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 释

    (1) （第29页）不从各个事实状况以及不从各个实际问题出发，这是每一门经验科学的原罪。经常是词句 排斥了事实，概念 的分析排斥了事实情况的分析。极其多的人受难于：没有超越词、定义、不确切的抽象、口号和偏见而看到各个事实。伽利略的反对者们今天仍然声名狼藉，他们拒绝使用望远镜观察木星的各个卫星，因为根据他们的学说体系和他们的定义，不可能有木星的卫星，因而进一步详细研究星空就成了多余的。伽利略对此谈论道：“这种人相信，不应当在世界当中或者在自然界当中、而应当在比较各种文本中寻找真实。”今天，人们习惯于对这样的不懂实际或者害怕实际看不起地一笑。这不正确。恰恰是国民经济学在患着这种病，因为人们一再看不到它真正的出发点————日常的经验和它的问题。

    在第一届德国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马克斯·韦伯在有关“经济”的概念的一次讨论中说过：“在我看来，我们将必须完全普遍地由此出发：科学和它们所从事的东西由此而产生：一定种类的问题出现了，并且要求解决它们的特定手段。于是‘经济’就是某种从一定的问题 的角度由发生的事情的多种多样性中挑选出来的东西。”（德国社会学协会文集，第1卷，1911年，第267页。）此外对基本概念说的批评：H．迪采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1895年，第149页及其以下和下边第45页及其以下以及第355页及其以下。

    像我们在这里所做的那样提出有关经济过程的各种联系的问题有时候碰上了反对意见。间或提出的反对意见说：这个问题————也就是说我们的第一个问题————根本就不像我以特有的“自我欺骗”相信的那样起源于直观具体的实际；而且作出了证明：我是从古典作家们那儿援引了这个问题（阿蒙，载于《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53卷，1941年，第15页及其以下；鲁屏，同处，第156卷，1942年，第106页；魏帕特，载于《社会国家科学杂志》，第102卷，1941年，第1页及其以下）————一个离奇的、但不是没有意义的异议。我自己坚决地、一再地并且详尽地表示同意：古典作家们提出了这个问题（例如本书第19——20、29页及其以下，第53页及其以下）。因此，本来不需要这种批评的证明。

    但是，正是一些批评者的这种异议表明，对于好些国民经济学家来说，实行那种必须 实行的东西是多么困难：转向现实，就像它今天在例如各个厂家和家计中在我们眼前发生的那样。要再一次引用伽利略的话：人们比较各个文本并且由此认为事情已经完结。这样人们就停留在纸张的、各种老框框的、各种唠唠叨叨的争论的世界之中。但是重要的是：自动地、亲自地、现在地、完全具体地、在它的影响范围内以充分的力量去把握问题。当然不应该贬低由我有力地强调了的古典作家们的伟大功绩————提出了并且以新式的方法论述了那个问题。但是，主要的事情是：我们完全“意识到”它本身。因为这个问题在研究实际的经济上证明是极其富有成果的，我们就必须提出它————之所以如此，不是因为古典作家们从前提出过它（又见本书第334页及其以下）。关键之点在于此 。————那第二个主要问题，也就是有关经济秩序的问题，同样是根本性的————虽然古典作家们没有以这种方式提出过它。本来每个人都必须面对现实而自己 提出这些问题，不管以前是否已经提出过它们。

    (2) （第30页）关于理论国民经济学划分为三个或者四个部分：J．B．萨伊：《政治经济学教程》，1828年；最近特别是卡尔·迪尔：《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第2至第4卷，1924——1933年；H．迪采尔，出处同上，第128页及其以下，它提供了一个有关国民经济学的三分法或四分法或者还有两分法的学说发展的确切的概要。在这种关联上迪采尔说过：“经济生活正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极其正确。但是正因为如此，就必须放弃创立的关于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的独立的学说。为了批评还有：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第2版，1923年，第4章第1节。

    (3) （第31页）因为并不罕见地只是不完全地看到了有关经济的时间结构 的问题，并且好些理论家都把它完全推到一边（凯恩斯和他的门徒们就是这样），就应当以另一个例子来描述它：

    让我们想象英国的所有矿山、钢铁厂、纺织厂、手工业工场，所有的运河、铁路、所有的农民的田庄，所有的土地，总之那整个巨大的生产装置，就像它今日存在的那样。并且再加上所有有职业的人，以及原料和半成品的所有存货。面对着这些劳动者群众、地下资源和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而出现了那个重大的问题：应该怎样从今天起在时间 上安排英国的生产？这里显然有无穷多的可能性，它们在两个边界情况之间变动。一种边界情况是：把英国的一切种类的生产资料和各个劳动力都使用于扩大生产装置。那时比方说农业将用最大的力量扩大家畜的存栏量，各钢铁厂将生产用于建造新的高炉、马丁炉厂和机器厂的铁。将为了各个投资和较晚的未来的供应而尽可能有力地限制现在的和最近的将来的供应。现在的供应将很少，以便使未来的比较大的供应成为可能。另一种边界情况：把各种物质生产资料和各种劳动服务的绝大部分都尽可能迅速地导向消费，完全放弃生产装置的扩建。甚至为了强有力地现在供应的利益而缩小并且逐渐耗尽生产装置————屠宰牲畜，不再使机器和房屋充分地保持完好并补偿它们。在这种边界情况下，英国靠着让未来负担而在现在有着大量的供应。事实上选取的是许多可能的中间道路中的一条。问题是，决定事实上是由什么 确定的。————明显的是，不提出和解决有关生产的时间结构的问题（它包含着有关投资和储蓄的问题），就完全不可能说明英国人民的物品供应。————如果国民经济学把这个问题推到一边，它就成了盲目的，看不到现实。

    有关从这个角度对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批评：魏克赛尔：《帕累托的〈政治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杂志》，1913年。

    (4) （第38页）面对着通常的各种看法和意识形态 ，国民经济学的任务是：详细地指出它们，认清它们的影响，摆脱它们而达到客观上有效的认识。后者是否以及如何是可能的，在这本书中以对象本身作了详尽的研究。

    缺乏一门利益者们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心理学和社会学。————关于16世纪的利益者——意识形态：施特瑞德尔：《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史的研究》，第2版，1925年，特别是第2卷；J．海夫纳：《十五和十六世纪中的经济伦理观和垄断》，1941年。

