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洛科皮乌斯

偏见，并且有一定程度的同情。他的高度的古典文化教养有时使他的文字看来竟像是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个时代的人，这又使我联想到奥古斯丁和西塞罗之间文字的相似！人们还注意到，他的历史里有不少迷信的和宿命论的观点，例如在本书第三卷第十八章里他便就一次战斗而表示了我们的“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或“千算万算不如老天一算”的看法：

    “就我来说，在整个战斗期间，我不由得对上天的做法和人的做法感到惊奇，因为我注意到从远方预见到会发生什么事情的上帝如何勾画出事情发生时他认为是最好的方式，而另一方面，人们，无论是他们受到欺骗还是提出了正确的意见，却不知道他们已经失败了，如果结果应当是这样的话，或者他们不知道他们已经胜利了，因为上帝的意旨是要给幸运开一条道路，对于注定要胜利的事物，幸运不可避免会逼临到它的头上。”（第2节）

    这种受到历史局限的看法，并不足以使作者受到责怪。直到今天，相信命运的依然是大有人在。他当然还意识不到受物质生产条件制约的社会发展规律，不了解偶然和必然的关系，而把偶发的情况理解成天意了。

    稍后，在同卷第二十一章，作者的宿命论的观点便表现得更加明确了：

    “人们可以看到命运的光彩以及它展示的这样一个事实，即一切都是属于她的，任何人的私有财产则什么都不是！”（第7节）

    这里命运用女性词，从而使我们想到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克洛托（Clotho）、拉凯西丝（Lachesis）和阿特罗波丝（Atropos），荷马有时把她们说成是一个人，把说她们的决定是最高天神宙斯也无法扭转的。这便是作者遇事每到无法解释时便归之于命运的原因，如像本书第四卷第十四章在提到谋杀所罗门时所说的那样：

    “……决定动手杀害此人的那些人进来了，他们用点头的动作相互激励之后，已经把手放到剑上了，但是他们依然没有任何举动……但也许有上天的某种力量阻止他们这样做。”（第25节）

    事实是，只要人们还不能充分掌握自己的命运，只要偶然的事件必然还会不断发生，只要人类面对宇宙的奥秘的认识还处于极为幼稚的阶段，宗教、迷信和宿命思想便有它的活动余地，这又是人类本身无可奈何的一个弱点。即使在今天，相信星命的人依然到处都有，理工科的大学生仍有不少拜佛求签的，而且在发达国家，既进实验室又进教堂的科学家不是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吗？

    有趣的是，在普洛科皮乌斯发表了《战争史》之后，并没有感到自己已经完尽了一位史家的任务。他心有不平，还有不少话要说，但是作为一位身居政府官职的人，他是无论如何不能、也不敢讲出这些话的。更加符合真实情况的记载在他当时肯定没有发表的条件，而只能留给与他当时没有任何牵连，没有利害关系的后人去阅读了。对照一下第八卷和《秘史》的开头部分，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在发表了前七卷之后，此时（550？）他忽然有了对几个统治者发泄他心中不平之气的打算，所以随即无法自制地信笔写下了那些显然有人身攻击之嫌的东西，把前七卷的事情统统抛到脑后去了。所以在世界的史学文献里便出现了出于同一人之手，却从正反两方面着笔的《战史》与《秘史》，而正式给前七卷收尾的第八卷则是几年后（554？）才完成的。这样，作者没有意识到《秘史》开头的话和第八卷开头的话有重复之处，从而没有做适当的改动，因为这部分反正是无法发表的，作者这时已没有心思再作调整了。

