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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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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埃尔温·施泰尼策尔把自己关于股份公司的著作称为《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1908年莱比锡，东克尔和洪布洛特出版社)时，这种感觉大概也传到他的身上。但是，在这本书里，对股份公司的基本经济特性却没有什么认识。不过，这部著作也不乏准确和细致的评论。
2 “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所有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98页)
3 股票市价同生产资本价值的联系毋宁说仅仅表现在：股票市价不可能下降到低于企业破产时在满足所有其他债权之后作为相应部分归于股票的价值部分。
4 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1卷第259页。
5 顺便指出，这是错误的。股份公司不是经营形式，而是企业形式。
6 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1卷第262页。
7 同上书，第1卷第285页。
8 但是，这个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正确地感觉到股份公司的革命意义：“把发自数千个小的资本源泉的一些支流联结为一条大河的这种经营形式。(即股份企业)必须完成一项使命。它必须补完上帝的创造，必须做全能的上帝遗忘了或没有抓住机会去做的事情，即贯串地峡和陆地，把被海洋分离开的陆地通过海底或海面联结起来，钻透阿尔卑斯山等等。金字塔的建造和腓尼基的方石也赶不上股份资本今后还应该创造的东西。”洛贝尔图斯的浪漫激情不亚于左拉的小说《金钱》中的萨卡尔。然后，他接着说：“但是，就我本人来说，对它还有十分特殊的‘爱好’。为什么?因为它为我扫清了道路。这是怎样的一种清扫啊！普通的没有股份形式的自由贸易，只不过是一把可怜的手用扫把；而具有股份形式的自由贸易，却是一部蒸气清扫机，它十年内就清扫了一百年的清扫量。股份企业之手啊！解决社会问题需要这样的清道夫。实际上，即使没有公司的形式，它也需要哪怕是鸽子衔食似的清扫。”(同上书，第1卷第291页)
同样，下面的议论也很确切：“在股份形式下，也像个人企业家一样，纯粹的借贷资本家将日益消失。”(同上书，第1卷第286页)
范·博尔格茨在《社会科学词典》的“股份公司”词条中的叙述，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天真：“公司企业的任务和目的，既能够补充和加强企业家个人的劳动力、知识和经验，也能够加强资本的力量。”这真是妙极了，正像有人在一本食谱学的书中训诫说：李子团的任务和目的是既能够使味觉得到刺激和满足，又能够使女厨师得到工资。
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494页。
10 对正文中所提供的总括的叙述举一个例子。《柏林日报》1908年5月16日晚版做了这样一个报道：“这几天，克佩尼克的亚硝酸盐工厂的股票以80％以上的贴水进入交易所。从1901年到1906年，这个企业作为具有30万马克小资本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存在。在经过几年亏损之后，这个有限责任公司一次就得10万马克的总利润，第二次就得30万马克的总利润，相应支付1.5万马克和7.5万马克的股息。因此，在创建者们看来，它注定应该成为拥有100万马克基本资本的股份公司，原有限责任公司的30万马克也转移到这个股份公司中。为了使新股份公司的贷方和借方得到平衡，在有限责任公司以9万马克入账的土地，必须由股份公司以21万马克接受下来；筑物价值由4.5万马克提高到14万马克；机器、工具和器具的价值由24.6万马克提高到40万马克。新股份公司现在经过两个营业年度，在这两个年度中分别分配15％和16％的股息，虽然土地账上(不考虑新征地)还仍然标明负债20万马克，建筑物账上标明负债15万马克。只是在价值的提高看来最令人怀疑的机器和器具账上，下降到25万马克。这个公司的生产以两项专利为基础，其中一项已经一年满期，另一项由发明者以5万马克卖给股份公司。这些基础足以使发行机构以180％的价格签订契约，即是说，这些发行机构以通过追加10万马克的现金支付形成股份公司基础的以前的30万马克，便可以支付180万马克！”这里，创业利润还增加了，因为这个企业通过专利的利用取得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当然也同样被资本化了。
11 投入股票的资本在最初投入或新投入时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股息，仅仅略微超过平均利息率。我们从1907年6月1日的《柏林日报》上摘下来和下一张表，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帝国银行的贴现率是5.5％。
