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分析各种经济体制——各种资料

虑到那些与生产有关的经验规则，即第二个和第三个规则：他知道（尽管还只是粗略地）“产量增量递减规律”。因为他没有起那些念头，例如想把所有的作物都种在一小部分土地上而让其他的土地闲置。而且他也知道那一经验规则：把可支配的各个劳动力投入到建造一条道路或一套排水设备而不是投入到锄地上，虽然减少本年的收获量，但是却提高了未来的收获量。由所有的（个别经济的各个资料和那两个经验规则）一起产生了领导者的各个经济计划，该领导者在这里遵循的是杰文斯、马歇尔等人所告知的替代原则。

    但是，还没有说明决定这个厂家领导者的各个计划和行动的一切因素：期望与实际经常不一致。就是这里也存在着计划资料与实际的资料的距离。然而，与各种资料的差别相适应，这个距离以与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有些不同的方式而起作用。不确定性和风险不仅仅 产生于气候的波动、火灾等等，而且也产生于价格的变动。例如，厂家的领导者在猪的饲养上考虑到饲料、仔猪以及喂肥的猪的一定的价格。有时候它们没有或者没有准确地变为现实。这样就产生了价格 风险，在这种风险中表示出厂家的领导在它的计划中没有能够精确地事先估计出它与之直接或间接地往来的其他那些个别经济的实际的发展。厂家的领导者知道，这样就存在着一种双重式样的风险。而风险因素是他在他的计划和行动中最后也还要考虑的东西：通过种植的多样性、保险、建造防护建筑、保持商品和货币的储备以及搁置范围广泛的计划和巨大的投资。在这里，政治上的信任也起作用，它对于经济领导、日常的经济生活以及对于它的变化，也就是说各种经济形势运动是如此地重要。对政治秩序的信任引起的后果是：各个厂家领导预计例如各种公共捐税等等的某些资料经久不变。于是就因此预期不会妨害深远的计划，这些计划的实施将在许多年之后才发生作用。各种资料越是显得不持久，为较远的未来所作的计划就越少。

    在细节上作了必要的修正之后，上述情况也适用于每个家庭 。家计受价格限制：例如工人的家庭一方面受收入、另一方面受消费品的各种价格限制。可以说它作为一滴水在交换经济的价格之海中游泳。同时，家庭领导的计划和行动由各种需要以及由物品的现有的储备决定，在这里又须从双重的角度来看待这些储备。家庭通过支付和得到价格，在有些场合并不与全部经济的资料接触；而在有些场合（就它的需要等等来说），它的个别经济的资料同时就是全部经济的资料。在这个纯粹的消费集体中，可以考虑的只有那第一个经验规则，它同样总是在起作用。而这样依据双重资料、一种经验规则以及对风险因素的考虑，就形成了家庭的所有计划。

    对厂家和家计作了分析，理论研究的第一步就告结束。

    只要个别经济与全部经济的资料接触，它就在这里达到了它的边界。但是此边界必须把那些 个别经济的资料（并不是全部经济的资料）正是回归到全部经济的资料上去，并且由此使个别经济的过程作为一个全部经济的过程的片段加以理解。

    对个别经济的研究本身表明，研究必须在哪个方向上向前推进，以便靠近这个目标。这里没有任意性。厂家和家户被价格包围，它们通常拥有一笔现金储备，它们为支付价格而需要这笔现金储备。这个事实强迫科学向着两个方面继续工作。它必须研究与各种市场 以及与各种货币体系 的联系。

    由此首先产生了这一必要性：研究例如前边所举的那个农业厂家如何行为，如果它比方说在完全竞争下供给黑麦和生猪，它对价格的变化如何作出反应以及如何形成它的供给。同样，如果它在供给寡头垄断下或在别的某一个市场形式下出售，它是如何计划和行动的。在这里同样应当考虑到时间因素：对于短期来说，每个厂家在一个市场上（例如在小麦市场上）的供给来自一个“给定的存货”：例如来自直到下一次收获小麦之前可供支配的存货。对于比较长一点的期限（例如对于下一年）来说，供给是从正在进行着的生产中、而且是在现有的农业厂家的“给定的生产装置”下涌出的。在更长的期限中，就是生产装置也可以根本改变（扩大或者缩小）。在大多数生产部门中，这种时间刻度起着重要的作用。供给一种药品的制造业垄断者对于十分短的期限从给定的存货中这样做；在期限比较长一点时，通过他根据他的厂家的给定的生产装置来寻找古诺点；在期限更长时，通过他从所有可能的生产装置中为自己选出和建立那个对他最有利的。例如，供给垄断的理论分析不能只研究这一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在“给定的生产装置”下存在着一条一定的成本曲线；而且它同样要研究“给定的存货”和“可改变的生产装置”的情况。时间的所有三个方面相互交错连接。必须以这个三阶段的时间刻度为基础来研究资料的改变与价格的变动和它们的影响之间的“反应持续时间”以及所谓的“滞后”的各个重要问题。

