之可以衣。”《牛僧孺傳》：“隋僕射奇章公弘之裔。幼孤，下杜樊鄉，有賜田數頃，依以爲生。”皆見士大夫之於賜田，守之頗久。王者之於土地，貴能予亦能奪，乃足以明賞罰而行懲勸；若貴人守之太久，則平民得之愈難，王公何以戒慎？民萌何以勸勉？隋文帝時，蘇威立議，以爲户口滋多，民田不贍，欲減功臣地以給民。而王誼曰：“百官者，歷世勳賢，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見其可。如臣所慮，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上然之，竟寢威議。隋文蓋不欲失功臣之歡心也，誼之言則可謂悖矣。

    元世賜田最多，别見《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條。然拘還者亦多。如《元史·武宗紀》：至大二年，九月，御史臺臣言：“比者近幸爲人奏請，賜江南田千二百三十頃，爲租五十萬石，乞拘還官。”從之。《順帝紀》：至正二年，六月，命江浙撥賜僧道田還官徵糧，以備軍儲。皆其大焉者也。此蓋賜田太多，不得不然。亦有既拘還復賜之者，如《成宗紀》：大德九年，十月，賜安南王陳益稷湖廣地五百頃。《仁宗紀》：至大四年，九月，益稷入見，言“有司拘臣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授田如故。”《武宗紀》：大德十一年，時賜田悉奪還官，以月赤察兒自世祖時積有勳勞，以前後所賜合百頃與之。詳見《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條。至大元年，六月，以没入朱清、張瑄田産隸中宫，立江浙財賦總管府、提舉司。三年，十一月，以清子虎，瑄子文龍往治海漕，以所籍宅一區、田百頃給之。《順帝紀》：至元二年，二月，詔以世祖所賜王積翁田八十頃還其子都中，亦見傳。皆是也。

    六〇〇唐武宗時僧尼所有田畝平均數

    《新唐書·食貨志》：武宗廢浮屠，天下毁寺四千六百，招提蘭若四萬。籍僧尼爲民二十六萬五千人，奴婢十五萬人，田數千萬頃。以人數除田，近於人得一頃，似亦與民間小康之家無異。然俗人須贍八口，僧尼徒奉一身；又俗人弔死問疾等耗費多，僧尼不徒無之，尚可受布施也，此度牒之所以貴歟？

    六〇一質田以耕

    《新唐書·盧羣傳》：鄭滑節度行軍司馬姚南仲入朝，以羣代節度。“羣嘗客於鄭，質良田以耕。至是則出券貸直，以田歸其人。”一似羣質田時嘗躬耕，或傭力而督之耕者。然《舊唐書·傳》云：“先寓居鄭州，典質良田數頃。及爲節度使，至鎮，各與本地契書。分付所管令長，令召還本主。”則其田實散在諸縣，不徒躬耕，即傭人而督之耕，亦力所不及也。《新唐書》之辭，殊爲失實。

    六〇二田業賣質無禁

    《金史·食貨志·田制》曰：“民田業各從其便，賣、質於人無禁，但令隨地輸租而已。”此爲道地之私有制，即所謂無制度也。《新唐書·食貨志》述開元時事云：“初，永徽中禁買賣世業、口分田。其後豪强并兼，貧者失業。於是詔買者還地而罰之。”案《新唐書·長孫無忌傳》：長孫順德，太宗時刺澤州，前刺史張長貴、趙士達占部中腴田數十頃，奪之以給貧單。《舊唐書·良吏傳》：賈敦頤，永徽五年遷洛州刺史，時豪富之室，皆籍外占田；敦頤都括獲三千餘頃，以給貧乏。《新唐書》云：舉没三千餘頃。此亦令買者還地之類。租庸調法存時，自不得不然。其後租庸調法雖廢，蓋亦未頌言可以賣、質，北宋之世猶然，至金世，乃有賣、質無禁之説。《金史》此言，自有所本也。

