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普洛科皮乌斯

    ————人和作品

    普洛科皮乌斯在生前已经是一位活跃于当时上层社会的知名人物了。像他那样既有地位又以文章知名于当时的人，在我国正史的列传里肯定会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事实并非如此。尽管拜占庭的文献存留下来的数量颇为可观，但我们却找不到他的一篇哪怕是简略的传记。就这样一位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文字遗产的史家来说，这是使人感到遗憾的，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要知道，同样身为伟大史家的李维和塔西佗也都没有一篇完整的传记留下来。

    我们还注意到，虽然身居要职，所记述的又大都是本人亲历的事件，普洛科皮乌斯却完全不曾有意识地把自己摆进去，借机会来宣扬和抬高自己。正是这种比较冷静客观的态度，使得出自他笔下的八卷战史说得上是一部基本上准确、翔实可信的历史。所以说基本上，是因为他处于统治当局之一员的立场，再加上他本人出身与历史的局限性，因而不能脱离他当时的环境而写作。他能把这样一部战史留给我们，应当说，是完尽了一位良史应尽的职责的。

    因此，关于他的生平经历，我们只能就他在这部史事的记述中涉及他本人的极少的材料勾画一个十分简略的轮廓。

    普洛科皮乌斯大概于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相当于我国南北朝时期）出生在巴勒斯坦的凯撒里亚地方。凯撒里亚（以此为名的城市不止一座）在历史上曾是一座滨海的名城，后来荒废了。据记载，它是希律一世于公元前后在古城图尔里斯·斯特拉托尼斯（意为斯特拉托之塔）的旧址上建立的，为了讨好罗马皇帝奥古斯都而起了凯撒里亚的名字，因为他正是从奥古斯都手中得到了这个地方的。这里又是一个重要的商港（港口名奥古斯都），因紫色颜料的贸易而知名。从推罗去埃及，这里是必经之地，罗马长官便驻节于此。希律曾在这里进行过大规模的营造，据说当年使徒保罗便是从这里出海的。除普洛科皮乌斯之外，有名的教会史家埃乌谢比乌斯也是这里的人，可见这里除了商业外，在文化、宗教方面也有它的地位。

    普洛科皮乌斯虽然是凯撒里亚人，我们并没有材料可以肯定他的少年时代就是在这里度过的。但此地为地中海东部重要港口，为政治、商业中心，与同属于希腊文化圈的小亚细亚西岸毗邻，得风气之先是不成问题的。他青年时代便来到拜占庭并在仕途上比较顺利以及他同情元老贵族的政治立场，这些都说明他出身富裕阶层并受过良好的传统教育。他的作品本身也表明他受到希腊古典文化的熏陶很深，如果不考虑他文字中时代的痕迹，他的作品几乎可以被认成是出自古典希腊史家之手。

    普洛科皮乌斯生平可以系年的最早的一件事便是他在《波斯战争史》（I——12——24）里提到他被任命为贝利撒里乌斯的顾问（ξ μβουλοｓ）。这是公元527年的事情。按贝利撒里乌斯这时还是优斯提尼安手下刚刚被提升为将军的一位青年将领，这可能是人们把作者的生年定在五世纪末或六世纪初的依据。

    从后来事态的发展来看，普洛科皮乌斯无疑是贝利撒里乌斯所倚重的一位助手（然而正是此人后来又写出了《秘史》！）。他同贝利撒里乌斯共事多年，陪他走了许多地方，也经历了不少危险和困苦，这一切都反映在他的作品之中。

