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六一~四二六

    三六一西夜、子合

    《後漢書·西域傳》云：“《漢書》中誤云西夜、子合是一國，今各自有王。”案《前書·西域傳》云：“西夜國王號子合王，治呼犍谷。”《後書》“西夜國一名漂沙”，“子合國居呼犍谷”。《前書》西夜國户三百五十，口四千，勝兵千人。《後書》則户二千五百，口萬餘，勝兵三千人。而子合國户口勝兵之數與《前書》西夜同。然則《後書》之子合是《前書》之西夜；而《後書》之西夜，則新立之國，此所謂稍分者也。

    三六二徐福

    黄公度《日本國志·國統志注》云：“《梁書》言日本自稱爲吴泰伯後，相傳亦稱爲徐福後，彼國紀載，本以此爲榮。其後學者漸染宋學，喜言國體。寬文中，作《日本通鑑》，源光國駁議曰：謂泰伯後，是以我爲附庸國也。遂削之。賴襄作《政紀》，并秦人徐福來，亦屏而不書。余謂泰伯之後本無所據，殆以日本斷髮文身，俗類句吴，故有此譌傳歟？至徐福之事，見於《三國志》、《後漢書·倭國傳》，意必建武通使時，其使臣所自言。《史記》稱燕、齊遣使求仙，所謂白銀宫闕，員嶠方壺，蓋即今日本地。君房方士習聞其説，故有男女渡海之請，其志固不在小。今紀伊國有徐福祠，熊野山有徐福墓，其明徵也。日本傳國重器三：曰劍，曰鏡，曰璽，皆秦制也。君曰尊，臣曰命，曰大夫，曰將軍，又周秦語也。自稱神國，立教首重敬神；國之大事，莫先於祭；有罪則誦禊詞以自洗濯，又方士之術也。崇神立國，始有規模，計徐福東渡，已及百年矣。當時主政者，非其子孫殆其徒黨歟？至日本稱神武開基，蓋當周末，然考神武至崇神，中更九代，無事足紀，或者神武亦追王之辭乎？”予謂徐福之事，果係彼使臣自言，史家安得不明記之？重器爲秦制，稱謂爲周秦間語，不必方士所傳。敬神之俗，野人皆同，更不必出於方士。謂日本之地早爲中國所知，方士習聞其説，因有渡海之請，説頗近之。

    然徐福之漂流，必未能至日本。《三國·吴志》：孫權黄龍二年，“遣將軍衛温、諸葛直將甲士萬人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在海中，長老傳言秦始皇帝遣方士徐福，將童男童女數千人入海，求蓬萊神山及仙藥，止此洲不還，世相承，有數萬家。其上人民，時有至會稽貨布；會稽東縣人海行，亦有遭風流移至亶洲者。所在絶遠，卒不可得至，但得夷洲數千人還。”傳説至能使國家爲發大兵，必非絶無根據。度必略有道里鄉方，及沿途所經島嶼，故能循之求得夷洲；而還時亦但云亶洲所在絶遠，不可得至，而不云無其地也。而其將數千人還，尤有足資尋索者，何則？謂爲誇功示信，或以饜時主好奇之心，偕數人若數十人已足，不必至數千人也。然則此數千人殆本華人，而温等乃拔之以還歟？此説如確，則亶洲之有華人，亦必非虚語矣。然其是否徐福，了無徵驗，而其地尤不能爲日本。日本之通中國，蓋自漢武滅朝鮮以來，距是歲三百三十八年矣。日本情形，中國必知之已稔，其地果有徐福所將童男女之後，中國豈得不知？且日本通使南朝，實始晉末；泰始初尚朝貢北方，三國時未能通南方可知。即謂不然，偶或一至則可，又安能時至會稽貨布邪？

    漢之未通西域也，而邛竹杖、蜀布，業已先至其地；即以海道論，《史記·貨殖列傳》謂南海爲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即後世西、南洋物也，則秦漢未并南越時，中國與西、南洋久相往來矣。是知民間之交通，必先於政府。謂日本通使南朝之前，南方人民與日絶無往還，非其實也。然必不能如北方之多。蓋是時航海，皆依傍海岸而行，觀《三國志》所述自帶方入倭之路可知。是時南方至日者，非冒險之估客，則執迷之方士耳，徒侣必不能多。北方則不然。其時族制未頽，奴客尤衆，移徙之際，往往相將；而自後漢末年，每每大亂，至於五胡雲擾，人民之流離轉徙者實多，往往相率而行，自成一部，此細讀後漢至南北朝之史可知。田疇能訓練其民，爲故主報讎，爲中國攘斥夷狄；管寧、邴原輩，所將皆流亡之徒，猶能立綱陳紀，足食之後，繼以教化，職是之故。章太炎亟稱此時之士材力絶人，非唐宋後所有，則欲知人而不論其世矣。知此，則知東史所紀華人入日者，皆稱爲某某部，儼然古者之族有世業，以氏名官，必非虚誣。又是時華人入日者，類多自託華胄：如弓月君，或謂秦始皇五世孫，或謂十三世孫；阿知使主，或謂漢靈帝三世孫，或謂四世孫；《姓氏録》所記，又有吴王夫差、漢高祖、光武、齊王肥、蓋寬饒之裔，亦與是時風氣相合。此等語必非日人所能造作，日人本亦無庸造作也。文化懸殊，則此方中庸之材，入彼即能開物成務，此自古以來，遐方開闢，所以必用中原之士，而亦我華人之大有造於倭者矣。

    三六三交阯嫁娶之俗

    《後漢書·循吏傳》任延：“爲九真太守。駱越之民無嫁娶禮法，各因淫好，無適對匹，不識父子之性，夫婦之道。延乃移書屬縣，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齒相配。其貧無禮聘，令長吏以下各省奉禄，以振助之。同時相娶者二千餘人。其産子者，始知種姓。咸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爲任。初，平帝時，漢中錫光爲交阯太守，教導民夷，漸以禮義，化聲侔於延。領南華風，始於二守焉。”《三國·吴志·薛綜傳》載綜上疏言：“漢武帝誅吕嘉，開九郡，設交阯刺史以鎮監之。山川長遠，習俗不齊；言語同異，重譯乃通；民如禽獸，長幼無别；椎結徒跣，貫頭左袵；長吏之設，雖有若無。自斯以來，頗徙中國罪人雜居其間，稍使學書，麤知言語，使驛往來，觀見禮化。及後錫光爲交阯，任延爲九真太守，乃教其耕犂，使之冠履；爲設媒官，始知聘娶；建立學校，導之經義。由此已降，四百餘年，頗有似類。自臣昔客始至之時，珠崖除州縣嫁娶，皆須八月引户，人民集會之時，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父母不能止。交阯糜泠、九真都龐二縣，皆兄死弟妻其嫂，世以此爲俗，長吏恣聽，不能禁制。”云男女自相可適，乃爲夫妻，則非無適對匹，安得産子不知種姓？種姓依母，本不依父也。云除州縣外嫁娶皆如此，則延之教，僅行於州縣之間。蓋中國人之徙居其地者，初同其俗，後乃因教導而獲改也。貧無禮聘，須長吏以下省奉振助，則非不知嫁娶禮法，乃貧無以行禮，不得不自同於蠻俗耳。故知往史傳言，多失其實。

    三六四高離

    《後漢書·東夷列傳》夫餘云：“初，北夷索離國王出行，其侍兒於後姙身。王還，欲殺之。侍兒曰：前見天上有氣，大如雞子，來降我，因以有身。王囚之，後遂生男。王令置於豕牢，豕以口氣嘘之，不死。復徙於馬蘭，馬亦如之。王以爲神，乃聽母收養，名曰東明。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復欲殺之。東明奔走，南至掩?水，以弓擊水，魚鼈皆聚浮水上，東明乘之得度，因至夫餘而王之焉。”此文本於《魏略》，見《三國志·烏桓鮮卑東夷傳注》引，索離作高離，《梁書》作櫜離。掩?水作施掩水。《後漢書注》云：“索或作橐。”《通典》作橐。案此與《魏書》所述高句麗始祖朱蒙緣起，明係一事。《魏書》謂高句麗出於夫餘，乃因夫餘受封中國較高句麗爲早云然，其實高句麗緣起，不必後於夫餘也。《永樂大王碑記》：“乙未歲，王以?麗不貢，整旅往討。”?麗疑即《魏略》之高離；《後漢書》索離，實高離之誤。《注》云“索或作橐”，則又櫜之誤也。《永樂大王碑》述鄒牟緣起，亦與此略同，鄒牟即朱蒙也。所臨水作掩刊，則《志注》引《魏略》誤，當從《後漢書》。

    三六五卑彌呼

    魏時通中國之倭女王卑彌呼，昔人謂即神功皇后，今人則謂不然。此説也，日人頗樂聞之，因日人甚諱其曾臣事中國也。然無論卑彌呼爲神功皇后與否，漢魏時自達於中朝者，必日本之共主，而非其小侯，則無足疑，亦不能諱也。

    日本之通中國始於漢。《漢書·地理志》云：“樂浪海中有倭人，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後漢書·東夷傳》云：“倭在韓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爲居。凡百餘國。自武帝滅朝鮮，使驛當作譯。通於漢者三十許國。”《三國·魏志·東夷傳》云：“倭人在帶方東南大海之中，依山島爲國邑。舊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帶方即樂浪，公孫康所分。可見自漢至魏，倭人之隸屬不變。此其僅通於郡縣者也。《魏志》云：從郡至倭，循海岸水行，歷韓國，乍南乍東，到其北岸狗邪韓國，七千餘里，始度一海，千餘里至對馬國。又南，渡一海千餘里，名曰瀚海，至一大國。又渡一海，千餘里至末盧國。東南陸行五百里，到伊都國。東南至奴國百里。東行至不彌國百里。南至投馬國，水行二十日。南至邪馬臺國，女王之所都，水行十日，陸行一月。自女王國以北，其户數道里可得略載，其餘旁國，遠絶，不可得詳。次有斯馬國，次有已百支國，次有伊邪國，次有都支國，次有彌奴國，次有好古都國，次有不呼國，次有姐奴國，次有對蘇國，次有蘇奴國，次有呼邑國，次有華奴蘇奴國，次有鬼國，次有爲吾國，次有鬼奴國，次有邪馬國，次有躬臣國，次有巴利國，次有支維國，次有烏奴國，次有奴國。此女王境界所盡。其南有狗奴國，男子爲王，不屬女王。所述國名，適得三十，當即使譯所通。其初朝見之國，蓋尚不逮此數。故《國志·魏書》以今字别之。《漢志》云“分爲百餘國，以歲時來獻”，一似百餘國皆來獻；《後漢書》云“自武帝滅朝鮮，使驛通於漢者三十許國”，一似三十許國一時俱通者；其措詞，皆不如《國志》之審矣。三十國使譯所通，故《魏志》能舉其名，其餘則自漢至魏，皆但能知其共有若干國而已，不能道其詳也。

    倭人之自達中國，始於後漢。《後漢書》云：“建武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光武賜以印綬。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等獻生口百六十人，願請見。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神道，能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爲王。”《三國志》云：“其國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倭國亂，相攻伐歷年，乃共立一女子爲王，名曰卑彌呼。”建武中元二年，下距桓帝建和元年九十年，靈帝建寧元年一百十一年，與所謂住七八十年，更相攻伐歷年者，數略相合。然則《國志》所謂本亦以男子爲王，住七八十年者，乃即自其奉貢之年計之，而非謂倭之有王，始於是時也。此所謂王者，豈即倭奴國之君與？《國志》述諸國之名，當自北而南，而《後漢書》云倭奴爲倭國之極南界；又以彌奴、姐奴、蘇奴、華奴蘇奴、鬼奴、烏奴例之，奴國之名，亦甚似倭奴國之奪。然建武時倭國南界，與女王南界，是否相符，殊難質言；而《後漢書》於帥升稱爲倭國王，於倭奴則無王稱，又似本無王號者，故倭奴是否日本共主，究難斷定也。至帥升則不然矣。日本木宫泰彦作《中日交通史》，引其國博士内籐氏之説云：“北宋本《通典》有倭面土國王師升；日本古本《後漢書》有倭面土國王師升、倭面國王師升；異稱《日本傳》引《通典》，有倭面土地王師升；蓋本作倭面土國王，後省稱倭面國王，又省爲倭國王，或誤爲倭面土地王。倭面土當讀爲ヤマト，即大和國。”其説頗允。《後漢書》稱大倭王居邪馬臺國，邪馬臺似亦ヤマト譯音。《國志》云：“自女王國以北，特置一大率，檢察諸國，諸國畏憚之，常治伊都國。”伊都與倭奴，似亦同音異譯。竊疑邪馬臺，倭奴，乃諸國中之强者，而邪馬臺之勢尤張，故早有王稱。大亂之後，更晉爲大倭王，而伊都則爲大率治所也。四夷之或通於中朝，或僅達郡縣，實因緣事勢，非出偶然。蓋通中朝者，路遠而費多，僻陋之邦，或力不能勝，或亦本無此願，而中朝於外國之使，送迎亦頗勞費，非好大喜功之主，未有務於招致者。古附庸之不達於天子，蓋亦以此也。邪馬臺倭奴之能自達，豈偶然哉？《三國志》又言：“王遣使詣京都、帶方郡，諸韓國及郡使倭國，皆臨津搜露，傳送文書賜遺之物詣女王，不得差錯。”則倭人之通中華，實頗利其賞賜，安有藩屬小國，敢冒大倭王之名而自通者乎？

    《三國志》又云：“卑彌呼以死，更立男王，國中不服，更相誅殺，當時殺千餘人。復立卑彌呼宗女壹與，年十三爲王，國中遂定。”案《漢書·地理志》言：“齊地，始桓公兄襄公淫亂，姑姊妹不嫁。於是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得嫁，名曰巫兒，爲家主祠。嫁者不利其家，民至今以爲俗。”以此俗之成，歸諸齊君，其不足信，自不待論。卑彌呼年長不嫁，能事鬼神，正巫兒之俗也。亦足證倭人即嵎夷，嵎夷本在山東之説矣。見《嵎夷》條。《國志》又謂卑彌呼“有男弟共治國”，此又今社會學家所謂舅權也。足見日本之有女主，乃其社會使然，而非偶然之事矣。如是，則日本女主，必不止卑彌呼、壹與二人。木宫泰彦云《記紀》有神功皇后征新羅事，酷類小説，原不能視爲信史。然西曆四稘後半，日人兵陵新羅，則事確有之。案《廣開土王陵碑》云：“辛卯，倭渡海，破百殘、新羅，己亥，百殘違誓，與倭通。新羅使白倭人滿國境。庚子，遣救新羅，倭退。甲辰，倭入帶方界。”百殘即百濟。辛卯爲晉武帝太元十六年，己亥爲安帝隆安三年，庚子四年，甲辰爲元興三年，上距魏明帝景初二年卑彌呼遣使之歲，百五十餘年矣。以卑彌呼爲神功皇后，年歲相距，誠未免太遥。然日本，高麗，皆本無史籍，其古史皆依傍我國之史爲之，年代安足徵信？碑文年月，雖若可信，然日本是時與新羅有兵争，不能謂其兵争之僅在是時也。故卑彌呼究爲神功皇后與否，誠祇能置諸存疑之列，然謂其非倭人之大長，則必不可矣。

    木宫泰彦釋帶方郡至邪馬臺之路云：“狗邪韓國即迦羅。對馬國即對馬。一大國，宜據《北史·倭國傳》改一支，即壹岐。末盧國即肥前之松浦。伊都國即筑前之怡土。奴國即筑前之儺。不彌國即筑前之宇瀰，投馬國即筑後之三瀦。”黄公度《日本國志·鄰交志注》云：“日本天明四年，筑前那珂郡人掘地，得一石室，上覆巨石，下以小石爲柱。中有金印一，蛇紐方寸，文曰漢委奴國王。予嘗於博覽會中親見之。日本學者皆曰：那珂郡古爲怡土縣。《日本仲哀紀》所謂伊都縣主，即《魏志》所謂伊都國也。上古國造百三十餘國，在九州者分十九國，在四海者分爲十國。《漢書·地理志》：倭人分爲百餘國。《三國志》：倭人舊邑百餘國，漢時有朝見者，今使譯所通三十國。二書所謂百餘國，與《國造本紀》相符，所謂三十國，蓋指九州四海之地，地在日本西南海濱，距朝鮮最近。此委奴國意必古伊都縣主，或國造之所爲，并非王室之所遣。其曰委奴，譯音無定字云。余因考《魏志》云：到伊都國，世有王，皆統屬女王國，郡使往來常所駐。《後漢書》云：委奴國，倭國之極南界也。又云：其大倭王居邪馬臺國。邪馬臺即大和之譯音，崇神時蓋已都於大和矣。謂委奴國非其王室，此語不誣。”予案日史所言，恐正依傍中史，以此證中史之不誤，恐不足信。黄氏之説，與余説頗相合，正足證并卑彌呼而指爲小侯非王室者，祇是日人褊淺之見也。

    三六六儒術之興上

    自梁任公以周、秦之際，爲中國學術最盛之時；謂漢武罷黜百家，表章六經，實爲衰機所由肇；又謂歷代帝王尊崇儒術，乃以儒家有尊君之義，用以便其專制之私。而世之論者，多襲其説，實則不衷情實之談也。儒術之興，乃事勢所必至，漢武特適逢其會耳。

    當秦、漢之世，欲求致治，勢不能不圖更化。秦人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内峻威刑，外勤戰鬥。□□□□世，不得不然，而非謂可以此致治也。《紀》載始皇之語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欲以興太平”上，蓋有奪文。此五字指文學言。致太平責文學，練奇藥資方士，皆始皇所謂在不中用之外者也。文學者，通知古今而不囿於當世法律辟禁之士。見《焚書上》條。叔孫通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歲，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而通之對諛，賜帛二十疋，衣一襲，拜爲博士。則當時博士，蓋即文學之士爲之。秦博士多儒生，見下條。則所謂文學者，其學術亦可知矣。然則始皇非不欲用儒也，未及用而誹謗之事遽起，案問御史既希旨，諸生又傳相告引，遂至所阬者幾五百人耳。然原其初意，固與漢武無以異也。使天假之年，獲見海内平治，如漢文、景之時者，亦未必不終用儒生，成武帝之業也。

    孔子論政，先富後教。孟子曰：“無恒産而有恒心者，惟士爲能。若民，則無恒産，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爲矣。是故明君制民之産，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管子》曰：“倉廪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王制》曰：“食節事時，民咸安其居。樂事勸功，尊君親上，然後興學。”凡古之言教化，無不如此者。叔孫通之使徵魯儒生也，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公所爲不合古。”猶守舊説也。《漢書·禮樂志》曰：“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又曰：“今海内更始，民人歸本，户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今大漢繼周，久曠大儀，未有立禮成樂，此賈誼、仲舒、王吉、劉向之徒，所爲發憤而增歎也。”仍是此等議論。漢代改正朔易服色之論，必起於文帝之時，以此。秦皇初并天下，日不暇給，其廣徵文學，而未能遽就其事，其無足怪。然以視漢之高帝，則規模弘遠矣。

