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六一~三一〇

    二六一太上皇

    秦始皇稱皇帝，追尊莊襄王爲太上皇，漢高祖亦尊其父曰太上皇，後世遂爲故事。案薄昭予淮南厲王書曰：“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如淳曰：“太上，天子也。”然則“太上”二字，實無更尊於天子之意。《史記·高祖本紀集解》引蔡邕曰：“不言帝，非天子也。”《三國志·王肅傳》：“山陽公薨，肅上疏曰：漢總帝皇之號，號曰皇帝。有别稱帝，無别稱皇，則皇是其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配其謚。”則天子之父，稱號與天子之别，在獨稱皇，不在太上二字。秦始皇尊其父曰皇，不曰皇帝者，亦以帝乃盡并六國後之稱，莊襄王固無實也。秦去謚法，不可追尊之爲莊襄皇，一皇字又不成辭，乃以“太上”二字妃之耳。古最高者，率曰太上，如《禮記》言“太上貴德”，《左氏》言“太上有立德”，司馬遷言“太上不辱先”是也。師古曰：“太上，極尊之稱也。天子之父，故號曰皇；不預治國，故不言帝。”其説是也。又曰“皇，君也”，則非是。古君爲一國之主，王爲衆所歸往之稱。皇則本無其語，乃帝稱既作之後，欲名更蚤於五帝之君，而無其辭；乃以自字妃王，取始王天下之義，而造此字耳。見《三皇五帝》條。

    二六二焚書上

    《史記·秦始皇本紀》載李斯焚書之議曰：“若有欲學法令，以吏爲師。”《集解》引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案《李斯傳》無之，則無之者，是也。“法令”二字，蓋注語，溷入正文。其爲史公原文，抑後人羼入，未敢定；然要無背於李斯本意。論者或謂秦實未嘗廢學，所謂吏者，即博士也，則又誤矣。秦惟惡人以古非今，故欲燔《詩》、《書》；若仍許博士傳授，則其燔之，爲無謂矣。斯之奏，明言“士則學習法律辟禁”，《斯傳》言：“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皇起。”其許民傳習者，不得出於法令以外可知。

    《始皇本紀》載斯議，但言“《詩》、《書》百家語”，而《斯傳》曰：“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文學蓋與《詩》、《書》百家語同爲經籍之通稱。古者文字用少，凡民蓋多不通知。其略知之者，亦僅以供眼前記事達意之用。書之較古，或涵義較深者，即非其所能讀，能從事於此者，則謂之文學之士，其學即謂之文學，其書因亦被文學之稱，孔門四科中文學，即是物也。後世各種學問，皆用文字，故文學不能成爲一種學問之名。古代學問，用文字者少，不用文字者多，則即其用文字者而名之曰文學，亦勢使然也。《易·繫辭傳》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九家易注》曰：“百官以書治職，萬民以契明其事。”案此釋書契二字最確；獄吏僅知當世之法律禁辟，則以書治職之類也。項羽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此猶今略識文字之人，僅能記帳、作書函、寫券契，則以契明事之類也；文字通常之用，不過如此。用以載道、記大事、前人以之垂後，後人以之識古，本非人人所能，今日猶然，況古昔乎？《論語》子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所學者即以供通常之用，非游夏所通之文學也。然則所謂文學士者，即通知古今，而不僅囿於當世法律辟禁之人矣。《紀》又載始皇之語曰：“吾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衆，欲以興太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欲以致太平”上，蓋有奪文，此五字指文學言。焚其書而用其人者，特采取其謀議，用舍之權在我，若聽其私相傳授，則學者多，而非上之所建立者衆，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矣，此始皇、李斯之所深惡也，而惡得聽之？故若有欲學法令之“法令”二字，是否史公原文不可知，而其無背於當日焚書之意，則可斷也。

    焚書之議，不外乎欲齊一衆論。夫欲齊一衆論者，不獨始皇、李斯也，董仲舒對策曰：“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今師異道，人異論，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統；法制數變，下不知所守。臣愚以爲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絶其道，勿使并進。邪辟之説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與李斯議何異？特斯欲一之以當世之法律辟禁，而仲舒則欲一之以孔子之道耳。孔子之道，非吏之所知，欲以此一天下，自不得不用通知古今之博士。始皇令民以吏爲師，而漢武獨爲五經博士置弟子，其所以教民者異，其使之必出於一則同矣。

    莊子曰：“藏舟於山，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甚矣，世變之不可達也。世事日新，而人之所知，恒域於古，其所斟酌損益，以爲可措之當世者，皆其鑒於已往而云然者也，而世事則已潛移矣。人之所爲，終不能與時勢盡合以此。李斯論當時之弊，謂“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虚言以亂實”；又謂“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而謂淳于越曰：“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善矣。抑此法家之公言，非斯一人之私言也：雖儒家亦惡處士横議。而曰三王之道若循環，終而復始，則亦惡夫道古以害今，飾虚言以亂實者矣。然而斯之所爲，則欲復古政教不分、官師合一之舊者也。雖董仲舒亦曷嘗不願之哉？未能致耳。亦何以異於淳于越乎？卻行而笑人之北，豈不悲哉？

    李斯之負謗久矣，仲舒昔人稱之，今亦以其抑黜百家爲罪狀，其實立言各以其時，不必相非也。後人生於專制已久，思想已統一之世，但患在上者之威權過大，在下者之錮蔽過深，不察時勢之異，乃皆奮筆以詆李斯、仲舒，其實思想錮蔽固有弊，思想太披猖亦有弊。今也遇人於路，刺而殺之，則司敗將執而致諸辟，雖途之人，亦莫之哀也，是以莫敢刺人而殺之也。若斯世之風氣，十里五里而不同，有殺人於國門之外者，或訾其暴，或譽其勇，司敗執而戮之，則或聚徒而篡之，而是邦也，不可以一朝居矣。此墨翟所以有尚同之論也，非獨儒法也，一異道與異論，固晚周、秦、漢之世，人人之所同欲也。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二六三焚書下

    李斯議焚書之奏曰：“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斯傳》同。則當時所不焚者，以此爲限。此不及政治，不得藉以是古非今者也。乃《論衡·書解》謂“秦確無道，不燔諸子，諸子尺書，文篇俱在”。趙岐《孟子題辭》亦謂“秦焚書，其書號爲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絶”。王肅《家語後序》又云：“李斯焚書，《家語》與諸子同列，故不見滅。”

    近人因謂秦之焚書，限於六藝，六藝爲古文，諸子書皆今文，故有秦廢棄古文之説。案此説非也，果如所言，“百家語”三字何指？仲任雖有特見，而於史事甚疏，往往摭拾野言，信爲實在，觀其論羣經傳授，語多誣妄可知。其所謂秦人燔書，不及諸子者，蓋亦流俗相傳之説，而仲任誤采之。流俗所謂諸子，即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而非《漢志·諸子略》之所著也。邠卿、子雍誤皆與仲任同，亦見漢人論事之疏矣。

