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二九~五八一

    五二九著魏律者

    《晉書·刑法志》曰：“（魏明帝）命司空陳羣、散騎常侍劉劭、給事黄門侍郎韓遜、議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詵等删約舊科，旁采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云云。《三國志·魏志·盧毓傳》云：“青龍二年，入爲侍中。先是，散騎常侍劉劭受詔定律，未就。毓上論古今科律之意，以爲法宜一正，不宜有兩端，使姦吏得容情。”而《魏志·劉劭傳》言：“明帝即位，出爲陳留太守。徵拜騎都尉，與議郎庾嶷、荀詵等定科令，作《新律》十八篇，著《律略論》。遷散騎常侍。”則劭當定律之初，尚未爲散騎常侍。《毓傳》及《晉志》皆從其後來所遷之官言之。荀詵爲中郎，則《國志》又未分别。《晉志》所謂《序略》，當即《劭傳》所謂《略論》也。

    五三〇追戮已出之女

    《晉書·刑法志》曰：“景帝（司馬師）輔政，是時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毌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匄其命。詔聽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爲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以懷姙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没爲官婢，以贖芝命。案此事亦見《三國志·何夔傳注》。《注》引干寶《晉紀》云：“辭詣廷尉，乞爲官婢，以贖女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夫司寇作典，建三等之制；甫侯脩刑，通輕重之法。叔世多變，秦立重辟，漢又脩之。大魏承秦漢之弊，未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據議，其法沿自秦漢，而《志》又言魏法者，蓋秦漢有此法而未必行，及是時乃行之耳。魏文帝誅丁儀、丁廙并其男口，《三國志·陳思王傳》。則雖非已出之女，亦有不并戮者。

    《三國志·郭淮傳注》引《世語》曰：“淮妻，王凌之妹。凌誅，妹當從坐，御史往收。督將及羌、胡渠帥數千人叩頭請淮表留妻，淮不從。妻上道，莫不流涕，人人扼腕，欲劫留之。淮五子叩頭流血請淮，淮不忍視，乃命左右追妻。於是追者數千騎，數日而還。淮以書白司馬宣王曰：五子哀母，不惜其身；若無其母，是無五子；無五子，亦無淮也。今輒追還，若於法未通，當受罪於主者，覲展在近。書至，宣王亦宥之。”案此書乃迫脅之辭。上文叙事之語，亦淮之託辭，非必其實也。此事之去激變亦僅矣。夫族誅之酷，不過慮報復耳；安知不有因此而引起自危之念，益堅其報復之心，而終不得戢者邪？

    五三一秦韓

    《三國·魏志·辰韓傳》云：“其耆老傳世，自言古之亡人避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其言語不與馬韓同。名國爲邦，弓爲弧，賊爲寇，行酒爲行觴。相呼皆爲徒，有似秦人，非但燕、齊之名物也。”又云：“今有名之爲秦韓者。”《後漢書》云：“有似秦語，故或名之爲秦韓。”無“非但燕、齊之名物”句，遠不如《三國志》之精。蓋自燕至朝鮮，言語本大同，辰韓距朝鮮近，非明著其似秦而非但燕、齊，無以見耆老傳言之可信也。

    《宋書·百濟傳》云：“百濟國本與高驪俱在遼東之東千餘里。其後高驪略有遼東，百濟略有遼西。百濟所治，謂之晉平郡晉平縣。”晉平郡晉平縣疑慕容氏或北燕馮氏所置。知非百濟自置者。《梁書》云：“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地，自置百濟郡。”明晉平、遼西，同爲舊郡也。晉平所在無考，疑在今遼寧沿海。當時高句驪之西侵自陸，百濟之西侵蓋自海。《梁書》云：天監時，百濟“爲高句驪所破，衰弱者累年，遷居南韓地”。百濟之失遼西專據半島，蓋在此時。其民猶有秦韓之遺焉。《梁書》謂其“呼帽曰冠，襦曰複衫，袴曰褌，其言參諸夏，亦秦韓之遺俗”是也。又曰：“今言語服章，略與高驪同。”此由百濟之王，本與高句驪同種，非其民皆如是。又曰“行不張拱，拜不申足則異”，則亦未盡變三韓之俗矣。拜申足者，《梁書·高句驪傳》云“跪拜申一腳”；《魏書》云“曳一腳”，蓋兩足一信一屈，頗類武坐之致右憲左。《隋書》言其“以兩手據地爲敬”，亦與中國之拜，大同小異也。秦取遼東，在始皇二十五年，下距梁之天監，七百二十三年矣，而避役之亡人，舊俗猶未盡變，亦可謂之貞固矣哉！

    秦韓、辰韓，二者似不可溷。辰韓者，三韓之一，秦韓則避役之亡人也。當時所謂秦韓者，疑專指此亡人言之，而與馬韓、弁韓同稱三韓之辰韓初不在内。《三國志》、《後漢書》皆云辰韓爲古之亡人，或名之爲秦韓，疑實誤也。《梁書》云辰韓始有六國，後稍分爲十二，新羅其一，而其稱冠曰遺子禮，襦曰尉解，袴曰柯半，反與中國大相逕庭；其拜及行，與高驪相類。語言待百濟而後通；皆新羅與中國遠，百濟與中國近之證。蓋亡人與辰韓雜居，乃秦漢時事，梁時轉屬百濟，與出自辰韓之新羅，顧無涉矣。自來論者，皆謂新羅出自華夏，實未深考之過也。

    《周書》云百濟昏取之禮，略同華俗；父母及夫死，三年治服，餘親則葬訖除之；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及五帝之神；亦殊與中國類。

    五三二晉初東夷種落之多

    《晉書·武帝紀》：咸寧二年二月，東夷八國歸化。七月，東夷十七國内附。三年，東夷三國内附。四年三月，東夷六國來獻。是歲，東夷九國内附。太康元年六月甲申，東夷十國歸化。七月，東夷二十國朝獻。二年三月，東夷五國朝獻。六月，東夷五國内附。三年九月，東夷二十九國歸化，獻其方物。七年八月，東夷十一國内附。八年八月，東夷二國内附。九年九月，東夷七國詣校尉内附。十年五月，東夷十一國内附。是歲，東夷絶遠三十餘國來獻。太熙元年二月辛丑，東夷七國朝貢。《惠帝紀》：永平元年，東夷十七國詣校尉内附。蓋十六年之間，東夷之來者十有七，國數逾二百。其中固多前後屢至之國，然東夷國數之多，可想見矣。自是之後，惟孝武帝太元七年九月，東夷五國遣使來貢方物。此外不復見於史。蓋鮮卑漸强，艮維失馭；繼以中原喪亂，東渡以後，聲威益不逮遠使然。然竊疑亦有史失其事者。肅慎之在東北，距校尉頗遠，然成帝時曾遣使來貢，又入貢於石虎、苻堅時，皆曾貢其楛矢，則當時東北與中原形勢，實不甚隔絶；以晉初東夷來者之盛，而謂至惠帝以後，便爾闃然，似於事情不近。若謂諸國皆小弱，遠隔則不能自通，則《苻堅載記》載：太元六年，康居、于闐及海東諸國凡六十有二王，皆遣使獻其方物。此六十二王，不知但指海東諸國言，抑并計康居、于闐，或西域尚有他國，然其中必以海東諸國爲多，則無疑義。七年，海東諸國又遣使獻其方物。然則當東晉中葉，東夷國數，仍不減於西晉之初。國數如是之多，而謂自惠帝初元以降，僅太元初年五國一至，似終難於相信。即謂如是，亦其至者之少，其國數之未曾大減，似猶可推想而得也。然則東夷當慕容氏初亡時，仍是部落分立。句驪、百濟之强大，蓋尚積漸而致也。中國之於四夷，利其分不利其合，句麗、百濟兼併之難如此，而竟予以坐大之機，致隋煬帝、唐太宗再興大役而不能克，内亂詒禍之烈，亦可見矣。

    《晉書·張華傳》：“乃出華爲持節、都督幽州諸軍事，領護烏桓校尉，安北將軍。撫納新舊，戎夏懷之。東夷馬韓新彌諸國，依山帶海，去州四千餘里，歷世未附者二十餘國，并遣使朝獻。”華之出，據《本紀》，事在太康三年，則《傳》所謂二十餘國者，必即《紀》所謂二十九國者也。《東夷傳》云：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二百日。養雲國去裨離馬行又五十日。寇莫汗國去養雲國又百日行。一羣國去莫汗又百五十日，計去肅慎五萬餘里，其風俗土壤并未詳。泰始三年，各遣小部獻其方物。此諸國當在今黑龍江省北垂至西伯利亞，蓋絶遠之國，偶爾一至。又云：“至太熙初，復有牟奴國帥逸芝、惟離模盧國帥沙支臣芝、于離末利國帥加牟臣芝、蒲都國帥因末、繩余國帥馬路、沙樓國帥釤加，各遣正副使詣東夷校尉何龕歸化。”諸國之名，頗與《三國志》所記三韓諸國之名相似，當去校尉治所較近；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爲平州。後還合爲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見《晉書·地理志》。《紀》所記東夷諸國，大約皆此等部落也。此十國之至，《紀》皆不載，可見當時四夷朝貢者，《本紀》不能盡記其事。余謂惠帝而後，東夷未必遂絶，似可信矣。

    《地理志》云：“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康，康子文懿，并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焉。”此所謂九種者，似襲古九夷之文，非真當時種落有九。魏晉時之東夷校尉，其威稜之遠，實不逮公孫氏，而諸國來者猶盛。謂公孫氏時服事者，乃止九種，其非事實可知。南北朝、隋、唐間脩史者，好飾文辭，致失史實，往往如此。《三國·魏志·齊王芳紀》：正始七年春二月，幽州刺史毌丘儉討高句驪，夏五月，討濊貉，皆破之。韓那奚等數十國各率種落降。又《晉書·文帝紀》：景元四年，天子申晉公九錫之命，司空鄭沖率羣官勸進，有云“時俗畏懷，東夷獻舞”。《樂志》：食舉樂東西廂歌“亹亹文皇”、“韓濊進樂”，所述即一事。此皆魏時事也，可見東夷當魏時來者亦盛。

    五三三四裔酋長雖降爲編户其種人仍君事之

    《三國·魏志·四裔傳》注引《魏略·西戎傳》曰：氐“雖都統於郡國，然故自有王侯，在其虚落間。”案《晉書·石勒載記》曰：“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胄。祖耶奕于，父周曷朱，一名乞翼加，并爲部落小率……曷朱性凶麤，不爲羣胡所附，每使勒代已督攝，部胡愛信之。”然又云：“勒年十四，隨邑人行販洛陽……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皆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勸邑人厚遇之，時多嗤笑。唯鄔人郭敬，陽曲甯驅，以爲信然，并加資贍。勒亦感其恩，爲之力耕。每聞鞞鐸之音，以歸告母，母曰：‘作勞耳鳴，非不祥也。’”則勒當爲司馬騰所執賣之先，久淪爲傭耕負販之儔矣。蓋古之亡國敗家者皆如此，此諸侯不臣寓公，所以稱爲盛德歟？然於其種人，有督攝之權如故。此則敗亡之族，所以時足爲患也。

    《載記》又云：“太安中，并州飢亂，勒與諸小胡亡散，乃自雁門還依甯驅。北澤都尉劉監欲縛賣之，驅匿之獲免。勒於是譖詣納降都尉李川，路逢郭敬，泣拜言飢寒。敬對之流涕，以帶貨鬻食之，并給以衣服。勒謂敬曰：‘今者大餓，不可守窮。諸胡飢甚，宜誘將冀州就穀，因執賣之，可以兩濟。’敬深然之。會建威將軍閻粹説并州刺史、東嬴公騰，執諸胡，於山東賣充軍實。騰使將軍郭陽、張隆虜羣胡，將詣冀州，兩胡一枷。勒時年二十餘，亦在其中，數爲隆所歐辱。敬先以勒屬郭陽及兄子時，陽，敬族兄也，是以陽、時每爲解請，道路飢病，賴陽、時而濟。既而賣與茌平人師懽爲奴。”案騰之所爲酷矣。然使敬與勒之謀而克遂，其所爲豈必有愈於騰。勒雖降爲編氓，然羣胡猶服其督攝，是猶以君事之也。乃窮餓之時，遽賣其種人以自利，并狡虐矣哉！