5月30日的市价(％) 股息(％) 盈利率(％)
柏林商业公司 150.75 9 5.97
达姆施塔特银行 129.30 8 6.18
德意志银行 223.60 12 5.36
贴现公司 169 9 5.32
德累斯顿银行 141
6.02
国民银行 121.50
6.17
波鸿铸钢厂 224.25 15 6.18
劳拉冶金厂 225.30 12 5.32
哈尔彭矿山铁路公司 207.60 11 5.29
格尔森基兴矿业公司 195.50 11 5.62
芬尼克斯矿业公司 205.30 15 7.30
尤巴赫尔冶金厂 204.50 14 6.84
多纳斯马克冶金厂 264.50 14 5.29
克拉夫特铁厂 166 11 6.62
塔勒炼铁厂(优先股) 123 9 7.31
通用电气公司 198.50 11 5.54
拉默伊尔电气公司 122 8 6.55
霍夫曼车辆厂 335 22 6.56
加根瑙尔铁厂 105 8 7.61
舍林化学工厂 263 17 6.46
奥兰宁堡化工厂 184.50 10 5.42
舒尔特斯酿酒厂 288.50 18 6.23
联合酿酒厂(股票) 210.50 12 5.70
12 英国的创业也是一样。在描述一个混合铁厂和一个钢厂之间的利益组合时，麦克罗斯蒂指出：“应当注意，为了扩大企业而诉诸公众的帮助时（即通过发行债券如优先股)，只要维持支付债券利息和优先股股息，支配权就仅仅掌握在卖者（比尔兄弟和杜尔曼·朗公司)手中。这的确是英国创业的一般特征。这就要求精心的投资家仔细检查购买条件。”(亨利威·麦克罗斯蒂：《英国产业的托拉斯运动》，1907年伦敦版，第27页)“在许多情况下，普通股大部分或完全被原来的卖者所握有，以便他们能够保持支配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公众来说，普通股的股息就无足轻重了。”(同上书，第54页)
以前德国(和奥地利)股票法中的所谓创业者权，具有同普通股相类似的职能(创业者垄断股份公司发展的有利结果)。创业者要求一定的特权，例如在新发行股票时，总是必须按额面价值提供给他们。但是，这种规定同资本动员的职能相矛盾，从而被废除。关于这一点，1907年9月24日的《柏林日报》写道：“在我们的时代，至今还在一系列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创业者权的制度，犹如早已过去的时代的纪念碑似地耸立着。创业者权来自股票法还没达到现在这样发展程度的时代。以前，保证企业的创业者们以持续的特殊利益是允许的，但这种情况由于股票内在的可动性而必然使人感到压抑和不公正。1884年股票法的补充规定已经同创业者权制度有了裂痕；由于1900年1月1日生效的商业法，对新形成的公司来说，创业者权完全被废除了。当然，新的商业法没有返转的力量，所以旧时期所产生的创业者权继续不变地存在着，并在它不是通过自愿联合而消失的限度内，时而唤起对那些‘有幸获得’创业者权的公司的股东们的不愉快地回忆。在柏林电气厂中(举一个创业者权作用的典型例证)，通用电气公司的特权在于：它能够按额面价值接受新发行股票的半数。由于这种特权仅仅靠1889、1890、1899和1904年柏林电气厂的股票发行而流归通用电气公司的利润，估计有大约1500万马克。对创业者或他们的继承人行使自己既得的权利，是不能抱怨的。但是，事实已经表明，关于股票本质的现代见解，有权要求消除永久的创业者的利益。”
13 美国钢铁托拉斯的历史，提供了最好的和规模最大的例子(见《1901年产业委员会的报告》第ⅫⅠ卷第ⅩⅠⅤ和ⅩⅤ页)。这个托拉斯把已经过度资本化的一些公司联合起来。报告通过仅仅将构成托拉斯的各公司的优先股相加(这实际上产生了可以按平价接受的股份资本)而计算出“实际价值”，并得出结论：仅仅出于“好意”(“good will”)而计算出398 918 111美元。1909年3月29日《法兰克福报》的下述报道，对“过度资本化”，更确切地说是对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和股份资本之间的差额，提供了更为适当的概念：“加里的一些工厂值大约1亿美元，提供200万吨以上的钢。托拉斯的其他工厂使差不多15亿美元资本化，生产能力为1千万吨。不成比例是很明显的。”即使考虑到在这种资本化中包括价值大的矿石所有和其他对象，但这种不一成比例的情况也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钢铁托拉斯常常能向优先股支付7％的股息，也不妨碍普通股的股息越来越高。托拉斯是1901年春创立的。1901到1903年是景气时期，普通股获得4％的股息。1903年，股息降到3％；1904年和1905年，股息消失。但是，1905年，情况好转，钢铁托拉斯余留4 300万美元作为股息分配，可以支付8.5％的股息。但是，托拉斯把这一金额用作折旧、新投资和形成准备金。1906年，又支付2％。
