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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别。
关于“自然交换经济”这个类型的启迪学意义，可见第233页及其以下。
(36) （第193页）大多数货币史研究的问题提法都给历史上的各个货币现象的分析造成了困难。这种分析通常是硬币史的或者（主要是在克纳普的影响下）法律史的。但是，只有对货币现象提出经济上的问题（关于货币的产生、关于在这方面实现了的那些市场形式以及关于计算单位与货币的关系）才把它也引向理论的探讨。
关于古代的货币史：艾伯特：《史前史的真实百科词典》，《货币》条；《鲍利——维索夫古典古代科学真实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为数众多的词条；海希尔海姆，出处同上，带有图书目录。
对中世纪 的货币业的那些描述通常都是硬币史导向的。这样得到解释的是：可以长期忽视私人的、城市的和国家的债据作为货币对中世纪的经济具有的巨大意义，从其重要性上低估了就像中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过的计算单位与交换手段的那种区别，以及没有真正把硬币也作为经济现象来研究。————在这种关联上，在有关中世纪经济史的较新的著作中特别应该列举的：库斯科：出处同上；G．密克维茨：《来自雷维尔的账簿》，1938年；M．M．坡斯坦：《中世纪英格兰的私人金融工具》，（《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23卷，1930年）；M．奇奥达诺：《交换的契约》等等（都灵国王科学院出版物，1931年）；H．洛朗：《关于货币优劣的格莱辛定律》，1933年；J．瓦克纳格尔：《13世纪作为支付手段的城市债据》，1924年。————在不同着眼点之下的关于较近和最近时代的货币业的发展：K．海尔弗里希：《货币》，第6版，1923年；J．M．凯恩斯：《论货币》，1932年；R．斯图肯：《货币与信贷》，1949年；G．卡塞尔：《金本位制的崩溃》，1937年（德文版带有B．普菲斯特尔的序言）；F．卢茨：《新金本位制》，《世界经济回顾》第46卷，1937年；O．怀特：《德国的货币政策》，1950年以及B．J．Z．的各个年度报告。
如果货币不是以钞票和汇划货币的形式在银行提供贷款的行动中创造出来，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个投资的以及因而工业化的一大部分就不会发生。通过提供贷款与货币创造的（或者偿还贷款与货币的消失的）这种联系，根本改变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关于这一点：A．哈恩：《银行信贷的国民经济理论》第三版，1930年；H．盖斯特里希：《信贷与储蓄》第二版，1947年。
(37) （第196页）关于那样一些交换经济，在它们当中的各个个别的市场上实现了不同的市场形式，可见斯塔克尔贝格：《市场形式与均衡》，第29页及其以下，以及在那里列举的文献。
(38) （第197页）此外，较旧的货币理论问题的提法的一个错误是，从一种平均值————一般的价格水平出发，它表达的是一种思想上的虚构，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并不考虑它，他熟悉的只是个别的价格。同样很少可以把“价格水平”当作起作用的要素投入到推导过程中去使用。只有“当有必要在分析的结尾 概括出一个结果，用一个词或一个数字表示一种总的形势的时候”，像“价格水平”这样一种平均值才是有用的。（K．F．梅耶，出处同上，第18页。）此外关于这个问题：哈耶克：《价格与生产》，1931年，第3页及其以下；哈伯勒：《指数数字的意义》，1927年，第70页及下页，以及（从另一个着眼点）A．洛施：《经济的空间秩序》第二版，1944年。
(39) （第197页）国民经济学的古典时期经常只是研究了那样一种交换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在一切市场上完全竞争占统治地位，而且在其中同时存在着金属的流通货币。它因此而把握了市场形式与货币体系的一种最令人感兴趣的组合，但恰恰只是一种 组合，只是一种边界情况。————然而较晚的古典时期在一定范围内超出了这一点，这是当它认识到了钞票的创造对全部经济过程的重要性时————一个重要的成就，它主要表现在奥维尔斯顿的那些著作（《小册子及其他出版物》，1857年，例如第411页及其以下）中。
魏克赛尔的《利息与物品价格》（1898年）开始了向新的问题提法的过渡。
(40) （第200页）关于集中领导的经济 中的经济过程。————文献通常从这种问题提法出发：在一个与“市场经济”或“自由的经济”或“资本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共同体中，经济过程如何运行。（帕累托：《教程》第2版，第6章，第52页及其以下；E．巴罗内：《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载于《经济学家杂志》，1908年；V．维塞尔：《自然价值》，1889年，以及在注中列举的那些著作。）————但是，我重复这一点：“集体主义”与“集中领导的经济”不是同一的。“集体主义”应该标明一种具体的状况，它在某些时代完全找不到，而在过去和现在的另一些时代中则得以实现。而“集中领导的经济”却实现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中。它过去和现在都总是存在着。虽然它常常只有一些痕迹，但是它也经常在各个经济秩序中占统治地位————通常是以自给经济的简单形式。（人们以“集体主义”来不精确地刻画多种多样地组合的那一类经济秩序，在它们当中“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因素占统治地位。）————我们突出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这些实现了的、在实际中总是可以遇见的因素，并且发现了一种纯粹的形式、一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它被用作主要的模型：集中领导的经济连同它的两种形式————“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和“集中管理的经济”连带它们的变种（第129页及其以下）。与别的行动相反，人们以这种方式从一个方面把握了历史的 多种多样性，而且同时获得了这样一些模型，它们精确地体现了一定的条件状况，并且从而使得出理论 成为可能。
那样一种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理论 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它从其联系上看清了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中的经济过程。必要的 ，是因为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经济过程运行得与在交换经济中不同；因此那些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特征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具体的经济秩序，显示出与那些交换经济的要素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具体的经济秩序不同的具体的经济过程。这样，生产与分配的秩序在这里和那里就极为不同；投资过程在这里和那里不同地进行；个人的各种需要的影响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就比较弱，或者被排除了；消费者们特别是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是没有权力的；生产在这里可以容易得多地集中于满足需要的（比方说军备的）一个一定的复合体；货币在这里和那里起着极为不同的作用；经济权力在两种情况下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这些区别强烈地显露于最近的时代中；理论的分析必须精确地突出它们。————但是，就像我们的概述也试图表明的，一种集中领导的经验的理论是完全可能 的。从各种资料和各个经验规则中产生了领导的各个计划，它们有着它们的评价；由此产生了它的行动；而这样就能够确定经济过程以及它的困难。今日的一位理论家认为：“无论如何，那样一个领域随着交换经济而消失：在一切社会学的科学中，只有在这个领域中才可能查明恒定的和客观决定的联系。”如果他说得对，国民经济学就必须放弃对于经济实际的一个显著的部分的认识。但是他错了。而国民经济学家们不应该从这样一个领域中撤出来：在这个领域中，他们能够（而且必须）作出根本性的事情。
(41) （第205页）关于从双重的角度（作为经济上的问题和作为经济上的资料）去看待来自先前的生产的存货的必要性：欧肯：《资本理论的研究》，1934年，和《资本理论的主要问题》，《国民经济学年鉴》，1937年。————新近关于在这本书的范围内只能略微提及的各个问题：R．冯·斯特里格尔：《资本与生产》，1934年；斯塔克尔贝格：《在静止的交换经济中的资本与利息》，《国民经济学杂志》第10卷，1941年；E．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研究》，1939年；I．R．希克斯：《价值与资本》，第二版，1946年；哈耶克：《资本的纯理论》，1941年。
(42) （第210页）关于第一个经验规则 （所谓的戈森第一定律）：戈森：《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1854年，以及在《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4版上的词条“需要”（H．梅耶的）中列举的其他那些著作。————把戈森定律修改成“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I．R．希克斯，出处同上，第11页及其以下；斯塔克尔贝格：《价值理论的发展阶段》，《瑞士国民经济学杂志》第83年度，1947年。
(43) （第215页）关于第二个经验规则 ：T．N．卡弗：《财富的分配》，1921年，第二章；埃奇沃思：《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文》，第1卷，1925年；A．密切利希：《确定土地的肥料需要》，1924年；E．施奈德：《生产理论》，1934年。也有摩根斯泰恩处的图书目录，载于《国民经济学杂志》1931年，第4册。
关于第三个经验规则 ：E．v．庞巴维克：《资本和资本利息》，第4版，1921年；博洽德，载于《世界经济回顾》，第34和35卷，1931-1932年；N．卡尔多，载于《计量经济学》，1937年，第201页及其以下；斯特里格尔：《资本和生产》，1934年；E．施奈德，载于《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47卷，1938年；欧肯：《作为时间过程的经济过程》，《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52卷，1940年，第113页及其以下。
(44) （第219页）关于风险 的问题：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第4版，1921年；H．马尔夸尔特：《农业生产向各种价格看齐》，1934年；马尔夸尔特写道（第128-129页）：“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重要的必须是，把这个风险问题 提升为独立的理论问题 。不在意地把风险排除掉并且由此而冒这样的危险：一再碰到实践家耸肩膀以及这句格言：‘是的。在实际中确实与在理论上完全不一样。’————这种状况的确是不行的。然而事实上却是这样的：一个接近实际的理论必须把风险因素包括在它的分析之内 。在这之后它也就不再面对各种事实而继续束手无策了。这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也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关于各种预期的 问题：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2版，1923年，第149页；庇古：《工业波动》，第2版，1929年；G．米尔达尔：《作为货币理论分析的工具的均衡概念》，载于《货币理论论文集》，哈耶克编，1933年，第383页及其以下；凯恩斯：《通论》，1936年，第22章。
(45) （第193、219页）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的研究在其问题的提出上、在它的思维方式上以及在各个主要成果上都显示出一种显著的统一性并且绝不是没有联系的观点的并列。应当指点本书的那些寻找现代理论的入门 的读者们参阅：W．罗柏凯：《经济的学说》，第4版，1946年；R．v．斯特里格尔：《国民经济学基础入门》，1937年；E．巴罗内：《理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特征》，第2版，1935年；供进一步学习的：斯塔克尔贝格；《理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特征》，1943年；G．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1947年。在那些巨著中特别是：E．v．庞巴维克：《资本和资本利息》，第4版，1921年；此外见注(8)和(10)。
在较老的那些人中，以分析个别经济的现金持有来探讨各个货币理论的 问题的有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2版，1923年，第325页及其以下；L．瓦尔拉斯；《要义》，巴黎1926年，第320页及其以下；A．马歇尔：《货币、信用和商业》，1923年，第282页及其以下。从较新的那些人中我列举出：K．F．梅耶：《金的游动》，1935年；J．B．希克斯：《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经济学》，1935年2月。