    五三四滑國考

    考證之學，自古有之，特前人不如後人之密耳。然後人議前人之疏，亦時或出於誤會，非盡前人之咎也。《梁書·西北諸戎傳》云：“滑國者，車師之别種也。漢永建元年，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勇上八滑爲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天監十五年，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使獻方物。”又云：“元魏之居桑乾也，滑猶爲小國，屬芮芮，後稍强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兹、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開地千餘里。”元魏之居桑乾，事在晉初，下距天監，載祀不過二百，其時塞北、西域，使譯皆有往來，既非隔絶無聞，亦非年遠而事跡湮滅，儻使芮芮之一屬部，驟致强大，拓地萬里，安得其戰勝攻取之跡，闕焉不傳？且其於芮芮，何以絶不反噬，如後來突厥之所爲乎？此皆衡以事理而絶不可通者也。《梁書》又有白題國云：“其先蓋匈奴之别種胡也。漢灌嬰與匈奴戰，斬白題騎一人。今在滑國東，去滑六日行。”其説之不可信，亦與其説滑國同。《裴子野傳》云：“西北徼外，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入貢。此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子野曰：漢潁陰侯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侯擊虜，八滑從之，此其後乎？時人服其博識。”然則以滑國爲八滑之後，乃子野推測之辭，作《梁書》者乃以爲事實，誤矣。滑國即《北史》之嚈噠，明白無疑。《北史·西域傳》云：“嚈噠國，大月氏之種類也，亦曰高車之别種。其原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其不可信，亦與《梁書》同。《通典·邊防典》云：“案劉璠《梁典》：滑國姓嚈噠，後裔以姓爲國號，轉譌又謂之挹怛焉。”《注》云：“其本原，或云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并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鈔其後重，此或康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譌舛，年代緜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以挹闐爲康居副王之後，正與裴子野之智同。然韋節親聞，説自不誤。因此，可知噠、怛二字，音并同闐，於、邑雙聲，于、於同字，挹噠、挹怛，實于闐之異譯。而通梁之厭帶夷栗陁，殆亦夷栗陁其名，厭帶其姓也。云後裔以姓爲國號，則其初不以姓爲國號可知。《唐書·地理志》：“大汗都督府，以嚈噠部落活路城置。”此即《西域記》之活國，蓋嚈噠嘗居於是，而以其名自通，故《梁書》謂之滑國也。《梁書·西北諸戎滑國傳》云：“少女子，兄弟共妻。”又云：“女人被裘，頭上刻木爲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北史·西域嚈噠傳》云：“其俗，兄弟共一妻，夫無兄弟者，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角焉。”多夫之俗，較多妻爲少，俗同而地又相鄰者，當可信爲同族。《北史·吐谷渾傳》云：“白蘭西南二千五百里，隔大嶺，又度四十里海，有女王國。以女爲王，故因號焉。”《西域傳》云：于闐“南去女國三千里”，又云：“女國，在蔥嶺南，其國以女爲王。”而唐世西山八國中，亦有一女國，見《舊唐書·德宗紀》貞元九年、《新唐書·韋皋傳》。可見自西康至後藏，戴女王之部族頗多。以女爲主，必也其行女系，女系固非即女權，然女權究易張大也。《北史》之女王國，“土著，宜桑麻，熟五穀”，女國則“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丈夫惟以征伐爲務”，蓋亦隨其所處而法俗不同。射獵好征戰之族，自後藏北出，于闐正當其衝。《梁書》滑國與于闐，王與妻皆并坐接客；滑“女人被裘”，于闐“婦人皆辮髮，《北史》：女國人皆被髮。衣裘袴”；其俗既極相類。又《梁書·滑傳》云“其跪一拜而止”，此語疑有譌誤。《于闐傳》云：“其人恭，相見則跪，其跪則一膝至地。”此古武坐致右憲左之類，滑俗疑亦同之，此皆滑人曾據于闐之跡。又有周古柯、呵跋檀、胡蜜丹，皆滑旁小國。又云：“凡滑旁之國，衣服容貌，皆與滑同。”蓋其相將俱出者也。《滑傳》云“其言語待河南人譯，然後通”，此其入貢所以必由岷山道。又云“著小袖長身袍”，《渴盤陁傳》云：“風俗與于闐相類。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渴盤陁，蓋即《滑傳》之盤盤也。《高昌傳》云：“著長身小袖袍，縵襠袴。”《武興傳》云：“著長身小袖袍，小口袴。”然則自岷山循南山而西，歷天山而北，法俗多同，越北塞而化及金山，自無足異。《北史》所由指嚈噠爲高車、月氏之種與？藏族緣起，史最茫昧，而一經考索，其事跡之有可見者亦如此。而前史但據譯名，妄相附會，不其傎與？民族異同，大端莫如言語。《北史》明言嚈噠之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而猶目爲高車之種，不尤繆與？然前史所云種者，多指種姓，非謂種族，故所云“車師别種”、“高車别種”、“大月氏種類”者，皆指其君，非指其民。且如拓跋氏，孰不知爲鮮卑種？然《魏書·官氏志》中有須卜氏，有丘林氏，則固匈奴種姓也。契丹爲宇文氏遺落，其誰不知？而《五代史》本傳謂爲匈奴種，以宇文氏之先，爲南單于遠屬也。夫其徒以其君之種姓，而忽其民之族類，則誠疏矣。然舉彼考其君之種姓之辭，而謂其談説其民之種族，則前史不任咎也。抑《通典》以嚈噠之君爲康居副王之種，豈不大謬？然彼固云“夷語譌舛，年代緜邈，莫知根實”。推裴子野之意，亦當如是耳。作《梁書》者逕以其推測之辭爲事實則繆矣，然因此而并斥子野爲武斷則誣。故曰：前人之考據，不如後人之密，而後人所議前人之疏，亦或出於誤會也。

    沙琬《西突厥史料》，馮承鈞譯，商務印書館本。引《梁書·滑國傳》之文而加按云：“盤盤，南海國，不應列入西域諸國間。”案《宋書·索虜傳》後附《芮芮傳》云：“其東有槃槃國”，即此盤盤，非南海之盤盤也。《梁書》又有末國云：“漢世且末國也。北與丁零，東與白題，西與波斯接。”此國亦在西方，與且末相去甚遠。丁氏謙《梁書·夷貉傳考》，謂爲米國之異譯，蓋是。以爲漢世之且末，與以滑爲八滑，致誤之因同也。

    原刊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日上海《益世報》

    五三五柔然

    柔然，《南史》云“蓋匈奴之别種”，殊誤。《魏書·蠕蠕傳》云：“始神元之末，掠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姓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木骨閭者，首秃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後子孫因以爲氏。木骨閭既壯，免奴爲騎卒。穆帝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間，收合逋逃，得百餘人。依純突鄰部。疑當作紇突隣。木骨閭死，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落，自號柔然。後世祖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阿那瓌之降魏也，啓魏主：“臣先世源由，出於大魏。”觀此，則柔然之先，必爲鮮卑。惟純突隣部，似系高車部落。

    五三六北族辮髮

    北族除匈奴外，殆皆辮髮，而其辮髮之制，又小有不同。《後漢書·烏桓傳》，謂其“父子男女相對踞蹲，以髠頭爲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爲髻”。而鮮卑則“唯婚姻先髠頭”。《魏書·宇文莫槐傳》：“人皆剪髮，而留其頂上，以爲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是其所留之髮頗短。然木骨閭髮齊眉，而拓跋氏謚之曰秃，則拓跋氏之辮髮，又頗長矣。此南朝所以呼爲“索虜”歟？《晉書·載記》述慕容氏得氏之由曰：“時燕、代多冠步摇冠，莫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爲步摇，其後音譌，遂爲慕容焉。”竊疑莫護亦慕容音轉，此人實名跋也。此當爲北族慕化解辮之最早者。而後來之滿洲人，乃以强迫漢人薙髮，大肆殺戮，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然漢族至今，猶有辯髮而效忠於胡者，則亦可謂不念始矣。

    其服飾：男子辮髮，女子則否。《北史·高車傳》：“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而綴之，有似軒冕。”《南史·蠕蠕傳》：“辮髮，衣錦小袖袍、小口袴、深雍鞾。”利御寒而便騎射，亦各適於其地也。《北史·突厥傳》稱其“被髮左袵”；《隋書·突厥傳》載沙缽略表，謂“削袵解辮，革音從律，習俗已久，未能改變”，可見其由來之舊矣。

    五三七北俗不解用彈

    北夷雖善射而不解彈。《魏書·序紀》云：神元帝四十二年“遣子文帝如魏，以國太子留洛陽。魏晉禪代，和好仍密。始祖春秋已邁，帝以父老求歸，晉武帝具禮護送。四十八年，帝至自晉。五十六年，復如晉；其年冬，返國，行達并州；晉征北將軍衛瓘以帝爲人雄異，恐爲後患，乃密啓晉帝，請留不遣。晉帝難於失信，不許。瓘復請以金錦賂國之大人，令致閒隙，使相危害。晉帝從之，遂留帝。五十八年，方遣帝。始祖聞帝歸，大悦，使諸部大人詣陰館迎之。酒酣，帝仰視飛鳥，謂諸大人曰：我爲汝曹取之。援彈飛丸，應弦而落。時國俗無彈，衆咸大驚，乃相謂曰：太子風采被服，同於南夏，兼奇術絶世，若繼國統，變易舊俗，吾等必不得志，不若在國諸子，習本淳樸。咸以爲然。且離閒素行，乃謀危害，并先馳還。始祖問曰：我子既歷他國，進德何如？皆對曰：太子才藝非常，引空弓而落飛鳥，是似得晉人異法怪術，亂國害民之兆，惟願察之。自帝在晉之後，諸子愛寵日進。始祖年踰期頤，頗有所惑，聞諸大人之語，意乃有疑，因曰：不可容者，便當除之。於是諸大人乃馳詣塞南，矯害帝。”此説雖出附會，然北俗之不知彈，而視爲神奇，則可見矣。《隋書·長孫晟傳》：晟副宇文神慶送千金公主，攝圖愛焉。“每共遊獵，留之竟歲。嘗有二雕，飛而争肉，因以兩箭與晟曰：請射取之。晟乃彎弓馳往，遇雕相攫，遂一發而雙貫焉。攝圖喜，命諸子弟貴人皆相親友，冀昵近之，以學彈射。”晟之一發雙貫，蓋亦用彈，非用箭也。其後啓民入朝，賜射於武安殿，時有鳶羣飛，上曰：公善彈，爲我取之。十發俱中，并應丸而落，猶欲以彈誇示外夷也。

    五三八烏丸俗從婦人計

    《三國·魏志·烏丸傳注》引《魏書》曰：“其嫁娶皆先私通，略將女去，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爲聘娶之禮。《後漢書》作“以爲聘幣”。壻隨妻歸，見妻家無尊卑，旦起皆拜，而不自拜其父母。爲妻家僕役二年，《後漢書》作“一二年間”。妻家乃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出妻家，故其俗從婦人計。至戰鬭時，乃自決之。”案此自服務婚稍入買賣婚之世，財産猶屬女子，故除戰鬭外，一切皆女子主之也。《史記·大宛列傳》言：“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蓋部族政治，初亦不離米鹽靡密，故亦多由女子主之也。

    《三國志·高句麗傳》曰：“其俗作婚姻，言語已定，女家作小屋於大屋後，名壻屋，壻暮至女家户外，自名跪拜，乞得就女宿，如是者再三，女父母乃聽使就小屋中宿，旁頓錢帛，至生子已長大，乃將婦歸家。”此亦從從婦居稍變爲從夫居者。舜尚見帝，帝館甥於貳室，與壻屋頗相類。

    五三九東沃沮之葬

    《三國·魏志·東沃沮傳》云：“其葬作大木椁，長十餘丈，開一頭作户。新死者皆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盡，乃取骨置椁中。舉家皆共一椁。”案此象生時之居室也，野蠻人之居，固多爲大室也。韓居處作草屋土室，形如冢，其户在上，舉家共在中，無長幼男女之别，同書《韓傳》。即其一證。

    五四〇曆日

    古以干支紀日，後世則易之以數。以用干支爲紀，不能與月相合，又不能與年相合，故曆術漸普徧於民間，而其法遂廢矣。《宋書·禮志》二：“案《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也。《月令》，暮春，天子始乘舟。禊於名川也。《論語》，暮春浴乎沂。自上及下，古有此禮。今三月上巳祓於水濱，蓋出此也。自魏以後，但用三日，不以巳也。”蓋至魏世，用干支紀日者已希矣。

    曆術何以普徧於民間，則必恃曆本之普徧。《梁書·傅昭傳》：昭隨外祖於朱雀航賣曆日。所謂曆日，即今曆本也。昔人詩：“偶來松樹下，高枕石頭眠，山中無曆日，寒盡不知年。”謂山中無曆本可得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四一減食致壽

    梁武帝在歷代帝王中，可謂最能勤勞且寡嗜欲者。以從來學人，居於帝王之位者極少，而帝則確爲學人也。《梁書·賀琛傳》：琛啓陳事條，言甚切直。武帝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責琛，有曰：“朕三更出理事，隨事多少，事少或中前得竟，或事多，至日昃方得就食。日常一食，若晝若夜，無有定時。疾苦之日，或亦再食。昔要腹過於十圍，今之瘦削，裁二尺餘，舊帶猶存，非爲妄説。”帝之責琛，誠爲拒諫，然其能勤勞寡嗜欲，則史家亦盛稱之，非妄説也。顧乃康强致高壽。然則生於憂患，死於安樂，亦非徒以其處境而實由其自律矣。節食尤爲致壽之大端。吾頗留心人之壽夭，自弱冠來，所知識者死，恒訪求其病狀，而推測其致死之由。蓋未見癡肥之人，克至耄耋之歲者；若其有之，則少壯雖癡肥，入老必瘦削。然則飲食若流者，以自促其年耳，亦可悲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東南日報》副刊“文史”

    五四二罷社

    《三國志·王脩傳》：“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鄰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鄰里聞之，爲之罷社。”案古人甚重社，安得罷之。所謂罷社者，蓋古人恒因社以作樂，哀其念母而罷之也。此猶得“鄰有喪，舂不相，里有殯，不巷歌”《禮記·曲禮上》。之義。

    五四三吞泥

    近世飢荒時，民或吞土以求免死，俗稱之曰觀音土。《三國·吴志·孫權傳注》引《江表傳》，言權攻李術於皖城，術閉門自守，糧食之盡，婦女或丸泥而吞之。建安六年。則漢世已有其事。

    五四四因俗

    《通鑒》陳長城公至德元年，隋柳彧以近世風俗，每正月十五夜，燃燈遊戲，奏請禁之。曰：“竊見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戲朋遊，鳴鼓聒天，燎炬照地，竭資破産，競此一時，盡室并孥，無問貴賤，男女混雜，緇素不分。穢行因此而成，盜賊由斯而起。因循弊風，曾無先覺，無益於化，實損於民，請頒天下，并即禁斷。”詔從之。胡三省注曰：觀此，則上元游戲之弊，其來久矣。後之當路者，能不惑於世俗，奮然革之，亦所謂豪杰之士也。一國之人皆若狂，昔人痛之深矣。然百日之蜡，一日之澤。民固不可無會聚歡樂之時，要在節之以禮耳。且如賜酺，豈不足以致酒禍。然孔子不曰：“吾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乎？”俗之興替，必有其由。將頽者不可以人力支，衆之所樂者，亦不能以人力强革也；要在因人情而爲之節文耳，所謂善者因之也。且如百戲，無益有損，然其原出於角觝。秦漢之世，民至空邑以觀，不猶可以奬技勇乎？技勇之在今日，相需尤切，有心世道之人，能於時節，加以提唱，亦牖民之一道也。且男女之交，其不自由久矣，可無以宣泄之乎，此固自由之世之遺俗也。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五四五父子相似