但是，这种股息同钢铁托拉斯的利润并不处于正当的比例。因为1906年是一个很好的年景，提供给钢铁托拉斯作为股息支配的差不多有1亿美元。其中，对于优先股的支付，要求大约2 500万美元。从计算上来看，余留下来的是对普通股的14.4％。现在，股东只获得10 166 000美元，而5 000万美元用于新的建设(其中包括对加瑞钢厂第二次分付的2 150万美元)，此外还扣除剩余金1 300万美元。1907年，董事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这一年比1906年赚得更多。对普通股所有者来说，提供支配的是相当于15.6％的股息的数额。股东每年又获得仅仅2％，从而每季度为0.5％。5 400万美元被用于新的建设，其中1 850万美元提供加瑞钢厂。剩余金扣除2 500万美元。与前几年相比，1907年(此处似应为1908年，可能是笔误或排印错误。————译者)的结果很糟。但是，毕竟还是为钢铁托拉斯的普通股赚了大约超过每年4％的股息。实际上，所有者仅仅获得2％。对新的建设没有投资，而剩余金相反地却提供1 000万美元以上，以至于剩余金在1908年末增至13 350万美元。1909年第一季度，与上一年同期相比，情况有所好转；而同1908年后两季相比，主要由于2月中旬美国钢铁市场上出现的价格暴跌，情况却又恶化了，正像自1900年以来的情况那样，这一季度对普通股支付0.5％的季股息，300多万美元划归剩余金。(见1909年7月28日的《柏林日报》)1909年第二季度，钢铁托拉斯宣布季股息为0.75％，相当于3％的利息；第三季度，宣布季股息为1％，相当于普通股的4％的利息。普通股的一大部分，保留在创业者手中。就这些股票被转移到把它们看作最好的投机证券的投机者手里的限度内，在1907年恐慌时期和此后不久，被金融集团按最低市价买回。因此，这种靠牺牲股东长年截留利润以在适当时机突然加以分配的股息政策，是支配钢铁托拉斯的金融集团的巨大的发财致富的源泉。
14 金融化技术的详细阐述，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但是，下述典型例证却为本文所述作了说明。这个例证就是罗克——伊斯兰德——铁路系统的金融化(见1909年10月6日的《法兰克福报》)。这个系统的最上层是一个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即真正占有其他公司股票的公司)，即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它没有任何固定利息的债券，而拥有经过审定的5 400万美元优先股和9 600万美元普通股的资本，其中分别发行4 912.9万美元和8 973.3万美元。只有优先股才具有表决权。这个公司占有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全部股份资本14 500万美元，而这个铁路公司此外还占有4％和5％固定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7 019.9万美元和1 736.1万美元。这些都是为保证它们而把其他有价证券作为抵押交于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关于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见托马斯·拉·格林：《公司金融》，1906年纽约版)这个铁路公司又有自己的两个铁路公司：一是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它的有担保的债务是19 785万美元。它的股份资本是7 485.9万美元，其中7 019.9万美元作为铁路公司上述4％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的发行基础交于受托管理人。二是圣路易斯和旧金山铁路公司。它的有担保的债务是27 700万美元。它的股份资本构成如下：头等优先股500万美元；二等优先股1 600万美元；普通股2 900万美元。其中2 894万美元由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得到。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对每100美元股票，给以自己的股票60美元以及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5％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60美元。现在，两个大的铁路公司又有了它们自己的子公司。
这种高明的金融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整个庞大的铁路系统的控制权在于罗克·伊斯兰德公司的独占表决权的优先股。在它1902年创建时，这种股票的市场价值在40％和70%之间。对为了进行控制所必要的优先股2 700万美元，创业者最多只需要大约1 500万美元。这一货币就足以使它们成为整个铁路网的统治者。
