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二七~四七七

    四二七好名之弊

    五胡之亂，所以致神州陸沈，百年丘墟者，其道多端，而尚文之弊其一也。夫尚文之弊，其所由來者舊矣。然人孰不好文而惡質？覩其文采斐然而悦之，遂至溺而不反，雖違彬彬之義，猶是天下之公心也。至於自私其身，以七尺之軀，不能久存，而欲藉文章以傳其名於後，則私矣。崇尚文辭之弊，隋李諤推其原，以爲起於魏之三祖。今觀《三國志·文帝紀注》引《魏書》曰：“帝初在東宫，疫癘大起，時人彫傷，帝深感歎，與素所敬者大理王朗書曰：生有七尺之形，死惟一棺之土，惟立德揚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疫癘數起，士人彫落，余獨何人，能全其壽？故論撰所著《典論》、詩、賦，蓋百餘篇，集諸儒於肅城門内，講論大義，侃侃無倦。”《王粲傳注》引《魏略》，載帝爲太子時《與吴質書》曰：“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何可言邪！”所指蓋即初在東宫時事。又曰：“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歷觀諸子之文，對之抆淚，既痛逝者，行自念也。”則猶夫與王朗書之志也。王羲之叙蘭亭燕集曰：“脩短隨化，終期於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又曰：“一死生爲虚誕，齊彭、殤爲妄作，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其與文帝，真可謂先後同揆矣。當時所謂名士，存心如此者何限？夫如是，安有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京洛冠帶之區，安得不淪爲犬羊窟宅，而當任其責者，又豈獨一王夷甫哉？

    《晉書·羊祜傳》：“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聞，使人悲傷。”《杜預傳》：“預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勳績。一沈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貪癡如此，真所謂以身名爲桎梏者矣。預嘗言德不可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幾也，而惡知夫能立德則無慕乎外，學問猶以爲麤，事功猶以爲末；雖有蓋世之勳，不朽之言，湮滅而無傳於後，而亦無所憾乎？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四卷第三期，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日出版

    四二八諸葛亮治戎

    《三國志·諸葛亮傳》：亮卒於軍，及軍退，宣王案行其營壘處所，曰：天下奇才也。此非虚美之辭。《晉書·職官志》曰：武帝甚重兵官，故軍校多選朝廷清望之士居之。先是陳勰爲文帝所待，特有才用，明解軍令。帝爲晉王，委任使典兵事。及蜀破後，令勰受諸葛亮圍陳用兵倚伏之法，又甲乙校標幟之制，勰悉闇練之，遂以勰爲殿中典兵中郎將，遷將軍。久之，武帝每出入，勰持白獸幡在乘輿左右，鹵簿陳列齊肅。太康末，武帝嘗出射雉，勰時已爲都水使者，散從，車駕逼暗乃還，漏已盡，當合函停乘輿，良久不得合，乃詔勰合之，勰舉白獸幡指麾，須臾之間而函成，皆謝勰閑解，甚爲武帝所任。此事足見諸葛亮之治戎，確有法度也。

    四二九諸葛亮南征考

    諸葛亮之南征，《三國志》記其事甚略。《亮傳注》引《漢晉春秋》曰：亮在南中，所在戰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陳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對曰：“向者不知虚實，故敗。今蒙賜觀看營陳。若祇如此，即定易勝耳。”亮笑，縱使更戰。七縱七禽，而亮猶遣獲，獲止不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師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留兵，兵留則無所食，一不易也，加夷新傷破，父兄死傷，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麤定，夷漢麤安故耳。”《馬謖傳注》引《襄陽記》曰：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里。亮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謖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强賊。彼知官勢内虚，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速，攻心爲上，攻城爲下；心戰爲上，兵戰爲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攻心攻城，心戰兵戰，後世侈爲美談，其實不中情實。案當時叛者，牂牁朱褒、益州雍闓、越嶲高定。褒之叛在建興元年，闓、定則尚在其前。《後主傳》：建興元年夏，牂牁太守朱褒反。先是益州郡大姓雍闓反，流太守張裔於吴。越嶲夷王高定亦叛。據《張裔傳》及《馬忠傳》，則闓前次已殺太守正昂。《吕凱傳》云：雍闓等聞先主薨於永安，驕黠恣甚。又載亮表凱及王伉，謂其執忠絶域，十有餘年，則當先主之世，闓亦未嘗服從也。闓又係爲吴所誘。見《蜀志·張裔、吕凱傳》，《吴志·步騭、士燮傳》。其答李嚴書，辭絶桀慢。見《吕凱傳》。蓋其蓄叛謀久矣。其心豈倉卒可服？《李恢傳》云：爲庲降都督，住平夷縣，先主薨，高定恣睢於越嶲，雍闓跋扈於建寧，朱褒反叛於牂牁。丞相亮南征，先由越雋，而恢案道向建寧。諸縣大相糾合，圍恢軍於昆明。恢出擊，大破之。追奔逐者，南至槃江，東接牂牁，與亮聲勢相連。南土平定，恢軍功居多。《吕凱傳》：永昌不韋人也。仕郡五官掾功曹，雍闓降於吴，吴遥署闓爲永昌太守，永昌既在益州郡之西，道路壅塞，與蜀隔絶，而郡太守改易。凱與府丞蜀郡王伉，帥厲吏民，閉境拒闓。及丞相亮南征討闓，既發在道，而闓已爲高定部曲所殺。亮至南，表以凱爲雲南太守，亮平南之後，改益州郡爲建寧郡。分建寧、永昌郡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王伉爲永昌太守。《馬忠傳》云：亮入南，拜忠牂牁太守。郡丞朱褒反，叛亂之後，忠撫育恤理，甚有威惠。昆明種落，西至楪榆，其距越嶲，已不甚遠。亮兵自越嶲而出，至雲南附近，必已與李恢、吕凱相接。永昌本未破壞。自昆明以東，又爲恢所平定，則亮之戰績，當在越嶲、雲南之間。既抵雲南，遂可安行至滇池矣。亮之行，蓋至滇池爲止。自此以東，蓋因李恢兵勢，更遣馬忠往撫育之。《後主傳》僅云：南征四郡，四郡皆平；《亮傳》亦僅云：率衆南征，其秋悉平；不詳述其戰績者，亮軍實無多戰事也。七縱七擒事同兒戲，其説信否，殊難質言。即謂有之，亦必在平原，非山林深阻之區。且以亮訓練節制之師，臨南夷未經大敵之衆，勝算殆可預操。孟獲雖得衆心，實非勁敵。累戰不捷，强弱皎然，豈待七擒而後服？況攻心攻城，心戰兵戰，乃廟算預定之策，非臨機應變之方，謀之歷年，當正指此，安得待出軍之日，然後問之？馬謖亦安得遲至相送之日，然後言之乎？《李恢傳》云：軍還，南夷復叛，殺害守將。恢身往撲討，鉏盡惡類，徙其豪師於成都，賦出叟、濮耕牛戰馬、金銀犀革，充繼軍資，於時費用不乏。此所謂軍還者，當指亮南征之軍。所謂費用不乏，亦即《亮傳》所謂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其事相距不遠，故承其秋悉平之下終言之。則是亮軍還未幾，南夷即叛也。《後主傳》：建興十一年，南夷劉胄反，將軍馬忠討平之。《馬忠傳》亦云：建興十一年，南夷豪帥劉胄反，擾亂諸郡。征庲降都督張翼還，以忠代翼，忠遂斬胄，平南土。而據《張翼傳》，則翼之爲庲降都督，事在建興九年，劉胄作亂，翼已舉兵討胄，特未破而被征。然則胄之亂尚未必在十一年；即謂其在十一年，而亮之卒實在十二年八月，相去尚幾兩年也。《馬忠傳》又云：初建寧郡殺太守正昂，縛太守張裔於吴，故都督常駐平夷縣。至忠，乃移治味縣。又越嶲郡亦久失土地，忠率將太守張嶷，開復舊郡。《張嶷傳注》引《益都耆舊傳》云：忠之討胄，嶷屬焉。戰鬬常冠軍首。遂斬胄平南。事訖，牂牁、興古僚種復反。忠令嶷領諸營往討。此事當在建興十一、二年間，亮亦尚未卒。又《後主傳》：延熙三年春，使越嶲太守張嶷平定越嶲郡。《張嶷傳》云：自丞相亮討高定之後，叟夷數反，殺太守龔禄、焦璜。是後太守不敢之郡，祇住安定縣，去郡八百餘里，其郡徒有名而已。時論欲復舊郡，除嶷爲越嶲太守。嶷在官三年，乃徒還故郡。定莋、臺登、卑水三縣，舊出鹽鐵及漆，夷徼久自固。嶷乃率所領奪取，署長吏。郡有舊道，經旄牛中至成都，既平且近。自旄牛絶道，已百餘年，更由安上，既險且遠。嶷乃與旄牛夷盟誓，開通舊道，復古亭驛。又《霍峻傳》：子弋。永昌郡夷僚，恃險不賓，數爲寇害。乃以弋領永昌太守，率偏軍討之。遂斬其豪師，破壞邑落，郡界寧静。此事在弋爲太子中庶子之後，太子璿之立，事在延熙元年，則戈之守永昌，當略與嶷之守越嶲同時，然則不但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爲虚言；抑亮與李恢、吕凱等，雖竭力經營，南夷仍未大定，直至馬忠督庲降，張嶷守越嶲，霍弋守永昌，然後竟其令功也。諸人者，固未嘗不竭撫育之勞，亦未聞遂釋攻戰之事，此又以見攻心心戰之策，未足專恃矣。要之亮之素志，自在北方；其於南土，不過求其不爲後患而止。軍國攸資，已非夙望，麤安麤定，自繫本懷。一出未能敉平，原不足爲亮病，必欲崇以虚辭，轉貽致譏失實矣。