    漢興文治，蓋有三時：酈生謁高祖，高祖問使者曰：“何如人也？”使者曰：“狀貌類大儒，衣儒衣，冠側注。”高祖即不肯見。酈生更其辭，然後得入。陸賈前説稱《詩》、《書》，高祖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客冠儒冠來者，高祖輒解其冠，溲溺其中。叔孫通乃從所好，服短衣楚製。通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及高祖苦羣臣拔劍擊柱，通乃説之以起朝儀；高祖猶曰：“得毋難乎？”又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通爲之月餘，請上試觀。上即觀，曰：“吾能爲此。”乃令羣臣習肄，其所謂禮者可知矣。陸生之折高祖曰：“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并用，長久之術也。”蓋以利害動之，高祖乃曰：“試爲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乃麤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自來能應事機者，不必其明於理。高祖之麤野，豈足以語興亡之故？其所著者亦可知矣。今《新語》係僞書，然真者即存，亦必甚淺俗。《絳侯世家》云：“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説士，東鄉坐而責之，趣爲我語。”《陸賈傳》：賈謂陳平曰：“臣嘗欲謂太尉絳侯，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張良遊俠，蕭、曹刀筆吏，韓信徒能校兵書，張蒼稱於書無所不讀，亦府史之材耳，安足以知文學？蓋漢初之將相大臣又如此。而其時亦正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其無意於言教化也固宜。孝惠、高后之時，民務稼穡，衣食滋殖。及文帝之立，而情勢稍變矣。《史記·禮書》曰：“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與《賈生傳》所云“賈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者合。然《傳》又曰：“天子議以爲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於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觀公孫臣之進用，則賈生危見任爲公卿不誣。蓋道家之義，特不容妄事紛更，原不謂當束手一事不爲也。《漢書·禮樂志》亦云：“天子説焉，而大臣絳、灌之屬害之，故其議遂寢。”《鼂錯傳》曰：“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又云：“景帝即位，以錯爲内史。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遷爲御史大夫，請諸侯之罪過，削其地，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集議，莫敢難。獨竇嬰争之，由此與錯有隙。”錯之死，論者皆謂袁盎爲之。其實盎疏逖，非竇嬰不得見；而錯之誅，距盎之説已十餘日矣，度其間必更有進讒於景帝者，特史弗傳耳。然則殺錯者非盎，實漢朝之大臣也。故錯之被陷，誼之見排，一也。特所遭之時不同，故一止於遷謫；一遂至於殺身耳。然則高、惠之世，本無意於更化者也；文、景則有意焉，而爲武力功臣所沮者也；丁斯時也，必此等沮撓之人盡去，而又得一好大喜功之主，舉前世謙讓未遑者，悉不讓而爲之，而後更化之事可成，武帝則其人也。武帝之世，則其時也。其能就前人所未就之業，宜哉。然其事，則固始皇以來之所共願也，未之逮耳。

    三六七儒術之興中

    博士，《漢書·百官公卿表》曰“秦官”，而沈約《宋書志》謂六國時往往有博士。案《史記·循吏傳》：“公儀休者，魯博士也。以高第爲魯相。”《龜策列傳》：宋元王時，神龜爲豫且所得，見夢，召博士衛平而問焉。《漢書·賈山傳》：“祖父袪，故魏王時博士弟子也。”則約之言是也。草昧之世，無所興作，服官但循成法，固無取通知古今；稍進文明，即不容爾。博聞强識之士，遂爲世之所貴。子産以博物君子，見稱於晉；而楚靈王亦誇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則是物也。春秋時，猶僅就博聞者而問焉，徵故實於史氏；至戰國，遂廣羅道術之士，以備諮詢，亦理勢然矣。班《表》之説，蓋謂漢之博士，沿襲嬴秦，原不謂博士之官，爲秦人所創置也。孔鮒爲陳涉博士，漢高亦以叔孫通爲博士。當戎馬倥偬之際，不廢是官，則亦頗重之矣。

    博士雖無重權，然議禮制度考文，由之而定；其於顯庸創制之朝，所係實重。觀其治何家之學，而其時之所尚可知矣。叔孫通、伏生皆儒者，衆所共知。博士之議帝號也，曰：“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天皇、地皇、泰皇者，《尚書大傳》曰：遂人以火紀，火，太陽也，陽尊，故託遂皇於天；宓戲以人事紀，故託戲皇於人；神農悉地力，種穀疏，故託農皇於地。泰即大，大與人古字相通。泰皇，蓋人皇傳寫之譌。參看拙撰《三皇五帝考》。淳于越之諫始皇也，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爲枝輔；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爲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陳勝之起也，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觀其所言，而其所學可知矣。《漢書·京房傳》，房弟子姚平曰：“昔秦時，趙高用事，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成。”孟康曰：“姓正，名先，秦博士也。”高之學近法家，當時儒法二家，相譏頗甚，得毋先亦儒家者流與？《梅福傳》：“夫叔孫先非不忠也。”師古曰：“先猶先生也。”則正先未必名先。始皇之阬儒生也，扶蘇諫曰：“諸生皆誦法孔子。”則嬴秦之廷，齊、魯之士爲不少矣。

    《始皇本紀》：三十六年，使博士爲仙真人詩；三十七年，夢與海神戰，問占夢博士。或有以此二事，疑當時博士，雜有方士巫祝之流者。然《紀》又言二世三年，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召問占夢；則三十七年之“占夢博士”四字不連讀，乃始皇并問此兩官，而非博士以占夢爲職也。至使爲仙真人詩，則以其閑於文學耳。漢世郊廟之歌，有定自匡衡者矣；亦雜有神仙家言，豈得謂稚圭爲方士之流與？

    侯生、盧生謂始皇專任獄吏，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然帝號之定，實采博士之議；淳于越之言雖不見用，且引起焚書之禍，當時亦曾下其議；而所焚之書，以非博士官所職爲限，則其責博士以通古今如故也。始皇之封禪也，《史記·封禪書》記其事曰：“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至乎泰山下。諸儒生或議曰：古者封禪，爲蒲車，惡傷山之土石草木。掃地而祭，席用菹秸，言其易遵也。始皇聞此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其禮頗采大祝之祀雍上帝所用，而封藏皆祕之，世不得而記也。始皇之上泰山，中阪，遇暴風雨，休於大樹下；諸儒生既絀，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頗采者，不盡采之辭；絀即不與於封事之謂；雖不從其人，實未嘗盡廢其議，故《本紀》紀此事，仍云“與魯儒生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且齊、魯之儒生雖絀，博士七十人，未必不從上山也。漢武之封禪也，《封禪書》記其事曰：“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欲放黄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羣儒或曰不與古同，徐偃又曰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周霸屬圖封禪事，於是上絀偃、霸，而盡罷諸儒不用。”封禪自後世觀之，誠爲秕政，然秦、漢之世，則視之甚重；秦皇、漢武，其不專任儒亦等耳。

    《漢書·藝文志》：《高祖》十三篇，高祖與大臣述古語及詔策也；《孝文傳》十一篇，文帝所稱及詔策。今觀《史》、《漢》，兩帝詔策，多粹然儒者之言。文帝除肉刑一詔，原本《書傳》，尤能行經義以除秕政；詔策如此，他所稱述可知，知儒術之興，實不自武帝始矣。

    三六八儒術之興下

    然則漢人議論，無事不引秦爲鑑戒；而夷考其實，其所行者，實乃異世而同揆，是何也？曰：此事勢之不得不然，而生其時者，亦遂莫知其然而然也。世之治也，必有待於民之自善，而不容專恃夫刑驅勢迫。此本非難解之義，夫豈始皇、李斯所不知。董仲舒之言曰：“周之末世，大爲亡道；秦繼其後，又益甚之，習俗薄惡，民人抵冒；今漢繼秦之後，雖欲治之，無可奈何。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辟之琴瑟，不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乃可鼓也；爲政而不行甚者，必變而更化之，乃可理也。”此豈仲舒一人之言哉？趣過目前，而不暇爲久遠之圖者，庸或慮不及此。始皇固非其人，苟一念夫致治清濁之原，而苟爲子孫帝王萬世之計，更化之圖，有必不容緩者矣。更化之事，固非儒家莫能爲。此則始皇之所志，所以與漢儒之所唱導者，异世而同揆也。

    漢儒之言更化，其道有二：曰立大學以教於國；曰設庠序以化於邑。古大學與明堂合一，制禮作樂之事皆出焉，漢人固頗行之矣。然與人民實無涉也，故訖無成效可見。至於庠序之化，則終漢世未之能行，故雖以東京大學之盛，而班固之徒，猶蹙然於教化之未興也。《漢書·禮樂志》曰：“世祖受命中興，撥亂反正，改定京師於土中。即位三十年，四夷賓服，百姓家給，政教清明，乃營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宗祀光武皇帝於明堂，養三老五更於辟雍。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禮樂未具，羣下無所誦説，而庠序尚未設之故也。”

    然則庠序而果徧設，漢儒所謂教化之具者而果畢張，風俗遂可以美善矣乎？曰：難言之矣。《漢書·地理志》曰：“文翁爲蜀守，教民讀書法令，未能篤信道德，反以好文刺譏，貴慕權勢；及司馬相如游宦京師諸侯，以文辭顯於世，鄉黨慕循其跡。後有王褒、嚴遵、揚雄之徒，文章冠天下。由文翁唱其教，相如爲之師。”庠序學校之教，其效可睹矣。大史公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迴圈，終而複始。”周秦之際，可謂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豈不繆乎？以酷刑法爲反於忠者，董仲舒曰：“秦師申商之法，行韓非之説，誅名而不察實。爲善者不必免；而犯惡者未必刑，是以百官皆飾空言虚辭而不顧實，是其義也，好文刺譏，習爲雕蟲，飾其鞶帨，其不顧實，無乃愈甚。”然則漢儒之所爲，自謂能救僿以忠，實乃以水濟水也。

    漢儒所謂教化者，不足以治天下，讀張敞奏黄霸之語，最可見之。霸之治郡，先爲人民籌生計，繼乃教以孝弟貞廉之行；徒觀其跡，真所謂先富後教者。而敞之奏曰：“澆淳散樸，有名無實，甚者爲妖。”又曰：“假令京師先行讓畔異路，道不拾遺，其實亡益廉貪貞淫之行，而以僞先天下，固未可也。即諸侯先行之，僞聲軼於京師，非細事也。”其深惡痛絶之，至於如此。觀於王莽之以僞率天下，而卒至於大亂，然後歎敞之見之卓矣。莽之所爲，即所謂以僞先天下，甚者爲妖者耳。

    然則如敞之所言，謂漢家承敝通變，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者，其説果是矣乎？曰：又非也。王吉之言曰：“今俗吏所以牧民者，非有禮義科指，可世世通行者也。以意穿鑿，各取一切，是以詐僞萌生，刑罰無極，質樸日消，恩愛寖薄。”觀漢世法令之支離滅裂，蓋不能不以其言爲然。而敞謂足勸善禁姦，誣矣。賈誼之言曰：“今漢承秦之敝俗，廢禮誼，捐廉恥。今其甚者殺父兄，盜者取廟器，而大臣特以簿書不報期會爲故；至於風俗流溢，恬而不怪，以爲是適然耳。”夫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之所能爲也。觀於漢世大臣之無遠慮，爲吏者多沿亡秦之失，徒藉刑殺以立威，蓋又不能不以其言爲然。而敞以爲但令貴臣，明飭長吏守丞，歸告二千石，奉法令從事，遂足爲治。得毋當時之二千石，皆非俗吏乎？何言之易也！五穀不熟，不如荑稗，張敞之稗，或愈於黄霸之秕，以爲嘉穀則誤矣。

    任法既不足止姦；崇儒又適以長僞；則將何適而可？曰：言治必以教化爲本，教化必以禮樂爲先，此不易之理也。獨惜儒家之言教化者，皆未知禮樂之情耳。《記》曰：“大樂與天地同和，大禮與天地同節。和者，樂之情也；節者，禮之情也。”然非謂吾陳禮樂於此，而民遂能和，而民遂知節也。欲民之能和，必先去其争攘之心，消其愁怨之念；欲民之知節，必先禁其放蕩之行，祛其鄙吝之情。民蹙然無以遂其生，又强陵弱衆暴寡而莫之能正，不强圉即無以自衛；而欲陳樂以和之，難矣。富家一食之費，罄貧民終歲之糧，弗能均也。睦淵任卹之風邈，而民不得不厚自封殖，雖有數世温飽之計，猶懷不可終日之尤，弗能化也。而欲立禮以節之，難矣。此制禮作樂，所以必在功成治定之後也。功未成，治未定，曷嘗不以前代之禮樂化其民。然所以成其功定其治者，必當别有作爲，不能舞幹羽以格有苗，寫《孝經》以安反側，審矣。滿堂而飲酒，一人鄉隅而悲泣，則四坐爲之不樂；人心之欣戚，豈不以其境哉？班固之言曰：“今海内更始，民人歸本，户口歲息，平其刑辟，牧以賢良，至於家給，既庶且富，則須庠序禮樂之教化矣。”然而史遷言武帝之初，衆庶街巷有馬，阡陌之間成羣，守閭閻者食粱肉，爲吏者長子孫。而董仲舒言貧民常衣牛馬之衣，食犬彘之食。雖遷，亦謂役財驕溢，或至并兼。夫苟家給人足，又何并兼之有？則知太倉之粟，陳陳相因，都鄙廩庾盡滿，非人人得而食之矣。以此而言庠序禮樂，不亦難乎？故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而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

    不特此也。禮也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然則非節文人者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以此，夫異世之禮之不可以强齊，猶異地之禮之不可以强一也。劉向之言曰：“爲其俎豆筦絃之間小不備，因是絶而不爲，是去小不備而就大不備，或莫甚焉。”固也，抑且愈備而愈不能行；何也？愈備，則其去人生日用愈遠，非復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之義矣。夫禮之初，始諸飲食，其燔黍而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然而後聖有作，脩火之利，以炮以燔，以亨以災，以爲醴酪，初不沿燔黍捭豚汙尊抔飲之舊，何則？世殊則事異，人之情不存焉。叔孫生之制朝儀也，高祖曰：“令易知，度吾所能行者爲之。”然則爲民制禮樂者，不當度民之所易知、所能行者乎？故曰：禮也者，義之實也。協諸義而協，則禮雖先王未之有，可以義起也。漢儒日言禮樂教化，而其所從事者，非陳諸廟堂之上，人民不見不聞，則拘牽於俎豆筦絃之間，徒陳古而不與今合；以此化民，得乎？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識禮樂之文者能述；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又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拘牽於俎豆筦絃之間，而猶弗能備，則求爲祝史而未能逮也；將以化民，不亦難乎？

    《史記·禮書》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定制作必采風俗，此即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之義；禮樂之必須制作以此。不然，何不沿前代之舊乎？爲此言者，不知何人，其所陳則古義也。與魯兩生之言，皆令人望古而遥集也。爲此言者，不知何人，其所陳則古義也。

    《禮書》又曰：“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制詔所陳，亦古義也，獨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皆與民無涉耳。

    論後世之禮樂不切於民生者，以《唐志》之言爲最著明：《志》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古者宫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懽欣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弟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宫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虚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耳。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諭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惟其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是以民至於老死而莫之見。歐氏不責後世之言禮樂者，不能即其時之居處動作、衣服飲食而爲之制，顧責其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然則舉民之居處動作、衣服飲食，悉變而還之古乎？是猶有蓬之心也夫！然民之居處動作、衣服飲食，終不可無以治之，是則歐氏所謂簿書獄訟者也；其事固不容不急。張敞謂造起律令，即以勸善禁姦，亦謂此也。然古之所謂禮者，固將舉一世之民，而納之軌物；律令則徒能恐懼之，使之有所不敢爲而已。能治其身，不能治其心也。是以法出而姦生，令下而詐起也，謂其意亦在勸善禁姦，焉是矣，謂即足以勸善禁姦，焉誣矣。

    清邵位西作《禮經通論》，謂古無以吉、凶、軍、賓、嘉爲五禮者；言吉與凶，謂居喪及免喪耳，無概以祭禮爲吉禮者。乃作《周官》者特創此目，以括王朝之禮，而非所語於天下之達禮也。天下之達禮，時曰喪、祭、射、鄉、冠、昏、朝、聘，邵氏謂《禮運》之喪祭射御冠昏朝聘，御爲鄉之誤。《禮經》十七篇其物，五禮則布列百司，具藏官府，若後世所謂禮書者，非可舉以教人。邵氏云：“保氏以教國子，鄉官以教萬民者，雖曰五禮，以視宗伯所掌，必有詳略繁簡之分；亦猶德行道藝，《地官》、《春官》所載，不盡符同也。”終前漢之世，無傳《周官》者。其書之體，本諸司職掌，不可以名禮也。此亦由後世所謂禮書者，不切民生日用而悟入。然則朝廷之禮，不盡切於民生日用，舊矣。特古有喪、祭、射、鄉、冠、昏、朝、聘之達禮，後世則無之，各率其俗，而一治之以法耳。

    夫言古禮而徒欲陳其數，漢世固未嘗無之。《史記·孔子世家》，言魯諸儒講禮，鄉飲大射於孔子冢。《儒林傳》云：高祖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弦歌之音不絶。史公亦鄉射鄒、嶧，《自序》。則鄒、魯之地，自周以來，禮樂未嘗絶也。其升於朝者，徐生善爲容，傳子至孫延、襄。及徐氏弟子公户滿意、桓生、單次，皆爲漢禮官大夫。《儒林傳》。《漢書·藝文志》云：制氏以雅樂聲律，世在樂官，頗能紀其鏗鏘鼓舞。又云：文帝時，得魏文侯樂人竇公。謂竇公逮事文侯，必無此理。蓋得魏國樂人之傳者耳。然《何武傳》言其徙京兆尹，坐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虚僞，左遷。夫獨非禮容乎哉？而《後漢書·劉昆傳》，言其“少習容禮。平帝時，受《施氏易》於沛人戴賓，能彈雅琴，知清角之操。王莽世教授，弟子恒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以素木瓠葉爲俎豆，桑弧蒿矢，以射菟首。每有行禮，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黄獄。”則并有以此獲罪者矣。然則非無禮樂也，有禮樂而人之情不存焉，如禮何？如樂何？

    《漢書·藝文志》有《雅歌詩》四篇，又有《雅琴趙氏》七篇，名定，勃海人，宣帝時丞相魏相所奏。《雅琴師氏》八篇，名中，東海人，傳言師曠後。《雅琴龍氏》九十九篇，名德，梁人。師古曰：“劉向《别録》云亦魏相所奏也。與趙定俱召見待詔，後拜爲侍郎。”《後漢書·劉昆傳注》引《别録》曰：“雅琴之意，事皆出龍德《諸琴雜事》中。”昆弟子五百餘人，不知所教授者，《施氏易》乎？雅琴乎？容禮乎？先漢儒者，教授數百千人者，數見不鮮。而王莽獨惡昆，則昆所教授，殆必兼及雅琴、容禮，亦如徐氏之有弟子也。然則自古相傳之禮樂，知之者實不獨一二人矣。《漢志》所載之書，今存者不及十一，而世必以爲古籍亡於秦火；三代之禮樂，漢世未嘗無存者，而世必謂周、秦之際，崩壞已盡，皆一概之談耳。《大戴記·投壺》：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八篇廢不可歌。七篇《商》、《齊》，可歌也。三篇間歌。又較《漢志·雅歌》四篇爲多。案八篇可歌者，蓋謂《鹿鳴》、《貍首》、《鵲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駒》、《騶虞》也。有甲乙相與語，甲曰：今之人，徒襲外國之法律政事，而欲以爲治，不亦難乎？乙曰：今之人，若謂襲外國之法律政事而可以爲治，則可語矣。彼其意，以爲襲外國之法律政事，即爲治耳，不計其功效如何？但以有其事爲已足，漢後之言禮樂者，多有此病。

    秦、漢之世，爲儒法遞嬗之會。《漢書·禮志》所載賈誼、董仲舒、王吉、劉向之言，儒家之義也。《循吏傳》所載張敞之奏，法家之義也。《元帝紀》言：“（帝）壯大，柔仁好儒。見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繩下，嘗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大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奈何純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歎曰：亂我家者，太子也。”所謂王道指儒，霸道指法。漢之治，自宣帝以後，實儒法雜。元帝以後，乃純於儒，然治反不逮者，飾虚文而不察其實也。王莽之虚僞，使後世之人失笑，稍深思之，或又以爲不近情理，疑其未必如是。不知當時自有此等風氣，蓋特其尤甚者耳。以飾虚文而不察實，故無以禁姦，而莽得以篡，莽得以篡，仍崇飾虚文，以爲足以爲治，故卒以召亡。

    漢崇儒之主，莫過於武帝；其爲治，實亦儒法雜。一讀《鹽鐵論》，則知桑弘羊之所持，純爲法家之説矣。以武帝之儒法并用，而知吾始皇用儒之説之不虚也。

    黄霸何如人也？曰：詐僞人也。霸本以豪傑役使徙雲陵，再入錢穀爲官，其饒於財可知。凡饒於財者，往往喜名譽。其治郡也，米鹽靡密，精力能推行之。凡能自精力者，又往往好名譽也。聞巫家女相當富貴，即娶爲妻，其熱中可見。霸少學律令，喜爲吏，其爲治，專恃司察之術，是儒其名而法其實也。其害安可勝窮！或問其害安在？曰：宣帝之稱揚霸也，曰獄或八年亡重罪囚，霸之治能至此乎？潁川俗夸奢，尚氣力，臧匿難制御，此可旦夕致乎？然則霸故縱舍之以爲名耳。縱舍姦民以爲名，民相安能至八年之久乎？或曰：以霸之善司察，固可以小安。然而如霸之所爲，不能毋多張條教於法令之外。條教繁，名實紊，賞罰無所施矣。此張敞之所深惡也。使無敞之奏，郡國皆承霸意爲之，有其煩碎，而無其司察之才；吏緣爲姦，而民無所措手足，莽末之大亂，必見於宣、元之世。王莽之所爲，意亦無惡於天下，所以致亂者，正坐名實紊而督責不施耳。然則宣帝所謂以霸王道雜之者，果爲治之要義乎？曰：真儒未有不察名實者。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何其類申、商之言也？真法家亦必不棄教化。韓非之言曰：“糟糠不飽者，不務粱肉；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原不謂功成治定，猶當壞利去樂也。雖墨子之非樂，亦斯義也。故曰：九流之學，辟之水火，相滅亦相生也。自元帝至於新室之所爲，乃釋儒法之長而用其短，亡國敗家相隨屬，不足怪矣。夫人孰不欲釋其短而用其長，乃至釋其長而用其短，何也？曰：不誠無物，以僞率天下者，終必至於禍天下而還以自禍。