    从《战史》的整体来看，而且正因为是战争史，它的重点应当放到执行战争领导之重任的贝利撒里乌斯身上，它显然主要是为了宣扬作者的顶头上司贝利撒里乌斯的战功而撰写的（更何况作者也亲身经历了这些战争），这一点既符合作者的身份也符合实际情况。很自然地，皇帝优斯提尼安在这里有意或无意地被作者写成只是一名配角，时而甚至是往往还间接地受到指责的一名不高明的配角。“事业心”和虚荣心极强的皇帝优斯提尼安对此当然不会满意，因为在作者笔下，恢复帝国大业的战争虽然酷烈地进行着，但战绩只是表面的辉煌，细心的读者稍加分析，便可以断定所有的战果都很不稳定，总之，对皇帝他并没有一味地歌功颂德，并没有无视现实而闭着眼去描绘一个“莺歌燕舞”的“伟大”的时代，而它让读者看到的却实实在在地是一个表面辉煌、骨子里危机四伏的时代。作为现实的帝国里的一个臣民，作者当然也会感到这种写法对自己不利，所以后来才违心地补写了前面已经提到的《建筑记》，借题发挥地把皇帝吹捧到令人恶心的地步。不过，顺便说一句，这比起一千多年之后“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的“副统帅”的吹捧技巧来那又差得多了。另一方面，对于已发表的《战史》中对贝利撒里乌斯的描述，作者自己也不满意，因为他把他深切了解的统帅贝利撒里乌斯写得太好了，他把统帅有点理想化了，但这决不是统帅作为人的本来面目，于是在这一点上他又偷偷地在《秘史》里加以均衡，以便对后世的读者负责。其实不管被吹捧得多么伟大的人物，作为一个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一般说来必然具有普通人的一切弱点，但人的道德品质确实又有高下之分，史家就得有掌握一个人既崇高伟大又平凡普通的分寸，才能栩栩如生地把接近历史真实的人物形象保存下来。从个人崇拜变为个人迷信，其结果是通过不负责的吹捧反而把一个人弄得很可笑！“文革”中流行过的早请示晚汇报的那一套竟然把一个严肃的政党降低到会道门的水平。我们对此是有过惨痛教训的。

    刚刚写了一部为贝帅树碑立传的战史，接着又写出一部要他出尽洋相（当然还有别的人）的《秘史》，这样的史家毕竟不多。其实与其如此，还不如像太史公那样，依靠叙述事实而让读者从中作出客观的估计，无需作者本人的议论夹杂其中，这样效果岂不更好。

    当然，同为知名的史书，《战史》与《史记》是无法比较的。《战史》是具体战争的记述，完全为作者所亲历；《史记》则是一部通史，对于远古以来的事件作者所依靠的主要是大量遗留下来的文献（包括口头传说）。就撰述的难易而论，类似回忆录性质的战史当然要容易得多。而在人物的刻画上，《战史》的作者由于是亲历者，当然占有极大的优势。太史公笔下的刘邦虽然是汉开国君主，但同时又是一个流氓（当然是一个相当聪明的流氓），和他一同起事的开国功臣大部分也是和他差不多的人物（大概张良算是个例外），这一点太史公并未为尊者讳而加以回护。太史公往往通过他人之口对某人作生动的描述，手法之高明令人叹为观止。比如对项羽的妇人之仁的描述，不见于《项羽本纪》而见于《淮阴侯列传》里韩信对他的评价，以此来同刘邦善于将将的风度相对照，楚汉之争的结局无形之中便有了依据。刘邦虽是流氓，但他也有别人不及的长处，而所以能暗示出这一点，这是由太史公的识见所决定的。同贝利撒里乌斯共事多年的作者如果从亲身的体验用太史公的笔法，《战史》无疑会增添更多的光彩，也不会因《秘史》的存在而引起后人众多的怀疑与争议了。

    一部古色古香的《战史》之后作为续篇或附录又出现了一部给自己的作品翻案的《秘史》，这理所当然地引起后人的惊异和猜测。二者的反差实在太大了。而反差之所以太大，是因为不仅是一个前褒后贬的问题，而是后者使用了同一位身为上层官吏的地位完全不相称的口吻。作者在这里攻讦他人的隐私而达到不惜使用不雅驯的文字的程度。故而此书引起后世的惊骇，而把优斯提尼安的统治时期视为盛世的史家们把《秘史》斥为伪作也便不足为怪了。但后世的学者对此书进行了细致的研究，把《秘史》和《战史》的文字作了认真的对照，结果竟找不出伪造的痕迹，在事实方面也没有发现任何抵牾之处。特别从文字的风格来看，学者几乎一致肯定出于同一人之手。正如国学家王国维所说，古文的伪造是最难的。他在《秦阳陵虎符跋》里便指出：“古代文字极难作伪。如峄山刻石文虽不见于《史记》，然一读其文，可决其为嬴氏物也。此符虽寥寥十二言（按原文：甲兵之符，右在皇帝，左在阳陵），然如右在皇帝四字岂汉以后人所能作耶。”由于时代背景所造成的文字的语感，有时是只能意会的。两汉的古文和明清的古文绝对不会是一个味道，这是不讲自明的道理。十余字都能给人以时代的感觉，更何况长达三十章、有数万字之多的作品。因此学术界今天基本上已取得一致的意见，没有人再说《秘史》是伪作了。