    原刊《青年半月刊》第二卷第三期，一九四○年六月一日出版

    四三〇諸葛亮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

    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别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别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見《三國志》本傳。讀史者以爲美談。其實當時能爲此者，非亮一人也。夏侯惇“性清儉，有餘財，輒以分施，不足資之於官，不治産業。”徐邈“賞賜皆散與將士，無入家者”。嘉平六年，詔與田豫并褒之。以上均見《三國志》本傳。鄧芝“爲大將軍二十餘年，身之衣食，資仰於官，不苟素儉，然終不治私産，妻子不免饑寒。死之日，家無餘財”。吕岱“在交州，歷年不餉家，妻子饑乏”。其所爲皆與亮同。陳表“家財盡於養士，死之日，妻子露立”。朱桓“愛養吏士，贍護六親，俸禄産業，皆與共分。及桓疾困，舉營憂戚”。見《三國志》本傳。則尤有進焉者矣。君子行不貴苟難，不以公家之財自私則可矣；禄盡於外，而妻子饑寒則過矣。要之治生自治生，廉潔自廉潔，二者各不相妨也。

    袁涣“前後得賜甚多，皆散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産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爲皦察之行，然時人服其清”。見《三國志》本傳。有袁涣之行則可也。無之，則有借通財之名，行貪取之實者矣。隨身用度，悉仰於官，而無節度，亦不能保貪奢者之不恣取也。爲之權衡斗斛，則并權衡斗斛而竊之，於私産之世而求清廉，終無正本之策也。是故督責之術之不可以少弛也，於財計尤然。

    羊續爲南陽太守，妻與子祕俱詣郡舍，續閉門不納。妻自將祕行，其資藏惟有布衾、敝衹裯，鹽麥數斛而已。顧敕祕曰：“吾自奉若此，何以資爾母乎？”使與母俱歸。劉虞“以儉素爲操，冠敝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内，而妻妾服羅紈，盛綺飾，時人以此疑之”。均見《後漢書》本傳。步騭“被服居處有如儒生。然門内妻妾，服飾奢綺，頗以此見譏”。見《三國志》本傳。夫虞與騭非必其爲僞也，和洽曰：“夫立教觀俗，貴處中庸，爲可繼也。今崇一概難堪之行以檢殊塗，勉而爲之，必有疲瘁。”見《三國志》本傳。儉者之家人，不必其皆好儉也。身安於儉焉，習於儉焉，勉於儉焉，皆無不可，必欲强其家人以同好，則難矣。迫其家人爲一概難堪之行，以立己名，尤非真率平易者所能爲。故居官者攜家室以俱行，未爲失也，必欲使之絶父子之恩，忘室家之好，如世所稱妻子不入官舍者，亦非中庸之行矣。然身儉素而家人奢泰，以此累其清節者，亦非無之。妻子不入官舍，亦有時足爲苞苴濫取之防，以此自厲，究爲賢者，較之以家自累者，則遠勝矣。《三國志》載：蔣欽，“權嘗入其堂内，母疏帳縹被，婦妾布裙。權歎其在貴守約。”則家人能俱安於儉者，亦有之，然非可概諸人人也。

    治生之道，循分爲難。何謂循分？曰：耕而食，織而衣，有益於己，無害於人者是已。然在交易既興之後則難矣。無已，其廉賈乎？然身處闤闠之中，爲操奇計贏之事，而猶能不失其清者，非有道者不能，凡人未足以語此也。士大夫之家，既不能手胼足胝，躬耕耘之業，又不能持籌握算，博蠅頭之利；使爲農商，必將倚勢陵人，滯財役貧矣。陳化敕子弟廢田業，絶治産，仰官廪禄，不與百姓争利，見《三國志·孫權傳》黄武四年《注》引《吴書》。以此也。若其財果出於廪禄，雖治産亦何傷？所以必絶之者，正以士大夫而治生，易有妨於百姓故也。諸葛亮之不别治生，其以此歟？

    《三國志·孫休傳》注引《襄陽記》言：“（李）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於武陵龍場泛洲上作宅，種甘橘千株。臨死，敕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户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稱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何爲？吴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址枯樹猶在。”患無德義而不憂貧，衡之妻何其賢也？然勤樹藝之利，而不剥削於人，衡之治生，亦可謂賢矣。然自吴末至咸康，五十年耳，木已枯矣，信乎樹木之利，不如樹人也。

    士之能厲清節者寡矣，亂世尤甚，以法紀蕩然，便於貪取也。《三國志·王脩傳》言：袁氏政寬，在職勢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没審配等家財物以萬數。此袁氏所由亡歟？《郭嘉傳注》引《傅子》，謂嘉言紹有十敗，曹公有十勝，漢末政失於寬，紹以寬濟寬，公糾之以猛。然則紹之寬，非寬於人民，乃寬於虐民者耳。然雖太祖，亦未能使其下皆厲廉節也。太祖爲司空時，以己率下，每歲發調，使本縣平資。於時譙令平曹洪資財與公家等，太祖曰：“我家資那得如子廉邪？”《三國志·曹洪傳注》引《魏略》。洪之多財可知矣。諸葛瑾及其子恪并質素，雖在軍旅，身無采飾；而恪弟融，錦罽文綉，獨爲奢綺。潘璋“性奢泰，末年彌甚，服物僭擬，吏兵富者，或殺取其財物”。均見《三國志》本傳。其不法如此。然非獨武人也，曹爽等實不世之才，而卒以奢敗。魏之何夔，蜀之劉琰，吴之吕範，并以豪汰稱，而其風且傳於奕世。何曾，夔之子也。晉治之不善，王、石等之奢汰實爲之，而其風則仍諸魏末者也。以魏武帝、諸葛武侯之嚴，吴大帝之暴，而不能絶，亦難矣。

    太祖父嵩之死，《武帝紀注》引《世語》、《吴書》，其説不同。《世語》云：“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兖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闔門皆死。”《吴書》言：“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謙雖背道任情，謂其與闕宣合從寇鈔，似失之誣，當以《吴書》之言爲是。然無論其爲謙遣騎掩捕，抑衛送之將所爲，嵩之慢藏誨盜則一也。處亂世者，可不戒歟？

    魯肅指囷，讀史者亦久傳爲美談，然亦非獨肅也。先主轉軍廣陵海西，糜竺進奴客二千，金銀貨幣，以助軍資。於時困匱，賴以復振，亦肅指囷之類也。知《管子》謂丁氏之粟足食三軍之師，爲不誣矣。然用財貴得其當，劉備、周瑜，皆末世好亂之士，助之果何爲哉？

    原刊《青年月刊》第三卷第七期，一九四一年出版

    四三一奬率三軍，臣職是當

    《三國志·諸葛亮傳》：建興五年，亮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奬率三軍，北定中原。”及馬謖爲張郃所破，亮還漢中，上疏請自貶曰：“《春秋》責帥，臣職是當。”《華陽國志》作“帥將三軍，職臣是當”。皆較優。《三國志》文蓋訛誤。

    四三二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蜀先主謂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三國志·諸葛亮傳》。世皆以爲豁達大度推心置腹之言，實亦不然也。孫策臨亡，以弟權託張昭。《吴志·張昭傳注》引《吴曆》曰：“策謂昭曰：若仲謀不任事者，君便自取之。正復不克捷，緩步西歸，亦無所慮。”其言與備亦何以異？董昭建議：“宜脩古建封五等。”太祖曰：“建設五等者，聖人也，又非人臣所制，吾何以堪之？”昭曰：“自古以來，人臣匡世，未有今日之功；有今日之功，未有久處人臣之勢者也。”《三國志》本傳。此乃明白曉暢之言，勢之所迫，雖聖人將奈之何哉？菁華已竭，褰裳去之，爲是言易，欲行是事，不可得也。古來聖賢豪杰有蓋世之才智，卒不能自免於敗亡以此。

    四三三君與王之别

    《三國志·烏丸傳注》引《魏書》曰：“常推募勇健能理決鬥訟相侵犯者爲大人，邑落各有小帥，不世繼也。數百千落自爲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刻木爲信，邑落傳行，無文字，而部衆莫敢違犯。”《後漢書·烏桓傳》本之，而曰：“有勇健能理決鬥訟者，推爲大人，無世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云云。知《魏書》“不世繼也”句，當在“邑落各有小帥”之上，今本誤倒也。邑落小帥，君也，不可無，亦不能無。或禪或繼，各當自有成法。大人則邑落所共推，猶之朝覲訟獄之所歸也，有其人則奉之，無則闕。德盛則爲衆所歸，德衰則去之。三代以前，王霸之或絶或續，一國之所以忽爲諸侯所宗，忽云諸侯莫朝以此。

    《三國志·鮮卑傳注》引《魏書》述檀石槐事曰：“乃分其地爲中東西三部。從右北平以東至遼東，接夫餘、貊爲東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彌加、闕機、素利、槐頭。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爲中部，十餘邑，其大人曰柯最、闕居、慕容等，爲大帥。從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烏孫爲西部，二十餘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羅、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爲大帥，而制屬檀石槐。”此大人蓋亦邑落所共推。而《後漢書》云：“分其地爲三部，各置大人主領之。”一若本無大人，而檀石槐始命之者，誤矣。《魏書》於烏丸，述其法俗甚詳，於鮮卑則甚略，以烏丸、鮮卑法俗多同，述其相異者，同者則不及也。然則鮮卑亦當數百千落乃爲一部。而檀石槐三部，中部十餘邑，東西各二十餘而已。而其大人皆非一人，則大人侔於小帥矣。檀石槐之衆，合計不過五六十落，安能稱强北邊？然則所謂十餘邑二十餘邑云者，乃其大人所治之邑，即中部有大人十餘，東西部各有二十餘耳。屬此諸大人之邑落，自在其外。此諸大人者，乃一方之主，猶之周初周、召分陝，一治周南，一治召南。太公所治，則東至於海，西至於河，南至於穆陵，北至於無棣也。其後吴、楚稱王，猶自各王其域，彼此各不相干。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乃冀望之辭，非事實也。《魏書》又曰：自檀石槐死後，諸大人遂世相襲，則猶周衰而齊、晉、秦、楚不隨之而俱替耳。