    此外，必不可少的将是从教义史上指明，国民经济学如何在它发展的过程中接受了这双重任务————认识和 克服各种看法和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将会表明，较老的思想家们通常比许多较新的更清楚地看到了这种任务。（舒尔采——格弗尼茨：《大企业》，1892年，第7页引证福斯特〔1767年〕的地方。————魁奈：《经济管理的一般原则等等》，大约1748年，1921年译本第43页，在讨论各种垄断、特权等等时说：“人造的光亮在黑暗中闪了光，而特殊的利益则颠倒了自然秩序；总是秘密地、在普遍的幸福的外衣下谋求这些特殊利益。”尖锐地并且确切地论及利益者们和利益者意识形态对重商主义经济政策的影响：A．斯密：《国富论》，第4篇第3章和第8章；E．F．赫克雪尔：《重商主义》，1932年；CHR．J．克劳斯常常研究这个问题复合体：《国家经济》，1808——1811年，第2卷第Ⅰ册，第243页及其以下。）

    对经济上的利益者意识形态的轻信和不保持距离，不仅出现于国民经济学家们那里，而且也经常出现于科学的和实践的法学家们那里。面对着经济上的权力集团的代表们，他们通常不具有必要的把握；这些经济权力集团的代表在卡特尔法、公司法、各种一般的交易条件法、竞争法等等中提出了一定的解释和要求。由此而显著地增大了经济权力集团影响公共生活的可能性。比方说，请阅读1897年2月4日帝国法院的判决（RGZ第38集，第155页及其以下），它对于从法律和经济政策上对待各个卡特尔过去具有并且仍然具有原则性的意义而且被不加批判地使用于利益者们的文献和论证中（对这个裁决的批评：弗兰茨·伯姆：《作为历史的任务和法律创造性的成就的经济的秩序》，1937年，第150页及其以下）。有必要从这个观察角度透彻地审查帝国法院在民事案件上的全部判决。

    关于这里的方法论的 任务：“自然的、混乱了的经验如何变成科学的经验，怎样能够确定客观上有效的经验判断，这个问题是每一门经验科学在方法论上的根本问题”（E．胡塞尔：《作为严格的科学的哲学》，劳勾士1911年；此外，《逻辑研究》第4版，1928年，Ⅰ．1）。————“我们的理论由‘日常经验’出发，日常经验当然是一切 经验的个别学科的共同出发点。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想超出日常经验并且必定要这样，因为它作为‘科学’的生存权恰恰正是以此为基础。只是在这方面，它们中的每一个都仅仅是以别的方式并向着别的方向去‘克服’日常经验或者使它升华。”（马克斯·韦伯：《科学学文集》，1922年，第269页）。————最后，还有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想象的世界》第二版的前言中的一些话。他在那里描写了一般的活动、写作和谈话并且说到：“是意图而不是洞察是这些骚乱者的指路明星，而在这里，真理肯定是最后被想到的。”“或者人们也许相信，在这样一种追求中以及在这样一种混乱之下，在这里根本就不是目的的真理也会这样附带地显露出来？”

    如果国民经济学的研究在它的开端上找到的不是白板，而是大量前科学的看法，那么它就与从政治史一直到天文学的一切经验科学分享了这种命运。但是，只有少数经验科学必须考虑这样一些前科学的看法；在它们的后面各个个人和各个集团的自我利益有着如此强烈的生气勃勃的力量。光是因此，对于国民经济学来说就在各个问题的日常性和为科学地解决它们所必要的非日常的努力之间存在着特别强烈的不一致。这里同时又碰到了国民经济学不讨人喜欢这个事实的一个 原因：它要求摆脱慢慢地爱上了的错误，总是只有少数人才这样做————对此康德在例如他1784年的论文《什么是启蒙运动？》的开头已经说过了一切必要的话。

    此外，关于国民经济学研究的这个基本问题，参见本书第70——71、158页及下页，第293页及其以下，第344页及下页。

    (5) （第41页）历史 常常既被理解为发生的事情本身 ，又被理解为书写历史 （关于这一点见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序言》。）从这种广泛传播的、不一致的词的用法中产生了不寻常地多的、可以避免的不明确性。因此，我把“历史”仅仅理解为发生的事情本身，并且把历史科学称为“书写历史”或“历史学”（Historie）。如果在这本书中写道：中世纪盛期的历史说明……，那么我的意思是：中世纪盛期时代事实上 发生的事情说明————而绝不是关于中世纪盛期的历史书写。

    此外，历史不仅仅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历史也是最近的时代、现在、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我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我们自己在日复一日地经历着历史。

    最后，E．伯恩海姆说：“同一个东西（也就是历史科学）根本不想知道家庭生活的各种细节、个别人的一天的命运和一天的劳动”（《历史学方法教科书》，第4版，1903年，第3页）；他由此而说明了历史学家们习以为常的但是并不正确的重点分配。日常经济生活确实 仍然还是历史的一个根本的部分。

    (6) （第47页）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的研究的任务 ，更详尽的也在我1934年的《资本理论研究》中的论文《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做什么？》中。此外见本书第63页及其以下，第67页及其以下，第246页及下页，第261页及下页，第276页及下页。

    (7) （第49页）关于“不变的总风格 ”，此外，第268页及下页，第306页及下页，第332页及下页。

    (8) （第56页）关于启蒙运动的历史观 以及反对有关它的非历史的思想方法的论点：A．索雷尔：《孟德斯鸠》，1887年；W．狄尔泰：《18世纪和历史的世界》（历史论文，第3卷）：E．卡西雷尔：《启蒙运动的哲学》，1932年，第263页及其以下。把启蒙运动的历史思想家们首先评价为今天还占统治地位的、个性化的、受发展观念指引的19世纪的历史写作的先驱（就是迈内克在他的《历史主义的产生》第一卷（1936年）中也是这样做的），这是不够的。有过这样一些历史学家，他们从别的问题提法出发，而且他们对历史和对理智具有另外一种基本关系。关于这两种历史观点的还有我的论文：《施穆勒风格的科学》，《世界经济回顾》，第52卷，1940年，第468页及其以下。

    反对历史学派方面的流行的古典国民经济学批判：叙勒：《古典国民经济学及其反对者》，1895年；H．迪采尔，出处同上，第103页及其以下。

    对古典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批评 ：魏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1913年，第1卷，第61页及其以下，第77页及其以下；庞巴维克：《经济财货价值的理论的基本特征》，1932年重印本，第130页及其以下和《论文集》，1924年，第481页及其以下；L．瓦尔拉斯：《纯粹政治经济学要义》，定版，1926年，课程38——40；G．卡塞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第5版，1932年，第32节。

    我把古典的理论理解为古典作家们 的————也就是说从魁奈到J．S．穆勒和V．曼戈尔特的那些国民经济学家们的————理论，不像新近常常说的那样，也包括现代的 理论家们的理论。只有形式的、磨掉了经济学体系的基本思想的考察才能无视古典的理论体系与现代的理论体系（就像戈森、门格尔、瓦尔拉斯、杰文斯、马歇尔、V．维塞尔、庞巴维克和后来的人们所创立的那样）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是根本的。至少要列举两点：现代的理论家们试图从人们的各种需要出发来理解全部经济过程，而这在古典时期却正好没有发生。而第二，像成本现象那样的一种中心现象，在古典的和在现代的理论中得到了完全不一样的说明和全部经济的解释。因此，经济过程的理论图像今天在本质上不同于古典时代————一个不应当掩盖的事实状况。