    衛宏《古文奇字序》云：“秦改古文，以爲篆隸，國人多誹謗。秦患天下不從，而召諸生，至者皆拜爲郎，凡七百人。又密令冬月種瓜於驪山硎谷之中温處，瓜實，乃使人上書曰：瓜冬有實。有詔天下博士諸生説之，人人各異，則皆使往視之，而爲伏機。諸生方相論難，因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皆終命也。”《書疏序》。《漢書·儒林傳注》引略同，而作詔定《古文官書序》。《隋志·小學類》：《古文官書》一卷，後漢議郎衛敬仲撰，蓋其書一名《古文奇字》也。其説之不經，真堪發笑，乃引之以序詔定之書。劉歆之《讓太常博士》曰：“信口説而背傳記，是未師而非往古。”坑儒之事，明見《太史公書》，敬仲熟視無睹，乃引此齊東野人之言，其信末世之口説，而背往古之《史記》，抑何其更甚於博士也？衛宏爲古學名家，其言如此，亦何怪王充之本不專精，趙岐之稍爲固陋、語見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王肅之有意作僞者乎？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一卷第六期，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日出版

    二六四華夏

    漢族之稱，起於劉邦有天下之後。近人或謂王朝之號，不宜爲民族之名。吾族正名，當云華夏。案《書》曰：“蠻夷猾夏。”《堯典》，今本分爲《舜典》。《左氏》曰：“戎狄豺狼，諸夏親昵。”閔元年。又曰：“裔不謀夏，夷不亂華。”定十年。又載戎於駒支對晉人之言曰：“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襄十四年。《論語》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八佾》。《説文》亦曰：“夏，中國之人也。”則華夏確係吾族舊名。然二字音近義同，竊疑仍是一語，二字連用，則所謂復語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二語，意同辭異，古書往往有之，可看俞氏樾《古書疑義舉例》。以《列子》黄帝夢遊華胥，附會爲漢族故壤，未免失之虚誣。夏爲禹有天下之號，夏水亦即漢水下流。禹與西羌，《史記·六國表》。漢中或其舊國，則以此爲吾族稱號，亦與借資劉漢相同。且炎劉不祀，已越千年。漢字用爲民族之名，久已不關朝號。如唐時稱漢、蕃，清時稱滿、漢；民國肇建，則有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説是也。此等豈容追改。夏族二字，舊無此辭，而華族嫌與貴族混。或稱中華民族，詞既累重，而與中華國民而稱爲一民族者，仍復相淆。

    二六五淮南王

    漢人之重復仇，觀淮南王事可以知之。審食其之於厲王母，特未能争於吕后耳，非有意殺之也；而厲王處心積慮，必致之死。王安躬行仁義，通達道術，必非利天下者。史言王入朝，武安侯迎之，爲言上無太子而王喜；此乃武安姦詐，欲以此自結，而非王有利天下之心也。後王欲舉事，諸使道從長安來，言上無男，漢不治，即喜；言漢廷治，上有男，即怒，以爲妄言，亦以如此則易爲變，非利天下也。抑此二者或傳言之妄，而史從而書之，不然，王豈輕躁淺露若是？要之王無利天下之心，則可決矣。吴王濞宗室最長，蓄反謀數十年，豈能北面朝安者？安果有利天下之心，濞之舉兵，何爲欲應之乎？《史記》云安時時怨、望厲王死，欲畔逆；《漢書》云江淮間多輕薄，以厲王遷死感激安。此蓋安謀反之由，他皆不足信也。安之謀反也，女陵爲中詗長安；太子屏其妃弗愛，王后亦與計謀；其敗也，豪桀誅者數千人；其名臣則有伍被、左吴、趙賢、朱驕如等，君臣上下，同力一心。王聞伍被言反之難，曰：“男子之所死者，一言耳。”其決如此。雷被告太子而不發，莊芷《漢書》作嚴正。告之而又不發，太子念事不成，則自殺以爲後圖，其審慎强毅又如此，皆復仇之大義，有以感激其心也。其所以能君臣上下，同力一心者，抑又王之意氣慷慨，孝思出於至誠，有以感激之也。不特此也，衡山之謀叛，史言其與淮南不相能，恐爲所并；又言淮南西發兵，則欲定江淮間有之。且衡山畏淮南兼并，何難發一使，以淮南反謀告漢朝，而招致賓客，求壯士，作輣車鏃矢，自陷於罪戾乎？史又言元朔六年，衡山王過淮南，淮南王乃昆弟語，除前隙，約束反具。夫二國之隙已數十年，豈有能除之一旦，遽共約束爲反謀者？衡山之志，蓋亦淮南之志也。淮南、衡山之志如此，而敗其謀者，乃以辟陽侯孫，亦以懷復仇之念故也。甚矣漢人之重復仇也！

    淮南王曰：“吴何知反？漢將一日過成臯者四十餘人。今我令樓緩要成臯之口，周被下潁川兵塞轘轅、伊闕之道，陳定發南陽兵守武關，河南太守獨有洛陽耳，何足憂？”善哉謀乎！吴王蚤歲冠軍，白頭舉事，然有桓將軍、田禄伯、周丘弗能用，兵徒屯聚而西，無他奇道，蓋仍年少椎鋒，徒知積金錢，招亡命耳，非有大略也。王又曰：“天下勞苦有間矣，諸侯頗有失行，皆自疑。我舉兵西鄉，必有應者；無應，即還略衡山。”被又教以南收衡山以擊廬江，有尋陽之船，守下雉之城，結九江之浦，絶豫章之口，强弩臨江而守，以禁南郡之下，東收江都、會稽，南通勁越，屈强江淮間，其策畫之周又如此。以上均見《漢書·伍被傳》。使其舉兵，其輕剽或不逮吴王，必不如吴王之可以一戰覆也。漢亦危矣哉！然安終於無成者，則羣臣近幸素能使衆者皆前繫詔獄實爲之。否則公孫弘説下之如發蒙，大將軍衛青亦僅和柔自守，伍被譽大將軍之言，乃漢廷獄辭，非其實也。漢之爲漢，未可知也。

    《漢書·梅福傳》：福上書曰：“孝武皇帝好忠諫，説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厲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豪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勢陵不敢和從也。”云武帝時有可緣之間，是矣。云豪賢聚於漢朝，有以折淮南之謀，則福飾辭以悟時主耳，非其實也。不然，淮南之謀，豈久而始泄哉？且伍被之徒爲王謀者，可謂至矣，何勢陵不敢和從之有？