    《魏書》及《後漢書》所謂大人，即後世所謂可汗，檀石槐乃大可汗也。越之亡也，諸族子或爲王，或爲君，濱於江南海上，服朝於楚。其爲王者，猶之鮮卑之諸大人；楚之君則猶檀石槐也。蒙古自成吉思汗以前，哈不勒忽圖剌皆有汗號，成吉思亦先見推爲汗，後乃更見推爲成吉思汗。其初稱汗也，與哈不勒忽圖剌同，猶是小可汗，後則大可汗矣。回紇諸部尊唐太宗爲天可汗，則又駕於諸大可汗之上，雖其等級不同，其理則一也。

    四三四孫氏父子輕佻

    陳壽言孫堅及策皆以輕佻果躁，隕身致敗。其實非獨堅及策如此，即孫權亦然。建安十八年正月，曹公攻濡須，權與相拒月餘。《吴主傳注》引《吴歷》言：“權乘輕船，從濡須口入公軍。諸將皆以爲是挑戰者，欲擊之。公曰：此必孫權欲身見吾軍部伍也。勑軍中皆精嚴，弓弩不得妄發。權行五六里，迴還作鼓吹。公見舟船器仗軍伍整肅，喟然歎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又引《魏略》曰：“權乘大船來觀軍，公使弓弩亂發，箭著其船，船偏重將覆，權因迴船，復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還。”二説未知孰是。要之身乘船以入敵軍，危道也。十九年，權征合肥。合肥未下，徹軍還。兵皆就路，權與凌統、甘寧等在津北爲魏將張遼所襲，統等以死扞權，權乘駿馬越津橋得去。《注》引《獻帝春秋》曰：“張遼問吴降人：向有紫髯將軍，長上短下，便馬善射，是誰？降人答曰：是孫會稽。遼及樂進相遇，言不早知之，急追自得。舉軍歎恨。”又引《江表傳》曰：“權乘駿馬上津橋，橋南已見徹，丈餘無版。谷利在馬後，使權持鞍緩控，利於後著鞭，以助馬勢，遂得超度。權既得免，即拜利都亭侯。”《賀齊傳》《注》引《江表傳》曰：“權征合肥還，爲張遼所掩襲於津北，幾至危殆。齊時率三千兵在津南迎權。權既入大船，會諸將飲宴，齊下席涕泣而言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今日之事，幾致禍敗，羣下震怖，若無天地，願以此爲終身誡。”此役蓋權生平最危險之一役，然特邂逅致之。《張紘傳》言權是時率輕騎，將往突敵，以紘諫而止。果使遂往，其危險又當如何也。不特此也，《權傳》黄武五年《注》引《江表傳》曰：“權於武昌新裝大船，名爲長安，試泛之釣臺圻。時風大盛，谷利令柂工取樊口。權曰：當張頭取羅州。利拔刀向柂工曰：不取樊口者斬。工即轉柂入樊口，風遂猛不可行，乃還。權曰：阿利畏水，何怯也？”《張昭傳》云：“權每田獵，常乘馬射虎，虎常突前攀持馬鞍。昭變色而前曰：將軍何有當爾？權謝昭曰：年少慮事不遠，以此慚君。然猶不能已，乃作射虎車，爲方目，間不置蓋，一人爲御，自於中射之。時有逸羣之獸，輒復犯車，而權每手擊以爲樂。昭雖諫争，常笑而不答。”蓋其不能自克如此。案堅之死也，以單馬行峴山。而《虞翻傳》言策好馳騁遊獵，翻諫以從官不暇嚴，吏卒常苦之。白龍魚服，困於豫且。策曰：“君言是也。然時有所思，端坐悒悒，有裨諶草創之計，是以行耳。”此文過之辭也。《注》引《吴書》曰：“策討山越，斬其渠帥，悉令左右分行逐賊，獨騎與翻相得山中。翻問左右安在，策曰：悉行逐賊。翻曰：危事也！令策下馬：此草深，卒有驚急，馬不及縈策，但牽之，執弓矢以步。翻善用矛，請在前行。得平地，勸策乘馬。翻步隨之。得一鼓吏，策取角自鳴之，部曲識聲，小大皆出。”其後策之死，果以出獵驅馳逐鹿，所乘馬精駿，從騎絶不能及，單騎與許貢客遇故。是誠虞翻之所慮也。而權之不知以父兄爲鑑，身屢蹈危，而猶不知戒如故，此無他，一時之風氣使之也。《孫翊傳》言其驍悍果烈，有兄策風。《注》引《典略》曰：“翊名儼，性似策。策臨卒，張昭等謂策當以兵屬儼，而策呼權，佩以印綬。”使翊而果，其輕躁當尤甚於權。建安二十五年，權下令諸將曰：“夫存不忘亡，安必慮危，古之善教。昔雋不疑，漢之名臣，於安平之世，而刀劍不離於身，蓋君子之於武備，不可以已。況今處身疆畔，豺狼交接，而可輕忽不思變難哉？頃聞諸將出入，各尚謙約，不從人兵，甚非備慮愛身之謂。夫保己遺名，以安君親，孰與危辱？宜深警戒，務崇其大，副孤意焉。”則當時諸將，亦莫非輕佻果躁之徒也。故曰一時之風氣使然也。

    四三五孫策欲襲許

    孫策欲襲許之説，見於《三國·魏志·武帝紀》，又見於《吴志策傳》，《策傳》且謂其欲襲許迎漢帝。注引《江表傳》，則謂“策前西征，陳登陰遣間使，以印綬與嚴白虎餘黨，圖爲後禍，以報陳瑀見破之辱。登，瑀從兄子。策歸復討登，軍到丹徒，須待運糧，見殺”，《九州春秋》及《傅子》又謂“策聞曹公將征柳城，而欲襲許”，異説紛如。夫策見殺在建安五年，而柳城之役在十二年。《九州春秋》及《傅子》之謬，不待辨矣。孫盛《異同評》謂：“策雖威行江外，略有六郡，然黄祖乘其上流，陳登間其心腹，且深險强宗，未盡歸服，曹、袁虎争，勢傾山海，策豈暇遠師汝、潁，而遷帝於吴、越哉？”又謂“紹以建安五年至黎陽，策以四月遇害”。而《志》云策聞曹公與紹相距於官渡，謬矣。謂伐登之言爲有證，其説是也。而裴松之謂：“黄祖始被策破，魂氣未反，劉表君臣，本無兼并之志，强宗驍帥，祖郎、嚴虎之徒，禽滅已盡，所餘山越，蓋何足慮。若使策志獲從，大權在手，淮、泗之間，所在可都，何必畢志江外，遷帝揚、越？”又致“武帝建安四年已出屯官渡，策未死之前，久與袁紹交兵”，因謂策之此舉，理應先圖陳登，而不止於登，《國志》所云不謬，則誤矣。劉表、黄祖，庸或不能爲策患，江南之强宗驍帥，則雖處深險之區，實爲心腹之疾，策雖輕狡，豈容一無顧慮，即謂其不足爲患？抑策并不知慮此。然以策之衆，豈足與中國争衡，即謂袁、曹相持，如鷸蚌兩不得解，策欲襲許，亦未有濟，況徒偏師相接乎？淮、泗之間，豈足自立？策之衆，視陶謙、袁術、劉備、吕布何如？若更遠都江表，則義帝之居郴耳，豈足有濟。況漢至獻帝之世，威靈久替，扶之豈足有濟？曹公之克成大業，乃由其能嚴令行，用兵如神，非真天子之虚名也。不然、因獻帝而臣伏於操者何人哉？以曹公之明，挾獻帝而猶無所用，而況於策乎？況以策之輕狡，又豈足以知此乎？

    《吴志·吕範傳》云：“下邳陳瑀，自號吴郡大守，住海西，與强族嚴白虎交通。策自將討虎，遣範與徐逸攻瑀於海西，梟其大將陳牧。”而《孫策傳》注引《江表傳》謂：“建安二年，詔以策爲騎都尉，襲爵烏程侯，領會稽太守。又詔與領徐州牧温侯布，及行吴郡太守安東將軍陳瑀，共討袁術。”則瑀行吴郡太守，乃朝命，非自號也。《傳》又言：“是時陳瑀屯海西，策奉詔治嚴，當與布、瑀參同形勢，行到錢塘，瑀陰圖襲策，遣都尉萬演等密渡江，使持印傳三十餘細賊與丹陽、宣城、涇、陵陽、始安、黟、歙諸險縣大帥祖郎、焦己，及吴郡烏程嚴白虎等，使爲内應，伺策軍發，欲攻取諸郡，策覺之，遣吕範、徐逸攻瑀於海西，大破瑀，獲其吏士妻子四千人。”案：策之渡江，本爲袁術，漢朝命吏，如劉繇、王朗、華歆等，無不爲其所逐。是時雖有與吕布、陳瑀同討袁術之命，特權宜用之，非信其心也。有隙可乘，加以誅翦，夫固事理所宜。《吕範傳》注引《九州春秋》曰：“初平三年，揚州刺史陳禕死，袁術使瑀領揚州牧，後術爲曹公敗於封丘，南人叛瑀，瑀拒之。術走陰陵，好辭以下瑀，瑀不知權，而又怯，不即攻術，術於淮北集兵向壽春，瑀懼，使其弟公琰請和於術。術執之而進，瑀走歸下邳。”然則瑀實乃心王室者。陳登之結白虎餘黨，蓋亦欲繼其從父之志，戡翦亂人，非徒爲雪家門之恥也。《張邈傳》注引《九州春秋》言：登甚得江淮間歡心，有吞滅江南之志，孫策遣軍攻登，再敗，而遷爲東城太守。孫權遂跨有江外。太祖每臨大江而歎，恨不早用陳元龍計，而令封豕養其爪牙，則登之才，蓋非劉繇、王朗等比，而任之不專，致使大功不竟，輕狡之子，坐據江外數十年，豈不惜哉。

