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经济阶段与经济风格

约自由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被用于通过卡特尔协定来消除存在着的竞争。因此，在像煤和铁这样的重要的经济领域中，竞争的秩序原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实际的发展除掉了。契约自由一再被用于改变各种市场形式并制造权力构成物。与预期的相反，“自然自由的简单制度”并没有实现竞争秩序。或者第二个例子：人们观察同一时代英国货币制度的秩序，1844年的皮尔银行法是一个经济宪法的法律文件，想要在货币创造的领域中贯彻某些一定的、理论上精确地深思熟虑过的秩序原则：信用货币的创造集中于一个垄断性的中央银行，以及把信用货币的发行基本上限制于收购黄金的情况下。在这个经济宪法的法律基础上形成了英国货币制度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虽然没有这种经济宪法的法律基础就不能产生，但是这种秩序却显得与皮尔银行法的作者们所想的不一样。因为这些人基本上只想到了银行券货币，而没想到转账货币。而这样就形成了一种秩序，其特征是：发行银行和 私营信贷银行方面通过信贷途径以转账货币的形式来创造货币，通过钳子一样相互配合的贴现和公开市场政策来调节信用货币的数量，并且由此通过英格兰银行来控制英国的货币市场————以一种在作为基础的货币宪法中没有预先规定的方式。

    因此，总的说来，可以根据它们的产生区分两类经济秩序：“生长成的”和“设立的”。尽管前一类在过去完全占统治地位，然而上述的第二类在较近的时代里却处于更为显著的地位。因为现代的工业化世界不再容许放任它的秩序生长。然而各种经济秩序通常却显得不与当时的经济宪法的各种秩序原则相适应。在各种经济秩序的产生中所出现的区别，也以类似的方式存在于某些其他的生活领域。例如，在形成各种具体的法律秩序时就是这样。法学史和法律社会学已经详细地说明，法律准则不是生长成的，就是由规章创立的。或者想一下城市建筑。大部分城市是没有总的计划而形成的，它们围绕着一个核心而成长并且在不止一代的历程中根据为数众多的建筑师的许多个别的计划而发展。以类似的方式而产生了生长成的经济秩序。除此之外，过去和现在都有这样一些城市，它们是根据一个广泛的城市建设计划而建立起来的，正像例如欧洲18世纪建立起来的一些城市那样。但是，就是它们的进一步的实际发展也常常没有按照城市建设计划和它的秩序观念，而是大大地远离了它，就像“设立的”经济秩序的实际状态也常常没有实现各经济宪法的秩序观念一样。 (19)

    3．绝不能把那些当下的经济秩序与当时适用的各种法律秩序 等同起来。对于它们来说，问题在于各种经济的 秩序事实，在于在其框架内运行着日常经济过程的那些形式，而不在于法律准则。

    例如，从某地在法律上存在着私有制这一发现中，还不能推论出有关经济的秩序结构的什么确定无疑的东西。例如从私有制的存在去推断那儿主要是“交换经济式地”从事经济活动，是完全错误的。众所周知，在罗马人那里和欧洲中世纪早期都通行私有制。但是，在罗马和中世纪早期时代，存在着许多小的和大的农业庄园，它们最主要地是“集中领导的”经济单位，而只维持着很少的“交换经济的”关系。就是今天也还能在欧洲东南部（而且是在具有私有制的国家里）见到那样的家庭经济，它们与别的个别经济只有很少的经济交往。这些集体是小小的集中领导的经济体。东方的许多国家已经完全接受了中欧和西欧国家的各基本民法，可是它们的经济秩序却仍然是并且继续是完全不同的。或者想一想像1933年以后在德国农业中实行的那样的经济秩序。在那时，通过上级的、中央的公法机构对个别企业经济计划的影响，通过按照中央的计划控制供给，在继续存在私有财产权的同时强烈地显露出集中管理的经济的要素。

    相反地，缺少私有制并不毫无疑义地意味着集中控制经济。尽管在古代东方的若干王国里一切土地都属于大王，那也并不因此而需要由国王来控制生产。虽然在某些世纪、某些国家是这样；在别的国家和别的世纪里，租地农民们却显然有维持交换经济关系的自由，而所有权的缺乏只表现在租税上。这一事实如此之甚地加重了理解经济史的困难：确认某些法律制度的存在只允许对经济的秩序结构作出少许不可靠的推论。