    六〇三農民所需田畝之數

    一農民究須得田若干，乃可自活，此隨時隨地而不同者也。蓋土愈沃，則所需之數愈少；時愈晚，則耕作之法愈精，所需之數亦愈少也。李悝盡地力之教，言一夫挾五口，治田百畝，歲收百五十石，則畝得一石半。此説當較近情實。鼂錯言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則約略言之耳。古百畝僅當今三十餘畝，一石亦僅得今二斗。則今三十畝之地，在當時歲收今三十石也。《宋史·食貨志》曰：“天下墾田，景德中，丁謂著《會計録》云，總得一百八十六萬餘頃。以是歲七百二十二萬餘户計之，是四户耕田一頃。繇是而知天下隱田多矣。”意以四户耕一頃爲少。而林勳《本政書》，欲使民一夫占田五十畝。亦見《志》，又見本傳。《金史·食貨志》：大定二十七年，“隨處官豪之家，多請占官地，轉與他人種佃，規取課利。命有司拘刷見數，以與貧難無地者，每丁授五十畝，庶不致失所。餘佃不盡者，方許豪家驗丁租佃。”則五十畝者，宋時人所能耕，而亦其自養之所需也。五十畝足以自養，故百畝爲多。《明史·錢士升傳》：附《錢龍錫傳》。崇禎七年，“武生李璡，請括江南富户，報名輸官，行首實、籍没之法。”士升疏駁之，曰：“其曰搢紳豪右之家，大者千百萬，中者百十萬，以萬計者不能枚舉，此説當係以銀兩或緡錢計，頗失之夸。顧亭林《菰中隨筆》引《龔子芻言》曰：“今江南雖極大之縣，數萬金之富，不過二十家；萬金者倍之；數千金者又倍之；數百金以下稍殷實者，不下數百家。”估計較近情實。據《經世文編》卷八引。臣不知其所指何地。就江南論之，富家數畝以對，百計者什六七，千計者什三四，萬計者千百中一二耳！江南如此，何況他省？”固亦列百畝於富家矣。《徐問傳》言其“田不滿百畝”，《吴嶽傳》亦曰“田不及百畝”，二人固皆清廉，又未必能躬耕，然亦勉可自活，可見百畝在其時爲已多也。斯時制民之産者：紹興六年，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别給十畝爲蔬圃。”《宋史·食貨志》。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七月，“募民耕江南曠土，户不過五頃。官授之券，俾爲永業。三年後徵租。”成宗元貞元年，十二月，“也速帶而之軍，因李璮亂去山東，其元駐之地，爲人所墾，歲久成業，争訟不已。命别以境内荒田給之，正軍五頃，餘丁二頃，已滿數者不給。”大德元年，十二月，“徙襄陽屯田合剌魯軍於南陽，户受田百五十畝。”泰定帝泰定三年，正月，“以山東、湖廣官田，賜民耕墾，人三頃。”皆見《本紀》。此等皆係荒地，故所授較多，非尋常情形也。《元史·良吏·觀音奴傳》：“寧陵豪民楊甲，夙嗜王乙田三頃，不能得。直王以饑，攜其妻就食淮南，而王得疾死，其妻還，則田爲楊據矣。”又《孝友·魏敬益傳》：“雄州容城人。有田僅十六頃。此僅字爲幾及之義，意以爲多，非以爲少。唐、宋時人用僅字多如此。如《舊唐書·張延賞傳》，言其爲劍南節度，“蜀土殘弊，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度，僅至庶富”是也。一日，語其子曰：自吾買四莊村之田十頃，環其村之民皆不能自給，吾深憫焉。今將以田歸其人。汝謹守餘田，可無餒也。乃呼四莊村民，强與之。”有田三頃，而一遇饑荒，即須攜妻就食於外；十六頃去十頃，尚得六頃，乃守之僅足無餒；皆不可解，蓋記者不詳也。

    六〇四田畝隱匿

    《明史·食貨志》：洪武二十六年，覈天下土田，總八百五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三頃，蓋駸駸無棄土矣。弘治十五年，天下土田，止四百二十二萬八千五十八頃，不及洪武之半，殊不合情理。猶可諉曰政事廢弛也。張居正之丈量，可云嚴切矣，且史言其“尚綜核，頗以溢額爲功，有司多改小弓，以求田多，或掊克見田，以充虚額”。而其田數總計，爲“七百一萬三千九百七十六頃”，亦尚不逮洪武。此可見一經隱匿，覈實之難，亦可見歷代户口、田畝之數，無一非兒戲之流，去實際甚遠矣。