    (9) （第62页）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们 的做法批判。别的科学比国民经济学更早地克服了概念的实在论。开普勒曾经对伽利略写道：“希茨蔑视可感觉到的 世界，他自己不察看它并且不相信有经验的人，而且作为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成员以幼稚可笑的推论而在一个纸做的 世界中漫游。”一句尖锐的、但是今天还有现实意义的话。————反对在经验科学中从定义开始的那种方法：J．F．弗里斯：《逻辑的体系》，第3版，1937年，第298页及其以下；A．特伦德伦堡：《关于哲学的历史论文集》，第3卷，1867年，第61页及下页，此外在那里写道：“与一种旧的方法上的规则————从一个对象的定义来开始研究和演讲————相反，康帕内拉从前说过这一名言：定义应当是科学的终点。实际上它不是认识的序言，而是它的结束语。因为认识在定义中集中在一起，定义最简短地表达了认清了的本质，而且在其中记下的是成果。只是在研究之后 才建立起与定义的各个标志的各种正确的关系。”而W．海森伯根据现代自然科学的研究：“我们比过去的自然科学更多地意识到……，我们总是必须在中间的某个地方开始，以那些只是通过它的运用才逐渐获得了更清晰的意义的概念来谈论实际”（万德，载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第三版，1942年，第95页）。此外，其他的有关对概念的国民经济学的批评：本书第27页及其以下，第105页及其以下，第340页及其以下。

    (10) （第66页）除了其他许多人之外，代表了理论的和历史的国民经济学的“二元论 ”的：卡尔·门格尔：《各门社会科学的方法研究》，1883年；H．李凯尔特：《自然科学概念形成的各个限度》，第3版，1921年。此外，卡尔·门格尔甚至指出了（例如18页），可以使理论能够对于理解具体的 现象有用。但是，这种运用是“历史学家的任务”，“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在上述考虑之中的那些理论的社会科学是辅助的科学”。在门格尔那里，这样一些评注缓和了二元论的生硬，但是尽管如此，这种二元论继续存在着，因为要求的正是具有着两种不同 的认识目的并且具有两种 不同的思维方式的两种 不同的科学。此外，认为纯粹的历史学家能够去运用理论，这是一个错误。相反地，只有这样的国民经济学家才能够做到这一点：他懂得理论地进行工作，并且从一开始（就是在取得理论工具时）就使自己适应对实际的世界的认识。方法上主张的二元论的失灵没有缩小卡尔·门格尔作为国民经济学的理论家所作出过的杰出成就。极端二元论的：A．阿蒙：《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对象和基本概念》，第2版，1927年，以及阿蒙的其他著作，例如他1923年关于李嘉图的书，他在那里的序言中区分了形式上的和物质上的分配问题，后者完全处于理论的考察方式之外。他最近的论文：《国民经济学和经济实际》，《国民经济学年鉴》1941年，第153卷，第1页及其以下和第130页及其以下。

    关于现代的理论的产生 ：F．V．维塞尔：《论文集》，1929年，第35页及其以下和第110页及其以下；J．M．凯恩斯，载于《纪念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925年；J．熊彼特：《社会经济学大纲》，Ⅰ，1924年，第113页及其以下；L．罗宾斯在V．威克斯第德的《政治经济学常识》1933年新版的引论中；V．哈耶克：《门格尔的〈原理〉》第1版重印序言。伦敦，1934年；W．S．杰文斯：他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第2版的序言，1879年。

    (11) （第71页）为了解经验主义 的立场：施穆勒对门格尔的批判（《国家和社会科学的文献史》1888年，第275页及其以下）；施穆勒的柏林校长就职演讲：《变更的理论和固定的真理》，1897年；他在《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三版中的词条《国民经济、国民经济学及其方法》以及他的《大纲》。在门格尔与施穆勒之间的灾难性的争论中，两个人都错了，而且真理也并不处于中间。施穆勒感觉到了门格尔的二元论的危险，门格尔预见到了施穆勒的经验主义的失败，门格尔的二元论和施穆勒的经验主义都胜任不了经济实际。一个新方向是必要的。

    经验主义的广泛传播的统计学变种批判：W．利克希斯：《关于人口和道德统计的理论的论文》，1903年，第240页及其以下；F．卢茨：《国民经济学中的经济形势问题》，1932年，第128页及其以下。

    (12) （第76页）关于社会和经济变易的各个“状态”或“阶段”的学说在古代、首先是在亚里士多德时就已经可以找到其开端。关于各民族的各种不同的社会形式，关于猎人们、牧人们、农夫们等等，人们在18世纪谈了很多（例如亚·斯密：《国富论》，第五篇）。不过阶段论在19世纪才移到了研究的中心。这个事实不仅与19世纪的经济实际所陷入的那些迅速的变化有关联（这些变化强有力地导致了这样一种阶段论的扩展），而且也与那个时代的两股不同样式的精神潮流有关联；这两股潮流彼此互不依赖地使科学的思维对准了阶段论：新的历史意识的突破，也就是说转向个别地 把握历史的生活（就像在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发生的那样），要求甚至是对经济形式的世界的精确得多的观察和详细研究。而此外又从完全不同的方面来了第二个有力的推动：经验主义的发展观念 在自然科学中的胜利。这个胜利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它也扩散到了别的所有科学上。那是那样一个时代，当时一个伊林那种级别的法学思想家在谈到他的法学史研究的全部成果时说，它以“最完全的程度”向他证实了达尔文的学说（《法中的目的》，1868年，第1卷，IX。————关于发展观念的历史和各种形式以及对它的批评：鲁道夫·欧肯：《当代的历史潮流》，第6版，1920年，第132页及下页，第206页及其以下）。自然科学的进化论的渗入各门社会科学常常与孔德以及他对欧洲思想的巨大影响有关系（《实证哲学教程》，1830——1842年）。事实上，孔德以特别的气力做过：使国家和社会中的各个个别的事实作为按照一般的规律运行的、必然的发展的环节而可以理解。他的有名的三阶段论产生过惊人的、强烈的影响。部分是直接地、部分经由斯宾塞，孔德也从进化论的方向上影响了德国的国民经济学，并且由此而促进了经济阶段说的进一步形成。例如，这适用于施穆勒，他在精神上既是由达尔文，又是由斯宾塞和孔德所决定性地支配的。（对此：K．迪尔：《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第1卷，第2版，1922年；W．密切利希：《关于各个灵活的和僵硬的概念的学说》，1936年，第142页及其以下以及迪尔的学生弗兰茨·拉伯的弗赖堡博士论文：《古斯塔夫·施穆勒的进步观念》，1934年。）关于自然科学的思维渗入社会科学，新近特别是哈耶克：《唯科学主义和社会的研究》，《经济学》，1942——1944年。