15 E.勒布(《监事会制度》，载《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902年第ⅩⅫ卷第3期)估计：1900年德国监事会地位的人的收入达6 000万马克。在该杂志的一篇关于德国股份公司监事会的十分详细的研究文章中(1906年第ⅩⅩⅫ卷第3期第92页以下)，弗朗茨·奥伊伦堡估计：1906年，这种收入的数额达7 000万马克左右。每个股份公司平均把它的名义资本的0.6％作为监事会成员的红利进行分配，因此，每个监事会成员平均获得0.1％。当然，在各大公司，这个数额是绝对更大的，大约6 000马克到8 000马克，或者还更多。例如，作为监事会成员红利进行分配的，德累斯顿银行是21 000马克，费尔滕和纪尧姆公司是34 000马克，迪尔科普公司是10 000马克，德意志银行是3 2000马克，赫德尔矿山是15 000马克，格尔森基兴公司是87 000马克，巴伐里亚抵押银行是13 000马克。
16 个人联合是休戚相关的联合体的开端和结尾，这些联合体由于外部的原因必然在组织上和结构上被分开，但它们的力量只有在一个最高的共同领导机关下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个人联合，是两国以前的联合时代遗留下来的残迹，也许只有在它能够成为别种联合的出发点的限度内才有意义。工人阶级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联合，由于在其最高领导机关下的个人联合，才使两者的力量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在对德国土地所有的农户同盟中，特别是在完全形成的普鲁士的波兰人的一些组织中，也发现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联合的同样的现象。
17 因此，私人企业的大量银行债务，常常是它向股份公司转化的前兆。
18 大银行力图“按照地区和生产种类而尽可能多方面地形成同产业企业的结合，日益消除可以由各个银行机构的历史加以说明的地区的和生产的配置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并行的是这样一种努力，即把同产业的关系建立在有规律的和长期的事业结合的基础上，并通过兼任董事会职位的制度把它表现出来，以及提供给它扩大和深化的可能性。”(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1905年莱比锡版，第180页。)
耶德尔斯提供了如下的一张表(1903年)，说明一些银行在股份大公司中的代表人数(见下页表)。
这就是说，从整个来看，仅仅柏林的六家大银行就掌握了751个监事的职位。
按最近的董事和监事会成员的名录(1909年)，这种职位在德国有
德意志银行 贴现公司 达姆施塔德银行 德累斯顿银行 沙福豪森联合银行 柏林商业公司 总计
董事 101 31 51 53 68 40 344
监事 120 61 50 80 62 34 407
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
221 92 101 133 130 74 751
12 000个。但是，2 918个监事职位仅仅掌握179个人手中。柏林商社的卡尔·菲尔斯滕贝格先生保持了占44个职位的纪录。德累斯顿银行的欧根·古特曼先生占了35个职位。一般说来，出任监事会成员的各种职业中，银行业出任最多，因此兼职最多的也是银行业。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材料，参见奥伊伦堡的前述文章。
当然，同样的现象也出现于美国。1906年，约·皮·摩根公司出任了5个银行、50条铁路、3个航运公司、8个信托公司、8个保险公司和40个产业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施泰尼策尔：《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1908年莱比锡版，第158页)。
19 相反地，法律虚拟意义上的监督，根本不起作用。例如“柏林电灯和电力设备股份公司”总会主席直截了当地说：“以为某监事会或监事会成员会作法律规定他们作的事情，那就错了。立法者制定这一法律时，并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想想看，竟要监事会的一员或整个监事会，仅仅在一天时间里，巡视我们的一个大公司的所有的企业部门!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进行监督的时候，而在其他十个地方可能铸成了大错。监事会只能指出管理公司的大的原则。它可以监督管理部门，使它们不做违反法律和章程的事。审查细节是检查委员会的事情。”(1908年11月28日的《柏林日报》)
20 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私人企业家受个别资本量的限制，而股份公司则受整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为了新的使用而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的限制。