    原刊《光華大學半月刊》第三卷第四期，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二六六項羽將才

    世皆以項羽之善戰，爲曠古所希，其實非也。羽固善戰，亦不過歷代善戰者之一耳，謂其有以大過於人，固不然也。羽之戰功，爲世所艷稱者有三：一巨鹿之戰，一彭城陷後，釋齊還攻漢軍，一垓下之潰圍南出也。垓下潰圍，乃一戰將之事，優爲之者甚多，事極易見。巨鹿之戰固剽鋭，然此戰在二世二年十二月，章邯至三年七月乃降，其間相距尚半年，羽初未能一戰即使邯潰不成軍也。邯之降楚，其真相不可知。《項羽本紀》言：邯軍棘原，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卻，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三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高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爲者。今戰，能勝，高必疾妒吾功，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熟計之。此説固不必實。高果疑邯，于欣必加禮敬矣。然賈生過秦，言邯以三軍要市於外，巨鹿之戰以前，邯軍看似常勝，然迄不能定東方，閲時久則耗損多，陳餘遺邯書，謂其所亡失以十萬數，説必不虚；加以巨鹿之戰，一敗塗地，秦法嚴，迄不易將，安知其無要市之事？要市者其孰能信之？楚、漢間事，多出傳言，頗類平話，誠不可信。然所傳情節可笑者，未必其事遂不實。如《史記》述沛公至鴻門見項王之事，其恢詭何以異於《三國演義》？然謂是時，沛公與項王不相猜疑，得乎？要之，趙高之不信，章邯之要市，皆爲理所可有，亦即爲勢所必至。然則邯之降楚，乃秦之自潰，而非楚能竟定關東也。兵鋒剽鋭，北不逮南，以南方論，楚又不逮吴越，觀春秋時事可知。楚自頃襄王以降，秦兵日肆蠶食，楚迄不能抗，然猶借東地以立國者久之。其時吴越之地，文明程度太低，故不能終與秦抗。至於項氏用江東之衆，則以文明程度較高之人之訓練節制，用文明程度較低之人之輕悍敢死，忠樸從令矣，其孰能禦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以及羽巨鹿之戰，彭城之役，垓下之潰圍，皆是物也。亦安知項燕之破李信，所用者無江東之衆哉？此豈羽之力乎？羽以漢二年四月，破漢軍於彭城，漢王即退屯滎陽。明年四月，羽乃急攻。漢王使紀信詐降而遁去，其間凡歷一年，楚固未嘗急攻，然漢亦嘗敗楚於滎陽南京、索間，楚以故不能過滎陽而西，則初亦未嘗不思深入，不獲，乃改而急攻也。《高祖本紀》云：漢王之出滎陽，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説漢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使韓信等輯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堅壁不與戰。是時彭越渡睢水，與項聲、薛公戰下邳、彭城，大破楚軍，項羽乃引兵東擊彭越，漢王亦引兵北軍成皋。當漢王之去滎陽，爲楚計者，當急破其城，否則亦留兵圍之，而疾行入據洛陽，則關中震動，漢即據之，亦無以定齊、燕，漢王南據宛、葉，復何能爲？吴王濞之反也，桓將軍説之曰：吴多步兵，步兵利險，漢多車騎，車騎利平地，願大王所過城邑不下，直棄去，疾西據洛陽武庫，食敖倉粟，阻山河之險，以令諸侯，雖毋入關，天下固已定矣。其説是也。洛陽固可衛秦中以制東方，東方强國據之，亦可距塞秦使不得出。周之東遷，晉、鄭焉依，秦猶不能肆志於洛，況於逕以一强國據洛陽之地乎？然則云漢王聽袁生之説而南行，而項羽從之，殆非實録。實則滎陽、成皋間，爲漢兵力所萃，項羽度不能破，又不敢軼之而西，乃變計思避實擊虚，南窺武關，而漢王乃亦南行以禦之耳。以彭城之役，漢高喪敗之烈，而聚兵滎陽、成皋之間，項羽竟爲所塞而不能越，可謂之善戰乎？

    二六七漢都關中

    世皆以背關懷楚，爲項羽之所以亡，此乃爲漢人成説所誤，在今日，知其非者漸多矣，然猶以漢都關中，爲高祖之遠見長策，亦非也。《史記·劉敬列傳》載：敬説高祖之辭曰：“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爲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其説似善矣。然後高祖使敬往匈奴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下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强，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卧也。臣願陛下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强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乃使敬徙所言關中十餘萬口。然則曩所謂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者，將安從而具之乎？漢初諸政皆與秦異，獨其從劉敬説徙六國後，及豪傑名家，則與秦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同。然則秦中人少，殆非因其新破？抑秦本地廣人希，故得招來三晉之人任耕，而使秦人任戰，則其患寡，殆自戰國以來，至漢初而未有改也。何以守位曰人？何以聚人曰財？秦果何所恃而能兼并六國哉？則自東周以來，六國地日廣，人日多，益富且强，而其荒淫亦益甚，而秦居瘠土，其政事較整飭，《荀子·强國篇》所言，可以復按，夫固人事，而非地與民之資之獨異於其餘諸國也。天下大勢，實在東方，此秦始皇滅六國後，所以頻歲東遊，即二世初立時亦然。楚懷王以空名稱義帝，而項羽爲霸王，正猶周天子以空名稱王，政由五霸，夫安得不居彭城？漢王所以背戏下約與項王争者，亦曰不能鬱鬱久居巴蜀、漢中耳，而安得如史家所言，關中本最善之地，爲諸將所共歆羨，故在出兵之初，懷王已指是立約；而楚之不居關中，亦徒以秦宫室殘破，其本意未嘗不歆羨之，至以此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而北救趙，後天下約哉？漢所以都關中者？其在東方，本無根柢，非如項氏之世爲楚將，項氏尚爲齊、趙之叛所苦，而況漢王？於楚尚爾，楚之外，更何地可以即安？獨關中則據之已數年，治理之方麤具，故遂因而用之，所謂非擇而取之，不得已也。西都之策，發自劉敬，而成於張良，良之言曰：關中之地，諸侯安定，河渭漕挽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使其本居東方富庶之地，何待漕挽以自給？如其東方皆叛，徒恃河渭之順流，亦何益哉？漢王既滅項氏，仍歲勞於東方，有叛者必自討之，亦猶秦皇之志也。高祖之滅項氏無足稱，兩雄相争，固必有一勝一負，獨其滅項氏之後，頻歲馳驅東方，并起諸雄，皆爲所翦滅，使封建復歸於郡縣，雖世運爲之，而其乘機亦可謂敏矣。此無他，知天下之大勢在東方，馳驅於東方，猶戰於敵境，安居關中，則待人之來攻矣。東方所以爲大勢所繫，以其富庶也。東方定，高祖亦無禄矣。使其更在位數年，亦安知其不爲東遷之計哉？

    二六八楚釋漢擊齊

    楚漢相争，漢卒成而楚卒敗，其道或多端，然漢嘗一入彭城，後雖敗退，終據滎陽、成皋，楚迄不能下，而漢之後路安定，且可使韓信下齊、趙，彭越擾梁地，以犄楚後，要其大焉者也。然謂漢王夙有覆楚之計則非也。《項羽本紀》言：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之，大怒。乃以故吴令鄭昌爲韓王以距漢，漢使張良徇韓，乃遺項王書曰：漢王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羽曰：齊欲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論者皆以此爲楚之失策，爲漢所欺，其實非也。漢之降申陽，使韓太尉信降鄭昌，在其二年十月。十一月，立信爲韓王。漢王還歸，都櫟陽。至三月，乃復出兵，降魏王豹，虜殷王邛，劫五諸侯兵東伐楚。其間相距凡三閲月，蓋聞項羽不能定齊地而然？然則張良謂漢王欲得關中即止，殆非虚語。《高祖本紀》云：漢王之國，項王使卒三萬人從，楚與諸侯之慕從者數萬人，從杜南入蝕中，去輒燒絶棧道，以備諸侯盜兵襲之，亦示項羽無東意。當是時，項羽安知漢王之欲東？使其知之，相王時何不置諸東方，地近易制御，乃置之巴蜀、漢中，成鞭長莫及之勢哉？漢王所以敢并三秦者，亦以關中距東方遠，項羽不易再至。韓信故襄王孽孫，王諸韓，距楚爲有辭也。且漢王果欲東，安有燒棧道自絶其路之理？《淮陰侯列傳》載其説漢王之辭，謂秦民怨三秦王，痛入骨髓，無不欲得大王王秦，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此附會之辭，非實録。漢王以其元年四月就國，五月即出襲雍。章邯蓋出不意，故敗走。然猶據廢丘。司馬欣、董翳至八月乃降。章邯則明年六月，漢王自彭城敗歸，引水灌廢丘，乃自殺。然則謂三秦可傳檄而定者安在也？情勢如此，漢王豈能以一身孤居秦民之上？其燒棧道蓋所以防楚諸侯人附從者之逃亡？抑或以詐三秦王而還襲之也。漢王之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此豈入咸陽，封府庫，還軍霸上者之所爲？而爲之者，所謂思東歸之士，所願固不過如此，既至其地，則不可抑止矣。此等兵，可以千里而襲人乎？漢王亦豈不知之？而猶冒險爲之，而亦足以害楚，況乎齊、趙之怨深而地近者哉？安得不釋漢而先以齊爲事也？