    每本教科书都报告了经济阶段说以及它的进一步形成。因此，我仅仅列举：K．克尼斯：《历史观点的政治经济学》，1883年，第351页及其以下；卡尔·毕歇尔：《国民经济的产生》，第8版，1911年；桑巴特，他关于《现代资本主义》的著作以19世纪的发展观念为基础，而为了了解可见他的小论文《经济生活的秩序》，第2版，1927年；J．坡楞厄：《比较的经济理论的基本形式》，1919年；A．斯庇陶夫：《作为历史的理论的一般的国民经济学。各种经济风格》，《施穆勒年鉴》，第56年度，1932年，第891页及其以下。————关于“直观的理论”：E．沙林：《盛期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回顾》，第25卷，1927年，第314页及其以下；A．斯庇陶夫：《施穆勒和国民经济学的直观的理论》，同上，第62年度，1938年，第400页及其以下；W．伍劳伊哥尔斯：《德国的效用价值论的成就、弱点和事实上的意义》，同上，第61年度，1937年，第275页及其以下。————例如凯恩斯的态度表明，现代的理论家们 多么郑重地把当时的经济形式作为他们的理论分析的基础；在他的著作中，在他眼前所有的总是当下的局势。————关于C．门格尔对此的态度见第232页。

    (13) （第78页）经济阶段、经济风格、现实类型的经济体制和其他一切“现实类型”不仅意味着与各种“理想类型”不同的东西，而且它们也是用另一种做法得出的：也就是用“概括的抽象”而与各种理想类型相反，各种理想类型是在“着重强调的”或“孤立化的抽象”中产生的。（更详细的见本书第110页及其以下，第118页及下页，第193页及下页，第250页及下页，第339页及下页。）

    卡尔·门格尔已经使用了“现实类型”这个术语（《关于各门社会科学的方法的研究》，1883年）。————施穆勒（词条《国民经济》，载于《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3版，第468页）已经正确地感觉到了，韦伯对各个理想类型的特征的描述不适合他的和毕歇尔的经济阶段，不过没有论证这个想法。更详细的关于两种类型的区别的，特别是见本书第347页及其以下以及注(24)和(66)。

    (14) （第79页）关于史前史的历史图像的最新扩充：施密特——科佩斯：《人民和文化》1，1924年；门新：《石器时代的世界史》，1931年；F．海希尔海姆：《古代经济史》，1938年；为了入门：F．凯恩：《世界历史的开端》，1933年。

    (15) （第81页）关于古代晚期经济 的逐渐的、被个别的繁荣打断的衰落和原始化：M．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的社会和经济》，德文版，1929年；F．海希尔海姆，出处同上，第7和第8章。

    (16) （第83页）关于中世纪盛期和晚期 的经济的新图像以及关于城市经济论的克服：A．舒尔特：《巨大的拉文斯堡贸易公司的历史》，1923年；J．施特瑞德尔：《资本主义组织形式史的研究》，第2版，1925年；弗里茨·罗里希：《欧洲的城市》————载于《世界历史的柱廊式入口》，1922年，第4卷；此外罗里希的演讲：《中世纪的世界经济》，1933年；J．库利舍尔：《普通经济史》，第1卷，1928年；克莱门斯·鲍尔：《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的企业和企业形式》，1932年，以及《直到14世纪末的威尼斯的盐业贸易政策》，《社会和经济史季刊》，第23卷，1930年，第273页及其以下；W．阿贝尔：《从13世纪到19世纪的农业危机和农业行情》，1935年；B．库斯科：《信用经济和资本流通在‘信用经济’中的产生》（科隆演讲），1927年；H．西维金：《经济史》，1935年，第63页。应当从那些较老的、批判地面对过去占统治地位的城市经济说的著作中列举的：斯蒂达：《15世纪的汉萨——威尼斯贸易关系》，1894年。————我有责任感谢克莱门斯·鲍尔对中世纪经济的问题和经济秩序的一般问题的为数众多的个人的建议和指点。

    剩下的还有这一问题：像贝罗、毕歇尔、桑巴特和其他许多人那样的经济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们，怎么可能会不顾那许多现存的原始资料的明确的话语而完全错误地判断一个接近我们的时代的经济？他们怎么会相信看到了并存的无数的、自我封闭的城市经济，而事实上在那里存在的却是一种大地域的分工的经济；而他们又怎么能够完全忽略了中世纪的远地贸易的存在和中心的意义？除了占统治地位的发展意识形态（它忽视了就像16世纪以来所发生的那些退化）之外，也许还可以认为，下列因素对此负有责任：人们不正确地解释了托马斯·阿奎那和其他许多中世纪的社会伦理学家对远地贸易的反感，并且无视了社会伦理的要求与经济的实际之间的巨大距离。此外，中世纪经济政策 的主要承担者是城市，而不是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把城市和它的贴近的郊区错误地看成一个封闭的经济区域并且把它的法律裁决适用的区域同它的经济往来的区域相混淆，就是容易理解的了。

    (17) （第87页）关于极为富于对立的古代经济史研究的状况：马克斯·韦伯：在《国家科学简明词典》第三版中的词条《农业史》；F．奥尔特尔在派尔曼的《古代世界中的社会问题的和社会主义的历史》第三版（1925年）的补遗中；Ⅰ．哈色勃来克：《希腊经济和社会史》，1931年，序言。

    因为古代的那些原始资料对于有关经济秩序的问题只给了部分地足够的回答，研究者们就可以容易地发挥构思的快乐。人们或者 是在古代寻找今日的那些经济状况，把现代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对立投影到古代当中去，并且在这样一些斗争的过程中为自己在当代的角斗中的立场寻找依据。爱德华·迈耶、派尔曼以及最近（虽然慎重得多）罗斯托夫采夫就是这样。或者 人们把古代看成是现代经济世界的对立物，罗德贝尔图斯、毕歇尔和最近的哈色勃来克就是这样。古代被现代化或反现代化了。在它当中寻找同样的和相似的或者完全不同的东西。————但是，必须从它自身来理解每一个时代。

    (18) （第88页）关于中世纪经济 的历史学的和国民经济学的文献所受的苦是：通常没有把有关经济的秩序结构的问题提到首位。例如，提出中世纪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自然经济和在多大程度上实行了货币经济这个问题，这是肯定不够的。“自然经济”的确包含了完全不同的经济秩序（见注(35)）。