    四三六張純之叛

    《三國志·公孫瓚傳》云：“光和中，涼州賊起，發幽州突騎三千人，假瓚都督行事傳，使將之。軍到薊中，漁陽張純誘遼西烏丸丘力居等叛，劫略薊中，自號將軍，略吏民，攻右北平、遼西屬國諸城，所至殘破。瓚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屬國烏丸貪至王率種人詣瓚降。遷中郎將，封都亭侯，進屯屬國，與胡相攻擊五六年。丘力居等鈔略青、徐、幽、冀，四州被其害，瓚不能御。朝議以宗正東海劉伯安既有德義，昔爲幽州刺史，恩信流著，戎狄附之，若使鎮撫，可不勞衆而定，乃以劉虞爲幽州牧。”案云瓚與胡相攻擊五六年，則張純之叛，不得在中平四年可知。而《後書·靈帝紀》記純、舉之叛在是年。《後書·烏桓傳》亦云：“中平四年前中山太守張純畔入丘力居衆中者，以舉稱天子，純稱彌天安定王”，在是年也。《後書·瓚傳》云：“中平中，以瓚督烏桓突騎車騎將軍張温討涼州賊，會烏桓反畔，與賊張純等攻擊薊中，瓚率所領追討純等有功，遷騎都尉。”《注》云：“涼州賊即邊章等。”案邊章之叛，事在中平元年。明年乃命張温討之，下距中平四年，決不足五六年，《後書》之説誤也。中平二年瓚或嘗奉隨張温討邊章之命，然張純之叛，必不在此事之後。《劉虞傳》謂純、舉之叛，在涼州賊起之後，更不足信。

    四三七邊章、韓遂

    《後漢書·董卓傳》云：“北宫伯玉等劫致金城人邊章、韓遂，使專任軍政，共殺金城太守陳懿，攻燒州郡。”《注》引《獻帝春秋》曰：“梁州義從宋建、王國等反，詐金城郡降，求見涼州大人故新安令邊允、從事韓約。約不見，太守陳懿勸之，國等便劫質約等數十人。金城亂，懿出，國等扶以到護羌營，殺之，而釋約、允等。隴西以愛憎露布，冠約、允名以爲賊，州購約、允各千户侯。約、允被購，約改爲遂，允改爲章。”《三國志·魏武紀》：“建安二十年，西平、金城諸將麴演、蔣石等共斬送韓遂首。”《注》引《典略》曰：“遂字文約，始與同郡邊章俱著名西州。章爲督軍從事。遂奉計詣京師，何進宿聞其名，特與相見。遂説進使誅諸閹人，進不從，乃求歸。會涼州宋揚、北宫玉等反，校殿本無伯字，否。舉章、遂爲主，章尋病卒，遂爲揚等所劫，不得已，遂阻兵爲亂，積三十二年，至是乃死，年七十餘矣。”又引劉艾《靈帝紀》曰：“章一名元。”案元疑當作允。校殿本非允之誤否？遂字文約，亦可見其本名約。宋建亦名揚，北宫伯玉亦名玉，蓋邊郡之事，傳聞不能甚審，故名字或有異同也。自建安二十年上溯三十二年，爲靈帝中平元年，與《後書》本紀、《董卓傳》俱合。何進之謀誅閹人，當在靈帝崩後，而《典略》云：“遂説進誅閹人，”即傳聞不審之一證。然據《獻帝春秋》及《典略》觀之，則章、遂本不欲叛，似皆可信也。

    四三八曹嵩之死

    《三國志·魏武帝本紀》興平元年云：“初，太祖父嵩去官後還譙，董卓之亂，避難琅玡，爲陶謙所害，故太祖志在復仇東伐。”《後漢書·陶謙傳》云：“初，曹操父嵩、避難琅玡，時謙别將守陰平，士卒利嵩財寶，逐襲殺之。”董卓之亂，未嘗及譙，而嵩須避難者，以太祖合兵誅卓也。嵩所避居之琅玡，蓋今山東諸城縣東南之琅玡山，而非治開陽、在今臨沂縣境之琅玡郡，僻處海隅，爲耳目所不及，故可避卓購捕之難。漢陰平縣治在今江蘇沭陰縣東北，相距頗近，故爲陶謙别將戍此者所害也。《三國志注》引《世語》曰：“嵩在泰山華縣，太祖令泰山太守應劭，送家詣兖州，劭兵未至，陶謙密遣數千騎掩捕。嵩家以爲劭迎，不設備，謙兵至，殺太祖弟德於門中，嵩懼，穿後垣先出其妾，妾肥不能得出，嵩逃於廁，與妾俱被害，闔門皆死。”又引韋曜《吴書》曰：“太祖迎嵩，輜重百餘兩，陶謙遣都尉張闓將騎二百衛送，闓於泰山、華、費間殺嵩，取財物，因奔淮南。”案：初平四年下邳闕宣聚衆數千人，自稱天子。謙與共舉兵取泰山、華、費，略任城，太祖乃征謙，則兖徐構釁，禍始泰山、華、費。或又以爲操與謙有不共戴天之仇，遂妄謂嵩之見殺，爲在泰山、華、費之間也。初平三年《紀》云：“袁術與紹有隙，術求援於公孫瓚，瓚使劉備屯高唐，单經屯平原，陶謙屯發干，以逼紹。太祖與紹會擊，皆破之。”蓋是時之相争者，袁紹與劉表爲朋，袁術與公孫瓚爲伍，太祖據兖州，紹之黨也。田楷據青州，陶謙據徐州，皆瓚之與也。發干之屯，謙既躬進兵以逼紹；泰山之略，謙又合闕宣以圖操，則自初平四年夏以前，陶謙皆攻取之師，袁紹與魏太祖僅備御之師而已。初平四年之秋，興平元年之夏，魏祖始再舉攻謙，謂之徼利之師可，謂之除害之師，亦無不可；謂之復仇則誣。嵩之死，固由謙之不能約束所部，然不能約束所部者亦多矣，究與躬行殺害者有别也。

    《後漢書·應劭傳》六年拜泰山太守。“興平元年，前太尉曹嵩及子德，從琅玡入太山，劭遣兵迎之，未到，而徐州牧陶謙素怨嵩子操數擊之，乃使輕騎追嵩、德，并殺之於郡界，劭畏操誅，棄郡奔冀州牧袁紹。”

    《三國志·陶謙傳》注引《吴書》謂：曹公父於泰山被殺，歸咎於謙，欲伐謙而畏其强，乃表令州郡一時罷兵。謙被詔，上書拒命，曹公得謙上書事，知不罷兵，乃進攻彭城。裴松之謂此時天子在長安，曹公尚未秉政，罷兵之詔，不得由曹氏出。

    四三九關羽欲殺曹公

    《華陽國志·劉先主志》：建安五年，公東征先主。先主敗績，妻子及關羽見獲。公壯羽勇鋭，拜偏將軍。初，羽隨先主從公圍吕布於濮陽，時秦宜禄爲布求救於張楊。羽啓公：“妻無子，下城乞納宜禄妻。”公許之。及至城門，復白。公疑其有色，自納之。後先主與公獵，羽欲於獵中殺公，先主爲天下惜，不聽，故羽常懷懼。公察其神不安，使將軍張遼以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我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要當立功以報曹公。”公聞而義之。案關羽壯士，與劉備誓共死，不肯背之，其夙心也，然其懷懼不安，則自以初求秦宜禄妻，而曹公自納之，及嘗欲殺曹公之故。《三國志·關羽傳》於此均未叙及，則情節漏略矣。《注》引《蜀記》與《華陽國志》之事略同，然但言公留宜禄妻，而羽心不自安，更不言羽因欲殺曹公而懷懼，情節亦爲不全。羽初欲取宜禄妻，其當懷懼，固不如嘗欲殺公之深也。惟云：“獵中衆散，羽勸備殺公。”衆散二字，又可補常璩之闕。知古人叙事，多不甚密，欲求一事之真，非互相校勘不可也。