    三六九漢儒術盛衰上

    《漢書》稱武帝初立，罷黜百家，表章六經；案此指建元元年，丞相綰奏罷賢良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者言之。自此以後，利禄之途，遂爲儒家所專矣；此誠學術興替之一大關鍵也。然武帝是時年十七耳，雖非昏愚之主，亦未聞其天亶夙成。成童未幾，焉知儒術爲何事？不特此也，是年衛綰免，魏其侯爲相，武安侯爲太尉，推轂趙綰、王臧，迎魯申公，欲立明堂。二年，乃以趙綰請毋奏事太皇太后敗。夫二年請毋奏事太皇太后，則元年嘗奏事太皇太后可知。然則衛綰之奏，雖謂太后可之可，即魏其武安等之所爲，太后亦未嘗尼之也。又不特此也，建元五年，立五經博士，諸子傳記博士蓋自此罷。此實與罷賢良治申、商、韓非、蘇、張之言者同其功，其時太后亦未崩也。太后固好黄老言者，而其於儒術，優容之如此，何邪？

    《史記·禮書》曰：“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國禮儀，采擇其善。至於高祖，叔孫通頗有所增益減損，大抵皆襲秦故，自天子稱號，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所變改。孝文即位，有司議欲定儀禮，孝文好道家之學，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躬化謂何耳，故罷去之。孝景時，御史大夫鼂錯，明於世務刑名，數干諫孝景曰：諸侯藩輔，臣子一例，古今之制也。今大國專治異政，不稟京師，恐不可傳後。孝景用其計，而六國叛逆，以錯首名，天子誅錯以解難。是後官者，養交安禄而已，莫敢復議。今上即位，招致儒術之士，令共定儀，十餘年不就。或言古者太平，萬民和喜，瑞應辨至，乃采風俗，定制作。上聞之，制詔御史曰：蓋受命而王，各有所由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爲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褊狹，可不勉與？乃以太初之元，改正朔，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之儀，以爲典常，垂之於後云。”此漢自武帝以前制作之大略也。案文帝嘗一用公孫臣，并惑於新垣平，拜臣爲博士，與諸生草改曆服色事；又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謀議巡狩封禪事，其所爲與武帝何異？或曰：漢人迷信深，此黄龍見成紀爲之，然《賈生列傳》言：“生以爲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上黄，數用五，爲官名，悉更秦之法。”帝雖謙讓未皇，然以爲生任公卿之位，絳、灌之屬短之，乃不用。然則謂帝之用公孫臣新垣平爲惑於黄龍之瑞，其本意以爲繁禮飾貌，無益於治者，億度之辭，非其實也。賈生《陳政事疏》，極言俗流失，政敗壞，而大臣特以簿書期會爲大故之失，與董生改絃更張之論，如出一轍；而賈山亦勸帝立明堂，造大學。然則制度當正，教化當興，乃當時論治者之公言，非一二人之私意也。夫欲改制度，興教化，固非儒家莫能爲，此所以衛綰、竇嬰、田蚡之所爲，後先一揆；竇太后雖好黄、老，而亦不之尼與？侯生、盧生之謗秦始皇而亡去也，始皇怒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興太平指文學言。《叔孫通列傳》云：“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而伏生亦秦博士，則始皇所用，儒生正多。興太平亦必指改制度興教化言。始皇雖急法，特以天下初定，反側未絶，行此以事填壓。使其在位歲久，海内無虞，亦未必不能更易治法。然則改制度，興教化，又一統以後論治者之公言，并不待文、景之世也。然則儒術之興，乃時勢爲之，亦猶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見用於戰國之世耳。或謂儒家明君臣之義，爲雄猜之主所利，故尊崇之以柔天下。夫儒家主尊君抑臣，不主尊君抑民也。苟欲一人爲剛，萬夫爲柔也，用儒家孰若用法家？且亦思漢世勸漢帝誰差天下，求索賢人，?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者，誰家之學與？

    漢武帝可謂隆儒之主與？曰不可。其初即位時事，乃衛綰、竇嬰、田蚡等所爲，非其所自爲也；其後爲五經博士，置弟子，議出公孫弘；此固由武帝能用弘，從其言；然終武帝之世，儒生見任用者，亦惟弘一人而已。張湯、趙禹，法家也，主父偃、朱買臣，從衡之士也，正衛綰之所欲罷也；改正朔，易服色，遲至太初元年，武帝在位既三十七年矣，苟有崇儒之心，何待是？蓋其封泰山，意在求神仙；其改正朔，亦惑於公孫卿迎日推策之説耳。《禮書》之訾叔孫通也，曰官名少所變改；賈生欲法制度，亦先定官名，議雖未行，然史稱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皆自賈生發之。其稱鼂錯改制，乃在削適諸侯，而趙綰、王臧，亦欲令列侯就國，除關，舉適諸竇宗室無節行者；然則漢儒言禮，皆重實政，非徒以飾耳目而已。乃武帝所謂定百官之儀者，則更印章以五字耳，見《封禪書》。今《禮書》序存而書亡，武帝所定之儀，已不可得見，度必瑣細無關宏旨，故書亡而其事亦亡，苟其不然，必有能言其略者矣。叔孫通之立朝儀也，徵魯諸生三十餘人，有兩生不肯行，曰“禮樂，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今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與《禮書》所載或人之言，如出一轍。禮者，因人情而爲之節文，故必採風俗，然後可定制作；至武帝所訾，所謂咸稱太古者，則欲大變末俗，以合於其所想望，雖若相反，其不肯苟焉實同；而武帝則徒欲速成而已，雖褊狹有所不恤，此可謂之知禮與？蓋其意本徒欲以飾耳目，而非有意於行實政也。《禮樂志》言世祖立明堂辟雍，顯宗即位，躬行其禮，威儀既盛美矣，然德化未流洽者，庠序未設之故。立明堂辟雍而不設庠序，即由其所興起，徒以飾耳目故，其事亦武帝爲之，可謂之隆儒之主與？《董仲舒傳》云：“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爲相而隆儒矣，及仲舒對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學校之官，州郡舉茂材孝廉，皆自仲舒發之。”而據《本紀》，則初令郡國舉孝廉在元光元年十一月，是歲五月，親策賢良，董仲舒、公孫弘等出焉。舉孝廉先於仲舒對策五月，則不得云自仲舒發之。《通鑑》乃繫仲舒對策於建元元年。《考異》云：“不知在何時，惟建元元年見於《紀》，故著之。”沈欽韓云：“仲舒本傳，孝景時爲博士，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則其對策在建元元年無疑。又建元六年，遼東高廟災，高園便殿火，《五行志》仲舒對曰云云，本傳在廢爲中大夫時，居家推説其意，對策不得反在元光元年也。”《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弘年六十，以賢良徵。”《嚴助傳》：武帝善助對，擢助爲中大夫。則三人皆同歲。弘後爲博士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俱非元光元年事。《董仲舒傳》云：“武帝即位，舉賢良文學之士，前後百數，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云前後則非一次，安知其在建元元年？高廟災，高園便殿火，《志》云“對”，而《傳》云仲舒居家推説其意，草藳未上，主父偃竊而奏之，則二者非一事。“推説其意”，不論何時皆可，不必正在災時。《傳》云“先是”，明仲舒乃推説行事，其事非在建元六年也。《公孫弘傳》：“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爲不能，弘乃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史記·封禪書》言建元竇太后崩，其明年，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漢書》無此四字，蓋鈔胥所删。則《傳》元光五年之五字，實爲元字之誤。《本紀》及《弘》、《仲舒傳》所載詔策，辭雖異而意則同，其爲一詔無疑也。《嚴助傳》云：“郡舉賢良，對策百餘人，武帝善助對，繇是獨擢助爲中大夫。”明諸人之對，皆不如助。然仲舒之對，天子異之，至於三策；弘，太常奏其第居下，天子擢爲第一，皆不至不如助，明其非同時舉也。然則《傳》云舉孝廉等事皆自仲舒發之，其辭亦不甚審矣。此亦見漢世之隆儒，出於運會之自然，而非必盡由於誰某也。

    原刊一九四六年《益世報》

    三七〇漢儒術盛衰下

    儒術之興，既因實政，故其學於實用頗切。董仲舒在家，朝廷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問之，而仲舒弟子吕步舒，實以《春秋》義治淮南獄，此儒術用諸刑法者也。許商以治《尚書》善爲算舉治河，此儒術用諸工程者也。王式爲昌邑王師，昌邑廢，羣臣皆下獄，使者責問：師何以無諫書？式對曰：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漢書·儒林傳》。而龔遂諫王，亦曰：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浹，王道備，王所行，中《詩》一篇何等也？《昌邑王賀傳》。則《詩》又所以格君心之非，且該一切政事矣。蓋漢世法律未備，決事多據習俗，本義理，此經義所以可折獄。《禹貢》固徒陳行事，經説則未嘗不舉山川之勢，詳疏道之宜及度地居民之法，故明於是者可以治河。韓嬰、劉向有作，凡事無不引《詩》三百篇，牢籠天地，囊括古今，無所不備。見《讀詩拙言》，《東塾讀書記》稱之。陳蘭甫謂《孟子》及《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皆外傳體。蓋《詩》本謡辭，緣情託興，無所的指；然正以無所的指故，隨處可引申觸長，於事顧無所不苞焉；此《齊》、《韓詩》所以必取《春秋》，採雜説，而亦其所以能浹人事而備王道也，脩己治人，資焉無遺憾矣。職是之故，當時之治經者，率重實事而不齗齗於簡策，故其學有用而不煩。《漢書·藝文志》謂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五經立。窮年不能究其學，累世不能盡其禮，實未足爲儒術病也。馮奉世年三十餘乃學《春秋》；兒寬帶經而鉏；朱買臣擔束薪，行且誦；并耕且養之證。東方朔上書云：“三冬文史足用。”如淳曰：貧子冬日乃得學書。此正古者“十月事訖、教於校室”之遺規也。見《公羊》宣公十五年《解詁》。夫如是，則其學不得不止於“承其大體，玩經文”而已，安得有“碎義逃難，便辭巧説，破壞形體”之誚哉？碎義逃難、便辭巧説之始，蓋欲以矜流俗，立聲譽，取利禄，其害實先中於心術，而學術乃受其病也。

    今古文之學，相疾如仇讎，人皆病劉歆爲始作俑者矣，然非歆之罪也；異端之起，今文師實自召之。夏侯勝非夏侯建爲章句小儒，破壞大道；建亦非勝爲學疏略，難以應敵。以應敵爲務，即所謂逃難也，務於逃難，自不得不有取於碎義矣。建師事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又從五經諸儒問與《尚書》相出入者，牽引以次章句，具文飾説，即所謂便辭巧説也。此實破壞家法之原。公孫禄劾國師公顛倒五經，毁師法，令學士疑惑，見《王莽傳》。特加厲焉而已。《漢志》述當時之弊，“説五字之文，至二三萬言”，注引桓譚《新論》，謂秦近君説《堯典》，篇目兩字之説至十餘萬言，但説“曰若稽古”三萬言。《儒林傳》：秦恭延君，學出小夏侯，增師法至百萬言。延君、近君蓋一人。《贊》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枝葉蕃滋，一經説至百餘萬言，大師衆至千餘人。”劉歆《移太常博士》，言“往者綴學之士，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則如是者必不止小夏侯一家。務博聞而不思闕疑，廣徵異書，亦固其所。故謂古學家之弊，今學家實啓之也。劉歆之訾今學，曰：“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此二語，實爲古學致弊之由。蓋口説自古相傳，雖出末師，淵源有自，積古相傳之精義存焉。而傳記徒有其書，憑後人之億見以説之，自不如積古相傳之説之精也。然古學之重傳記，亦可謂今學家激成之，何者？務博聞而不廣考異書，馮億爲説，其可疾，自又甚於多讀書而不知其義者也。故曰：古學之弊，今學家實啓之也。

    道一而已，循誦先儒之説可見，博考異説亦可見也。劉歆之學，略見於《五行》、《藝文志》。其是非姑勿論，要不能謂爲不博通，而何以後來馬、鄭諸儒，支離滅裂，其説且有恒人能見其非者？蓋爲學必先有所見，有所見，則以他人之説證吾説可也，以他人之説訂吾説亦可；若本無所見，徒思左右採獲，以譁世取寵而已，則於他人之説，且不能解，徒以己意曲説之，支離滅裂，復安可免？此與不考異説而妄以己意曲解者亦等耳。夫熟精義理，而證以身所涉歷，與博考書傳，藉萬事以證明一理，實爲爲學之兩途，今古學實由之，本可相輔而行；乃其後各得其弊如此，則學者多意不在學，而徒志於利禄故也。故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後漢書·徐防傳》，防上疏曰：“臣聞《詩》、《書》、《禮》、《樂》，定自孔子；發明章句，始於子夏。其後諸家分析，各有異説。漢承亂秦，經典廢絶，本文略存，或無章句。收拾闕遺，建立明經，博徵儒術，開置太學。孔聖既遠，微旨將絶，故立博士十有四家，設甲乙之科，以勉勸學者，所以示人好惡，改敝就善者也。伏見太學試博士弟子，皆以意説，不脩家法，私相容隱，開生姦路。每有策試，輒興諍訟，論議紛錯，互相是非。孔子稱述而不作，又曰吾猶及史之闕文，疾史有所不知而不肯闕也。今不依章句，妄生穿鑿，以遵師爲非義，意説爲得理，輕侮道術，寖以成俗，誠非詔書實選本意。改薄從忠，三世常道，專精務本，儒學所先。臣以爲博士及甲乙策試，宜從其家章句，開五十難以試之，解釋多者爲上第，引文明者爲高説；若不依先師，義有相伐，皆正以爲非。”東京十四博士，大體皆今學也，此亦破碎之弊今學實自啓之之證。

    或曰：今學之弊，則既聞命矣，其書之傳於後者，皆終始條貫，末係本明，絶無支離破碎之弊，其故何也？曰：此由今學家之説，皆已不傳，所傳者皆其删繁提要之説故也。章帝建初四年詔，引中元元年詔書，以五經章句煩多，議欲減省；至永平元年，長水校尉儵奏言，先帝大業，當以時施行。於是有白虎觀之會，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石渠故事。其書之傳於今者，則《白虎通義》是也。《楊終傳》：“終言宣帝博徵羣儒，論定五經於石渠閣。方今天下少事，學者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永爲後世則。於是詔諸儒於白虎觀論考同異焉。”當時之宗旨可知，安得有支離破碎之説存於其間乎？石渠之議，《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穀梁春秋》以立；章帝亦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本欲删繁就簡，乃更益滋異説，何也？則以異説既興，不可卒泯，又不可一切正之，不得不廣存之也。故曰：古學之分争，今學實自啓之也。

    章句始自子夏，後人或疑其説。然無足疑也。此章句即口説，不必有書。故防又謂“本文略存，或無章句”也。申公傳《詩》，疑者則闕勿傳，即防説之證。丁寬作《易説》三萬言，訓故，舉大義而已，後人謂之小章句。大小蓋以多少言之，知後來《易》説，亦漸繁滋矣。《三國志·劉表傳注》引《英雄記》，言表開立學官，博求儒士，使綦毋闓、宋忠等撰《五經章句》，謂之《後定》。《荀彧傳注》引《彧别傳》，亦言彧説太祖“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足見訂定章句，在當時實不容緩。《後漢書·桓榮傳》：榮受朱普學章句四十萬言，浮辭繁長，多過其實；及榮入授顯宗，減爲二十三萬言；榮子郁復删省，定成十二萬言，由是有《桓君大小太常章句》。張霸以樊儵删《嚴氏春秋》，猶多繁辭，乃減定爲二十萬言，更名《張氏學》。以删省而更名，則知前此以增益而更名者尤多也。《鄭玄傳論》曰：“經有數家，家有數説，章句多者，或乃百餘萬言，學徒勞而少功，後生疑而莫正。鄭玄括囊大典，網羅衆家，删裁繁誣，刊改漏失，自是學者，略知所歸。”玄之學所以風行一時，亦以其能删繁就簡而已。

    王充作《超奇篇》，力言通人貴於儒生。其所謂通人，非徒兼通五經，博綜衆説而已；必也如《漢志》雜家之學，所謂兼儒墨，合名法者乎？然即一家之學，亦貴博通。《後漢書·宋弘傳》：“帝嘗問弘通博之士，弘薦沛國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夫楊雄、劉向父子，固皆不姝姝暖暖於一先生之言者也。然學有通博，有雜博。多聞而有以貫之，通博也；支離矛盾，雜博也。《鄭玄傳》云：袁紹遣使要玄。“紹客多豪俊，并有才説，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以玄爲儒生而輕之，即王充儒生不如通人之説也。如玄者，可以附於通人之列乎？觀其書之支離矛盾，而其所謂博者可知矣，蓋雜博也。

    漢時所謂不守章句者，如谷永、《永傳》云：永於經書，汎爲疏達，與杜欽、杜鄴略等，不能洽浹如劉向父子及楊雄也。楊雄、《雄傳》云：不爲章句，訓詁通而已，博覽無所不見。班固、《固傳》云：所學無常師，不爲章句，舉大義而已。王充《充傳》云：好博覽而不守章句。等，皆較通博之士也。亦有近於事功者，如馬援是也。《援傳》云：意不能守章句。於此，見章句之學，既不免於固陋，又無益於神智，宜乎儒術極盛之時，即其衰替之會也。

    原刊一九四六年《益世報》

    三七一立憲古誼

    今世所謂君主立憲者，政有闕失，則由相臣任其責，君不任責，此其緣起亦甚古。漢世災異策免三公則是也。何以知此爲立憲政治之原也？曰尸其事者任其責，此天下之通義也。所謂謀人之軍旅，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也。未有能違之者也。君者，尸一國之事者也；國政敗壞，君安得不任其責？廢之，殺之，宜也。“舊夫餘俗，水旱不調，五穀不孰，輒歸咎於王，或言當易，或言當殺”，《三國志·夫餘傳》。此政治最初之義也。然君或不任職，而别有任職者代之，則政事闕失，自當由實尸其事者任其責。周公請代成王之辭曰：王少未有識，姦神命者，乃旦也，此義也。契丹八部，嘗推一大人，建旗鼓而聽命焉。至其歲久，或其國有災疾而畜牧衰，則八部聚議，以旗鼓立其次而代之。舊以爲此建旗鼓者即八部之共主，其實不然，予别有考。國有疾疫而畜牧衰，建旗鼓者任其咎，而共主不與焉，則以其實不任事也。日本争奪，迄在幕府，其天皇不與焉，亦以此。又主其事者，威權既大，地位日尊，動摇之不易，則擿罰其輔弼者事亦可有。賈生曰：“古者大臣，坐罷軟不勝任者，不謂罷軟，曰下官不職。”此在後來，但爲君待其臣之禮。其初，或亦以其人不易動摇而責其左右，猶商君以太子不可刑而刑其傅黥其師也。古小國見誅於大國，則殺其大臣以説，義亦同此。