21 “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贯彻自己的积聚趋势所掌握的最锐利、最可靠、因而也是最有效的武器。而股份公司本身已经是一种完成的积聚：把小额的和分散的、本身多多少少被生产性使用排除在外的财产部分集合为一笔巨大的总资本，这一总资本本身在统一管理下用于经济的即生产的目的，并且也是适宜于这种目的的。而由于股票容易让渡和承袭，其次由于股份公司通过差不多完全摆脱了企业家个人而比其他企业形式在高得多的程度上提供了较长寿命的可能性，最后由于对集合的资本所期待的股息(在理论上)没有限制，所以股份公司也实际地对可以支配的资本发生了异常强大的吸引力。因此，股份公司具有比任何其他企业形式更大的可能性，通过增加资本来满足自己的信用需要和扩张需要。而筹措资本的容易程度，当然又引起增大资本的趋势，而且是按照越来越大的比例，因为无论是在工商业领域还是在银行业领域，这似乎都成为一条经济规律：一倍的资本使一倍以上的生产和一倍以上的销售(注意：但并不直接也是一倍的盈利)成为可能，因此增大资本的趋势随这种资本的增长而加强，从而在较大资本的场合远比较小资本显著。”(里斯纳：《德国大银行发展史》，第152页)
22 “尤其是关于股份公司的竞争，1886年委员会听到特别多的抱怨。许多见证人断言：商品价格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股份公司在许多生产部门内过度地普及。股份公司即使没有利润也能继续经营，因为领导事业的人(董事、监事等等)所关心的，是不考虑盈利而继续生产。”(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耶拿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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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作为资本的货币或商品，其价值不是由它们作为货币或商品所具有的价值来决定，而是由它们为自己的所有者生产的剩余价值的量来决定。”(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98页)
3 股票市价同生产资本价值的联系毋宁说仅仅表现在：股票市价不可能下降到低于企业破产时在满足所有其他债权之后作为相应部分归于股票的价值部分。
4 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1卷第259页。
5 顺便指出，这是错误的。股份公司不是经营形式，而是企业形式。
6 鲁道夫·迈尔博士编：《洛贝尔图斯——亚格措夫博士书信和社会政治论文集》，1880年柏林版，第1卷第262页。
7 同上书，第1卷第285页。
8 但是，这个保守的社会主义者正确地感觉到股份公司的革命意义：“把发自数千个小的资本源泉的一些支流联结为一条大河的这种经营形式。(即股份企业)必须完成一项使命。它必须补完上帝的创造，必须做全能的上帝遗忘了或没有抓住机会去做的事情，即贯串地峡和陆地，把被海洋分离开的陆地通过海底或海面联结起来，钻透阿尔卑斯山等等。金字塔的建造和腓尼基的方石也赶不上股份资本今后还应该创造的东西。”洛贝尔图斯的浪漫激情不亚于左拉的小说《金钱》中的萨卡尔。然后，他接着说：“但是，就我本人来说，对它还有十分特殊的‘爱好’。为什么?因为它为我扫清了道路。这是怎样的一种清扫啊！普通的没有股份形式的自由贸易，只不过是一把可怜的手用扫把；而具有股份形式的自由贸易，却是一部蒸气清扫机，它十年内就清扫了一百年的清扫量。股份企业之手啊！解决社会问题需要这样的清道夫。实际上，即使没有公司的形式，它也需要哪怕是鸽子衔食似的清扫。”(同上书，第1卷第291页)
同样，下面的议论也很确切：“在股份形式下，也像个人企业家一样，纯粹的借贷资本家将日益消失。”(同上书，第1卷第286页)
范·博尔格茨在《社会科学词典》的“股份公司”词条中的叙述，真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天真：“公司企业的任务和目的，既能够补充和加强企业家个人的劳动力、知识和经验，也能够加强资本的力量。”这真是妙极了，正像有人在一本食谱学的书中训诫说：李子团的任务和目的是既能够使味觉得到刺激和满足，又能够使女厨师得到工资。
9 马克思：《资本论》第3卷，《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93——494页。
10 对正文中所提供的总括的叙述举一个例子。《柏林日报》1908年5月16日晚版做了这样一个报道：“这几天，克佩尼克的亚硝酸盐工厂的股票以80％以上的贴水进入交易所。从1901年到1906年，这个企业作为具有30万马克小资本的有限责任公司而存在。在经过几年亏损之后，这个有限责任公司一次就得10万马克的总利润，第二次就得30万马克的总利润，相应支付1.5万马克和7.5万马克的股息。因此，在创建者们看来，它注定应该成为拥有100万马克基本资本的股份公司，原有限责任公司的30万马克也转移到这个股份公司中。为了使新股份公司的贷方和借方得到平衡，在有限责任公司以9万马克入账的土地，必须由股份公司以21万马克接受下来；筑物价值由4.5万马克提高到14万马克；机器、工具和器具的价值由24.6万马克提高到40万马克。新股份公司现在经过两个营业年度，在这两个年度中分别分配15％和16％的股息，虽然土地账上(不考虑新征地)还仍然标明负债20万马克，建筑物账上标明负债15万马克。只是在价值的提高看来最令人怀疑的机器和器具账上，下降到25万马克。这个公司的生产以两项专利为基础，其中一项已经一年满期，另一项由发明者以5万马克卖给股份公司。这些基础足以使发行机构以180％的价格签订契约，即是说，这些发行机构以通过追加10万马克的现金支付形成股份公司基础的以前的30万马克，便可以支付180万马克！”这里，创业利润还增加了，因为这个企业通过专利的利用取得超额利润，这种超额利润当然也同样被资本化了。