    从各个个别的厂家和家户在各种不同的市场形式中的行动中，得以形成在各个个别的、时间上与空间上有限的市场上的全部需求和全部供给：例如在一国的小麦市场上，在短 期中，小麦的供给发生于“给定的存货”，在中 期中，从“给定的生产装置”中供给，而在长 期中，则意味着处在“可变的生产装置”下。

    但是，个别厂家和个别家户的分析正是表明了所有 市场的互相依赖。因此，分析的第三阶段必须把各个个别市场上的全部供给和全部需求都一直归因到整个交换经济的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只有在那时，并且在补入了同样必须从各个厂家和家户的分析中得出的各种货币理论的知识之后，才会使交换经济中发生的事情的全部联系看得见。在更详细地阐述时我们将会发现，交换经济的这些全部经济的资料合乎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那些全部经济的资料。就是在这里全部经济的资料也是6个：需要、自然、领导的和执行的劳动、完成了的和正在成熟的消费品的存货、技术知识以及最后交换经济的社会和法律组织；它们与各项经验规则一起决定了一个交换经济的巨大的相互依赖的整体。生产控制、分配、投资、应当使用的技术和位置选择的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取决于它们。在这里，经济学理论就像对集中领导的经济那样，同样必须指出它们如何交错连接。但是它们却与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完全不一样地交错连接。在集中管理的经济中，应当满足的需要是由集中的领导规定的；在那里，各个消费者被剥夺了权力，而各种资料如何起作用则取决于中央管理机构的各种计划。

    我们对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资料所说过的一切，例如各种需要的本质和各个种类，自然与自然的服务和劳动与劳动的服务的区别，作为经济的资料和作为经济上的任务的物品当时的存货，也适用于交换经济的各种资料。只需要少许的重要的补充：当然只有 交换经济、而不是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才知道个别经济的与全部经济的资料之间的区别。第二：在交换经济中，没有人把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的整个圈子看作计划的资料，因为的确缺少全局的计划从而还有全局的风险。因此 ，在交换经济中有个别经济的“计划资料”和个别经济的“实际资料” ；但是只有全部经济的“实际资料” ，没有全部经济的“计划的资料” 。第三：在其中使用货币的交换经济的理想类型的经济体制中，社会的和法律的组织还包括货币体系和事实上运用的货币政策，以及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的确不可能有的各种显现出来的市场形式。

    让我们假定，在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或者在交换经济中，所有6个全部经济的资料都较长时期地保持不变。这就是说：各种需要没有变化，气候没有改变，领导的和执行的劳动的数目和质量没有变动，物品的各种存货的大小和构成、技术知识以及社会的和法律的组织都没有变化。在这个经济中会发生什么？回答只能是：总是反复同样的东西 。经济过程将年复一年地呈现同样的情景。就是各种价值和价格也将保持完全不变。而且这个经济还将具有第二个特征：计划资料和实际的资料之间的距离将会逐渐消失。因为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者和交换经济的各个企业和家庭的领导者们将会把前几年的各种实际资料当作计划资料投入到他们的计划中使用，而这些计划资料将总是反复地得到证实。预期和实际之间将不存在区别。将会缺乏风险。

    我们可以把这样一种状态简称为“静止的”状态。静止状态过去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实现过；在各种资料中不断地出现较大的、只是罕见地出现较小的，但从来不曾没有推移，这很清楚。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年复一年地发生严格地同样的东西。但是，思想上用这样一种想象去工作并不是不容许的。因为静止的状态是可能的 。

    静止状态的观念同时是必不可少 的，以便从其联系上去认清经济实际。为了理解经济过程，确定经济的全部进程在给定的资料状况下朝着哪个状态运动是必要的。光是因为这个，这种观念就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认识工具。它同时是分析日常经济生活的推移的基础：因为通过每次变动一个 资料而使经济发展的现象可以理解，所以静止状态的这种观念特别有助于认清发展的现象。以后还要谈到这一点以及尤其是“变动法”。