(46) （第230页）关于“静止状态 ”的观念以及关于对这个观念的批评，可见第四章，Ⅳ，第284页及其以下和在注(58)中列举的那些文献。
为了避免误解，还应该特别强调：一种静止状态是通过各种资料的恒定性来实现的，这种恒定性必须得到完全严格的贯彻，从而也有现在和未来的各种需要的恒定性。只有当在提出本年的各个经济计划上为以后各年预计了与本年同样强度的需要的满足，并且与此相适应地预先规定了代替物的筹措时，才达到这样一种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出来的物质物品的、特别是耐久的生产资料的各个存货总是保持着同样大小。否则生产装置就会扩大或者缩小。关于变动法 ，也可见第245页及其以下，第284页及其以下。
(47) （第235页）关于那些鲁滨逊分析 ：“如果想象由鲁滨逊式的个体联结出共同生活，那么这就比得上那种歪曲的看法：似乎一个还没受损害的花瓶原则上是由它此后被打碎而成的那些碎片构成的。”（哥特尔：《需要与满足》，1928年，第70页。别的批评者：迪尔：《理论的国民经济学》Ⅰ，第二版，1922年，第4页；卡塞尔：《理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思想》，1926年，第10页及下页；桑巴特：《三种国民经济学》，1930年，第176页及其以下。）这种看法无疑是“歪曲的”。但是，谁维护它？————用那些鲁滨逊分析所想要的完全是别的东西。继续停留在那幅不怎么出色的图像中：没有人需要担心打碎花瓶。我们首先研究一个小花瓶，它的构造能够比较容易看清。然后我们转向构造比较复杂的好多个较大的花瓶————社会经济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果小的的花瓶的研究走在前面，就能够更容易地从它们的内部结构和全部联系上看清这些较大的花瓶。庞巴维克偶尔说到过鲁滨逊：“在我们敢于走到完整的实际的遮掩了的图像面前之前，我们出于良好的理由在它温和的形态上练一会儿我们的和我们的读者的眼睛；但是，我们的理论的原来的活动场所却是完整的社会经济。”————关于各种鲁滨逊分析的巨大的启迪学价值：M．韦伯：《关于科学学的论文集》，1922年，第196页；H．迪采尔，载于《国民经济学年鉴》，1890年，第54卷以及庞巴维克，同上，第58卷，1892年；G．苏尔策：《经济的各个基本法则》，1895年，第80页及其以下；查理斯·奈特：《资本与劳动》，德文译本，1847年；J．B．克拉克：《财富的分配》，1902年，第40页及其以下。关于18世纪的那些鲁滨逊的故事（它们与今日的理论研究上的那些鲁滨逊分析没有内在共同点）：H．赫特纳：《18世纪德国文学史》，第6版，1912年。
魏克赛尔的《货币利息与物品价格》（1898年）为“自然交换经济 ”的高度的启迪学价值（不顾自然交换经济与货币经济的重大对立）提供了一个证据。————关于从自然交换经济上和货币经济上探讨萨伊定律：L．密克施：《有普遍的生产过剩吗？》，1929年，第198页及下页。
(48) （第239页）理论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试图在绕过各种个别的市场形式 并且在只是辅助性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创立一种统一的交换经济理论。在最新的他们的这种尝试中，卡塞尔的著作成了最著名的（卡塞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第5版，1932年）。卡塞尔想以他的理论研究一种超然于竞争和垄断的交换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以对整个社会来说最合理的方式把各个物品的量引向它们的使用。因为这只发生于严格地根据成本原则形成价格的情况下，就仅仅研究了这一种情况。理论虽然由此而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形式上的完美性，但是却没有足够地对准对经济实际的说明。（关于这一点：W．克劳姆法特：《卡塞尔的理论的结构中的系统观念》，1927年；以及熊彼特，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1年度，1927年，第241页及其以下。）
在历史学派的范围内（部分地也在努力使历史的与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相接近的进程中），曾经尝试过在各个“受时代约束的”理论前面送上一个“不限于一时的”理论。这样斯庇陶夫就谈到了不限于一时的经济并且要把它的理论推上首位。他把不限于一时的经济理论理解为一种由一个统一的意志领导的社会经济，在其中找不到独立的个别经济。因此，这是一种比方说处于维塞尔的“简单经济”的风格中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虽然在理论工作的进程中证明，为分析交换经济而运用分析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那些成果是适当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权力先验地把集中领导的经济称为不限于一时的经济。哪些经济现象经受、哪些不经受变化，恰恰是不能先验地确定的，而是只能凭经验，也就是说只是在对历史上遇到的事实状况的分析工作的进程中。因此，把一种关于不限于一时的经济的理论或一种形式的理论送到各种“历史的”、“直观的”或“受时代约束的”理论之前，这是不能容许的————完全不考虑的是，这些所谓的“历史的”理论从来也没有把握住历史的实际并且因此始终仍然只是纲领。（斯庇陶夫，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6年度，1932年，第892页及下页，第918页；伍劳伊哥尔斯，载于《施穆勒年鉴》，第61年度，1937年，第279页及下页。）
(49) （第242页）对于那些产生于资料变化的经济过程中的变化的陈述，如果是正确地获得的，就是严格地、必然地、不容争辩地 有效的。对于经济过程的推移反过来在各种资料上促成的那些变化，就不能作出这样的陈述；按照逻辑学的语言惯用法，对于它们的判断是有问题 的。
还有一些例子：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精确地指出，一定的资料的变动如何引起劳动者的各种收入的提高。但是，它不能精确地确定，收入的提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工人们的效率的提高，从而“劳动”这种资料的变化。当它试图这样做时————它偶尔这样做过————它就遭到了失败。或者：借助货币理论的帮助可以精确地证明，一种通货紧缩政策引起经济过程的哪些变化。根据经验，在现代国家中，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式的萧条在具体情况下常常导致严重的政治震动，导致经济政策和经济秩序的变化。但是，对各种资料的这些反作用是否得以实现以及它们是哪一种的，这又如此之甚地取决于各个个别的国家的特殊结构和其他许多历史事实，以至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必须避免对此给出不容争辩的判断。
(50) （第244页）此外，就是国际收支理论也犯了这种错误：承认包含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那些事实是资料。它把一国的进口和出口以及把国际收支的其他各个项目看成是给定的量，并且正是想由负债与资产方的关系说明外汇兑换率的高度以及它的变化。但是，一国的进口和出口与国际收支的其他各个项目一样很少是给定的量。它们取决于彼此进行贸易的各个国家和各个价格以及各种外汇兑换率本身。因此，国际收支理论是不充分的，而因为它指明的币值恶化的那些原因不恰当，它就在币制政策上发生了极为有害的作用。（对此：哈伯勒：《国际贸易理论》，1933年，第26页及其以下；欧肯：《德国货币问题的批判考察》，1923年，第1章。）
(51) （第247页）因为不划出一个资料的边界 就不可能有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所有的理论家（自从有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以来）都用资料来工作。在这方面，常常没有使用“资料”这个名称，而是比方说谈到“给定的要素”或“简单的要素”或者还有“生产力”。这不是根本性的。可是根本性的是，对那些资料的各种想法常常是不完整的。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称作“生产力”的东西就是资料，不过他不同地、更详尽地刻画了它们的特征。“一个法律或一个公共机构不对生产力的增加或减少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将会说：如果它不改变一种资料的话。因此，经济政策的任务必须是“唤起和培养”这种“生产力”。
直到那里李斯特说得都对。但是，当他要求各种生产力的一种“理论”（他想在各种价值的理论之外提出这种“理论”）时，他就错了。他把各种生产力的理论理解为一种应当说明具体的资料的形成的理论。创立这种理论的任何尝试都必定要失败，因为只有历史的个别的理解才能够看清具体的资料的形成。比方说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今天具有一个有一定的能力和教育程度的一定的人口，或者为什么那里有一种一定的社会和法律秩序。庞巴维克在同维塞尔的一次讨论中说过：“理论的说明做的是一般说来可以期望于一种理论的说明的一切，它只是终止于‘资料’，对它们自己的进一步说明不再是经济学理论的事情。”他此后继续说道：“这种资料是生产技术的资料，它不需要也不允许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恰恰就像这时那样少：在那个有5袋谷物的垦殖者的例子中引证或者坚持经济学的理论以说明，在那个垦殖者的各种需要中，对于谷物烧酒的需要排在对肉食的需要之后，它们为什么如此排列，以及给予这两种需要中的每一种的满足以怎样的重要性。”（《资本实证论》，附录7）
关于各种资料及它们的获得，此外：J．B．克拉克：《经济理论纲要》，1907年；J．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1926年，第75页及下页，以及《社会科学文献集》，第42卷，1916-1917年，第3页及其以下；R．v．斯特里格尔：《经济学的范畴和经济的组织》，1923年；L．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年；F．卢茨：《国民经济学中的经济形势问题》，1932年，第65页及其以下，第116页及其以下；克瑞西——万特鲁伯：《农业危机与停滞期间》，1936年，第362页及其以下；K．F．梅耶，出处同上，第56页及其以下；F．W．迈耶：《国际收支的平衡》，1938年，第14页及下页，第159页及其以下。各种资料的装置需要扩大（个别经济的资料————全部经济的资料；计划资料————实际资料）。同时，从我们的研究中得知，我们绝不能把获得资料的工作托付给社会学或者历史的撰写，它们没有能力去做这个：由于国民经济学的问题的提出和各个事实的着重强调的分析，国民经济学 必定碰上那些条件————经济过程就取决于这些条件。它把这些条件称作资料。
(52) （第256页）关于巴拉圭的耶稣会共同体的经济秩序：P．埃尔南德斯：《瓜拉尼人的社会组织学》，1912年；M．法斯宾德：《巴拉圭的“耶稣会士国家”》，1926年。
(53) （第260页）因此，根据在正文中说过的，国民经济学过去对经济史学 的影响经常不是有益的，因为转借了一种不能胜任历史存在的概念形成。就是施特瑞德尔的那些富有成果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度扩大地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之苦。
海希尔海姆（《古代经济史》，1938年）作出了使用各种“经济风格”的尝试。————我重复说：这些尝试的失败不是历史学家们的、而是国民经济学家们的过失。国民经济学家们恰恰不应当把像阶段或者风格那样的不熟悉历史的虚构提供支配，而应该把从历史实际中得出的形态学体系提供支配，通过它的运用经济史学家就成功地认识了经济的具体的秩序结构 。（对此还有：A．吕斯托夫，出处同上。）
(54) （第263页）经常误解了这一认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是由“假言”判断组成的。人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仅仅是由“假定 ”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为了弥补知识的一个缺陷而对一种说明的理由的暂时的和不受约束的假设组成的。————这里存在着一个错误，从这个错误中产生了对整个理论分析工作的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在逻辑学的严格的意义上，“假言判断”指的是：如果A存在，则C存在。假言判断宣称：由一个一定的原因产生出一个一定的后果。它以“充足理由律”为基础。思维着的人不断需要假言判断，在假言判断中以特别的程度表现着理智。众所周知，表现了与假言判断的对立的是直言判断：S是P。正确地得出的假言判断不可辩驳地、严格必然地、不容置疑地并且绝不是暂时地有效。每一本逻辑学教科书都告知了这一点，以至于列举过的那种误解是不可原谅的。
(55) （第268页）关于运用 的那些科学理论问题可见注列举的那些著作。关于“真理”与“现实意义”的区别，此外也可见我的文章：《克服历史主义》，《施穆勒年鉴》，第63年度，1938年，第212页及下页，本书的第257页及第347页及其以下。
在研究本身中以及在科学理论上严重地忽视了理论的运用，这是可以容易地理解的。因为不论是对“概念的国民经济学”来说，还是对“二元论”或是对“经验主义”来说，都不可能有运用。————想构思一种“应用的理论”，那是徒劳的。抽象的 理论的运用是为了说明具体的历史的事实状况，根据每一次各自的情况而做的。如果以一种所谓的“应用的理论”来与所谓的“纯粹的”理论相对，那就会抹杀“抽象的”与“具体的”的区别。