11 投入股票的资本在最初投入或新投入时给它的所有者带来的股息，仅仅略微超过平均利息率。我们从1907年6月1日的《柏林日报》上摘下来和下一张表，证明了这一点。当时帝国银行的贴现率是5.5％。
5月30日的市价(％) 股息(％) 盈利率(％)
柏林商业公司 150.75 9 5.97
达姆施塔特银行 129.30 8 6.18
德意志银行 223.60 12 5.36
贴现公司 169 9 5.32
德累斯顿银行 141
6.02
国民银行 121.50
6.17
波鸿铸钢厂 224.25 15 6.18
劳拉冶金厂 225.30 12 5.32
哈尔彭矿山铁路公司 207.60 11 5.29
格尔森基兴矿业公司 195.50 11 5.62
芬尼克斯矿业公司 205.30 15 7.30
尤巴赫尔冶金厂 204.50 14 6.84
多纳斯马克冶金厂 264.50 14 5.29
克拉夫特铁厂 166 11 6.62
塔勒炼铁厂(优先股) 123 9 7.31
通用电气公司 198.50 11 5.54
拉默伊尔电气公司 122 8 6.55
霍夫曼车辆厂 335 22 6.56
加根瑙尔铁厂 105 8 7.61
舍林化学工厂 263 17 6.46
奥兰宁堡化工厂 184.50 10 5.42
舒尔特斯酿酒厂 288.50 18 6.23
联合酿酒厂(股票) 210.50 12 5.70
12 英国的创业也是一样。在描述一个混合铁厂和一个钢厂之间的利益组合时，麦克罗斯蒂指出：“应当注意，为了扩大企业而诉诸公众的帮助时（即通过发行债券如优先股)，只要维持支付债券利息和优先股股息，支配权就仅仅掌握在卖者（比尔兄弟和杜尔曼·朗公司)手中。这的确是英国创业的一般特征。这就要求精心的投资家仔细检查购买条件。”(亨利威·麦克罗斯蒂：《英国产业的托拉斯运动》，1907年伦敦版，第27页)“在许多情况下，普通股大部分或完全被原来的卖者所握有，以便他们能够保持支配权。在这种情况下，对于公众来说，普通股的股息就无足轻重了。”(同上书，第54页)
以前德国(和奥地利)股票法中的所谓创业者权，具有同普通股相类似的职能(创业者垄断股份公司发展的有利结果)。创业者要求一定的特权，例如在新发行股票时，总是必须按额面价值提供给他们。但是，这种规定同资本动员的职能相矛盾，从而被废除。关于这一点，1907年9月24日的《柏林日报》写道：“在我们的时代，至今还在一系列股份公司中存在的创业者权的制度，犹如早已过去的时代的纪念碑似地耸立着。创业者权来自股票法还没达到现在这样发展程度的时代。以前，保证企业的创业者们以持续的特殊利益是允许的，但这种情况由于股票内在的可动性而必然使人感到压抑和不公正。1884年股票法的补充规定已经同创业者权制度有了裂痕；由于1900年1月1日生效的商业法，对新形成的公司来说，创业者权完全被废除了。当然，新的商业法没有返转的力量，所以旧时期所产生的创业者权继续不变地存在着，并在它不是通过自愿联合而消失的限度内，时而唤起对那些‘有幸获得’创业者权的公司的股东们的不愉快地回忆。在柏林电气厂中(举一个创业者权作用的典型例证)，通用电气公司的特权在于：它能够按额面价值接受新发行股票的半数。由于这种特权仅仅靠1889、1890、1899和1904年柏林电气厂的股票发行而流归通用电气公司的利润，估计有大约1500万马克。对创业者或他们的继承人行使自己既得的权利，是不能抱怨的。但是，事实已经表明，关于股票本质的现代见解，有权要求消除永久的创业者的利益。”
13 美国钢铁托拉斯的历史，提供了最好的和规模最大的例子(见《1901年产业委员会的报告》第ⅫⅠ卷第ⅩⅠⅤ和ⅩⅤ页)。这个托拉斯把已经过度资本化的一些公司联合起来。报告通过仅仅将构成托拉斯的各公司的优先股相加(这实际上产生了可以按平价接受的股份资本)而计算出“实际价值”，并得出结论：仅仅出于“好意”(“good will”)而计算出398 918 111美元。1909年3月29日《法兰克福报》的下述报道，对“过度资本化”，更确切地说是对实际执行职能的资本和股份资本之间的差额，提供了更为适当的概念：“加里的一些工厂值大约1亿美元，提供200万吨以上的钢。托拉斯的其他工厂使差不多15亿美元资本化，生产能力为1千万吨。不成比例是很明显的。”即使考虑到在这种资本化中包括价值大的矿石所有和其他对象，但这种不一成比例的情况也还是很大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钢铁托拉斯常常能向优先股支付7％的股息，也不妨碍普通股的股息越来越高。托拉斯是1901年春创立的。1901到1903年是景气时期，普通股获得4％的股息。1903年，股息降到3％；1904年和1905年，股息消失。但是，1905年，情况好转，钢铁托拉斯余留4 300万美元作为股息分配，可以支付8.5％的股息。但是，托拉斯把这一金额用作折旧、新投资和形成准备金。1906年，又支付2％。