    从史书提供的十分有限的线索，我们大体上知道他从527年到531年随同贝利撒里乌斯出征波斯（527年他在美索不达米亚），533年他又随同贝利撒里乌斯去非洲，参加了讨伐汪达尔人的战争。贝利撒里乌斯离开非洲之后，他仍旧留在那里直到536年，这期间他对当地的情况进行了细致的观察并作了翔实的记录。这便是后来他撰述的战史的第三、四两卷，即汪达尔战争史。536年他去西西里同贝利撒里乌斯会合，参加了拜占庭当局反对东哥特人和意大利人民群众的战争。这后来成了本书从第五卷开始的哥特战争史。在这一部分里记述的事件也都是作者亲历的，所以具有特别高的史料价值。这一点也正是作者引以为自豪的：他肯定自己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适于撰写这部历史。540年年底普洛科皮乌斯和贝利撒里乌斯一道返回拜占庭，然后又东去对付波斯人。542年作者返回首都，在随后的两年里他大概在这里撰写了他的《战史》。546年左右，贝利撒里乌斯再次出征东哥特人，他也再次随他来到意大利。他写完《战史》前七卷的时期是550年，而就在这同一年，他又撰写了那部史书中罕见的可以称作是补篇或第九卷的《秘史》，此书后面还要专门谈到。554年他补写了《战史》的第八卷，第八卷通常被归入《哥特战争史》，但实际上它是前七卷的一个综合的补充和结束，事情也便记述到这一年。要知道，前面分别记述的三场战争在时间上有相互重叠的地方，所以在最后一卷作一个交代。我在本文所附的参考的系年只是为读者提供正文的一个年代的坐标，并不作正式年表之用。

    过去的编者以及这个译本按惯例把八卷《战史》加上一卷《秘史》并为九卷，但从内容来看揭露性的《秘史》同前八卷还是有区别的，因为《秘史》显然是无法在他生前发表的。大概这一部分本来就是他不想立即发表而只是为后世的读者撰写的，所以《秘史》开头同第八卷文字重复的部分便保留下来未加删削和润色。

    最后还要提一下他在史书之外的另一部《建筑记》。它和《秘史》同八卷的战史形成了一个奇妙的组合。作者写完了《战史》觉得还憋着一肚子怨气，所以随即又写了《秘史》发泄一通，求得内心的平衡。但是到560年或更后 〔1〕 ，他又令人吃惊地写了一部处处不忘吹捧皇帝到令人厌恶程度的《建筑记》。这又必然引起后人的许多猜测。有人认为，《战史》重点突出了贝利撒里乌斯，而冷落了优斯提尼安，然而现实的利害又使他终于不能不向皇帝卑躬屈膝，说些违心的奉承话；也有人认为他也可能又得到了皇帝的什么恩赐，使他不能不写点报答的东西，因为人们在这时的文献里发现了一位叫普洛科皮乌斯的市长官（562年度），不知是否就是我们的历史学家（普洛科皮乌斯并不是一个生僻的姓氏）。总之，作者从一个极端又走向另一个极端，展现了一个人的无可奈何的多种侧面。这看起来是离奇的（grotesque），但在那种专制高压的黑暗年代，人们为了生存而不得不保持两副或多副面孔，因而人性的这种扭曲又是可以理解的。

    有关作者的卒年，我们没有任何材料可以作为依据，但学术界普遍认为，至少皇帝优斯提尼安的整个统治过程是他亲眼看到了的，因此可以设想，他甚至很有可能比贝利撒里乌斯活得更久。有的资料则把他的卒年干脆定在565年。

    普洛科皮乌斯为什么要撰写这样一部巨著，这个问题他本人在一开头便仿照希腊古典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的笔法交代清楚了：

    “凯撒里亚的普洛科皮乌斯写出了罗马人的皇帝优斯提尼安对东方与西方的蛮族所进行的战争的历史……其目的则在于不使时间的长河由于缺乏一个记录而淹没了那些格外重要的事业，不使它把这些事业引入忘却之乡，从而使它们泯灭得无影无踪。如果时间竟然再次使人们处于类似的情况下，则他认为记起这些事件会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而这无论对当代的人们还是对未来世世代代的人们都会有极大的帮助。

    要知道，打算进行一场战争或者还在为任何一种斗争作准备的人们可以从对于历史上一种类似情况的记述得到某种好处，因为这种记述揭示了早时人们在同类斗争中取得的最后结果并且至少对最谨慎地制订计划的人们来说，它预示当前的事件也许会产生的后果。”（第一卷，第一章，第1～2节）