    但是，静止状态的观念也是危险的 。它容易被不正确地使用。而且有两个失误，它们二者都已经证明是最为有害的了。

    人们常常局限于描述一种认为是给定的状态。这时静止状态的观念就是一种使实际提供的那些经济学问题消失的手段。比如人们设想一个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在那里所有6种资料都保持不变，这样领导者在那里就几乎没有什么可做。他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计划和指示，而他的共同体的成员们则同样以均匀的节奏重复着他们的活动。领导没有被置于新的需要解决的实践上的问题之前。他可以献身于别的非经济的任务。经济问题的解决在于持久不变地重复同样的东西。在每一种形式的交换经济中情况也是同样。如果所有的全部经济的资料都不变，那么厂家的领导者和家户的领导者除了重复他们的指示就没有什么别的可做，而在这个单调的世界中，一切行动都同样重复着。描述这样一个静止状态的理论家在思想上想的是例如那样一个交换经济，在其中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如房屋、机器、原料）的装置总是保持着同样的状态，不扩大也不缩小。为什么这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保持不变————不关心这个问题。在用静止状态的假设把问题抛出之后，人们发现：它不再存在了。可惜，这种内容极不丰富的论断经常被用于根本否认那样一些问题的事实上的决定性意义，这些问题与生产的时间结构有联系。在静止的经济中，同样很少存在这个问题：为什么使用一种一定的技术。一种一定的技术刚好被 使用着。单纯描述始终如一地重复的经济过程不能够说明为什么。当然，就是在实际中重要的风险问题也消失了。如果把经济上静止的状态当作给定的接受下来，它就是极没有趣味的。只有当人们问道，从那成万亿的可能的生产结合中如何恰好选出了这些结合时，它才成为引起兴趣的和重要的，甚至于极其重要的。

    第二，有两种完全不同的静止状态。它们可能显得这样：一切物质生产资料都得到了最优利用，而且全部劳动者都充分地、尽可能好地就了业。那时我们就总是谈到一种“一般的完全均衡”的静止状态。或者持续地保持着失业者、没有使用的设备和闲置的存货，而且缺乏对各个就业者的尽可能好的使用。那时“缺乏一般均衡”的静止状态就占统治地位。一般的完全均衡事实上仅仅是在完全一定的、而绝不是在一切资料状况下（即在所有市场上的完全竞争的情况下），才是习以为常的。和洛桑学派一起在静止状态下只想到一般的完全均衡，这是一种广泛流传的错误。不可能为静止状态总是一种一般均衡状态这种看法提出根据。

    现在，如果把两种错误集于一体，局限于描述一种给定的、完全的一般均衡状态，那么静态的理论就提供了一种思维装置，它必定 不适合于解决具体的经济问题。 (46)

    Ⅲ．各种经济体制的关系

    针对着经济过程如何从那5个方面在它们当中运行而去研究在全部形态之中的两种经济体制，是一个虽然明了、但又非常广泛的任务。光是因此就可想而知这一问题：必须从根本上论述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一切 形式以及一切 市场形式和货币体系本身吗？所有这些分析是并立的吗？还是可以把对一个 理想类型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使用到其他的 理想类型的分析上？或者还有：也许，研究一个或少数的理想类型中的经济上的全部联系就够了，而各种成果可以不加考虑地使用于其他各种类型？

    对此可以有三点回答：

    A．为一个 经济体制而产生的各种问题求解，对于解决另一个经济体制范围内的各种问题常常不仅是有用的，而且甚至是不可缺少的。经济学理论的历史为此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例证。请特别想想对各种价格问题的处理。如果随着瓦尔拉斯或者马歇尔直接研究交换经济并且从事于仅仅描述价格机制，那么虽然能够获得极为精确的结果，但是交换经济的全部联系的含义 就变得不可充分理解。和熊彼特一起说：还没有“在价格和赢利机制的不完整之作后面”看到“社会的生活过程”。如果走上了通过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的世界的迂回道路，首先研究它，然后才进入交换经济的世界，那就完全不同。因为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是由一个 头脑领导的，在这里，一切评价和行动的含义在它们的联系上就成了能够容易理解的。例如从它们与满足需要的联系上去评价和控制各种生产资料。单纯分析交换经济的生产资料价格所不能做到的，现在就成功了：理解各种生产资料的价格形成从而还有成本现象具有什么意义。因此，研究简单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不仅具有这一目的：说明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就像它们在历史上出现的那样的各种具体的现象，而且它同时为认识交换经济创立基础。看到了这一点是奥地利的国民经济学家们的伟大功绩之一。谁理解了简单集中领导的经济与它的评价的联系，谁也就学会理解，在交换经济中如何通过价格的形成来“评价”以及各种价格关系的推移在经济的全部联系中具有什么意义。

    在一种 情况下，用好多种经济体制或市场形式来工作还获得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这就是在那种时候，那时必须研究一种交换经济，在其中公共权力完全地或部分地规定各种价格。

    我们说过，这种情况在历史上过去和现在都非常经常地出现，不能把它看作一种特别的市场形式，而是各种价格的规定发生于各种不同的开放的和封闭的市场之中。因此，它占据着一种特殊的地位。在这里，价格也 是一种全部经济的资料，不再是问题。国民经济学不能推断，它的高度是由什么决定的。在这种（只是在这种 ）情况下，这意味着越过资料的边界。政治权力直接作出决定。尽管如此，面对这种局面，理论的分析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对此的认识常常是错误的。因为问题继续存在：在规定的价格下供给和需求、生产和供应有多大；价格规定到底如何影响经济过程。