但是，这种股息同钢铁托拉斯的利润并不处于正当的比例。因为1906年是一个很好的年景，提供给钢铁托拉斯作为股息支配的差不多有1亿美元。其中，对于优先股的支付，要求大约2 500万美元。从计算上来看，余留下来的是对普通股的14.4％。现在，股东只获得10 166 000美元，而5 000万美元用于新的建设(其中包括对加瑞钢厂第二次分付的2 150万美元)，此外还扣除剩余金1 300万美元。1907年，董事们也采取了同样的政策。这一年比1906年赚得更多。对普通股所有者来说，提供支配的是相当于15.6％的股息的数额。股东每年又获得仅仅2％，从而每季度为0.5％。5 400万美元被用于新的建设，其中1 850万美元提供加瑞钢厂。剩余金扣除2 500万美元。与前几年相比，1907年(此处似应为1908年，可能是笔误或排印错误。————译者)的结果很糟。但是，毕竟还是为钢铁托拉斯的普通股赚了大约超过每年4％的股息。实际上，所有者仅仅获得2％。对新的建设没有投资，而剩余金相反地却提供1 000万美元以上，以至于剩余金在1908年末增至13 350万美元。1909年第一季度，与上一年同期相比，情况有所好转；而同1908年后两季相比，主要由于2月中旬美国钢铁市场上出现的价格暴跌，情况却又恶化了，正像自1900年以来的情况那样，这一季度对普通股支付0.5％的季股息，300多万美元划归剩余金。(见1909年7月28日的《柏林日报》)1909年第二季度，钢铁托拉斯宣布季股息为0.75％，相当于3％的利息；第三季度，宣布季股息为1％，相当于普通股的4％的利息。普通股的一大部分，保留在创业者手中。就这些股票被转移到把它们看作最好的投机证券的投机者手里的限度内，在1907年恐慌时期和此后不久，被金融集团按最低市价买回。因此，这种靠牺牲股东长年截留利润以在适当时机突然加以分配的股息政策，是支配钢铁托拉斯的金融集团的巨大的发财致富的源泉。
14 金融化技术的详细阐述，不属于本书的范围。但是，下述典型例证却为本文所述作了说明。这个例证就是罗克——伊斯兰德——铁路系统的金融化(见1909年10月6日的《法兰克福报》)。这个系统的最上层是一个控股公司(Holding Company，即真正占有其他公司股票的公司)，即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它没有任何固定利息的债券，而拥有经过审定的5 400万美元优先股和9 600万美元普通股的资本，其中分别发行4 912.9万美元和8 973.3万美元。只有优先股才具有表决权。这个公司占有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全部股份资本14 500万美元，而这个铁路公司此外还占有4％和5％固定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7 019.9万美元和1 736.1万美元。这些都是为保证它们而把其他有价证券作为抵押交于受托管理人的债券。(关于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见托马斯·拉·格林：《公司金融》，1906年纽约版)这个铁路公司又有自己的两个铁路公司：一是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它的有担保的债务是19 785万美元。它的股份资本是7 485.9万美元，其中7 019.9万美元作为铁路公司上述4％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的发行基础交于受托管理人。二是圣路易斯和旧金山铁路公司。它的有担保的债务是27 700万美元。它的股份资本构成如下：头等优先股500万美元；二等优先股1 600万美元；普通股2 900万美元。其中2 894万美元由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得到。罗克·伊斯兰德公司对每100美元股票，给以自己的股票60美元以及芝加哥罗克·伊斯兰德和太平洋铁路公司的5％利息的托拉斯附属担保债券60美元。现在，两个大的铁路公司又有了它们自己的子公司。
这种高明的金融化的目的是很清楚的。整个庞大的铁路系统的控制权在于罗克·伊斯兰德公司的独占表决权的优先股。在它1902年创建时，这种股票的市场价值在40％和70%之间。对为了进行控制所必要的优先股2 700万美元，创业者最多只需要大约1 500万美元。这一货币就足以使它们成为整个铁路网的统治者。
15 E.勒布(《监事会制度》，载《国民经济和统计年鉴》，1902年第ⅩⅫ卷第3期)估计：1900年德国监事会地位的人的收入达6 000万马克。在该杂志的一篇关于德国股份公司监事会的十分详细的研究文章中(1906年第ⅩⅩⅫ卷第3期第92页以下)，弗朗茨·奥伊伦堡估计：1906年，这种收入的数额达7 000万马克左右。每个股份公司平均把它的名义资本的0.6％作为监事会成员的红利进行分配，因此，每个监事会成员平均获得0.1％。当然，在各大公司，这个数额是绝对更大的，大约6 000马克到8 000马克，或者还更多。例如，作为监事会成员红利进行分配的，德累斯顿银行是21 000马克，费尔滕和纪尧姆公司是34 000马克，迪尔科普公司是10 000马克，德意志银行是3 2000马克，赫德尔矿山是15 000马克，格尔森基兴公司是87 000马克，巴伐里亚抵押银行是13 000马克。