    为了证实《秘史》出自普洛科皮乌斯之手，H. G. 杜因具体总结出了下面四个有力的论据：

    （一）在这部书的第十八、二十三、二十四章里有四处明示此书的写作年代是皇帝优斯提尼安执政的第三十二年。人们当然会认为这要从他即位的那年即527年算起，但实际上他从518年起便同优斯提努斯共同掌权了。因此豪里在有关普洛科皮乌斯的研究作品中便从518年起算而断定本书写于550年。康帕列提则是从527年算起的，但550年之说应当说更可信。

    按：杜因提出这条论据并同意豪里的看法显然是因为普洛科皮乌斯完成前七卷是在550年，而从本书开头的行文来看，也顺理成章地和前七卷相衔接。只是作者在写作中由于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而忘了开头的话，大作起翻案文章来。结果这部分当然只能暂时束之高阁，以后另行补写第八卷。

    （二）《秘史》提到前七卷的地方不少（见正文有关注释），这是很自然的，这也说明它们出自同一作者之手。

    （三）在事实的记述方面，《战史》和《秘史》以及《建筑记》之间并无任何直接的矛盾。如果有所不同，当然除了对人的评价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转变之外，则事实的出入是有碍于当时的客观形势，而在《秘史》里说出了真相。

    （四）如前所述，古文作伪最难，因为它带有时代气息。《秘史》的文字显然和《战史》的文字是一致的，菲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 在他的《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Procopius von Caesarea, Berlin, 1865）里对这一点讲得十分明确。杜因则另举出普洛科皮乌斯行文中也有作为当时文风的cursus 的那种特色，而所谓cursus , 指的就是文句运行中起伏的节奏，略略相当于我国古文所讲求的起承转合、抑扬顿挫。此外人们还注意到，两书中作者的这种技巧甚至在细微处也是一致的。这一点也可以说是《秘史》和《战史》出自同一作者的铁证。

    《秘史》中对某些当事人的指责甚至攻讦，对于普洛科皮乌斯这样有地位、有教养的史家来说，确是有点过火、不相称。用我们的温柔敦厚的标准来衡量，用为尊者、亲者、贤者讳，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标准来衡量，普洛科皮乌斯写作这样的作品是一种有伤大雅的失态。尤其他对提奥多腊的出身和行为的揭露，本来完全可以含蓄一些，点到为止就可以了，而现在这种露骨的咒骂，却反而使有识之士难以相信了。所以后来的译者对这部分不得不慎重处理，加以适当的删节，但这样又失去了古典名著的完整性。过去欧洲的译者对这类文字的处理办法有时是保留原文不译（如《十日谈》英译本），有时则采用其他文字的译文以示区别（如玛尔提亚利斯的讽刺诗的英译本，这类地方采用了意大利语的译文）。这样做便迴避了随意删削原文的指责，同时暗示读者这些地方不雅，不懂也无妨。其文本书作为史料，和英译本一样保存了原文的完整，以供读者参考，读者可作出自己的判断。

    另一方面，《秘史》作为有根有据的实录绝非都是夸大其词。公正地说，《秘史》的绝大部分是真实可信的，而且应当说是对《战史》的绝对有价值的补充。没有《秘史》里当局压榨老百姓的血淋淋的实录，对皇帝优斯提尼安的统治的认识就是不全面的。

    豪里还从另一个角度肯定了《秘史》的史料价值，这就是用普洛科皮乌斯同时代作家的作品来对照他的作品以检验其可信的程度。杜因引用了豪里在他编订的《秘史》（1906年版）的引言中所举的一些例子。

    其一是与普洛科皮乌斯同时但属于晚辈的埃瓦格里乌斯（Evagrius, 约536～594）在他的《教会史》（Ecclesiastical History）里（ⅳ，32）对皇帝优斯提尼安的品格所作的描述：