    让我们假定，在一个国家中，从一个一定的时点起官方规定了纺织工人的各种工资，而且提高了它们。工资的提高如何对经济过程发生作用？问题的回答要求提出和回答预先提出的问题：以前 工资是在哪些市场形式中以及如何形成的？也许是在需求垄断中，因而是这样：彼此竞争的工人们面对着在劳动市场上是需求垄断者的工厂主们，从而工资可以被压低到最后一名工人的边际产品之下。或者存在过的是比方说完全竞争？————并非更不重要的是这个问题：各个纺织厂家如何处于它们的产品的各个市场上，它们是在竞争中、在垄断中还是像另外那样供给。工资的形成、工资的高度、就业的程度和产量各根据这些而不同；如果事先对公共权力以其价格规定进行干预的那个经济过程没有一个完全清楚的概念，就从其作用上去研究官方的固定工资和任何别的官方的价格规定，那是没有意义的。

    此外，研究公法的价格规定要求先对集中领导的经济体制进行理论分析。因为在一定的情况下，固定住价格机制导致一个中心处所直接接管经济过程的控制。例如，如果木材价格的上升被国家的价格规定所阻止，现在通常就会实行由一个中心处所来向购买者们分配木材。价格不再照管对应当满足的和不应当满足的各种需要的选择，现在这种选择通常并不是被托付给偶然，而是通过限量配给来实现。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限量配给是集中领导的经济体制的一种措施。

    B．两个模型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各种形式和交换经济的许多形态的渐进表达上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的分析间接地带来了最大的益处，而它们的直接用处却不大。它们的主要价值在于，它们为卓有成效地分析难于通观的理想类型作了准备。我指的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最小形态————鲁滨逊的简单经济，以及交换经济的原始形态————自然交换经济 。

    1．据说鲁滨逊分析也只具有最小的价值。这受到驳斥。迪尔、斯盘和卡塞尔以及其他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意见一致：认为鲁滨逊是一个没有用处的虚构。据说人在所有的情况下都是在与别人的联系中从事经济活动。人的经济具有社会性质。据说，谁想在历史上寻找一个人们在其中孤立地并列地从事经济活动的时代，他就会什么也找不到。无论是在史前史中，还是在我们具有文字见证的那些时代中，都找不到。虽然从古代的那些走进荒野之中的先知，到今日的那些必须降落到荒凉的地方的飞行员们，一再有那些零星的情况，在其中一个人必须成天、成星期或者成年之久地单独进行经济活动；但是，这是例外，它们对于经济的历史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由此人们推论出：“对我们的科学来说，只有那些在集体中生活的个人才有意义。”“从国民经济学的角度考察，鲁滨逊只是独自从事经济活动，他是没意思的”（迪尔）。人们这样问道：如果要解决例如今天的工业经济的问题或者社会经济的其他问题，鲁滨逊式的故事有什么用呢？

    另外一种考虑加剧了反感：鲁滨逊式的故事主要是在18世纪中、而且是从启蒙运动的哲学中产生的。人们想用它们来证明，对宗教、对道德和对法的一种自然的本能活在个别的人之中。如果今日的国民经济学研究用鲁滨逊式的故事来工作，它岂不就确定了一个一定的“个人主义的”出发点吗？

    这样一些异议是以误解为基础的。虽然人只是罕见地独自从事经济活动，这个理想类型却恰恰对认识社会经济来说是极其宝贵的。有两种特性，它们使鲁滨逊成了一个极为有用的思维格式：在这里，一个人必须独自解决经济的各种问题，经济活动的基本的事实状况特别强烈地在这里显露出来。在这里，主体——客体的关系是明确的和清楚可辨的。与此紧密联系的是鲁滨逊模型的另一个良好的特性。因为在这种侏儒状态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中，没有困难就清楚了的是，每个个别的经济行为作为环节而适应以及如何适应全部的联系。因此，在这里就可能比较容易地得出各种系统的思想，通过它们才能够认清经济过程的相互交错。因此，鲁滨逊经济的模型应该得到比相应于观察到的各种事实状况的罕见性远为更大的意义。鲁滨逊分析不是无用的、脱离实际的思想游戏，而是思想的工具，我们通过运用它们来克服在分析社会的经济系统上的困难。我们并不是相信，社会的经济是由鲁滨逊们组成的。情况无疑不是这样。鲁滨逊分析对准的是整体 、它的全部联系和它与客体的关系。我们把那些洞察力归功于以鲁滨逊经济来研究经济的整体，这些洞察力使社会经济（不管它是集中领导的经济，还是交换经济）的较为难于通观的联系可以容易得多地认清。

    如果人们想这样的话，鲁滨逊分析就是预先的研究。应该多多地并且持久地使用它们。那时就极快地看到，它们是值得的；而且如果把它们用作方法上的辅助工具，它们就与过去的那些哲学上的鲁滨逊式的故事完全不同。这些故事有价值还是没有价值，对此我们在这里不必谈论。 (47)