    如果科学在两千年后仅仅熟知我们最重要的法律准则，那么它就不会知道我们的经济秩序的真正样子。从1900年到今天，德国具有同样的所有权，即民法典的所有权。但是到本世纪中期，德国经历过了多少种经济秩序！在两次大战期间，集中领导经济过程的各种形式占据了显著地位并且排挤了交换经济的形式。一战后，在加紧形成卡特尔和康采恩的时期中，经济秩序又改变了它的结构：在工业的广阔领域中实现了别的交换经济的秩序形式。1933年之后，集中管理的经济的新形式占据了显著地位。但是生效的却总是同样的所有权。（当然，所有权对于经济秩序的形态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是靠所有权没有产生一定的经济秩序。）法律的规则保持不变；但是它的作用却随着经济秩序而改变了。

    从另一个方面来观察同一个问题：如果上个世纪末的帝国法院没有肯定卡特尔协定的法律效力，那么德国的卡特尔就不会像事实上已经发生了的那样发展。但是，卡特尔运动确实展开了，而且在某些工业中形成了某些卡特尔的形式，而在其他工业部门中卡特尔的形成仍然是微不足道的。这样就形成了工业经济的一种“混合的”秩序————这应当用完全不同的原因来解释。或者想一下同一时期工人的各工会和企业主的各雇主联合会：它们产生的一个 先决条件是正在适用的联合法。但是，从正在适用的法律秩序中不能认识到，实际上产生了这样一些权力集团，它们是怎样和什么时候产生的，以及它们实行什么政策。

    因此，经济秩序和法律秩序不是一致的。确定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认或缩小那些法律秩序的形态对各经济秩序所一再施加的影响。刚才列举的那些例子已经对此作了某种程度的介绍。同样很难否认，经济秩序的发展也经常反过来影响法律秩序的形态。只要法律秩序在经济上关系重大，它的形成通常就是为了对某些现存的 经济事实进行塑造。正像不是国家的家庭法创造了家庭，而是首先形成了家庭，然后立法者们才想赋予它一定的形式那样，经济上通常也是如此。立法者们和司法试图用规则和判决改造已经存在的经济秩序。更有甚者，法律规则常常是直接由一个经济秩序之中的经济过程的实施者们制定的。在最近几十年的德国，各“一般营业条件”就是这样由各个工业企业、或由工业、商业、银行和运输行业的联合会制定的。这样的“经济自己创造的法律”（格罗斯曼——道艾尔特）排斥了很大的一部分德国的国家民法秩序。

    经济秩序和法律秩序之间的这些关系在历史的过程中变动。现在就对此作出一般性的陈述是不可能的。它们首先需要在个别历史场合范围内的研究。

    4．天真的 、前科学的经验不能看清楚一个具体的经济秩序 。它缺乏足够的思想方法，它的眼界太狭小。不仅是由于前科学的人只习惯于对当前的经济秩序感兴趣。甚至当下现存的经济秩序他也不能认识或者不能正确地认识。个别的德国工业家或手工业者或农民可能熟悉他自己所处的那一部分德国今日的经济秩序。手工业者知道他的原料和销售市场，他熟悉对他的企业的劳动力供应，他熟知某些对他重要的法律规则，而且他也能想起他的手工业同业公会的一些规章。但是他不知道而且不能知道德国的整个经济秩序。个别的从事经济活动的人生活在他的 环境之中。对这种环境的形式他有一个印象。但是他的这个环境在现代经济秩序的巨大建筑中仅仅是一个很小的房间。

    因此，只有科学 才能够回答有关经济的秩序结构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仅每个国民经济学家，而且每个经济史学家也必须 回答，因为不解答这个问题，就不能有意义地认清经济实际。但是它总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这首先是因为，要把当时存在的经济秩序搞清楚，就需要为较老的时代很仔细地充分利用各种原始资料，并且极其合乎逻辑地提出问题。例如，谁想研究15世纪南德意志的经济秩序，那么关于当时适用的法律规则、关于某些手工业者的经济状况、关于某些价格或关于一些厂家的售货额大小的那些报道，开头就没有告诉他许多东西。如果他想知道，转手商行系统如何在城市和农村中活动，在这里如何以巨大的拉文斯堡贸易公司的方式存在着一个个别人有着强有力的权力地位的特别的交换经济的秩序，集中领导的经济类型的不同的秩序形式又如何与交换经济的各式各样的秩序形式相互融合，他就必须很确切地运用原始资料。但是，如果他对那个经济秩序已经 得到了一个概念，那么那些有关商品的价格、有关销售额或有关家庭手工业者的收入的陈述也就开始具有意义，因为这时就整理了那些似乎混乱地并列着的各个报道和事实发现。