    六〇五流民田産

    流民田産，當如何措置，此一頗難處之事也。《宋史·食貨志》：至道二年，太常博士、直史館陳靖上言：“今京畿周環二十三州，幅員數千里，地之墾者，十纔二三；税之入者，又十無五六。復有匿里舍而稱逃亡，棄耕農而事遊惰。賦額歲減，國用不充。詔書累下，許民復業，蠲其租調，寬以歲時。然鄉縣擾之，每一户歸業，則刺報所由。朝耕尺寸之田，暮入差徭之籍，追胥責問，繼踵而來，雖蒙蠲其常租，實無補於捐瘠。況民之流徙，始由貧困，或避私債，或逃公税。亦既亡遯，則鄉里檢其資財，至於室廬什器，桑棗材木，咸計其直，或鄉官用以輸税，或債主取以償逋；生計蕩然，還無所詣，以兹浮蕩，絶意歸耕。”欲“授以閒曠之田”，“許令别置版圖”，“候至三五年間，生計成立”，乃“計户定征，量田授税”。此固一策。然墾荒與復故業孰易？且此二十三州中，適多曠土，故此策可行也，不則何以授之？況民逃不能撫，而公私共分其所有，豈理也哉？《志》又云：紹興三年，九月，“户部言百姓棄産，已詔二年外許人請射，十年内雖已請射及充職田者，并聽歸業。孤幼及親屬應得財産者，守令驗實給還。冒占者論如律。州縣奉行不虔，監司按劾。從之。先是臣僚言：近詔州縣拘籍被虜百姓税賦，而苛酷之吏，不考其實，其間有父母被虜兒女存者，有中道脱者，有全家被虜而親屬偶歸者，一槩籍没，人情皇皇，故有是命。”又《洪皓傳》：子适，提舉江東路常平茶鹽。“會完顔亮來侵，上親征，适覲金陵，言本路旱，百姓逐食於淮，復遭金兵，今各懷歸，而田産爲官鬻，請聽其估贖之。”乘兵荒攘民業，而責其價贖，更不成語矣。紹興三年户部所定條例，似較近理，然十年、二年之限，亦未盡善。民固有流亡三四十年而猶懷故土者也。《明史·王來傳》：來爲山西左參政，請“荒田令附近之家，通力合作，供租之外，聽其均分。原主復業則還之”。田不荒，而復業者亦無虞失職，似爲最善。

    《元史·良吏段直傳》：“爲澤州長官。澤民多避兵未還者，直命籍其田廬於親戚、鄰人之户。且約曰：俟業主至，當析而歸之。逃民聞之，多來還者，命歸其田廬如約，民得安業。”此其措置，亦與王來同，特多一籍諸親鄰之户之舉耳。所以如此，蓋所以避歸官。歸官而更以還民，則事難而易滋弊矣。逃户設終不歸，田廬將遂爲其親鄰所有，故其親鄰亦樂從之也。