    三七二民主古義

    天下非人君所私有，義莫明於西漢，至東漢則稍以湮晦矣。眭弘因大石自立，僵柳復起，謂當有從匹夫爲天子者。使友人内官長賜上書，言：“漢帝宜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嬗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此爲專制之世，絶無僅有之事。《漢書》稱弘説曰：“先師董仲舒有言，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又稱弘“從嬴公受《春秋》”。《漢書》本傳。嬴公者，仲舒弟子也。見《儒林傳》。漢人好言易姓革命者，非欲徒取諸彼以與此，其意乃欲於政事大有所改革。故凡言根本改變者，未有不於革易之論，而效忠於一姓者也。通觀漢人言論自明。息夫躬雖未言革易，然其欲大施改革固亦與眭弘等同，而史亦言其治《春秋》；則昌言革易，爲《春秋》家之大義矣。然蓋寬饒“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漢書》本傳。而《五行志》引《京房易傳》，亦曰：“復崩，來無咎。自上下者爲崩，厥應泰山之石顛而下，聖人受命人君虜。”又曰：“石立如人，庶士爲天下雄。立於山同姓，平地異姓，立於水聖人，於澤小人。”與眭弘之言，若合符節，則《易》、《春秋》義同也。此二經，蓋聖人言性與天道之書，雖子貢亦不得而聞歟？然猶不止此。

    《説苑·至公篇》曰：“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羣臣而議曰：古者五帝禪賢，三王世繼，孰是？將爲之。博士七十人未對，鮑白令之對曰：天下官，則讓賢是也；天下家，則世繼是也；故五帝以天下爲官，三王以天下爲家。秦始皇帝仰天而歎曰：吾德出於五帝，吾將官天下，誰可使代我後者？鮑白令之對曰：陛下行桀紂之道，欲爲五帝之禪？非陛下所能行也。秦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紂之道也？趣説之。不解則死。令之對曰：臣請説之。陛下築臺干雲，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鍾，萬石之虡，婦女連百，倡優累千；興作驪山宫室，至雍，相繼不絶。所以自奉者，殫天下，竭民力，偏駁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謂自營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暗然，無以應之，面有慚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衆醜我。遂罷謀，無禪意也。”謂秦皇欲官天下，自繫寄託之辭；然官天下之義，爲漢世儒者所常道，則可見矣。曰“行桀紂之道”，奈何“欲爲五帝之禪”。曰“自營僅存之主”，言以若所爲，危亡將至，繼嗣之謀，非所及也。然則“誰差天下，求索賢人，嬗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則可免於死亡之禍。以是匡君，是爲愛君也。

    或曰：安知眭弘非求媚霍光，教之以篡乎？聞此言而知自危，殺眭弘以免禍，此非不學無術者所及也。昭帝之崩也，“羣臣議所立，咸持廣陵王。郎有上書言：周太王廢太伯，立王季；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惟在所宜，雖廢長立少可也，廣陵王不可以承宗廟。言合光意，擢爲九江太守。”《漢書·霍光傳》。光則何所忌憚？縱不敢篡弑，必不因此而殺弘矣。孝宣即位，眭弘子爲郎，當亦光所爲，蓋又借以自圓其立孝宣之説者也。足徵光於弘言無所忌，然則光之殺之者何也？曰：光本不知大體，既下之廷尉，則從其所議耳。宣帝下蓋寬饒書，中二千石執金吾議：以爲寬饒指意欲求?，大逆不道。鄭昌傷其爲文吏所抵挫，上書訟之。弘之死，則猶之寬饒耳。

    《漢書·儒林傳》：“（韓）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燕、趙間好詩，故其《易》微，惟韓氏自傳之。”“孝宣時，涿郡韓生其後也。以《易》徵，待詔殿中。曰：所受《易》，即先太傅所傳也。”“司隸校尉蓋寬饒，本受《易》於孟喜，見涿韓生説《易》而好之，即更從受焉。”案《太平御覽》卷百五十九引《韓詩外傳》：“有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之語。”知《儒林傳》之説不誣。又《儒林傳》：轅固與黄生争論：“黄生曰：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曰：不然。夫桀、紂荒亂，天下之心，皆歸湯、武。湯、武因天下之心，而誅桀、紂，桀、紂之民弗爲使而歸湯、武。湯、武不得已而立，非受命爲何？”此正合於官天下之義。知謂《韓詩》與齊、魯間殊，而其歸一，亦不誣也。李尋治《尚書》，獨好《洪範》災異，又學天文月令陰陽，而亦好賀良之説。《漢書》本傳。知昌言革易，爲漢五經家之通義矣。

    谷永對災異曰：“臣聞天生蒸民，不能相治，爲立王者以統理之。方制海内，非爲天子，列土封疆，非爲諸侯，皆以爲民也。垂三統，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勸成帝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避嘗字，曰推法言之，陛下得繼嗣於微賤之間，乃反爲福。後宫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漢書》本傳。雖未昌言革易，然亦已寓革易之意矣。

    學術恒隨風氣爲轉移，衆所不知之義，一二人安得獨知之？即或知之，亦只可深自緘祕耳，安得昌言於衆？今觀漢世，儒家之昌言革易，無所忌憚如此，知此義猶未湮晦也。諸侯將相之欲尊漢王爲皇帝也，漢王曰：“吾聞帝賢者有也。空言虚語，非所守也。吾不敢當帝位。”《史記》本紀。漢高不學之人，非知儒家之義者也。孝文元年，有司請立太子。上曰：“朕既不德，上帝神明未歆享，天下人民，未有嗛志。今縱不能博求天下賢聖有德之人而禪天下焉，而曰豫建太子，是重吾不德也，謂天下何？其安之。有司曰：豫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社稷，不忘天下也。上曰：楚王，季父也，春秋高，閲天下之義理多矣，明於國家之大體。吴王於朕，兄也，惠仁以好德。淮南王，弟也，秉德以陪朕。豈爲不豫哉？諸侯王宗室昆弟，有功臣，多賢及有德義者，若舉有德以陪朕之不能終，是社稷之靈，天下之福也。今不選舉焉，而曰必子，人其以朕爲忘賢有德者而專於子，非所以憂天下也。朕甚不取也。”《史記》本紀。雖爲虚辭，然天下非人君私有之義，固明白言之矣。

    李云以帝欲不諦之語見殺，魏明帝問王肅，猶曰是何得不死？《三國·魏志·王肅傳》。知自東漢以來，忌諱稍深矣。東漢時昌言大改革者亦少。惟郎顗條便宜，“欲大蠲法令、官名、稱號、輿服、器械，事有所更，變大爲小，去奢就儉。”猶有西京賈、董、翼奉之遺風。官天下之義之湮晦，蓋自新、漢間始。古言立君，本有二義：一曰立君所以爲民，一則曰聖人無父，感天而生，以自神其種姓。王莽專言符瑞，造圖讖，神授之義日昌，而民視、民聽之義稍晦矣。或曰：郅惲上書王莽，勸其歸政劉氏，退就臣位。莽以其據經讖，難即害之。收繫須冬，會赦得出。若是乎圖讖之不專便於篡竊也？不知此乃惲或惲之子孫造以媚漢，或自誇其祖父之言。楊厚祖父春卿爲公孫述將，漢兵平蜀，自殺。而厚傳亦曰：春卿臨命，戒子統曰：“吾綈袠中有先祖所傳祕記，爲漢家用。爾其修之。”有是理邪？

    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洸，則其所以用之者異也。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之受命。眭弘以之勸漢帝禪位賢者，而許芝勸魏代漢，亦曰：“《春秋大傳》曰：周公何以不之魯？蓋以爲雖有繼體守文之君，不害聖人受命而王。周公反政，《尸子》以爲孔子非之，以爲周公不聖，不爲兆民也。”輔國將軍等百二十人之奏，亦曰孔子曰：“周公其爲不聖乎？以天下讓。是天地日月輕去萬物也。”《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獻帝傳》。猶是語也。略加添改造作，而其意遂大異。

    信夫！君主世襲之制，開基之主，起自草野，角羣雄而臣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其措置自可較省。一二傳後，生於深宫之中，長於阿保之手，民生利病非所知也，故書雅記非所習也，而又奉以驕奢淫逸之資，肆其言莫予違之欲，雖有中駟，亦爲下材，非其人特愚，勢使然也。賈生曰：“事有召禍，法有起姦。”此之謂也。此理也，仲長統昌言之，《理亂篇》言之晰矣。

    三七三賈誼過秦論

    賈生過秦之論，流俗每分爲三篇，以“秦孝公據殽函之固”至“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爲上篇，“秦并海内兼諸侯”至“是二世之過也”爲中篇，“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至“故曠日持久而社稷安矣”爲下篇，非也。此文當以俗所謂下篇者爲上篇，其所謂上中者則并不可分爲二篇。俗所謂上篇者，即申説其所謂下篇中“秦地被山帶河”云云之意，其中篇之首至“名號顯美功業長久”，所以過始皇，“今秦二世立”以下過二世，亦申其所謂下篇者“三主失道”之意耳。子嬰之失則第一篇已具之，故不再申説。蓋秦三主之過，實以始皇、二世爲大，故下不再申説，然其論則因之亡而起其意，已具於第一篇中也。篇中之論有重要未能盡意處，别爲篇補之，可以此文爲法。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出版

    三七四新語採詩讖

    今之《新語》，決爲僞書，然亦間有所本，蓋雜採古書爲之也。《後漢書·張衡傳》云：“凡讖皆以爲黄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爲蚩尤敗，然後堯受命。”今《新語·思務》篇有“堯承蚩尤之失”語。蓋採《詩讖》或其他原本《詩讖》之書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一九三六年出版

    三七五論經學今古文之别

    有問經學今古文之别者。案《史記·儒林傳》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此皆漢初所出，最純正之今文學也。其後分立十四博士————《詩》魯、齊、韓，《書》歐陽、大小夏侯，《禮》大小戴，《易》施、孟、梁邱、京，《春秋》嚴、顔。————案劉歆《讓太常博士書》：“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之，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漢書·儒林傳贊》：“初《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而已。至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尚書》，《大小戴禮》，《施》、《孟》、《梁邱易》，《穀梁春秋》；至元帝世，復立《京氏易》；平帝時，又立《左氏春秋》、《毛詩》、《逸禮》、《古文尚書》。”則《書》之大小夏侯，《禮》之大小戴，《易》之施、孟、梁邱，劉歆云最初即有施、孟，非。《春秋》之穀梁，已非純正之今文學。云孝宣世所立，亦不足信。近人吴興崔適所著《史記探原》、《春秋復始》，論《穀梁》爲古文學，甚詳。

    欲考見孔子學説之真相者，當以今文家言爲主；欲考見王莽、劉歆之政見者，當以古文經爲主。欲考見古代之事實者，則今古文皆有價值。其中皆有古代之事實，皆有改制者之理想。吾輩緊要之手段，則在判明其“孰爲事實，孰爲理想”而已。但雖如此説，畢竟今文之價值，較大於古文。其中有兩層理由：一則人之思想，爲時代所限，此無可如何之事，孔子與劉歆、王莽雖同爲改制託古之人，然孔子早於劉歆、王莽數百年，其思想與古代較接近；由之以推求古代之真事實校容易。二則造假話騙人之事，愈至後世而愈難，故王莽、劉歆，後於孔子數百年，而其所造作之言，反較孔子爲荒怪，讖緯之書是也。因騙人難，故不得不索性出於荒怪，使人易於眩惑。————此等怪説，其中雖亦含有幾分之神話，爲治古史者最可寶貴之材料；然出於有意造作者多，大抵足以迷惑古代事實之真相。

    今古文在考古上之價值如此，吾人從事於考古之時，不能不將此二者分别清楚，自無待言。蓋今文家説，源出孔子，古文家説，祖述莽、歆。則考見孔子學説之真相者，固不容不剔除莽、歆之言；欲考見莽、歆學説之真相者，亦不容不剔除孔子之語。且古代史實，今日既無忠實從事於記載之書，流傳於後，而欲憑孔子、莽、歆改制所託之書，以推求想像也，亦自不容不先將孔子、莽、歆之所託者分清，然後從事於推求想像也。且古代之書，傳至今日者，大抵闕佚不完；任考一事，皆係東鱗西爪，有頭無尾。夫兩種本同之説，經割截及傳譌之後，即可見其不同。故任考一事，往往有數種異説，使人無所適從。然苟於今古文家之學説，能深知其源流，則極錯雜之説，殆無不可整理之爲兩組者。即諸子之書，於今古文家言，亦必有一合。既整理之爲兩組，乃從而判決其是非，則較臚列多數異説，而從事於判決者大易矣，且誤謬必少。此亦治經必要分别今古文之一最大理由也。

    尤有進者：則治經不當以分别今古文爲已足，更當進而鑑别今文家之書，判定其價值之大小。此實爲今後考古者必要之手段。蓋吾國經學，凡分三時期：

    （一）今文時期：十四博士以前之説是也。十四博士之説，頗疑其已非純正之今文學。或當對《史記·儒林傳》所述八家，分爲新今文學派與舊今文學派，但此分别爲必要與否，今尚未敢斷言。

    （二）古文時期：東漢馬、鄭諸儒之學是，皆崇信古文經，爲之作注釋者。

    （三）新古文時期：此派起於魏、晉以後；其中有大關係者，爲王肅一人。蓋東漢末造，古文盛而今文衰。其後古文家中，寖至鄭玄一人之説，獨占勢力。蓋其時經説太繁雜，派别家法太多。繁雜則中人之材，難於徧涉；派别多，乃令人無所適從。鄭玄起，乃將前此之所謂家法者，盡行破壞；全用主觀的方法，隨意採取；亦間用考據的手段，穿鑿牽合。於是有此一家之書，而他家之書若可廢。昧者不察，且謂玄以一人而奄有諸家之長。其實以後世之事譬之，玄所用者，乃毫不講方法，隨意纂鈔之鄉曲陋儒之法也。而其學説，遂自此而大行矣。盛名之下，必有思起而與之争者。當時與玄反對而今可考見者，亦有數人。但其説多亡，無甚關係。而王肅以晉武帝之外祖故，其説大行。而肅所用之手段，尤爲陋劣。蓋科學之所研求者爲事實，學説之合不合，驗諸事實而是非可明。經學家之所研求，則爲與孔子之説符合與否。孔子已往之人也，勢不能復起而爲之判斷，故其是非，本爲一難解決之問題。肅乃用卑劣之手段，僞造《孔子家語》、《孔叢子》、《孔安國尚書傳》、《論語》、《孝經》注，以其學説，託諸孔子後人，曰：此孔氏子孫之言，必爲信史矣。其實孔子之學，傳諸弟子，未聞傳諸子孫也。此亦可謂之託古。而王肅之託古，乃專以之與人争名。託古之變幻至此，真匪夷所思矣。

    託古改制，愈託而去古愈遠，清代諸儒之考古，亦愈考而去古愈遠。其初閻、王諸家之攻僞《古文尚書》，則破壞魏、晉以後之新古文，而復於東漢時代之古文學也。自武進莊氏、劉氏，以至最近南海康氏、井研廖氏，則破壞莽、歆所依據之古文經，以求復孔子學説之舊也。今後學者之任務，則在就今文家言，判決其孰爲古代之真事實，孰爲孔子之所託，如此，則孔子之學説與古代之事實，皆可分明，此則今之學者之任務已。

    今文經之不得概執爲古代事實，亦不得概以爲孔子所造，而有待於鑒别，即就文學上觀察，亦可見之。蓋言語思想隨時代而遷變，後人之思想，決不能盡同於古人；即必不能作爲與古人密合之言語，此爲確定不移之事實。故鑒别書籍之出於何時代，從文字上觀察，實爲一極可信之法。但其方法必極微密，且必爲科學的，不得爲現在文學家之籠統觀察用“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之方法耳。攻擊僞《古文尚書》者，所列之證據甚多，而從文字上判決，如“每歲孟春”之每字，非古書所有；“火炎崐岡，玉石俱焚”，爲魏、晉後人語等是。亦爲其最有力理由之一，且最初之疑點，實由此而入。《今文尚書》中，《堯典》、《禹貢》反較《周誥》、《殷盤》爲平順易讀，此可信爲真《虞夏書》乎！《周易》之卦辭爻辭，何等簡奥難解；與其他春秋時之文字比較，似一時代之文字乎？此皆足以證明今文書中，有孔子自撰之文字，亦有鈔録古書者也。春秋以後人之所撰，與前此之真古書，在考古上，其價值不能同等，無待言已。故有分别之必要也。此分别也，方法有種種，但須著手於考據後，方能言之。

    尤有進者，就今文家言中，分别其孰爲鈔録古書，孰爲孔子及孔門後學者所自撰，甚爲緊要。而經與傳之分别，卻不甚緊要。經之中，有鈔録古書者，亦有孔子及孔門後學者所自撰之文字。傳之中，亦兩者俱有之。蓋經與傳，同爲孔門後學者所傳，以其所傳之經爲可信，則其所傳之傳，亦可信也。以其所傳之傳爲不可信，則其所傳之經，亦不可信也。且經與傳必合而觀之，而其義始完。觀吴興崔氏《春秋復始》卷一《公羊傳當正其名曰春秋傳》一條可見。又如《孟子·萬章》上篇論歷史之言，皆爲稱引《書》説，亦可見此中之關係，蓋如是乃可見孟子民貴君輕之義，皆出於孔門，而《尚書》乃爲一有價值之書。

    余所不解者，爲北京大學朱君希祖之説，《北京大學月刊》一卷三號《整理中國最古書籍之方法論》。謂欲判别今古文之是非，必取立敵共許之法。“古書中無明文，今古文家之傳説，一概捐除”；“所舉證據，須在今文家古文家共信的書中”。因而欲取《易》十二篇、《書》二十九篇、《詩》三百五篇、《禮》十七篇、除《儀禮》中之傳與記，《詩書》之序。《春秋》、《論語》、《孝經》七書，以爲判決今古文家是非之標準。果如所言，則必（一）保證今古文家之傳説不可靠，而此七部“惟字義有通假大致是相同的”經，則極可靠。然經在傳授源流上，較傳爲可靠之説，孰爲之保證乎？（二）朱君必曰：今古文家所傳之經，“惟字義有通假”，此外則“大致相同”，此即其可靠之證據也。蓋古文家之學爲僞造而非出於孔門，固朱君所不承認也。然試問此七書者，朱君果自能解釋乎？抑解釋之時，仍有取於前人之傳注乎？若云自能解釋，則是宋以後憑臆説經之手段也，度朱君必不取。若有待於後人之傳注，則於今古文家言，必一有所取矣。憑“任取其一以爲解釋之經文”，以判決兩造之是非，不亦遠乎？對於經文，今古文家無異説者，原亦有之。然今古文家言，本非絶對相異，其中同處正多，此等處本無問題，無待解決，若向來相持不決之問題，則彼此必各有經文爲據。觀許慎之《五經異義》及鄭駁可見也。若有如朱君所云簡單明了之法，可以解決，前此説經者，豈皆愚騃，無一見及者乎？朱君謂古書當“就各項學術分治；經學之名，亦須捐除”，自爲名論，獨其所持之方法，則似精密而實麤疏，且其攻擊今文家之語，乃專指南海康氏欲尊孔子爲教主，暨井研廖氏晚歲荒怪之説言之。此兩説在今日，本無人崇信，何勞如此掊擊？抑豈得以此兩家之説，抹殺一切今文家邪？康氏欲崇孔子爲教主，自係有爲而言。廖氏晚年荒怪之説，亦誠不足信。然康氏昌言孔子改制託古；廖氏發明今古文之别，在於其所説之制度；此則爲經學上之兩大發明。有康氏之説，而後古勝於今之觀念全破，考究古事，乃一無障礙。有廖氏之説，而後今古文之分野，得以判然分明，亦不容一筆抹殺也。近代崇信古學者，莫如章太炎，何以亦不視堯、舜、禹、湯、文、武、周公爲神聖，而有取於孔子託古改制之説邪？清代今文學晚起，今文學家之業，所就未與古文學者之多，事誠有之。然此乃時間問題，不足爲今文學者病，更不足爲今文學之病也。乃近有一部分學者，幾目今文學爲空疏荒怪之流，而盛稱古文學者爲能求是。《東方雜誌》近載陳君嘉益《東方文化與吾人之大任》一文，堅瓠君從而評之曰：“嘗謂吾國經學，本分今文家與古文家兩派，今文家志在經世，其失也緣飾而附會；古文家志在求是，其失也碎義而逃難。夫固各有短長，然舊籍真面目之得遺留於今日，則當由古文家尸其功。即以科學方法而論，亦以古文家較爲近似。陳君文中，於微言大義、《公羊》三世之説，稱引至再，詎其學出於今文家歟？”此言竊不知所謂。志在經世，古人皆然；純粹求真之主義，近日科學始有之；前此今文家固不知，古文家亦未有也。今文家緣飾附會，證據何在？讖緯之作僞起哀、平，與古文經同時并出之物也，顧不爲緣飾附會乎？舊籍之真面目，得以遺留於今，當由古文家尸其功，此言益不能解。豈謂三家之《詩》，伏生之《書》……皆不足信；惟《古文尚書》、《毛詩》、《逸禮》、《左氏春秋》……乃爲可信乎？且古文經之大異於今文經者究安在？設無古文家，舊籍之真面目，何由遂晦乎？古文家近於科學方法之處又安在？許慎之《五經異義》，據孤證以決是非；鄭玄之徧注羣經，破家法而肆穿鑿，足以當之乎？陳君此文，多雜引近日報章雜誌，及新出之書，本非考古之作，其引證古書，自亦無從嚴甄真僞，一稱《公羊》三世之説，遂以爲其學出於今文家，天下有如此之今文學乎？夫以清代之古文學者爲能求是，則今文學晚出而益精，恐未容執其中一二學者有爲而言之言，一筆抹殺；若謂古代之古文家即能求是，則吾不知其所求何是也。吾爲此論，非欲攻擊時賢，特以學問上之方法，必真足以求真而後可。