    但是，这还并没有说明妨碍对各经济秩序的认识的决定性的困难。较古时代的原始资料不够是一个严重的、但不是最大的障碍。甚至我们生活于其中的今天的经济秩序，以及我们自己过去经历过的那些经济秩序，也不容易看得清。例如，我们问起威廉二世时代德国的经济秩序。回答通常是：当时“资本主义”在德国占统治地位。但是，这样还没有告诉什么有关经济的秩序结构 的东西。人们会进一步回答说：自由放任占统治地位。就是这样也没有说出什么东西。存在着某一种秩序，尽管是一种国家没有一直塑造到各个细节的秩序。但是，无论如何是一种秩序，自由放任一词没有描述这种秩序。那么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就是这个回答也不充分。虽然存在着契约自由，但是在契约自由的范围内却形成了种类极不相同的秩序形式，从完全竞争一直到两方面的垄断。这些秩序形式是什么样的？“自由的市场经济”一词没有告诉什么有关它们的东西。而且此外当时在家务和在农业当中还有许多构成物，它们根本就不属于市场经济的类型。由此可见，“自由的市场经济”是一个粗略地简化的、因而不恰当的名称，它对于当时德国经济秩序的形式要素及其相互给合的方式没有作出陈述。

    与此相反，科学必须精确地说明各个部分秩序，并且指明，各个部分秩序如何互相连接成一个总的秩序。由于分工联合了全部经济过程，一个专门领域中的部分秩序绝不能独自生存。一个例子：众所周知，1914年以前的德国货币制度是通过金本位制来安排的；别的大部分文明国家也具有金本位制，对它适用的是一些特别的比赛规则。如果人们描述金本位制，那么他们通常满足于从货币技术上说明它如何起作用，从而把货币秩序分隔开来单独观察。事实上，用卢茨的话说，“一个一定的货币体系是从属于一个一定的经济秩序的。”当时的货币秩序只能存在于一个一定的经济秩序中，并且只能在这个秩序中起作用。它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在德国，日常经济生活的过程不是由中央机构决定的；因而交换经济的形式要素占着统治地位；在这个交换经济中，具有弹性价格的竞争占优势；通过国家的贸易政策国民经济体牢固地嵌入了世界经济。一旦在1924年之后的德国和其他国家中经济秩序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一旦推行了自主的行情政策，一旦价格体系变得更僵硬而贸易政策比过去更甚地给货物的交换制造困难，金本位制就不能再作为经济秩序的环节长期存在，重新采用它的尝试因此而失败。光是这个例子就已经表明，必须怎样在全部秩序的范围内理解一个局部领域的秩序。这个当然只有 科学才能做到。相应的东西完全适用于劳动市场或商品市场的秩序。

    由此而简略地规定了科学所具有的任务：它必须从其内部结构上认清各具体的经济秩序 。国民经济学的另一个主要问题就在于此 。因为当下的日常经济过程各按现存的经济秩序的形态而不同地运行着，认识各经济秩序甚至是认识经济实际的第一步。 (20)

    3．经济风格？

    由前边所述的也就得出了对我们从其开始的那个问题的回答。用“经济风格”和类似的类型描摹具体的经济并由此“从其本质差别上描述生存过的实际”（斯庇陶夫）能够成功吗？

    应该对这个问题作否定的答复。

    第一 ，阶段和风格的构思者们通观欧洲经济或各个民族和多个世纪的历史，选出一些引起他们注意的各种各样的东西，并因此而得到了他们的类型。在这样做时，他们由以出发的不是那个唯一打开通向一个时代的经济实际的入口的问题：有关经济的秩序结构的问题。相反地，他们太不明确地探询经济实际的“本质”或“标准”。