    除了在注(16)中列举的那些著作以外，关于中世纪的经济还应当列举：L．M．哈特曼：《论早期中世纪的意大利经济史》，1904年；A．道普什：《欧洲文化发展的经济和社会基础》，第2版，1924年；F．吕特戈：《中德地区中世纪早期的农业宪法》，1937年；R．帕索夫：《在关于各种经济体制的各种学说中的各种领主经济关系》，《国民经济学年鉴》，112，1919年；E．凯尔特尔：《当局的价格调节史》，第1卷，1935年；G．米克维茨：《行会的各种卡特尔功能》，1936年；G．海夫纳，出处同上。

    (19) （第94页）关于各个现代的经济秩序的各种问题： 弗兰茨·伯姆：《竞争和垄断斗争》，1933年，以及《作为历史的任务和法律的创造性成就的经济的秩序》，1937年（带有一篇弗兰茨·伯姆、瓦尔特·欧肯和汉斯·格罗斯曼——道艾尔特的《经济的秩序》丛书导论）；F．卢茨：《货币宪法的基本问题》，1936年（该书还描述了英国的货币宪法和英国货币业的实际上的秩序，我们在正文中涉及过这些）；F．卢茨：《金本位制和经济秩序》，《世界经济回顾》，1935年；H．盖斯特里希：《新的信贷政策》，1936年，以及《信贷与储蓄》第二版，1947年；H．格罗斯曼——道艾尔特：《经济自己设立的法律和国家的法律》，1933年；W．欧肯：《国家的结构变化与资本主义的危机》，《世界经济回顾》，1932年，以及《作为经济宪法的基本原则的竞争》，载于《法律工作团体经济科学小组论文》，第6卷，1942年；A．吕斯托夫，载于《社会政策协会论文》，第187卷，1932年，第60页及其以下；W．罗柏凯：《当前的社会危机》（1942年）和《人类文明》（1944年）以及《国际秩序》（1945年）；F．A．哈耶克：《通向奴役的道路》，1945年；C．迪策：《农业和竞争秩序》，《施穆勒年鉴》第66卷，1942年，第129页及其以下；L．密克施：《作为任务的竞争》第二版，1947年，1948年及其以后的《奥尔多年鉴》中的文章。

    现代各民族的经济就像是一个 巨大的车间，在其中千百万个个别经济最紧密地分工式地结合着。这种经济需要依据一定的秩序准则的秩序，以便有能力运行。就像最近半个世纪的经验令人信服地教导的，无限制地听任各个经济秩序生长以及经济政策的不系统的干预在长期中导致了这样一些经济秩序：在这些经济秩序中，现代的经济过程只是在严重的干扰下运行，而它们最终必定也会像在古代晚期一样导致原始化。因此，现代的经济需要“经济宪法” 。————刚才列举的那些著作也定下了从思想上为这个经济宪法做准备这个目标（对此见本书第357页及其以下）。关于“经济秩序”与“经济的秩序”的区别，见本书第354页及其以下。

    (20) （第99页）关于科学认识各个经济秩序 ，更详细地特别是在第三篇，第四章，第210页及其以下。关于法律秩序和经济秩序：见第228页及下页第307页及下页，和M．韦伯：《经济与社会》，1922年，第368页及其以下，以及韦伯在1910年的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上的重要的讨论文章（《德国社会学协会论文集》，第1卷，1911年，第265页及其以下）。另外：R．施塔姆勒：《经济和法律》，第5版，1924年，特别是本书第307页及其以下。

    (21) （第102页）关于随着构造阶段和风格而实行的非历史的简化 ：马克斯·韦伯：《科学学文集》，1922年，第195页。不过马克斯·韦伯没有从他恰当的批评中得出各种必要的结论（见注(66)）。关于对阶段说的批判：贝希特尔：《德国中世纪晚期的经济风格》，1930年，第3页及其以下。————不应当把我们的观点误解为，我们反对把经济秩序概括为更大的组。但是，为了保持接近实际，必须根据经济的秩序 结构来这样地形成群组。例如，只要在古代的各个希腊城邦国家中实现过一种统一的秩序结构，就可以谈到那里的一种典型的经济秩序。但是不能忍受的是把两种完全不同的经济秩序（就像比方说奥古斯都时代意大利的经济秩序和埃及的经济秩序）概括为一个“经济风格”。

    不仅在描述各种经济形式上，而且也在表现日常经济生活上，例如在经济形势的研究上都使人感觉到国民经济学中的过大的简化的倾向。过去和现在都作出过尝试，以确定经济形势过程的、从而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推移的一种真实的统一类型或“正常的周期”，以便由此为这种正常的周期创立一种 解释的理论。在这方面同样太少地注意到各个个别的经济形势运动的那些差别，低估了非经济的、特别是政治的事情对日常经济生活的那些影响，并且总的说来没有看到经济实际是怎样的。没有 经济形势的正常周期。（关于此：卢茨：《国民经济学中的经济形势问题》，1932年；斯图肯、纳塞尔、卢茨和我在斯庇陶夫纪念文集《经济形势研究的状况和最近的将来》中的文章，1933年；廷特纳：《商业周期中的价格》，维也纳1935年；哈耶克：《价格预期、货币干扰与错误的投资》，《国民经济学期刊》第73卷，第186页及其以下，以及下面第4章，Ⅳ。）

    (22) （第103页）引人注目的是，在纲领上为“理解的国民经济学 ”辩护的同一个科学流派（报告了它的有例如桑巴特关于《三种国民经济学》（1930年）的书）做了一切，来阻止在科学工作本身中的历史的理解：这也就是通过把它的工作奠定在这样一些阶段、风格或现实类型的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这里存在着一种（在科学史上并不罕见的）纲领与行动根本对立的情况————而且是以特别粗暴的形式。脱离全部历史的生活并且塑造这样一些横截面，进行不能容忍的简化，使历史的理解成为不可能。

    有些著者————如贝希特尔（出处同上）和米勒——阿尔马克（《各种经济风格的族谱学》，1941年）————把经济风格的概念用在例如与斯庇陶夫完全不同的意义上。他们正是靠着他们的风格概念的帮助而理解一个时代的生活表现的统一，从而理解即使是经济与其他的生活势力（比方说宗教或艺术）的当时的联系。在这里，风格应该刻画一个时代的生活风格的特点；它不应该为克服巨大的二律背反服务，因此它不应当去解决历史的直观和经济学的——理论的思维怎样能够进行必要的合作这个问题。所以，存在着与我们的思维进程之外的这些尝试的争论。对他们首先应该提出这个问题：这种形态的风格观念是否适合于认清经济上发生的事情与其他的生活领域的联系。