    六〇六宋末公田

    宋末之買公田，固爲秕政，然未至如論者所言之甚也。公田之起，據史所載，實由陳堯道等言廩兵、和糴、造楮之弊，乞依祖宗限田，於兩浙、江東西官民户踰限田，抽三分之一，買充公田。則其議實自託於抑兼并。今姑忽論其然否，然是時之財政，舍此固别無救急之策也。買公田事在景定四年，然淳祐六年，謝方叔即言：“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極，非限民名田有所不可，是亦救世道之微權也。國朝駐蹕錢塘，百有二十餘年矣。外之境土日荒，内之生齒日繁，權勢之家日盛，兼并之習日滋，百姓日貧，經制日壞，上下煎迫，若有不可爲之勢。所謂富貴操柄者，若非人主之所得專，識者懼焉。夫百萬生靈資生養之具，皆本於穀粟，而穀粟之産，皆出於田。今百姓膏腴皆歸貴勢之家，租米有及百萬石者。小民百畝之田，頻年差充保役，官吏誅求百端，不得已，則獻其産於巨室，以規免役。小民田日減而保役不休，大官田日增而保役不及。以此弱之肉，强之食，兼并浸盛，民無以遂其生。於斯時也，可不嚴立經制，以爲之防乎？去年諫官嘗以限田爲説，朝廷付之悠悠。不知今日國用、邊餉，皆仰和糴。然權勢多田之家，和糴不容以加之，保役不容以及之。敵人睥睨於外，盜賊窺伺於内。居此之時，與其多田厚貲，不可長保，曷若捐金助國，共紓目前？在轉移而開導之耳。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僚論奏而行之。使經制以定，兼并以塞。於以尊朝廷，於以裕國計。陛下勿牽貴近之言以摇初意，大臣勿避仇怨之多而廢良策，則天下幸甚。”此時距景定四年尚十七年，然其言，無一不若爲後來之買田發者。且曰“乞諭二三大臣，摭臣僚論奏而行之”，則言此者初非方叔一人矣。然則買公田實當時之輿論也。此何哉？會子則已濫矣，金銀數亦無多，且究不能逕作錢幣，故上下所貴，惟在穀粟，而國用遂專資和糴。和糴取穀粟於小民，買限外之田而收其租，則取穀粟於豪强，其是非固無待再計者也。然則買公田非徒救急，以義理論，亦無可訾議矣。所争者，行之之善否耳。《賈似道傳》云：“浙西田，畝有值千緡者，似道均以四十緡買之。數稍多，予銀絹；又多，與度牒、告身。吏又恣爲操切，浙中大擾。”此固擾亂太甚。然禍止中於田主，而未及佃户。陳堯道等之議曰：“得一千萬畝之田，則歲有六七百萬斛之入。”其所冀者，爲一石弱之租。《食貨志》：“六郡回買公田，畝起租滿石者償二百貫，九斗者償一百八十貫，八斗者償一百六十貫，七斗者償一百四十貫，六斗者償一百二十貫。”然則當時租額，蓋自六斗至一石。《志》又言紹興時，兩浙轉運司官莊田四萬二千餘畝，歲收稻麥等四萬八千餘斛，其租額亦略相等。則陳堯道等所欲收之租，其額固未嘗加重也。或曰：《食貨志》言：“南渡後水田之利，富於中原，故水利大興。而諸籍没田募民耕者，皆仍私租舊額，每失之重。輸納之際，公私事例迥殊。私租額重而納輕，承佃猶可；公租額重而納重，則佃不堪命。州縣胥吏，與倉庾百執事，皆得侵漁耕者。”此時之公田，又安知其不如是歟？此固然。然以定額論，則私租之納，亦未必能甚輕。以别有事例論，則此時之公田，方倚以給軍國一切費用，虐取之或未敢過甚。亦且事例必逐漸而興，積久乃成爲牢不可破。自景定四年十月命浙西六郡置公田莊，至咸淳四年六月而罷。官募民自耕輸租，租減什三。德祐元年三月，以公田還田主，令率租户爲兵。前後不及一紀，新例亦未必能繁興也。然則宋末之買公田，虐實未及於佃户，觀史所載，皆徒爲田主鳴不平，而未能切實舉出佃户受害之據，可證也。即於田主，亦未曾徧加毒害。《食貨志》又載咸淳十年陳堅等奏曰：“今東南之民力竭矣，西北之邊患棘矣，諸葛亮所謂危急存亡之時也。而邸第戚畹，御前寺觀，田連阡陌，亡慮數千萬計，皆巧立名色，盡蠲二税。州縣乏興，鞭撻黎庶，鬻妻賣子，而鐘鳴鼎食之家，蒼頭廬兒，漿酒藿肉；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優遊死生。”其淫荒縱恣如故。蓋買田本限六郡，即六郡之中，亦未必能徧及也。然則買公田之爲害，固不如衆所云云者之烈矣。

    《明史·食貨志》言：“太祖怒蘇、松、嘉、湖爲張士誠守，乃籍諸豪族及富民田，以爲官田，按私租簿爲税額。而司農卿楊憲，又以浙西地膏腴，增其賦，畝加二倍。故浙西官民田，視他方倍蓰，畝税有二三石者。”加二倍爲二三石，則未加時乃六七斗至一石也。又《公主傳》：太祖女壽春公主，“爲太祖所愛，賜吴江縣田一百二十餘頃，皆上腴。歲入八千石，踰他主數倍。”此畝得六斗餘，亦宋末舊額也。《宋史·食貨志》：建炎三年，“凡天下官田，令民依鄉例自陳輸租。”又《職官志》：職田，“佃户以浮客充，所得課租，均分如鄉原例。”此爲宋時成法，末年之公田租額，亦如是也。