    以上皆論兩漢時今古文之學。自魏、晉以後，今文學固佚亡殆盡，古文學亦殘闕不完；而别有一種魏、晉人之學，與之代興。其中亦可分兩派：（一）如前所述之王肅等。其學原即東漢時之古文學，鄭、王皆破家法，雜糅今古，然皆側重於古。特其憑臆爲説，變本加厲，至不惜造作僞書，以求相勝；其所説，更不如馬、鄭、賈、服等之可信耳。（二）如王輔嗣之注《周易》。多主空談玄理，而不能如兩漢時之樸實説經。世多以此訾之；然魏、晉人學術之程度，確高於兩漢人。蓋西京儒者，雖有微言大義之存，然罕能貫通，多不過僅守師説；而此師説，又本爲殘闕不完之説。東京儒者，則所求古文，不過訓詁名物之末，其學瑣屑而無條理。儒家之學，至此僅有形質而無精神，實不足以饜人心，而魏、晉人之學，乃代之而起。魏、晉人之學，所以異於漢人者，即在於有我。自有思想，故非有形質而無精神。此派學術，確能使古代哲學思想復活，以爲迎接佛學之預備。雖由此以求孔門之微言大義，古代之典章文物，皆不如漢人之學之足恃；然魏、晉哲學，在中國學術史上，亦有甚大之價值。今此學之湮晦，亦已甚矣，講而明之，寧非學者所有事？夫欲使魏、晉哲學復活，則魏、晉人空談説經之書，其中亦有可寶之材料存焉。且魏、晉時去古究近；古人學説，未曾盡亡；雖曰任情，究有依據。即以魏、晉人之思想，測度古人，亦自較後世所臆測者爲近。則即由此以求古，其價值亦自與唐、宋以後之學不同也。

    （附論）後世多以魏、晉人之學爲道家之學，與儒家無涉，此大誤也。吾謂中國古代，自有一種由宗教變化而成之哲學。儒家之哲學，部分在《易》。今文《易》説盡亡；古文家之於《易》，多僅談術數，而儒家之哲學，遂不可見。然今文《易》説，在魏、晉時，固未亡也。魏、晉人之談哲學者，皆《老》、《易》并重。其言《易》，迥異於東漢人。夫一種思想，不能無所本而突然發生，則其中，必多有今文《易》説存焉。所惜者，魏、晉士大夫又有好言神仙之術者，而當時之神仙家，又借儒、道二家之哲學，以自文飾，且援老子以入神仙家。後世之人，雖亦知道家與神仙家，本非一物，然罕知神仙家本一無所有，其類似道家之説，盡係竊諸儒、道二家者。於是於道家與神仙家之界限，終不能畫然分明；至儒家談哲理之説，則并盡舉而奉諸道家與神仙家，不敢自有矣。吾何以知神仙家之本一無所有也？蓋天下無論何種哲學，無能承認人可不死者。且苟談哲學，無論淺深，亦斷無貪求不死者。求不死者俗情，謂人可以不死者，天下之至愚也。曾是言哲學者而有之乎？而神仙家謂人可以不死，以求不死爲目的，此足以證明其毫無哲學思想矣。然則神仙家果何所有乎？曰：神仙家起於燕、齊之間，覩海市之現象，而以爲有仙人。故其所謂仙人者，在海外三神山。又此派之人，頗通醫學，於是組成一種“以求不死爲目的，以（一）求神仙、（二）鍊奇藥、（三）御女爲達目的之手段之至淺極陋之宗教”。彼其所謂不死者，非謂精神可以不死，乃直謂肉體可以不死。尸解之説，乃其大師既死，情見勢絀，臨時想出自解免之言耳，非其所固有也。此派自漢武帝以前，專以熒惑君主爲事。爲所惑者，齊宣、燕昭、秦始皇、漢武帝，皆非昏愚。又《左氏》載齊景公問晏子：“古而不死，其樂何如？”古無爲不死之説者，有之者惟神仙家，則景公亦爲所惑矣。景公亦有爲之主也。可見此派自漢武以前，在貴族社會上勢力之大。然至漢武時而其僞畢露矣，怪迂阿諛苟合之技無所施矣，則恃其不死之説，有以中貪夫之心；其金石之劑，服之亦有一時之効，如寒食散是也。仍延其殘喘於士大夫之間。夫既容與於士大夫之間，則不能不略帶哲學的色彩；而《老》、《易》之哲學，爲當時社會上通行之哲學，遂竊取之以爲緣飾附會之資。乃世遂不知其本來一無所有，亦惑矣！然彼之所有，雖盡竊諸儒、道二家，而儒、道二家之哲學，在今日傳書不多，必轉有存於彼書中者。故《道藏》之書，在今日，亦必有一部分有研究之價值也。《太極圖》即其一證也。《太極圖》原出道書，後世之所謂道書，即神仙家之書。清儒力致之，然所能證明者，確係取諸道書中，而在儒家，無傳授形跡之可徵耳；其與《易》説不合處何在，不能得也。夫使其爲圖，果與《易》之爲書了無關係，何以能密合如此，且又可以之演範乎？則其爲《易》之舊説，爲神仙家所竊，在儒家既亡，而在神仙家書中轉存，可以見矣。

    東京之季，古學盛而今學微，歐陽、大小夏侯之《書》，施、孟、梁邱之《易》皆亡。《齊詩》在魏已亡。《魯詩》不過江東。《韓詩》雖存，無傳之者。《公》、《穀》亦雖存若亡。於是東京十四博士傳授之緒盡絶。所餘者，惟東漢之古文學與魏、晉人之學之争。其在江左：《周易》則王輔嗣，《尚書》則孔安國，《左傳》則杜元凱，其在河洛：《左傳》則服子慎，《尚書》、《周易》則鄭康成，《詩》則并主於毛公，《禮》則同遵於鄭氏，見《北史·儒林傳》。是江左兩派之勢力相等，而河洛則純爲舊派也。然迄於隋，鄭之《書》與《易》，服之《左氏》皆微，而王輔嗣、僞孔安國、杜元凱之書代之，唐人所脩《十三經注疏》，大體沿隋之舊。其中除《孝經》爲明皇御注外，漢人之注與魏、晉人之注，恰如得其半。義疏之學，至唐代而亦衰，無復措心於經學者；習帖經墨義之士，始有事焉，則相率奉官頒之書爲定本而已。蓋至唐而兩派割據之局定矣。而何休之《公羊解詁》，巍然爲今文家之碩果，存於其中，後世考今文家言，猶得有所憑藉者，獨賴此書之存，此外比較的爲完整者則《韓詩外傳》、伏生《書傳》及董子之《繁露》而已。

    《十三經注疏》爲唐代官纂之書，從古官纂之書無佳者，《正義》荒謬之處，前人已多言之。然材料存焉，仍不可不細讀，特其讀之須有門逕：其（一），有現代之科學思想，（二），知古人學術之源流派别而已。

    凡事不知古則無以知今，今、古二字，作前、後解。而各種學問，皆貴實驗，非蒐集多數之材料，紬其公例，以爲立説之基。游談無根，終必自悔。材料有存於現在，得以身驗者，自吾有知識以來，躬所涉歷者是已。有身所不逮，必借資於前人之詔誥者，書籍之足貴蓋由是也。凡事既不知其前，無以知後，則求學問之材料於書籍，亦宜自最古者始，吾國最古之書，則先秦兩漢之書是已。此中經之與子，吾人本平等相看；然求之卻宜自經始。因自漢以後，儒學專行，傳書既多，注疏尤備；自經求子易，自子求經難，手段上之方便則然也。此不獨社會科學然，自然科學亦無不然，陳蘭甫謂草木、鳥獸、飲食、衣服、宫室、車馬，求三代以前者校易，漢魏而後者反難，因前者治經之人多有注釋，後者則記載闕略是也。見《東塾讀書記》。不及檢書原文，但稱述其意而已。

    三七六申公

    《史記·儒林傳》云：“申公者，魯人也。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高祖於南宫。吕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漢書》則云：“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漢興，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入見於魯南宫。吕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即夷王。與申公俱卒學。”於是高祖過魯時，申公所從入見之師，本不知爲何人者，變爲浮丘伯。而申公之僅與夷王同師者，亦一變而與其父同學矣。案申公以武帝建元元年被徵時，年八十餘；則當秦焚書時，不過十歲左右。當高祖過魯時，約及弱冠。玩《史記·儒林傳》之言，申公自此以前，蓋未出鄉里。《漢書·楚元王傳》曰：“少時嘗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伯者，孫卿門人也；及秦焚書，各别去。”高祖崩年五十三，當秦燒書時三十二；元王若少高祖五年，亦已二十有七，與十歲左右之童子，比肩事師，恐未必然也。《鹽鐵論·毁學篇》：大夫曰：“昔李斯與包丘子俱事荀卿；既而李斯入秦，遂取三公，據萬乘之權，以制海内，功侔伊、望，名巨太山；而包丘子不免於甕牖蒿廬，如潦歲之鼃，口非不衆也，然卒死於溝壑而已。”文學曰：“包丘子飯麻蓬藜，脩道白屋之下，樂其志，安之於廣厦芻豢，無赫赫之勢，亦無戚戚之憂。”雖美刺不同，而其謂浮丘伯未嘗富貴則一。争名者於朝，争利者於市，使其游於長安，安得如此？且元王既尊寵穆生、白生、申公矣，獨不能厚禮迎致其師乎？然則謂高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恐又子虚烏有之談也。《楚元王傳》又云：“申公始爲《詩傳》，號《魯詩》。元王亦次之《詩傳》，號曰《元王詩》，世或有之。”元王果有《詩》，不容不登於中祕，《藝文志》何緣無之？且或即有也，古未聞有以“或有”二字連用者，則此語或恐并非《漢書》元文也。

    《史記·儒林傳》云：“自魯商瞿受《易》孔子，孔子卒，商瞿傳《易》六世至齊人田何。”蓋自商瞿以後，雖能言其傳授世數，其名字則已不能具舉也。而《漢書》忽爲補出橋庇子庸、馯臂子弓、周醜子家、孫虞子乘四家，果其有之，《史記》何爲不言乎？言羣經傳授源流者，大率愈後而愈詳，而其説亦愈不可信。故知《史記》所謂“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者，乃漢初最蚤可溯之大師，自此以前，能言之者罕矣。

    《史記·儒林傳》又云：“申公弟子爲博士者十餘人。孔安國至臨淮太守，周霸至膠西内史，夏寬至城陽内史，碭魯賜至東海太守，蘭陵繆生至長沙内史，徐偃爲膠西中尉，鄒人闕門慶忌爲膠東内史，其治官民皆有廉節，稱其學。”“爲博士者十餘人”句，未知是否冒下文諸人言之。然《孔子世家》言“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則安國之嘗爲博士審矣。叙《尚書》處言“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歐陽生教千乘兒寬。兒寬既通《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受業孔安國”，其所受者係《詩》，可知也。下文又云：“張生亦爲博士。而伏生孫以治《尚書》徵，不能明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漢書》無“孔安國”三字，此語之爲妄人沾綴可知矣。《索隱》云：“繆音亡救反。繆氏出蘭陵。一音穆。所謂穆生，爲楚元王所禮也。”一音以下，必舊説，而《索隱》引之。如此説，則穆生實申公弟子，非申公同學。一説當有所據，惜乎其詳不可得聞也。

    三七七何邵公爲學海

    《東塾讀書記》云：“《公羊》宣十五年《傳》云：什一行而頌聲作。何《注》言聖人制井田之法，遂及於出兵車，選父老里正，女功緝績，求詩造士，凡六七百言，蓋薈萃古書而貫串之；所謂學海，於此可見一斑。”愚按此段何《注》與《漢書·食貨志》立説略同。特所引事實，一用今文説，一用古文説耳。然則此非何君所自爲，乃經師成説，何君從而述之。《漢志》所本者同，特以所誦習之禮制，易經師舊説耳。此亦可見古學家剽竊今學之一斑。

    三七八漢興三雍太學

    《漢書·禮樂志》云：“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劉向因是説上：宜興辟雍，設庠序，陳禮樂，隆雅頌之聲，盛揖遜之容，以風化天下。成帝以向言下公卿議。會向病卒。丞相、大司空奏請立辟雍。《何武傳》：“成帝欲脩辟雍，通三公官，即改御史大夫爲大司空，武更爲大司空。”案行長安城南。營表未作，遭成帝崩，羣臣引以定謚。及王莽爲宰衡，欲耀衆庶，遂興辟雍，因以篡位。”《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立明堂、辟雍。”《蕭望之傳》：望之子由，“爲陳留太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爲大鴻臚。會病，不及賓贊，還歸故官。”《王莽傳》：“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爲學者築舍萬區。”説皆相合。《文獻通考·學校考》謂“據《禮樂志》，辟雍王莽時方立。然武帝封泰山，還登明堂，兒寬上壽曰：間者聖統廢絶，陛下發憤，祖立明堂、辟雍。河間獻王來朝，獻雅樂，對三雍宫。《注》曰：三雍，明堂、辟雍、靈臺也。則似已立於武帝時。何也？蓋古者明堂、辟雍，共爲一所。武帝時封泰山，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脩封時以祠太一、五帝。蓋兒寬時爲御史大夫，從祠東封，還登明堂上壽，所言如此，則所指者疑此明堂。意河間獻王所對之地，亦是其處。”案《獻王傳》云“對三雍宫及詔策所問三十餘事”；而《藝文志》有“河間獻王《對上下三雍宫》三篇”；則《通鑑》胡《注》謂爲“對三雍宫之制度，非召對於三雍宫”者，其説自是。武帝“登封泰山，降坐明堂”，見於《本紀》。《郊祀志》亦云：“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然《紀》至元封二年秋，乃書“作明堂於泰山下”。五年，冬，南巡守。三月，“還至泰山，增封。祠高祖於明堂，以配上帝。”《郊祀志》云：“四月，至奉高，脩封焉。初，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險不敞。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水環宫垣，爲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崑崙。天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及是歲脩封，則祠泰一、五帝於明堂上坐，合高皇帝祠坐對之。祠后土於下房，以二十太牢。天子從崑崙道入，始拜明堂，如郊禮。畢，尞堂下。”觀此，知臣瓚謂元封元年所坐，即泰山東北址古明堂處，明年秋乃作明堂，其説良是。是時明堂猶未作，而云“祖立明堂、辟雍”者，謂其意欲建立耳，不可泥也。明堂、辟雍是一，漢世更無明文。武帝營立辟雍，亦别無記載。其作明堂，則明白無疑。《地理志》：琅邪郡不其，“有泰一、仙人祠九所及明堂，武帝所起。”則武帝所作明堂，尚不止奉高一處。然言禮樂者皆不之及，蓋以其用方士言所爲，非如儒者所謂陳禮樂以風化天下者也。馬氏又云：“徐天麟《西漢會要》言：《三輔黄圖》，漢辟雍在長安西北七里。恐即王莽所立。又言大學亦在長安西北七里，有市、有獄，豈即辟雍邪？或别一所邪？”案元始之前，既無辟雍，《黄圖》所言，自即王莽所立。《莽傳》爲學者築舍，明與起辟雍分言，二者自不得是一。蓋其營建適在一地耳。馬氏又云：“鮑宣下獄，博士弟子王咸舉旛大學下，曰：欲救鮑司隸者集此下。諸生會者千餘人。此亦西都已立大學之證，當考。”案公孫弘請置博士弟子曰：“古者政教未洽，不備其禮，請因舊官而興焉。”見《史記·儒林傳》。則當時確未有學舍。其後員數日廣，勢非博士舊官所能容，必有其受學之所，即其所而稱爲大學，於理極順。至於專爲學者築舍，則元始之前，必無其事，果其有之，言者必不得不及也。然則西漢三雍及大學之營建，皆在其大命將訖之年，實新朝之初政矣。若後漢則營建甚早。《後書·光武紀》：建武四年，“初起大學”。《儒林傳》在五年，蓋四年起，五年成也。又《紀》：中元元年，“初起明堂、靈臺、辟雍。”《傳》云“初建三雍”。《傳》又云：“明帝即位，親行其禮。坐明堂而朝羣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圜橋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事在永平二年，見《本紀》及《續書·禮儀志》。《翟酺傳》：酺於順帝時上書，言“明帝時辟雍始成，欲毁大學，大尉趙熹以爲大學、辟雍，皆宜兼存，故并傳至今”。足見當時，於風化天下之具，務求其備。然劉向之説成帝，實兼以庠序爲言；安漢公之興學，亦兼及郡國鄉黨；《平帝紀》：元始三年，安漢公奏立學官。郡、國曰學，縣、道、邑、侯國曰校，校、學置五經師一人。鄉曰庠，聚曰序，序、庠置《孝經》師一人。事未必能盡行，然立法之意，則固無所偏廢也。而光武、明、章，於此曾未留意，則自漢人觀之，終不免於逐末而忘本也。讀《漢書·禮樂志》可見。三雍、大學，於古蓋皆是一，後乃逐漸分離。然至其時，則古意已湮，亦未必徧設矣。《孟子·梁惠王》下：“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毁明堂。毁諸？已乎？”於舊有者尚欲毁之，遑論新建？至漢世，乃畢分而畢建。蓋物力豐而粉飾升平之事隨之而盛也。然亦終於爲粉飾升平之事而已矣。

    王莽奏立明堂、辟雍，使劉歆等四人治之，事在元始五年，見《紀》，亦見《歆傳》。四人者，歆與平晏、孔永、孫遷也，見《外戚恩澤侯表》。其成也，羣臣奏頌莽功德，曰：“明堂、辟雍，墮廢千載莫能興。”見《莽傳》。足見漢人於武帝所爲，莫或齒數也。

    三七九私家教授之盛不始東漢

    趙甌北《陔餘叢考》卷十六言：“漢時受學者，皆赴京師。蓋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郡國雖已立學，然經義之專門名家，惟太學爲盛；故士無有不游太學者。及東漢中葉以後，學成而歸者，各教授門徒，每一宿儒，門下著録者至千百人，由是學徧天下矣。”此説頗爲失考。疏廣家居教授，學者自遠方至。贛遂教授數百人。見《朱博傳》。翟方進西至京師受經，積十餘年，經學明習，徒衆日廣。其子宣，居長安教授，諸生滿堂。皆前漢時事。許商門人林吉，王莽時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林傳》。聲氣之廣，無異東京。吴章，弟子千餘人，莽以爲惡人黨，皆當禁錮。《云敞傳》。劉昆，弟子五百餘人。每春秋饗射，常備列典儀，縣宰輒率吏屬而觀之；莽以昆多聚徒衆，私行大禮，有僭上心，乃繫昆及家屬於外黄獄。《後漢書·儒林傳》。則又後漢黨錮之先聲矣。《後漢書·王良傳》：王莽時稱病不出，教授諸生千餘人。《儒林傳》：洼丹，王莽時避世教授，徒衆數百人。又周澤，隱居教授，門徒常數百人；甄宇，講授嘗數百人；覈其時，亦當在莽世。此僅舉易見者數事，若細覈之，《後書》所載私家教授門徒之多，在西漢末若新世者，必尚不止此數也；而東漢中葉以前，更無論矣。《漢書·儒林傳贊》云：“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大師衆至千餘人。”此固先漢時事。《史記·儒林傳》云：“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云伏生壁藏其書，後獨求得二十九篇，説不足信，云其教於齊、魯之間則真。《傳》又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此尤漢初事，爲博士之學所從出，皆私學也。安得謂遭秦滅學，天下既無書籍，又少師儒乎？胡毋生爲景帝博士，年老，歸教於齊，齊之言《春秋》者宗之。雖爲博士，教授固私家之業。董仲舒，孝景時爲博士，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其時未爲博士置弟子，仲舒之教授，亦私家之業也。安得云士無不游太學乎？陳平家貧，兄伯，常耕田，縱平使游學。楚元王與魯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於浮丘伯，及秦焚書，乃各别去。叔孫通之降漢，從弟子百餘人。然則孔子弟子三千，孟子後車數十乘、從者數百人之風，蓋自東周至秦，未之有改。秦之焚書，漢之興學，實皆受民間風氣之鼓動而不自知耳。惟好學之風盛，故覺其足忌，乃欲焚《詩》、《書》，禁私學。