(56) （第269页）关于由不充分的消息给认识较为过去的时代的经济实际设置的那些边界 ：也可见第79页及其以下。经济史学和国民经济学必须也在事实上一直推进到这些边界上。只有当它们把有关秩序结构的问题推到了突出地位并且从这个着眼点持续地透彻研究了各个原始资料（即使例如是古代经济史的）时，它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57) （第270页）关于重大的二律背反以及它的克服：此处可见第39页及其以下和第337页及其下页。
(58) （第295页）关于各种“动态的理论 ”：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第1章的附录和第90页及其以下中告知了较老的文献。（关于熊彼特的动态理论：E．v．贝克拉特，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3年度，1929年，第1页及其以下。）从较新的文献中应当特别列举出：E．伦德伯格：《经济扩张的理论的研究》，1937年（关于它以及关于这场讨论的状况，总的来说：V．史密斯，载于《世界经济回顾》，第47卷，1938年，第613页及其以下）；A．庇古：《静止状态的经济学》，《经济学杂志》，1935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E．普来泽尔：《经济形势理论的基本特征》，1933年。————关于在经济史学中的各种发展理论以及关于它们与孔德和实证主义的联系：第72页及其以下，第76页及其以下和注(12)；关于静止状态：第228页及其以下。
对现代的经济形势研究的阐述：罗柏凯：《危机与经济形势》，1932年（入门的）：G．哈伯勒：《繁荣与萧条》，第2版，1940年；里昂·H．杜普里：《全面的经济运动》，1947年。关于对各种动态理论和经济形势理论的原则性的批评，还有在注(21)中列举的那些著作。
针对对各种经济形势理论的批评所提出的反驳是：应该具有一次性的不仅是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而且是一切经济现象（例如也看各种价格）。因此，据说必定还是有可能不仅创立一种价格理论，而且也创立一种经济形势理论。————但是，由此就没有注意到一个本质的区别：价格日复一日地在上百万种情况下都是相同形式地 被要求和支付的。可是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例如1907-1908年德国的萧条或者紧接着的1909-1913年的高涨————都是一种一次性的、不同形式的现象，它只显示出与别的一些经济形势运动的一定的相似性。各个经济形势运动缺乏那种“相同性”：这种相同形式性可以在各个价格那里找到，并且是一般地提出价格问题和成功地得出一种价格理论的一个根本的先决条件。（关于经济现象的相同形式性以及关于整个的这个问题，更详细地载于我的《资本理论研究》，1934年，第15页及其以下。）
(59) （第308页）关于经济权力 问题的科学讨论通常围绕着这个问题：是“经济规律”还是“政治和经济权力”决定性地决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经济过程。对那些主张前者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家们，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家们指出了权力的重要性，然而却没有精确地研究它。这种对照和存在于该对照中的问题提法 ，不能产生多少成果并且应当消失 。国民经济学的第一个任务是揭示那些奠定了经济权力的具体的事实状况，并且具体地研究经济权力的各个作用。（由此就同时产生了对于塑造经济宪法不同寻常地重要的洞察力。）在像当前的这样一个以巨大的风格形成着经济上的权力集结的时代中，这个任务是紧迫的。
此外关于这个问题：E．v．庞巴维克：《权力还是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杂志》，第23卷，1914年，重印于《文集》，1924年，第230页及其以下；J．熊彼特：《分配理论的基本原则》，《社会科学文献集》，1916-1917年，第42卷；F．凯斯特纳：《组织强迫》，1912年，第2版，1927年；E．普来泽尔：《分配理论中的财产与权力》，对比性的提要（阿尔弗雷德·韦伯纪念文集，1948年），第331页及其以下。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对于私人经济权力的各种现代问题的态度明确地表现在社会政策协会1905年的那些协商中，在它们的开头是一篇施穆勒的短评。（《社会政策协会文集》，第116卷，1906年。）关于经济权力集团的各种意识形态，可见本书第33页及其以下。
缺乏关于从重商主义者们一直到今日国民经济学对于经济权力现象的态度的精神史上的研究。此外，一般地关于历史上的权力：修昔底德，V．第86页及其以下；马基雅弗里：《君主论》，Ⅱ，1532年；雅各布·布尔克哈特：《世界历史的考察和历史学的断片》（《全集》，第7卷，1929年）；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较近的历史中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观念》，第2版，1925年；B．德·茹沃内尔：《来自权力》，第二版，1948年。
(60) （第317页）关于“满足需要原则 ”和“赚得 原则”：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4版，1921年，和《资产者》，1913年，带有许多事实材料；还有：《经济生活的秩序》，第2版，1927年。此外，劳姆：《一般经济史》，1932年，第20页及下页；斯庇陶夫，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6年度，第911页及下页。桑巴特有理由地引证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Ⅰ，8-10。两个人都错了。新近关于这个问题：吕斯托夫：出处同上，第151页及其以下。
注(16)和(18)中列举的那些著作告知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的经济行为。此外关于中世纪：G．埃斯皮纳斯：《资本主义的起源》Ⅰ，1933年；施特瑞德尔：《货币经济和早期资本主义》，载于《柱廊式入口————世界史》第4卷；凯尔特尔，载于《施穆勒年鉴》，1932年，第56卷，2；茨维迪耐克——苏登郝尔斯特：《世界观与经济》，1942年，以及由西维金在他的《世界史》，1935年，第79页及下页上所列举的那些著作。
当然，不是14世纪所有的远地贸易商都是吕贝克的瓦伦爵普斯家人的类型的，不是15世纪晚期的所有远地贸易商都是奥格斯堡的富格家人的类型的。那时在一个和同一个城市和家庭里有过许多层次和历史的变化。极为经常的是，跟在性格乐于冒险和慷慨大方的世代之后而来的是领年金者的世代。正是这样一些变化在中世纪的经济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就是农民们和手工业者们的态度也经常改变：有时满意于、有时则不满意于一种一定的生计并且因此有时温和而有时好斗。如果试图把中世纪的人的经济行动说成是根据“满足需要的原则”的行动，把现代人的行动说成是根据“赚得原则”的行动，那就是以双重的方式非历史地行事：用一个词掩盖了 在各个个别的民族、地区、阶层和时代中的经济行为的差别 ，使多种多样性消失；中世纪的各种原始资料都很清晰地显示出这种多样性，而今天的每一个进行经济活动的人都在我们的当代并且在每一个国家中经历过这种多样性。另外远为过度地强调了 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对经济的态度之间的对立 ，而对人的各种连贯的特性则看得过少。我们在正文中谈过，在中世纪的行会会员与现代的工会会员之间，或者在中世纪的远地贸易商与现代的企业家之间存在着某些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在这方面，无疑地存在的各种区别常常与今天通常认为的不同：“如果与此相反地进入了各个原始资料之中的话，那么就会得到一个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知识：旧风格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比现代的人多得多地以一种声名狼藉的业务道德来生活。他要求得过分，造假，起伪誓，逃避赋税和关税。他轻率地借入贷款并且试图损害他的债主们，他还放高利贷。这样一种全部行为只是与他整个的还没有充分发展的经济地位相适应，所以此外根本不可能令人惊异。”（库斯科）
(61) （第321页）告知“经济原则”：H．迪采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1895年，第175页及下页。那里还有与别的、较旧的观点的争论。O．冯·茨维迪耐克——苏登郝尔斯特：《一般国民经济学》，1932年，引论。汉斯·默勒，载于《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年鉴》，第150卷，1942年，第241页及其以下；A．福伊：《古典国民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及历史主义对它的批评》，马尔堡博士论文，1936年。————谁想证实（如新近的W．A．越尔：《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1943年，第1卷，第8章）：人的所作所为不仅可以用谋求尽可能大的赚得或“资本主义的”动机来解释，他就说得完全正确：保存自己的本能和恐惧、仇恨和争夺权力、爱和人道以及其他的动机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决定着人们的行动。但是他不可以由此推断说：“经济之外的目标设置和内心的冲动导致背弃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与人的行动的各种目的或目标无关。各个目的是极为不同的，例如可以是利己主义的或是利他主义的；而行动则总是按照经济原则的。一个修道院的领导者，他绝不想去尽可能多地赚得而是完全为人道服务，他在经营各块农田、加工各种原料、购入物品、使用捐助等等的时候都按照经济原则计划和行事。这就是说：他力图以尽可能小的价值花费达到一个一定的目的，以便能够以现有的那些农田、原料等等做出尽可能多的善事。
(62) （第322页）从正文的表述中得知：必须极为慎重地对待被大量滥用了的“理性主义的 ”对“传统主义的 ”经济领导 这个对照。理性主义的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差距仅仅产生于那种地方：在那里，根据各种价格的、技术知识的或另外一种资料的变化了的状况有必要实施各种生产资料的一种新式的组合；但是，由于坚持一种旧的流传下来的做法而没有实施这种组合。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也就是在技术知识和其他资料接近恒定时，传统主义的经济和理性主义的经济是一致的。此外关于此事：见H．马尔夸尔特，出处同上。
(63) （第326页）关于价格上升时供给的减少 ，也就是关于价格和供应量的负的依赖性：I．费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1921年，第312页及其以下和436页及其以下，带有劳动市场的好多例子。费雪说：“煤矿中的较新的实验表明，各种工资的轻微上升促使工人们更长时间的劳动，但是大的提高（高于通常工资的60％）则引起工作的无规则和减少劳动小时数的愿望。”此外：熊彼特：《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4版中的词条“供给”。关于农业：迪策：《作为农业价格政策的手段的强制辛迪加》，《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45卷，1937年；A．恰雅诺夫：《关于农民经济的学说》，1923年。这种联系的数学探讨：斯塔克尔贝格：《在生产经济中的供给与需求》，《数理的经济和社会研究文献集》，1938年，第4卷。
在重商主义中，把工资下降时劳动市场上的供给上升看成是常规；由此而强烈地影响了重商主义的工资政策。（也可见E．F．赫克雪尔：《重商主义》，1932年，Ⅱ，第150页。）在那些较新的人中，例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Ⅵ，2和12）警告提防对这些情况的数量估计过高。
如果我们确定两种行为，人各按它们而具有一种“灵活的”或是“始终不变的”需要的水平，那么在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对物质物品的各种需要，没有涉及对闲暇的需要。没有注意到这后一种需要。在工资提高时相应地较少劳动的工人，虽然恰好像过去一样地满足他对物质物品 的需要，但是他更好地满足了他对闲暇的需要。这样剔除对闲暇的需要也许是可取的，因为它与别的需要相反，恰恰是通过放弃经济活动来满足的。
(64) （第328页）还没有详细地澄清这一问题：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原则” 的或按照“尽可能好的供应原则” 的经济行动怎样影响经济过程。充分的理论研究将必须为各种不同的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提出和解答这个问题。
一旦放弃了“赚得原则”与“满足需要的原则”的对照，理论地——一般地并且同时历史地——具体地解答这一问题————人对经济的态度的差别如何也在这方面影响它的过程————就从根本上变容易了。
(65) （第333页）支配着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的是这一追求：埋头于一个时代的各个一次性的现象并且从历史上去把握人的行为的各种多样性。这是它的长处，又是它的弱点。它的长处————由于它唤起了对于历史上的世界及其形式的多种多样性的意识；它的弱点————由于它在它的追求上走得太远，仅仅把个别时代的人看作是历史的可变化的生物并且竟然没有再注意过，现在和 过去到处都存在着人的某些基本的特征。历史主义以这种方式完全丧失了理解人的能力。它看得到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图解化了的发展的形象。这样就能够普遍使用像“满足需要的原则”和“赚得原则”那样的不合乎历史的对照，并且能够认真地尝试用这一个或者另一个词来标明整个时代的经济精神。