    《宋史·食貨志》又述買公田時定例云：“五千畝以上，以銀半分，官告五分，度牒二分，會子二分半。五千畝以下，以銀半分，官告三分，度牒三分，會子三分半。千畝以下，度牒、會子各半。五百畝至三百畝，全以會子。”其後每石止給四十貫，而半是告、牒。則當時所謂多田之家，自三百畝至五千畝也。

    《宋史·瀛國公紀》：德祐元年，八月，“拘閻貴妃集慶寺、賈貴妃演福寺田還安邊所。”夫安邊所之設，其可哀痛，亦與後來之買公田無異矣，而貴妃乃取以施寺，亦可謂無心肝、無綱紀者矣。

    《元史·世祖紀》：至元二十一年，十二月，“中書省臣言：江南官田，爲權豪、寺觀欺隱者多，宜免其積年收入，限以日期，聽人首實。踰限爲人所告者徵，以其半給告者。從之。”二十三年，七月，“用中書省臣言，以江南隸官之田，多爲强豪所據，立營田總管府。其所據田，仍履畝計之。”《成宗紀》：元貞二年，七月，“括伯顔、阿术、阿里海牙等所據江南田及權豪匿隱者令輸租。”是易姓而後，地之爲豪强所據如故也。《盧世榮傳》：“以九事説世祖詔天下”，“其七曰：江南田主收佃客租課，減免一分。”《成宗紀》：至元三十一年，十月，“江浙行省言：陛下即位之初，詔蠲今歲田租十分之三。然江南與江北異。貧者佃富人之田，歲輸其租。今所蠲特及田主，其佃民輸租如故。宜令佃民當輸田主者，亦如所蠲之數。從之。”大德八年，正月，“以災異故，詔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減二分，永爲定例。”《武宗紀》：至大元年，十一月，“詔紹興被災尤甚，今歲又旱，凡佃户止輸田主十分之四。”公家飭減私租，事甚罕見，有之，惟元世之於江南耳。《順帝紀》：至正十四年，“詔諭民間私租太重，以十分爲率普減二分，永爲定例”，疑亦因江南而推暨也。《清史稿·聖祖紀》：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詔凡遇蠲賦之年，免業主七分，佃户三分，著爲令。”又《杭奕禄傳》：雍正三年，遷光禄寺卿。“上蠲蘇州、松江田賦四十五萬。杭奕禄疏言：有田納賦，既邀蠲免，無田而佃種人田者，納租業主，亦宜酌減，俾貧富均霑實惠。上謂此奏甚公，下廷臣議，定業户免額一錢，佃户免租穀三升。上命如議速行。”蠲租兼及佃户，蓋自此始有定令。然此等法令，多成具文也。

    自漢世減輕田租後，國家之所以虐民者，在賦而不在税。賦有取其物者，有用其力者，明世所謂銀差、力差也，二者皆可加至無藝，税所增固恒不甚多。至南宋，專恃和糴以濟國用，則不翅并重其税矣。此民之所以不堪也。税所增既不甚多，則公家之增取於田者，在舍官税而以田主自居，如私家之收其租。然既取其租，則亦不能更取其税矣。若如明以來之江南，官税既同私租，而其田仍入私家之手，則爲再取其私租矣。此又民之所以不堪也。歷來割據者取民恒重，一統之朝，則恒輕減之。如《清史稿·石琳傳》：琳以康熙二十五年調雲南巡撫。疏言：“雲南自明初置鎮設衛，以田養軍，曰屯田。又有給指揮等官爲俸，聽其招佃者，曰官田。其租入，較民賦十數倍，猶佃民之納租於田主。國初吴三桂留鎮，以租額爲賦額，相沿至今。積逋愈多，官民交困。宜改依民賦上則起科。”其一例也。而如明祖之所爲，是自同於草寇也。其惡，實遠較買公田、廣和糴爲甚。