    2．我们在“自然交换经济”上认清了交换经济的一种主要形式，它位于远为重要的“货币经济”之前（第176页及其以下）。我们看到了，人们在史前史时期、欧洲古代、中世纪和部分地也在近代的时代中以及在其他文化圈中都曾处于自然交换经济的关系之中。我们强调历史上的经济的这个方面，并且这样发现了自然交换经济的类型。它的历史意义过去是 巨大的。但是随着货币的向前推进，这种意义就变得越来越小。不过就是在这里，指出某些历史事实的意义也没有说明分析的重要性。自然交换经济的分析又是作为预先的研究而获得了它的特殊意义。而且是作为为货币经济的预先研究。众所周知，正是古典作家们以这种方式使用了它。为了首先排除货币对交换经济过程的各种影响，他们分析了自然交换经济。他们想直观地在眼前察看各种物品流，并且因此他们设想自己处于那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没有货币，也就是说没有普遍适用的交换手段。由此他们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例如，他们以何等的把握成功地驳倒了旧的关于普遍的生产过剩的错误学说；这种学说以这一错误的想法为基础：一个国家中的总供给和总需求是两个完全分开的量，总供给倾向于超过总需求。萨伊、詹姆斯·穆勒等等通过探讨自然交换经济中的问题，能够非常容易地指出，今天还在传播、继续盛行于所谓的购买力理论中的这个学说的各种错误在于何处。对自然交换经济来说，可以毫不费力地证明：谁把一种商品的供给（比方说鞋或者水泥）带到市场上，谁也就带来了需求的愿望 ，否则他就不会出现在市场上。同时他有购买商品的能力 ，正是由于他供给了水泥或者鞋。因此，在自然交换经济中，扰乱只能产生于供给和需求的局部的错误估计。人们指责过古典作家们，说他们把自然交换经济看成是经济活动的正常形式，认为靠着它的研究就解决了一切问题，只给货币指派了一个附和者的角色，没有认识到货币在货币经济中是一个完全积极的要素。这种指责通过经常的重复而变得粗糙，它因此而变为错误的。甚至萨伊和詹姆斯·穆勒也给他们关于普遍生产过剩的不可能性的定理补充了这个注解：货币流通中的变化可能会引起一场普遍的亏损销售。不过，他们没有继续在这个方向上向前推进。别的人，如休谟或李嘉图，非常确切地知道，货币不是简单地像一块面纱那样盖在物品世界的各种实际过程之上；并且他们因此也知道，靠简单地转借分析自然交换经济的各种成果并不能说明货币经济的经济过程。其他人（就像例如后来的通货理论家们那样）又几乎无与伦比地坚决有力地强调了并详细地描述了货币数量的各种变化对交换经济的全部过程的影响。对于他们，所作的指责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现代的国民经济学更详细地研究了货币经济与自然交换经济的关系。特别是从K．魏克赛尔到E．林达尔的瑞典研究者们指出了：货币经济与自然交换经济之间的距离很大，不能把货币经济理解为自然经济的简单的继续形成；相反，经济过程由于货币的使用而运行得根本不同于不使用货币时。尽管如此，作为预先的研究，自然交换经济的分析仍然是宝贵的。没有它，就可能冒忘掉物品经济的基本事实状况的危险。例如，如果不是纯粹从货币和银行技术上来把握有关“储蓄”和“投资”的讨论，如果不是这样，而是开始于研究基本的事实状况，即在一个自然交换经济中的生产的时间结构，那么这个讨论将会获得多大的成功啊！

    C．在一个巧妙地选择的模型的序列中提出问题，并且首先在简单的、然后在越来越困难的条件状况下提出并解决它，由此来从理论上解决它，这在大多数的国民经济学问题上都证明是一种头等的启迪学的手段。但是，这种方法的使用需要科学的得体。

    因为各个个别的经济体制、市场形式或货币体系中的各种条件状况从来就不一样，就绝不能把分析一种类型的各个理论成果不加考虑地用作关于别的经济体制、市场形式或货币体系中的条件联系的陈述。例如经济过程的进程，就像它在那两种极端的形式（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和完全竞争的经济）中发生的那样，可能显露出某些相似性。可以指明：一个完全集中领导的经济的领导能够 在某些情况下把经济过程控制得类似于就像它在完全竞争中运行得那样。但是，这个论断不应该诱致这一看法：在两种情况下经济过程都必定 以同样的方式进行，而对一个模型的分析可以代替另一个的分析。继续存在着巨大的区别：在这里一个 意志和一个 计划排斥所有其他的而作决定，在那里所有的 家户和厂家的意志和计划都在作决定。在这里权力的分配与在那里完全不同，以后还要谈到这一点。这儿不存在自由的消费选择和劳动场所的自由选择————与那儿相反。人们各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经济世界中。在这里和那里经济上的全部联系的形成完全不一样地发生着。不允许用错误的理论上的拉平来磨掉这种巨大的、多种多样的差别或者使其消失。

    从它们的不同形态上对各种个别的经济体制的各个分析必须彼此适当地互为依据，但是不应当不加考虑地采用各种成果。也不应该不假思索地把某些成果看成是普遍适用的。有这样的普遍适用的成果，它们不受各种形式的多种多样性束缚。例如关于成本现象的陈述就属于这种成果。但是从各种个别形式的分析中才得知，哪些 成果是普遍适用的。