    四四〇袁曹成敗

    袁、曹成敗，昔人議論孔多，然皆事後傅會之辭，非其實也。建安五年，曹操之東征劉備也，《武帝紀》曰：“諸將皆曰：與公争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公曰：夫劉備，人傑也，今不去，後必爲患。袁紹雖有大志，而見事遲，必不動也。郭嘉亦勸公。嘉傳無此語。遂東擊備，破之。公還官渡，紹卒不出。”紹傳亦云：“太祖自東征備，田豐説紹襲太祖後，紹辭以子疾，不許，豐舉杖擊地曰：夫遭難遇之機，而以嬰兒之病失其會，惜哉。”皆病紹之用兵，不能乘時逐利。案用兵各有形勢，輕兵掩襲，乘時逐利，與持重後進，專以摧破敵人之大軍爲主旨者，各一道也。紹之計，蓋爲先定河北，然後蓄勢并力，以與强者争衡。當操與吕布相持於兖州時，强敵在前，饑軍不立，欲從袁紹之説，遣家居鄴。《三國志·魏書·程昱傳》。其勢可謂危矣，然以程昱之諫而遂止，袁紹亦不之問。其後吕布爲操所敗，張邈從布走，張超猶守雍丘，臧洪以故吏之誼，欲乞兵往救。紹當是時大可存超以爲牽制，而猶終不聽許，至反因此與洪構釁，誠欲專力於河北，未欲問鼎於河南也。建安四年，紹既并公孫瓚，將進軍攻許，則既遣人招張綉，復與劉備連和，其明年，兩軍既相持，則有劉辟等應紹略許下，紹又使劉備助之，則紹於牽制操耳，亦不爲不力矣。然終不發大兵爲之援者，許下距河北遠，多遣兵則勢不能捷，少則無益於事，徒招挫折，故紹不肯遣大兵，即操亦知其如此，度其時日，足以定備，是以敢於輕兵東鶩，非真能逆億紹之昧機而不動也。紹之南也，田豐説紹曰：“曹公善用兵，變化無方，衆雖少，未可輕也，不如以久持之，簡其精鋭，分爲奇兵，乘虚迭出，以擾河南，救右則出其左，救左則出其右，使敵疲於奔命，民不得安業，我未勞而彼已困，不及二年，可坐克也。今釋廟勝之策，而決成敗於一戰，若不如志，悔無及也。”及兵既接，沮授又曰：“北兵數衆，而果勁不及南；南谷虚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搏，宜徐持久，曠以日月。”一以兵之不逮，一以將之不及，不欲速戰，而主持久以敝敵。蓋時河北雖云凋敝，然其空乏初不如河南之甚，田豐違旨，終遭械繫，沮授之策，則紹實不可謂不用。紹傳云：“太祖與紹相持日久，百姓疲乏，多叛應紹，軍食乏。”《武帝紀》亦謂：操以糧少，與荀彧書，議欲還許。而紹則連穀車爲徐晃、史涣所邀擊者數千乘。又使淳于瓊等五人，將兵萬餘人送之，悉爲操所燒，乃致大潰。則其糧儲之豐可知，使徐晃、史涣功不成，操攻瓊而之誅不啓，抑或不克濟，事之成敗，固未可知。或傳太祖軍糧方盡，書與彧議，欲還許以引紹，彧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皋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公以十分居一之衆，劃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夫楚漢相持，漢以兵多食足見長，楚兵少食盡，其勢與曹操之勢正相反，安得舉以爲喻。陸遜之策劉備曰：“備是猾虜，更嘗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掎角此寇，正在今日。”此即荀彧所謂情見勢絀，用奇之時。徐晃、史涣之邀擊，及操之自將以攻淳于瓊，正是其事。然亦幸而獲濟耳，使紹而慮精專，此等竟不能遂，則其後之成否，固猶未可知也。然則袁紹之成敗，亦間不容發耳。所謂還許以引紹者，即是不支而退，使其竟爾如此，而紹以大兵乘其後，曹軍之勢必土崩瓦解，不復支矣。然則紹之籌策，固亦未嘗可謂其不奏功也。

    《滿寵傳》云：時袁紹盛於河朔，而汝南紹之本郡，門生賓客佈在諸縣，擁兵拒守。太祖憂之，以寵爲汝南太守。寵募其服從者五百人，率攻下二十餘壁，誘其未降渠帥，於坐上殺十餘人，一時皆平。得户二萬，兵二千人，令就田業。《李通傳》云建安初，通舉衆詣太祖於許。釋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討張綉，劉表遣兵以助綉，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綉軍。拜裨將軍，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大辟。是時殺生之柄，決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大援，亡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郡賊瞿恭、江宫、沈成等，皆破殲其衆，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趙儼傳》云：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惟陽安郡不動，而都尉李通急録户調。儼見通曰：“方今天下未集，諸郡并叛，懷附者復收其綿絹，小人樂亂，能無遺恨！且遠近多虞，不可不詳也。”通曰：“紹與大將軍相持甚急，左右郡縣背叛乃爾。若綿絹不調送，觀聽者必謂我顧望，有所須待也。”儼曰：“誠亦如君慮；然當權其輕重，小緩調，當爲君釋此患。”乃書與荀彧，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内遂安。此可見操之多忠亮死節之臣，劉辟等之所以不能摇動以此也。《後漢書·紹傳》云：紹與操相持，許攸進曰：“曹操兵少而悉師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虚，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拔則操爲成禽，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夫遣騎輕則如曹仁等優足拒之矣，安得使操疲於奔命而況侈言拔許哉！

    曹操之攻淳于瓊也，袁紹聞之謂長子譚曰：“就彼破瓊等，吾攻拔其營，彼固無所歸矣！”乃使張郃、高覽攻曹洪，此亦未爲非計。《三國志·魏書·武帝紀》。而郃謂曹公營固，攻之必不拔，《三國志·張郃傳》。其後果然，則操之備豫不虞不爲不至。安得如書生談兵謂一即可襲取哉。

    要之兩漢三國時史所傳，惟一大綱，餘皆事後傅會之辭，遽一一信爲事實則傎矣。《蜀志》又謂曹公北征烏丸，先主説表襲許，表不能用其説，當時又謂孫策聞公與紹相持，乃謀襲許，未發爲刺客所殺，《三國志·魏書·武帝紀》。則近於子虚烏有矣。參《孫策欲襲許》條。

    《荀彧傳》載彧論曹公較之袁紹有四勝，又曰不先取吕布，河北亦未易圖也。《郭嘉傳》注引《傅子》又謂嘉料紹有十敗，公有十勝，其所謂十敗十勝者，實與彧之辭無大異，特敷衍之，多其節目耳。又曰：“嘉曰紹方北擊公孫瓚，可因其遠征，東取吕布，不先取布，若紹爲寇，布爲之援，此深害也。”兩人之言有若是其如出一口者乎，其爲事後傅會，而非其實，審矣。然此等綜括大體之辭，較之專論一事者差爲近理。要之當時之史尚係傳述之辭，多所謂某人某人之語，未必可即作其人之辭觀。然以此爲其時人之見解，固無不可也。《史》、《漢》之《留侯傳》，《三國志》之《荀彧傳》均可作如是觀。

    四四一李邈

    《華陽國志·先賢士女總讚》云：李邈，守漢南，邵兄也。牧璋時，爲牛鞞長，先主領牧，爲從事。正旦命行酒，得進見，讓先主曰：“振威以討賊元功，未效，先寇而滅，邈以將軍之取鄙州，甚爲不宜也。”先主曰：“知其不宜，何以不助之？”邈曰：“匪不敢也，力不足耳。”有司將殺之，諸葛亮爲請，得免，爲犍爲太守、丞相參軍、安漢將軍。建興六年，亮西征，馬謖在前，亮將殺之。邈諫，以爲秦赦孟明，用霸西戎；楚誅子玉，再世不競。失亮意，還蜀。十三年亮卒。案亮卒在十二年。後主素服發哀三日。邈上疏曰：“吕禄、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爲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逼，主畏其威，故姦萌生。亮身杖强兵，狼顧虎臣，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今亮殞殁，蓋宗族得全，西戎静息，大小爲慶。”後主怒，下獄誅之。夫好惡之不可一久矣。今讀《三國志》，諸葛亮爲朝野所好，更無異辭，此豈實録乎？邈幾爲先主所誅，亮爲請得免，則於亮非有私憾，其言如此，則當時同邈所危者，必不止一人也。特莫敢以爲言，若有私議，則史不傳耳。然邈則可謂直矣，縱不然其言，何至下獄誅之？後主之闇，亦可謂甚矣。豈邈素好直，怨者孔多，而借此陷之歟？君子是以知直道之不見容也。

    四四二姜維不速救成都

    《三國志·姜維傳》：維保劍閣拒鍾會，列營守險，會不能克。糧運縣遠，將議還歸。而鄧艾自陰平由景谷道旁入，遂破諸葛瞻於綿竹。後主請降於艾，艾前據成都。維等初聞瞻破，或聞後主欲固守成都，或聞欲東入吴，或聞欲南入建寧，於是引軍由廣漢、郪道以審虚實。尋被後主敕令，乃投戈放甲，詣會於涪軍前，將士咸怒，拔刀斫石。《華陽國志》則謂維未知後主降，謂且固城，素與執政者不平，欲使其知衛敵之難而後逞志，乃回由巴西出郪五城。案維當詣會之後，猶欲殺會而復蜀，其無意於降魏可知。成都雄郡，鄧艾孤軍，安知後主之遽降？維既無意降魏，豈有不捧漏沃焦，與艾争一旦之命者？而顧遲曲其行，則常璩之言是也。王崇謂鄧艾以疲兵二萬溢出江油，姜維舉十萬之師，案道南歸，艾爲成擒，擒艾已訖，復還拒會，則蜀之存亡，未可量也。乃回道之巴，遠至五城，使艾輕進，逕及成都，兵分家滅，己自招之，其言允矣。故知文武不和，未有不招覆亡之禍者也；而武人褊隘，欲望其休休盡匪躬之節難矣。

    四四三司馬宣王征遼東

    《傳》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此爲兵家所最忌。司馬宣王之征遼東也，策之曰：“棄城預走，上計也。據遼水以距大軍，次計也。坐守襄平，此成擒耳。”又曰：“惟明者能深度彼己，預有所棄，此非其所及也。今縣軍遠征，將謂不能持久，必先距遼水而後守，此中下計也。”既至襄平，大雨，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欲取之，皆不聽。曰：“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走。今賊糧垂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驅之走也。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飢困，未肯束手，當示無能以安之。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其懼淵之走如此。蓋懸遠之地，少用師則力不足，多用師則饋運不繼；即敵竄伏不敢抗，而分軍搜捕爲難，多軍填厭又不易；師盡撤，則敵復出而前功盡棄，甚或乘吾之敝，擊其莫歸，其患有不可勝言者；故必視之以弱，聚而殲旃也。

    《兵法》曰：“用兵之法，……諸侯自戰其地者爲散地。”《孫子·九地》第十一。此言徵之於史而屢驗。司馬宣王之征遼東，兵少於公孫淵，亦其一事也。然此非自度兵强於敵，知慮謀略皆出敵上，足以制其死命不可。故縣師遠征，究非易事也。圍之未合也，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并進，晝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飢我飽，水雨乃爾，功力不設，雖當促之，亦何所爲？”“與糧競”之言甚精。宣王所以不肯多用師，以運糧難也。此非兵精於敵，知慮謀略，皆出敵上，後患有不可勝言者；而專恃兵多而又不精者無論矣。楊鎬之征遼是已。此等用兵，即使幸勝，亦不足貴。以其所費多，不易再舉，又不能久駐以殄餘敵也。論者徒咎其分兵爲四，未爲知言。