    抛开作者所处的历史地位不谈，就他这部传世的史书而言，也足以证明他不但熟读古典希腊的历史作品（与他同时而年辈略晚的另一位兼为诗人的拜占庭历史学家阿伽提亚斯就说他通晓“极多的事情，可以说他翻遍了全部历史”〈264〉，又说他“十分精确地记述了优斯提尼安当政时期发生的大部分事件”〈11〉），而且无论从文字水平还是从驾驭材料的能力来说，都可以称得上是第一流的。他表明了要人们以史为鉴的意思，但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给后人留下一份诚实的、不违背自己良心的记录，这便是我们的传统所一贯推崇的信史与直笔，而不是什么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不是什么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更不是什么所谓的“从政治影响上考虑”而明目张胆地篡改历史。作者指出：

    “他的信念便是：聪慧伶俐的人适于搞修辞学，有创造力的人适于写诗歌，只有实事求是的人适于写历史 。遵照这一原则，他甚至不隐瞒自己最亲密友人的失败，而是完全如实地记下在有关人物身上所发生的一切，而不论他们做的是好事还是坏事。”（第一卷，第一章，第4～5节）（重点引用者所加）

    不过作为现实生活里的一个有血有肉的凡人，作者要完全实现这样的理想是有困难的。这就给后世的治史者在史料的甄别和使用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正如一位学者所说，“国灭之后，视其史事皆非实录，莫不推过于人，引善自向”，在这方面，我们不久前还有过痛心的体验，民意受到强奸，乃至不能不默认在井冈山上同毛泽东会师的是林彪而不是朱德，不能不竟然在中央全会上通过开除“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的决定。在历史研究中摆脱偏见，实事求是竟是如此之难！

    用我们的术语来说，普洛科皮乌斯当然是一位体现了奴隶主阶级思想的历史学家。奴隶主阶级和奴隶阶级虽然就存在于他的现实生活里，但是在出生得过早而无缘碰上马克思主义的这位奴隶主史家身上，他的认识当然还不可能上升到用阶级斗争的观点观察一切的高度。对古人我们不应苛求。平心而论，作为当时现实社会的一个成员，他对那时发生的一切作了比较 诚实的记录，这已经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了。

    前面说过，普洛科皮乌斯的教养说明他出身富裕上层，但他是否有贵族身份我们却没有材料加以明确，单从他的作品来看，这位受过良好教育而又少年得志的史家，其贵族正统的思想是十分浓厚的。最足以表现他作为上层的一分子的立场的就是他对人民群众的态度了：

    “长时期以来我早已知道，民众是一种最不可理喻的事物，就他们的本质来说，他们既不能忍受当前的处境，又不能为未来作准备，而在每一种情况下只知道如何冒失地去干那不可能的事情并且不顾一切地把他们自己毁掉。”（第六卷，第三章，第24节）

    这种把群众看成洪水猛兽，看成只会横冲直撞的盲目大群，就和不把奴隶当人看的观点一样，在当时的贵族奴隶主的思想家当中毋宁说还是相当普遍的。生活在古代东方专制君主之下的中国人还懂得“民为贵……君为轻”、“天视自我民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博极群书的作者更不会不懂得这个简单的道理。但是从特定的经历来立论，他的看法又似乎有它一定的依据。比如在所谓“文化大革命”的开头时，群众在极“左”的邪恶势力的指挥下疯狂地打砸抢、烧杀劫掠、毁灭文化，像中了邪一样，虽然说他们是被坏人操纵和利用的，那时他们确实是一股可怕的破坏力量，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这不过是一时一地的现象，违背人民根本利益，违背人性和人之常情的东西终归是站不住，终归是要灰飞烟灭的。而普洛科皮乌斯尽管抱有蔑视群众的观点，但他对当局的指责却无一例外是以它损害百姓（当然也包括贵族阶级）的利益为出发点的，否则这部史书的价值就必然会大打折扣了。