    “在优斯提尼安的品格之中还有另外一个特点，这便是超越可以想象的任何兽性的一种邪恶；这是他本性里的一个缺点，还是由怯懦与恐惧派生出来的东西，这一点我无法肯定；然而无论如何，它是由于民众的尼卡暴动而表现出来的。要知道，对于两派之中的一派，也就是蓝派，看来他是绝对忠诚的；乃至这一派的成员实际上经常在光天化日之下和市中心冷酷无情地杀害对手，而且他们为此不仅不会受到惩处，而且实际上还被认为理应受到荣誉的奖赏。他们甚至还被允许进入家宅，搜括其中值钱的东西作为战利品并且强迫里面的居民为自己的性命支付代价。而如果任何一位长官试图制止他们，那他们自己的性命便会因此而受到威胁。比如说，有一位在东方执政的长官，便因为鞭打了某个暴徒以示惩戒，结果他自己就在市中心挨了鞭打并且受到粗暴的对待。而奇利奇亚的长官卡利尼库斯，由于他依法惩处了两名谋杀者，即向他发动袭击并想谋害他的帕乌图斯和法乌斯提努斯，结果被插到木桩上处死，这样，他由于执行了正确的判决和维护了法律而自己付出了生命（参见《秘史》，第十七章，第2～3节）。结果反对派的成员便亡命出走，并且因为根本无人收容他们，他们便像是染上了瘟疫的人似的到处被人们所驱逐，于是他们只好打劫行路者，抢夺他们的财物并杀害他们，这样一来到处都有横死的人和劫路的事件以及其他的罪行。但他（指优斯提尼安————引者）偶尔也转到对立的一面去（指与蓝派对立的一方————引者）并开始杀害他们（指蓝派————引者），这便使得他已经废弃的法律像蛮族一样地又在各城市横行无阻。而要详述所有这类事件，有多少话有多少时间也不够；只是这些例子就足以证明其余一切了。”

    此外，据杜因的介绍，历史学家阿伽提亚斯（Agathias, 530～582）在他的作品里（波恩版，252·2～255·1；284·13～285·20；305·13～306·9）也提供了许多同类的指控。

    对于普洛科皮乌斯笔下的穷凶极恶的卡帕多奇亚人约翰的劣迹，杜因举出了同时代史家约翰·利杜斯（490～565）有关同一人的记述（波恩版，250，13以次）以资对照：

    “这个邪恶的卡帕多奇亚人在取得了权力之后，立刻成了制造公害的工具；首先，他经常在他的近卫军的房间里陈列镣铐枷锁，这样便为在他手下服役的那些人暗中设立一座私人监狱，就像那个没有人性的法拉里斯（传说是公元前6世纪西西里阿格里根图姆的僭主————引者注）一样，并且只是利用自己的奴隶来实施自己的巨大权力。他把受他迫害的人禁闭在那里，没有人能逃脱他花样繁多的拷问，他不经调查便把受到指控的人们送上拷问台，理由只是因为他们有钱，并且在放掉他们时，他们已是一丝不挂或断气了。

    这些勾当乃是全体居民亲眼所见，而我之所以知道它们也是由于我曾亲眼目睹，由于干出这些勾当时我就在现场。并且我可以提供一个例子。人们向他（指卡帕多奇亚人约翰————引者）举报一个名叫安提奥库斯的上了年纪的人，说此人手里有一批黄金。于是他便把此人捉了起来，用粗绳子缚住他的双手，直到这位肩部脱臼的老人断了气，才被解除了束缚。这一暴行实际上是我亲眼所见，因为我同安提奥库斯认识。

    然而卡帕多奇亚人所干的这一勾当还是他所干的一切勾当中最温和的。像他这样一直不停地干伤天害理的勾当的人但愿只有他一个人。然而事实上，正如诗人传说里的布里亚列欧斯有无数只手（指荷马史诗《伊利亚特》里的有百只手五十个头的怪物————引者注），那个复仇的恶魔在干坏事时也有无数多的帮凶，此人不仅在皇宫里干坏事，他还把和他本人一样的人派往每个地方、每个地区，把到当时为止在每一角落尚未被发觉的最后一文钱像抽水机那样吸出来……”

    后面，作者又举一个例子，说明卡帕多奇亚人约翰的爪牙们的残暴（第225页19）：

    “但愿他是这一类的人们当中仅有的一人，并且他毁掉的只是一个行省；但愿以下的情况不是真实的，即在每一城市和地区都有像这个人一样甚至比他更坏的人到处搜刮任何地方没有被发现的最后一文钱，而跟在他们后面的则是一支吃人恶魔的大军和成群结队的卡帕多奇亚人。”