    二六九楚將龍且

    酈食其説齊王，言項羽非項氏莫得用事；陳平亦言：項王不信人，其所任愛，非諸項，即妻之昆弟；此項羽之所以敗也。《史記·項羽本紀》言：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且欲擊楚，乃使龍且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大破楚軍，殺龍且。《漢書·高帝紀》略同。《項籍傳》則云：羽使從兄子項它爲大將，龍且爲裨將救齊。《史記·曹相國世家》云：從韓信擊龍且軍於上假密，大破之，斬龍且，虜其將軍周蘭。《漢書·曹參傳》作亞將周蘭。《史記·灌嬰列傳》亦以周蘭爲亞將，《漢書》同。師古曰：亞將，次將也。然則龍且乃末將耳。諸文所以多言龍且者，蓋以其爲名將，當時人争指目之，而不數項它及周蘭也。龍且乃破淮南之人，其勁悍可知。陳平又稱爲骨骾之臣，使項王專任之，韓信或不易得志於齊邪？

    二七〇以賈人爲將

    《史記·高祖本紀》：趙高已殺二世，使人來，欲約分王關中。沛公以爲詐，乃用張良計，使酈生、陸賈往説秦將，啖以利，因襲攻武關，破之。《留侯世家》言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説曰：秦兵尚强，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竪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啖秦將。秦將果叛，欲連和俱西襲咸陽。《高祖本紀》又言其擊陳豨，聞豨將皆故賈人也，上曰：吾知所以與之矣。乃多以金啖豨將，豨將多降者。夫秦、漢時之輕賈人亦甚矣，安得以之爲將？以之爲將，人心安能服之？蓋當時習以賈人爲好利之徒，人有好利者則稱之曰賈竪云耳，非真賈人也。

    二七一漢世食客之多

    《後漢書·吴漢傳》：家貧，給事縣爲亭長。王莽末，以賓客犯法亡命。一亭長而猶有賓客，可見漢時寄食者之多。

    所謂賓客者，不能自食，常從人寄食之謂也。韓信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食時，信往，不爲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絶去。使亭長妻而不晨炊蓐食，信不怒而絶去，南昌亭長，亦一吴漢也。樓護有故人吕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吕公、妻與吕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吕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吕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吕公終身。使樓護而聽其妻子，則亦一南昌亭長也。灌夫食客日數十百人。鄭太知天下將亂，陰交結豪桀，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足。戴良曾祖父遵，食客常三四百人。知寄食於人之事，漢世甚多。其時去古近，貨力爲己之風猶未如後世之甚也。

    《白虎通義》曰：友飢爲之減飡，友寒爲之不重裘。盡人而以朋友之道待之，勢弗能給也。然《詩》云：呦呦鹿鳴，食野之蘋。説者曰：鹿鳴興於獸，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呼也。（《淮南·泰族》）可以人而不如獸乎？杜甫之詩曰：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飱。《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曰：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豈爲飲食哉？中以好之欲飲食之朋友之道也。得食而不相呼，朋友之道盡矣。君臣猶朋友也，得食而不相呼，君臣之道薄矣。是以詩人刺之也。《易》曰：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理財正辭，禁民爲非曰義。夫君子者，豈徒能飲食之而已矣。然較之使饑餓於我土地者，何如夫延陵、孟嘗、春申、信陵之徒，亦徒能飲食人而已矣。而士猶歸之，以其猶有君人之一德也。

    二七二兒寬阿世

    《史記·封禪書》言：齊桓公欲封禪，管仲以爲不可，而不可窮以辭，乃設之以事。其事固不必實，然可見古之言封禪者，皆以爲非真天下太平，則不可妄舉其事也。秦漢之世，儒者已不能諍其君以封禪之不可，然議禮恒不能決，可見其於事仍不肯苟焉而已。秦始皇以儒生議各乖異，難施用而絀之，此始皇之侈也。乃司馬相如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漢武以問兒寬，而寬對曰：使羣臣得人自盡，終莫能成。惟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金聲而玉振之，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然則封禪之議，啓之者相如，成之者寬也。相如逢君之惡，寬則長君之惡者也。抑寬之言，何其與始皇專己欲速之心，若合符節也？得不謂之曲學阿世邪？

    二七三遊俠郭解

    郭解之得也，窮治所犯，爲解所殺，皆在赦前。軹有儒生，侍使者坐。客譽郭解，生曰：郭解專以奸犯公法，何謂賢？解客聞，殺此生，斷其舌。吏以此責解，解實不知殺者。殺者亦竟絶，莫知爲誰。吏奏解無罪。公孫弘議曰：解布衣，爲任俠行權，以睚眦殺人。解雖弗知，此罪甚於解知殺之。當大逆無道。遂族郭解。弘之議，乃謂弗知罪甚於知，則其果知與否，可以勿問，非謂解真不知也。史言解少時陰賊，概不快意，身所殺甚衆。年長，更折節爲儉，以德報怨。然其陰賊著於心，卒發於睚眦如故云。則其多所賊殺，時人固皆知之，特莫能舉發之耳。窮治所犯，所殺皆在赦前；殺軹儒生者，解實不知；殺者亦竟絶，未必非吏爲之道地也。武夫雖獷悍，然能磊磊落落，則雖報怨過當，猶有可取。以直報怨，固非所望於此曹也。賊而曰陰，風斯下矣。然非陰險有心計者，固不能爲豪傑魁首。彼殺軹儒生者，豈中心説而誠服解哉？亦以是納交於解，而要譽於其徒黨耳。自與季路、仇牧，而心計之工，雖商賈有所不若，清夜自思，不亦有靦面目乎？此所謂遊俠者，所以終爲盜跖之居民間者邪？史公曰：“朋黨宗强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陵孤弱，恣欲自快；遊俠亦醜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暴豪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以吾觀之，則朱家、郭解，亦暴豪之工於術者耳。語曰：不知來，視諸往。余則曰：不知古，鑒諸今。豈不見今之所謂朱家、郭解者？其立心與暴徒，何以别乎？古以儒、墨并稱，亦以儒俠并稱，明墨子之徒，原即世所謂遊俠。然閭巷之俠，儒、墨皆排擯不載；則俠之於墨，猶鄉原之於儒也。