    李全降蒙古，楊氏及福據楚州，“支邑民田，皆以少價抑買之，自收賦以贍軍。”《宋史·全傳》。此亦猶南宋之買公田也。足見此爲當時理財之策，故人能見及之也。

    六〇七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

    遼、金、元三朝，以地賜其臣下，及其臣自占者頗多。《金史·李石傳》：“先世仕遼爲宰相。高祖仙壽，嘗脱遼主之舅於難，遼帝賜仙壽遼陽及湯池地千頃，他物稱是。”《遼史》闕佚最甚，此類事傳者不多，然必不止此一事，據此，亦可推想其餘矣。《金史》亦闕佚，然較《遼》已稍詳。《按荅海傳》：宗雄次子。世宗時“徙平州。詔給平州官田三百頃，屋三百間；宗州官田一百頃”。《納合椿年傳》：“冒占西南路官田八百餘頃。大定中，括檢田土，百姓陳言官豪占據官地，貧民不得耕種。温都思忠子長壽、椿年子猛安參謀合等三十餘家，凡冒占三千餘頃。詔諸家除牛頭税地各再給十頃，其餘盡付貧民種佃。”此事亦見《食貨志》，與此大致相同。《志》又載世宗之言，謂：“又聞山西田亦多爲權要所占。有一家一口至三百頃者，以致小民無田可耕，徙居陰山之惡地，何以自存？其令占官地十頃以上者，皆括籍入官，將均賜貧民。”《完顔匡傳》：“承安中，撥賜家口地土。匡乃自占濟南、真定、代州上腴田。百姓舊業輒奪之，及限外自取。上聞其事，不以爲罪，惟用安州邊吴泊舊放圍場地、奉聖州在官閑田易之，以向自占者悉還百姓。”皆其事之可考見者。元代則尤多。《元史·世祖紀》：中統四年，八月，敕京兆路給賜劉整第一區、田二十頃。至元三年，六月，賜整畿内地五十頃。八年，九月，又賜整鈔五百錠，鄧州田五百頃。宋之降臣如此，本國之勳舊可知。《武宗紀》：大德十一年，十一月，“賜太師月赤察兒江南田四十頃。時賜田悉奪還官，中書省爲言。有旨：月赤察兒自世祖時積有勳勞，非餘人比，宜以前後所賜，合百頃與之。仍敕行省平章别不花領其歲入。”至大二年，九月，“御史臺臣言：比者近幸爲人奏請賜江南田千二百三十頃，爲租五十萬石，乞拘還官。從之。”《文宗紀》：至順三年，三月，“燕帖木兒言：平江、松江澱山湖圩田，方五百頃有奇，當入官糧七千七百石。其總佃者死，頗爲人占耕。今臣願增糧爲萬石入官，令人佃種，以所得餘米，贍臣弟撒敦。從之。”本傳云：“賜平江官地五百頃。”據《傳》，在此以前，尚有龍慶州、平江、松江、江陰等賜地。《順帝紀》：至正四年，六月，“賜脱脱松江田，爲立松江等處稻田提領所。”《特薛禪傳》：其玄孫琱阿不剌，至大二年，“賜平江稻田一千五百頃。”《伯顔傳》：泰定三年，“遷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舊所賜河南田五千頃，以二千頃奉帝師祝釐，八百頃助宿衛，自取不及其半。”此等皆土田。《札八兒傳》：“太祖覽中都山川形勢，顧謂左右近臣曰：朕之所以至此者，札八兒之功爲多。又謂札八兒曰：汝引弓射之，隨箭所落，悉畀汝爲己地。”《鎮海傳》：“既破燕，太祖命於城中環射四箭，凡箭所至，園池邸舍之處，悉以賜之。”則并及於都會矣。史事傳者固有多少，然以遼、金比諸元，恐終如小巫之見大巫也。