    人之相似，惟醫學家所謂真雙生子爲然，不徒其貌也，即其心亦相似。然雙生之子，處境亦多相同，幼時尤甚；若處之不同之境，則其貌雖相似，其心即不能盡同。此可見清虚者易遷，重濁者難變，張横渠《正蒙》之説，有不盡誣者也。父子之相似，本不能如雙生之子。且人貌隨年而異，雙生子貌之相似，亦以年之相同也。若父子則有老少之殊，縱使人追憶疇昔而驚其相肖，必不能混淆於一見之下矣。乃《南史·陸倕傳》，謂倕次子緬，有似於倕，一看殆不能别，此誠罕有之事。意者倕生子甚早，子已壯而父猶未老歟？然終爲罕見之事矣。

    原刊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東南日報》

    五四六絶菜患腫

    圍城之中，人乏蔬菜以爲食，每致患腫，昔人誤以爲由於乏鹽。如《北史·王思政傳》，謂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被圍既久，城中無鹽，腫死者十六七，及城陷之日，存者纔三千人是也。《魏書·房法壽傳》：法壽族子景伯，母亡居喪，不食鹽菜，遂爲水病，積年不愈，孝昌三年卒於家。似足證無鹽致腫之説矣。然《北史·趙琰傳》言：時禁制甚嚴，不聽越關葬於舊兆，琰四十餘年不得葬二親，年逾耳順，孝思彌篤，慨歲月遷移，遷窆無冀，乃絶鹽粟，斷諸餚味，食麥而已。而年至八十，則又何也？《隋書·劉方傳》：方征林邑還，士卒腳腫，死者十四五。此由南方卑溼，易患腳氣病，亦與缺鹽無涉也。

    五四七脈法

    中醫多以善診脈自詡，甚者謂能診脈，則不待問而可知所患，此乃欺人之談，少明事理者不之信，即醫家之少明事理者，亦不以此欺人也。然此等附會之説，古即有之。《魏書·術藝傳》，謂顯祖欲驗徐謇所能，乃置諸病人於幕中，使謇隔而脈之，深得病形，兼知色候是矣。此事即有之，亦爲幸中，況傳者過而非其實，《術藝傳》中事跡，率多如是也。脈學之興，蓋本診察之一術，所以補但憑證狀者之不足，以求詳慎，非謂恃此遂可忽視證狀。倉公之學，出於陽慶，《史記》本傳記慶語，謂有黄帝扁鵲之脈書，五色診病，知人生死，決嫌疑，定可治；原不專治脈書。倉公對詔問，謂病名多相類，不可知，故古聖人之脈法，以起度量，立規矩，縣權衡；此即所謂決嫌疑，乃所以補望聞之不足者也。其自述治驗，無一不切其脈者，然亦無一不詳其證狀，即知切脈非可專恃。後世醫家，遇有證脈不合者，多舍脈而從證；以證固明白有據，脈究徒憑探索也。間有舍證從脈者，乃經驗多，知目前之證將有變化，不宜徒據之以爲治，乃逆測未來以立法，實無所謂從脈也。故脈法實不可深恃。然脈法以不如證狀之易見，而有待於探索，故其通知實較難；醫工之較下者，或不知之。《宋書·范曄傳》，謂孔熙先善於治病，兼能診脈，可見是時能治病者，不皆能診脈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十月十五日《東南日報》副刊“文史”

    五四八手術

    近世之論西醫者，多豔稱其手術。其實病之可用手術者，皆有形質可見，而可以逕拔除之，實不可謂之難治。近世手術，所以勝於古人者，乃在人體生理之益明，所用械器之益精，及麻醉消毒等法，爲效益大，而流弊益微耳。此皆他種科學有以輔助醫學，若就醫家療治之術言之，則使用手術，爲法最爲簡逕，固非古人所不能知，其興起度必甚早也。

    華佗之技，爲今古所豔稱，以其於鍼藥不及之病，能以刳割治之也。然其時關羽中流矢，嘗破臂作創，刮骨去毒。又《三國·魏志·賈逵傳注》引《魏略》，謂逵生癭稍大，自啓欲令醫割之，太祖惜逵忠，恐其不活，教謝主簿：吾聞“十人割癭九人死”。逵猶行其意，而癭愈大。逵之不愈，或不能歸咎於醫，然諺語亦必有由，則因割癭而死者不少矣。可見醫於刳割之術多拙。然工拙别是一事，觀於割癭者之多，而知是時之醫，能施刳割之術者實不少。若爲關羽破臂刮骨者，則其術并不可謂之拙矣。《魏書·長孫道生傳》，謂道生玄孫子彦，少嘗墜馬折臂，肘上骨起寸餘，乃命開肉鋸骨，流血數升，言戲自若，時以爲踰於關羽。子彦視關羽何如不可知，爲子彦施治之醫，必不減於爲羽施治之醫，則無惑也。是其術固異世而猶存也。《晉書·魏詠之傳》言：詠之生而兔缺，年十八，聞荆州刺史殷仲堪帳下有名醫能療之，貧無行裝，謂家人曰：“殘醜如此，用活何爲！”遂齎數斛米西上，以投仲堪。既至，造門自通。仲堪與語，嘉其盛意，召醫視之。醫曰：“可割而補之，但須百日進粥，不得語笑。”詠之曰：“半生不語，而有半生，亦當療之，況百日邪！”仲堪於是處之别屋，令醫善療之。詠之遂閉口不語，惟食薄粥，其厲志如此。及差，仲堪厚資遣之。此醫之技，亦未必減於華佗也。佗之所以負盛名者，或以其能用麻沸散。近世論醫學者，謂麻醉藥之發明，爲醫家一大事。以病有非刳割不能治者，無此，人或憚痛苦而不敢治；即或不憚，而痛苦非人所能堪，於法亦遂不可治也。爲關羽、長孫子彦作創之醫，未嘗用麻醉藥，顯而易見。《三國·吴志·吕蒙傳》言，蒙疾病，孫權迎置内殿，每有一鍼加，爲之慘戚。蓋亦不能用麻醉藥，故其痛苦實甚。然則是時之醫，能用麻醉藥者似少，此佗之所以獨擅盛名歟？然麻沸散之方，近世鈴醫猶有之，則亦非佗之所獨也。故世容有絶精之技，而必無獨擅之學。

    白喉之初起也，醫家多不能治。民間嫗婦，乃有以刀鍼破其白腐處而强抉去之者，往往致死，亦或獲愈。此足證吾手術治病最爲簡直、興起當早之説。蓋病之有形質可見者，就所在而逕抉去之，原爲人所易見；初用之或致死加劇，久之則其術漸精矣。然亦有古人技精，而後世反不逮之者。新醫有閲《銀海精微》者，謂其手術或爲近世眼醫師所不知。此由醫學傳習不盛，醫家又或自祕，前人之所知所能，不能盡傳於後也。然世之偏重儒醫，亦當分尸其咎。凡儒醫多好空談，而手術則非所習；使此輩享盛名，食厚糈，而襲古代醫家真傳之鈴醫，日益衰落，而古醫家專門之技，不傳於後者，亦益多矣。

    《晉書·温嶠傳》：嶠平蘇峻後，固求還鎮，先有齒疾，至是拔之，因中風，至鎮未旬而卒。其死，不知果由拔齒致之不，然時醫工能拔去病齒，則因此可知。

    古語云：“毒蛇螫手，壯士斷腕。”則去病毒之所在，以免延及全身，其由來亦極早。《晉書·盧欽傳》：欽子浮，以病疽截手，遂廢。則去肢體以全生命，古代之醫亦能爲之矣。

    邂逅受傷，殘折肢體，甚至傷及藏府而卒不死，亦可使人悟及手術之可用。《北史·彭樂傳》：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内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然樂卒不死。有此等經驗，則使人知腸之可去矣。不然，孰敢臆測腸之可截邪？

    醫有借助於巫者，或藉此以振精神，便於施治耳。有形質之疾，謂可但以符呪等治之，恐無是理也。《齊書·陳顯達傳》言：顯達討桂陽賊，矢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黄村潘嫗善禁，先以釘釘柱，嫗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似謂但禹步作氣而鏃自出者，恐傳者過也。《南史·張融傳》云：有薛伯宗者，善徙癰疽，公孫泰患背，伯宗爲氣封之，徙置齋前柳樹上，明旦癰消，樹邊便起一瘤如拳大，稍稍長，二十餘日，瘤大膿爛，出黄赤汁斗餘，樹爲之痿損。其説尤爲離奇。然自稱能徙癰者，吾小時尚見之，其事似在光緒辛卯歲，吾父腦後忽腫起如瘤，醫家不敢以刀割，亦不能以藥消，乃曰，有某者，自稱能徙癰，不妨姑試之。如其言。其人用何術，予已不省記，但記其云已徙之庭前桂樹上。其後樹無他異，而吾父腫亦旋消。更詢諸醫家，則云此蓋無名腫毒，本非瘤也。故知以神奇自炫者，今古多有，而侈陳奇跡，則無一不出語增耳。

    《隋書·隱逸傳》：張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於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阬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此可見善禁者亦不能不用刀鍼，或且藉此以施刀鍼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東南日報》副刊“文史”

    五四九國子太學

    國子學與太學，初本是二，後乃合而爲一。

    古代平民，學於其所居之里之校，秀者升入其鄉之庠序，自庠序升於司徒，入於大學。貴族則學於其家門側之塾。師氏、保氏門闈之學，公宫南之左之小學，與家塾皆一物也，貴族出於此，亦入於大學。故平民登進，較之貴族，多一節級。然既入大學，即與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等夷矣。詳見《古學制》條。漢世博士弟子，太常擇民年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在郡、國、縣、道、邑者，令、相、長、丞上二千石，二千石察可者，得與計偕；尤絶無限制。後漢雖有大將軍至六百石遣子入學之令，亦未聞其較平民多占便宜，可謂蕩蕩平平矣。自國子學立，而此局乃一變。

    《宋書·禮志》云：“魏文帝黄初五年，立太學於洛陽。齊王正始中，劉馥上書曰：黄初以來，崇立太學，二十餘年，而成者蓋寡。由博士選輕，諸生避役，高門子弟，恥非其倫，故無學者。雖有其名而無其實，雖設其教而無其功。宜高選博士，取行爲人表，經任人師者，掌教國子。依遵古法，使二千石以上子孫，年從十五，皆入太學。明制黜陟，陳榮辱之路。不從。晉武帝泰始八年，有司奏：太學生七千餘人，才任四品，聽留。詔：已試經者留之，其餘遣還郡國。大臣子弟堪受教者，令入學。案此可見學生雖多，大臣子弟實少。咸寧二年，起國子學。蓋《周禮》國之貴遊子弟所謂國子，受教於師氏者也。”此爲國子學設立始末。蓋欲迫令貴遊子弟入學而不能，乃爲之别立一學耳。觀其擬諸師氏，則固以小學視之。《宋書·百官志》言晉初置國子學，隸屬太學，其等級固分明也。至南朝而其制一變。南朝皆無太學。陳宣帝太建三年、後主至德三年，皇太子皆釋奠太學。然此等皆徒有其名而已。《齊書·禮志》載曹思文之表曰：“今之國學，即古之太學。晉初太學生三千人，案較之上引《宋書·禮志》所述泰始八年之數，已裁減過半矣。既多猥雜，惠帝時欲辨其涇渭，故元康三年，始立國子學。官品第五以上，得入國學。案“立國子學”，《晉書·本紀》在咸寧二年。《宋書·禮志》作“起國子學”。《晉書·職官志》云：“咸寧四年，武帝初立國子學，定置國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助教十五人，以教生徒。”蓋屋宇起於二年，官制定於四年，生徒選補之法，實至元康三年而後定，故思文又云立於是年也。天子去太學入國學，以行禮也。太子去太學入國學，以齒讓也。太學之與國學，斯是晉世殊其士庶，異其貴賤耳。”然則國學存而太學廢矣。太學凡民可入，而國學限於貴遊，是則去蕩平之途而求私龍斷也。

    原晉所以設國子學者，實緣欲求高門子弟之入學。其求高門子弟入學，則以此輩專務交遊也。《三國·魏志·董昭傳》：昭上疏陳末流之弊曰：“當今年少，不復以學問爲本，專更以交遊爲業；國士不以孝弟清脩爲首，乃以趨勢遊利爲先。合黨連羣，互相褒歎，以毁訾爲罰戮，用黨譽爲爵賞。附己者則歎之盈言，不附者則爲作瑕釁。”此本漢末太學中之弊風，特以遭逢喪亂，學校丘墟，而此風未改，故初在學校中者，後又出於學校外耳。《晉書·傅玄傳》：玄於武帝初上疏，言“漢、魏百官子弟，不脩經藝而務交遊，徒繫名於太學，不聞先王之風”；又言“今聖明之政資始，而漢、魏之失未改，散官衆而學校未設”，蓋以此也。此事關鍵，首在其用人之能覈實，次亦視其果能驅人入學與否。用人果能覈實，遊談將不禁自止。不能驅人入學，則國子學亦與太學等耳。所謂高門子弟者，豈誠以羞與避役者伍而不入學哉？抑因避役而入學，固情有可矜，然爲政之道，當清簡賦役，不能豢避役者於學中，則當時猥雜之徒，雖一舉而盡汰之可也。而又不能，而乃爲之别立一學，不誠無具矣哉？