众所周知，19世纪的和20世纪初的那种个别化的、突出各个个别的历史时期和各个个别的民族特征的历史学体现着对17和18世纪的科学的一个回击。在它当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这种信念（不管涉及的是笛卡尔、康德还是国民经济学家们）：各个个别性的人的一切差别，不管它们会有多强烈，都并没有一直达到人的心底；然而恰恰是在全部的历史上，都存在着一个到处都可以找到的基本层。虽然这种观点并不罕见地导致了低估各个个别的民族、时代和人物的特点。就是进行经济活动的人也被古典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视为一个始终不变的人物，他们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找到这个人物。与此相对立的是，当时的科学家并不像后来的那样对在人的态度方面的那些基本的、连贯的特征置若罔闻，这些特征是特别本质的。这是它的长处；就这点而言它对人有更大的了解。
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正确认识将达到两种看法的一个综合 。
(66) （第193、249、339页）类型 这个概念从柏拉图和主要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一种确定的科学内容。亚里士多德把它运用在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的那种追求中————把个别的东西联结成一个整体。类型可以说处于个别的现象与一般的东西之间。“他要为大量的各个现象寻找普遍地连贯的特征和类型，收集同族的东西并且由此使它相互说明，使各个问题一般化并且因此而使它们接近于解决”（鲁道夫·欧肯：《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1872年，第44页及下页）。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用辞：卜尼茨：《亚里士多德索引》（τvπo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各个类型接近那些“现实类型”。“（类型的）同一个概念同时出现在各个最不同的领域————动物学、植物学、结晶学、化学、语言学————中，这属于科学的较新的发展中的那些意义重大的现象”（W．冯特：《逻辑学》Ⅱ，第3版，第55页）。必须这样补充冯特：类型概念的运用同时渗入了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国民经济学。（为了了解：E．赛特里希：《W．斯特恩、E．斯普朗格和M．韦伯的类型概念的逻辑结构》，1930年。）这些类型大多数是现实类型。关于理想类型的形成，马克斯·韦伯写道：“得出它（理想类型）是通过单方面地提升一个 或者也有一些着眼点 以及通过把大量混乱的和不连续的、这儿较多、那儿较少、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存在的个别 现象（它们服从那些单方面地强调的着眼点）联合成一个自身很统一的思想 构成物。在其概念的纯粹性上，这种思想的图像在实际中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从经验上发现的，它是一种乌托邦； 而对于历史学的工作来说就产生了这一任务：在每一个个别的情况下查明，现实与那种理想的图像有多近或多远，从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上把一个一定的城市的各种情况的经济性质称为‘城市经济的’”（《科学学论文集》，1922年，第189页及其以下，第275页及其以下，第372页及其以下。《经济与社会》，1922年，第9页及其以下）。————韦伯对于理想类型的形成所说的，不仅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也包含着严重的缺陷。他既没有认识到现实类型与理想类型的基本区别，也没有认识到二者的逻辑性质，还没有认识到导致形成这两种类型的抽象方法的差别。因此，他称之为理想类型的那种 类型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概念内容。虽然他批评过现实类型的那种广泛流行的滥用式的使用（见本书的第100——101页及下页），但是他同时也接受了毕歇尔的那些经济阶段并且想把它们解释成理想的类型（例如在《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3版的词条《古代农业史》中）。他把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同样称为一个理想的类型，就像称呼鲁滨逊经济这个样子完全不同的、真正理想类型的模型那样。由此他助长了那种通常的对理想类型和现实类型的混淆————对此我们已经谈过了（例如注(24)）。因为他对于类型的形成的观点今天还占着统治地位，而不同马克斯·韦伯争论就不可能澄清这个重要的问题的复合体，对他的批评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涉及的不是反对 韦伯而阐发理想类型的一种新概念，而是涉及精确地和完整地确定韦伯没有清楚地和仅仅部分地看到了的东西。（关于马克斯·韦伯：B．普菲斯特尔：《向理想类型发展》，1928年；谢尔廷：《马克斯·韦伯的科学学》，1936年，第319页及其以下。）至于名称，西格瓦特这样谈到那样一些类型：“我们把它们看作各种理想地完美的类型，以便把各个个别的样本与它们相比较”（《逻辑学》，Ⅱ，第二版，1893年，第240页及下页）。G．杰利内克在他的《一般国家学》中再三需要“理想类型”这个概念并且试图精确地规定它（例如第二版，1905年，第32页及其以下）。M．韦伯接受了G．杰利内克的概念和概念内容。韦伯的类型学说的影响是令人惊奇的：人们不仅连同它的一切重大缺点一起接受了它，而且人们甚至相信：韦伯“发现了”理想类型。韦伯本人对这后一种误解没有责任。他自己坚定地强调过，在他之前理论研究早就已经用理想类型来工作了。古典主义者们已经使用过这样一些思想上的模型。例如屠能————而且是以出色的形式；他就是对它们的逻辑性质也作了一些机智的评论（他的《孤立国》第二版的前言。此外：西尼尔：《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2年；J．S．穆勒：《逻辑学》，第5版，第6篇，第9章第3节）。不需要特别指出，现代的理论研究使用了它们。不过，常常是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逻辑性质而这样做的。
关于“现实的类型”和“理想的类型”之间的区别：毕歇尔的“家庭经济”是一种现实的类型。应当用“家庭经济”来表现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经济实际。而屠能的“孤立国”————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国家，在其中一个巨大的城市处于一个土地完全同样的平原的中央，一个没有开垦的荒野把这个国家与其余的世界完全隔开，而且在这个国家中到处都是完全竞争占统治地位————它却是一种理想类型，它被当做思想上的模式来使用。屠能没有用他的孤立国来表现现实的实际并且也不想这样做。但是他在研究具体的经济中得出了它，用它强调了具体的经济的一个 方面，而用这个理想类型所获得的那些理论原理则在它们的运用中服务于揭示具体的联系。虽然我们也是这样在各种事实状况中发现了各种秩序形式————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货币体系，简言之：整个的形态学体系。它们存在于 那里。科学必须在那里发现它们。但是这些秩序形式不是纯粹 地存在于那里，而是各式各样地相互“融合着” ————一个我们经常地碰到过的结果。通过我们个别地着重强调了它们，也就是说在思想上把它们从它们在实际的经济中所处于其中的那种融合中解脱出来，并且这样以纯粹的形式得出了它们，我们就具有了这样一种类型：它们个别的并不描摹经济现实；相反地它们却在逻辑的意义上是“理想的”。（因此，在现实类型和理想类型上，“现实的”与“理想的”的对照是一种逻辑的对照。在这里，“理想的”与“现实的”一样，并不具有规范的含义。理想的类型没有呈现出完美的理想。它不是伦理学的概念。此外：第77页及下页，注(13)和在那里列举的地方。）
提出过这个问题：各种“纯粹的形式”或“理想类型”对各个“模型”是什么关系。那么：科学从实际的经济中着重突出的那些纯粹的形式被作为模型来利用 ，那些理论推导就是在它们之上进行的。例如，人们在现在和过去中发现了“供给垄断”。我们把这个通常与别的形式融合了的纯粹形式突出为理想的类型，并且把它作为模型、也就是作为精确地规定了的条件状况来运用。供给垄断的理论就是在这种条件状况之下推导，哪些价格得以实现，以及销售了多少数量。因此，正确地得出的各个模型恰恰不 像称呼过它们的那样是“设计的模型”，而是相反的东西。
如果简单地“设定”、也就是先验地构思各种模型————就像过去和现在多次在各种市场形式上发生的那样（例子：注(34)）————那么当然能够随意构思许多模型。但是它们对于认识过程的价值不大；在它们之上得出的那些理论原理同样仍然是无法运用的。这样一些模型是为理智的游戏服务的。它们就像国际象棋。人在那里设立了一定的条件，于是理智和联想的能力就可以在游戏中前后一致地发挥。没有人声称，象棋游戏复述了一种真实的实际或者在认识过程中是直接有用的。在设定的模型上的思维游戏中，也同样少有这种情况。
(66a) （第249、339页）类型学和整个形态学的分析今天还在好多地方造成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有那些已经习惯于用“阶段”或者“风格”来概括没有分析过的事实并且需要像“资本主义”等等那样的总括的名称的人，都绝不会想到着重强调的抽象和揭示现实的各种秩序形式。在纯粹文献上的讨论中将不会克服这些困难。各种市场形式和其余一切类型的获得要求国民经济学家们下定决心，在现实本身中进行工作，形态学地研究厂家和家计，放弃在离开对象的地方进行那些他们在其中出现的讨论。如果像1945年之后在德国东部那样集中管理的经济占统治地位，那么过程和影响都与1918年之后不同，当时必须主要以交换经济的方法支付某些以货币规定的数额，从而各种价格的机制在筹措和转送战争赔款上运转着。但是，只有在确定了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市场形势和货币体系之时，才能够精确地描述和解释在交换经济类型的经济秩序中的战争赔款的过程和全部经济的作用。垄断或寡头垄断或竞争是否占统治地位，是否实现了带有或不带有均衡的市场形式，货币是与一种商品相联系还是以贷款的途径产生，对于单方面付款的过程和作用都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运用形态学的——理论的体系才使得可以说明1871年以后法国的战争赔款的和1918年以后德国的战争赔款的那些完全不同样子的后果，或者总的来说，各笔“赔款”对我们的世纪第三个十年全部经济上发生的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影响。在别的货币体系和市场形式的范围内过程和作用就会不同。因此，恰恰是与批评的命题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有关贡物、战争赔款等等的文献没有容许看清这些单方面的偿付款项事实上在其中发生的那个实际的秩序结构，它就停留在表面上。
各种秩序形式都存在于经济实际之中 ；经济实际每次都具有一个一定的秩序结构。日常经济生活运行于这些形式之中。如果我们没有认清那些形式，我们就放弃了对经济实际的认识。
(67) （第341页）关于理论的逻辑性质：此处可见第262页和注(25)。
歌德（《格言与反思》，周年纪念版，Ⅳ，第231页）极其确切地说：“在理论使我们相信各个现象的联系这一限度内，它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用处。”————这里也应当列举席勒。他最给人深刻印象地区分了认识的三个阶段：普通的经验主义 “没有超越经验的现象”，对于它来说，各个感觉“总是个别的和偶然的”。普通的经验主义只具有“经验这唯一的一个要素并且因此不具有经验”。理性主义 探求“各个经验的因果关系”。“根据我的判断，理解力的这个功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一切科学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它冒着这种危险：把在自然中联系着的那个东西严格地分离出来。”第三：就像席勒所称呼的那种“理性的经验主义 ”，它把普通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着科学的认识。“这样我们也就发现，导致科学的认识的，只是各种自由的思考能力的完全起作用，并且加上感官的各种感觉能力的最纯粹的并且最扩散的起作用。”（1798年1月19日致歌德的信。）席勒由此而说明了决定性的那一点。
此外：洛采：《逻辑学》，1874年，第92页及其以下，第175页及其以下，第378页及其以下。
(68) （第344页）关于定义 、它的价值、它的地位及对它的滥用的利用，可见第28页、第57页及其以下、第105页及下页、第145-146页、第340-341页及下页，注(1)、(9)和(23)。
(69) （第344页）胡塞尔：《逻辑研究》，Ⅰ，15；也可见上面的第27页及其以下。