    客或譏原涉曰：子本吏二千石之世，結髮自脩，以行喪、推財、禮讓爲名。正復仇取仇，猶不失仁義；何故遂自放縱，爲輕俠之徒乎？當時輕俠之徒，有所賊殺，非爲仇讎可知。此其所以爲盜跖之居民間者邪？觀客之所言，而世人之視遊俠者可知矣。史言涉性略似郭解，外温仁謙讓，而内隱好殺。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豈有誠於心而不形於外，真可以欺世者哉？

    劇孟過袁盎，盎喜待之。安陵富人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喪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叩門，不以親爲解；不以在亡爲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今公陽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徙豪富茂陵也，郭解家貧不中訾，吏恐不敢不徙，諸公送者出千餘萬。彼有緩急，豈待叩人之門户哉？鄭莊行千里不賫糧，斂客之財以養客，徒取諸彼以與此，雖鄙夫豈有愛焉？此足方季次、原憲乎？

    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棖。”子曰：“棖也欲，焉得剛？”故曰：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今漢之所謂遊俠者，欲姦公法，則相與探丸爲彈：得赤丸者斫武吏，得黑者斫文吏，白者主治喪。死而不忘埋葬，可謂勇乎？然而千金之子，坐不垂堂，此爲郭解報仇者之所以多與？公孫弘則可謂知治矣。

    二七四巧吏

    漢宣帝號留意吏治，然所奬進者，王成、黄霸，皆作僞之徒也。《晉書·良吏傳》：王宏，“泰始初，爲汲郡太守，撫百姓如家，耕桑樹藝，屋宇阡陌，莫不躬自教示，曲盡事宜。”武帝下詔，稱其“督勸開荒，五千餘頃，而熟田常課，頃畝不減。比年普饑，人不足食，而宏郡界，獨無匱乏”，則合王成、黄霸爲一人矣。然俄遷衛尉、河南尹、大司農，無復能名，而暮年且以謬妄獲譏於世。今跡其所爲，“桎梏罪人，以泥墨塗面，置深坑中，餓不與食”；代劉毅爲司隸校尉，“檢察士庶，使車服異制，庶人不得衣紫絳及綺繡錦繢。帝常遣左右微行，觀察風俗，宏緣此復遣吏科檢婦人衵服，至褰發於路”，此亦黄霸之所爲耳。且使黄霸之事，而使張敞記之，其可發笑，必尤甚於今之《漢書》也。然而此等人之獲浮名者，至今猶不乏矣。

    二七五漢吏治之弊

    章帝元和二年詔曰：“俗吏矯飾外貌，似是而非，揆之人事則悦耳，論之陰陽則傷化。安静之吏，悃愊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如襄城令劉方，吏人同聲謂之不煩，雖未有他異，斯亦殆近之矣。夫以苛爲察，以刻爲明，以輕爲德，以重爲威，四者或興，則下有怨心。”案貢禹言漢世吏治之弊曰：習於計簿能欺上府者爲右職，勇猛操切苛暴者居大位。《漢書》本傳。左雄曰：謂殺害不辜爲威風，聚斂整辨爲賢能，以理己安民爲劣弱，以奉法循理爲不化。《後漢書》本傳。李固論吏治之弊曰：伏聞詔書務求寬博，疾惡嚴暴。而今長吏多殺伐致聲名者，必加遷賞；其存寬和、無黨援者，輒見斥逐。《後漢書》本傳。皆即章帝詔之所云也。蓋欲考績而不知其方，“觀政於亭傳，責成於期月”，亦左雄語。則求進者不得不苟飾外表急圖見功矣。當時所謂循吏若黄霸等，其所行亦未嘗非塗飾表面，特其所以塗飾之者異耳。然此等人卒少，而以殺戮立威者多，則又秦世吏治之餘敝也。

    秦世吏治何以嚴酷邪？蓋吏之所行者有二：一民間固有之綱紀，後以國家之力維持之，雖已不如人民自治時之善，然其利害與人民之利害猶不甚相違，人民亦自能維持之，不待官以强力行之守之也，故其施政可寬。一則在上者有求人，其利害與人民適相反，如是則非以强力行之守之不可矣，如糜爛其民以戰之，刻剥其民以自奉皆是也。戰争愈烈，奢侈愈甚，則此等事愈多。吏治嚴急，殆六國之通弊，秦特其尤甚者耳。

    蔣琬爲廣都長，先主因遊觀奄至，見琬衆事不理，時又沈醉，大怒，將加罪戮。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爲政以安民爲本，不以脩飾爲先，願主公重加察之。”《三國·蜀志》本傳。駱統上疏孫權曰：“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弊，漸以陵遲，勢不可久。”《三國·吴志》本傳。事荒廢而見稱，辨具而見斥者，辨具者徒脩飾，荒廢者乃實仁惠也。所以荒廢得爲仁惠者，以所謂辨具者不過以國之所求民所不利者，强力而推行之耳，此繭絲保障之異也。夫欲保障其民，則有時不得不距國家之政令，若隄防之於洪水矣。

    馬貴與言：自孝文策鼂錯之後，賢良方正，皆承親策；至孝昭年幼未即政，無親策之事，乃詔有司，問以民所疾苦，所議者鹽鐵均輸榷酤，皆當時大事，令建議之臣，與之反覆詰難，講究罷行之宜。又謂漢武帝之於董仲舒也，意有未盡，則再策之，三策之；晉武帝之於摯虞、阮种也亦然。《文獻通考·選舉考》。今案淮南王安受詔作《離騷傳》；河間獻王亦對詔策所問三十餘事；安帝永初二年詔謂：“間令公卿郡國舉賢良方正，而所對皆循尚浮言，無卓爾異聞。其百僚及郡國吏人，有道術明習災異陰陽之度璇璣之數者，各使指變以聞。二千石長吏明以詔書，博衍幽隱，朕將親覽，待以不次，冀獲嘉謀，以承天誡。”順帝陽嘉三年，河南三輔大旱，五穀災傷，亦以周舉才學優深，特加策問。《後漢書·周舉傳》。可見策問之始，實非疑其人之冒濫而思有以考試之，乃誠以其人爲賢能而咨詢之也。然章帝建初五年詔引建武詔書曰：“堯試臣以職，不直以言語筆札。”則時之重言語筆札也久矣。人人面問，事煩而難行，故終必又偏重筆札。《漢書·尹翁歸傳》：田延年召翁歸辭問，甚奇其對，除補卒史。師古注：“爲文辭而問之。”此亦策之類也。然則即守相之試其下，亦有不能盡用語言者矣。葛洪言格言不吐庸人之口，高文不墮頑夫之筆。此自今日文辭冒濫之世觀之，或疑其不實，然亦由衡鑒者之無識。言爲心聲，誠不可掩。苟司衡文之責者，誠爲學識超羣之士，亦未嘗不可衡其文而知其人也。特以觀其人之志識趣向則有餘，欲知應變之才，則終須試之以事耳。

    二七六官南方者之貪

    古稱不寶遠物，斯言似易而實難；蓋見紛華靡麗而不説者，惟味道之腴者能然，固非所語於人人也。儒家之貴恭儉至矣，然其稱孝，曰“以天下養”。《孟子·萬章》上。所謂以天下養者，則三牲魚臘，極四海九州之美味而已，非寶遠物而何？