    淵之窮也，使其相國王建、御史大夫柳甫乞降，請解圍面縛，不許。皆斬之。檄告淵曰：“昔楚、鄭列國，而鄭伯猶肉袒牽羊而迎之。孤爲王人，位則上公，而建等欲孤解圍退舍，豈楚、鄭之謂邪？必傳言失旨，已相爲斬之。若意有未已，可更遣年少有明決者來。”淵復遣侍中衛演乞克日送任。宣王謂演曰：“軍事大要有五：能戰當戰，不能戰當守，不能守當走，餘二事惟有降與死耳。汝不肯面縛，此爲決就死也。不須送任。”此等處，以言用兵，誠可謂當機立斷；以言乎軍禮，則古人遺意，蕩焉盡矣，亦可以觀世變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四四四司馬宣王之忍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盡心下》。吴起殺妻以求將，義士非之。然古説流傳，率多失實，不足信也。拓跋力微，欲圖兼并，手刃其妻，并害妻之兄弟。此在夷狄，不足責也。司馬宣王固云服膺儒教者，其託風痺以辭魏武之辟也，暴書遇雨，不覺自起收之。家惟一婢，見之。張夫人恐事泄致禍，手殺之以滅口，而親執爨。密勿同心，可謂至矣。《安平獻王傳》云：漢末喪亂，與兄弟處危亡之中，簞食瓢飲。蓋宣王家素貧，張夫人所謂糟糠之妻也。乃後寵柏夫人，張夫人遂罕得進見。卧疾往省，詈以老物可憎，致幾自殺。以諸子不食，乃驚而致謝。退謂人曰：“老物不足惜，慮困我好兒耳。”《晉書·宣穆張皇后傳》。其天性涼薄，可以見矣。景皇又以其妃魏氏之甥，鴆而殺之。《景懷夏侯皇后傳》。仍世凶德如此。明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王導陳宣帝創業之謀，及文王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安得長遠？”蓋其所爲，有鮮卑黄鬚奴所不忍問者矣。記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漢高推墮孝惠、魯元公主車下，視太公居俎上；漠然無所動於其中。唐太宗親推刃同氣，而取其妃；千古姦雄，如出一轍，豈仁之果不勝不仁哉？世習於争奪相殺之已久，非阻兵安忍者，不足以有所訣而取濟於一時也。殘賊之横行，亦衆生之共業，有以召之耳。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四四五晉武帝不廢太子

    唐甄曰：“善治必達情，達情必近人。人君之於父母，異宫而處，朝見以時，則曰天子之孝，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子孫，異宫而處，朝見以時，則曰天子之慈，與庶人異；人君之於妻，異宫而處，進御有時，則曰天子之匹，與庶人異；骨肉之間，驕亢習成，是以養隆而孝衰，教疏而恩薄。讒人間之，廢嗣廢后，易於反掌。不和於家，亂之本也。”善哉言乎！天子之家，猶庶人之家也。而其家事，往往牽動國事，至於毒痡四海，則政制不善，將一人一家之事，與國事并爲一談致之也。而其家之所以易亂，則淫侈之積，有以成之。伊川之言曰：“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宫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伐；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爲害矣。”惟權力亦然。越人男女同川而浴；而號稱冠帶之國，則必深宫固門，閽寺守之。秦人父子同室而居；而山東禮義之邦，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宫。方其翹然獨異於人，豈不顧盼自憙，而不知兵刃之隨其後也。故曰：“高明之家，鬼闞其室。”晉武帝疑太子不堪政事，悉召東宫官屬，使以尚書事令太子決之。太子不能對。賈妃遣左右代對，多引古義。給事中張泓曰：太子不學，陛下所知，今宜以事斷，不可引書。妃從之。泓乃具草，令太子書之。武帝覽而大悦。太子遂安。夫疑太子之不堪政事，何難召與之言？乃必出之以紙墨，假手於傳達，亦可謂迂而不近情者矣。無他，習之已成，不自知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積而至於崇高，則危矣。由其與下隔也。《吕覽·達鬱》之篇，可以深長思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五期，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日出版

    四四六史事失實

    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善哉言乎。《晉書·賈充傳》言：充婦郭槐，性妒忌，子黎民，年三歲，乳母抱之當閤。黎民見充入，喜笑，充就而拊之，槐望見，謂充私乳母，即鞭殺之。黎民戀念，發病而死。後又生男，過期復爲乳母所抱，充以手麾其頭，郭疑乳母，又殺之，兒亦思慕而死，充遂無胤嗣。天下有此刻板事乎？三歲及過期小兒，知戀念乳母至於發病而死乎？亦罕矣。所謂欲甚其惡者，史猶采之，亦不免於失實矣。

    四四七劉庸祖、麥鐵杖

    傳説之辭，往往輾轉附會，不得其實。而昔人脩史，好奇愛博，過而取之，遂至顯然不足信者，亦有所不暇計矣。《宋書·劉庸祖傳》云：便弓馬，膂力絶人。每犯法，爲郡縣所録，輒越屋踰牆，莫之能擒。夜入人家，爲有司所圍，突圍去，并莫敢追。因夜還京口，半夕便至。明旦，守門詣府州要識，俄而建康移書録之。府州執事者，并證庸祖其夕在京，遂得無恙。《隋書·麥鐵杖傳》云：驍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馬。陳大建中，結聚爲羣盜。廣州刺史歐陽頠俘之，以獻。没爲官户，配執御傘。每罷朝後，行百餘里，夜至南徐州，踰城而入，行光火劫盜。旦還及時，仍又執傘。如此者十餘度。物主識之，州以狀奏。朝士見鐵杖每旦恒在，不之信也。後數告變，尚書蔡徵曰：此可驗耳。於仗下時，購以百金，求人送詔書與南徐州刺史。鐵杖出應募，賫敕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爲盜明矣。惜其勇捷，誡而釋之。合觀兩事，明明皆非實録。特有此一類傳説，隨事增飾附會耳。其不足信，顯而易見，而李延壽脩《南、北史》，亦俱取之。豈真見不及此哉，亦所謂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也。

    四四八馬鈞

    古今巧士，莫過馬鈞。然裴秀難之，曹義復與之同，何哉？傅玄之説義曰：馬氏所作，因變而得。是則初所言者，不皆是矣。其不皆是，因不用之，是不世之巧，無由出也。曰“因變而得”，曰“初所言者不皆是”：則鈞之所就，亦皆屢試而後成；而試之無成者，亦在所不免。度秀、羲等必以是而忽之也。此固爲淺見。然自來長於巧者，多短於言。巧者之所成就，多非其所自傳，而長於言者傳之，其人不長於巧也。不知其事之曲折，不著其屢試屢易之艱苦；而但眩其成就之神奇，遂若凡有巧製，皆冥思而得，一蹴而成矣。此古來備物致用立成器以爲天下利者，其事之真，所以多無傳於後也。

    前人巧製，每多不傳於後，淺者每咎後人之不克負荷，此亦不然。凡物之能綿延不絶者，必其能有用於時者也。三國之世，諸葛亮作連弩，而馬鈞欲五倍之；鈞又欲發石車；亮又作木牛流馬；時蜀又有李譔，能致思於弓弩機械；而吴亦有張奮能造攻城大攻車，奮，昭弟子，見昭傳。蓋時攻戰方亟，故軍械及運糧之具，相繼而興也。天下一統矣，攻戰無所復事；而運糧以當時之情形，亦無須乎木牛流馬，則其器安得而傳哉？不觀今世所謂機械者之於窮鄉僻壤乎？人力既賤，資本家斥資以購機械，其贏曾不如用人力之爲多也，則機械見屏矣。昔時巧製之不傳，不與此同理乎？故機械之發明改革，實與羣治相關。徒謂機械足以改革社會，亦言之不盡也。

    四四九王景文

    讀宋明帝答王景文求解揚州詔，其通達可謂無以復加，論禍福之不應趨避，無可趨避，不必趨避，尤可謂洞見真際，宜乎其必不爲無益之舉矣。然終不免於殺景文，以景文之亟求退讓，以蘄免禍，似乎臨命時必悲皇不能自主矣，而其從容乃殊出意計之外，則知人之善惡，不繫乎其能明理與否，而繫乎其能循理與否也。抑以景文之淡定，而猶不免禍，豈禍真無可避邪？古豈無獲全於危亂之世者乎？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豈皆臨時而求去乎？景文屢陳退讓，而卒不獲去，豈於避禍之道，猶有圖之不夙者邪？故曰：介於石，不終日，貞吉。

    四五〇柳仲禮

    侯景之圍臺城也，四面援軍雲集，雖不皆精鋭，然其數十倍於景，謂其不能解圍，無是理也。所以無功者，全誤於柳仲禮之懷挾異志。仲禮之爲大都督，乃韋粲所推，粲雖無功，然赴援甚速，死事甚烈，一子三弟，皆及於難，親戚死者數百人，謂非乃心王室不可也。仲禮爲粲外弟，粲當知其爲人，而執欲推之甚固，其故殊不可解。案此無難解也。《柳仲禮傳》云：“侯景潛圖反噬，仲禮先知之，屢啓求以精兵三萬討景，朝廷不許，及景濟江，朝野便望其至，兼蓄雍司精卒，與諸蕃赴援，見推總督。景素聞其名，甚憚之。”《韋粲傳》云：粲建議推仲禮爲大都督，報下流衆軍，裴之高自以年位高，恥居其下。乃云：柳節下已是州將，何須我復鞭板，累日不決。粲乃抗言於衆曰：“今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推柳司州者，政以久扞邊疆，先爲侯景所憚，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位次，柳在粲下，語其年齒，亦少於粲，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大事去矣。裴公朝之舊齒，豈應復挾私以沮大計，粲請爲諸君解釋之。”乃舸至之高營，切讓之。之高泣曰：“吾荷國榮，自應率先士卒，顧恨衰老，不能效命，跂望柳使君，共平凶逆，前謂衆議已定，無俟老夫爾。若必有疑，當剖心相示。”於是諸將定議，仲禮方得進軍。合觀二傳，則仲禮當時兵最强，必得大都督而後肯進，粲不得已而推之，而之高之泥之，亦非必自負年位，不肯相下，蓋亦前知其爲人矣。仲禮，驕將也，以其兵强，不得已而用之，而卒爲所誤，故驕將必不可用。