    各个风格是多多少少偶然地、不是根据关于经济秩序的问题构思出来的，它们在不同程度上、但是通常根本就没有搞清楚经济的秩序结构。例如，人们接受了“城市经济”这个经济阶段或经济风格。在中世纪事实上并不存在这种城市经济，对此已经谈过。完全撇开这一点不谈，即使中世纪的盛期和晚期的经济是由这样并列的小的、自我封闭的经济区域组合成的，“城市经济”这个经济风格也是一个无用的构思，因为它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经济秩序几乎没有说明什么东西。也许这些城市经济是集中领导的经济体？或者个别的城市经济是由并存的个别经济组成的，它们通过经济交往而互相联系？交换经济的各种关系是什么样子的？它们的支柱是什么？垄断占统治地位吗？在多大范围内、以什么形式？而所有这些形式要素又怎样互相结合成一个整体？“城市经济”这个经济风格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作出回答。像“手工业”、“村庄经济”或“地区经济”这样的类型也同样如此。就是“国民经济”这一经济风格对于经济秩序也没有说明什么东西。即使人们补充说，国民经济可以是“自由的市场经济”或“计划经济”，那对经济秩序的这样一些称呼也过于不确切。例如，人们比较1936年意大利的和北美的“国民经济”。多么的不同啊！这种不同表现在两个经济秩序的差别中；但是用像“计划经济”或“自由的市场经济”这样的称呼来描述它完全是不充分的。“家庭经济”还算最好地使经济的秩序特性引起了注意，因为这个结构暗示着经济体的一种集中领导，然而却没有准确地把握它，没有搞清楚实现的是集中领导的经济的哪一种形式。

    第二 ，靠构造阶段和风格而进行了过度的简化，想要“一元论地”从其经济方式方面标明各个时期，而实际上，各形式的多样性通常在各个时期中占统治地位。人们相信，靠这种简化会发现各种现象背后的历史实际的本质。事实上正是使本质的东西消失了，而且用马克斯·韦伯的话说，这种概念物“被用作一张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人们想把历史强压进这张床中去”。

    当试图以家族经济来简单地标明古代的经济时，那么，完全撇开历史学上别的错误不谈，这里存在着想把极其多种多样的古代经济形式压进唯一的一个模式中去的错误。像家族经济这样的一个词表示的是一种单一形式的模式，而在实际上，正如我们在第84页及其以下的简短概述所指出的，存在的是多种多样并不断变动的生活。还有另一个例子：各经济秩序在法国革命期间变更极其迅速。1789年到1793年之间的头几年清除了旧秩序，首先是中世纪和重商主义时代的领主制和各种特权，并且实行了另外一种市场经济的特征在其中占统治地位的秩序。从1793年开始，在战争紧急状态的压力下，随着雅各宾俱乐部的胜利，经济政策骤然改变，转向了国家规定价格、没收存货、强迫交售、定量配给并且部分地转向由官方领导所有乡村居民共同的收割劳动。随着1794年雅各宾党人的倒台，开始了从集中管理的经济向交换经济的倒退。从整个历史上看，各经济秩序的这种迅速变动具有最重大的意义。因为没有它，当时的工资和价格、对外贸易、失业、资本稀缺从而整个法国的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变动就无法理解。这些大事又显著地影响了革命的政治进程并且有助于例如清除雅各宾党人的统治。前面提到的那些阶段和风格的构造者们没有注意这样一种变化而且不能 注意它。对他们来说，法国革命是例如“国民经济”正在开始的时代，或者他们把它算作“早期资本主义”。历史的本质性的东西就以这种方式消失在词句后面。 (21)

    第三 ，许多阶段和风格的构筑诱致了将各种经济现象过分地与全部历史环境隔开。刚才列举的法国革命的例子已经给出一个这方面的印象。不仅必须单独地观察当时的经济秩序，而且也必须把它看成是一个民族（这里是法兰西民族）整个生活的一部分。因为它是这样一部分。但是，前面列举的那些阶段或风格却在思想上把经济实际与其他的生活领域隔开。再举一个例子：只有与晚期罗马极权主义的专制政体相联系，才能理解戴克里先时代的经济实际。但是，谁使用从家庭经济到国民经济的那些风格，谁就不能搞清楚这种联系。