    然晉世所行之政，亦迄未收效也。以國學代太學，蓋始於宋，晉世尚未有此意，故東渡後，建武元年，即立太學。《晉書·本紀》。此事由王導、戴邈。導之言曰：“人知士之所貴，由乎道存，則退而脩其身。脩其身以及其家，正其家以及於鄉，學於鄉以登於朝。反本復始，各求諸己，則敦樸之業著，浮僞之道息。”欲“使朝之子弟，并入於學”。《宋書·禮志》。邈亦言：“貴遊之子，未必有斬將搴旗之才，亦未有從軍征戍之役。”宜“及盛年，講求道藝”。《宋書·禮志》。咸康三年，既立太學，復議國學。設立未幾，又復遣散。《晉書·成帝紀》：咸康三年，正月，立太學。《袁瓌傳》：除國子祭酒，上疏曰：“若得給其宅地備其學徒，麤有其官，則臣之願也。”疏奏，成帝從之。國學之興，自瓌始也。《宋書·禮志》，以疏爲瓌與太常馮懷同上，事在咸康三年，云：“疏奏，帝有感焉。由是議立國學，徵集生徒。而世尚莊、老，莫肯用心儒訓。穆帝永和八年，殷浩西征，以軍興罷遣。由此遂廢。”自咸康三年至永和八年，凡十六年。至孝武帝時，乃二學并立。《晉書·孝武帝紀》：太元九年，四月，增置太學生百人。十年，二月，立國學。事由謝石之奏，見《晉書》本傳及《宋書·禮志》。《宋書》載其疏辭，謂上於太元元年，蓋當作九年，因字形近而誤。疏有“皇威遐震，戎車方静”之語，蓋指淝水之捷言之，事在太元八年也。其事由於謝石。史稱“烈宗納其言，選公卿二千石子弟爲生，增造廟屋一百五十五間，而品課無章，士君子恥與其列”。國子祭酒殷茂言之曰：“自學建彌年，而功無可名。憚業避役，就存者無幾。或假託親疾，真僞難知。聲實渾亂，莫此之甚。臣聞舊制，國子生皆冠族華胄，比列皇儲，而中者混雜蘭艾，遂令人情恥之。竊謂羣臣内外，清官子姪，普應入學，制以程課。今者見生，或年在扞格，方圓殊趣，宜聽其去就，各從所安。”又庾亮在武昌，開置學官，其教亦言：“人情重交而輕財，好逸而惡勞。學業致苦，而禄答未厚，由捷逕者多，故莫肯用心。”又言：“若非束脩之流，禮教所不及，而欲階緣免役者，不得爲生。”然則貴遊不入，而避役者羣集，在太學未聞有改，而國學又復如此；即地方設學，亦不能免也。此積習不易變，南朝蓋患其猥雜，故逕獨立國學，然非政體也。

    强高門子弟入學，太元十年，蓋頗收效。然《宋書·五行志》云：“太元十年，正月，立國子學。學生多頑嚚，因風放火，焚房百餘間。”《晉書·五行志》略同。蓋即高門子弟之所爲也。歷代學校，亦多有所謂風潮，然未有如此次之無意識者，别見《學校風潮》條。當時所謂高門子弟者，其品質可知矣。設學不以教孤寒之士，而斤斤欲教此等人，不亦雕朽木而圬糞土之牆乎？

    《北齊書·儒林傳》曰：“齊制，諸郡并立學，置博士、助教授經。學生俱差逼充員。士流及豪富之家，皆不從調。備員既非所好，墳籍固不關懷，又多被州郡官人驅使，縱有遊惰，亦不檢治。”此則入學而不能避役，因之非差逼莫肯充員。又魏、晉以降之一變局矣。

    五五〇爲私家立學

    予嘗撰《私家教授之盛不始東漢》一條，讀之，可知學術之興盛，皆人民所自爲，而政府所能爲力者實淺矣；然猶不止此。夫東京十四博士，皆今學也。當時太學著籍之盛，曠古未聞，乃一朝灰炭，而今學之傳授，即隨之而絶，然則當時其學之傳於後生者幾何？無怪范蔚宗譏其“章句漸疏，多以浮華相尚”矣。《後漢書·儒林傳序》。東京私學，亦多有名無實。鄭玄在當時，最稱大師，而其所傳，陵亂無條理，且多矛盾，即可見之。然其傳授，猶歷久不絶。然則當時今學講師，其學尚不逮鄭玄、王肅也，況敢望韓嬰、董仲舒、劉向、揚雄乎？晉立國子學而太學廢。國學皆貴遊子弟，自更不足語於學問，説見《國子太學》條。劉宋以後，國學又替，而就講學之私家，加以扶助者轉盛。則是學術之命脈，仍繫於私家也。

    《宋書·禮志》云：高祖受命，詔有司立學，事在永初三年正月，見《紀》。未就而崩。太祖元嘉二十年，復立國學。《本紀》：太祖詔建國學，在元嘉十九年正月。是年十二月，詔言胄子始集，學業方興。《何承天傳》亦云：是年立國子學，以本官領國子博士。而《志》云二十年者，蓋師生集於十九年末，始業實在二十年也。二十七年廢。《紀》在三月，蓋以軍興廢。《孝武帝紀》：大明五年，八月，詔來歲可脩葺庠序，旌延胄子。《禮志》不言其事，疑其實未曾行。宋世國學之立，蓋不及十年也。然其時周續之遁跡廬山，高祖踐阼即召之，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元嘉十五年，文帝又徵雷次宗至京師，爲開館於雞籠山。時又使何尚之立玄學，何承天立史學，謝元立文學。凡四學并建。見《隱逸·雷次宗傳》。案此事《南史》入《本紀》，繫元嘉十六年。《宋書·何尚之傳》云：元嘉十三年，彭城王義康欲以司徒左長史劉斌爲丹陽尹，上不許。乃以尚之爲尹。立宅南郭外，置玄學，聚生徒，謂之南學。《南史》同。其立學不知究在何年也。《明帝紀》：泰始六年，九月，立總明觀。《南史》云：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此猶是率元嘉之舊。國學雖衰，其扶助私家之學，則可謂至矣。齊建元四年，正月，詔立國學。見《禮志》及《本紀》。九月，以國哀罷。《武帝紀》。《百官志》云：其夏國諱廢學。永明三年，正月，詔立學。《本紀》。旋復省廢。未知何時，東昏侯時，曹思文争廢國學，見下。表言永明以無太子故廢，非古典。案建武四年詔言：“往因時康，崇建庠序，屯虞薦有，權從省廢，”則似非以無太子故。建武四年，正月，又詔立學。永泰元年，東昏侯即位，尚書符依永明舊事廢學。國子助教曹思文表言不可廢。有司奏從之。《禮志》。然其立學之久，尚不逮劉宋也。總明觀以永明三年省，蓋以國學已立故。然是歲，又於王儉宅置學士館，悉以四部充儉家。則學術之重心，仍在私家，又竟陵王子良，嘗表世祖，爲劉瓛立館，亦宋世待周續之、雷次宗之意也。梁武踐阼，徵何胤不至，遣何朗、孔壽等六人於東山受學。天監四年，置五經博士各一人。《本紀》。《儒林傳》云：以平原明山賓、吴興沈峻、建平嚴植之、會稽賀瑒、吴郡陸璉補博士，各主一館，則所重者仍在其人。七年，正月，詔大啓庠序，博延胄子，國學蓋自此建立。然恐亦徒有其名。故其後大同七年，又於宫城西立士林館，延集學者也。《陳書·儒林傳》言：高祖“承前代離亂，日不暇給，弗遑勸課。世祖以降，稍置學官。雖博延生徒，成學蓋寡”。陳世，資助私家之事，闃焉無聞，然官立之國學，亦益黯然無色矣。

    郡縣亦有爲私家立學者。《宋書·隱逸傳》沈道虔：鄉里年少，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無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梁書·處士傳》諸葛璩：性勤於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魏書·崔休傳》：爲渤海，大儒張吾貴有盛名於山東。西方學士咸相宗慕。弟子自遠而至者恒千餘人。生徒既衆，所在多不見容。休乃爲設俎豆，招延禮接，使肄業而還，儒者稱爲口實。皆是。

    南北朝實爲資助私家立學最盛之世。固以其時王業偏安，敬教勸學，力有弗逮，乃僅就私家，加以資助。亦以私家立學，爲衆所歸仰者，其人必較有學問，而歸仰之者，亦必較有鄉學之誠，就加資助，轉較官自立學者爲有實際也。學術之興盛，皆社會自然之機運，而非政治所能爲，益可見矣。

    五五一盲人識字

    盲人亦能識字，爲近世言歐美教育者所豔稱。然其事古亦有之。《隋書·藝術傳》：盧大翼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是也。其所摸書，蓋爲簡牘。自簡牘盡廢，而此事遂不可見矣。

    五五二范甯崇學

    《晉書·范汪傳》：爲東陽太守，“在郡大興學校。”子甯，爲餘杭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絜己脩禮，志行之士，莫不宗之。朞年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教，未有如甯者也。”補豫章太守，“在郡又大設庠序。遣人往交州采磬石，以供學用。改革舊制，不拘常憲。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并取郡四姓子弟，皆充學生，課讀五經。又起學臺，功用彌廣。江州刺史王凝之上言曰：豫章郡居此州之半。太守臣甯，入參機省，出宰名郡，而肆其奢濁，所爲狼籍。郡城先有六門，甯悉改作重樓，復更開二門，合前爲八。私立下舍七所。臣伏尋宗廟之設，各有品秩，而甯自置家廟。又下十五縣，皆使左宗廟，右社稷，準之太廟，皆資人力，又奪人居宅，工夫萬計。甯若以古制宜崇，自當列上，而敢專輒，惟在任心。州既聞知，即符從事，制不復聽。而甯嚴威屬縣，惟令速立。願出臣表下太常，議之禮典。甯以此抵罪。子泰，棄官稱訴。帝以甯所務惟學，事久不判。會赦，免。”案甯之所爲，誠若奢濁，然遠近至者千餘人，資給衆費，一出私禄，則其無所利焉可知。孝武遲迴不判，以待赦令，良有由也。或疑甯私禄何以能如是之多，則此非指朝所頒禄；各地方相沿，本有行政經費，并有供守令之費，如後世之陋規者。此不能不取，亦不必不取，惟在用之何如耳。豫章居江州之半，此款必不菲也。人有所長，必有所短。用人之道，貴在舍短取長。甯之失，在於迂闊奢泰，以崇學敦教論，則可謂世濟其美矣。若能任以學事，而抑其迂闊奢泰之爲，則用人之道也。

    事之當辦與否，與其辦理之善否，係屬兩事。當辦之事，雖辦理不善，祇應改其辦法，不應逕廢其事也。且如青苗，抑配固爲不可，然任兼并之家要倍稱之息，可乎？然則散放之法可變，散放之事，不可已也。宋世之新舊黨，若知此義，事之敗於狐埋狐搰者，必可大減矣。《宋史·胡宿傳》：“知湖州，前守滕宗諒大興學校，費錢數十萬。宗諒去，通判、僚吏皆疑以爲欺，不肯書曆。宿誚之曰：君輩佐滕侯久矣，苟有過，盍不早正？乃陰拱以觀，俟其去而非之，豈昔人分謗之意乎？坐者皆大慙。其後湖學爲東南最，宿之力爲多。”滕侯賢者，自無欺罔之事，然其下之人，得毋有欺滕侯者乎？然其事已在前矣。懲此而不承權輿，是重費也。然則胡宿保全湖學之功，不減於滕宗諒之創始也。

    宋世張昇鎮許，欲興鄉學，而馬宏沮之，誣縣令因以取民，引見《郡縣鄉里之學下》條。宏之言固誣，然因興作以取民之事，必多有之，宏乃得以肆其誣，則亦不可不儆也。國民政府之都南京也，學校、官司，屋宇皆不周於用，於是競事營建。百務廢弛，惟兹則汲汲恐後。論者皆譏其别有用心焉。此則范甯之罪人也。

    《晉書·虞溥傳》：“除鄱陽内史。大脩庠序，廣招學徒，至者七百餘人。祭酒求更起屋行禮。溥曰：君子行禮，無常處也。故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而行禮於大樹之下。況今學庭庠序，高堂顯敞乎！”斯則范甯之諍友也。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論語·里仁》。

    五五三周朗

    一時之人，有一時之人之思想。《宋書·周朗傳》：世祖即位，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謂“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跡其心術行履，復不足取，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此可謂昔人教育普及之論，其思想似頗特異。然《晉書·慕容皝載記》，載其記室參軍封裕諫辭曰：“四業者國之所資，教學者有國盛事。習戰務農，尤其本也，百工商賈，猶其末耳。宜量軍國所須，置其員數，已外歸之於農，教之戰法。學者三年無成，亦宜還之於農，不可徒充大員，以塞聰雋之路。”皝因此令學生不任教者，除其員録。其思想與朗頗相類。《魏書·景穆十二王傳》：南安王楨之子英，奏言“謹案學令：諸州郡學生，三年一校所通經數，因正使列之。然後遣使就郡練考。儁造之流，應問於魏闕；不革之輩，宜反於齊民。頃以皇都遷構，江、揚未一，故鄉校之訓，弗遑正試。致使薰蕕之質，均誨學廷；蘭蕭之體，等教文肆。今外宰京官，銓考向訖，求遣四門博士明通五經者，道别校練，依令黜陟。”其所行，亦即慕容皝之令。蓋時宇内分裂，競争烈而責望於民者深，故不期而同有此思想也。更上溯之，晉初傅玄上疏，言分民之理，欲采皇甫陶之説，課散官以親耕，亦以直喪亂之後，不容浮食者之衆耳。