    此等田地，自多令漢人佃蒔取租，然亦有用供田獵、畜牧者。《元史·帖木兒不花傳》：鎮南王脱歡第四子。移鎮廬州。順帝至元元年，“撥廬州饒州牧地一百頃賜之。”《肖乃台傳》：“金亡，賜東平户三百，俾食其賦。命嚴實爲治第宅。分撥牧馬草地。日膳供二羊。”《撒吉思傳》：“李璮平後，授山東行省都督，遷經略、統軍二使，兼益都路達魯花赤。”“統軍抄不花，田遊無度，害稼病民。元帥野速答爾，據民田爲牧地。撒吉思隨事表聞。有旨：杖抄不花一百，令野速答爾還其田。”《和尚傳》：子千奴，“東平、大名諸路有諸王牧馬草地，與民田相間，互相侵冒，有司視强弱爲予奪，連歲争訟不能定。命千奴治之。其訟遂息。”《程思康傳》：成宗即位，除河東、山西廉訪使。“太原歲飼諸王駝馬一萬四千餘匹，思廉爲請，止飼千匹。”此等皆使中原之地，鞠爲茂草者也。《金史·哀宗紀》：正大六年，十二月，“罷附京獵地百里，聽民耕稼。”此時之金，猶占民田以爲獵地，豈不哀哉？然《田琢傳》載琢以貞祐末上書，請盡力耕墾，謂“官司圉牧，勢家兼并，宜籍其數而授之農民”，則民田之費於官司圉牧者且多矣，奚止虜主？元世山澤之禁最嚴，一固貪其利入，一亦欲恣遊獵、事放牧。《元史·仁宗紀》：皇慶二年，七月，“保定、真定、河間民流不止。命所在有司給糧兩月，仍悉免今年差税。諸被災地并弛山澤之禁。獵者毋入其境。”足見平時之有禁，多爲遊獵計也。《世祖紀》：至元二十六年，閏月，“澶州饑，民劉德成犯獵禁，詔釋之。”澶州即饑而未曾弛禁者也。《武宗紀》：至大二年，九月，“以薪價貴，禁權豪畜鷹犬之家，不得占據山場，聽民樵採”，足見權豪并有禁民樵採者矣。《刑法志》禁令門：縱頭匹食踐田禾，强取草料，暨放鷹、圍獵等禁，皆爲當時之權貴設也。《元史·耶律楚材傳》：“太祖之世，歲有事西域，未暇經理中原。官吏多聚斂自私，資至巨萬，而官無儲?。案謂是時官無儲?是矣，謂官吏多資至巨萬，亦未必然，參看《羊羔利》條。近臣别迭等言漢人無補於國，可悉空其人，以爲牧地。楚材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税、商税、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帝曰：卿試爲朕行之。乃奏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税使。”然則漢人藉出税以免死耳。不能執干戈以自衛者，亦可鑒矣。

    當兹喪亂之世，寺觀之乘機攘奪者亦多。《金史·世宗紀》：大定二十六年，三月，“香山寺成。幸其寺。賜名大永安。給田二千畝，栗七千株，錢二萬貫。”此已不爲少矣，而比諸元世，則亦如小巫之見大巫。元世賞賜僧寺，動至百頃，見於史者，不可枚舉。其尤多者，如《世祖紀》：中統二年，八月，“賜慶壽寺、海雲寺陸地五百頃。”《文宗紀》：天曆二年，九月，“市故宋太后全氏田，爲大承天護聖寺永業。”至順元年，二月，“命市故瀛國公田，爲大龍翔集慶寺永業。”四月，“括益都、般陽、寧海間田十六萬二千九十頃，賜大承天護聖寺爲永業。”《順帝紀》：至正七年，十一月，“撥山東地土十六萬二千餘頃屬大承天護聖寺。”皆是也。而如《仁宗紀》：延祐六年，十月，“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强奪民田二萬頃”者，尚在其外。倚外族以魚肉人民，教云乎哉？

    六〇八金屯田户租佃

    金世宗欲以女真制漢人，遷之中原，奪民地以養之，其用意可謂深遠矣。獨不思待之之優如此，彼尚何爲而力耕？《金史·食貨志》：大定二十一年，“上謂宰臣曰：山東、大名等路，猛安謀克户之民，往往驕縱，不親稼穡。不令家人農作，盡令漢人佃蒔，取租而已。”時距授田未幾，情形即已如此。《張九思傳》：“九思言屯田猛安人爲盜徵償，家貧輒賣所種屯地。凡家貧不能徵償者，止令事主以其地招佃，收其租入。估價與徵償相當，即以其地還之。臨洮尹完顔讓亦論屯田貧人徵償賣田，乞用九思議。從之。”則浸浸乎不能自保其地矣。《章宗紀》：泰和四年，九月，“定屯田户自種及租佃法。”蓋已公然許其租佃。