    关于批判经济阶段和风格说以及关于国民经济学的理论与历史的联系，最近特别是：A．吕斯托夫：《论经济科学的各个基础》，载于《经济科学院一般评论》，伊斯坦布尔，第2年度，第2号，1941年，第105页及其以下。

    (23) （第108页）众所周知，一般概念的拟人化 在欧洲精神史上并不罕见地起过灾难性的作用。中世纪的极端的概念实在论者们的一个集团把像热或冷或颜色这样的一般概念看成是比各个个别之物更为现实的本质，认为各个个别之物只配得到一种不独立的现实性。据说共相是实体，它产生和决定了各个个别之物。今日的极端的概念实在论者们（他们虽然是 极端的概念实在论者，却不知道它）类似地把“资本主义”的概念看成是一种本质，它应当得到比各个事实更高的现实性并且产生了这些个别的事实。把资本主义看成是生效的原因————不仅是经济的，而且是一切历史上发生的事情的。这种魔术的神秘主义考察方式统治着一部分较新的社会学的和经济学的著作。

    熊彼特的书《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德译本1946年）提供了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在那里不仅讲述了资本主义或者资本主义的过程（也就是说那个“人物”或那个“实体”）在技术的——经济的领域作出了哪些成就。我们还读到：上升的资本主义创造了现代的科学，它塑造了自乔托以来的绘画艺术，现代的和平主义和现代的国际道德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是它产生了以及如何产生于一种反对它的普遍的敌意，而且它自己使支撑它的那些墙垣倒塌。熊彼特是实证主义者。他想描述事实而不表示态度。他想以孔德的、圣西门主义者们的和许多别的实证主义者们的风格“描述”那存在于各个历史事实中的发展规律。而且他反对谈论“力量”、“原因”等等，因为据说它们是形而上学的概念。但是发生的是什么？对于他来说，一种人神同形同性地设想的、超自然的力量————恰恰是“资本主义”————成了那叫作历史的傀儡戏的领导者。它赋予立法者们以他们的思想，赋予科学家们以他们的灵感，赋予道德哲学家们以他们关于各个价值的世界的想象，而且它引导着画家们的画笔。我们阅读着一篇有关一个有时候是万能的、现在则在衰老的生物和它的所作所为的故事。从孔德以来，实证主义者们就自夸超过了“神学的”和“形而上学的”时代而开始了人类历史的第三个、也就是实证主义的阶段。但是，就像孔德和其他许多实证主义者们一样，就是熊彼特也没有发觉，他多么厉害地远离了他自己的纲领以及他怎样重新陷入了魔术的神秘主义的思维。很少有形而上学者这样毫不猜疑地用一种人格化了的实体工作过，并且这样没有怀疑地相信过，在它之中找到了所有的历史的起作用的原因，就像熊彼特和其他的现代人在人格化了的“资本主义”中找到的那样。

    今日的那些概念实在论者们本来可以从中世纪的共相论争 中以及从拟人化的概念实在论的那些失败中学到许多，而这个论争的过程对他们本来应该是一个警告。有关于此的历史的：B．盖耶尔：《教父学的和经院的哲学》（此外《大纲》第2部分，第2版，1928年，第205页及其以下）；文德尔班——海姆索特：《哲学史教科书》，1935年，第241页及其以下以及在那里列举的其他文献。关于原则上的批评：洛采：《逻辑》，1874年，第340节及其以下；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版，1914年，第2卷，第106页及其以下，第121页及其以下。————关于概念的国民经济学：本书第56页及其以下。

    像“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那样的概念不能代替对现实的形态学的研究。

    (24) （第108页）人们想以“阶段”和“风格”来捕捉经济实际，结果却见不到事实上的经济实际的踪影了，这个事实部分地从不清楚人们用来工作的那些类型的逻辑性质 中得到了解释。

    在构思它们的时候 人们相信，能够以一定的宽宏大量并且在忽略许多历史上的事实状况的情况下来构思这样一些“理想的情景”或“理想的类型”，恰恰因为涉及的只是理想的情景。在 构思它们之后 却宣布，他们“捕捉”了或“描摹”了或“描绘”了具体的经济。首先 声称，“城市经济”这个类型表现了一种理想的情景，而与这个情景不相符的那些事实是不值得注意的。以后 则要求，承认“城市经济”反映了一个经济时代（比方说12世纪以来的中世纪）的经济。这样就在创作历史图景上为主观性和任意性开辟了道路。

    在逻辑上——科学理论上存在着两个错误：第一没有把理想类型与现实的类型区别开来，理想类型各自只是纯粹的突出经济实际的一个方面，现实的类型则想再现真实的实际。第二没有看清，一种一定的、严格的做法必须既在得出各种理想类型上、又在得出各个现实类型上占统治地位，这种做法排除了或者的确限制了主观性。————只要还像今天这样轻率地使用类型来工作，它们所引起的损失就会是巨大的。如果正确地得出和使用它们，它们就是一种极其有效的认识手段。

    (25) （第110页）关于古典的国民经济学与历史上存在的经济并且特别是与它的时代的经济的关系，见第53页及其以下。

    关于国民经济学理论的逻辑性质和适用范围，此外可见第45页及其以下，第49页及其以下，第227页及其以下，第259页及其以下，第276页及下页、第337页及下页，注(54)和(67)。

    (26) （第113页）经济的一切个别 问题都是国民经济学的那两个主要 问题的部分问题。如果今日问到一家化学康采恩的组织、或者图林根农业合作社制度的结构、或者德国农业机械工业中卡特尔的形成、或者德国的各个信贷银行的结构，那么它就是关于德国的经济秩序的全部问题的部分 问题。也应当总是把它们当作这样的问题来领会。而关于化学工业的经济状况、或者图林根的牛奶经济的状况、或者德国农业机械制造方面的售货发展和价格的形成、或者关于德国的各个信贷银行的偿付能力等等的问题，则是关于今日德国的经济过程 的全部问题的部分 问题。就是这些例子也表明，两个主要问题最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这里就已经应当预先作出警告，提防那种可能是容易想到的、但却完全是行不通的解决尝试：试图为每个个别的经济秩序造成特殊的理论，以便这样来说明在每个经济秩序 的范围内的经济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就会看不清：各个具体的经济秩序过于复杂，以至于不能够用作理论工作的基础。对它们的描述没有呈现简单的、一目了然的条件状态，没有这种条件状态就不可能得出理论。不能为今日德国的或今日美国的经济秩序造成两种特殊的理论以说明今日德国的或美国的日常生活。正是必须寻找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更详细的可见第三篇第四章，特别是第258页及其以下以及第337页及其以下。