    五五四汲冢書

    古書湮没復見，最早者無過於晉世之汲冢書。其事見於《晉書》之《武帝紀》、《律曆志》，及衛瓘、荀勖、束皙、王接、司馬彪、續咸諸傳。《紀》云：咸甯五年十月，“汲郡人不準掘魏襄王冢，得竹簡小篆古書十餘萬言，藏於祕府。”《志》云：“武帝太康元年，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衛瓘傳》載瓘子恒所作《四體書勢》云：“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束皙傳》云：“太康二年，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墓，或言安釐王冢，得竹書數十車。”諸説年代雖不相符，《二十二史考異》云：“《束皙傳》作太康二年，《衛恒傳》作太康元年，與《紀》互異。趙明誠《金石録》，據《太公廟碑》及荀勖序《穆天子傳》，俱云太康二年，以正《晉》《紀》年月之誤。”然亦未檢束、衛兩傳也。注云：“杜預《春秋後序》亦作太康元年。”案杜預《春秋後序》、荀勖《穆天子傳序》，并是僞物。然古事傳者多不審諦，不能以此遂疑其事之真。《律曆志》言：“荀勖校太樂，八音不和，始知後漢至魏，尺長於古四分有餘。勖乃部著作郎劉恭依《周禮》制尺，所謂古尺也。依古尺更鑄銅律吕，以調聲韻。其尺量古器，與本銘尺寸無差。又，汲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得古周時玉律及鐘磬，與新律聲韻闇同。”則當時所得，書籍外尚有他物。書籍縱有僞作，他物不必皆有人作僞。以此互證，亦足見汲冢得書，事非烏有。所得之數，《本紀》與《衛瓘傳》，二説符同。簡策重滯，而每策所容，不過數十字；十萬餘言，自可盈數十車。《束皙傳》説，亦非歧異。十餘萬言之書，即在楮墨盛行之時，得諸地表，亦云匪易，況在楮墨未行之世，而又得諸地下之藏乎？誠足令人神往矣。

    然則世之所傳，所謂出自汲冢之書，其物果可信乎？曰：否。汲冢得書，實有其事，係一事；世之所傳，所謂出自汲冢之書，其可信與否，又是一事。汲冢得書，固實有其事，然世之所傳，謂其出於汲冢者，則不徒明以來之僞《竹書紀年》不可信，即其早於此者，如世所謂古本《竹書紀年》等，其不可信，亦未嘗不相等也。此其爲説，觀於《晉書》之《束皙傳》，即可知之。《荀勖傳》言竹書之得，“詔勖撰次之，以爲《中經》，列在祕書。”《束皙傳》言：“初發冢者燒策照取寶物，及官收之，多燼簡斷札，文既殘缺，不復銓次。武帝以其書付祕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王接傳》云：“時祕書丞衛恒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事多證異義。時東萊太守陳留王庭堅難之，亦有證據。皙又釋難，而庭堅已亡。散騎侍郎潘滔謂接曰：卿才學理議，足解二子之紛，可試論之。接遂詳其得失。摯虞、謝衡皆博物多聞，咸以爲允當。”是觀其大略，加以次第者荀勖；就其所載，加以研求者，則衛瓘、束皙、王庭堅、王接也。《四體書勢》云：“魏初傳古文者，出於邯鄲淳。恒祖敬侯寫淳《尚書》，後以示淳，而淳不别。至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轉失淳法，因科斗之名，遂效其形。太康元年，汲縣人盜發魏襄王冢，得策書十餘萬言。案敬侯所書，猶有髣髴。古書亦有數種，其一卷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恒竊悦之。”玩其言，似能次第成書，藉以考見古事者，不過數種，餘則僅堪藉證書法。簡斷編殘，銓次已覺不易，況於考索？此實録也。人之度量相越，不能甚遠，束皙繼業，所就豈能遠過？乃《皙傳》述諸書之目，大凡七十五篇，不識名題者七篇而已，餘則皆能舉其崖略，果可信乎？《司馬彪傳》云：“初譙周以司馬遷《史記》書周秦以上，或采俗語百家之言，不專據正經，周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糾遷之謬誤。彪復以周爲未盡善也，條《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爲不當，多據《汲冢紀年》之義，亦行於世。”夫曰多據，則非盡據，且所據者《紀年》一書耳。《續咸傳》言咸“著《遠遊志》、《異物志》、《汲冢古文釋》，皆十卷，行於世”。六七十篇之書，豈十卷之書所能釋？是彪與咸即誠見汲冢書，所見者亦不多也。

    更就《束皙傳》論諸書之語觀之。諸説皆云所發爲魏襄王冢，《皙傳》獨多“或言安釐王冢”六字，説果何所據乎？《傳》又云：“其《紀年》十三篇，紀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蓋魏國之史書。”此六字之所由來也。據《史記》，安釐王爲襄王曾孫。襄王子哀王，在位二十三年；哀王子昭王，在位十九年；昭王子則安釐王，在位三十四年，其卒在秦始皇之四年，距襄王之卒，七十有六年矣。此時魏已去亡不遠，能否厚葬，如史所云，實有可疑。古人作僞，多不甚工，往往少加校勘，説即不讎。竊疑《紀年》書本無傳，造作者初不詳覈，乃誤下三世七十六年，而後人反據之以爲説也。

    《束皙傳》又云《紀年》，“大略與《春秋》皆多相應。其中經傳大異，則云夏年多殷；益干啓位，啓殺之；太甲殺伊尹；文丁殺季歷；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壽百歲也；幽王既亡，幽王當作厲王，此蓋傳寫之誤。有共伯和者攝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案《史記集解》引《紀年》，謂夏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湯滅夏以至於受，用歲四百九十六年；而《路史》引《易緯稽覽圖》，謂夏年四百三十一，殷年四百九十六。造竹書者，蓋謂自相之亡，至於少康復禹之績，歷年四十，故竊緯候之説，而易其四百三十一爲四百七十一，此其作僞之顯證。啓、益、太甲、伊尹、文丁、季歷之相賊，則其時之人“舜禹之事，我知之矣”之見解耳。古人紀年，初不審諦，而好舉成數，故於人君享國長久者，率以百年言之。如《詩生民疏》引《中候握河紀》云：“堯即政七十年，受河圖。《注》云：或云七十二年。”案堯立七十年得舜，辟位凡二十八年崩，則堯年九十八，若云七十實七十二，則適得百歲矣。《史記·五帝本紀》云：“舜年二十以孝聞，年三十堯舉之，年五十攝行天子事，年五十八堯崩，年六十一代堯踐帝位。踐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即位踰年改元，時舜年六十二，在帝位三十九年，舜年亦百歲也。此古傳説本以堯舜爲百歲，而説書者從而爲之舜也。《大戴記·五帝德》：“宰我問於孔子曰：昔者予聞諸榮伊曰黄帝三百年，請問黄帝者，人邪？抑非人邪？何以至於三百年乎？孔子曰：生而民得其利百年，死而民畏其神百年，亡而民用其教百年。”《小戴記·文王世子》：“文王謂武王曰：女何夢矣？武王對曰：夢帝與我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文王曰：非也。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書·無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言其爲君時年五十有一也。又云：“殷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石經》殘碑作百年。然則《吕刑》謂穆王享國百年，正合古人語例。造《紀年》者疑其誤而改之，正見其不知古義耳。厲王見流，周召二相共和行政，猶之魯昭公時之三家，衛獻公時之孫林父、甯殖。古者世族權大，此等事蓋甚多，特不能盡見於書傳。謂他國之君釋位而未攝政，卻史無前例。有之，則有夏之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耳，曾聞其反政於夏乎？此説也，《史記正義》引《魯連子》同之，不知造《魯連子》者襲僞《紀年》乎？造僞《紀年》者襲《魯連子》乎？其爲造作則無疑也。

    《束皙傳》又云：“《名》三篇，似《禮記》，又似《爾雅》、《論語》。”此合僞《孔子家語》與《孔叢子》爲一書也。又云：“《師春》一篇，書《左傳》諸卜筮，師春似是造書者姓名也。”玩其言，似所記與《左氏》全同，古書有如是略無出入者乎？又云：“《瑣語》十一篇，諸國卜、夢、妖怪、相書也。”下文云：“七篇簡書折壞，不識名題。”則名題皆係固有，卜、夢、妖怪、相書，古人是否視爲瑣語，殊難質言。《史通·疑古》引《汲冢瑣語》，有舜放堯於平陽之事，又非卜、夢、妖怪、相書之倫也。又云：“《穆天子傳》五篇，言周穆王遊行四海，見帝臺、西王母。”又有《周穆王美人盛姬死事》。合此二者，正今所謂《穆天子傳》。世多以其言域外地理有合而信之，而不知此正其書出於西域既通後之鐵證也。凡此皆今《晉書》《束皙傳》不足信之徵也。杜預《後序疏》引王隱《晉書·束皙傳》云：汲冢竹書，“大凡七十五卷，其六十八卷皆有名題，其七卷折簡碎雜，不可名題。有《周易》上下經二卷，《紀年》十二卷，《瑣語》十一卷，《周王遊行》五卷，説周穆王遊行天下之事，今謂之《穆天子傳》。此四部差爲整頓。汲郡初得此書，表藏祕府，詔荀勖、和嶠以隸字寫之，勖等於時即已不能盡識。其書今復闕落，又轉寫益誤。《穆天子傳》，世間偏多。”述竹書篇卷凡數，名題可考與否之數，與今《晉書·束皙傳》同，而能言其指歸者，多少迥異。官家校理，往往徒有其名，六十八卷曾否悉行隸寫，殊爲可惑。觀王隱《晉書》與今《晉書》之説之不同，而可見造作者之各自爲説也。衛恒言古書數種，論楚事者最爲工妙，應在整頓之列，而隱《晉書》不及。

    漢魏之世，習稱異於大小篆之字爲古文，《説文解字》之例可證也。《晉書·武帝紀》言竹書，并稱小篆、古書，可見二者俱有。其時既在戰國，小篆之數，度必遠多於古文，而今《晉書·束皙傳》乃謂其皆科斗字，亦憑億爲説之一端也。

    原刊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五日《東南日報》

    五五五再論汲冢書

    近代治古本《竹書紀年》者，以錢君賓四、楊君寬正用力爲最深。二君於戰國史事，推校皆極密。皆謂《紀年》所記年代，較《史記》爲可信。余於戰國史事，未嘗致力，於二君所言，無以平其是非，以其用力之勤，深信所言必非無見。然竊謂考證之學，今古皆有之，而著述體例，則今古不同。古人於其考證所得者，往往不明言爲己見，而或託之他人；又或將推論之辭，與紀載相混。故竊疑竹書所言，雖或可信，亦係後人考證所得，而未必真爲汲冢原文也。嘗以此意語二君，二君未能信其然，而亦無以難之。近予將舊作《汲冢書》筆記一則，刊諸報端，旋得楊君來書，疑出土《紀年》，本僅記戰國事，自魏文侯至襄王之二十年，其餘則出後人增竄；且其增入并非一次。此言殊有意理。天下無赤手僞造之事，晉人既稱其書爲《紀年》，其中自必有若干按年記事者也。然必不能超出共和以上。《晉書·束皙傳》説《紀年》云：“紀夏以來至周幽王爲犬戎所滅，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釐王之二十年。”此中惟安釐王三字，誠如楊君所疑，原文或爲襄王，而爲後人所億改，餘則似皆出舊文。觀其所言，絶無謂自夏以來皆有年紀之意。然則真竹書即記夏以來事，亦不過存其梗概而已。《史記·晉世家》謂自靖侯以來，年紀可推；《漢書·律曆志》言“《春秋》、《殷曆》，皆以殷，魯自周昭王以下無年數，故據周公伯禽以下爲紀”，知列國年代，有可推尋，皆不能早於周世，且已爲歷人之言，而非史家之籍矣。魯爲周禮所在，猶且如此，晉居深山之中，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安得所記乃遠至夏殷？故知楊君所言，深有意理，足證所謂古本《紀年》者所紀甚遠之不足信，而又足正予疑其專出後人推校所得之僞也，故樂得而再著之。

    楊君書又云，“《紀年》與《趙世家》最爲相合，以此見其可信”，然又以其“與《史記》嬴秦世系，亦有出入，史公記六國時事，多本《秦記》，秦之世系，不應有誤”而疑之。予謂小小奪誤，古書皆所不免。如《史記·秦始皇本紀》後所記秦之先君，不盡與《秦本紀》相合，即其切近之一證。古人著書，有一最要之例，曰：“信以傳信，疑以傳疑。”惟如是，故所據雖有異同，皆各如其原文録之，而初不加以刊改。此在後人，或以此議古人之疏，甚且加以痛詆，然正因此，而古籍之有異同者，乃得悉葆其真，以傳於後。較之以意刊改者，爲益弘多矣。古本《紀年》，在戰國之世者，似當兼采鄙説及楊君之説，謂其中有《竹書》原文，兼有後人推校所得。二者分别誠爲不易，然即能分别之，盡得魏氏史官之舊，亦不過古代各種史文之一耳，未必其纖毫不誤也。此意亦不可不知。

    原刊一九四六年八月八日《東南日報》

    五五六四部

    《通鑑》齊武帝永明三年：“初，宋太宗置總明觀以集學士，亦謂之東觀。上以國學既立，五月乙未，省總明觀。時王儉領國子祭酒，詔於儉宅開學士館，以總明四部書充之。”胡三省《注》云：“分經、史、子、集爲甲、乙、丙、丁四部。又據《宋紀》：明帝泰始六年立總明觀，徵學士以充之；舉士二十人，分爲儒、道、文、史、陰陽五部學，言陰陽者遂無其人。然則四部書者，其儒、道、文、史之書歟！”案總明舉士，雖分五部，觀中之書，不必隨之而分部。四部之分，始於晉之荀勖，自爾以來，相承不改。《通鑑》此文，本於《南史》，《齊書·王儉傳》亦同。四部二字，未必更有異義。胡氏二説，自以前説爲得也。