    埃瓦格里乌斯（V，3）则是这样描述优斯提尼安的一个名叫埃塞里乌斯（Aetherius）的大臣的：“善于使用一切逢迎拍马手段的埃塞里乌斯在优斯提尼安当政时以皇室（他是皇室的管家）的名义掠夺无论生者和死者的财产……”

    有关佛提乌斯出家为僧的事 〔4〕 ，杜因举出以弗索人约翰的古叙利亚文本的著作中可资对照的记述（第31页）：

    “从巴勒斯坦来到首都的这个佛提乌斯是贝利撒里乌斯的妻子安托尼娜的儿子。当他身在军队之中并且已经同贝利撒里乌斯一道出发去作战的时候，出于某种原因，他竟出走并削发成了僧侣。可是他又适应不了僧侣的生活方式，只在名义上是个僧侣罢了。但是不久之后，由于他无法用宗教克制自己的野性，便匆匆赶到皇帝那里去。这个人尽管完全是一副僧侣的打扮，却由于撒玛利亚人的一次叛乱而被派到叙利亚行省去。并且，既然他想使自己取悦于众人而伤害创造他的上帝，并以（各种）借口取得可耻的收入，于是他便一心一意地干起抢掠、打劫和勒索的勾当来毁灭百姓，他在东方的无论大小的行省的所作所为有如蛮族的强盗，乃至所有城市的主教和牧师都逃离了他。但是无论在城里还是乡下，不管是谁，只要他发现此人有一天的粮食，也要把这样的人捉起来，他劫掠他们，把他们投入监狱加以吊打。他要他们每人交出一磅黄金的份额，而不管这个人有没有；确实，即使可怜的受害人会不得不把自己、他的子女、房屋和财产都卖掉，他还是坚持自己的做法。甚至在这种情况下，他讲出的话也不可能改变一个字。要知道，他总是要得到他的份额，并且说：‘拿出多磅的黄金来，因为皇帝需要钱进行战争！’他用这样的办法搜刮了成塔兰特的黄金并且把它们送上去，以便维护自己的为所欲为的授权。”

    佛提乌斯这个生活在优斯提尼安和优斯提努斯时代的人一直在叫嚣：“‘拿出多磅的黄金来’；而皇帝为进行战争也需要金钱；并且优斯提尼安的所有高级官吏也一直向罗马公民提出同样的要求，普洛科皮乌斯在他的《秘史》里便把这事作为他抱怨的特别理由。显而易见，既然优斯提尼安进行的战争多于其他皇帝，他需要更多的钱也就很自然了。为了能以进行一场对付汪达尔人的战争，他竟然用一万一千磅黄金从波斯人手中购买和平！”（据《波斯战争史》（第一卷第二十二章第3节）则是110肯特那里乌姆）

    其实即使不用别的史家的证据来证实《秘史》言之有据，单是《战史》本身已足够使人们认识到这个外强中干的大帝国的实质。《秘史》是用事实来说明这一实质的。历来中外史书除了记录统治者的相互厮杀书之外，同时又都是最下层老百姓备受压榨的历史，可以说，百姓是否丰衣足食，是否心情舒畅、活得充实，是否在受到迫害时敢于维护自己的权利正是文明程度的标志。

    杜因还指出，有关提奥多腊的后人的问题，除了普洛科皮乌斯之外，任何希腊与拉丁的作家都没有触及过。只有普洛科皮乌斯在《秘史》里（第四章，第37节）提到她的外孙安那斯塔西乌斯。这一事实在以弗所的约翰用古叙利亚语撰述的《教会史》里（德译本第55页）得到了证实：“神圣的约翰出身皇帝安那斯塔西乌斯家族，他也是皇后提奥多腊的女儿的一个儿子。”同书第196页则提到“皇后提奥多腊的女儿的儿子阿撒那西乌斯”在以弗所的约翰的作品德译本的第269页上绍恩菲尔德（Schoenfelder）也指出：“在巴尔——希伯来乌斯（即阿布尔法拉吉，1226～1286，用古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写作的犹太作家————引者）的作品里，阿撒那西乌斯是阿斯科斯那格和菲洛波努斯之间的介绍人，他说：‘当时皇后提奥多腊有一个名叫阿撒那西乌斯的外孙……’”Mich. Syr. （第197页）中也提到：“皇后提奥多腊的外孙阿撒那西乌斯”。在这里，安那斯塔西乌斯和阿撒那西乌斯的名字虽有出入，但皇后提奥多腊有一个外孙，这一点是可以确定下来的。