    四五一曹景宗、韋叡

    南北朝時，南北構兵，南多敗衄。梁武帝天監六年邵陽洲之戰，北方以元英之重兵，楊大眼之勇將，而皆潰敗，決裂不可收拾，實南方之一奇捷也。是役之功，實在韋叡，而曹景宗不與焉。

    是役也，元英違邢巒之議，逆世宗之詔，志在必取壽陽，固曰愎諫以要功，然守者之力已窮，攻者之勢方烈，設無邵陽洲之捷，昌義之不爲朱脩之、蔡道恭之續者亦僅耳。是役也，武帝實先使曹景宗往援，詔其頓道人洲，待衆軍齊集俱進，而景宗欲專其功，違敕而進，逮遇風沉溺，則又還守先頓，使無韋叡以促之，景宗必逗橈不進，亦如其救司州時矣。《曹景宗傳》言叡受景宗節度，而《南史·韋叡傳》言景宗未敢進。帝詔叡會焉，賜以龍環御刀，曰：“諸將有不用命者、斬之。”則實使叡督促景宗也。叡之受命也，自合肥逕陰陵大澤，遇澗谷輒飛橋以濟師。人畏魏軍盛多，勸叡緩行，叡曰：“鍾離今鑿穴而處，負户而汲，車馳卒奔，猶恐其後，而況緩乎？”旬日而至邵陽，於景宗營前二十里，夜掘長塹，樹鹿角，截洲爲城，比曉而營立。元英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非此捧漏沃焦之勢，又何及於事乎？是時，魏人先於邵陽洲兩岸，爲兩橋，樹栅數百步，跨淮通道，其難克者在此。《韋叡傳》云：叡裝大艦，使梁郡太守馮道根、廬江太守裴邃、秦郡太守李文釗等爲水軍，值淮水暴漲，叡即遣之。鬬艦競發，皆臨敵壘，以小船載草，灌之以膏，從而焚其橋，風怒火盛，煙塵晦冥，敢死之士，拔栅斫橋，水又漂疾，倏忽之間，橋栅盡壞。而道根等皆身自搏戰，軍人奮勇，呼聲動天地，無不一以當百，魏人大潰。《曹景宗傳》言：高祖詔景宗等，預裝高艦，使與魏橋等，爲火攻計。令景宗與叡，各攻一橋。叡攻其南，景宗攻其北。六年三月，春水生，淮水暴長六、七尺，叡遣所督將馮道根、李文釗、裴邃、韋寂等，乘艦登岸擊魏，洲上軍盡殪。景宗因使衆軍皆鼓噪亂登諸城，呼聲震天地。大眼於西岸燒營，英自東岸棄城走，諸壘相次土崩，悉棄其器甲，争投水死，淮水爲之不流。合觀兩傳，先登者實叡軍，而景宗特繼之耳。

    天監四年之北伐，詔叡都督衆軍。叡遣長史王超宗及馮道根攻魏小峴城，未能拔。叡巡行圍栅，魏城中忽出數百人，陳於門外。叡欲擊之，諸將皆曰：向本輕來，未有戰備，徐還授甲，乃可進耳。叡曰“魏城中二千餘人，閉門堅守，足以自保，無故出人於外，必其驍勇者也。若能挫之，其城自拔。衆皆猶遲疑，叡指其節曰：朝廷授此，非以爲飾，韋叡之法，不可犯也。乃進兵士，皆殊死戰，魏軍果敗走，因急攻之，中宿而城拔。遂進討合肥。先是右軍司馬胡景略等至合肥，久未能下。叡按行山川曰：吾聞汾水可以灌平陽，綘水可以灌安邑，即此是也。乃堰肥水，親自夜率，頃之，堰成水通，舟艦繼至。魏初分築東西小城夾合肥，叡先攻二城。既而魏援將揚靈胤帥軍五萬奄至，衆懼不敵，請表益兵。叡笑曰：臨難鑄兵，豈及馬腹。且吾求濟師，彼亦徵衆，師克在和不在衆，古之義也。因與戰，破之，軍人少安。初，肥水堰立，使軍主王懷静築城於岸守之，魏攻陷懷静城，千餘人皆没，魏人乘勝至叡堤下，其勢甚盛（未完）。

    四五二周弘正

    從古學人之無行者，周弘正其最乎？臺城陷，弘正諂附王偉，又與周石珍合族，避侯景諱，改姓姬氏，拜爲太常。景將篡，使掌禮儀。及王僧辨東討，元帝謂之曰：“王師近次，朝士孰當先來？”僧辨曰：“其周弘正乎，弘正智不後機，體能濟勝，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其餘碌碌不逮也。”俄而前部傳云，弘正至。記曰：“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人情孰不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弘正既已屈節於景矣，所謂不得已者安在？於此而稱其無妻子之顧，有獨決之明。然則知不後機，體能濟勝者，乃惟明於一身之利害，而果以行其趨避之計乎？弘正之來也。僧辨飛騎迎之，即日啓元帝，帝手書與弘正，仍遣使迎之，及至，禮數甚優，朝臣無比。帝嘗著《金樓子》曰：“余於士大夫，重汝南周弘正。”君若臣之所重者如此，安得不亡國敗家，并喪其身乎。王克仕侯景，景敗，迎候僧辨，僧辨曰：勞事夷狄之君。何不以此語詰弘正？他日一敗而臣於淵明，所遣往迎者，即弘正也，豈不哀哉？抑元帝性多猜忌，於名無所假人，微有勝己者，必加毁害，而於弘正，獨優禮之，何也？則以其似直而實諛也。史稱弘正俳諧似優，剛腸似直，簡文之立爲太子，弘景奏記，請其抗目夷之義，執子臧之節，明知其時爲不能以是加罪也。元帝不肯歸建鄴，弘正驟諫，似逆帝意，且忤近臣，然當時諫者甚多，朱買臣，帝之親昵也，而亦諫，則非帝之所甚惡，亦非近臣之所深忌也。此所謂剛腸似直者也。其歸元帝也，授之顯官，而以著犢鼻褌衣朱衣，爲有司所彈，其平時之行類俳優可想。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寧必以此示異於人，内重者外自不得而輕也，觀人者必於其威儀，豈無故哉？或曰：娖娖謹威儀者，遂可以有爲乎？曰：不必其有爲也。而庶幾有所不爲，有所不爲者，必始於介也，介不足以限奇士，而恒人要不可不以此自勉，故以威儀觀人者，或失之於奇士，必不失之於恒人。

    弘正在武帝時，有罪應流徙，勅以賜干陁利國，未去，寄繫尚方，於獄上武帝講武詩，降勅原罪，仍復本位。當時用法甚寬，至欲屏之四夷，其所犯之重可知，此等人宥之何爲哉？

    四五三張雕不擇所事

    張雕爲齊後主所委信，遂以澄清爲己任，意氣甚高，貴幸皆側目。尚書左丞封孝琰與侍中崔季舒，皆爲祖珽所厚。孝琰嘗謂珽曰：公是衣冠宰相，異於餘人。近習聞之，大以爲恨。會齊主將如晉陽，季舒與雕議，以爲壽陽被圍，大軍出拒，信使往還，須禀節度；且道路小人，或相驚恐，以爲大駕向并州，畏避南寇；若不啓諫，恐人情駭動，遂與從駕文官，連名進諫。時貴臣趙彦深、唐邕、段孝玄等，意有異同，季舒與争未決。韓長鸞遽言於帝曰：諸漢官連名總署，聲云諫章并州，其實未必不反，宜加詰戮。齊主遂悉召已署名者集含章殿，斬季舒、雕、孝琰及散騎常侍劉迪、黄門侍郎裴澤、郭遵於殿庭。效忠異族之禍，至於如此。張雕頗有抱負，奈何不擇所事邪？張雕《儒林傳》亦作張雕武。蓋本名雕虎，避唐諱去下一字，或改虎爲武。

    四五四殺人自殺

    《北齊書·廢帝紀》云：“文宣登鳳臺，召太子使手刃囚，太子惻然有難色，再三不能斷其首，文宣怒，親以馬鞭撞太子三下，由是氣悸語吃，精神時復昏擾。”《孝昭紀》言孝昭入雲龍門，至昭陽殿“庭中及兩廊下衛士二千餘人，皆被甲，待詔，武衛娥永樂武力絶倫，又被文宣重遇，撫刃思效，廢帝性吃訥兼倉卒不知所言”，遂不能用。然則文宣之教子殺人，乃正所以殺其子也。夫欲殺人者，不過以求自存。然人所以自存之道，豈徒在殺人而已哉？人未有孑然獨存於世者，而欲有以鳩其羣而不涣，則必有道矣。故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然則君子之所以存心者又可知矣。古之人未嘗不事田獵也，而又曰君子遠庖廚，有以也夫！

    四五五藉手報仇

    陳武帝遣文帝攻杜龕，王清援之，歐陽頠同清援龕，中更改異，殺清而歸武帝。清子猛，終文帝之世，不聽音樂，疏食布衣，以喪禮自處。宣帝立，乃始求位。《南史·王准之傳》。人或議之，然無可議也。文帝之後嗣，爲宣帝所替，猛蓋謂其仇已雪，抑且視宣帝爲代己報仇者矣。梁武助齊明以傾鬱林亦是道也。然則人不可以妄殺也。妄殺而骨肉之間，或爲仇人所藉手矣。孟子曰：“殺人之父者，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者，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猶未若此之可畏也。