(70) （第346页）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期间内，在全部的思维和评价的原则上历史化的运动中发生了真理观念的相对化 ，这种相对化如何破坏了各门科学的（而且在其中恰恰有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基础，对此1937和1938年在《施穆勒年鉴》上的历史主义讨论给出了一幅确凿的图像。历史主义与它的真理观念相对化一起是一个运动，它激发了当代的全部 精神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它卷入了与它自己的根本矛盾之中。熊彼特从相对主义的实证主义立场出发写道：“这种精神态度的意义和价值是清楚的。”“对于科学工作的实践来说，重要的不是某些‘真理’，而是人们能够用来操作的那些方法，而这简直就意味着：这样来处理资料，以致出现的东西与观察到的各种事实相适应”（《经济发展的理论》第4版序言，1935年，第15页）。与此相反，此外应当着重指出：每个相对主义者（熊彼特也是）都为这样一些在这里阐发的原理本身要求真理的成分，因而不顾一切否认，还是在用真理的观念工作，并且由此而陷入自我矛盾。极其富于影响的帕累托也相似，他再三努力证明真理观念的完全多余，并且尽管如此却把这个所谓的证明看作真实的 。奥尔特加附带说道：“施本格勒的著作使自己窒息而死，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各个文化的（历史上的人的各个行为的）相对性的证明就它那方面来说是绝对种类的事。历史在提示人类的各种形式的相对性时，就表达出了一种不再相对的认识”（《我们时代的任务》，没有出版年代，第288页及下页）。一切都是相对的；但是我的相对主义的信仰是绝对的————这是一种难于能够指望的、不可靠的、站不住脚的论断。
(71) （第349页）关于专业地和全面地——历史地探讨经济问题：第100页及其以下，第248页及其以下，第256页及下页，第272页及其以下，第287页及其以下，第331页及下页。
(72) （第352页）关于经济秩序 在一方面、经济阶段 和经济风格 在另一方面的对立：此外可见第100页及其以下、第121页及其以下、第248页及其以下。
关于为每个经济秩序创立一种特殊的理论的不可能性：第108页及下页、第260页及下页、第268-269页和注(26)。
(73) （第355页）还经常看不到克服国民经济学与企业经济学的分离 的必要性，原因在于错误地认识各个问题和它们的统一。关于较新的企业经济学文献的态度：M．劳曼载于《世界经济回顾》，1936年，第44卷。在那些在其中建立了联系的较新的企业经济学著作中，应当列举：M．R．勒曼：《一般企业经济学》，第2版，1949年；W．普里奥：《经济企业的学说》，特别是第一篇，1935年；M．劳曼，《企业经济学》，1936年。
(74) （第359页）关于当代的经济宪法政策的各个问题和它们的解决：可见注中列举的那些文章。
(75) （第361页）关于法律形态 与国民经济学的联系：弗兰茨·伯姆：《竞争与垄断斗争》，1933年，《经济的秩序》，1937年；H．格罗斯曼——道艾尔特，载于《汉萨法律杂志》，第20年度，1937年，第282页及其以下；G．施麦尔德斯，载于《全部国家科学杂志》，第101卷，1940年，第64页及其以下。也应该正是使市场形式学说成为能够对法律思想和法律政策富有成果的一个例子：一件东西的所有者是一个垄断者，他的所有权事实上对于他所具有的内容不同于对于处于与别人的竞争之中的所有者：对于一个独自向一个村庄供应水的一眼泉水的垄断式的所有者来说，这个所有物所意味的完全不同于对于那种所有者，他在与其他的水的竞争中供应他的泉水。在垄断的情况下，权力地位远为大得多，而且存在着村中的居民对泉水的所有者的依赖；如果在水的供应中存在着竞争，就会取消这种依赖。财产限制和缔约强制 的各个问题各按实现了的市场形式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应该在法律政策和法律科学上各按市场形式而不同地处理它们。
(76) （第361页）第六版（对第五版）的那些修改并不多；我努力以它们来更清楚地突出一些重要之点。
扩充了对各种“货币体系”的阐述（第182页及其以下并且特别是第189页及其以下）；我希望，现在能够像用对各种市场形式的阐述来工作一样地用它来工作。更精确地说明“秩序”的那两个概念证明是适宜的。这出现于最后一章的新号码15中（第355页及下页）。对经济实际和它的认识的某些误解促使我插入注(66)a。另外我更准确地表达了个别的段落（例如在第90-91、95、253-254和359-360页）。
我必须再次感谢科学上的朋友们的鼓励。但是我总是应当特别感谢我的妻子。
关于“自然交换经济”这个类型的启迪学意义，可见第233页及其以下。
(36) （第193页）大多数货币史研究的问题提法都给历史上的各个货币现象的分析造成了困难。这种分析通常是硬币史的或者（主要是在克纳普的影响下）法律史的。但是，只有对货币现象提出经济上的问题（关于货币的产生、关于在这方面实现了的那些市场形式以及关于计算单位与货币的关系）才把它也引向理论的探讨。
关于古代的货币史：艾伯特：《史前史的真实百科词典》，《货币》条；《鲍利——维索夫古典古代科学真实百科全书》第二版中的为数众多的词条；海希尔海姆，出处同上，带有图书目录。
对中世纪 的货币业的那些描述通常都是硬币史导向的。这样得到解释的是：可以长期忽视私人的、城市的和国家的债据作为货币对中世纪的经济具有的巨大意义，从其重要性上低估了就像中世纪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过的计算单位与交换手段的那种区别，以及没有真正把硬币也作为经济现象来研究。————在这种关联上，在有关中世纪经济史的较新的著作中特别应该列举的：库斯科：出处同上；G．密克维茨：《来自雷维尔的账簿》，1938年；M．M．坡斯坦：《中世纪英格兰的私人金融工具》，（《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23卷，1930年）；M．奇奥达诺：《交换的契约》等等（都灵国王科学院出版物，1931年）；H．洛朗：《关于货币优劣的格莱辛定律》，1933年；J．瓦克纳格尔：《13世纪作为支付手段的城市债据》，1924年。————在不同着眼点之下的关于较近和最近时代的货币业的发展：K．海尔弗里希：《货币》，第6版，1923年；J．M．凯恩斯：《论货币》，1932年；R．斯图肯：《货币与信贷》，1949年；G．卡塞尔：《金本位制的崩溃》，1937年（德文版带有B．普菲斯特尔的序言）；F．卢茨：《新金本位制》，《世界经济回顾》第46卷，1937年；O．怀特：《德国的货币政策》，1950年以及B．J．Z．的各个年度报告。
如果货币不是以钞票和汇划货币的形式在银行提供贷款的行动中创造出来，19世纪和20世纪的各个投资的以及因而工业化的一大部分就不会发生。通过提供贷款与货币创造的（或者偿还贷款与货币的消失的）这种联系，根本改变了投资与储蓄的关系。关于这一点：A．哈恩：《银行信贷的国民经济理论》第三版，1930年；H．盖斯特里希：《信贷与储蓄》第二版，1947年。
(37) （第196页）关于那样一些交换经济，在它们当中的各个个别的市场上实现了不同的市场形式，可见斯塔克尔贝格：《市场形式与均衡》，第29页及其以下，以及在那里列举的文献。
(38) （第197页）此外，较旧的货币理论问题的提法的一个错误是，从一种平均值————一般的价格水平出发，它表达的是一种思想上的虚构，而从事经济活动的人并不考虑它，他熟悉的只是个别的价格。同样很少可以把“价格水平”当作起作用的要素投入到推导过程中去使用。只有“当有必要在分析的结尾 概括出一个结果，用一个词或一个数字表示一种总的形势的时候”，像“价格水平”这样一种平均值才是有用的。（K．F．梅耶，出处同上，第18页。）此外关于这个问题：哈耶克：《价格与生产》，1931年，第3页及其以下；哈伯勒：《指数数字的意义》，1927年，第70页及下页，以及（从另一个着眼点）A．洛施：《经济的空间秩序》第二版，1944年。
(39) （第197页）国民经济学的古典时期经常只是研究了那样一种交换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中，在一切市场上完全竞争占统治地位，而且在其中同时存在着金属的流通货币。它因此而把握了市场形式与货币体系的一种最令人感兴趣的组合，但恰恰只是一种 组合，只是一种边界情况。————然而较晚的古典时期在一定范围内超出了这一点，这是当它认识到了钞票的创造对全部经济过程的重要性时————一个重要的成就，它主要表现在奥维尔斯顿的那些著作（《小册子及其他出版物》，1857年，例如第411页及其以下）中。
魏克赛尔的《利息与物品价格》（1898年）开始了向新的问题提法的过渡。
(40) （第200页）关于集中领导的经济 中的经济过程。————文献通常从这种问题提法出发：在一个与“市场经济”或“自由的经济”或“资本主义”相对立的“集体主义”共同体中，经济过程如何运行。（帕累托：《教程》第2版，第6章，第52页及其以下；E．巴罗内：《集体主义国家的生产部》，载于《经济学家杂志》，1908年；V．维塞尔：《自然价值》，1889年，以及在注中列举的那些著作。）————但是，我重复这一点：“集体主义”与“集中领导的经济”不是同一的。“集体主义”应该标明一种具体的状况，它在某些时代完全找不到，而在过去和现在的另一些时代中则得以实现。而“集中领导的经济”却实现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中。它过去和现在都总是存在着。虽然它常常只有一些痕迹，但是它也经常在各个经济秩序中占统治地位————通常是以自给经济的简单形式。（人们以“集体主义”来不精确地刻画多种多样地组合的那一类经济秩序，在它们当中“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因素占统治地位。）————我们突出集中领导的经济的这些实现了的、在实际中总是可以遇见的因素，并且发现了一种纯粹的形式、一种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它被用作主要的模型：集中领导的经济连同它的两种形式————“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和“集中管理的经济”连带它们的变种（第129页及其以下）。与别的行动相反，人们以这种方式从一个方面把握了历史的 多种多样性，而且同时获得了这样一些模型，它们精确地体现了一定的条件状况，并且从而使得出理论 成为可能。
那样一种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理论 是必要的和可能的：它从其联系上看清了在这种经济体制之中的经济过程。必要的 ，是因为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经济过程运行得与在交换经济中不同；因此那些集中领导的经济的特征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具体的经济秩序，显示出与那些交换经济的要素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具体的经济秩序不同的具体的经济过程。这样，生产与分配的秩序在这里和那里就极为不同；投资过程在这里和那里不同地进行；个人的各种需要的影响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就比较弱，或者被排除了；消费者们特别是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是没有权力的；生产在这里可以容易得多地集中于满足需要的（比方说军备的）一个一定的复合体；货币在这里和那里起着极为不同的作用；经济权力在两种情况下意味着不同的东西。这些区别强烈地显露于最近的时代中；理论的分析必须精确地突出它们。————但是，就像我们的概述也试图表明的，一种集中领导的经验的理论是完全可能 的。从各种资料和各个经验规则中产生了领导的各个计划，它们有着它们的评价；由此产生了它的行动；而这样就能够确定经济过程以及它的困难。今日的一位理论家认为：“无论如何，那样一个领域随着交换经济而消失：在一切社会学的科学中，只有在这个领域中才可能查明恒定的和客观决定的联系。”如果他说得对，国民经济学就必须放弃对于经济实际的一个显著的部分的认识。但是他错了。而国民经济学家们不应该从这样一个领域中撤出来：在这个领域中，他们能够（而且必须）作出根本性的事情。
(41) （第205页）关于从双重的角度（作为经济上的问题和作为经济上的资料）去看待来自先前的生产的存货的必要性：欧肯：《资本理论的研究》，1934年，和《资本理论的主要问题》，《国民经济学年鉴》，1937年。————新近关于在这本书的范围内只能略微提及的各个问题：R．冯·斯特里格尔：《资本与生产》，1934年；斯塔克尔贝格：《在静止的交换经济中的资本与利息》，《国民经济学杂志》第10卷，1941年；E．林达尔：《货币和资本理论研究》，1939年；I．R．希克斯：《价值与资本》，第二版，1946年；哈耶克：《资本的纯理论》，1941年。
(42) （第210页）关于第一个经验规则 （所谓的戈森第一定律）：戈森：《人类交换规律的发展》，1854年，以及在《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4版上的词条“需要”（H．梅耶的）中列举的其他那些著作。————把戈森定律修改成“边际替代率递减规律”：I．R．希克斯，出处同上，第11页及其以下；斯塔克尔贝格：《价值理论的发展阶段》，《瑞士国民经济学杂志》第83年度，1947年。
(43) （第215页）关于第二个经验规则 ：T．N．卡弗：《财富的分配》，1921年，第二章；埃奇沃思：《有关政治经济学的论文》，第1卷，1925年；A．密切利希：《确定土地的肥料需要》，1924年；E．施奈德：《生产理论》，1934年。也有摩根斯泰恩处的图书目录，载于《国民经济学杂志》1931年，第4册。
关于第三个经验规则 ：E．v．庞巴维克：《资本和资本利息》，第4版，1921年；博洽德，载于《世界经济回顾》，第34和35卷，1931-1932年；N．卡尔多，载于《计量经济学》，1937年，第201页及其以下；斯特里格尔：《资本和生产》，1934年；E．施奈德，载于《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47卷，1938年；欧肯：《作为时间过程的经济过程》，《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52卷，1940年，第113页及其以下。
(44) （第219页）关于风险 的问题：庞巴维克：《资本实证论》，第4版，1921年；H．马尔夸尔特：《农业生产向各种价格看齐》，1934年；马尔夸尔特写道（第128-129页）：“但是，在我们的工作中，重要的必须是，把这个风险问题 提升为独立的理论问题 。不在意地把风险排除掉并且由此而冒这样的危险：一再碰到实践家耸肩膀以及这句格言：‘是的。在实际中确实与在理论上完全不一样。’————这种状况的确是不行的。然而事实上却是这样的：一个接近实际的理论必须把风险因素包括在它的分析之内 。在这之后它也就不再面对各种事实而继续束手无策了。这在我们研究的过程也越来越清晰地显示了出来。”
关于各种预期的 问题：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2版，1923年，第149页；庇古：《工业波动》，第2版，1929年；G．米尔达尔：《作为货币理论分析的工具的均衡概念》，载于《货币理论论文集》，哈耶克编，1933年，第383页及其以下；凯恩斯：《通论》，1936年，第22章。