    当我们想到我们今日的经济时，我们就毫不犹豫地把它看作民族的总的生存的一部分，这种生存与民族的自然的、精神的和政治的存在相联系。我们必须习惯于也是这样来把握过去。阶段和其他的现实类型想描摹并使历史的理解、熟悉经济实际从而具体的生活。但是当人们做到这一点时，人们却分裂了活生生的、历史的整体。 (22)

    4．“资本主义 ”

    最近100年的欧美经济根本区别于过去的一切经济。产生了明确地、也是概念上地表达这个事实的需要。这通过“资本主义 ”这一概念而发生，这一概念以不寻常的程度被公众的见解所接受并得到了广泛的流传。为数众多的学者们曾经致力于规定这个概念的特征和范围。因此，对于我们来说，产生了问题：真的能够用“资本主义”一词及其通常的用法再现这个新的经济实际吗？

    有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这就是工业化的事实。它大约于一个半世纪以前开始于英格兰并且今天还在全速进行。它还根本没有完成它的环绕世界的进程。今天我们处在这一进程中间：19世纪初它已经漫延到欧洲大陆西部和中部的国家（例如德国、法国、比利时、瑞士）和合众国的东海岸。从19世纪末起，它在日本也站住了脚。1928年之后，俄罗斯新的统治者们强迫它进入了大规模的工业化。目前速度已经加快了：中国、印度、巴西、土耳其、其他许多巴尔干国家和西班牙想使自己工业化或被工业化。英国人在1850年、欧洲和合众国在我们这个世纪开始时还都自以为是长此下去的世界的工业车间。今天我们看到，整个世界都开始变为工业车间，在这个世界上毕竟只有自然的先决条件才是既定的。这个在世界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工业革命不仅从一国迅速传播到另一国，而且到处发展着自己，就是在像英国和德国这样的老工业国中也是如此。而且在它进一步的进程中又一再形成了新的经济形式。在这个巨大的过程中，人们的全部生活都在经历着难以估量的震动；科学要想理解这个过程过去和现在如何进行，那它就必须从历史上全面观察这个过程。这就是说：从它与各个民族和人类的整个历史生活的全部联系上观察。它从欧洲的一种特殊的精神——政治——经济状况中产生，手工业和农业的各种旧的经济形式的破坏，各民族的社会改造，各种大众化现象，对国家的形成、对战争的进行以及对各民族的宗教——精神生活的各种影响————一切都要求全面地考察这个巨大的历史进程。于是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工业化在英国进行的与在日本或俄国不一样，为什么它部分地长入了旧的生活形式并慢慢地改造了它们，但是部分地也完全破坏了各种旧的生活形式。第二，科学必须搞清楚，一个国家或地球的一部分的工业化在哪一种经济秩序 中开始，以及它怎样自发地改造了经济秩序。工业化以其作为开端的那些经济秩序形象极为不同：在英国、德国和其他的欧洲国家中，交换经济的秩序形式占统治地位。在其他国家，像俄国和土耳其，正是国家使用管理措施集中领导地进行干预并由此出发使工业的变革得以进行————凯末尔·帕夏说过：“文明是一个巨大的浪潮，谁没有准备好随着它游泳，谁就会被淹死或冲走。”在这些国家中从下面 也许不会那样迅速地进行工业化。为此缺乏主动的力量，而传统的压力也太大。这样它就在国家——中央的领导之下投入运行并因此获得了一种与在西方完全不同的性质，对这些民族的全部生活也发生了与那里完全不同的影响。全面的历史的观察与从秩序方面思考必须合作，以便也说明今日人们称之为“资本主义危机”的那个 历史现象：也就是各种经济形式的巨大变形，我们正生活在这种变形之中，绝不能仅仅从经济上来理解它。

    一切阻碍全面的历史观察和从经济秩序方面思考的东西，都在给认识现代经济的生成和存在制造困难。但是，二者 都通过“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并且特别是通过使用这个概念而发生。