    六〇九元時獻田

    明世莊田，由政府賜與勳戚者，固爲惡政，然究猶略有制限，至請乞及投獻興，而其禍益瀰漫不可收拾矣。而二者皆起自元世。此可見異族於吾民無所愛惜，亦可見其不知政理也。請乞之著者，如燕帖木兒乞賜平江、松江圩田五百頃，已見《遼金元時賜田占田之多》條。而投獻之事尤衆。《元史·成宗紀》：大德元年，十二月，“禁諸王、駙馬并權豪毋奪民田，其獻田者有刑。”二年，正月，“禁諸王、公主、駙馬受諸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户者。”《武宗紀》：至大元年，七月，“皇子和世?請立總管府，領提舉司四，括河南歸德、汝寧境内瀕河荒地，約六萬餘頃，歲收其租。令河南省臣高興總其事。中書省臣言：先是有亦馬罕者，妄稱省委括地，蠶食其民，以有主之田俱爲荒地，所至騷動。民高榮等六百人訴於都省，追其驛券，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獻其地於皇子。”《英宗紀》：延祐七年，二月，“括勘崇祥院地，其冒以官地獻者追其直，以民地獻者歸其主。”至治二年，十二月，“鐵木迭兒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坐受劉夔冒獻田地伏誅，仍籍其家。”《張孔孫傳》：除大名路總管，兼府尹。“有獻故河隄三百餘里於太后者。即上章，謂宜悉還細民。從之。”事在成宗初。《王約傳》：仁宗即位，特拜河南行省右丞。“先是至大間，尚書省用建言者冒獻河、汴官民地爲無主，奏立田糧府，歲輸數萬石，是歲，詔罷之，竄建言人於海外，命河南行省復其舊業。行省方并緣爲姦，田猶未給。約至，立期檄郡縣，釐正如詔。”皆可見投獻之猖獗。此與苦賦役之重，獻地大户者不同。一獻己之所有，一則妄指他人之所有；一猶包庇之以避賦役，一則純爲剥取耳。《明史·忠義·馬如蛟傳》：“出按四川。蜀中姦民，悉以他人田産投勢家。如蛟列上十事，永革其弊。”此亦元世之遺風，前世不聞有此也。

    六一〇莊田

    莊本民居之稱，猶村落之類，故俗語猶曰村莊。其後富貴之家，多買田畝，派人管理，謂之莊田，而莊字乃稍有指田之意。然亦後起之義，原其朔，實指管理此田者所居之宅舍言之。于志寧謂張行成等“新成莊宅，尚少田園”是也。見《賜田》條。陸務觀詩曰：“斜陽疏柳趙家莊，負鼓盲翁正作場。身後是非誰管得？滿村聽説蔡中郎。”此爲莊字初義。《宋史·食貨志》：“紹興六年，張浚奏改江淮屯田爲營田。以五頃爲一莊，募民承佃。其法五家爲保，共佃一莊。”則後起之義矣。《志》又載方田之法，有方帳，有莊帳，有甲帖，有户帖。是莊大於甲而小於方。《金史·高汝礪傳》：軍户既遷，將括地分授。汝礪諍之曰：“河南民地官田，計數相半。又多全佃官田之家，墳塋、莊井，俱在其中。率皆貧民，一旦奪之，何以自活？”此所謂莊，皆平民之居，多田者管理其田之莊，亦沿襲其名耳。

    莊田之名，似始唐世。《宋書·孔靖傳》：靖子靈符，“於永興立墅，周回三十三里，水陸地二百六十五頃，含帶二山。”《梁書·后妃傳》：高祖於鍾山建大愛敬寺。太宗簡皇后王氏父騫“舊墅在寺側，有良田八十餘頃，即晉丞相王導賜田也。高祖遣主書宣旨，就騫求市，欲以施寺。騫答旨云：此田不賣；若是敕取，所不敢言。酬對又脱略，高祖怒，遂付市評田價，以直逼還之。”則南北朝時，管理田産者稱墅也。《通鑑》：唐宣宗大中十年，“上以京兆久不理，以韋澳爲京兆尹。鄭光莊吏恣横，積年租税不入，澳執而械之。”胡三省《注》曰：“莊吏，掌主家田租者也。”則始易而稱莊矣。唐是時公田亦漸多，取之皆同於私租，故有莊宅使之設。《薛史·宋彥筠傳》：彥筠將終，以伊、洛間田莊十數區上進，足見官私管理之法相同也。

    官家之設莊田，蓋求變税爲租，然於“勸耕”之義大悖矣。《薛史·周太祖紀》：廣順三年，正月乙丑，“詔諸道州府繫屬户部營田及租税、課利等，除京兆府莊宅務、贍國軍榷鹽務、兩京行從莊外，其餘并割屬州縣。所徵租税、課利，官中祇管舊額，其職員節級，一切停廢。應有客户元佃繫省莊田、桑土、舍宇，便賜逐户，充爲永業，仍仰縣司給與憑由。應諸處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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