(45) （第193、219页）现代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的研究在其问题的提出上、在它的思维方式上以及在各个主要成果上都显示出一种显著的统一性并且绝不是没有联系的观点的并列。应当指点本书的那些寻找现代理论的入门 的读者们参阅：W．罗柏凯：《经济的学说》，第4版，1946年；R．v．斯特里格尔：《国民经济学基础入门》，1937年；E．巴罗内：《理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特征》，第2版，1935年；供进一步学习的：斯塔克尔贝格；《理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特征》，1943年；G．J．斯蒂格勒：《价格理论》，1947年。在那些巨著中特别是：E．v．庞巴维克：《资本和资本利息》，第4版，1921年；此外见注(8)和(10)。
在较老的那些人中，以分析个别经济的现金持有来探讨各个货币理论的 问题的有C．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2版，1923年，第325页及其以下；L．瓦尔拉斯；《要义》，巴黎1926年，第320页及其以下；A．马歇尔：《货币、信用和商业》，1923年，第282页及其以下。从较新的那些人中我列举出：K．F．梅耶：《金的游动》，1935年；J．B．希克斯：《简化货币理论的建议》，《经济学》，1935年2月。
(46) （第230页）关于“静止状态 ”的观念以及关于对这个观念的批评，可见第四章，Ⅳ，第284页及其以下和在注(58)中列举的那些文献。
为了避免误解，还应该特别强调：一种静止状态是通过各种资料的恒定性来实现的，这种恒定性必须得到完全严格的贯彻，从而也有现在和未来的各种需要的恒定性。只有当在提出本年的各个经济计划上为以后各年预计了与本年同样强度的需要的满足，并且与此相适应地预先规定了代替物的筹措时，才达到这样一种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中，生产出来的物质物品的、特别是耐久的生产资料的各个存货总是保持着同样大小。否则生产装置就会扩大或者缩小。关于变动法 ，也可见第245页及其以下，第284页及其以下。
(47) （第235页）关于那些鲁滨逊分析 ：“如果想象由鲁滨逊式的个体联结出共同生活，那么这就比得上那种歪曲的看法：似乎一个还没受损害的花瓶原则上是由它此后被打碎而成的那些碎片构成的。”（哥特尔：《需要与满足》，1928年，第70页。别的批评者：迪尔：《理论的国民经济学》Ⅰ，第二版，1922年，第4页；卡塞尔：《理论国民经济学的基本思想》，1926年，第10页及下页；桑巴特：《三种国民经济学》，1930年，第176页及其以下。）这种看法无疑是“歪曲的”。但是，谁维护它？————用那些鲁滨逊分析所想要的完全是别的东西。继续停留在那幅不怎么出色的图像中：没有人需要担心打碎花瓶。我们首先研究一个小花瓶，它的构造能够比较容易看清。然后我们转向构造比较复杂的好多个较大的花瓶————社会经济的各种不同的形式。如果小的的花瓶的研究走在前面，就能够更容易地从它们的内部结构和全部联系上看清这些较大的花瓶。庞巴维克偶尔说到过鲁滨逊：“在我们敢于走到完整的实际的遮掩了的图像面前之前，我们出于良好的理由在它温和的形态上练一会儿我们的和我们的读者的眼睛；但是，我们的理论的原来的活动场所却是完整的社会经济。”————关于各种鲁滨逊分析的巨大的启迪学价值：M．韦伯：《关于科学学的论文集》，1922年，第196页；H．迪采尔，载于《国民经济学年鉴》，1890年，第54卷以及庞巴维克，同上，第58卷，1892年；G．苏尔策：《经济的各个基本法则》，1895年，第80页及其以下；查理斯·奈特：《资本与劳动》，德文译本，1847年；J．B．克拉克：《财富的分配》，1902年，第40页及其以下。关于18世纪的那些鲁滨逊的故事（它们与今日的理论研究上的那些鲁滨逊分析没有内在共同点）：H．赫特纳：《18世纪德国文学史》，第6版，1912年。
魏克赛尔的《货币利息与物品价格》（1898年）为“自然交换经济 ”的高度的启迪学价值（不顾自然交换经济与货币经济的重大对立）提供了一个证据。————关于从自然交换经济上和货币经济上探讨萨伊定律：L．密克施：《有普遍的生产过剩吗？》，1929年，第198页及下页。
(48) （第239页）理论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试图在绕过各种个别的市场形式 并且在只是辅助性地探讨“社会主义”经济的条件下创立一种统一的交换经济理论。在最新的他们的这种尝试中，卡塞尔的著作成了最著名的（卡塞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第5版，1932年）。卡塞尔想以他的理论研究一种超然于竞争和垄断的交换经济，在这种经济中以对整个社会来说最合理的方式把各个物品的量引向它们的使用。因为这只发生于严格地根据成本原则形成价格的情况下，就仅仅研究了这一种情况。理论虽然由此而获得了一种巨大的形式上的完美性，但是却没有足够地对准对经济实际的说明。（关于这一点：W．克劳姆法特：《卡塞尔的理论的结构中的系统观念》，1927年；以及熊彼特，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1年度，1927年，第241页及其以下。）
在历史学派的范围内（部分地也在努力使历史的与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相接近的进程中），曾经尝试过在各个“受时代约束的”理论前面送上一个“不限于一时的”理论。这样斯庇陶夫就谈到了不限于一时的经济并且要把它的理论推上首位。他把不限于一时的经济理论理解为一种由一个统一的意志领导的社会经济，在其中找不到独立的个别经济。因此，这是一种比方说处于维塞尔的“简单经济”的风格中的集中领导的经济。虽然在理论工作的进程中证明，为分析交换经济而运用分析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那些成果是适当的，但是我们无论如何没有权力先验地把集中领导的经济称为不限于一时的经济。哪些经济现象经受、哪些不经受变化，恰恰是不能先验地确定的，而是只能凭经验，也就是说只是在对历史上遇到的事实状况的分析工作的进程中。因此，把一种关于不限于一时的经济的理论或一种形式的理论送到各种“历史的”、“直观的”或“受时代约束的”理论之前，这是不能容许的————完全不考虑的是，这些所谓的“历史的”理论从来也没有把握住历史的实际并且因此始终仍然只是纲领。（斯庇陶夫，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6年度，1932年，第892页及下页，第918页；伍劳伊哥尔斯，载于《施穆勒年鉴》，第61年度，1937年，第279页及下页。）
(49) （第242页）对于那些产生于资料变化的经济过程中的变化的陈述，如果是正确地获得的，就是严格地、必然地、不容争辩地 有效的。对于经济过程的推移反过来在各种资料上促成的那些变化，就不能作出这样的陈述；按照逻辑学的语言惯用法，对于它们的判断是有问题 的。
还有一些例子：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可以精确地指出，一定的资料的变动如何引起劳动者的各种收入的提高。但是，它不能精确地确定，收入的提高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导致工人们的效率的提高，从而“劳动”这种资料的变化。当它试图这样做时————它偶尔这样做过————它就遭到了失败。或者：借助货币理论的帮助可以精确地证明，一种通货紧缩政策引起经济过程的哪些变化。根据经验，在现代国家中，长期持续的通货紧缩式的萧条在具体情况下常常导致严重的政治震动，导致经济政策和经济秩序的变化。但是，对各种资料的这些反作用是否得以实现以及它们是哪一种的，这又如此之甚地取决于各个个别的国家的特殊结构和其他许多历史事实，以至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必须避免对此给出不容争辩的判断。
(50) （第244页）此外，就是国际收支理论也犯了这种错误：承认包含着需要解决的问题的那些事实是资料。它把一国的进口和出口以及把国际收支的其他各个项目看成是给定的量，并且正是想由负债与资产方的关系说明外汇兑换率的高度以及它的变化。但是，一国的进口和出口与国际收支的其他各个项目一样很少是给定的量。它们取决于彼此进行贸易的各个国家和各个价格以及各种外汇兑换率本身。因此，国际收支理论是不充分的，而因为它指明的币值恶化的那些原因不恰当，它就在币制政策上发生了极为有害的作用。（对此：哈伯勒：《国际贸易理论》，1933年，第26页及其以下；欧肯：《德国货币问题的批判考察》，1923年，第1章。）
(51) （第247页）因为不划出一个资料的边界 就不可能有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研究，所有的理论家（自从有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以来）都用资料来工作。在这方面，常常没有使用“资料”这个名称，而是比方说谈到“给定的要素”或“简单的要素”或者还有“生产力”。这不是根本性的。可是根本性的是，对那些资料的各种想法常常是不完整的。
弗里德利希·李斯特称作“生产力”的东西就是资料，不过他不同地、更详尽地刻画了它们的特征。“一个法律或一个公共机构不对生产力的增加或减少发生或大或小的影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将会说：如果它不改变一种资料的话。因此，经济政策的任务必须是“唤起和培养”这种“生产力”。
直到那里李斯特说得都对。但是，当他要求各种生产力的一种“理论”（他想在各种价值的理论之外提出这种“理论”）时，他就错了。他把各种生产力的理论理解为一种应当说明具体的资料的形成的理论。创立这种理论的任何尝试都必定要失败，因为只有历史的个别的理解才能够看清具体的资料的形成。比方说这个问题：为什么德国今天具有一个有一定的能力和教育程度的一定的人口，或者为什么那里有一种一定的社会和法律秩序。庞巴维克在同维塞尔的一次讨论中说过：“理论的说明做的是一般说来可以期望于一种理论的说明的一切，它只是终止于‘资料’，对它们自己的进一步说明不再是经济学理论的事情。”他此后继续说道：“这种资料是生产技术的资料，它不需要也不允许用经济学的理论来解释；这恰恰就像这时那样少：在那个有5袋谷物的垦殖者的例子中引证或者坚持经济学的理论以说明，在那个垦殖者的各种需要中，对于谷物烧酒的需要排在对肉食的需要之后，它们为什么如此排列，以及给予这两种需要中的每一种的满足以怎样的重要性。”（《资本实证论》，附录7）
关于各种资料及它们的获得，此外：J．B．克拉克：《经济理论纲要》，1907年；J．熊彼特：《经济发展理论》，1926年，第75页及下页，以及《社会科学文献集》，第42卷，1916-1917年，第3页及其以下；R．v．斯特里格尔：《经济学的范畴和经济的组织》，1923年；L．罗宾斯：《论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1932年；F．卢茨：《国民经济学中的经济形势问题》，1932年，第65页及其以下，第116页及其以下；克瑞西——万特鲁伯：《农业危机与停滞期间》，1936年，第362页及其以下；K．F．梅耶，出处同上，第56页及其以下；F．W．迈耶：《国际收支的平衡》，1938年，第14页及下页，第159页及其以下。各种资料的装置需要扩大（个别经济的资料————全部经济的资料；计划资料————实际资料）。同时，从我们的研究中得知，我们绝不能把获得资料的工作托付给社会学或者历史的撰写，它们没有能力去做这个：由于国民经济学的问题的提出和各个事实的着重强调的分析，国民经济学 必定碰上那些条件————经济过程就取决于这些条件。它把这些条件称作资料。
(52) （第256页）关于巴拉圭的耶稣会共同体的经济秩序：P．埃尔南德斯：《瓜拉尼人的社会组织学》，1912年；M．法斯宾德：《巴拉圭的“耶稣会士国家”》，1926年。
(53) （第260页）因此，根据在正文中说过的，国民经济学过去对经济史学 的影响经常不是有益的，因为转借了一种不能胜任历史存在的概念形成。就是施特瑞德尔的那些富有成果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度扩大地使用“资本主义”这个词之苦。
海希尔海姆（《古代经济史》，1938年）作出了使用各种“经济风格”的尝试。————我重复说：这些尝试的失败不是历史学家们的、而是国民经济学家们的过失。国民经济学家们恰恰不应当把像阶段或者风格那样的不熟悉历史的虚构提供支配，而应该把从历史实际中得出的形态学体系提供支配，通过它的运用经济史学家就成功地认识了经济的具体的秩序结构 。（对此还有：A．吕斯托夫，出处同上。）
(54) （第263页）经常误解了这一认识：国民经济学的理论是由“假言”判断组成的。人们过去和现在都认为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仅仅是由“假定 ”组成的，也就是说是由为了弥补知识的一个缺陷而对一种说明的理由的暂时的和不受约束的假设组成的。————这里存在着一个错误，从这个错误中产生了对整个理论分析工作的一种不正确的态度。在逻辑学的严格的意义上，“假言判断”指的是：如果A存在，则C存在。假言判断宣称：由一个一定的原因产生出一个一定的后果。它以“充足理由律”为基础。思维着的人不断需要假言判断，在假言判断中以特别的程度表现着理智。众所周知，表现了与假言判断的对立的是直言判断：S是P。正确地得出的假言判断不可辩驳地、严格必然地、不容置疑地并且绝不是暂时地有效。每一本逻辑学教科书都告知了这一点，以至于列举过的那种误解是不可原谅的。
(55) （第268页）关于运用 的那些科学理论问题可见注列举的那些著作。关于“真理”与“现实意义”的区别，此外也可见我的文章：《克服历史主义》，《施穆勒年鉴》，第63年度，1938年，第212页及下页，本书的第257页及第347页及其以下。
在研究本身中以及在科学理论上严重地忽视了理论的运用，这是可以容易地理解的。因为不论是对“概念的国民经济学”来说，还是对“二元论”或是对“经验主义”来说，都不可能有运用。————想构思一种“应用的理论”，那是徒劳的。抽象的 理论的运用是为了说明具体的历史的事实状况，根据每一次各自的情况而做的。如果以一种所谓的“应用的理论”来与所谓的“纯粹的”理论相对，那就会抹杀“抽象的”与“具体的”的区别。
(56) （第269页）关于由不充分的消息给认识较为过去的时代的经济实际设置的那些边界 ：也可见第79页及其以下。经济史学和国民经济学必须也在事实上一直推进到这些边界上。只有当它们把有关秩序结构的问题推到了突出地位并且从这个着眼点持续地透彻研究了各个原始资料（即使例如是古代经济史的）时，它们才能做到这一点。