16 个人联合是休戚相关的联合体的开端和结尾，这些联合体由于外部的原因必然在组织上和结构上被分开，但它们的力量只有在一个最高的共同领导机关下结合起来才能充分发挥作用。奥地利和匈牙利之间的个人联合，是两国以前的联合时代遗留下来的残迹，也许只有在它能够成为别种联合的出发点的限度内才有意义。工人阶级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的联合，由于在其最高领导机关下的个人联合，才使两者的力量能够得到充分发挥。我们在对德国土地所有的农户同盟中，特别是在完全形成的普鲁士的波兰人的一些组织中，也发现经济组织和政治组织联合的同样的现象。
17 因此，私人企业的大量银行债务，常常是它向股份公司转化的前兆。
18 大银行力图“按照地区和生产种类而尽可能多方面地形成同产业企业的结合，日益消除可以由各个银行机构的历史加以说明的地区的和生产的配置的不平等。与此同时并行的是这样一种努力，即把同产业的关系建立在有规律的和长期的事业结合的基础上，并通过兼任董事会职位的制度把它表现出来，以及提供给它扩大和深化的可能性。”(耶德尔斯：《德国大银行同产业的关系》，1905年莱比锡版，第180页。)
耶德尔斯提供了如下的一张表(1903年)，说明一些银行在股份大公司中的代表人数(见下页表)。
这就是说，从整个来看，仅仅柏林的六家大银行就掌握了751个监事的职位。
按最近的董事和监事会成员的名录(1909年)，这种职位在德国有
德意志银行 贴现公司 达姆施塔德银行 德累斯顿银行 沙福豪森联合银行 柏林商业公司 总计
董事 101 31 51 53 68 40 344
监事 120 61 50 80 62 34 407
_____ __________ ________ 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 ___
221 92 101 133 130 74 751
12 000个。但是，2 918个监事职位仅仅掌握179个人手中。柏林商社的卡尔·菲尔斯滕贝格先生保持了占44个职位的纪录。德累斯顿银行的欧根·古特曼先生占了35个职位。一般说来，出任监事会成员的各种职业中，银行业出任最多，因此兼职最多的也是银行业。关于这一点的详细材料，参见奥伊伦堡的前述文章。
当然，同样的现象也出现于美国。1906年，约·皮·摩根公司出任了5个银行、50条铁路、3个航运公司、8个信托公司、8个保险公司和40个产业企业的董事会成员(施泰尼策尔：《股份公司的经济理论》，1908年莱比锡版，第158页)。
19 相反地，法律虚拟意义上的监督，根本不起作用。例如“柏林电灯和电力设备股份公司”总会主席直截了当地说：“以为某监事会或监事会成员会作法律规定他们作的事情，那就错了。立法者制定这一法律时，并不知道他们做了些什么。想想看，竟要监事会的一员或整个监事会，仅仅在一天时间里，巡视我们的一个大公司的所有的企业部门!当一个人在一个地方进行监督的时候，而在其他十个地方可能铸成了大错。监事会只能指出管理公司的大的原则。它可以监督管理部门，使它们不做违反法律和章程的事。审查细节是检查委员会的事情。”(1908年11月28日的《柏林日报》)
20 这里所说的社会资本指的是：私人企业家受个别资本量的限制，而股份公司则受整个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为了新的使用而游离出来的货币资本的限制。
21 “股份公司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为贯彻自己的积聚趋势所掌握的最锐利、最可靠、因而也是最有效的武器。而股份公司本身已经是一种完成的积聚：把小额的和分散的、本身多多少少被生产性使用排除在外的财产部分集合为一笔巨大的总资本，这一总资本本身在统一管理下用于经济的即生产的目的，并且也是适宜于这种目的的。而由于股票容易让渡和承袭，其次由于股份公司通过差不多完全摆脱了企业家个人而比其他企业形式在高得多的程度上提供了较长寿命的可能性，最后由于对集合的资本所期待的股息(在理论上)没有限制，所以股份公司也实际地对可以支配的资本发生了异常强大的吸引力。因此，股份公司具有比任何其他企业形式更大的可能性，通过增加资本来满足自己的信用需要和扩张需要。而筹措资本的容易程度，当然又引起增大资本的趋势，而且是按照越来越大的比例，因为无论是在工商业领域还是在银行业领域，这似乎都成为一条经济规律：一倍的资本使一倍以上的生产和一倍以上的销售(注意：但并不直接也是一倍的盈利)成为可能，因此增大资本的趋势随这种资本的增长而加强，从而在较大资本的场合远比较小资本显著。”(里斯纳：《德国大银行发展史》，第152页)
22 “尤其是关于股份公司的竞争，1886年委员会听到特别多的抱怨。许多见证人断言：商品价格降低的主要原因是，股份公司在许多生产部门内过度地普及。股份公司即使没有利润也能继续经营，因为领导事业的人(董事、监事等等)所关心的，是不考虑盈利而继续生产。”(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英国商业危机的理论和历史的研究》，1901年耶拿版，第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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