    三八〇講學者不親授

    漢世大師，所教授之弟子甚多。《後漢書·儒林傳》言：“精廬暫建，贏糧動有千百；其耆名高義，開門授徒者，編牒不下萬人。”皆據事實而言，非億説也。《後漢書》所載諸儒受業者之多，不可徧舉。大抵千人爲及門者之數，萬人則編牒者之數。如牟長，自爲博士及在河内，諸生講學常有千餘人，著録前後萬人；蔡玄，門徒常千人，其著録者萬六千人是也。《黨錮傳》：景毅子顧，爲李膺門徒，而未有録牒，故不及於譴，毅乃慨然曰：本謂膺賢，遣子師之，豈可以漏奪名籍苟安而已？遂自表免歸。此即《儒林傳》所謂編牒，其人不必親至門下也。職是故，其指授必不能徧及。《史記·儒林傳》：董仲舒“下帷講誦，弟子傳以久次相受業，或莫見其面蓋三年”。下文云“董仲舒不觀於舍園”，此八字蓋當時成語。《史記》照録之，不加删改，其時之人行文之例然也。《漢書》删改作“不窺園”三字，蓋鈔胥所爲。世遂以“蓋三年”三字下屬，而董仲舒三年不窺園，成爲衆所熟知之故實矣。《漢書·孔光傳》言：光“自爲尚書，止不教授。後爲卿時，會門下大生，講問疑難，舉大義”。《翟方進傳》言：方進候伺胡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後漢書·馬融傳》言：“融弟子以次相傳，鮮有入其室者。”《鄭玄傳》云：“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高業弟子傳授於玄。間或大會諸生，不過講正大義。”皆是物也。此風至後世亦未嘗改。《晉書·隱逸傳》：楊軻，“養徒數百。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所欲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即其一事。蓋勢有不給也。職是故，隸學籍者雖多，居門下者并不甚衆。《後漢書·儒林程曾傳》，言會稽顧奉等數百人常居門下，則爲罕有之事矣。雖官學亦如此。博士弟子初置，員五十人。此太常所選。郡、國、縣、道、邑之民得詣太常受業如弟子者在外。《漢書·儒林傳》云：“昭帝時，舉賢良文學，增博士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經者皆復。數年，以用度不足，更爲設員千人。《元帝紀》：初元五年，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永光三年，冬，復鹽鐵官、博士弟子員。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無以給中外徭役。郡國置五經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養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學弟子少。於是增弟子員三千人。歲餘，復如故。平帝時，王莽秉政，增元士之子得受業如弟子，勿以爲員。歲課甲科四十人爲郎中，乙科二十人爲太子舍人，丙科四十人補文學掌故云。”《史記·儒林傳索隱》引如淳云：“《漢儀》：弟子射策，甲科百人補郎中，乙科二百人補太子舍人，皆秩比二百石；次郡國文學，秩百石。”與《漢書》之説異。博士弟子員數可考者如此：其中自以成帝時爲最多，亦不過三千人。《後漢書·翟酺傳》：酺於順帝時上言：“孝文皇帝始置一經博士，武帝大合天下之書，而孝宣論六經於石渠，學者滋盛，弟子萬數。”蓋非專指一時，然其數之多，則三倍於成帝盛時而不止矣。《後漢書·儒林傳》云：“光武中興，愛好經術。未及下車，而先訪儒雅，采求闕文，補綴漏逸。先是四方學士，多懷挾圖書，遁逃林藪，自是莫不抱負墳策，雲會京師。於是立五經博士，各以家法教授。”似其時之生徒，必不能少。而范升於建武四年沮立《費》、《左》，乃言“雖設學官而無弟子”，此猶可云博士初立故爾，而翟酺亦言大學頽廢，至爲園採芻牧之處。然則太學之虚實，全與弟子員數之多少無涉。蓋員數祇是員數，隸籍者可以不來，而觀翟方進遣門下諸生詣胡常，則知素無學籍者，亦未始不可臨時來集也。要之與傳習之關係，實甚淺也。

    然則此等大師，從之何益？居其門下者，得毋皆仰慕虚名，甚或借資聲氣乎？此在後來，誠爲習見之事，然師道初立時，必不容如此。蓋由爲學之道，先後不同也。《漢書·藝文志》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存其大體，玩經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經立也。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説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後進彌以馳逐。故幼童而守一藝，白首而後能言。安其所習，毁所不見，終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也。”朱買臣常艾薪樵，賣以給食，擔束薪，行且誦書；匡衡時行賃作，帶經而鉏，休息輒讀誦；皆所謂耕且養者：存其大體之學，固如是而可爲，其從師，亦誠於都授時往問大義疑難而足矣。碎義逃難之學，則其勢不能如此。《三國·吴志·程秉傳注》引《吴録》，言徵崇“好尚者從學，所教不過數人輒止，欲令其業必有成也”，蓋勢不得不如是也。至此而猶守馬融之驕貴，則師之者除借資聲氣而外，别無他益，不過爲其虚名所眩而已。

    大會都講，可以要名譽，可以廣聲氣，於學則無益也。然而可以要名譽，可以廣聲氣，故講學者恒喜爲之。魏、晉以後，所講者自儒而兼及於玄、佛，此風未之有改；宋、明之世，理學聿興，所講者又與二氏立異，此風亦未之有改也。會集者多，則人心易奮。故有如陸子講“君子喻於義”一章，使聽者感激泣下者。然此非陸子不能。不能而猶爲之，則亦以要名譽、廣聲氣而已。唐甄嘗譏之曰：“升五尺之座，坐虎豹之皮，環而聽之者百千人。在堂下者望而不見；負壁者、及階者見而不聞；在尋丈之間者，聞而不知；在左右、前後者，知而不得。是之謂觀講。衆觀而已，何益之有？”《潛書講學》。

    《南齊書·高逸傳》：沈驎士，隱居餘不吴差山，講經教授，從學者數十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此亦所謂常居門下者也。其數，大概不過如是耳。

    三八一漢世向學者多孤寒之士

    漢世向學者，頗多孤寒之士。公孫弘初牧豕海上。兒寬詣博士受業，貧無資用，常爲弟子都養，及時時間行庸賃，以給衣食。匡衡世農夫，至衡好學，庸作以共資用。承宫，少孤，年八歲，爲人牧豕；鄉里有徐子盛者，以《春秋經》授諸生數百人，宫過息廬下，樂其業，因就聽經，遂請留門下，爲諸生拾薪。桓榮，少學長安，習《歐陽尚書》，事博士九江朱普；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公沙穆游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吴祐賃舂。庾乘，少給縣庭爲門士，郭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宫，遂爲諸生傭。《後漢書·黨錮傳》。衛颯，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常傭以自給。此等皆古所謂耕且養，亦今所謂工讀者。翟方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王章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卧牛衣中。則又有家屬相隨作苦者。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後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令還婦。則漢時游學者，多有家室相隨。光武之長安受《尚書》，資用乏，與同舍生合錢買驢，令從者僦以給諸公費，《本紀》《注》引《東觀記》。已非貧生所敢望矣。苦學者不必皆有所成，然究易於成就。自後漢崇儒重道，明帝既爲功臣子孫、四姓末屬别立校舍；質帝時，梁太后又詔大將軍下至六百石，皆遣子入學；於是貴游子弟，羼入學校之中，勢不得不“章句漸疎多以浮華相尚”矣。《後漢書·儒林傳》。故凡事之衰機，即伏於其極盛之時也。

    三八二游學

    《後漢書·儒林傳論》曰：“自光武中年以後，干戈稍戢，專事經學，自是其風世篤焉。其服儒衣，稱先王，游庠序，聚横塾者，蓋佈之於邦域矣。”此風實尚不待後漢。《漢書·儒林傳》言：“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勸以官禄，訖於元始，百有餘年，傳業者寖盛，大師衆至千餘人。”必不能皆在一地也。如是，向學者似不待遠求，然又言“經生所處，不遠千里之路”，何也？讀《三國志·邴原傳注》所引《原别傳》而知其故矣。

    《原别傳》曰：“原十一而喪父。家貧。鄰有書舍，原過其旁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者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爲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而爲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間，誦《孝經》、《論語》。及長，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焉。曰：君鄉里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文强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爲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説，誠可謂苦藥良鍼矣，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采玉者，有入海而采珠者。豈可謂登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爲東家丘，君以僕爲西家愚夫邪？崧辭謝焉。又曰：兖、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别。原心以爲求師啓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爲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潁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涿郡則親盧子幹。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古言知，猶今言相識。云“君似不知而曰然”，猶今言君實不識鄭君，而冒充相識，其辭慢矣，而原答之甚遜。夫崧之學，豈必愈於鄭玄？原舍玄而求之，殆先見拒於玄？玄所以拒之者，交結之士，聲氣宜廣，鄉里中人，不足以相扶翼。抑方望謝隗囂之書曰：“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露，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後漢書·隗囂傳》。鄉里中人，庸或知我疵瑕，不相推奉，此亦遠游之士之所以好遠游也。孫崧作書相分，而原不用者，知既相違，書必泛泛，投亦無益，不如擱置也。抑誰知原果藏之於家，抑攜以行而未投乎？務交結之士，其言可盡信哉？羈旅八九年，酒不向口，其苦身持力，則可謂難矣。晉世之趙至，其事最可與原參觀。見《晉書·文苑傳》。至而有成即原，原而不遂即至也，亦可哀矣。

    交結亦非一術。《後漢書·文苑傳》：高彪爲諸生，游太學，有雅才而訥於言。嘗從馬融，欲訪大義。融疾不獲見。乃覆刺遺融書，譏其養疴傲士。融省書慚，追還之。彪逝而不顧。彪之見拒於融，猶邴原之不獲於鄭玄，且見拒於孫崧也。原遜辭以答崧，而彪盛氣以陵融者？彪時在太學，聲氣已廣，不憚融矣。融之追還之，蓋亦以此。彪遂不顧者，知嫌隙已搆，更下之亦無益也。《循吏傳》：王涣署仇覽爲主簿，已而謝遣之，使入太學。同郡符融有高名，與覽比宇，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觀其容止，心獨奇之，乃謂曰：與先生同郡壤，鄰房牖。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乃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游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因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覽所以不與融親者，亢厲亦交結之一術也。融終下之，且與林宗俱，其交結之術，可謂異曲而同工矣。覽之見知於王涣，以其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陳元母告元不孝，覽不罪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飲，爲陳人倫孝行。其事絶類黄霸，豈悃愊之士也？其亢厲，亦豈其本志乎？魯丕居大學，“性深沈好學，孳孳不倦。遂杜絶交游，不答候問之禮。”此或真爲己之學，然“士友以此少之”矣。丕、恭弟，見《後漢書·恭傳》。

    《晉書·儒林·氾毓傳》言：當時“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静自守”。《隋書·隱逸·徐則傳》：“幼沈静，寡嗜欲。受業於周弘正，善三玄，精於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之賓也，吾其爲賓乎？遂杖策入縉雲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觀此二事，彌可知學者所以好游之故矣。

    游學二字，昉見《史記·春申君列傳》，曰“游學博聞”，蓋謂其因游學所以能博聞也。學術初興，散佈未廣，受業者不免拘墟，故雖極精深，而闕廣大，言之似通，行之實窒，非有君人南面之學，無以用之。及雜家興，“兼儒、墨，合名、法，知國體之有此，見王治之無不貫”，而此弊袪矣。故雜家之興，實學術之一大變也，此惟游學可以致之，故游學實於學術大有裨益者也。然古之游學，所以求博聞，及漢世，學術既一於儒矣，離鄉背井，所聞亦不過如此，而其好遊反甚於古人。此則又使人驚歎於事勢之遷流，有非拘於常理所能測度者矣。

    三八三夏侯勝、桓榮

    《後漢書·桓榮傳》曰：“榮少學長安。貧窶無資，常客傭以自給，而精力不倦。王莽敗，天下亂。榮抱其經書，與弟子逃匿山谷。雖常飢困，而講論不輟。建武十九年，年六十餘，始辟大司徒府。授太子經。二十八年，爲太子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爲太常。榮初遭倉卒，與族人桓元卿同飢厄。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嗤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榮笑不應。及爲太常，元卿歎曰：我農家子，豈意學之爲利，乃至是哉？”此事最爲論者所嗤鄙，以爲當時爲學之所願，乃如此也？然《漢書·夏侯勝傳》言：“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其言與桓榮亦何以異？然其議武帝廟樂，謂其亡德澤於民，不宜立，訟言詔書不可用。侃侃直節，何其賢也？豈徒志於富貴者而能如是哉？事何可以一端論也？人之爲學，爲榮利計者，固或不免。然能有所成就者，後必稍易其初志，不然，未有能有所成就者也，亦且終不能久持之。以予所見，無不如此者。然則桓榮之不棄所學，謂其徒爲垂老之榮利計，亦淺之乎測丈夫矣。

    三八四漢世豪傑多能讀書

    《廿二史劄記》有《東漢功臣多近儒》一條，歷舉光武功臣，多習儒術，與其《漢初布衣卿相之局》一條并觀，可見世變之亟矣。然其所言，猶有未盡者。《後漢書·順陽懷侯傳》云：伯升嘗與俱學長安，習《尚書》、《春秋》。《陰識傳》：伯升起兵時，識游學長安。聞之，委業而歸，率子弟、宗族、賓客千餘人往詣伯升。是伯升與其徒黨，皆曾讀書也。《朱暉傳》：光武與暉父岑俱學長安，有舊故。及即位，求問岑，時已卒，乃召暉拜爲郎。暉尋以病去，卒業太學。則光武同學有舊故者，又不獨一嚴光矣。諸將中蓋以鄧禹、賈復學業爲最優，故最能偃武脩文。然《李通傳》言：光武征討四方，常令通居守京師，鎮撫百姓。脩宫室，起學官。此又賢於蕭何之徒能籌畫兵餉。後漢營建太學之早，通其與有力乎？《鄧禹傳》言：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藝蓋謂經藝。故和熹亦能通經；訓不好文學，乃爲禹所非也。《馬武傳》：帝與功臣諸侯燕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亦可見禹於經藝頗優。

    《後書·儒林傳贊》稱美儒學之功，謂後漢所以衰敝而能多歷年所者，皆學之效。乍觀之，似不免阿私所好。然細思之，設使何進所召，非董卓而爲張温、皇甫嵩，後漢之禍，何遽至此乎？諸葛亮鞠躬盡瘁，人人知其忠誠矣。即魏武帝，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何一語非出自肺腑？引蒙恬以自方，明雖死不敢負漢，意氣感激之士，讀之能無愴然流涕乎？梁太祖之功業，曷嘗能過魏武帝，而汲汲謀篡如不及，人之度量相越，豈不遠哉？予嘗謂：魏武帝之不肯篡漢，漢世儒學盛行之效也。近世湘淮諸將之不能覆清，自宋以來理學盛行之效也。其事之是非利害，難以一言定，要其因果，則如此耳。

    抑漢世儒學，能戢梟雄之心，以澹干戈之禍者，尚不僅於魏武帝、諸葛武侯見之也。當時跅弛之士蓋多矣！魏朗，嘗白日操刃，爲兄報讎縣中。後亡命陳國，從博士卻仲信遊。又詣太學受五經。《後漢書·黨錮傳》。徐庶，少好任俠、擊劍。爲人報讎。後更折節學問。《三國志·諸葛亮傳注》引《魏略》。何顒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顒往候之，偉高泣而訴。顒感其義，爲復讎，以頭醊其墓。後爲宦官所陷，亡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爲奔走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顒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戹者，爲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後又與荀爽、王允等共謀董卓。《後書·黨錮傳》。此等皆大俠者流也。使無名教以範圍之，玄黄龍戰之際，又惡知其所至乎？多一顧念名義之人，即少一裂冠毁冕之人；多一不忍殺人之人，即少一横行無忌之人。文教之維持世運，其功，誠有不可見而又不容盡没者耳。

    三八五東漢諸將與儒學

    生民之禍，無酷於兵。觀秦、漢間之事可知矣。新、漢之際，戰争猶酷於秦、漢之間，然後漢諸將，則頗有不嗜殺人者，此不可謂非儒學之功也。光武之遣馮異代鄧禹也，敕之曰：“諸將非不健鬭，然好虜掠。卿本能馭吏士，念自脩敕，無爲郡縣所苦。”岑彭破荆門，長驅武陽，持軍整齊，秋毫無犯。陳俊爲琅邪太守，專征青徐，檢制軍吏，不與郡縣相干。百姓歌之，銚期自爲將，有所降下，未嘗虜掠。祭遵制御士心，不越法度，所在吏民，不知有軍。李忠與任光同奉世祖，從攻下屬縣。至苦陘，世祖會諸將，問所得財物，惟忠獨無所掠。朱祐將兵多受降，以克定城邑爲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軍人多以此怨之。三數將率之不嗜殺人，於九州顛覆之禍，固亦所補甚微，然此不得不歸諸教化之功。馮異者，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祭遵少好經書。朱祐初學長安。岑彭、陳俊、任光史雖不言其學業，然彭王莽時守本縣長，俊少爲郡吏，任光爲鄉嗇夫，郡縣吏，而李忠又以好禮脩整稱，王莽時爲新博屬長。漢世吏人亦多儒者，銚期父卒服喪三年，其非不讀書尤可知矣。《祭遵傳》云：“嘗爲部吏所侵，結客殺之。初，縣中以其柔也，既而皆憚焉。”《任光傳》云：“少忠厚，爲鄉吏所愛。”其非無行之徒可知。職是故，諸將私行，亦多脩飭，如祭遵“爲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輒盡與士卒，家無餘財；身衣韋褲布被，夫人裳不加緣。”“臨死遺誡：牛車載喪，薄葬洛陽。問以家事，終無所言。”遵從弟彤，“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兼副”是也。寇恂不與賈復鬭，馮異每所止舍，諸將并坐論功，異常獨屏大樹下，軍中號曰大樹將軍。此固藺相如、魯仲連之所優爲，然在彼輩或以天資特高，在儒者則爲庸行矣。故知教化之功不可盡誣也。

    光武與功臣諸侯燕語，從容言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禄，何所至乎？”鄧禹先對曰：“臣少嘗學問，可郡文學博士。”見《馬武傳》。可知當時諸將，非必以武功自見者。功成之後，尚能敦行脩學，居官亦多能撫循人民，興起教化，非偶然也。如寇恂爲汝南太守，脩鄉校，教生徒，聘能爲《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經明行脩，名重朝廷。賈復知光武欲偃干戈，脩文德，乃興鄧禹并剽甲兵，敦儒學。祭遵爲將軍，取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又建爲孔子立後，奏置五經大夫。李忠爲丹陽太守，起學校，習禮容，春秋鄉飲，選用明經，皆是。光武雖不任功臣，而高密、固始、膠東三侯，嘗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亦見其人非盡武夫也。

    三八六儒將

    論流品者必以儒爲尚，如將曰儒將，醫曰儒醫是也。此由執筆者皆儒生，故自私其類歟？蓋不免焉，而亦不盡然也。世所謂儒醫者，多不閑於手術。此由儒者多四體不勤故也。儒醫尊而鈴醫賤，不復能得重糈，乃多苟圖糊口，不求精進，古專家之技，遂以是而亡，近世平《銀海精微》者，謂其術或非今眼科之所知，其一證也。然儒醫雖不閑於技，而多好求明理，五運六氣等空論，誠不足取；然審證周，用藥慎，能推廣方書之用，而救鈴醫鹵莽之失者，亦不少焉。醫籍俱在，不可誣也。惟將亦然，儒將所長，曰能恤人民，曰能嚴國紀。以嚴國紀言之，於大局一時之安危，所關尤巨。鑒觀往史，而不免感不絶於余心也。