    国民经济学的历史充满了这些尝试：避开这条穿过为数众多的各种秩序形式的费力的道路、不注意或者远离这种多种多样性而想出一种统一的理论。在这方面，在许多情况下想到的都是完全竞争在一切市场上都占统治地位的那种经济体制。这样一些“一元论的”体制由于其结构的简单性而有吸引力。但是它们并不符合过去和现在的多种多样的实际的经济。而当涉及的是解决具体的问题时，也就是在运用理论时，这种错误就造成恶果。一种“一元论的”理论不能够说明例如部分寡头垄断的汽油康采恩的或者那许多样式不同的别的经济权力体的各种权力斗争；这些斗争决定性地共同决定了当前世界经济的发展。 (48)

    Ⅳ．各种资料

    A．理解什么是资料，看到资料的边界经过什么地方，具有使用资料来工作的能力，是一切理论研究成功的一个根本前提。

    我们看到了，资料不能“设置”，在获得它们时任何任意性都必须排除在外。从计划决定一切经济活动这个基本事实出发，达到了确定“计划资料”和“实际的资料”。我们谈到过各种个别的资料。现在有可能关于它们的本质和它们的功能再作出一些一般的论断。

    1．全部经济的资料是那些事实：它们决定经济的宇宙，而自己则不是直接由经济上的事实来决定。理论的说明终止于各种实际的整个经济的资料。理论的任务是追踪各种必然的联系一直到资料圈，并且反过来指出，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如何取决于各种个别的资料。但是，经济学的理论没有能力说明它们的形成。

    无数自然的和历史的事实、无法估量的事物和错觉日复一日地对经济上发生的事情产生影响，但是所有这些因素都通过各种计划资料和实际的资料（而且只是在这条路上）起作用。在这里，一个 自然的或历史的事实可以构成好多个资料。例如，一个特别寒冷的冬天既引起资料“需要”又引起资料“自然”的推移。或者：在挪威人和黑人之间存在的种族上的差别表现在各种资料之中————领导的和执行的劳动、需要、技术知识、法律的和社会的组织。或者：在欧洲最近的一个半世纪中进行的扫除文盲和实施普遍义务教育，在劳动、需要、技术知识以及社会和法律组织这些资料的改变中表现了出来。或者：加尔文教的胜利进军无疑最深刻地影响了经济过程，这是通过它改变了好多资料：劳动、需要（在这里也应该想到更有力地强调未来的需要————也就是通过储蓄）、法律的和社会的组织并且还有技术知识。

    2．经济学理论不得不停止于各种资料的这个原理也适用于两种或多种资料相互作用的那些情况。

    技术知识的历史为此提供了一个历史上特别重要的例子。它极为有力地说明，发明家活动的程度与一个共同体的社会和法律组织最紧密地联系着。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经济秩序的各种翻天覆地的变革、清除有关应当使用的技术的为数众多的约束和各式各样的规定最有力地推动了人们去想出新的做法。此外，各种现代的专利法针对模仿而提供了一种确定的、尽管是有期限的保护，专利法的创立很可能促进源源不断的发明。在这里，一种 资料的变化引起了另 一种的变化。但是这种因果联系仿佛发生在 资料圈的边缘上 。在法律——社会组织的变化与增长的发明家活动之间不存在经济上必然的条件联系。在各个国家里，此外还必须满足精神、心灵和物质种类的其他前提条件，以便使各种发明随着法律改革而增多。因此，不可能在理论上精确地把握因果联系。对于理论来说，两种事实状况————技术知识和法律——社会组织————每一个本身都各是给定的量：资料。

    3．产生于一种资料状况的经济事实和过程，也可以反作用 于全部经济的资料。

    但是，这种反作用总是间接地发生的。它因此避开了完备的理论分析。完备的理论分析至多只能点出，一种资料变化可能 出现于哪一个方向上。举一个例子：在成衣业的地方劳动市场上，在需求垄断的条件下家庭手工业者的工资被压得很低。由于工资低水平国家不得不进行干预并且规定家庭手工业者的各种工资，因此，这里存在着这一事实状况：资料“法律和社会组织”之所以被改变，是由于一个经济上的事实（工资水平）对此给了推动。尽管如此，经济上的事实塑造资料，并不是相反，资料塑造经济事实。反作用是间接的。它通过国家的政策而发生。国家领导是否以消除需求垄断来回答工资的低水平，取决于国家的宪法、进行领导的政治家们的政治意志、公职人员们的态度或者工人们对国家领导的影响。因此，也不能够用理论的国民经济学的各种手段来说明各种工资的低水平与各个劳动市场的组织的变化之间的联系。理论家至多只能点出，很低的工资可能 导致国家的干预。