    (27) （第117页）全部第三篇都是一个统一 ，并且正像这整本书一样，只能作为这样一种统一来理解。有些读者也许需要个别的观测点，以便总是清楚地记住这个统一。我建议，为此而利用各个单个章的（在它们当中特别是第四章的）那些开头。

    人们可能会对本文中的表述提出异议：对各个简单 的现象的意识不会发现像“农民的田庄”、“家计”、“鞋匠的作坊”等等的那样复杂的构成物。据说意识的各种基本内容要简单得多；只是在困难的概念的工作之后才会产生像农民的田庄、家计等等的那样的概念。对此应该着重指出两点：首先，这种反对意见不可原谅地把科学研究的不同层次混为一谈。经验到底怎样形成、概念究竟如何产生，个别的科学不必提出这个问题。它是哲学家的事（第20页）。个别的科学从日常经验出发并且试图由此向前推进，去争得有着其客观上有效的判断的科学的经验（例如见第363——364页）。为了认清一个村庄A的经济生活，国民经济学家们不必去思考那些从根本上建立了经验的原始的意识内容。相反地，他们从日常经验出发，利用日常的各种概念并且研究在这个村子里的F、R、T等等的那些农民的田庄。第二，列举过的那种反对意见没有认清，为什么 有必要坚决地这样转向各个事实。因为许多人不 去察看各个事实，而是去规定某些像资本主义等等的那样的概念，把它们推到开端上并且从它们出发来进行演绎，以至于他们仍然不熟悉那处在他们面前的和必须科学地认清的具体的世界。

    (28) （第118页）关于那两种抽象的形式 ————通过“着重强调”的抽象和“概括的”抽象：洛采：《逻辑》，1874年，第40页及下页，第169页及其以下，第176页及下页；W．冯特： 《逻辑》，1906年，Ⅱ，第11页及其以下；特别是E．胡塞尔：《逻辑研究》，第2卷，第一部，第2版，第106页及其以下，以及第216页及下页。令人感兴趣的还有：古诺：《关于我们认识的基础的论文》，第3版，1922年，第230页及其以下。只有近代的科学才成功地充分发挥了着重强调的抽象，而在这种抽象之下所发生的，是提高了一个 具体的事实状况的各个个别的方面，以及像在本文中以一个 家计、一个 工业厂家、一个 农民的田庄、一个 徭役庄园所显示的那样获得纯粹的形式。而概括的抽象却是在概观许多 具体的事实状况中实施的，这时以类概念来抓住这样一些事实状况的那些共同的特征。通过概观数目很多的古代的庄园而产生了“家族经济”这个类概念和现实类型，而通过概观数目很多的中世纪的城市而产生了“城市经济”这个现实类型。

    更详细的可见本书第246页及下页、第255页及下页、第337页及下页和注。

    (29) （第124页）关于鲍比奥修道院和中世纪早期的其他领主统治：L．M．哈特曼，出处同上；H．毕克尔：《圣加伦修道院的各种经济关系》，1914年；A．道普什：《加洛林时代的经济发展》。1913年。

    (30) （第127页）关于中世纪制造业的秩序 ，可见注(16)和注(18)中指出的那些著作；而对于近代的最初几个世纪：A．奥宾和A．昆策：《同业公会变易时代中部德国东部的亚麻布生产和亚麻布销售》，1940年。————必须在与德国骑士团对初级品的琥珀经济特权和琥珀贸易垄断的联系中察看列举过的15世纪吕贝克的琥珀制品销售中的两方面垄断。（关于此事：《吕贝克证书》第Ⅰ卷，6，1881年，第448号和586号；W．斯蒂达，载于《吕贝克历史协会的报告》，1886年，第97页及其以下；W．泰斯道尔夫：《普鲁士的琥珀开采、加工和贸易》，1887年，第6页及其以下。）如果运用各种市场形式的装置去研究重要的、并且特殊地安排了秩序的中世纪的琥珀开采和主祷文的制造，那将会是富有成果的。

    (31) （第127页）在海希尔海姆的《古代经济史》第2卷（1938年）中，可以找到一份史前时代的和古代地中海各文化的经济史学 的图书目录（又见注(14)）。

    此外，关于在它的经济秩序中“完全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各种特征占统治地位的印加帝国：H．库诺夫：《印加帝国的历史与文化》，1937年；L．鲍道英：《印加的社会主义帝国》，1928年（德文译本1948年）以及那里列举的文献。供了解的：《不列颠百科全书》中的词条《印加》和《南美》。

    (32) （第132、322页）关于集中管理的经济中的经济领导 的各个问题：《集体主义的经济计划》，哈耶克编，伦敦，1935年；L．冯·米塞斯：《公共经济》，第2版，1932年。在最近几十年中，在许多工业化国家中都必须从实践上解决这个问题，它由此而走向了一个新阶段。例如德国的那些经验就是重大的。在这里，从1936年起就试图通过运用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该问题。但是，把一个足够的核算机器安装进集中管理的经济中（在实行了它的范围内），这没有成功。（在这一方面也有我在《国民经济学年鉴》第159卷，1944年，第176页及其以下，以及在《经济学》，1948年中的论文。）

    范围广泛的盎格鲁-撒克逊文献（M．泰勒、熊彼特、兰格、勒纳以及其他人的）以巴罗内1908年的著名文章为基础（注(40)）。巴罗内的作品想证明，一个集体主义的国家的生产部门必须而且可以就像存在着完全竞争那样地行事。它就像在完全竞争中所发生的那样，也就是说根据成本原则来首先分发对于消费品的指示，然后为满足消费者们的需求而调度各种生产资料。就是这里和那里的经济计算据说也基本上是同样的。这种思路产生于那种旧的、但是今天还是流行的观点————“经济行为的基本逻辑在商业的与在社会主义的社会中都是同样的，由此而没有困难地得出了解决办法”（熊彼特）。

    但是这个根本的命题是不能证明的和站不住脚的。————巴罗内和他的继承人们从下述条件状况出发：消费者们制订他们自己的经济计划，而集中的管理机构则使自己适应消费者们的需求，这样来控制整个的生产过程。因此，不是集中的管理机构的各个计划，而是消费者们的那些计划和需求最终决定着各个消费品、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的使用。此外，对这个特别的模型还应当说：这种情况在历史的实际中从来没有成为现实过，而且最可能的是它将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一个国家生产出集体财产，以便把经济过程的控制交给消费者们，而它又用一定的货币资金装备了这些消费者们————这是一个完全脱离历史的假设。在集体所有制下得以贯彻的是集中管理经济的方法，而消费者们对经济过程的控制则被消除了，以便把它交给行政机关。————原则上适用的是，这个模型表现得不是集中管理的经济，而是一种有着集体所有制的交换经济，此外在这种经济中还根据尽可能好的物品供应的原则行事。（关于这一点：第136——138页、第47页及下页。）因此，不能允许把这个模型的理论分析运用到那些被称为“集体主义的”经济秩序的各个现代的问题上。