    关于优斯提尼安和提奥多腊夫妇在国事方面的密切配合（参见《秘史》，第十章，第13节以次），则可以举优斯提尼安本人的话为证。《优帝新律》（Novellae Constitutiones Justiniani）第八章，第一条：“在我独自考虑了所有这些问题继而又在同上帝赐予我的最忠诚的伴侣一道加以审议之后……”皇后之名竟出现在法典的条文上，由此可见，二人狼狈为奸已经达到怎样的明目张胆的程度了！

    至于提奥多腊如何对待不听话的臣民，杜因引用了西尔维里乌斯传（Vita Silverii）里的一段很有说服力的文字（蒙森编订的Gesta Pont. Rom. I. 146）：

    “皇后对大主教安塞姆斯的遭遇感到不满，因为他被最神圣的教宗阿伽皮图斯撤销了职务，理由是他发现安塞姆斯是一个异教徒，并且任命上帝的仆人米那斯来取代他。对此，皇帝在同助祭维吉利乌斯协商之后，便写给罗马的教皇西尔维里乌斯一封信，对他提出如下的请求：‘立即到我们这里来，否则务必使安塞姆斯恢复原职！’圣西尔维里乌斯接到这信后恼火地说：‘我十分清楚，这事会要我的命！’但是最神圣的西尔维里乌斯对上帝和圣徒彼得深信不疑，于是写信给皇后做了如下的答复：‘奥古斯塔女主人，对于一个身为异教徒并且因自身的邪恶而被定罪的人，我是决不会同意恢复他的职位的。’

    于是激怒的皇后便通过助祭维吉利乌斯向贵族贝利撒里乌斯发布命令，作出如下的指示：‘找一些对教皇西尔维里乌斯表示不满的理由，撤掉他的主教职位或者至少迅速地把他送到我们这里来。你那里有大助祭维吉利乌斯，他是我们最亲爱的代表，他曾向我们保证把大主教安塞姆斯召回来。’随后贵族贝利撒里乌斯便接受了这项任务，他说：‘我当然会执行这一指令；但是想谋害西尔维里乌斯的那个人，他本人也必须向我主基督耶稣交代他的所作所为。’而由于命令紧迫，某些自称目击者的做假证的人便跳出来并且实际上提出这样一种说法，即他们曾发现教皇西尔维里乌斯给哥特人的国王通风报信。贵族贝利撒里乌斯听到这话并不相信，因为他知道，这些说法是出于嫉妒才散布出来的。但是，由于许多人坚持这同样的指控，他也怕起来了。

    “于是他便把神圣的教皇西尔维里乌斯召到平奇乌斯宫他这里来，并且把全体神职人员安置在第一和第二入口处。当西尔维里乌斯和维吉利乌斯单独走入大厅时，贵族安托尼娜正斜卧在一张躺床上，而贵族贝利撒里乌斯就坐在她的脚旁。贵族安托尼娜一见到教皇便对他说：‘教皇西尔维里乌斯大人，告诉我，我们对你和罗马人干了什么事情，使得你竟想把我们出卖给哥特人？’而甚至当她还在讲这话的时候，第一教区的区副助祭约翰已经进来，把硬领从他的颈部摘下并且把他领进一间房屋；在那里他剥掉教皇的法衣，给他穿上僧衣并把他带走了。随后克西斯图斯……出来向全体神职人员宣布说：‘我们的主人教皇已被废黜并且被变成一名僧侣。’维吉利乌斯本人负责看管他，好像把他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继而他便把他流放到彭图斯去，给他赎罪的面包和必需的水以维持性命。于是此人的身体便衰弱下去并且死掉了，他成了一名忏悔者。”（按作者在《秘史》第一章第14和27节里曾提到要记述如何处理西尔维里乌斯的问题，但下文并未再提及此事，这里则正好对这一点作了补充。）