    西域、南海，皆異物之所自來也，而貿遷往來，水便於陸，故南琛之至尤早。《史記·貨殖列傳》言番禺爲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此語必非指漢時，可見陸梁之地未開，蠻夷賈船，已有來至交、廣者矣。趙佗以翠鳥、紫貝、生翠、孔雀遺漢朝，越繇王閩侯亦以荃、葛、珠璣、犀角、羽翠遺江都王建，其寶愛之情可想。職是故，宦於南方者，遂多貪墨之徒。湘成侯益昌，坐爲九真太守盜使人出賣犀、奴婢，臧百萬以上，不道，誅；《漢書·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張恢爲交阯太守，坐臧千金，徵還伏法，《後漢書·鍾離意傳》。皆是物矣。《後漢書·循吏傳》：孟嘗，“遷合浦太守。郡不産穀實，而海出珠寶，與交阯比境，常通商販，貿糶糧食。先時宰守并多貪穢，詭人采求，不知紀極，珠遂漸徙於交阯郡界。於是行旅不至，人物無資，貧者死餓於道。”《賈琮傳》云：“舊交阯土多珍産，明璣、翠羽、犀、象、瑇瑁、異香、美木之屬，莫不自出。前後刺史率多無清行，上承權貴，下積私賂，財計盈給，輙復求見遷代，故吏民怨叛。中平元年，交阯屯兵反，執刺史及合浦太守，自稱柱天將軍。靈帝特敕三府精選能吏，有司舉琮爲交阯刺史。琮到部，訊其反狀，咸言賦歛過重，百姓莫不空單，京師遥遠，告冤無所，民不聊生自活，故聚爲盜賊。”其闇無天日，可見一斑。珠崖、儋耳二郡，率數歲一反，《後漢書·南蠻傳》。蓋有由也。《馬援傳》云：“初，援在交阯，常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欲，以勝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以爲種，軍還，載之一車，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吴祐傳》：“父恢爲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其俗誠陋，然舊多珍怪，上爲國家所疑，下爲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間，誠先賢所慎也。恢乃止。”觀此二事，可見權貴之涎於南産。《三國·吴志·孫權傳》建安二十五年《注》引《江表傳》云：“是歲，魏文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瑇瑁、孔雀、翡翠、鬭鴨、長鳴雞。羣臣奏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甯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蓋其求之之切如此。晉武帝幸王濟宅，供饌悉貯琉璃器中。《晉書·王濟傳》。時石崇與王愷、羊琇之徒，以奢靡相尚。武帝每助愷，嘗以珊瑚樹賜之，高三尺許，枝柯扶疏，世所罕比。愷以示崇，崇便以鐵如意擊之，應手而碎。愷既惋惜，又以爲嫉己之寶，聲色方厲。崇曰：不足多恨，今還卿。乃命左右悉取珊瑚樹，有高三四尺者六七株，條榦絶俗，光采耀目，如愷比者甚衆。《晉書·石崇傳》。琉璃、珊瑚，非來自西域，則必出於南海。合魏文帝之事觀之，知當時勳戚之家，能致南琛者，亦必不少也。

    交、廣而外，益州亦爲異物所自來。張騫在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市之身毒。其後武帝使騫發間使以求大夏，其北方閉氐、莋，南方閉嶲、昆明，終莫得通，然聞其西可千餘里，有乘象國，名曰滇越，而蜀賈間出物者或至焉。《漢書·張騫傳》。此自今緬甸通雲南之道，邛竹杖、蜀布，蓋即由是而入身毒。哀牢至荒陋，而《傳》述其物産，乃有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又有梧桐木華，績以爲布，皆海外之珍也。葛亮南征，軍資所出，國以富饒，其所取資，蓋不僅蠻中土物矣。《後漢書·朱暉傳》載張林上言，欲因交阯、益州上計吏往來市珍寶，收采其利，武帝時所謂均輸者也。其視之，一如宋人之視香藥寶貨矣。

    安南爲中國郡縣踰千載，至宋而失之，明又復之，然其隸版圖，不及二十載也。五口通商之役，爲近世四夷交侵之始，其事固爲曠古之變局，非昔日馭夷之策所能弭，然其致變之由，官吏之貪求，不得謂非其一，古事之傳於後者希，觀於近世之事，而其情形可以想見也。知今古之同符，又知禍患之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原刊一九四九年四月八日《東南日報》

    二七七資格用人之始

    資格用人，始於北魏崔亮，乃爲應付武夫起見，人皆知之矣；然其事，實不始於此。《後漢書·董卓傳》言李傕、郭汜、樊稠皆開府，與三公合爲六府，皆參選舉。《注》引《獻帝起居注》曰：“傕等各欲用其所舉，若一違之，便忿憤恚怒。主者患之，乃以次第用其所舉，先從傕起，汜次之，稠次之；三公所舉，終不見用。”此雖與崔亮“以停解日月爲斷”異，然其用意則一也。

    二七八漢不守秦制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遊徼……縣大率方百里，其民稠則減，稀則曠，鄉、亭亦如之，皆秦制也。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皇后、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道、國、邑千五百八十七，鄉六千六百二十二，亭二萬九千六百三十五。”案縣方百里，爲方十里者十，當有十鄉，鄉有十亭，則千五百八十七縣，當得萬五千八百七十鄉，十五萬八千七百亭。表所載鄉亭之數，去此甚遠，豈皆以民稀故乎？案《續漢志》注引應劭《漢官》云：三邊始發，武皇帝所開，縣户數百而或爲令。荆揚江南七郡，唯有臨湘、南昌、吴三令耳。及南陽穰中，土沃民稠，四五萬户而爲長。蓋漢之不能守秦制久矣，官以治事，事生於有人，隨人户多少而置官，於理最得，而漢之不能守舊制如此知。

    二七九漢世選舉之弊

    《漢書·何武傳》云：“武爲郡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壽爲大司農，其兄子爲廬江長史。時武爲揚州刺史。奏事在邸，壽兄子適在長安，壽爲具，召武弟顯及故人楊覆衆等；酒酣，見其兄子，曰：此子揚州長史，材能駑下，未嘗省見。顯等甚慙，退以謂武。武曰：刺史古之方伯，上所委任，一州表率也，職在進善退惡。吏治行有茂異，民有隱逸，乃當召見，不可有所私問。顯、覆衆强之，不得已，召見，賜卮酒。歲中，廬江太守舉之。”師古曰：“終得武之力助也。”夫終得武之力助，則不可謂之大公也。《後漢書·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然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倫之峻峭，蓋無可疑。既不受其馬，而猶不能忘者，則其時習以選舉爲報，已成習俗也。亦可見積弊之深矣。

    二八〇漢末名士

    東漢之末，士之矯僞極矣。何武爲京兆尹，舉方正，所舉者召見，槃辟雅拜，有司以爲詭衆虚僞，武坐左遷。《漢書·何武傳》。而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皆拜伏庭中，壹獨長揖而已。既出，往造河南尹羊陟，不得見。壹以公卿中非陟無足以託名者，乃日往到門，陟自强許通，尚卧未起，壹逕入上堂，遂前臨之，舉聲哭。西還，道經弘農，過候太守皇甫規。門者不即通，壹遂遁去。《後漢書·文苑傳》。其詭衆虚僞，視何武所舉者何如？使有紀綱，必蒙大戮。郡守且當坐選舉不實之罪，而逢等方共奬借之，爲之延譽，其時所謂名士者，尚可問哉！