    “资本主义”概念应当完成很多东西————甚至比其他的“横截面”还要多。不仅想用它描述各种现象的“本质”————这一本质处于历史的个别现象的彼岸，国民经济学家应该主要为它而努力。人们也想用其他的横截面（像城市经济或家庭经济）来这样做。更确切地说，人们过去和现在都同时把资本主义看作是现代经济的生成着的本体 。各种个别的现象，例如旧的手工业部门的破坏、卡特尔的形成、世界贸易的扩展、各国的社会结构的变形都被看作是一个真实的有生命的东西————也就是资本主义的行动，而它的危机则被视为这个有生命的东西的没落。马克思及其学生在传播这种思考形式上以特殊的程度起了作用。在许多马克思的学生和其他的作者们那里，资本主义甚至成了人格化了的本体或个人。报告说：资本主义在欧洲和在别的什么地方完成了什么；它将在地球上继续它的破坏行动；盛期资本主义以一种奇特的上升和衰落的交错生存过；与它不断增加的年龄相适应，它变得更平静、更成熟、更有理智；但是，它毕竟还在毁灭商品的存货或剥削工人。有时这可能只是语言表达的特点，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止于此：已经流行了的是把资本主义理解为塑造着的主体，或者理解为真实的、活着的生物。此外，人民群众也喜欢用这样的范畴思考并且还赋予它们一种特别的重感情性。

    在这方面首先应该注意，这样就在逻辑上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即拟人化 的错误。一个一般概念被物化、对象化或人格化了。代替了对实际的真正研究的是逃避到“资本主义”这个人格化的一般概念之中。有人提出问题：为什么会销毁小麦、咖啡和其他食品？在加拿大、巴西和其他国家已经这样做了。他解释说，正是“资本主义”这样做的；并且他认为，这样就回答了问题。这是很舒服的；但是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说明什么。到底为什么这个特别的生物“资本主义”在这些地方销毁存货，在别的地方就不这样？————考察者应当研究各种实现了的市场形式；而他将会发现，怎样和为什么在某些垄断性的市场形式中出现了销毁物品存货，为什么在其他的市场形式中没有。因此他应当探究实际而不信赖一种概念模式。

    人们认为，靠这样描述“资本主义”的行动就成了时髦的，而在实际上却重新陷入神秘的思维。这里我们再次碰到的又是极端的概念实在论的老错误。此外，使用“资本主义”概念从两个方面造成了损失：

    它给历史的理解制造了困难或者使它成为不可能。这是一个 后果。因为显然，虽然从全部历史出发解释了“资本主义”这一有生命的东西的产生，但是却把它进一步的生存、活动和死亡与全部的历史事件分离开来。在这些考察者眼中，资本主义在它出生以后就有着它自己的存在；没有看到经济生活（从而也是工业化）总是并且在每个 时刻都是历史的全部过程的一部分，经济生活与这一过程不断相互作用，它与各民族所有其他的生存表现持续地 有着接触，它又是如何有这种接触的。资本主义的形象及其从早期到晚期资本主义的发展变成了从机器里出来的神（deus ex machina），使用它只是表面上解答了经济学的具体问题。忽略了显而易见的、本质的、历史的联系————确实容易确认：法国革命、随之发生的国家的外交政策变革和内政改革，也改变了欧洲的经济结构；1914——1918年的战争、随后的各个和约和革命以及1939年至1945年的战争决定性地支配了即便是最近这个时代的经济生活。但是，谁把资本主义视为现代经济的人格化的主体并且把经济上发生的事情归结为这个有生命之物的行为，谁就没看到这样的整个历史的联系，并且会产生这种看法：“一般说来，政治事件并不决定经济发展的进程，而尤其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几乎完全独立于前几个世纪的那些巨大的政治革命”（桑巴特）。

    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整个讨论也同样受着缺乏全面的历史观点之苦。只有从当前的全部历史运动、国家形成的宏大过程（它开始于近代并在最近几十年中采取了一种特别的形态并影响着一切生活领域）中，从民族主义和其他各种取得统治地位的观念的迅速传播中，才能通过与各种经济过程相联系而理解各种经济秩序和日常经济生活的改变。因此必须全面历史地提出问题：全部历史的、精神的、宗教的、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生成怎样导致如此彻底地改变经济实际？谁问到“资本主义”的本质并由此出发去寻找答案，谁就已经是非历史地、不确切地、太狭隘地提问题。如果他除此以外还相信这个本质的一种必然的发展过程，他就是在更为非历史地思维。