    《隋書·經籍志》言：荀勖四部，“合二萬九千九百四十五卷。惠懷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東晉之初，漸更鳩聚。著作郎李充，以勖舊簿校之，其見存者，但有三千一十四卷，充遂總没衆篇之名，但以甲乙爲次，自爾因循，無所變革。其後中朝遺書，稍流江左。宋元嘉八年，祕書監謝靈運造《四部目録》，大凡六萬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祕書丞王儉又造《目録》，大凡一萬五千七百四卷。齊永明中，祕書丞王亮、監謝朏，又造《四部書目》，大凡一萬八千一十卷。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梁初，祕書監任昉，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衆書，華林園中，總集釋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釋氏不豫焉。梁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録》，又《文德殿目録》。其術數之書，更爲一部，使奉朝請祖暅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録》。隋煬帝即位，祕閣之書，限寫五十副本，分爲三品，於東都觀文殿東西廂構屋以貯之，東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已來古跡名畫，於殿後起二臺，東曰妙楷臺，藏古跡；西曰寶臺，藏古畫；又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别撰目録。”此自晉至隋書籍分部之大略也。除書畫及釋道氏書外，惟梁世術數之書别爲一部，餘皆以四部括之，此予所謂自荀勖以來相承不改者也。《晉書·李充傳》：“爲大著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删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部，甚有條貫，祕閣以爲永制。”《齊書·王儉傳》：“超遷祕書丞，上表求校墳籍，依《七略》撰《七志》四十卷，又撰定《元徽四部書目》。”《梁書·沈約傳》：“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王，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宫，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任昉傳》：“轉御史中丞，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篇目定焉。”《殷鈞傳》：天監初，起家祕書郎，歷祕書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録。”《張纘傳》：“起家祕書郎，時年十七。祕書郎有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數十百日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徧觀閣内圖籍。嘗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乃可言優仕矣。”《文學傳》：劉杳撰《古今四部書目》五卷。皆足與《隋志》相證明也。

    四部之分，不足以見學術流别，故言校讎之學者多病之。實齋《通義》反復闡述，實惟此一義而已。然四部之分，本其大較，其中更有子目，則學術流别存焉。循其名不能知其實者，惟集部之書爲甚，此實由後世專門之學日亡，立言者無不駁雜之故，與作目録者無涉也。荀勖四部：一曰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此劉歆之《六藝略》也；二曰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此歆之《諸子》、《兵書》、《術數略》也；三曰丙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此爲勖所新增，蓋以記事之作不可與言道之作相混而然；四曰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詩賦者歆之《詩賦略》，圖讚蓋王儉《圖譜志》所本，亦爲《七略》所無，汲冢書别爲一門，最爲論者所惑。然勖即昧於學術流别，亦無以汲冢書爲一類之理，蓋緣其書初出，未能盡通，無從分類，而其物爲古簡策，所寶者不徒所言，故别立爲一類，正如後世目録家之别立金石一門耳。《七略》中之《方技》，爲勖四部所無，以《隋志》列於子部推之，度其當入乙部。《晉書·勖傳》云：“領祕書監，與中書令張華，依劉向《别録》，整理記籍。”可見其所爲一秉前規。四部之分，蓋特以計庋藏之便，而非以言學術流别。厥後王儉有作，《四部目録》與《七志》亦自殊科，猶此志也。儉之《七志》：一曰《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當勖之甲丙兩部；二曰《諸子志》，紀今古諸子，四曰《軍書志》，紀兵書，五曰《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曰《術藝志》，紀方技，與勖之乙部相當；三曰《文翰志》，紀詩賦，七曰《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與勖之丁部相當，而無汲冢書，蓋其物已不存。《隋志》有《紀年》、《周書》、《古文瑣語》，注皆云汲冢書，隸史部。諸書未必皆出齊後，蓋以其非故簡而爲寫本，故按書之門類隸之，此亦可見荀勖之以汲冢書爲一類，乃以古物視之也。其道、佛附見，不與舊書爲類，蓋亦以其性質不同。梁興，阮孝緒作《七録》：一曰《經典録》，紀六藝，二曰《記傳録》，紀史傳，當王儉之《經典志》；三曰《子兵録》，紀子書、兵書，五曰《技術録》，紀數術，苞儉之《諸子》、《軍書》、《陰陽》、《術藝》四志；四曰《文集録》，紀詩賦，即儉之《文翰志》，圖譜無録，蓋如《隋志》入諸《記傳》；六曰《佛録》，七曰《道録》，亦如儉《志》之殊科。梁世祕書監、文德殿之藏，釋氏不豫，隋世亦於内道場集道、佛經，别撰目録，其意皆與王、阮同。而梁又將術數之書，别爲一部，則其析之更細。然則劉《略》荀《簿》而降，經籍之分類，實相承而漸變，屢變而益詳。四部之分，特庋藏之部居，非分類之準則，顯然可見。李充總没衆篇之名，但分四部，實一時苟簡之爲耳，《晉書》稱其甚有條貫者，蓋前此混亂，并四部之分而無之。而不意後遂以爲永制也。然自隋以來，雖以四部爲宏綱，其中亦未嘗不分子目；就子目而觀之，學術流别，夫固昭然可見。集部之不能循名責實，正猶刻書者所苞較廣，而編目之家，不得不隨之而立叢部，固未可責其魯莽也。

    經籍分類，隨乎學術，宜詳而不宜混。近世東西之籍，所言者與中國舊籍，固不盡同，强欲齊其門類，勢必治絲益棼，實不如分而著之爲得。昔人道、釋不雜四部，固足以爲法也。

    《漢書·藝文志》言，劉向校讎，每一書已，輙條其篇目，最其指要，録而奏之。此誠不朽之盛業，然其事殊不易爲，故自荀勖以降，遂莫之能爲也。然《隋志》言，王儉《七志》，不述作者之意，而於書名之下，每立一傳，并及傳授源流、後人評論，此則於讀者甚有裨益矣。後世校勘之家，於此等處亦皆極留意，觀《隋志》之言，而知其由來已久也。

    原刊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四日《東南日報》

    五五七梁末被焚書籍

    梁世藏書有二處，一祕書監，一文德殿也，故有祕書監任昉、殷鈞《四部目録》，又有《文德殿目録》。牛弘云：“侯景渡江，祕省經籍，雖從兵火，其文德殿内書史，宛然猶存。蕭繹據有江陵，遣將破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典籍重本七萬餘卷，悉送荆州。”與《隋志》云“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書及公私經籍歸於江陵，大凡七萬餘卷”者相合。《南史·侯景傳》，謂王僧辯收圖書八萬卷歸江陵；顔之推《觀我生賦注》，亦謂王司徒表送祕閣舊書八萬卷，蓋舉成數言之。顔《賦注》又云，孝元鳩合，通重十餘萬，則并江陵所故有者言之也。牛弘謂周師入郢，繹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纔一二，則其書亦未全焚，但所收甚僅耳。

    《隋志》言梁書大凡二萬三千一百六卷，而僧辯所收，已逾七萬，蓋亦通重言之也。牛弘云“總其書數三萬餘卷”，則亦以成數言之耳。《梁書·昭明太子傳》云於時東宫有書三萬卷，不知通重言之，抑其所有侔於祕省文德之藏？然即通重言之，其數亦已不少矣。乃《南史·侯景傳》云：賊“登東宫牆射城内。至夜，簡文募人出燒東宫，臺殿遂盡，所聚圖籍數百廚，一皆灰燼。先是簡文夢有人畫作秦始皇，云此人復焚書，至是而驗”。然則梁末所失者，尚不止建業祕省之藏，江陵外城之燼也，亦可云浩劫矣。

    《南史·張纘傳》：纘兄緬，有書萬餘卷；纘晚頗好積聚，多寫圖書數萬卷；及死，湘東王皆使收之，書二萬卷。此等皆元帝所藏，出於王僧辯所致之外者也。

    兵燹之際，圖籍最宜加意保全，然能保全者實鮮。牛弘言書有五厄，其四固皆兵燹爲之也。《梁書·柳惲傳》：高祖至京邑，惲候謁石頭。時東昏未平，惲上牋陳便宜，請城平之日，先收圖籍。高祖從之。然《隋志》言齊末兵火，延燒祕閣，經籍遺散，則仍未能收取矣。周武平齊，先封書府。亦見《隋志》。楊廣伐陳，既破丹陽，亦使裴矩、高熲收其圖籍。見《隋書·矩傳》。蓋視劉石等之全不措意者爲愈矣。《北齊書·辛術傳》言，術“少愛文史，晚更脩學，雖在戎旅，手不釋卷。及定淮南，凡諸資物，一毫無犯，惟大收典籍，多是宋、齊、梁時佳本，鳩集萬餘卷，并顧陸之徒名畫，二王以下法書，數亦不少，俱不上王府，惟入私門。及還朝，頗以餽遺權要，物議以此少之”。此雖違奉公之義，究勝於拉雜摧燒之者。《魏書·李順傳》：世祖之克統萬，“賜諸將珍寶雜物，順固辭，惟取書數千卷。”則按舊例，入國之日，圖籍原不盡歸公家也。公家苟欲收藏，自可使人轉寫。且據《北齊書·文苑傳》，天保七年，詔令校定羣書，供皇太子，樊遜以祕府書籍，紕繆者多，議向多書之家，牒借參校，而術爲所舉六家之一，則其書，亦未嘗不有裨中藏矣。書籍藏庋，端資愛護，同好借閲，尤貴流通，此二者，公家固未必勝於私家也。學術者天下之公，雖喪敗之余，圖籍亦似宜爲天下共惜。然如於謹者，犬羊何知焉，豈知爲箕疇之訪歟？悉數焚之，亦焦土抗戰之一道也。《南史·梁本紀》。元帝見執，如蕭詧營，甚見詰辱。他日，乃見魏僕射長孫儉，譎儉云，埋金千斤於城内，欲以相贈，儉乃將帝入城。帝因述詧相辱狀，謂儉曰，向聊相譎欲言耳，豈有天子自埋金乎？此事真可發一噱。虜將之所知者，則埋金而已矣。

    原刊一九四八年一月七日《東南日報》

    五五八論晉書一

    《晉書·王隱傳》云：“隱世寒素。父銓，少好學，有著述之志。每私録晉事及功臣行狀，未就而卒。隱以儒素自守，不交勢援，博學多聞。受父遺業，西都舊事，多所諳究。建興中過江，丞相軍諮祭酒涿郡祖納，雅相知重。納好博弈，每諫止之，納曰：聊用忘憂耳。隱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不遇則以言達其才，故否泰不窮也。當今晉未有書，天下大亂，舊事蕩滅，非凡才所能立。君少長王都，游宦四方，華夷成敗，皆在耳目，何不述而裁之？納喟然嘆曰：非不悦子之道，力不足也。乃上疏薦隱。元帝以草創務殷，未遑史官，遂寢不報。太興初，典章稍備，乃召隱及郭璞，俱爲著作郎，令撰晉史。時著作郎虞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是後更疾隱，形於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共爲朋黨以斥隱。竟以謗免，黜歸於家。貧無資用，書遂不就，乃依征西將軍庾亮於武昌，亮供其紙筆，書乃得成，詣闕上之。隱雖好著述，而文辭鄙拙，蕪舛不倫。其書次第可觀者，皆其父所撰；文體混漫，義不可解者，隱之作也。”《祖納傳》載隱諫納之辭略同。又載納薦隱疏，稱其“清純亮直，學思沈敏，五經羣史，多所綜悉，且好學不倦，從善如流。若使脩著一代之典，襃貶與奪，誠一時之儁也”。又云：“帝以問記室參軍鍾雅，雅曰：納所舉雖有史才，而今未能立也。事遂停。然史官之立，自納始也。”東晉之置史官，事在建武元年十一月，見《元帝紀》。《王導傳》云：“時中興草創，未置史官，導始啓立，於是典籍頗具。”蓋其事成於導，而議實發於納。納之所以爲是議，則又隱實啓之也。隱之有功於晉史亦大矣。《魏書·李彪傳》載彪表求脩史之辭曰：“近僭晉之世有佐郎王隱，爲著作虞預所毁，亡官在家，晝則樵薪供爨，夜則觀文屬綴，集成《晉書》，存一代之事，司馬紹勅尚書惟給筆札而已。”官給筆札，蓋即庾亮供隱紙筆之譌。抑彪求白衣脩史，乃爲是語。躬自采樵，不忘屬綴，則雖微庾亮之助，隱亦未嘗不自刻厲，其繼志述事，亦可謂勤矣。《祖納傳》又曰：“納嘗問梅陶曰：君鄉里立月旦評，何如？陶曰：善襃惡貶，則佳法也。時王隱在坐，因曰：《尚書》稱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何得一月便行襃貶？陶曰：此官法也；月旦，私法也。隱曰：《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稱家者豈不是官？必須積久，善惡乃著，公私何異？古人有言：貞良而亡，先人之殃；酷烈而存，先人之勳。累世乃著，豈但一月。若必月旦，則顔回食埃，不免貪汙。盜跖引少，則爲清廉。朝種暮穫，善惡未定矣。”其評隲之矜慎，可以想見。此納所以稱其使脩一代之典，襃貶與奪，足爲之儁歟？豈有蕪舛不倫，文體混漫，而能如是者歟？當時史記，成於父子繼業者甚多。多不别其孰爲父作，孰爲子述。蓋補缺正譌，必有不容别白者在也。梁世許亨撰《梁書》，梁亂亡散。入陳更加脩撰，仍未成而卒。善心隨見補葺，成七十卷。其《序傳》云：“凡稱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下稱名案者，并善心補闕。”此亦指論贊言之，姚思廉《梁》、《陳》二書之例耳。其叙事處必無從别白也。隱既不自别白，觀者何以知其孰出於父，孰出於子？毋亦猶沿權貴朋黨訾毁之辭，乃爲是億度專固之論歟？亦足忿嫉矣。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五九論晉書二

    晉史撰述，始自陸機。《史通·古今正史》篇曰：“機爲著作郎，撰《三祖紀》。束皙爲佐郎，撰《十志》。會中朝喪亂，其書不存。”然《隋書·經籍志·古史類》有機《晉紀》四卷。《晉書·干寶傳》云：“寶以才器，召爲著作郎。中興草創，未置史官。中書監王導上疏曰：夫帝王之跡，莫不必書，著爲令典，垂之無窮。宣皇帝廓定四海，武皇帝受禪於魏，至德大勳，等蹤上聖。而紀傳不存於王府，德音未被乎管弦。宜備史官，勅佐著作郎干寶等漸就撰集。元帝納焉。寶於是始領國史。”然則機所撰者，故府無存，而民間則猶有其書也。《寶傳》又云：寶“著《晉紀》，自宣帝迄於愍帝，五十三年，凡二十卷，奏之。其書簡略，直而能婉，咸稱良史”。其所以簡略者，豈亦以取材無多，而非盡由於體例歟？