(57) （第270页）关于重大的二律背反以及它的克服：此处可见第39页及其以下和第337页及其下页。
(58) （第295页）关于各种“动态的理论 ”：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第1章的附录和第90页及其以下中告知了较老的文献。（关于熊彼特的动态理论：E．v．贝克拉特，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3年度，1929年，第1页及其以下。）从较新的文献中应当特别列举出：E．伦德伯格：《经济扩张的理论的研究》，1937年（关于它以及关于这场讨论的状况，总的来说：V．史密斯，载于《世界经济回顾》，第47卷，1938年，第613页及其以下）；A．庇古：《静止状态的经济学》，《经济学杂志》，1935年；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1936年；E．普来泽尔：《经济形势理论的基本特征》，1933年。————关于在经济史学中的各种发展理论以及关于它们与孔德和实证主义的联系：第72页及其以下，第76页及其以下和注(12)；关于静止状态：第228页及其以下。
对现代的经济形势研究的阐述：罗柏凯：《危机与经济形势》，1932年（入门的）：G．哈伯勒：《繁荣与萧条》，第2版，1940年；里昂·H．杜普里：《全面的经济运动》，1947年。关于对各种动态理论和经济形势理论的原则性的批评，还有在注(21)中列举的那些著作。
针对对各种经济形势理论的批评所提出的反驳是：应该具有一次性的不仅是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而且是一切经济现象（例如也看各种价格）。因此，据说必定还是有可能不仅创立一种价格理论，而且也创立一种经济形势理论。————但是，由此就没有注意到一个本质的区别：价格日复一日地在上百万种情况下都是相同形式地 被要求和支付的。可是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例如1907-1908年德国的萧条或者紧接着的1909-1913年的高涨————都是一种一次性的、不同形式的现象，它只显示出与别的一些经济形势运动的一定的相似性。各个经济形势运动缺乏那种“相同性”：这种相同形式性可以在各个价格那里找到，并且是一般地提出价格问题和成功地得出一种价格理论的一个根本的先决条件。（关于经济现象的相同形式性以及关于整个的这个问题，更详细地载于我的《资本理论研究》，1934年，第15页及其以下。）
(59) （第308页）关于经济权力 问题的科学讨论通常围绕着这个问题：是“经济规律”还是“政治和经济权力”决定性地决定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决定经济过程。对那些主张前者的国民经济学理论家们，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家们指出了权力的重要性，然而却没有精确地研究它。这种对照和存在于该对照中的问题提法 ，不能产生多少成果并且应当消失 。国民经济学的第一个任务是揭示那些奠定了经济权力的具体的事实状况，并且具体地研究经济权力的各个作用。（由此就同时产生了对于塑造经济宪法不同寻常地重要的洞察力。）在像当前的这样一个以巨大的风格形成着经济上的权力集结的时代中，这个任务是紧迫的。
此外关于这个问题：E．v．庞巴维克：《权力还是经济规律？》，《国民经济杂志》，第23卷，1914年，重印于《文集》，1924年，第230页及其以下；J．熊彼特：《分配理论的基本原则》，《社会科学文献集》，1916-1917年，第42卷；F．凯斯特纳：《组织强迫》，1912年，第2版，1927年；E．普来泽尔：《分配理论中的财产与权力》，对比性的提要（阿尔弗雷德·韦伯纪念文集，1948年），第331页及其以下。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学派对于私人经济权力的各种现代问题的态度明确地表现在社会政策协会1905年的那些协商中，在它们的开头是一篇施穆勒的短评。（《社会政策协会文集》，第116卷，1906年。）关于经济权力集团的各种意识形态，可见本书第33页及其以下。
缺乏关于从重商主义者们一直到今日国民经济学对于经济权力现象的态度的精神史上的研究。此外，一般地关于历史上的权力：修昔底德，V．第86页及其以下；马基雅弗里：《君主论》，Ⅱ，1532年；雅各布·布尔克哈特：《世界历史的考察和历史学的断片》（《全集》，第7卷，1929年）；弗里德里希·迈内克：《在较近的历史中的国家利益至上原则观念》，第2版，1925年；B．德·茹沃内尔：《来自权力》，第二版，1948年。
(60) （第317页）关于“满足需要原则 ”和“赚得 原则”：桑巴特：《现代资本主义》，第4版，1921年，和《资产者》，1913年，带有许多事实材料；还有：《经济生活的秩序》，第2版，1927年。此外，劳姆：《一般经济史》，1932年，第20页及下页；斯庇陶夫，载于《施穆勒年鉴》，第56年度，第911页及下页。桑巴特有理由地引证了亚里士多德：《政治学》，Ⅰ，8-10。两个人都错了。新近关于这个问题：吕斯托夫：出处同上，第151页及其以下。
注(16)和(18)中列举的那些著作告知了古代和中世纪的人们的经济行为。此外关于中世纪：G．埃斯皮纳斯：《资本主义的起源》Ⅰ，1933年；施特瑞德尔：《货币经济和早期资本主义》，载于《柱廊式入口————世界史》第4卷；凯尔特尔，载于《施穆勒年鉴》，1932年，第56卷，2；茨维迪耐克——苏登郝尔斯特：《世界观与经济》，1942年，以及由西维金在他的《世界史》，1935年，第79页及下页上所列举的那些著作。
当然，不是14世纪所有的远地贸易商都是吕贝克的瓦伦爵普斯家人的类型的，不是15世纪晚期的所有远地贸易商都是奥格斯堡的富格家人的类型的。那时在一个和同一个城市和家庭里有过许多层次和历史的变化。极为经常的是，跟在性格乐于冒险和慷慨大方的世代之后而来的是领年金者的世代。正是这样一些变化在中世纪的经济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就是农民们和手工业者们的态度也经常改变：有时满意于、有时则不满意于一种一定的生计并且因此有时温和而有时好斗。如果试图把中世纪的人的经济行动说成是根据“满足需要的原则”的行动，把现代人的行动说成是根据“赚得原则”的行动，那就是以双重的方式非历史地行事：用一个词掩盖了 在各个个别的民族、地区、阶层和时代中的经济行为的差别 ，使多种多样性消失；中世纪的各种原始资料都很清晰地显示出这种多样性，而今天的每一个进行经济活动的人都在我们的当代并且在每一个国家中经历过这种多样性。另外远为过度地强调了 现代的和中世纪的对经济的态度之间的对立 ，而对人的各种连贯的特性则看得过少。我们在正文中谈过，在中世纪的行会会员与现代的工会会员之间，或者在中世纪的远地贸易商与现代的企业家之间存在着某些引人注目的相似性。在这方面，无疑地存在的各种区别常常与今天通常认为的不同：“如果与此相反地进入了各个原始资料之中的话，那么就会得到一个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知识：旧风格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比现代的人多得多地以一种声名狼藉的业务道德来生活。他要求得过分，造假，起伪誓，逃避赋税和关税。他轻率地借入贷款并且试图损害他的债主们，他还放高利贷。这样一种全部行为只是与他整个的还没有充分发展的经济地位相适应，所以此外根本不可能令人惊异。”（库斯科）
(61) （第321页）告知“经济原则”：H．迪采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1895年，第175页及下页。那里还有与别的、较旧的观点的争论。O．冯·茨维迪耐克——苏登郝尔斯特：《一般国民经济学》，1932年，引论。汉斯·默勒，载于《国民经济学和统计学年鉴》，第150卷，1942年，第241页及其以下；A．福伊：《古典国民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及历史主义对它的批评》，马尔堡博士论文，1936年。————谁想证实（如新近的W．A．越尔：《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1943年，第1卷，第8章）：人的所作所为不仅可以用谋求尽可能大的赚得或“资本主义的”动机来解释，他就说得完全正确：保存自己的本能和恐惧、仇恨和争夺权力、爱和人道以及其他的动机以极为不同的方式决定着人们的行动。但是他不可以由此推断说：“经济之外的目标设置和内心的冲动导致背弃经济原则。”
经济原则与人的行动的各种目的或目标无关。各个目的是极为不同的，例如可以是利己主义的或是利他主义的；而行动则总是按照经济原则的。一个修道院的领导者，他绝不想去尽可能多地赚得而是完全为人道服务，他在经营各块农田、加工各种原料、购入物品、使用捐助等等的时候都按照经济原则计划和行事。这就是说：他力图以尽可能小的价值花费达到一个一定的目的，以便能够以现有的那些农田、原料等等做出尽可能多的善事。
(62) （第322页）从正文的表述中得知：必须极为慎重地对待被大量滥用了的“理性主义的 ”对“传统主义的 ”经济领导 这个对照。理性主义的与传统主义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差距仅仅产生于那种地方：在那里，根据各种价格的、技术知识的或另外一种资料的变化了的状况有必要实施各种生产资料的一种新式的组合；但是，由于坚持一种旧的流传下来的做法而没有实施这种组合。但是在其他情况下，也就是在技术知识和其他资料接近恒定时，传统主义的经济和理性主义的经济是一致的。此外关于此事：见H．马尔夸尔特，出处同上。
(63) （第326页）关于价格上升时供给的减少 ，也就是关于价格和供应量的负的依赖性：I．费雪：《经济学的基本原理》，1921年，第312页及其以下和436页及其以下，带有劳动市场的好多例子。费雪说：“煤矿中的较新的实验表明，各种工资的轻微上升促使工人们更长时间的劳动，但是大的提高（高于通常工资的60％）则引起工作的无规则和减少劳动小时数的愿望。”此外：熊彼特：《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4版中的词条“供给”。关于农业：迪策：《作为农业价格政策的手段的强制辛迪加》，《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45卷，1937年；A．恰雅诺夫：《关于农民经济的学说》，1923年。这种联系的数学探讨：斯塔克尔贝格：《在生产经济中的供给与需求》，《数理的经济和社会研究文献集》，1938年，第4卷。
在重商主义中，把工资下降时劳动市场上的供给上升看成是常规；由此而强烈地影响了重商主义的工资政策。（也可见E．F．赫克雪尔：《重商主义》，1932年，Ⅱ，第150页。）在那些较新的人中，例如马歇尔（《经济学原理》，Ⅵ，2和12）警告提防对这些情况的数量估计过高。
如果我们确定两种行为，人各按它们而具有一种“灵活的”或是“始终不变的”需要的水平，那么在这里涉及的仅仅是对物质物品的各种需要，没有涉及对闲暇的需要。没有注意到这后一种需要。在工资提高时相应地较少劳动的工人，虽然恰好像过去一样地满足他对物质物品 的需要，但是他更好地满足了他对闲暇的需要。这样剔除对闲暇的需要也许是可取的，因为它与别的需要相反，恰恰是通过放弃经济活动来满足的。
(64) （第328页）还没有详细地澄清这一问题：按照“尽可能高的纯收入原则” 的或按照“尽可能好的供应原则” 的经济行动怎样影响经济过程。充分的理论研究将必须为各种不同的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提出和解答这个问题。
一旦放弃了“赚得原则”与“满足需要的原则”的对照，理论地——一般地并且同时历史地——具体地解答这一问题————人对经济的态度的差别如何也在这方面影响它的过程————就从根本上变容易了。
(65) （第333页）支配着19世纪和20世纪的科学的是这一追求：埋头于一个时代的各个一次性的现象并且从历史上去把握人的行为的各种多样性。这是它的长处，又是它的弱点。它的长处————由于它唤起了对于历史上的世界及其形式的多种多样性的意识；它的弱点————由于它在它的追求上走得太远，仅仅把个别时代的人看作是历史的可变化的生物并且竟然没有再注意过，现在和 过去到处都存在着人的某些基本的特征。历史主义以这种方式完全丧失了理解人的能力。它看得到的不再是活生生的人，而是图解化了的发展的形象。这样就能够普遍使用像“满足需要的原则”和“赚得原则”那样的不合乎历史的对照，并且能够认真地尝试用这一个或者另一个词来标明整个时代的经济精神。
众所周知，19世纪的和20世纪初的那种个别化的、突出各个个别的历史时期和各个个别的民族特征的历史学体现着对17和18世纪的科学的一个回击。在它当中占统治地位的是这种信念（不管涉及的是笛卡尔、康德还是国民经济学家们）：各个个别性的人的一切差别，不管它们会有多强烈，都并没有一直达到人的心底；然而恰恰是在全部的历史上，都存在着一个到处都可以找到的基本层。虽然这种观点并不罕见地导致了低估各个个别的民族、时代和人物的特点。就是进行经济活动的人也被古典的国民经济学家们视为一个始终不变的人物，他们相信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能够找到这个人物。与此相对立的是，当时的科学家并不像后来的那样对在人的态度方面的那些基本的、连贯的特征置若罔闻，这些特征是特别本质的。这是它的长处；就这点而言它对人有更大的了解。
对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的正确认识将达到两种看法的一个综合 。