    第二，同样因为资本主义的概念对于经济的秩序结构 没有陈述什么确定的东西，它也不适于刻画经济实际的特点。每个人都在这个概念中放进合乎他个人想象的秩序：一切生产的无政府状态，或竞争经济，或自由放任，或垄断性的势力统治经济生活，或由一个被无名的力量统治的经济国家控制经济。更糟糕的是：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也就是从大约150年前以来，人类比较迅速地连续经历了各种各样的转变和各种具体经济秩序的特殊的并列。这是一种即使在全部历史上也具有最大的重要性的多样性。彻底地研究它，过去应当是而且今日也是科学的任务。但是“资本主义”一词吞没了这种多样性。例如，如果人们把关于1920年以来欧美经济秩序的各种深刻变形的问题当作关于“资本主义”危机的问题提出来，人们该如何理解这些深刻的变形呢？这涉及了一个概念，它没有表达现代经济的秩序结构。通过寻找经济实际的本质 ，这些观察者们失去了对实际的直观 。 (23)

    *　　*　　*

    构造横截面或阶段或风格的做法的一个灾难性的弱点恰好就在它似乎 具有其优点的那个 地方。这个阵营中的人们过去和现在都自以为理解了历史实际。但是，人们不光创作了非历史的发展序列，而且特别是制造出了一些概念物，这些概念物不可原谅地把经济上发生的事情与全部的历史进程隔离开来，妨碍了历史的理解，并且此外还给认识各种经济秩序制造了困难。 (24)

    C．受时代约束的理论？

    另一个问题继续存在。我们曾经完全撇开了这一点：各种风格和阶段没有反映经济实际。我们甚至暂时假定，它们不犯有这种使它们失去价值的错误。那么，能不能在它们的基础上得出“历史的理论”、“直观的理论”、“受时代约束的理论”或一般而论的理论？例如，能够为资本主义得出一种仅仅适用于它 并随着它的消失而失效的受时代约束的理论吗？也就是说，是否可能为各个历史时期提出受时代约束的理论？这个问题常常得到不加考虑的、有几分天真的、肯定的回答。就是对这个问题也应该给以否定的回答：

    1．首先应该指出一个独特的事实，它没有受到必要的注意并且早就应该激起深思。100多年以来，杰出的国民经济学家们就几乎不断地迫切要求，应当为各个历史时期或阶段或风格创立受时代约束的理论。但是，直到今天，这样的理论还一个也没有成功地构思出来。

    人们曾认为，古典经济学家们为他们的 时代想出了这样一种理论，而古典的理论特别适于说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英国的经济过程。因此，据说古典的理论是一种受时代约束的理论，任务就是为别的国家和文化也研制出受时代约束的理论。但是，这样就没有恰当地说明古典理论的逻辑特性和适用范围。这些我们已经谈过了。由此不仅误解了古典经济学与历史的关系，而且也错误地判断了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时代的实际经济秩序，这个经济秩序恰恰绝不是一种纯粹的竞争秩序。

    就是现代的 理论也不像某些现代的理论家们自己认为的那样，描述或说明了“资本主义”的日常经济生活。它既更少又更多。更少 是由于，它根本就不描述具体的经济实际，从而也不描述所谓的资本主义的实际。它由一些思想上的工具所组成，它们首先需要运用，以便真的能够说明具体的联系。而更多 则是由于，正确的理论原理是思想上的工具，它们适于用来在实现了一定的条件的情况下说明每个 历史时期、而绝不仅仅 是资本主义时代中的或当代的具体联系。就是现代的理论也不能被解释为受时代约束的理论。 (25)

    整个几代的研究者想望着各对一个时期具有适用性的那些理论，从而想望着受时代约束的理论。这种想望的迫切性与它的完全没有实现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2．但是，为什么 不能满足对受时代约束的理论的纲领性要求？

    我们讲一下说得很多的“城市经济”这个经济风格。可能为它创立一个受时代约束的、“直观的”理论吗？不能。因为它没有陈述什么有关城市经济的秩序结构的东西，所以不能。毫无疑问，在不同的经济秩序中一个城市的日常经济生活运行得也不同。在城市经济中，所有行会都具有垄断地位吗？还是完全禁止行会？还是城市的管理部门控制着行会？还是城市的管理部门直接干预对居民的物品供应？如果有这种情况，怎样干预，在哪些物品上干预？在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以前，不可能着手于有关城市经济领域的经济过程的各种联系问题。因此，还没有为城市经济想出“理论”，这不是偶然的。它没有发生，是因为它不可能。