    另一个例子：由于资料状况的改变，煤的价格显著下降，而许多煤矿陷入困境。由此推动了一些企业家、技术人员和化学家去从事新的实验，以便更廉价地开采和更好地利用煤炭。事实成功了。“技术知识”改变了，于是成功地压低了成本并且重新提高了各种收益。这种情况在上一个世纪类似地经常在许多制造业部门出现。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经济上的事实（各种煤炭价格的跌落）也引起了一个运动，它导致了一种资料（技术知识）的变化。但是，就是在这里也显示出：技术知识直接地塑造经济上发生的事情，而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对技术知识的反作用则是间接的，并不是必然的，常常没有得以实现，而且决定性地取决于技术人员们的能力、教育和活力以及其他许多非经济的情况。因此，不容许经济学的理论宣称：价格——成本关系的恶化必定 导致技术知识的扩大和成本的降低。它必须限于指出，由资料的状况来精确地说明的经济上的事实状况可能 去推动改变一种资料。 (49)

    4．理论分析所遇到的并止于其前的全部经济的资料，并不是经济政策 的资料。

    倒不如说相反的观点是正确的。在较窄和较广的意义上，经济政策都正是通过它改变资料而起作用。例如，当国家禁止卡特尔、从事信贷扩张或者改革制造业的教育事业时，就总是因此而改变了资料。利益者集团的经济政策企图同样是要改变资料：例如国家的价格规定、禁止进入一种行业、进口禁令。

    科学努力从思想上为创立一种有作用能力的经济宪法做准备。就是这些努力的目的也在于以一定的方式塑造法律——社会组织的资料。在这方面，它当然要使用理论分析的各种成果。但是理论分析本身却停止于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

    B．在确定资料的边界和处理各种资料上过去和现在所犯的主要是下述错误：

    1．把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的边界向外迁得太远，并且由此使那些问题去承受理论的分析，这些问题通过它是不能够 解决的。

    李嘉图的工资理论提供了一个例子：在原则上，李嘉图正是像看待那些其数量取决于价格的产品的供给那样看待劳动的供给的。在长时期中供给的是那样多，以致习以为常的是各种产品的那个价格，它恰好抵补了生产的成本。李嘉图正是这样设想劳动者的供给的。据说在劳动的“自然价格”之下，劳动者的种属能够生存并且繁殖，不增加又不减少。如果劳动的市场价格上升到自然价格之上，那么供给就增加，因为高工资形成了人口增加的刺激手段；如果它下降到那以下，那么劳动者的人口就会由于不幸和贫困而减少。这样，李嘉图就一环扣一环地把他有关物品生产的理论的思路转借到劳动力上来。

    在这里，不能容许地越过了资料的边界。人口的增长和缩减直接取决于那么多自然的、政治的、精神的和心灵的事实，以至于在各种工资的高度与劳动者人口的数量之间不存在一种必然的条件联系。李嘉图把人口数量看成是一个问题 （他想靠经济学理论的帮助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看成一种资料 ，而人口数量对理论来说事实上是资料。因此，他的理论命题没有得到证实，在大多数情况下不能观察到所宣称的工资高度的运动与劳动者数目的运动之间的联系，是不奇怪的。如果理论把它的思想方法运用到那些并不处于被全部经济的资料划定了的界限之中的领域中去，它就必定会失败。

    2．把全部经济的资料边界划得太窄：把一种体现经济学上的一个问题的事实设定为全部经济的资料。

    在处理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各种当时的存货上，这种错误以简直是灾难性的方式起了作用。我们已经多次碰到过它。但是，现在必须认识到，在这种错误中不能容许地束紧了资料的边界并且设置了一种“假资料”。如果把生产出来的各种生产资料看作是一种取之不尽的租金基金，或者把实际的生产过程看成那种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除了劳动和自然以外，所谓的耐久的“实际资本”占有一种初始的生产要素的地位，那就正是把这些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当作资料来对待。为什么科学不应该这样行事？有些理论家这样认为、据说厂家的领导者也这样做：他总是把各个现有的建筑物、动力机和工作机看作资料。据说科学因此而应当不再从思想上向后退去分解各个给定的资本物品。据说它由此只会陷入一个虚假的疑难问题和一种看不到头的、历史的、经济学上没意思的回归之中。

    事实上，涉及的不是过去，而是各自的未来。因此，就是从事经济活动的人也在任何时代都不把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的存货仅仅 看作是资料。例如，一个铁路管理机构在它每日的和较长期的经济计划中考虑到设备、车辆和机车的今天现有的存量；但是它必须在它的这些计划中同时作出有关各种设备的折旧、保持和扩建以及有关重新购置滚动的原材料的决定。对它来说，当时现有的生产装置不仅是一种资料，而且它必须同时关心该装置的保持，也就是关心它的较近和较远的未来。