    《後漢書·儒林傳》稱儒學之效曰：“所談者仁義，所傳者聖法也。故人識君臣父子之綱，家知違邪歸正之路，自桓、靈之間，君道秕僻，朝綱日陵，國隙屢啓，自中知以下，靡不審其崩離，而權强之臣，息其窺盜之謀，豪俊之夫，屈於鄙生之議者，人誦先王言也，下畏逆順勢也。至如張温、皇甫嵩之徒，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俯仰顧盼，則天業可移，猶鞠躬昏主之下，狼狽折札之命，散成兵就繩約而無悔心，暨乎剥橈自極，人神數盡，然後羣英乘其運，世德終其祚，跡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多歷年所者，斯豈非學之效乎？”斯言也，乍觀之，一若阿私所好者，然試設想：何進之所召者，若非董卓而爲張温、皇甫嵩，漢末之禍，亦何遽至此？張温、皇甫嵩非能大有爲之人，范氏謂其俯仰則天業可移，庸或太過。然如諸葛武侯之在蜀，孰能禁其不自取？猶可曰：國小民寡，大功未就，遽謀篡奪，必無以饜衆心，知者不爲也。乃如魏武帝，中原大亂，皆身所戡定，雖曰一統之功未竟，然吴、蜀之在當日，亦僻壤耳，功不逮此，而遽自尊者，豈可悉數？魏武而欲自取，其孰能禁之？乃觀建安十五年十二月己亥令，殷殷欲以周文、齊桓爲法，反覆樂毅、蒙恬之行事，至於流涕，其確乎不拔爲何如？而世乃妄造荀彧沮其國公九錫之議，謂公爲不平，彧以憂死，可謂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矣。難立而易壞者，莫如綱紀。綱紀，無形可見者也，然可以範圍一世之人心，使其莫敢逾越。人心咸軌於正，然後羣之内可以相安，羣之外莫敢予侮。自辛亥革命以來，武人擅權，裂冠毁冕，内亂不已，外寇乘之，八年征戰，雖獲幸勝，而蕭牆之内，猶不能以一朝居，此仁人志士，所由撫膺扼腕，歎息於張温、皇甫嵩、魏武帝、諸葛武侯之不作者也。歷代喪亂之時，陰受儒將之賜而不自知者有二：一在漢、魏之間，一則勝清咸、同之際。今人每訾曾、胡、左、李之倫，翼建夷以覆宗國，此乃未能論世，而欲知人。當是之時，風塵澒洞，九州豺虎，生民之禍，亦已烈矣。設更益之以武夫割據，互相攻伐，中國大局，又將何如？辛亥以後之擾攘，所以遼緩之數十年而後見者，以曾、胡、左、李輩皆讀書人，莫敢干犯名義，且急流勇退，大局麤定，即釋兵權故也。彼固昧於民族之義矣，然視何者爲綱紀，嚴畏而不敢犯，夫固各以其時。試問今日，有能嚴民權之義，若昔時天澤之分者乎？然則所謂軍人教育者，誠不宜徒騖於戰勝攻取之末，而不思其本也。

    雖然，儒將之效，則亦有所極矣。以張温、皇甫嵩、魏武帝、諸葛武侯、曾、胡、左、李輩之嚴畏名義，亦不過能使萁豆相煎之禍，遼緩之數十年耳，卒不能消滅之使不作也。是何也？傳曰：“兵猶火也，不戢將自焚也。”見《左傳》隱公四年。夫曰自焚，則非敵能勝之，而其敗亡實由於自取矣。自取之道奈何？記曰：“不誠無物”，見《禮記·中庸》。而兵事則尚狙詐。夫其爲狙詐也，豈不曰：“吾特以是遂吾之所求。”所以求之者雖詐，而其求之之意，固出於至誠惻怛也。此固非欺人之談，然習於詐者，終將稍傷其誠，且尚詐則不能無用機巧之人，而機巧之人，其至誠惻怛之心必較薄，故軍之乘時特起者，雖以哀矜始，及其久屯聚而不散，則終必稍離其真。魏武帝之後，繼之以司馬宣王。曾、胡硁硁，左宗棠雖少麤獷，猶不以權譎爲體，至李鴻章則異是矣，而其後遂乘之以無所不爲之袁世凱，豈不哀哉？握兵者終必至於無所不爲，何也？曰：人生而有欲，不敢肆其欲者，以外力箝制之，使不得逞耳。握兵者則孰能箝制之？其力終必日擴，其行即隨之而日肆，勢也。惟至誠惻怛之士，所欲更有大於此者，乃能自抑其欲而不敢肆，此等人蓋不易數覯。抑人心不能無隨境而遷，後起者所值之時勢，必不如創業者之艱，則其至誠惻怛之心，亦將隨之而減，則其欲稍縱而行日肆矣。久之則若堤防之潰決而不可御矣。其事至淺也，其禍至博也，見微知著者，不可以不察也。魏武帝雅性節儉，不好華麗，後宫衣不錦綉，侍御履不二采，此蓋其所以能奮起於艱難之中，手戡羣雄。然其爲司空欲身率其下也，歲發調，必使本縣平其資。譙令平曹洪貲財與公家等，而公曰：我家財那得如子廉邪？然則公雖節儉，其下不必皆然，公亦明知之而不能禁也。以是推之，當時文武臣僚，風氣可以想見。崔琰、毛玠典選，必崇一概難堪之行，明知其足以長僞而不恤，其亦有所不得已與？然何益矣，曹爽既已侈敗，司馬宣王務反爽，而其時之侈風乃彌甚，終至滔滔不可復返焉。請舉二事以明之。石崇與王愷競富，晉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愷，高三尺許，枝柯扶疏，無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碎之。愷既惋惜，又謂崇嫉己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三四尺者六七株，條幹絶俗，光采曜日，如愷比者甚衆，愷恍然自失矣。帝又嘗幸王濟宅，供饌甚豐，悉貯琉璃器中。琉璃來自西胡，珊瑚出於南海，漢末喪亂，至魏文帝之世，都畿猶樹木成林，有待斫伐；見《三國志·王昶傳》。而王石等乃能多致遠物如此，當時文武臣僚財力之雄可想，弗求胡獲？無所不爲之行，蓋有迫之不得不然者矣。積重者難返，善觀世變者，所以不欲兵之久屯聚也。

    三八七郡國文學

    漢世郡國文學之職，於教育頗有關係。諸葛豐及翟方進父翟公，皆嘗爲郡文學。匡衡調補平原文學，學者多上書薦衡，“經明，當世少雙。今爲文學就官，京師後進，皆欲從衡平原，衡不宜在遠方。”可見當時文學，頗有名人爲之。《三國志·杜畿傳注》引《魏略》，言畿爲河東太守，署樂詳爲文學祭酒，使教後進，河東學業大興。《倉慈傳注》引《魏略》，言令狐邵爲弘農太守，是時郡無知經者，乃歷問諸吏，有欲遠行就師，輒假遣，令詣河東就樂詳學，經麤明乃還。因設文學。由是弘農學業轉興。皆文學舉職之效也。

    三八八傳、説、記

    六經皆古籍，而孔子取以立教，則又自有其義。孔子之義，不必盡與古義合，而不能謂其物不本之於古。其物雖本之於古，而孔子自别有其義。儒家所重者，孔子之義，非自古相傳之典籍也。此兩義各不相妨。故儒家之尊孔子，曰：“賢於堯舜遠矣。”曰：“自生民以來，未有孔子。”《孟子·公孫丑》上。而孔子則謙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論語·述而》。即推尊孔子者，亦未嘗不以“祖述堯舜，憲章文武”爲言也。《禮記·中庸》。若如崇信今文者之説，謂六經皆孔子所作，前無所承，則孔子何不作一條理明備之書，而必爲此散無友紀之物？又何解於六經文字，古近不同，顯然不出一手，并顯然非出一時乎？若如崇信古學者之言，謂六經皆自古相傳之物，孔子之功，止於抱遺訂墜；而其所闡明，亦不過古先聖王相傳之道，初未嘗别有所得；則馬、鄭之精密，豈不真勝於孔子之麤疏乎？其説必不可通矣。

    惟六經僅相傳古籍，而孔門所重，在於孔子之義。故經之本文，并不較與經相輔而行之物爲重；不徒不較重，抑且無相輔而行之物，而經竟爲無謂之書矣。

    與經相輔而行者，大略有三：傳、説、記是也。《漢書·河間獻王傳》曰：“獻王所得書，皆經、傳、説、記，七十子之徒所論。”蓋傳、説、記三者，皆與經相輔而行，孔門所傳之書，大略可分此四類也。

    傳、説二者，實即一物；不過其出較先，久著竹帛者，則謂之傳；其出較後，猶存口耳者，則謂之説耳。陳氏澧曰：“《荀子》曰：《國風》之好色也，其傳曰：盈其欲而不愆其止，其誠可比於金石，其聲可内於宗廟。《大略》。據此，則周時《國風》已有傳矣。《韓詩外傳》亦屢稱傳曰。《史記·三代世表》，褚先生曰：《詩傳》曰：湯之先爲契，無父而生。此皆不知何時之傳也。”《東塾讀書記》六。陳氏所引，實皆孔門《詩傳》，謂不知何時之傳者誤也。然孔子以前，《詩》確已自有傳，《史記·伯夷列傳》引《軼詩傳》是也。以此推之，《孔子世家》稱孔子序《書傳》，書傳二字，蓋平舉之辭？孔子序《書》，蓋或取其本文，或取傳者之辭。故二十八篇，文義顯分古近也。如《金縢》亦記周公之辭，其文義遠較《大誥》等篇爲平近。古代文字用少，書策流傳，義率存於口説，其説即謂之傳。凡古書，莫不有傳與之相輔而行，其物既由來甚舊，而與其所傳之書，又如輔車相依，不可闕一；故古人引用，二者多不甚立别，而傳遂或與其所傳之書，并合爲一焉。漢人引據經傳，不别者甚多，崔氏適《春秋復始》論之甚詳，今更略舉數證。《孟子·萬章》一篇論舜事最多，後人多欲以補《舜典》；然《尚書》二十八篇爲備，實不應有《舜典》。而完廩、浚井等事，亦見《史記·五帝本紀》。《五帝本紀》多同伏生《書傳》。蓋孟子、史公，同用孔門《書》説也。以此推之，《滕文公》篇引《書》曰“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論語·爲政》引《書》曰“孝乎惟孝”，亦皆《書傳》文矣。《説文·旻部》夐下引《商書》曰：“高宗夢得説，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巖。”語見《書序》，蓋《書傳》文，而作序者竊取之。“差以豪釐，繆以千里”，見《易·繫辭》。《繫辭釋文》云王肅本有傳字。案《太史公自序》述其父談《論六家要旨》，引《繫辭》“一致而百慮，同歸而殊塗”，謂此武王之勇也後乃申釋其義，則經傳合居一簡，古書如此者甚多。今所傳《易·繫辭》下無傳字，亦不能議其脱也。

    《公羊》曰：“定、哀多微辭，主人習其讀而問其傳，則未知己之有罪焉爾。”定公元年。古代文字用少，雖著之傳，其辭仍甚簡略，而又不能無所隱諱。若此，則不得不有藉於説明矣。《漢書·蔡義傳》：“詔求能爲《韓詩》者，徵義待詔，久不進見。義上疏曰：臣山東草萊之人，行能亡所比，容貌不及衆，然而不棄人倫者，竊以聞道於先師，自託於經術也。願賜清閒之燕，得盡精思於前。上召見義，説《詩》，甚説之。”又《儒林傳》：“兒寬初見武帝，語經學。”上曰：“吾始以《尚書》爲樸學，弗好。樸即《老子》“樸散而爲器”之樸。《淮南·精神注》：“樸，猶質也。”所謂木不斲不成器也。此可見經而無傳，傳而無説，即成爲無謂之物。及聞寬説，可觀，乃從寬問一篇。”并可見漢世傳經，精義皆存於説，漢儒所由以背師説爲大戒也。凡説，率至漢師始著竹帛。以前此未著竹帛，故至漢世仍謂之説也。夏侯勝“受詔撰《尚書論語説》”；《漢書》本傳。“劉向校書，考《易説》，以爲諸家《易説》，皆祖田何、楊叔、丁將軍，大義略同，惟京氏爲異黨；焦延壽獨得隱士之説，託之孟氏，不相與同”，《儒林傳》。是也。《漢書·王莽傳》：莽上奏曰：“殷爵三等，有其説，無其文。”又羣臣請安漢公居攝如天子之奏曰：“《書》曰：我嗣事子孫，大不克共上下，遏失前人光，在家，不知命不易，天應棐諶，乃亡隊命，《説》曰：周公服天子之冕，南面而朝羣臣，發號施令，常稱王命，召公賢人，不知聖人之意，故不説也。”然則説可引據，亦同於傳。蓋傳即先師之説，説而著之竹帛，亦即與傳無異耳。漢人爲學，必貴師傳，正以此故。劉歆等首唱異説，其所以攻擊今文師者，實在“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漢書·楚元王傳》附《歆傳》。兩語；而古學家之學，遠不逮今文師者，亦實以此。以其奮數人之私智，以求之傳記，斷不能如歷世相傳之説之精也。公孫禄劾歆“傎倒《五經》，毁師法”，《莽傳》。毁師法，即背師説也。

    傳附庸於經，記與經則爲同類之物，二者皆古書也。記之本義，蓋謂史籍。《公羊》僖公二年，宫之奇諫曰：“《記》曰：脣亡則齒寒。”《解詁》：“記，史記也。”史記二字，爲漢時史籍之通稱，猶今言歷史也。《韓非子·忠孝》：“《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孔子曰：當是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此語亦見《孟子·萬章》上篇，咸丘蒙以問孟子，孟子斥爲齊東野人之語，古亦稱史記爲語，可爲《解詁》之證。記字所苞甚廣，宫之奇、咸丘蒙所引，蓋記言之史，小説家之流；其記典禮者，則今所謂《禮記》是也。《記》與《禮》實非異物，故古人引《禮》者或稱《記》，引《記》者亦或稱《禮》。《詩·采蘩箋》引《少牢饋食禮》稱《禮記》，《聘禮注》引《聘義》作《聘禮》，又《論衡·祭意》引《禮記·祭法》皆稱《禮》。〇《禮記》中《投壺》、《奔喪》，鄭謂皆同《逸禮》，而《曲禮》首句即曰“《曲禮》曰”，可見《禮》與《記》之無别也。今《儀禮》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少牢饋食》、《有司徹》四篇無記。宋儒熊氏朋來之説。凡記皆記經所不備，兼記經外遠古之言。鄭注《燕禮》云：“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蓋自爾之後有記乎？”《士冠禮疏》。《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記》，鄭《注》曰：“世子之禮亡，言此存其記。”蓋著之竹帛之時，有司猶能陳其數；或雖官失其守，而私家猶能舉其本末，如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則謂之《禮》；而不然者，則謂之《記》耳。記之爲物甚古，故亦自有傳；《士冠禮疏》：“《喪服記》，子夏爲之作傳，不應自造還自解之。《記》當在子夏之前，孔子之時，未知是誰所録。”案古書多有傳説，已見前，《記》之《傳》，或孔門録是《記》者爲之，或本有而録是《記》者并録之，俱未可定也。而《禮記》又多引舊記也。如《文王世子》引《世子之記》。又引《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云云。《祭統》引《記》曰“齊者不樂”，又引《記》曰“嘗之日，發公室”云云皆是。

    傳説同類，記以補經不備，傳則附麗於經，故與經相輔而行之書，亦總稱爲傳記，如劉歆《移太常博士》所言是也。《河間獻王傳》，并稱經傳説記，傳蓋指古書固有之傳而言，如前所引《軼詩傳》及孔子所序之《書傳》是。其孔門所爲之傳，蓋苞括於説中。

    大義存於傳，不存於經，試舉一事爲徵。《堯典》究有何義？試讀《孟子·萬章》上篇，則禪讓之大義存焉。夷考伏生《書傳》、《史記·五帝本紀》，説皆與孟子同，蓋同用孔門書説也。此等處，今人必謂伏生襲孟子，史公又襲伏生。殊不知古代簡策流傳甚難，古人又守其師説甚固，異家之説，多不肯用，安得互相勦襲，如此之易？史公説堯舜禪讓，固同《孟子》矣，而其説伊尹，即以割烹要湯爲正説，與《孟子》正相反。何又忽焉立異乎？可見其説禪讓事，乃與《孟子》所本者同，而非即用《孟子》矣。〇經義并有儒家失傳，存於他家書中者。《吕覽》多儒家言，予别有考。今《尚書甘誓》，徒讀其本文，亦絶無意義。苟與《吕覽·先己》參看，則知孔子之序是篇，蓋取退而脩德之意矣。傳不足以盡義，而必有待於説，試亦引一事爲徵。王魯，新周，故宋，非《春秋》之大義乎？然《公羊》無其文也，非《繁露》其孰能明之？《三代改制質文》篇。案亦見《史記·孔子世家》。又《樂動聲義》有“先魯後殷新周故宋”之文，見《文選》潘安仁《笙賦注》。古人爲學，所以貴師承也。後人率重經而輕傳、説，其實二者皆漢初先師所傳。若信今文，則先師既不僞經，豈肯僞傳？若信古文，則今古文經，所異惟在文字，今文經正以得古文經而彌見其可信。經可信，傳、説之可信亦因可見矣。或又謂經爲古籍，據以考證古事，必較傳爲足據。殊不知孔門之經，雖係古籍，其文字未必一仍其舊。試觀《堯典》、《禹貢》，文字反較殷《盤》、周《誥》爲平易可知。而古籍之口耳相傳，歷久而不失其辭者，亦未必不存於傳、説、記之中也。然則欲考古事者，偏重經文，亦未必遂得矣。《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不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公羊》昭十二年《疏》引《春秋説》云：“孔子作《春秋》，一萬八千字，九月而書成，以授游、夏之徒，游、夏之徒不能改一字。”然則相傳以爲筆削皆出孔子者，惟《春秋》一經。餘則删定之旨或出孔子，其文辭必非孔子所手定也。即游、夏不能改一字，亦以有關大義者爲限，若於義無關，則文字之出入，古人初不深計。不獨文字，即事物亦有不甚計較者。吕不韋聚賓客著書，既成，佈咸陽市門，縣千金其上，延諸侯游士賓客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高誘《注》多摘其誤，謂揚子雲恨不及其時車載其金。殊不知不韋所求，亦在能糾正其義。若事物之誤，無緣舉當時游士賓客，不及一揚子雲也。子雲既沾沾自喜，高誘又津津樂道，此其所以適成爲子雲及高氏之見也。

    翼經之作，見於《漢志》者：曰外傳，曰雜傳，蓋摭拾前世之傳爲之。《漢書·儒林傳》：“韓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又曰：“韓生亦以《易》授人，推《易》意而爲之傳。”一似其傳皆自爲之者。然《韓詩外傳》見存，大抵徵引成文，蓋必出自前人，乃可謂之傳也。曰傳記，曰傳説，則合傳與記、説爲一書者也。曰説義，蓋説之二名。曰雜記，則記之雜者也。曰故，曰解故，以去古遠，故古言有待訓釋，此蓋漢世始有。曰訓傳，則兼訓釋古言及傳二者也。《毛傳》釋字義處爲詁訓。閒有引成文者，如《小弁》、《緜》之引《孟子》，《行葦》之引《射義》，《瞻卬》之引《祭義》，《閟宫》之引孟仲子，則所謂傳也。

    《漢志·春秋》有《左氏微》二篇，又有《鐸氏微》三篇、《張氏微》十篇、《虞氏微傳》二篇。微，蓋即“定哀多微辭”之微；亦即劉歆《移太常博士》所謂“夫子没而微言絶”者也。定哀之聞，辭雖微，義則具存於先師之口説，何絶之有？易世之後，忌諱不存，舉而筆之於書，則即所謂傳也，安用别立微之名乎？今《左氏》具存，解經處極少，且無大義，安有微言？張氏不知何人。鐸氏，《注》曰：“楚太傅鐸椒。”虞氏，《注》曰：“趙相虞卿。”《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鐸椒爲楚威王傅，爲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卒四十章，爲《鐸氏微》。趙孝成王時，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觀近世，亦著八篇，爲《虞氏春秋》。”二書與孔子之《春秋》何涉？鐸氏之書自名《微》，非其書之外，别有所謂微者在也。今乃舉左氏、張氏、虞氏之書而皆爲之微，虞氏且兼爲之傳，其爲妄人所託，不問可知。猶之附麗於經者爲傳、説，補經之不備者爲記，本無所謂緯，而漢末妄人，乃集合傳、説、記之屬，而别立一緯之名也。要之多立名目以自張，而排斥異己而已。故與經相輔而行之書，實盡於傳、説、記三者也。