    干寶之書，《隋志》亦在《古史類》，云二十三卷，與《晉書》本傳卷數不合。未知何故。豈古人好舉成數，作傳者於其卷數不審，乃以大較言之歟？《正史類》有虞預《晉書》二十六卷，《注》云：“本四十四卷，訖明帝，今殘缺。”而《晉書·預傳》云“著《晉書》四十餘卷”，亦不能言其確數，則作傳者於所傳之人著述卷數，不能盡審之證。

    王隱之書，《隋志》在《正史類》，八十六卷。《注》云：“本九十三卷。”《史通》云八十九卷，未知孰是。要其卷數，必遠多於干寶、虞預，則無疑也。然則預雖善攘竊，究不能掩隱之長矣。隱之作蓋以多爲貴，所謂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者。洛都行事，當以是爲得失之林。豈造謗者正嫉其詳備，乃又訾爲蕪穢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〇論晉書三

    江左之史，《史通》云：“自鄧粲、孫盛、檀道鸞、王韶之已下，相次繼作。遠則偏記兩帝，近則惟叙八朝。至宋湘東太守何法盛，始撰《晉中興書》，勒成一家，首尾該備。齊隱士東莞臧榮緒，又集東西二史，合成一書。皇家貞觀中，有詔以前後晉史十有八家，制作雖多，未能盡善。乃勅史官更加纂録，采正典與雜説數十餘部，兼引僞史十六國書，爲紀十、志二十、列傳七十、載記三十，并叙例、目録，合爲百三十二卷。自是言晉史者，皆棄其舊本，競從新撰者焉。”十八家，浦二田《通釋》云：“《隋》《唐》二《志·正史部》凡八家，其撰人則王隱、虞預、朱鳳、何法盛、謝靈運、臧榮緒、蕭子雲、蕭子顯也。《編年部》凡十一家，其撰人則陸機、干寶、曹嘉之、習鑿齒、鄧粲、孫盛、劉謙之、王韶之、徐廣、檀道鸞、郭季産也。據《志》蓋十有九家，豈緣習氏獨主漢斥魏，以爲異議，遂廢不用歟？”説近臆測。貞觀《脩晉書詔》曰：“十有八家，雖存記注，而才非良史，事虧實録，緒煩而寡要，思勞而少功。叔寧課虚，滋味同於畫餅；子雲學海，涓滴湮於涸流；處叔不預於中興，法盛莫通於創業；洎乎干、陸、曹、鄧，略記帝王；鸞、盛、廣、訟，纔編載記。其文既野，其事罕傳，遂使典午清高，韜遺芳於簡册；金行曩志，闕繼美於驪騵。遐想寂寥，深爲嘆息。”所列舉者，凡十二家，自此而外，闕疑可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一論晉書四

    《晉書·孫盛傳》云：“盛篤學不倦，自少至老，手不釋卷。著《魏氏春秋》、《晉陽秋》，并造詩賦論難復數十篇。《晉陽秋》詞直而理正，咸稱良史焉。既而桓温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説？若此史遂行，自是關君門户事。其子遽拜謝，謂請删改之。時盛年老還家，性方嚴，有軌憲，雖子孫斑白，而庭訓愈峻。至此，諸子乃共號泣稽顙，請爲百口切計。盛大怒，諸子遂竊改之。盛寫兩定本，寄於慕容雋。太元中，孝武帝博求異聞，始於遼東得之，以相考校，多有不同，書遂兩存。”《晉陽秋》，《隋志注》云“訖哀帝”，而枋頭之敗，事在海西公太和四年，則其事實爲非定本之所無。豈盛諸子竟删之歟？然慕容氏在當時，實爲晉敵國。寄定本於敵國，實事理之所無。且即如所云，慕容氏亦早入燕、趙矣，又何待得之遼東？故知所謂定本者，必不出於盛，殆知枋頭之事或有憾於温者之所爲，以盛名高而託之也。寄定本於敵國，雖造作此説者，亦寧不知其辭之謬悠。推其意，亦本不欲此説之見信於人，特欲附名高之人以行其書。甚或轉利於其説之謬悠，使聞者驚奇之而讀其書耳。其心亦良苦矣。

    《盛傳》又云：盛善言名理，于時殷浩擅名一時，與抗論者，惟盛而已。盛嘗詣浩談論，對食，奮擲麈尾，毛悉落飯中，食冷而復暖者數四。盛本爲庾翼安西諮議參軍，遷廷尉正。會桓温代翼，留爲參軍，與俱伐蜀。蜀平，賜爵安懷縣侯。累遷温從事中郎。從入關平洛，以功進封吴昌縣侯，出補長沙太守。以家貧，頗營資貨，部從事至郡，察知之，服其高明而不劾。盛與温牋，辭旨放蕩。稱州遣從事觀采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温得牋，復遣從事重案之，臧私狼籍，檻車收盛。到州，捨而不罪。其人蓋非端士，而又矜懻尚氣。温之於盛，實不可謂不厚。盛或以嘗見收而有憾焉，著書以詆之，亦理所可有。然寄定本於敵國，究爲理所必無。抑且盛果如此，則於其書之將遭改削，早已知之，又何必大怒以卻諸子之請？故知所謂定本者，必不出於盛。《隋志》所著録之本，實爲盛之原書也。昔人云定，義謂改易。若盛豫知其書將遭改削，而自寫兩本，寄於他國，則其書當云真本。而顧稱之爲定本，則造作此説者，已於無意之間，流露其改易之消息矣。《晉書·盛傳》之文，自《晉陽秋》“詞直而理正”以下，蓋别采自一書，以廣異聞，與上文不相連屬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二論晉書五

    語云，非公正不發憤。著述之家，雖造詣或有淺深，其意則恒在於守先而待後，此不可誣也。《北齊書·宋顯傳》：“顯從祖弟繪，少勤學，多所博覽，好撰述。魏時，張緬《晉書》未入國，繪依准裴松之注《三國志》體，注王隱及《中興書》。又撰《中朝多士傳》十卷，《姓系譜録》五十篇。以諸家年歷不同，多有紕繆，乃刊正異同，撰《年譜録》，未成。河清五年，并遭水漂失。繪雖博聞强記，而天性恍惚。晚又得風疾，言論遲緩。及失所撰之書，乃撫膺慟哭曰：可謂天喪予也！天統中卒。”其志亦可哀矣。觀此，彌可想見王隱之苦心也。豈有從事述作，而專爲名利之計者歟！乃《南史·徐廣傳》云：“時有高平郗紹亦作《晉中興書》，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紹曰：卿名位貴達，不復俟此延譽。我寒士，無聞於時，如袁宏、干寶之徒，賴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爲惠。紹不與。書成，在齋内廚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於是遂行何書。”豈有但計流聲，遂可向人乞所述作者！果如所言，則寒賤時所述作，逮於貴達，皆可摧燒之矣。抑且《中興書》卷帙繁重，《隋志》七十八卷。入齋竊取，豈無聞見之人？造此説者，不徒不知述作爲何事，亦且不計事理之可通與否矣。此説與謂虞預攘王隱之書者絶相似，而其信否不同如此。故知相似之言，不可不察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三論晉書六

    《齊書·高逸傳》：臧榮緒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録、志、傳百一十卷。《南史·隱逸傳》同。《十七史商榷》謂王隱等以晉人記晉事，載録未全。沈約在榮緒之後，卷數又同，諒不過潤色榮緒之書。若榮緒則各體具備，卷帙繁富，實可即以之垂世，而惜其爲唐世官脩之書所掩。案王隱之書，卷帙幾與榮緒書埒，可見榮緒之書，未爲賅備。沈約《宋書自序》謂：“常以晉氏一代，竟無全書，年二十許，便有撰述之意。泰始初，蔡興宗爲啓明帝，有勅賜許，自此迄今，年逾二十，所撰之書，凡一百二十卷。條流雖舉，而采綴未周。永明初，遇盜，失第五帙。建元四年未終，被勅撰國史。永明二年，又忝兼著作郎，撰次起居注。自兹王役，無暇搜撰。”《梁書·約傳》，謂約所著《晉書》百一十卷。則遇盜所失者凡十卷。《自序》云“采綴未周”，則其書實未大成。而其卷帙已多於榮緒，則謂憾晉無全書而有撰述之意者，必非虚辭。其初撰時必未嘗見榮緒書，後來即或見之，亦必不容舍己作而更就加潤飾也。《北史·序傳》論晉史，謂“太宗深嗟蕪穢，大存刊勒”，則今《晉書》於諸舊作，芟薙必多。不特繁富如王隱書者非所能容，即臧榮緒、沈約之書，亦必不能盡取矣。何以知其然也？案劉知幾論新《晉書》，謂其采正典與雜説，兼引僞史十六國書。則僞史十六國書，實前此正典所未采，新《晉書》載記三十，蓋以此爲本。載記而外，合紀、志、列傳僅七十卷，反少於榮緒之書矣。故新《晉書》必非以榮緒書爲藍本者也。秦、漢而降，一統之局久定。故漢、晉之間，雖三方鼎立，而承祚作《志》，仍合爲一書，以中國實未嘗分也。況如十六國之草草攘竊者歟！新《晉書》列爲載記，視如新末之羣雄，於義當矣。或曰：既如是，魏、齊、周之史，何以與宋、齊、梁、陳并刊？此則唐承隋而隋承周，勢有所不得已也。李唐之出於華夏，豈能較高齊之自云出於渤海者爲可信？舉高齊而“夷”之，事已有所難行矣，況於攘斥宇文、拓跋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四論晉書七

    兼采僞史十六國書，蓋唐脩《晉書》所以捨舊謀新之一端；而兼采雜説，或亦爲其一端也。後之論者，多以是爲《晉書》病。其實此乃當時史家風氣如此，初非脩《晉書》者之所獨。抑當時史家所以如此，固亦有其不得已者在也。何則？史料流傳，不越官家記注、私家撰述二者。官家記注，僅具事之外表，而不足以知其情。臧往者何能以是爲已足，則不得不有取於私家雜説矣。《史通·古今正史》篇，謂三國之世，異聞錯出，其流最多，宋文帝以《三國志》載事，傷於簡略，乃命裴松之兼采衆書，補注其闕，由是世言《三國志》者，以裴書爲本。則時人之於裴《注》，實已視同述作，而不以之爲陳書之羽翼矣。陳書之所以簡略，蓋即緣其專取官家記注。干寶《晉紀》所以有“略記帝王”之誚，蓋亦由是也。南北朝時，注史用松之之體者，實非一家，宋繪以是注王隱及何法盛書，已見前。《齊書·文學傳》：崔慰祖臨卒，與從弟緯書云：欲更注遷、固二史，采《史漢》所漏二百餘事，在廚簏，可檢寫之，以存大意。

    《梁書·王規傳》：“規集《後漢》衆家同異，注《續漢書》二百卷。”又《文學傳》：劉昭伯父彤，“集衆家《晉書》注干寶《晉紀》，爲四十卷。至昭，又集《後漢》同異，以注范曄書，世稱博悉。”昭《注》百八十卷，與彤及王規之注，卷帙皆遠過於所注之書，可以想見其體例。李延壽預脩《五代史》，然必别作《南》、《北史》者，其《序傳》云：“正史外，更勘雜史。於正史所無者一千餘卷，皆以編入。其煩宂者，即削去之。”又表言“小説短書，易爲湮落，脱或殘滅，求勘無所。用是鳩集遺逸，以廣異聞”。其志猶裴松之、李繪、王規、劉彤、劉昭之志也。特一補苴於成書之後，一采擷於纂葺之時耳。脩新《晉書》者之志，則亦猶是也。

    采擷既多，説遂或流於荒怪，後之論者，尤以是爲病。如《廿二史劄記·晉書所記怪異》一條是也。此亦當時風氣使然，《晉書·干寶傳》云：“性好陰陽術數，留思京房、夏侯勝等傳。寶父先有所寵侍婢，母甚妬忌，及父亡，母乃生推婢於墓中。寶兄弟年小，不之審也。後十餘年，母喪，開墓，而婢伏棺如生，載還，經日乃蘇。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生。在家中吉凶輒語之，考校悉驗。地中亦不覺爲惡。既而嫁之，生子。又寶兄嘗病氣絶，積日不冷，後遂寤，云見天地間鬼神事。如夢覺，不自知死。寶以此遂撰集古今神祇靈異、人物變化，名爲《搜神記》，凡二十卷。因作序以陳其志曰：雖考先志於載籍，收遺逸於當時，蓋非一耳一目之所親聞覩也，亦安敢謂無失實者哉！衛朔失國，二傳互其所聞；吕望事周，子長存其兩説。若此比類，往往有焉。從此觀之，聞見之難一，由來尚矣。夫書赴告之定辭，據國史之方策，猶尚若兹。況仰述千載之前，記殊俗之表，綴片言於殘闕，訪行事於故老，將使事不二跡，言無異塗，然後爲信者，固亦前史之所病。然而國家不廢注記之官，學士不絶誦覽之業，豈不以其所失者小，所存者大乎？今之所集，設有承於前載者，則非予之罪也。若使采訪近世之事，苟有虚錯，願與先賢前儒，分其譏謗。”假死更生，事所可有。在今日理亦共明，然當時之人，不之知也。而陰陽術數之説方盛，哲士魁儒，皆欲藉是以窮宇宙之祕。躬逢怪異者，安得不廣事搜羅，以資研討。然猶極言所記者之不必皆信。此與世俗之未嘗親見，而顧深信不疑者，固大異矣。當時信神怪之説者，不止一家，脩《晉書》者遇而存之，亦何足怪。治古史與治近史不同，治近史者或患材多，治古史則惟苦材少。怪異之説之不足信，固也；然因述之信之者之多，正可以見當時風氣。即持無鬼之論，亦豈可以盡删。脩《晉書》者，豈無通知釋典之人，然一讀鳩摩羅什之傳，則知當時之信釋教者，實全與其教義無涉矣。此豈可以改作，亦豈可以删除歟？