    科学不应当忽略实际的这种事实状况；当它把所谓的固定的实际资本（也就是耐久的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仅仅看作资料时，情况就是这样。耐久的生产出来的生产资料从来都不是这样。在任何经济体制中都不是。它也 总是一个经济问题。我们在一年、两年或三年之后在德国所具有的耐久生产资料的装置取决于那些经济计划和行动：它们现在就已经开始或实行了，或者今天或在较近的将来被提出和实行。因此，它的形态和它的规模都是经济活动的一个结果 ，以至于对国民经济学来说，不能容许把它仅仅看作资料。 (50)

    3．在从事变动时，改变的不是全部经济的资料 ，而是经济的事实。由此就以不正确的形式使用了“变动法”。问题的各种解决方法是表面的和不彻底的。

    这种错误出现于其中的最经常的（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在于：在研究交换经济的问题时从变动一定的价格 出发。

    例如，为了解决如何使两国之间到期的各笔支付款项和债权达到平衡、从而使国际收支平衡的问题，人们从古典作家的时候起就经常作出下述的理论列式：一国的外汇兑换率由于某些没有说明的原因而上升或下降，而现在考虑的是，由此引起了哪些平衡的作用。从这样一种问题表达法出发，人们描述一国汇率的下跌如何增加了它的出口并且阻碍了它的进口，以及如何逐渐地重新形成了国际收支的一种持久均衡。由此人们相信，已经回答了提出的问题。错了。问题的表达法是不彻底的，并且因此回答也是如此。外汇市场的价格变化说到底产生于一种或者好多种资料的变化。人们鉴于问题的这种表达法而对此根本不加理会，从而割下了一个 市场上的经济过程，并且这样就只能够指出，对这个个别市场来说，哪些平衡力量在起作用。再多就没有了。“但是在这方面人们必须清楚，从这样一种问题的提法出发，永远不能得出一种有关国际收支平衡机制的完整的理论，而总是只能得出一个部分解；因为它没有使外汇市场上的均衡如何被扰乱了这个问题得到解决，因而盯住的是表面，而不着手探讨引起了外汇市场的这种变化的经济过程中的那种推移”（F．W．迈耶）。————问题的表述必须是别的、更为广泛的：必须看到两国的全部的经济宇宙正是在一个地方在想象中变动一种全部经济的资料（不是一种价格）：例如严寒以及因此导致的歉收，或者一个巨大的矿藏的发现，或者一项起先只在一个国家里被利用的发明，或者一场罢工，或者各种需要的变化，例如从素食转向肉食。问题是：经过资料的这样一种变化，每一个国家的支付款项和收到的付款如何保持均衡，以及哪些平衡的力量在工作着。而现在就显示出，两国的那些价格体系和经济过程中的一定的推移首先是平衡地起着作用，而汇率机制仅仅是实施一种剩余 平衡。只有那种从一个全部经济的资料变动出发的完整的 问题提法，才导致完整地 解决问题。此外在这种情况下，这种完整的问题解决在经济政策上也很重要。

    4．一种原则上的误解：人们可能这样提出反对意见并且已经这样提出了反对意见：如果对于经济现象的理论说明中断于各种全部经济的资料，那么就会轻视那种 特别重要的联系，即各个经济现象与历史的——政治的实际之间的联系。

    正好相反的东西才是正确的。只有靠着参考的各种资料的帮助，才会成功地搞清楚历史上——政治上发生的事情与经济上发生的事情之间的联系。所有的政治的——历史的变易都表现于资料的变化中：现在，无论是罗马逐渐地征服了地中海文化圈的所有国家，还是法国革命创造了现代国家的一种新的类型，还是19世纪初以建立国家的新思想改建了普鲁士国家，还是在1914——1918的那些年间及随后的那几十年中防御政策在所有大国中都提出了有力地扩大了的要求：全部经济的资料总是因此而发生了一种变化。首先是“法律和社会组织”的资料，也有“劳动”、“需要”或者“技术知识”的资料。现在，理论在各种理想类型的范围内并且在抽象的形式中指明，各种资料怎样决定经济上发生的事情。通过它这样做，它就成了适宜的工具，以便说明历史的——政治的事实与经济上发生的事情的联系。同样的东西也适用于历史上的经济政策的各个个别的 行动。就是它们也表现了各个资料的变化：可能正是公元前4世纪的一个希腊城邦引入了小麦垄断，或者可能是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规定了某些工资，或者可能是德意志帝国把发行钞票的专有权授予一家银行，或者它可能实施劳动调停或税法的一种新秩序。经济学理论不能证实，为什么 那个希腊城邦引入了小麦垄断，为什么 伊丽莎白女王干预工资的形成等等。这是那些只有从该国家和该时代的全部历史状况中才能够理解的问题。但是，因为理论精确地证实了，经济上的事实如何取决于资料，它就使得有可能凭借它的运用而看清所有这些具体的资料变化在经济上的各种影响。别无他途达到这一点。

    不清楚地划出一条资料的边界，不把理论的分析停止于这条边界上，历史的观察与理论的思维的交错连接就不会成功。两者有害地互相融合————就像亚当·米勒的经济学说吓人地显示出的那样。 (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