    傳、説、記三者，自以説爲最可貴，讀前文自見。漢世所謂説者，蓋皆存於章句之中。章句之多者，輙數十百萬言，而《漢書》述當時儒學之盛，謂一經説至百萬餘言，《儒林傳》。可知章句之即説。枝葉繁滋，誠不免碎義逃難、博而寡要之失；然積古相傳之精義，則於此存焉。鄭玄釋《春秋運斗樞》云：“孔子雖有盛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陰書於緯，以傳後王。”《王制正義》。古代簡策繁重，既已筆之於書，夫復安能自祕？其爲竊今文家口授傳指之語而失其實，不問可知。《文選》劉歆《移太常博士注》：“《論語讖》曰：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此造緯者之自道也。然緯之名目雖妄，而其爲物，則固爲今文經説之薈萃；使其具存，其價值當尚在《白虎通義》之上也；乃以與讖相雜，盡付一炬，亦可哀矣。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一卷第四期，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五日出版

    三八九詩無作義

    事有古今異者，亦有古今同者。古今異者，後人或不知其異，而即以當日之情形，測度古人；古今同者，則又不知其同，而妄生穿鑿。可謂其失惟鈞矣。古之詩，與後世之謡辭相似者也，其原多出於勞人思婦，矢口所陳，或託物而起興，或感事而陳辭。其辭不必無所因，而既成之後，十口相傳，又不能無所改易。故必欲問詩之作者爲何人，其作之爲何事，不徒在後世不可得，即起古人於九原而問之，亦將茫然無以對。何也？其作者本不可知，至於何爲而作，則作者亦不自知也。三家説《詩》，知本義者極少，即由於此。今所傳《小序》，乃無一詩不知其何爲而作；而其所爲作，且無一不由於政治；幾若勞人思婦，無不知政治之得失者。夫古者謂陳詩可觀民風，抑且可知政治之得失者，以風俗之善惡，與政治之得失相關也；非謂勞人思婦，無一不深知政治，明乎其得失，且知其與風俗之關係也。所謂《小雅》譏己之得失，其流及上也。《雅》且如此，而況於《風》。若如今之《詩序》，則《風雅》何别焉？故今之《詩序》，不必問其所言者如何，但觀其詩之皆能得其本義一端，即知其不可信矣。

    《詩》有誦義，無作義，有以此爲攻擊今學之言者。《漢書·藝文志》，謂齊韓《詩》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是也。陳蘭甫辨之云：“今本《韓詩外傳》，有元至正十五年錢惟善《序》云：斷章取義，有合於孔門商賜言《詩》之旨。澧案《孟子》云：憂心悄悄，愠於羣小，孔子也；亦外傳之體。《禮記·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大學》引《詩》者，尤多似外傳。蓋孔門學《詩》者皆如此。其於詩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觸發，非後儒所能及。西漢經學，惟《詩》有《毛氏》、《韓氏》兩家之書，傳至今日，讀者得知古人内傳、外傳之體；乃天之未喪斯文也。《直齋書録解題》云：《韓詩外傳》，多記雜説，不專解《詩》，果當時本書否？杭堇浦云：董生《繁露》、韓嬰《外傳》，偭背經旨，敷列雜説，是謂畔經；此則不知内外傳之體矣。”其自注云：“韓非有《解老篇》，復有《喻老篇》，引古事以明之，即外傳之體。其《解老》即内傳也。”《東塾讀書記》卷六。愚案：觀此，即可知此體由來之古，所謂詩義洽熟於心。凡讀古書，論古人古事，皆與詩義相觸發者，古簡籍少而誦之專精之世，凡書皆然，正不獨《詩》；抑古之誦《詩》者皆然，亦不獨孔門之言《詩》者也。古人會聚，多賦《詩》以見志，即其一證。

    陳蘭甫又云：“《毛傳》有述古事，如《韓詩外傳》之體者；如《素冠傳》子夏閔子騫三年喪畢見夫子一節，《小弁傳》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詩也一節，《巷伯傳》昔者顔叔子獨處於室一節，《緜傳》古公處豳一節，虞芮之君相與争田一節，《行葦傳》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一節，皆外傳之體。《定之方中傳》建邦能命龜一節，雖非述古事，然因經文卜云其吉一語，而連及九能，亦外傳之體也。”同上。然則《韓詩外傳》乃《毛詩》家所不能爲耳，非其所不欲爲也。

    三九〇毛詩傳授之誣

    羣經傳授源流，有極不可信者。劉歆云：“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經學之淵源，必不始此；然先師名字之可記識者，則始於此矣。言羣經之傳授者，當以《史記》、《兩漢書》、《儒林傳》、《藝文志》。《隋書》、《經籍志》。《經典釋文》《叙録》。爲大宗。前人記識，偶有遺落，而後人從而補之，原非必不可有之事。然前人所遺落，何至如是之多，而其所補者，又多無徵不信，齟齬難通，其不免於億造附益可知。君子觀於此，而知信史之難得矣。

    《史記·儒林傳》曰：“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此其源流，皆確實可據，而其人之行事，亦確有可徵者也。至《漢書》，則已有不盡然者。

    《史記》云“言《詩》於魯則申培公”，非謂申培公之學，無所受之也，其名氏不復傳也；故但曰“吕太后時，申公游學長安，與劉郢同師”而已。而《漢書》補出浮丘伯之名，《儒林傳》曰：申公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吕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業。《元王傳》曰：少時，嘗與魯繆生、白生、申公，俱受《詩》浮丘伯；伯，孫卿門人。及秦焚書，各别去。郢之名，則作郢客。浮丘伯之行事，既無可考；元王賢王，果曾與申公同師，史公無緣不知；知之，無緣置之而獨言其子。然則申公與元王同師，或因與其子同師而傳譌。而繆生、白生嘗與元王同學，或又因其與申公爲同功一體之臣而傅會也。此説如確，則浮丘伯之名，可信與否，亦有不可知者矣。然此尚僅有可疑而已。乃如《毛詩》，《漢志》云：“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自謂者，無徵之辭；好之，亦僅好之而已。乃《詩譜》云：“魯人大毛公爲《訓詁傳》，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分毛公爲大小，固已未知所據；而易好之爲獻之，則諸言河間獻書者，何以不及《毛詩》；而劉歆校書中祕，亦何以但稱無師説之《逸禮》、《古文尚書》、《周官》、《左氏》，而不及有《詁訓傳》之《毛詩》乎？鄭氏但言毛公有二，未舉其名也。《後漢書·儒林傳》曰：“趙人毛長傳《詩》，是爲《毛詩》。”毛長者，大毛公乎？小毛公乎？何以易魯而爲趙也？《隋志》：“《毛詩》二十卷，漢河間太守毛萇撰。”又易長而爲萇，且變趙人爲河間太守，總不知其何據。陸璣云：“孔子删《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孟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傳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璣與鄭玄，相去極近，《毛詩》果出子夏，乃聖門高弟，荀卿則六國名儒，豈容置而不言？稱人不舉名字，但用當時稱號，漢人類然，如伏生名勝，始見《後漢書·伏湛傳》，《史》、《漢》皆但作伏生是。案此等有可信者，亦有不可信者。如伏氏世傳儒業，行事衆所共知，先祖之名，後昆自不容虚構；乃如遥遥華胄，信否難徵，欲以譜牒之具存，顯示胤裔之非僞，則名字爵里，或謂往史所不詳，轉非後人所能共信矣。而於邑里頗重，果大毛公魯人，小毛公趙人，康成豈得不加别白也？《釋文》以此爲一説，又引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整亦三國吴人，説之乖異又如此。而所舉人名，又無一有行事可徵驗者，安得不令人疑而不信乎？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六期，一九三四年三月十五日出版

    三九一詩序上

    《詩序》辯説，最爲紛歧。若知漢時所謂古學者，皆摭拾傳記爲之；其所謂出於某某者，大抵附會依託，不可信據，則亦無疑於此矣。

    《詩序》誰作，宋以後説多憑億測，無可徵驗，即亦無從辯論。其爲古説者有三：鄭氏《詩譜》，謂《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一也；《正義》引沈重説。王肅《家語注》，以爲子夏作，二也；《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作，三也。宏與鄭、王，相去甚近，《序》果宏作，鄭、王無緣不知；然《序》有鄭注而無鄭箋，實爲出於《毛傳》以後之確證。其文平近諧婉，且不類西漢人作，更無論先秦矣。鄭、王何至并此而不能辨？然一以爲逕出子夏，一以爲兼出毛公，何也？古人云某書某作，不必其人親著竹帛，特推所自來耳。《序》出子夏、毛公，蓋古學家舊説，其著之竹帛，實始衛宏。鄭、王皆本所自來，故以子夏、毛公爲言耳。《隋志》謂“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又加潤益”，蓋古學家成説，非苟爲調停之辭也。鄭、王、范曄皆言之不具耳。然《序》實古學家采綴古書所爲，不惟非子夏，亦必不出毛公也。鄭樵云：“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黄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語，蓋宏之《序》至是始行也。”此説甚是，可爲《詩序》晚出之確證。

    《詩》之《大小序》，亦爲聚訟之一端。有就《關雎》一序，分爲大小者；有就各詩，分析其首句爲《小序》，下爲《大序》者。《釋文》引舊説云：“起至用之邦國焉，名《關雎序》，謂之《小序》；自風風也，訖末，名爲《大序》。”朱子作《詩序辯説》，以詩者志之所之至也爲《大序》，餘爲《關雎小序》。以初句爲子夏作，説出成伯嶼。蘇轍《詩集傳》，祇存首句，餘皆删。程大昌《考古編》，亦以首語爲古序，續申者爲衛宏語。案魏源《詩古微》論三家《詩》亦有序，頗允。諸家所引《韓詩》，如《關雎》刺時也，《芣苢》傷夫有惡疾也等，皆與《詩序》首語一例。張揖習《齊詩》，《上林賦注》：“《伐檀》，刺賢者不遇也。”亦同。蓋作序者依三家體例爲之也。《隋志·史部》論簿録之語曰：“孔子删書，别爲之序，各陳作者所由。韓毛二《詩》，亦皆相類。”案《舊唐志》：《韓詩》二十卷，卜商序，韓嬰撰。《韓詩翼要》十卷，卜商撰。《毛詩集序》二卷，卜商撰。《新書志》：《韓詩》，卜商序，韓嬰注，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卜商集序》二卷，又《翼要》十卷。《翼要》當屬《毛詩》。《舊書》韓字蓋衍。韓、毛之序，體例相同，觀《隋志》之言可見。《翼要》則竊疑其放《外傳》也。雖無以知其必然，然《關雎》之序，非僅説《關雎》一詩；而各序首句及其下文，顯有斧鑿痕跡，則無可疑也。予謂《大小序》之分，大體當從朱熹之説，自起至“用之邦國焉”爲《小序》，專序《關雎》一詩。“風風也”至“詩之至也”爲《大序》，總論全詩之義。“然則關雎麟趾”以下，介於《大》、《小序》之間，蓋論全詩之義既竟，專論《周南》、《召南》，又迴合至《關雎》一篇者也。《大》、《小序》之名，蓋傳此序者所立，而非作此序者胸中先有此區别。故以其義論之，則一篇之中，兼苞專論《關雎》、統論詩義及《二南》兩端；以其文言之，則又一氣相承，不能分割也。蓋作《詩序》者，以論全詩及《二南》之語，合諸《關雎序》中，後人欲加分别，乃立大小之名也。此序最可見古學家之説係摭拾傳記而成。

    此序統論詩義者，自“風風也”至“教以化之”，論風之義；“詩者志之所之”至“移風俗”，論詩及樂；“故詩有六義焉”至“六曰頌”，論六義；“上以風化下”至“詩之至也”，論風、雅、頌。論詩及樂者，取諸《樂記》；論六義者，取諸《周官》；餘與論《二南》及《關雎》一詩者，蓋取諸三家。而其文又有奪佚。且《詩》止《風》、《雅》、《頌》三體，而《序》云詩有六義，乃生賦、比、興究爲詩篇異體，抑詩文異辭之疑。康成最喜牽合《周官》，乃謂孔子録《詩》，已合風雅頌中，難可摘别。并謂《七月》一詩，備有三體，以牽合《周官》籥章之文。於是疑竇叢生，殊不知作《詩序》者，不過見《周官》即漫采之，初未計及《周官》六詩之説，與《詩經》風、雅、頌之體不能相容也。古學家之説多如此。後來彌縫漸密，初出時則極麤略，如鄭衆以《書序》之《周官》，即今謂之《周禮》之《周官》，篇卷多少，文體異同，皆不顧慮，真可發一大噱。以《風》、大小《雅》、《頌》爲四始，無論如何彌縫，其説終不可通。《史記·孔子世家》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詩序》云：“《關雎》，《風》之始也。”説實與《史記》同。《雅》、《頌》安得獨異。然則是謂四始之上，明有奪文；而鄭即隨其奪而曲説之也。《史記》之説，蓋出《魯詩》。《漢書·匡衡傳》，衡上疏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則《齊詩》説亦不異。《詩疏》引《氾歷樞》曰：“《大明》在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申，金始也。”此别一説，讖緯之文，不盡可信，然亦不以《風》、《大小雅》、《頌》爲四始也。《曲禮》之“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據《大戴記·曾子事父母》，明有奪文。而鄭引《左氏》是謂我非夫，讀夫爲如字。亦其隨文曲釋之一證。自敬仲至康成，中間未更喪亂，《詩序》不應更有奪佚，故知《詩序》之作，確在敬仲以前，特與毛義亦不盡合，如《静女》。可決其與《毛傳》非一家言耳。

    《漢志》云：“魯申公爲《詩》訓詁，齊轅固生、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説，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此古學家之誣辭，以此攻擊三家，殊不足信；三家遺説，陳氏父子所輯，大抵相同。其原同，其流自不得異也。《史記·儒林傳》曰：“韓生推詩之意而爲《内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其歸一也。”燕與齊、魯如此，齊魯之間更不待論矣。然夫子自道則真矣。今所傳《詩序》，《鴟鴞》出《金縢》，《北山》同《孟子》，《都人士》同《禮記·緇衣》，《那》同《國語·魯語》，此外同《荀子》者尤多；其無書可見者，則有《高子》，《絲衣序》引之；皆所謂取《春秋》采雜説者也。《詩》三百五篇，從無異説，《詩序》忽多出《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蓋即采自《鄉飲酒禮》及《燕禮》，三家無《都人士》首章，而毛有之，蓋即據《緇衣》以補之也。鄭漁仲曰：“毛公時，《左傳》、《孟子》、《國語》、《儀禮》未盛，而先與之合。世人未知《毛傳》之密，故俱從三家。及諸書出而證之，諸儒得以考其異同得失。長者出而短者自廢，故皆舍三家而宗毛。”惡知夫毛之與諸書合，正以其出較晚，故所采皆漢時見存之書；三家口説流傳，未著竹帛，故其淵源雖舊，轉若無徵不信邪？朱熹曰：“其初有齊魯韓氏之説，并傳於世，讀者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其後三家之傳又絶，而毛説孤行，則其牴牾之跡，無復可見。此序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詩反因序而作，於是讀者轉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忍明以《小序》爲出於漢儒也。”其説較漁仲爲允矣。

    世同則俗同，俗同則人之心思相類，故彼此之意，易於推測而知，雖復託諸比興，不翅矢口而陳，此陳詩之所以可觀民風也。何休《公羊解詁》曰：“男女有所怨恨，相從而歌，飢者歌其食，勞者歌其事，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間求詩，鄉移於邑，邑移於國，國以聞於天子。故王者不出牖户，盡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宣公十五年。《漢書·食貨志》略同，蓋出《齊詩》。《詩序》曰：“國史明乎得失之跡，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亦以風詩爲出自民間，故知《詩序》之説，多采自三家也。此詩之六義也。三家於詩，有如《芣苢》、《柏舟》等篇，能得其本事者，必非鄉壁虚造，必也有所受之。自古學家爲之，而勞人思婦之辭，皆變爲士夫之作；歌其食歌其事者，皆變爲刺譏朝政矣。如此，則《風》、《雅》何别乎？善乎朱熹之言之也，曰：“詩之文意事類，可以思而得；其時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今乃不然，不知其時者，必强以爲某王某公；不知其人者，必强以爲某甲某乙；於是傅會書史，依託名謚，鑿空妄語，以誑後人。且如《柏舟》，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爲不遇於君，此則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則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斷然以爲衛頃公之時，則其欺罔之罪，不可掩矣。蓋其偶見此詩，冠於三衛變風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記》所書，莊、桓以上，衛之諸君，事皆無可考者，謚亦無甚惡者，獨頃公有賂王請命之事，其謚又爲甄心動懼之名，如漢諸王，必其嘗以罪謫，然後加以此謚，以是意其必有棄賢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詩予之也。”其於作序者采摭古書穿鑿傅會之情，可謂洞燭無遺矣。芣苢，馬舄；馬舄，車前，《爾雅》亦無異説。而王肅引《周書·王會》云：“芣苢如李，出於西戎。”王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見《疏》。其説允矣。要而言之，見古書即采摭之，而不顧其合於理不合於理，合於事不合於事而已。凡古學家之説，大抵如此逐漸造成者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二卷第十期，一九三四年六月十八日出版

    三九二詩序下

    儒生或不免錮蔽，而非儒生又不可以言經。何者？各種學問，皆自有其條例，非治之者不能知；不治其學，而聞其言，願者河漢之，輕者非笑之矣。王仲任以能説一經者爲儒生，博覽古今者爲通人，謂儒生不如通人，《論衡·超奇》。固也。如仲任者，可以謂之通人矣乎！讀《論衡》者蓋無異辭，即吾亦無異辭也。然其論經學則多繆，由經學自有條例，仲任不能知也。今日博聞之士，其達識固多逾於專門科學之家，然不可以言科學也，視此。

    《論衡·謝短》：“問《詩》家曰：詩作何帝王時也？彼將曰：周衰而詩作，蓋康王時也。康王德缺於房，大臣刺晏，故詩作。夫文、武之隆，貴在成、康，康王未衰，詩安得作？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也？二王之末皆衰，夏、殷衰時，詩何不作？《尚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此時已有詩也，斷取周以來而謂興於周。古者采詩，詩有文也，今詩無書，何知非秦燔五經，詩獨無餘札也？”此處當有譌誤，其大意則可知。蓋謂古已有詩，安知非爲秦所燔？今乃僅餘周詩，安得據見存之詩，而謂詩作於康王時也？案此乃不解儒生之言而誤駁。《詩》家言詩作康王，元據孔門所傳三百五篇言之，猶《春秋》家所謂託始，本不謂人之能作詩，始於康王時也。不然，《詩》家皆不知《堯典》邪？案采綴古書，曲加傅會，而曰某詩在某王某公時，則不可信。至於口説流傳，則其初必有依據，若必以“周非一王，何知其康王”詰之，則竹帛亦人所著，所著亦本見聞，亦將一一詰之曰“何以知其然”乎？《列女傳》曰：“自古聖王，必有妃匹。妃匹正則興，不正則亂。夏之興也以塗山，亡也以妹喜；殷之興也以有?，亡也以妲己；周之興也以太姒，亡也以褒姒。周之康王，夫人晏出朝，《關雎》豫見，思得淑女以妃君子。夫雎鳩之鳥，猶未嘗見乘居而匹處也。”説與匡衡正匹妃之《疏》同。曰“豫見”，則防其漸耳；元不謂當康王之身而大衰也。陳古刺今，所刺者今之衰，所陳者無妨其爲古之美。《詩序》改“思得淑女”之“思”爲“樂”，可與改“金根”爲“金銀”者媲美矣。

    《毛傳》云：“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别。后妃説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又不淫其色，慎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别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義亦與三家同。而不淫其色之語，又爲《序》之所采，知《序》固雜采羣書爲之也。然失其意者多矣。

    “哀窈窕”之“哀”字，乃愛憐之義。魏、晉間人，多如此用；漢人用者尚少，先秦更無論矣。惟《墨子·備梯》，子墨子甚哀之，係如此用。然漢人寫定古書，於字句之出入，不甚計較，此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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