(66) （第193、249、339页）类型 这个概念从柏拉图和主要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了一种确定的科学内容。亚里士多德把它运用在贯穿于他的整个研究的那种追求中————把个别的东西联结成一个整体。类型可以说处于个别的现象与一般的东西之间。“他要为大量的各个现象寻找普遍地连贯的特征和类型，收集同族的东西并且由此使它相互说明，使各个问题一般化并且因此而使它们接近于解决”（鲁道夫·欧肯：《亚里士多德的研究方法》，1872年，第44页及下页）。关于亚里士多德的用辞：卜尼茨：《亚里士多德索引》（τvπoç）。因此，亚里士多德的各个类型接近那些“现实类型”。“（类型的）同一个概念同时出现在各个最不同的领域————动物学、植物学、结晶学、化学、语言学————中，这属于科学的较新的发展中的那些意义重大的现象”（W．冯特：《逻辑学》Ⅱ，第3版，第55页）。必须这样补充冯特：类型概念的运用同时渗入了历史学、心理学、教育学和国民经济学。（为了了解：E．赛特里希：《W．斯特恩、E．斯普朗格和M．韦伯的类型概念的逻辑结构》，1930年。）这些类型大多数是现实类型。关于理想类型的形成，马克斯·韦伯写道：“得出它（理想类型）是通过单方面地提升一个 或者也有一些着眼点 以及通过把大量混乱的和不连续的、这儿较多、那儿较少、有些地方根本就不存在的个别 现象（它们服从那些单方面地强调的着眼点）联合成一个自身很统一的思想 构成物。在其概念的纯粹性上，这种思想的图像在实际中的任何地方都是不可能从经验上发现的，它是一种乌托邦； 而对于历史学的工作来说就产生了这一任务：在每一个个别的情况下查明，现实与那种理想的图像有多近或多远，从而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在概念的意义上把一个一定的城市的各种情况的经济性质称为‘城市经济的’”（《科学学论文集》，1922年，第189页及其以下，第275页及其以下，第372页及其以下。《经济与社会》，1922年，第9页及其以下）。————韦伯对于理想类型的形成所说的，不仅是一个未完成的作品，而且也包含着严重的缺陷。他既没有认识到现实类型与理想类型的基本区别，也没有认识到二者的逻辑性质，还没有认识到导致形成这两种类型的抽象方法的差别。因此，他称之为理想类型的那种 类型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概念内容。虽然他批评过现实类型的那种广泛流行的滥用式的使用（见本书的第100——101页及下页），但是他同时也接受了毕歇尔的那些经济阶段并且想把它们解释成理想的类型（例如在《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3版的词条《古代农业史》中）。他把中世纪的“城市经济”同样称为一个理想的类型，就像称呼鲁滨逊经济这个样子完全不同的、真正理想类型的模型那样。由此他助长了那种通常的对理想类型和现实类型的混淆————对此我们已经谈过了（例如注(24)）。因为他对于类型的形成的观点今天还占着统治地位，而不同马克斯·韦伯争论就不可能澄清这个重要的问题的复合体，对他的批评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里涉及的不是反对 韦伯而阐发理想类型的一种新概念，而是涉及精确地和完整地确定韦伯没有清楚地和仅仅部分地看到了的东西。（关于马克斯·韦伯：B．普菲斯特尔：《向理想类型发展》，1928年；谢尔廷：《马克斯·韦伯的科学学》，1936年，第319页及其以下。）至于名称，西格瓦特这样谈到那样一些类型：“我们把它们看作各种理想地完美的类型，以便把各个个别的样本与它们相比较”（《逻辑学》，Ⅱ，第二版，1893年，第240页及下页）。G．杰利内克在他的《一般国家学》中再三需要“理想类型”这个概念并且试图精确地规定它（例如第二版，1905年，第32页及其以下）。M．韦伯接受了G．杰利内克的概念和概念内容。韦伯的类型学说的影响是令人惊奇的：人们不仅连同它的一切重大缺点一起接受了它，而且人们甚至相信：韦伯“发现了”理想类型。韦伯本人对这后一种误解没有责任。他自己坚定地强调过，在他之前理论研究早就已经用理想类型来工作了。古典主义者们已经使用过这样一些思想上的模型。例如屠能————而且是以出色的形式；他就是对它们的逻辑性质也作了一些机智的评论（他的《孤立国》第二版的前言。此外：西尼尔：《政治经济学讲演集》，1852年；J．S．穆勒：《逻辑学》，第5版，第6篇，第9章第3节）。不需要特别指出，现代的理论研究使用了它们。不过，常常是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它们的逻辑性质而这样做的。
关于“现实的类型”和“理想的类型”之间的区别：毕歇尔的“家庭经济”是一种现实的类型。应当用“家庭经济”来表现古代和中世纪早期的经济实际。而屠能的“孤立国”————也就是说这样一个国家，在其中一个巨大的城市处于一个土地完全同样的平原的中央，一个没有开垦的荒野把这个国家与其余的世界完全隔开，而且在这个国家中到处都是完全竞争占统治地位————它却是一种理想类型，它被当做思想上的模式来使用。屠能没有用他的孤立国来表现现实的实际并且也不想这样做。但是他在研究具体的经济中得出了它，用它强调了具体的经济的一个 方面，而用这个理想类型所获得的那些理论原理则在它们的运用中服务于揭示具体的联系。虽然我们也是这样在各种事实状况中发现了各种秩序形式————经济体制、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形式、市场形式、货币体系，简言之：整个的形态学体系。它们存在于 那里。科学必须在那里发现它们。但是这些秩序形式不是纯粹 地存在于那里，而是各式各样地相互“融合着” ————一个我们经常地碰到过的结果。通过我们个别地着重强调了它们，也就是说在思想上把它们从它们在实际的经济中所处于其中的那种融合中解脱出来，并且这样以纯粹的形式得出了它们，我们就具有了这样一种类型：它们个别的并不描摹经济现实；相反地它们却在逻辑的意义上是“理想的”。（因此，在现实类型和理想类型上，“现实的”与“理想的”的对照是一种逻辑的对照。在这里，“理想的”与“现实的”一样，并不具有规范的含义。理想的类型没有呈现出完美的理想。它不是伦理学的概念。此外：第77页及下页，注(13)和在那里列举的地方。）
提出过这个问题：各种“纯粹的形式”或“理想类型”对各个“模型”是什么关系。那么：科学从实际的经济中着重突出的那些纯粹的形式被作为模型来利用 ，那些理论推导就是在它们之上进行的。例如，人们在现在和过去中发现了“供给垄断”。我们把这个通常与别的形式融合了的纯粹形式突出为理想的类型，并且把它作为模型、也就是作为精确地规定了的条件状况来运用。供给垄断的理论就是在这种条件状况之下推导，哪些价格得以实现，以及销售了多少数量。因此，正确地得出的各个模型恰恰不 像称呼过它们的那样是“设计的模型”，而是相反的东西。
如果简单地“设定”、也就是先验地构思各种模型————就像过去和现在多次在各种市场形式上发生的那样（例子：注(34)）————那么当然能够随意构思许多模型。但是它们对于认识过程的价值不大；在它们之上得出的那些理论原理同样仍然是无法运用的。这样一些模型是为理智的游戏服务的。它们就像国际象棋。人在那里设立了一定的条件，于是理智和联想的能力就可以在游戏中前后一致地发挥。没有人声称，象棋游戏复述了一种真实的实际或者在认识过程中是直接有用的。在设定的模型上的思维游戏中，也同样少有这种情况。
(66a) （第249、339页）类型学和整个形态学的分析今天还在好多地方造成困难。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所有那些已经习惯于用“阶段”或者“风格”来概括没有分析过的事实并且需要像“资本主义”等等那样的总括的名称的人，都绝不会想到着重强调的抽象和揭示现实的各种秩序形式。在纯粹文献上的讨论中将不会克服这些困难。各种市场形式和其余一切类型的获得要求国民经济学家们下定决心，在现实本身中进行工作，形态学地研究厂家和家计，放弃在离开对象的地方进行那些他们在其中出现的讨论。如果像1945年之后在德国东部那样集中管理的经济占统治地位，那么过程和影响都与1918年之后不同，当时必须主要以交换经济的方法支付某些以货币规定的数额，从而各种价格的机制在筹措和转送战争赔款上运转着。但是，只有在确定了占统治地位的各种市场形势和货币体系之时，才能够精确地描述和解释在交换经济类型的经济秩序中的战争赔款的过程和全部经济的作用。垄断或寡头垄断或竞争是否占统治地位，是否实现了带有或不带有均衡的市场形式，货币是与一种商品相联系还是以贷款的途径产生，对于单方面付款的过程和作用都是决定性的。例如，只有运用形态学的——理论的体系才使得可以说明1871年以后法国的战争赔款的和1918年以后德国的战争赔款的那些完全不同样子的后果，或者总的来说，各笔“赔款”对我们的世纪第三个十年全部经济上发生的事情的不同寻常的影响。在别的货币体系和市场形式的范围内过程和作用就会不同。因此，恰恰是与批评的命题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如果有关贡物、战争赔款等等的文献没有容许看清这些单方面的偿付款项事实上在其中发生的那个实际的秩序结构，它就停留在表面上。
各种秩序形式都存在于经济实际之中 ；经济实际每次都具有一个一定的秩序结构。日常经济生活运行于这些形式之中。如果我们没有认清那些形式，我们就放弃了对经济实际的认识。
(67) （第341页）关于理论的逻辑性质：此处可见第262页和注(25)。
歌德（《格言与反思》，周年纪念版，Ⅳ，第231页）极其确切地说：“在理论使我们相信各个现象的联系这一限度内，它就其本身来说没有任何用处。”————这里也应当列举席勒。他最给人深刻印象地区分了认识的三个阶段：普通的经验主义 “没有超越经验的现象”，对于它来说，各个感觉“总是个别的和偶然的”。普通的经验主义只具有“经验这唯一的一个要素并且因此不具有经验”。理性主义 探求“各个经验的因果关系”。“根据我的判断，理解力的这个功能是必要的，并且是一切科学的不可缺少的条件。”“但是它冒着这种危险：把在自然中联系着的那个东西严格地分离出来。”第三：就像席勒所称呼的那种“理性的经验主义 ”，它把普通的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结合起来，进行着科学的认识。“这样我们也就发现，导致科学的认识的，只是各种自由的思考能力的完全起作用，并且加上感官的各种感觉能力的最纯粹的并且最扩散的起作用。”（1798年1月19日致歌德的信。）席勒由此而说明了决定性的那一点。
此外：洛采：《逻辑学》，1874年，第92页及其以下，第175页及其以下，第378页及其以下。
(68) （第344页）关于定义 、它的价值、它的地位及对它的滥用的利用，可见第28页、第57页及其以下、第105页及下页、第145-146页、第340-341页及下页，注(1)、(9)和(23)。
(69) （第344页）胡塞尔：《逻辑研究》，Ⅰ，15；也可见上面的第27页及其以下。
(70) （第346页）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期间内，在全部的思维和评价的原则上历史化的运动中发生了真理观念的相对化 ，这种相对化如何破坏了各门科学的（而且在其中恰恰有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基础，对此1937和1938年在《施穆勒年鉴》上的历史主义讨论给出了一幅确凿的图像。历史主义与它的真理观念相对化一起是一个运动，它激发了当代的全部 精神生活。
在这种情况下，它卷入了与它自己的根本矛盾之中。熊彼特从相对主义的实证主义立场出发写道：“这种精神态度的意义和价值是清楚的。”“对于科学工作的实践来说，重要的不是某些‘真理’，而是人们能够用来操作的那些方法，而这简直就意味着：这样来处理资料，以致出现的东西与观察到的各种事实相适应”（《经济发展的理论》第4版序言，1935年，第15页）。与此相反，此外应当着重指出：每个相对主义者（熊彼特也是）都为这样一些在这里阐发的原理本身要求真理的成分，因而不顾一切否认，还是在用真理的观念工作，并且由此而陷入自我矛盾。极其富于影响的帕累托也相似，他再三努力证明真理观念的完全多余，并且尽管如此却把这个所谓的证明看作真实的 。奥尔特加附带说道：“施本格勒的著作使自己窒息而死，因为他没有考虑到，各个文化的（历史上的人的各个行为的）相对性的证明就它那方面来说是绝对种类的事。历史在提示人类的各种形式的相对性时，就表达出了一种不再相对的认识”（《我们时代的任务》，没有出版年代，第288页及下页）。一切都是相对的；但是我的相对主义的信仰是绝对的————这是一种难于能够指望的、不可靠的、站不住脚的论断。
(71) （第349页）关于专业地和全面地——历史地探讨经济问题：第100页及其以下，第248页及其以下，第256页及下页，第272页及其以下，第287页及其以下，第331页及下页。
(72) （第352页）关于经济秩序 在一方面、经济阶段 和经济风格 在另一方面的对立：此外可见第100页及其以下、第121页及其以下、第248页及其以下。
关于为每个经济秩序创立一种特殊的理论的不可能性：第108页及下页、第260页及下页、第268-269页和注(26)。
(73) （第355页）还经常看不到克服国民经济学与企业经济学的分离 的必要性，原因在于错误地认识各个问题和它们的统一。关于较新的企业经济学文献的态度：M．劳曼载于《世界经济回顾》，1936年，第44卷。在那些在其中建立了联系的较新的企业经济学著作中，应当列举：M．R．勒曼：《一般企业经济学》，第2版，1949年；W．普里奥：《经济企业的学说》，特别是第一篇，1935年；M．劳曼，《企业经济学》，1936年。
(74) （第359页）关于当代的经济宪法政策的各个问题和它们的解决：可见注中列举的那些文章。
(75) （第361页）关于法律形态 与国民经济学的联系：弗兰茨·伯姆：《竞争与垄断斗争》，1933年，《经济的秩序》，1937年；H．格罗斯曼——道艾尔特，载于《汉萨法律杂志》，第20年度，1937年，第282页及其以下；G．施麦尔德斯，载于《全部国家科学杂志》，第101卷，1940年，第64页及其以下。也应该正是使市场形式学说成为能够对法律思想和法律政策富有成果的一个例子：一件东西的所有者是一个垄断者，他的所有权事实上对于他所具有的内容不同于对于处于与别人的竞争之中的所有者：对于一个独自向一个村庄供应水的一眼泉水的垄断式的所有者来说，这个所有物所意味的完全不同于对于那种所有者，他在与其他的水的竞争中供应他的泉水。在垄断的情况下，权力地位远为大得多，而且存在着村中的居民对泉水的所有者的依赖；如果在水的供应中存在着竞争，就会取消这种依赖。财产限制和缔约强制 的各个问题各按实现了的市场形式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因此，应该在法律政策和法律科学上各按市场形式而不同地处理它们。
(76) （第361页）第六版（对第五版）的那些修改并不多；我努力以它们来更清楚地突出一些重要之点。
扩充了对各种“货币体系”的阐述（第182页及其以下并且特别是第189页及其以下）；我希望，现在能够像用对各种市场形式的阐述来工作一样地用它来工作。更精确地说明“秩序”的那两个概念证明是适宜的。这出现于最后一章的新号码15中（第355页及下页）。对经济实际和它的认识的某些误解促使我插入注(66)a。另外我更准确地表达了个别的段落（例如在第90-91、95、253-254和359-360页）。
我必须再次感谢科学上的朋友们的鼓励。但是我总是应当特别感谢我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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