    原刊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上海《益世報》副刊“史苑”

    五六五論魏史之誣

    以私意淆亂史實者，莫如清代，夫人而知之矣。其實清代亦不過其變本加厲者，相類之事，前此久有之矣。清人疑前代以醜惡字樣譯外國人名，乃舉前史譯名妄加改易。夫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語言，斯一時代有一時代之譯例。清人縱能知滿語，或且能知與滿語相類之蒙古語，安能盡知其餘諸民族之語？況能知數百年前諸民族之語，及其時之譯例乎？然此事亦不始於清。《北史·蠕蠕傳》，謂其人自號柔然，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改其號爲蠕蠕。蠕蠕與柔然，芮芮，《宋書》。茹茹，《周書》。均係同音異譯。太武此舉，非更其名，乃易其字。則以醜惡字樣爲外國譯名，實出於褊衷。不特此也，魏人自稱爲黄帝之後，謂北俗謂土爲托，謂后爲跋，故以托跋爲氏。《魏書·帝紀·序紀》。案《齊書·魏虜傳》云：“魏虜，匈奴種也，姓托跋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爲姓，故虜爲李陵之後。”此説之不可信，别見下。是魏人曾以人名釋托跋二字也。其實二者皆非其真。《晉書·秃髮氏載記》謂其先與後魏同出。烏孤七世祖壽闐在孕，其母因寢産於被中，鮮卑謂被爲秃髮，因而氏焉。秃髮氏之亡，其主傉檀之子破羌奔魏，魏賜之氏曰源，名曰賀。《魏書·賀傳》載世祖謂賀曰：“卿與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爲源氏。”足見《晉書》“與後魏同出”之説之確。“秃髮”、“托跋”，同音異譯，顯而易見。《載記》所述之説，雖不敢謂其必真，要較后土及母名之説爲可信。是魏人兩釋“托跋”之義，均屬僞造也。僞造訓詁，亦猶之妄改譯名也。更考《魏書·序紀》之説，尤可見魏人自道其歷史之誣。《序紀》云：“昌意少子，受封北土，積六十七世至成帝毛，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又十四世而至神元。自受封至神元，凡八十一世，八十一者，九九之積也。自成帝至神元十五世，十五者，三與五之積也。九者數之九，三與五，蓋取三才五行之義。統國三十六，四面各九國也。大姓九十九，與己爲百姓也。數之巧合，有如是者乎？《序紀》又言：“不爲文字，刻木紀契而已，世事遠近，人相傳授，如史官之紀録焉。”世豈有無文字而能詳記六十七世之世數者？果能詳記世數，何以於名號、事跡，一不省記？其爲誣罔，不言自明。爲此矯誣者誰歟？《衛操傳》言桓帝崩後，操爲立碑以頌功德，云魏爲軒轅苗裔，一似其事爲魏初漢人附虜者所爲。其實一覽《衛操傳》，即知其爲乃心華夏之人，其於托跋氏，特思借其力以犄匈奴耳，豈肯爲之造作誣辭，以欺後世？況統觀前後史實，魏人是時，尚未必有帝制自爲之思。既無帝制自爲之思，必不敢自附於帝王之後。故《衛操傳》之説，必不足信。魏之帝制自爲，實在道武帝天興元年，史稱其追尊成帝已下及后號謚，詔百司議定行次，尚書崔玄伯等奏從土德，其造作必在此時也。

    道武之稱帝，在天興元年十二月。先十二歲爲登國元年，《紀》書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四月，改稱魏王。及天興元年六月丙子，詔有司議定國號。羣臣曰：“昔周、秦已前，世居所生之土，有國有家，及王天下，即承爲號。自漢已來，罷侯置守，時無世繼，其應運而起者，皆不由尺土之資。今國家萬世相承，啓基雲、代。臣等以爲若取長遠，應以代爲號。”詔曰：“昔朕遠祖，總御幽都，控制遐國，雖踐王位，未定九州。逮於朕躬，處百代之季，天下分裂，諸華乏主。民俗雖殊，撫之在德，故躬率六軍，掃平中土。凶逆蕩除，遐邇率服。宜仍先號，以爲魏焉。布告天下，咸知朕意。”所謂總御幽都，控制遐國者，即《序紀》所謂“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其後世爲君長，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至成帝統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者也。魏人造作史實，在於此時，斷然可識。然魏之稱號，何自來乎？案《崔玄伯傳》云：司馬德宗遣使來朝，太祖將報之，詔有司博議國號。玄伯議曰：“國家雖統北方廣漠之土，逮於陛下，應運龍飛，雖曰舊邦，受命維新，是以登極之初，改代曰魏。又慕容永亦奉進魏土。夫魏者大名，神州之上國。斯乃革命之徵驗，利見之玄符也。臣愚以爲宜號爲魏。”太祖從之。玄伯之説，實駁《紀》所載有司之議者。云“慕容永奉進魏土”，則魏王之封，實受之於永者耳。然其事恐不在登國元年四月也。

    據《魏書》，道武爲昭成帝什翼犍之孫。其父名寔，昭成太子也，後追謚爲獻明帝。昭成時，長孫斤謀逆，寔格之，傷脅而死。秦（苻堅）兵來伐，昭成爲庶長子寔君所弑。堅分其地，自河以西屬劉衛辰，以東屬劉庫仁。庫仁母，平文帝鬱律之女也，昭成復以宗女妻之。於是南部大人長孫嵩及元他等，盡將故民南依庫仁。道武方幼，其母獻明皇后賀氏，亦以之居獨孤部。《晉書·苻堅載記》則云：涉翼犍“子翼圭縛父請降。堅以翼犍荒俗，未參仁義，令入太學習禮。堅嘗之太學，召涉翼犍問曰：中國以學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何也？翼犍不能答。又問：卿種人有堪將者，可召爲國家用。對曰：漠北人能捕六畜，善馳走，逐水草而已，何堪爲將？又問：好學不？對曰：若不好學，陛下用教臣何爲？堅善其答。”《宋書·索虜傳》云：犍“爲苻堅所破，執還長安，後聽北歸。犍死，子開字涉珪代立”。《齊書·魏虜傳》曰：堅“擒犍還長安，爲立宅，教犍書學。堅敗，子珪，字涉圭，隨舅慕容垂據中山，還領其部”。案《晉書》明載堅與犍問答之語，必不能指爲虚誣，則《魏書》所云犍爲寔君所弑者，實屬妄語。一語虚則他語不得不隨之而虚，謂道武爲昭成之孫者，自不如謂爲其子之可信。蓋《魏書》之云，一以諱昭成見執降伏之辱，一亦欲洗道武翦滅舅氏之惡，乃改昭成之見執於其子爲見弑，而又造作一救父見殺之太子，以與之對消，其心計可謂工矣。然豈能盡箝中國人之口哉？觀此，然後知清代欲焚禁中國書籍爲有由也。《宋書》謂苻堅後聽昭成北歸，《齊書》謂堅敗，道武尚隨慕容垂，二説又當以《齊書》爲確。何者？昭成苟北歸，不應略無事跡可見也。據《魏書·劉庫仁傳》，慕容垂之起，庫仁實右苻丕，因此爲慕容文所殺。庫仁弟眷攝國事。庫仁子顯，殺眷而代之，遂謀殺道武。道武乃走賀蘭部，依其舅賀訥，遂於牛川即代王位。昭成之子窟咄，爲苻堅徙於長安，因隨慕容永，永以爲新興太守。劉顯使弟亢泥迎納之。道武求援於慕容垂。垂使子賀驎往援，破之。又破劉顯。顯奔慕容永。賀蘭部叛道武，賀驎又與道武破之。是後燕之有造於道武者實大。其後賀蘭部爲劉衛辰所攻，請降告困。道武援之，卻衛辰，而遷賀蘭部於東界。賀蘭蓋自此夷爲托跋氏之臣僕。不知如何，忽與後燕啓釁，賀驎伐之，道武救之，而托跋氏與後燕之釁端，亦因之而啓。後燕止托跋氏之使秦王觚，而道武亦轉而納交於慕容永矣。竊疑道武之北歸，慕容垂實使之，其事當在劉庫仁助苻丕之時，時庫仁所統多托跋氏之舊部，使之北歸扇動，以相牽掣也。慕容永封道武爲魏王，則其事當在登國六年七月《紀》書“永使其大鴻臚慕容鈞奉表勸進尊號”之日。天興元年六月之議，乃決臣晉與否，臣晉則仍稱代王，不臣則不矣。道武從崔玄伯之議而不臣，乃去代號而專稱魏。是年十二月，遂有帝制自爲之舉焉。是時慕容永已亡；且拓跋氏尚不甘臣晉，豈肯受封於永？乃以稱魏爲自行改號，而又移其事於登國元年四月，以泯其改易之跡。其心計彌可謂工矣，然終不能盡掩天下人之目也，心勞日拙，詎不信哉？

    天興元年之議行次，其事亦見《禮志》。逮太和十四年，復以是爲議，高閭等主以據中原之地者爲正統。趙承晉爲水德，燕承趙爲木德，秦承燕爲火德，魏承秦爲土德。李彪、崔光援漢繼周之例，以魏承晉爲水德。詔羣官議之。卒從彪等之議。案高閭等之議，蓋不敢替諸胡而承中華，以觸忌諱。然孝文實不復以虜自居，故卒棄其説，而從李彪等之議也。然閭等之議，亦非天興時原意。天興時之意，蓋欲祧魏、晉而承漢，故其所億造之神元元年，與曹魏之并國同歲也。是時晉尚未亡，承晉既不可，又不能與晉争承魏；北方僭僞諸國，又皆無可承，其勢固不得不如此耳。

    魏在天興以前，既無帝制自爲之意，自不敢妄託於古之帝王，故《宋》、《齊書》謂其自託於李陵，説必不妄。托跋氏當時，得此已爲褒矣。《齊書》云：虜甚諱之，有言其是陵後者輒見殺，蓋先嘗以是自誇，傳播頗廣，既以黄帝之後自居，則又欲諱其説；然傳播既廣，其勢不可卒止，乃又一怒而濫殺以立威也；可惡亦可笑矣。

    後魏與秃髮氏同祖，而烏孤五世祖樹機能，實爲晉人所誅。抑不僅此，神元者，《晉書》之力微，《晉書·衛瓘傳》云：瓘督幽州，於時幽、并東有務桓，西有力微，并爲邊害。瓘離間二虜，遂至間隙，於是務桓降而力微以憂死。據《魏書·序紀》：神元子文帝沙漠汗，實爲諸部大人所殺。神元是否終於牖下，亦難質言。然則托跋氏仍世遭誅，正猶清之有叫場、他失也，固無怪其讎中原之深耳。

    自來脩史者，於魏事多取《魏書》，於南朝之紀載，所取甚罕，意謂敵國傳聞之辭，必不如其人自述者之可信也，而孰知適得其反。且如道武，《魏書》本紀謂其“服寒食散，動發，謂百寮左右，人不可信，慮如天文之占，或有肘腋之虞，朝臣至前，追其舊惡，皆見殺害。其餘或以顔色變動，或以喘息不調，或以行步乖節，或以言辭失措，帝皆以爲懷惡在心，變見於外，乃手自毆擊，死者皆陳天安殿前。於是朝野人情，各懷危懼。有司懈怠，莫相督攝。百工偷劫，盜賊公行。巷里之間，人爲希少。帝亦聞之，曰：朕縱之使然，待過災年，當更清治之爾。”夫所殺果止朝臣，何至巷里之間，人爲希少？今觀《宋書·索虜傳》，則云：“開暴虐好殺，民不堪命。先是，有神巫誡開：當有暴禍，惟誅清河，殺萬民，乃可以免。開乃滅清河一郡、常手自殺人，欲令其數滿萬。”然則開之濫殺，及於平民者多矣。此與什翼犍之見俘，皆魏人之記載不可信，而南朝之記載轉可信者也。然此特其偏端耳。其宫闈之慘禍，宗戚之分争，諱言中原人之叛之，與他外族兵争，亦多諱敗爲勝，實屬不勝枚舉，别於他條發之。

    不特《魏書》，《周》、《齊書》之誣妄，亦有出人慮外者。西魏之寇江陵也，梁元帝請援於齊，齊使其清河王岳救之。至義陽，荆州已陷，因略地，南至郢州。齊知江陵陷，詔岳旋師。岳留慕容儼據郢。梁使侯瑱攻之。《陳書·瑱傳》云：“儼食盡請和，瑱乃還鎮豫章。”此實録也。《北齊書·儼傳》，謂儼鎮郢城，“始入，便爲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儼隨方備禦，瑱等不能克。又於上流鸚鵡洲上造荻葓，竟數里，以塞船路。人信阻絶，城守孤懸，衆情危懼。儼導以忠義，又悦而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公私每有祈禱。於是順士卒之心，乃相率祈請，冀獲冥佑。須臾，衝風歘起，驚濤涌激，漂斷荻葓，約復以鐵鎖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復以斷絶。如此者再三，城人大喜，以爲神助。瑱移軍於城北，造栅置營，焚燒坊郭，産業皆盡。約將戰士萬餘人，各持攻具，於城南置營壘，南北合勢。儼乃率步騎出城奮擊，大破之，擒五百餘人。先是郢城卑下，兼土疏頽壞，儼更脩繕城雉，多作大樓。又造船艦，水陸備具，工無暫闕。蕭循又率衆五萬，與瑱、約合軍，夜來攻擊。儼與將士力戰終夕。至明，約等乃退。追斬瑱驍將張白石首。瑱以千金贖之，不與。夏五月，瑱、約等又相與并力，悉衆攻圍。城中食少，糧運阻絶，無以爲計，惟煮槐楮、桑葉并紵根、水萍、葛、艾等草，及鞾、皮帶、觔角等物而食之。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别分噉，惟留骸骨。儼猶申令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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