    《後漢書·符融傳》云：“漢中晉文經、梁國黄子艾，并恃其才智，炫曜上京，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輙以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爲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太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桀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慙歎逃去。”夫趙壹逃去，而皇甫規追書以謝，已異矣；乃至三公辟召，訪諸晉、黄，豈不甚哉！徐幹言：“桓靈之世，自公卿大夫，州牧郡守，王事不恤，賓客爲務，冠蓋填門，儒服塞道，饑不暇餐，倦不獲已，殷殷沄沄，俾夜作晝；下及小司，列城墨綬，莫不相商以得人，自矜以下士。星言夙駕，送往迎來，亭傳常滿，吏卒傳問，炬火夜行，閽寺不閉，把臂捩腕，扣天矢誓，推託恩好，不較輕重；文書委於官曹，繫囚積於囹圄，而不皇省也。詳察其爲也，非欲憂國恤民，謀道講德也，徒營己治私，求勢逐利而已。”《中論·譴交》。蓋既結黨連羣，則或能有所輕重，於是或倚之求進取，或則懼其謗毁，故其勢至於如此也。卒之求食者多，禄位有限，求度者十一未能得，身没他邦，長幼不歸，父母懷煢獨之思，室人抱《東山》之哀，親戚隔絶，閨門分離，無罪無辜，亡命是效，亦《譴交》篇語。亦何爲哉！此九品中正之制，所以不得不繼之而起也。

    黄允以儁才知名，司徒袁隗欲爲從女求姻，見允而歎曰：得壻如是，足矣。允聞而黜遣其妻夏侯氏。婦謂姑曰：今當見棄，方與黄氏長辭，乞一會親屬，以展離訣之情。於是大集賓客三百餘人，婦中坐攘袂，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言畢，登車而去。允以此廢於世。《郭太傳》。李充家貧，兄弟六人，同食遞衣，妻竊謂充曰：今貧居如此，難以久安，妾有私財，願思分異。充僞酬之曰：如欲别居，當醖酒具會，請呼鄉里内外，共議其事。婦從充，置酒燕客，充於坐中前跪白母曰：此婦無狀，而教充離間母兄，罪合遣斥。便呵叱其婦，逐令出門，婦銜涕而去。《獨行傳》。此兩事可以參觀。夫不聽其婦可也，僞酬之而顯逐之，又何爲乎？《記》曰：不可怒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充後爲博士，所行如此，豈無隱慝哉？其婦不起而數之，何也？人固有强弱乎？夫好名之士之得名，非必人人皆心服之也，固有劫於勢，不得發口言者。使其人而其時而未合敗，雖數其罪百五十事，猶無傷也。何者？衆人固戢戢如羊，雖心知善惡，口不能言也。然則若黄允者，沽名之才，則有之矣，劫衆之術，猶未工也，能不爲李充所笑乎？

    李充後遭母喪，行服墓次，人有盜其墓樹者，充手自殺之。此大辟之罪也，而太守魯平請署功曹。延平中，詔公卿、中二千石各舉隱士大儒，務取高行，以勸後進，特徵充爲博士。時魯平亦爲博士，每與集會，常歎服焉。遷侍中。大將軍鄧騭貴戚傾時，無所下借，以充高節，每卑敬之。知當時之所謂高節者，如此而已。豈特以薄屋爲高，藿食爲清邪？仲長統語，見本傳。

    魯平之請充署功曹也，充不就，平怒，乃援充以捐溝中，因謫署縣都亭長，似過矣。不特此也，公孫述之於譙玄、李業，皆以死脅之，於王皓、王嘉，則繫其妻子；業、皓、嘉竟以是死，皎并累及家屬，亦見《獨行傳》。似尤過矣。然橋玄賢者，召姜岐爲吏不就，勅吏逼之，曰：岐若不至，趣嫁其母。則亦有激而然也。觀迫之者之激，而知爲之者之僞也。

    蜀漢先主薄許靖不用，法正説曰：天下有獲虚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人不可户説，靖之浮稱，播流四海，若其不禮，人以主公爲賤賢也；宜加敬重，以眩遠近。先主乃厚待靖。《三國志·法正傳》。此虚名之士所以獲處也。大抵欲養望者，不宜身任事，當多以虚譽奬進人；必審其人實不能自立，乃從而貶議之，亦所謂推亡固存之道也。如是，則黨與多，而仇怨我者，皆焉能爲有無之人也，則名譽可以長保，而權利可以獲處矣。權豪穢惡，當與之疏，以免譏議。至其人懷忿，實欲相讎，則又宜下之，所謂勿以虚名受實禍也。苟其虚譽隆洽，私黨衆多，人自莫我訾議，我固不難設辭以自解也。故陳寔、郭泰、徐穉、申屠蟠，皆術之最工者也。若黄允、晉文經、黄子艾者則下矣。允何以敗？以耆利冒進太甚也。文經、子艾何以敗？以矯激太甚，據非所據也。大抵好立名者當遠利；於聲勢貨財，必能勿亟取，然後名高而不危。故雖矯僞之士，亦不能令廢自克之功也。

    孔融之稱盛憲也，曰：“天下譚士，依以揚聲。”又曰：“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平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民，所共稱歎。”《三國·吴志·孫韶傳注》引《會稽典録》。亦何慙於許靖哉？然終已不免，則所遇者之異也。少年喜謗前輩，何也？曰：不謗人，不足以立名。故立虚譽者多危，欲圖保之，亦非易也。亦勞日矣，拙也。

    名高易招嫉忌，故多危。荀爽就謁李膺，因爲其御，既還，喜曰：今日乃得御李君矣。郭泰行陳梁間，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爲林宗巾。膺以聲名自高，士有被其容接者，名爲登龍門。泰名顯，士争歸之，載刺常盈車。其爲衆所歸附，指目同而禍福異者，膺持風裁，而泰不爲危言覈論也。故真能免患者必鄉原。袁閬不脩異操，致名當時；見《王龔傳》。法真逃名而名隨，避名而名追；見《逸民傳》。皆術之最工者也。

    史叔賓少有盛名，後以論議阿枉敗。《郭太傳》。所謂論議阿枉者，扶翼所不當扶翼之人，未知推亡固存之道者也。然此等人必猶顧念私交，未肯落阱下石，故其人實未必大惡。若乃見私黨之將敗，從而攻之，以冀自免，或且徼利焉，則又叔賓之徒所不忍爲矣。或曰：凡人説話不可太切實；平時説話太落邊際，至緩急時，更欲改變則難矣。故處世之道，莫如模棱兩可，貌似慷慨激昂，而實不著邊際，以狂狷之行，飾鄉原之心，此處世之術之最工者也。叔賓之不克自拔於阿枉，亦其平時議論，太落邊際故與？

    何以誣人？曰：莫如闇昧不明之事。非必謂帷薄之不脩也。門以内事，世之所重，而其真僞，則非門以外人所得悉也。以是立名，以是造謗，術至工矣。許武舉爲孝廉，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割財産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强者，二弟所得，并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并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禄，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遠近稱之。《循吏·許荆傳》。高鳳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逸民傳》。駱秀被門庭之謗，衆論狐疑，賴有謝淵，乃得證明。《三國·吴志·陸遜傳注》引《會稽典禄》。則其事也。許靖與從弟劭俱知名，而私情不協。劭爲郡功曹，排擯靖不得齒叙，以馬磨自給。《三國志·許靖傳》。靖豈默然受謗之士？所以難於自明者，蓋亦以謗之者爲門内人也。張劭之喪，至壙將窆，柩不肯進，范式執引，於是乃前。《後漢書·獨行傳》。有是理乎？會葬千人，縱爲所蔽，執紼者豈不知其情，猶莫能發其覆也，況於門以内事哉！