    相应的东西适用于“资本主义”。因为“资本主义”没有说明现代经济的秩序结构，它不适于用作理论分析的基础。此外，在所谓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各种经济秩序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多种多样和不断变化，以至于不存在创立一个 理论以说明“资本主义”下的日常经济生活的前提条件。但是，如果出现了具有这种要求的理论，那它就作了过分的简化并远离了经济实际。例如，如果人们问道，在“资本主义”下投资过程如何进行，那么问题就已经提错了。投资依据经济的秩序结构而各不相同，它取决于实现了哪些交换经济的或者集中管理的经济的形式或者哪些货币体系————一些“资本主义”概念不让认清的秩序形式。如果研究从像“资本主义”概念所提供的这样一个如此不清楚和不确切地说明的条件状况出发，那么机敏的理论推导就只有少许用处。理论赖以建立的基础是靠不住的；机敏和漫不经心在这里以奇特的方式混合在一起。

    “城市经济”、“资本主义”与其他的横截面和阶段以及风格都没有显出单义的、明了的条件状况。但是，因为每个理论都包含着对在一定的条件状况下的必然联系的陈述，所以，如果没有给出清楚的条件状况作基础，就不可能获得它。它们不适于作理论研究的分析工具。因此，创立受时代约束的理论的要求是一个不能实现的要求，它在将来也将像在过去那样得不到实现。

    因此，总的说来，这种本应克服重大的二律背反的做法完全不行。它既没有成功地反映历史形式的多样性（A和B），也没有成功地在构思出的横截面的基础上形成理论（C）。因此，它既没有使历史学、也没有使理论成为可能。这样，总的说来它在认识经济实际上没有成功。也不能靠小的修正来挽救这种做法。靠不谈“经济阶段”而谈“经济风格”绝不能挽救它。重要的不是所有这些细节上的区别。这种做法在其基本方向上就是错误的 。

    *　　*　　*

    由此我们站到了我们批判的概要的终点。确实并不缺少把握经济实际的愿望。虽然在经济问题的领域中，概念的国民经济学家和意识形态专家总是强烈地引人注目的，而且也不存在他们在某个时候将会消失的前景。但是，他们的空话清楚地衬托出想真正把握经济实际的那些为数众多的、严肃的、坚决的尝试。

    然而显示出的是，所有这些尝试都没有得到成功。不是绕开了重大的二律背反，就是虽然坚决地向着克服它推进，但是却没有成功。国民经济学经常被指责脱离实际。虽然这种指责通常是由利益者们提出来的，他们反对一门令人不快的科学，因而这种指责在这个范围内不值得注意；但是，当这种指责由科学方面表达出来之时，它就不缺乏根据。国民经济学缺少一种完备的和可靠的做法，以科学地把握经济实际。它缺少一种完美的方法以达到科学的经验。它不能以必要的可靠性突破对日常生活的表面观察并看到真正的实际是什么样的。许多国民经济学家和非国民经济学家都凭直觉感到了这种状况。我希望已经搞清楚了它为什么如此。

    一切努力都必须对准克服这种状况。但是，因为遗留下来的各种学说观点都在重大的二律背反面前失灵，我们必须完全重新着手于对象本身。简单地继续一种现存的思想方向，例如一种“历史的”或一种“理论的”方向，不在考虑之列。首先我们完全撇开一切因袭下来的国民经济学的学说内容。在这一点上态度必须激进。我们首先不以某一种样子的国民经济学的学说为前提。相反地 ，我们只观察日常的实际的经济并提出问题 。重要的是完全自发地认清经济实际。这并不意味着轻视过去的各种伟大成就。正好相反。正是因为我们现在从那些权威们转向各个实事，我们才在研究的进程中与过去的各种真正伟大的科学成就建立了一种正确的关系。

    前面所作的批判已经为面向事实状况做了决定性的准备。因为我们在批判中已经完全把握了各个问题：从那第二个主要问题————有关日常经济生活总是在其中进行的各种经济秩序的结构的问题————走向了首先提出的那个主要问题————有关日常经济生活的各种联系的问题。如果为一个共同体并为一个时期解答了这两个问题，那么也就认清了当时的经济实际。证明了日常经济不能解决两个主要问题。因此，只有通过科学地解答那两个紧密联系着的主要问题才能认清今日和过去每一次的经济实际是什么样子的。 (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