    普洛科皮乌斯的作品最早的印本（editio princeps）是1607年由大卫·赫舍尔（David Hoeschel）在德国南部的一个重要的工商业，特别是书籍出版中心城市奥格斯堡出版的。但这个印本没有收入作者传世的全部作品，而主要是八卷的《战争史》，《秘史》则是1623年首次由阿列曼努斯（Alemannus）在里昂单独出版的并附有拉丁文的译文。第一部完整的全集是1661到1663年间巴黎的玛尔特列图斯（Maltretus）的版本，这个版本全部附有拉丁译文。1833到1838年间由狄恩道夫（Dindorf）在波恩出版的《拜占庭历史作家文汇》（Corpus Scriptorum Historiae Byzantinae）里普洛科皮乌斯部分收入的便是这个全集本。

    我们用的这个英译本的原文是雅科布斯·豪里（Jacobus Haury）编订的《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全集》（Procopii Caesariensis Opera Omnia），全集被收入特伊布那文库，于上世纪初（1905～1913）分三卷在莱比锡出版。豪里这个本子在1971年由维尔特（G. Wirth）重新编订，改作四卷，仍旧列入原文库。此外在意大利还有一个比豪里本更早一些的《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哥特战争史》（La Guerra Gotica di Procopio di Caesarea），原文的编订者是多明尼科·康帕列提（Domenico Comparetti），附有对原文的注释和意大利语译文，这个本子也分成三卷，于1895～1998年间在罗马出版。

    最早的1607年版并不包括《秘史》，《建筑记》六卷也只有提要。最早提到这部《秘史》的，是10世纪的《苏伊达斯词典》（Suidas），词典里有这样的话：

    “他（指普洛科皮乌斯————引者）还写了另一部题为《未发表的记事》的作品，这样两部作品合起来就是九卷了（指《战争史》八卷加上《秘史》合为九卷————引者）。

    请注意，普洛科皮乌斯的以《未发表的记事》为题的这一卷包含对皇帝优斯提尼安和他的妻子提奥多腊，的确甚至还有对贝利撒里乌斯和他的妻子的批评与嘲弄。”

    《秘史》曾被一些人译成现代语，但由于内容的关系，有的译本不署名。近年来为学术研究而翻译的《秘史》则是1896年雅典学会（在雅典）的也是不署名的译本和多明尼科·康帕列提的译本。意大利语言学家康帕列提于1927年去世，他的《秘史》译本（Le Inedite, Libro Nono delle Istorie di Procopio di Caesarea）发表于1928年。

    有关普洛科皮乌斯的专著据杜因的介绍可以举出下列几种：

    菲利克斯·达恩（Felix Dahn）：《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Procopius von C esarea），柏林，1865年。

    优利乌斯·荣格（Julius Jung）：《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著作中的地理——历史问题》（Geographisch-Historisches bei Procopius von Caesarea），载《维也纳研究论文集》（Wiener Studien）第5辑（1883），第85～115页。

    W. 格隆德拉赫（W. Grundlach）:Quaestiones Procopiannae（普洛科皮乌斯研究）, Progr. 哈瑙（Hanau）1861年以及Dissert. 马堡（Marburg），1861年。

    J. 豪里（J. Haury）：《普洛科皮乌斯研究》（Procopiana）, Progr. 奥格斯堡（Augsburg），1891年。

    B. 潘岑科（B. Pancenko）：《关于普洛科皮乌斯的〈秘史〉》（Ueber die Geheimgeschichte des Prokop）, Viz. Vrem. 2（1895）。

    J. 豪里（J. Haury）：《关于历史学家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Zur Beurteilung des Geschichtschreibers Procopius von Caesarea），慕尼黑，1896～1997。

    为了使读者对这部战史的三部分里主要事件在年代上有个大概了解，后面我分别把可以系年的事件列举出来以供参考。这些年代起一种坐标作用，不作正式年表使用。

    注释

    〔1〕 作者在《建筑记》里（V——3——10）提到皇帝优斯提尼安计划在桑伽里乌斯河上修建一座桥的事情，而据提奥法尼斯（A. M. 6052,I,234,15～18,ed,De Boor），这桥是在559～560年间建成的。

    〔2〕 先前一些罗马法著作多认为特里波尼亚努斯是十人委员会的首脑，现据意大利学者近时的说法予以订正。

    〔3〕 指《格列高里乌斯法典》（Codex Gregorianus,295）、《海尔莫盖尼乌斯法典》（Codex Hermogenianus,324）、《提奥多西乌斯法典》（Codex Theodosianus,438）。

    〔4〕 参见《秘史》，第二十三章，第19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