    四五六紈袴狎客

    《通鑒》：長城公禎明二年，隋師將至。帝從容謂侍臣曰：“王氣在此，齊兵三來，周師再來，無不摧敗，彼何爲者邪。”孔範曰：“長江天塹，古以爲限隔南北，今日虜軍，豈能飛渡邪。邊將欲作功勞，妄言事急，臣每患官卑，虜若渡江，臣定作太尉公矣。”或妄言北軍馬死。範曰：“此是我馬，何爲而死。”帝笑以爲然。案時臨平湖草久塞，忽然自開，帝惡之，乃自賣於佛寺爲奴以厭之，則亦未嘗不知事勢之亟。而臨危之際，又藉王氣在此以自寬，耎弱之人，往往如是。至孔範，則惟知獻媚，罔恤大局，强敵壓境，而以談笑道之，更可謂全無心肝矣。此等情態，吾於今世所謂紈袴子弟及狎客者屢見之。

    四五七三國之校事

    所謂特務，并不是近代纔有的，在距今一千七百餘年前，就早已有了。《三國魏志·高柔傳》説：“魏國初建，爲尚書郎，轉拜、丞相理曹掾，……遷爲潁川太守，復還爲法曹掾。時置校事盧洪、趙達等，使察羣下。柔諫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今置校事，既非居上信下之旨；又達等數以憎愛，擅作威福，宜檢治之。太祖曰：卿知達等，恐不如吾也。要能刺舉而辨衆事，使賢人君子爲之，則不能也。昔叔孫通用羣盜，良有以也。達等後姦利發，太祖殺之，以謝於柔。”然校事之制，并未因之而廢，所以下文説：“校事劉慈等自黄初數年之間，舉吏民姦罪以萬數，柔皆請懲虚實；其餘小小挂法者，不過罰金。”到嘉平中，纔因程昱孫曉之言而廢，昱傳云：“時校事放横，曉上疏曰：……昔武皇帝大業草創，衆官未備，而軍旅勤苦，民心不安，乃有小罪，不可不察，故置校事，取其一切耳，然檢御有方，不至縱恣也。……其後漸蒙見任，復爲疾病，轉相因仍，莫正其本。遂令上察官廟，下攝衆司，官無局業，職無分限，隨意任情，惟心所適。法造於筆端，不依科詔；獄成於門下，不顧覆訊。其選官屬，以謹慎爲麤疏，以謥詗爲賢能。其治事，以刻暴爲公嚴，以循理爲怯弱。外則託天威以爲聲勢；内則聚羣姦以爲腹心。大臣恥與分勢，含忍而不言；小人畏其鋒芒，鬱結而無告。至使尹模公於目下，肆其姦慝，罪惡之著，行路皆知，纖惡之過，積年不聞。……今外有公卿、將校，總統諸署；内有侍中、尚書，綜理萬機；司隸校尉督察京輦；御史中丞董攝宫殿；皆高選賢才以充其職；申明科詔以督其違。若此諸賢猶不足任，校事小吏，益不可信。若此諸賢各思盡忠，校事區區，亦復無益。若更高選國士以爲校事，則是中丞、司隸重增一官耳。若如舊選，尹模之姦，今復發矣。進退推算，無所用之。……曹恭公遠君子，近小人，《國風》託以爲刺；衛獻公舍大臣，與小臣謀，定姜謂之有罪；縱令校事有益於國，以禮義言之，尚傷大臣之心，況姦回暴露，而復不罷？是袞闕不補，迷而不返也。於是遂罷校事官。”魏國之建，事在漢獻帝建安廿一年，爲西元二一六年，嘉平爲齊王芳年號，自二四九至二五三年，魏之任校事，約歷四十年。又《吴志·孫權傳》：赤烏元年，“初，權信任校事吕壹，壹性苛慘，用法深刻。太子登數諫，權不納，大臣由是莫敢言。後壹姦罪發露，伏誅。權引咎責躬，乃使中書郎袁禮告謝諸大將。”《朱據傳》：“嘉禾中，始鑄大錢，一當五百。後據部曲應受三萬緡，工王遂詐而受之，典校吕壹疑據實取，考問主者，死於杖下，據哀其無辜，厚棺斂之。壹又表據：吏爲據隱，故厚其殯。權數責問據，據無以自明，藉草待罪，數月，典軍吏劉助覺，言王遂所取，權大感寤曰：朱據見枉，況吏民乎？乃窮治壹罪，賞助百萬。”嘉禾爲權年號，自二三二至二三七年，其明年二三八，爲亦烏元年。

    用法之所最忌者，爲於正式機關之外，别立機關；且出入任情，不本成法；程曉之言，可謂極其痛切了。魏武帝是很有明察之才的，《魏志·方技傳》注引東阿王《辨道論》，説：“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甘陵有甘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郤儉……始等知上遇之有恒，奉不過於員吏，賞不加於無功，海島難得而游，六黻難得而佩，終不敢進虚誕之言，出非常之語。”魏武帝的嚴明，確乎不甚容易；程曉説他檢御有方，當非虚語，然仍不能不爲趙達等所欺；像孫權的麤疏，就更不必説了。

    程曉説任校事有傷大臣之心，而吕壹之誅，孫權使告謝諸將，則魏、吴之任校事，意實在於檢察將吏的貪縱。從來喪亂之際，官方每多不飭，武臣縱恣尤甚，加以檢察實爲必要。然目的雖正，而手段不適，其詔禍尚如此，若如近代法西斯主義者之所爲，專爲維持一己的威權地位起見，不恤用殘酷之吏，肆暴虐於民，則是武曌之任周興、來俊臣，明成祖之立東廠，其作風又在魏武帝、吴大帝之下了。或謂法西斯主義者流，所行雖不適當，亦非無爲國爲民之心，未可一筆抹殺。這話我亦承認。但須知社會國家，關係重大，手段一誤，流毒無窮，正未可以有爲公之心，而冀人寬恕。昔人説：周公營洛陽爲東都，説其地交通便利，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亡，秉政者正不可無此氣度。所以不論我是該推翻的，不該過於防閑别人；即使我確能代表國利民福，反對我者係屬搗亂之徒，我們對他，仍不宜過於壓制，因爲讓他爆發一次，則其搗亂爲衆所共知，即爲衆所共棄，而大局也可以早入於正軌了。又況誰能代表國利民福，根本不易判定呢？

    四五八用人以撫綏新附

    《三國·魏志·鄧艾傳》：艾既平蜀，言於司馬文王曰：“兵有先聲而後實者，今因平蜀之勢以乘吴，吴人震恐，席卷之時也。然大舉之後，將士疲勞，不可便用，且徐緩之；留隴右兵二萬人，蜀兵二萬人，煮鹽興冶，爲軍農要用，并作舟船，豫順流之事，然後發使告以利害，吴必歸化，可不征而定也。今宜厚劉禪以致孫休，安士民以來遠人，若便送禪於京都，吴以爲流徙，則於向化之心不勸。宜權停留，須來年秋冬，比爾吴亦足平。以爲可封禪爲扶風王，錫其資財，供其左右。郡有董卓塢，爲之官舍。爵其子爲公侯，食郡内縣，以顯歸命之寵。開廣陵、城陽以待吴人，則畏威懷德，望風而從矣。”謂吴可不征而定，自屬太過，然其言確係良圖，則不可誣也。然厚待劉禪，僅足傾動孫氏之主耳，若爲長治久安計，則吴、蜀平後，所以撫綏其士大夫者，尤不可少矣。

    《晉書·儒林傳》：文立，巴郡臨江人，蜀時游太學，師事譙周，仕至尚書。泰始初，拜濟陰太守，入爲太子中庶子，上表以諸葛亮、蔣琬、費禕等子孫流徙中畿，宜見叙用，一以慰巴蜀之心，其次傾吴人之望，事皆施行。詔稱光武平隴蜀，皆收其賢才以叙之。以立爲散騎常侍。又曰：蜀故尚書犍爲程瓊，雅有德業，與立深交。武帝聞其名，以問立，對曰：臣至知其人，但年垂八十，稟性謙退，無復當時之望，不以上聞耳。是武帝之於蜀士，確頗留意。然《本紀》：泰始五年二月己未，詔蜀相諸葛亮孫京，隨才署史。則即武侯後裔，亦有用之未盡者也。吴平之後，拔用其人，尤爲不盡，劉頌除淮南相，上疏言：“封幼稚皇子於吴、蜀，臣之愚慮，謂未盡善。夫吴、越剽輕，庸、蜀險絶，此故變釁之所出，易生風塵之地。且自吴平以來，東南六州將士，更守江表，此肘之至患也。又内兵外守，吴人有不自信之心，宜得壯王以鎮撫之，使内外各安其舊。又孫氏爲國，文武衆職，數擬天朝，一旦堙替，同於編户，不識所蒙更生之恩，而災困逼身，自謂失地，用懷不靖。今得長王以臨其國，隨才授任，文武并叙，士卒百役，不出其鄉。求富貴者取之於國内，内兵得散，新邦乂安，兩獲其所，於事爲宜。”此其事機，可謂極緊急矣。然《賀循傳》言：循以無援於朝，久不進序，陸機上疏薦之。其言曰：“臺郎所以使州州有人，非徒以均分顯路，惠及外州而已。誠以庶士殊風，四方異俗，壅隔之害，遠國益甚。至於荆、揚二州，户各數十萬，今揚州無郎，而荆州江南，乃無一人爲京城職者，誠非聖朝待四方之本心。”觀此，知晉初士夫，競進成俗，而能爲國遠慮者，則幾於無人矣。《陶侃傳》：侃察孝廉，至洛陽，數詣張華，華初以遠人，不甚接遇，後與語，乃異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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