    陳蕃年十五，閑處一室，庭宇蕪穢，父友候之，謂曰：孺子何不洒掃以待賓客？蕃曰：大丈夫處世，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乎！爲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士民亦畏其高。徵爲尚書令，送者不出郭門。蕃喪妻，鄉人畢至，惟許子將不往，曰：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陳蕃傳》并《注》。此猶白日出而鬼魅匿形也。《易》曰：誣善之人其辭遊，失其守者其辭屈。結黨造作聲譽之人，必畏嚴氣正性之士。

    謝甄、邊讓，并善談論，共候林宗，未嘗不連日達夜。符融每見李膺，幅巾奮褏，談辭如雲。《郭太傳》。此《易》所謂躁人之辭多也。仇覽與融同郡，入太學，又與融比宇；融賓客盈室，覽常自守，不與融言。融謂曰：今京師英雄四集，志士交結之秋，雖務經學，守之何固？覽正色曰：天子脩設太學，豈但使人遊談其中！高揖而去，不復與言。後融以告郭林宗，林宗與融齎刺就房謁之，遂請留宿。林宗嗟歎，下牀爲拜。《循吏傳》。覽其陳仲舉之儔乎？符融雖爲所拒，猶能屈己下之，林宗亦爲下拜，此又二人之所以能獲盛名也。何者？嚴氣正性之人，容或持正論不阿，造次之間，爲所敗也；先爲之下，則敵寡矣。故盛名之下，必無骨鯁之士。

    《三國·魏志·杜畿傳注》引《杜氏新書》曰：“杜恕少與馮翊李豐俱爲父任，總角相善。及各成人，豐砥礪名行以要世譽，而恕誕節直意，與豐殊趣。豐竟馳名一時，京師之士多爲之遊説。而當路者或以豐名過其實，而恕被褐懷玉也。由是爲豐所不善。恕亦任其自然，不力行以合時。豐以顯仕朝廷，恕猶居家自若。”明知其名過其實，而仍畀之膴仕者，毛羽既豐矣，爲之遊説者既衆矣，孰肯逆輿情爲國家正選拔哉？即爲遊説者，寧不知其非實，然拔茅茹以其彙征，所謂以同利爲朋也。《潛夫論·實貢篇》曰：“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儔，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虚造聲譽，妄生羽毛。”《後漢書·王符傳》。聲譽可以虚造，況其人本能矯情僞飾者乎？

    《實貢篇》又曰：“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顔、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致，事不一節。今使貢士必覈其實，其有小疵，勿强衣飾，出處默語，各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致，吴、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諸葛恪與陸遜書曰：“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自孔氏門徒，大數三千，其見異者七十二人，然猶各有所短，師辟由喭，賜不受命，豈況下此而無所闕？加以當今取士，宜寬於往古，何者？時務從横，而善人單少，國家職司，常苦不充。苟令性不邪惡，志在陳力，便可奬就，騁其所任。若於小小宜適，私行不足，皆宜闊略，不足縷責。”《三國·吴志·諸葛恪傳》。觀此，知當時選舉之弊，全在才不覈其所長，德則務於求備。才不覈其所長，故無能者得以濫竽；德則務於求備，則真率者寡得自全，此選政之所以大壞，風俗之所以日偷也。恪又曰：“自漢末以來，中國士大夫如許子將輩，所以更相謗訕，或至於禍，原其本起，非爲大讎，惟坐克己不能盡如禮，而責人專以正義。夫己不如禮，則人不服；責人以正義，則人不堪。内不服其行，外不堪其責，則不得不相怨。相怨一生，則小人得容其間。得容其間，則三至之言，浸潤之譖，紛錯交至，雖使至明至親者處之，猶難以自定，況已爲隙，且未能明者乎？是故張、陳至於血刃，蕭、朱不終其好，本由於此而已。夫不舍小過，纖微相責，久乃至於家户爲怨，一國無復全行之士也。”然則當時以行取人，而行之所以難全，又正因造謗者多故也。杜恕、李豐，總角之交，後更不善，其去張、陳、蕭、朱亦無幾矣，危哉！即許劭，亦幸其終處廣陵、豫章，而未嘗與許靖同客蜀也。法正入蜀，爲州邑俱僑客者所謗無行，志意不得，及爲蜀郡太守，擅殺毁傷己者數人。太史公曰：“怨毒之於人甚矣哉！”《史記·伍子胥列傳》。其本皆以求名而已。凡求名者，未有不實爲利者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後漢書·荀彧傳》：“父緄，畏憚宦官，爲彧取中常侍唐衡女。彧以少有才名，故得免於譏議。”《三國志·彧傳注》引《典略》曰：“衡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彧。父緄慕衡勢，爲彧娶之。彧爲論者所譏。”裴氏辯之曰：“案《漢紀》云唐衡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彧於時年始二歲，則彧婚之日，衡没久矣，慕勢之言爲不然也。”魏文帝非苟作者，而其言舛誤如此，悠悠之説，尚可信哉？《後漢書·郭太傳》曰：太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録其章章效於事者，著之篇末。”觀其所録，亦無以徵其必信也。夫史之不可信久矣，亦曷嘗不多載虚譽？觀其多載虚譽，又知名聞天下之徒，事之醜惡不傳者衆也。

    《太傳》所録，太之所拔擢者，非賤人，則惡人也。人倫之鑒，未必全無，然亦以太聲勢既盛，故所拔擢，易於成名也。丁諝出於役伍，張秉生於庶民，吴粲、殷禮起乎微賤，顧邵皆拔而友之，爲立聲譽，事亦由此。《三國·吴志·顧雍傳》。太史公曰：“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史記·伯夷列傳》。豈獨施於後世爲然，此植黨要名之事，所以不絶於世與！

    顧亭林訾魏武帝崇奬跅弛之士，於是權詐迭進，姦逆萌生。謂經術之治，節義之防，光武、明、章數世爲之而未足；毁方敗常之俗，孟德一人變之而有餘。《日知録·兩漢風俗》。亭林欲敬教善俗，其心良苦。然所論史事，則全非其真。漢武帝元封五年，詔曰：“蓋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其令州郡察吏民有茂材異等，可爲將相及使絶國者。”《漢書》《本紀》。魏武建安十五年春、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八月令，意與此全同，所求者皆非常之才也。古之用人，必由鄉舉，鄉里之評，率本行實，此固《周官》六德六行之舊，然徒能得束身自好之士，不能得才足濟變之人也，且亦不能無矯飾。故揚雄自序云不脩廉隅以徼名當世；虞延不拘小節，則無鄉曲之譽；杜篤不脩小節，亦不爲鄉人所禮。《史記·淮陰侯列傳》云：“始爲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爲吏。”所謂無行，亦不過不能脩飾，以要世譽，非必有惡行爲鄉里所患苦也。太史公《報任安書》，亦自言長無鄉曲之譽。若太史公者，豈猶不足任使與？郡國廉孝，歲以百計，若漢武帝、魏太祖所求非常之才，不知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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