    但是如果现实地研究集中管理的经济————而不是这个模型，那么就会显示出，它的世界完全不同于交换经济的世界————又特别是在完全竞争的情况下。仅仅指出若干类的问题：经济计算（见第319页及其以下）、投资和储蓄、经济形势运动（见第290页及其以下）、经济权力的分配（见第295页及其以下）以及国际贸易在这里和那里都是完全不同的。这种基本的区别在日常经济生活的所有过程中都表现出来了，不认识它就没有对现在和过去的经济实际的认识。

    整个一个民族的集中管理的经济的领导所必须完成的任务之大，通常导致把对例如像煤炭、钢铁、木料、水泥等等的各个个别的经济部门的特殊管理委托给独立的机构。使所有这许多中央机构的各个经济计划彼此协调，根据经验证明是非同寻常地困难的————因为缺乏足够的经济计算以及由于别的原因。如果这种协调不成功，那么占统治地位的就是许多中央机构的“集团无政府状态”，而只在名义上是集中管理的经济。————在“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或“自给经济”中，通常找不到所有这些困难。

    (33) （第145页）关于作为交换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先决条件的计算的尺度 ，可见例如G．卡塞尔：《理论的社会经济学》，第5版，1932年，§40。

    (34) （第176页）关于各种市场形式 的学说是古老的并且已经由重商主义者们创立了：然而它当时没有超出开端。

    因为古典时期想要发现和研究经济的自然过程和自然的价格形成（见第53页及其以下），它就较少对市场形态的各个个别的历史形式表示有兴趣。整个学说因此（而以后又由于历史的和理论的研究的分裂）而被搁置。像古诺（《财富理论的数学基础》，1836年）、卡尔·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1871年，第175页及其以下）和其他人的个别的突击不足以造成转变。

    这样也许就可以得到解释的是，直到今天，对于重要的市场形式到底是什么这一点，既不是清楚也不是一致统治着科学和公众。例如：完全竞争。过去以至现在还把“完全竞争”与“开放的”市场相混淆，虽然在开放的市场上的确能够实现而且事实上也经常实现所有的市场形式。————但是，最糟糕的是“自由放任”与“完全竞争”的混淆。对于19世纪初来说这还是可以理解的。那时人们相信，通过清除各种公法的垄断、特权、强制和绝罚法，就能够导致完全竞争的状态。但是，不可原谅的是在19世纪后期还没有认识到这个错误并且直到今天还极为经常地把自由放任和完全竞争看成是一个东西。现在可以容易地确定，从一种自由放任的政策中产生的绝不是普遍的完全竞争，而是也有供给垄断、供给的部分垄断、供给的寡头垄断等等。这种混淆今天还属于经济学上的那样一些没有根除的基本错误，它们也严重地损害了经济宪法的法律工作。

    较新的研究致力于精确地确定各种市场形式。我们在正文中详尽地谈过它所处在其中的那些危险。————常常是先验地构思各种市场形式的体系并将它搬到实际中去。因此，人们不是在经济实际中寻找和发现一种体系，而是“设置”它。这样一些先验地设置的市场形式并没有再现具体的实际的那种形式世界。例如，人们把完全竞争描述成那样一种市场形式，在那里个别的人的影响等于零。显然只有在供给者或需求者的数目无穷大的时候情况才是这样。垄断被构思成对立物：一个 厂家供应所有的顾客，而因为必须排除所有的替代可能性，就只有一个 厂家能够占据这个位置，它为世界提供一切商品。两种情况都是不现实的，而全部的实际都处于它们之间。几乎没有为把握多种多样的实际作任何事情，而竞争和垄断这两个概念已经是相近的，也就是说不再能够用于刻画一定的实际的 事实状况。与此相反的是，必须在经济实际中赢得各种市场形式。应当在各个事实状况中找到它们，就像其他各种理想类型的秩序形式也应当的那样。应当“揭示”它们。这通过研究具体的个别经济的各个经济计划而得以成功。因为可以精确地弄清市场的参加者们在其基础上安排他们的计划的那些计划资料。（可以由它们、而不是由各种所谓的“行为方式”来查明各种市场形式：“行为方式”是一个被加进了极为不同的内容的概念。）这样在研究经济实际中得出的那些市场形式就可以解决向它们提出的那双重的任务：为认识各个具体的经济秩序 服务（此外可见第248页及其以下，第349页及其以下），以及作理论分析的基础，这在运用中使得有可能从它们的联系上说明具体的经济过程 （此外可见第258-259页）。

    应当从大量较新文献中列举出：V．庞巴维克：《资本和资本利息》后半卷，第3版，1912年，第357页及其以下；魏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第1卷，1913年，第84页及其以下；帕累托：《政治经济学教程》，第2版，1927年，第3章，第40页及其以下；斯拉法，载于《经济学杂志》，1926年；张伯伦：《垄断竞争理论》，第2版，1936年，有图书目录；E．施奈德：《垄断式的经济形式的纯理论》，1932年；琼·罗宾逊：《不完全竞争经济学》，1933年，以及她的文章：《什么是完全竞争？》，载于《经济学杂志》，1935年；R．弗里切：《垄断——多极————在经济学中的实力基本概念》，威斯特伽德纪念文集，1933年；H．v．斯塔克尔贝格的重要的书《市场形式与均衡》，1934年；斯塔克尔贝格：《不完全竞争的问题》，《世界经济回顾》第48卷，1938年，以及《国民经济学的诸基础》，同上，第51卷，1940年；L．密克施：《作为任务的竞争》，第2版，1947年；E．里夫曼——凯尔：《有组织的竞争——价格形成》，1936年；汉斯·默勒：《计算、销售政策与价格形成》，1941年。————表格式地描述各种市场形式：斯塔克尔贝格：《市场形式与均衡》，第3页；密克施，出处同上。————关于市场形式与权力，见本书第295页及其以下。

    (35) （第179页）关于“自然交换经济 ”这个类型：魏克赛尔：《国民经济学讲义》，第1卷，第61页及其以下，第2卷，第4页及其以下；卡尔·门格尔：《原理》，第2版，1923年，第9章。

    历史学家和国民经济学家们经常谈到“自然经济”。一个很不出色的词，它不适于标明经济的秩序结构。“自然经济”既可以指家庭的或氏族的或一个部落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也可以指现实存在的自然交换经济的关系。由此就抹去了集中领导的经济与交换经济之间的（从而那两种经济体制之间的）决定性地重要的区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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