    大家知道，绵延千余年的罗马最初是从梯伯河畔一个小小的城邦发展起来的。历史上所说的共和的那一段往往被说成是理想体制，乃至到共和演变为帝国而大权集中于一人以适应当时形势时，人们仍然保留了共和的形式（共和的官制在帝国时期只不过是一种荣誉的称号而已）。从凯撒当权时起，便有人徒劳地想恢复共和。共和派杀掉凯撒，却反而促成了以屋大维为首的帝国的建立。这之后人们提起共和，有如我们提到唐虞之治，只有不识时务的书呆子昧于国内外发生的历史性变化，还在梦想老加图时期的共和国，把它看成是政治的典范。普洛科皮乌斯本人其实不是地道的罗马人，但是看来他比罗马人更像罗马人，比罗马人还要保守，还要在乎“华夷之辨”。元老们的财产受到肆意的剥夺（应当说早在共和的内战时期便已如此），他们没有任何权利，这都是几百年前的老皇历了，但这类抱怨仍旧出于有点迂阔的史家笔下：

    “但是由元老院和皇帝决定的东西往往是为了另一个最后的判决才提出来的。因为元老院开会就像画片里所画的那样（意为摆摆样子，纯粹是做给人们看的————引者），对于它要表决的事情没有任何控制的力量，也始终没有任何影响，它的集会只是一项古老的法律所规定的一种形式，因为参加集会的不管任何人根本不可能甚至发表自己的意见，只是皇帝和皇后一般装作使他们要讨论的对事务有不同意见的样子，但结果哪一方占上风都是由他们在私下里安排好了的。”（《秘史》，第十四章，第7～8节）

    当然，对这种尽人皆知的内幕的书生式的“揭露”本来是多余的，但所以还要不惜笔墨，无非是想用浓重的一笔点出贵族阶层对皇帝皇后的专横跋扈的极度不满而已。

    不过下面作者对在罗马法史上声名赫赫的优斯提尼安的揭露虽然是人们意料之中的，但又是非常尖锐的，它给那些千百年来津津乐道优帝《新律》的谨严与公正的史家们以无法抗拒的重重的一击：

    “如果违反了法律的任何人看到对胜诉没有把握的话，这个人就可以把更多的黄金抛向皇帝，这样他立刻便可以使同先前制订的一切法律抵触的一项法律得到通过。如果还有什么人怀念已经被取消的这一法律，皇帝也完全不反对再把它找回来重新加以制订，任何事物都不是固定有效的，正义的天平摇摆并向每一个方向转动，这要看是否有更多的黄金压在上面从而使它摆向一方或另一方；正义是在市场上确立的，而尽管它一度曾在皇宫里居住过情况也还是那样，在市场上人们可以找到售货室，人们可以在那里出一个价钱不仅买到法庭的判决，而且还有立法。”（同上，第9～10节）

    这一点正好说明为什么八卷的《战史》如果没有《秘史》作补充，就决不能说是完整的。

    普洛科皮乌斯的贵族的正统立场还表现在他对奴隶，特别是对蛮族的态度上。在贵族奴隶主心目中奴隶根本不是人，这是奴隶主的共识，普洛科皮乌斯也不例外。他把托提拉的军队说成是逃跑的奴隶，这一点足以说明他对敌军的深恶痛绝和蔑视程度，更何况他们又都是蛮族。蛮族在作者（代表西方古典世界）眼里有鄙俗、无知、可耻等多种含义，所以在贬低优斯提努斯、优斯提尼安、提奥多腊的时候，指出他们的蛮族出身便不奇怪了。奇怪的却是，作者忘记了在纯粹罗马人眼里他本人其实也是蛮族，而且，就作者当时而论，不仅罗马将领，就是罗马皇帝出身蛮族的也不少，至于罗马军队里的蛮族更是铺天盖地、无孔不入。普洛科皮乌斯本人的战史就给罗马军队的蛮族化提供了坚实的证据，这可以说是极大的讽刺。

    但是，也算是一种自解吧：对于亲罗马的哥特贵族上层，那个一切按罗马旧章办事的提奥多理克，普洛科皮乌斯却是欣赏的。投靠拜占庭的贵族大地主提奥达图斯则是柏拉图的研究者。

    作者虽记述了优帝当政时“盛世”的武功，对皇帝本人却着墨不多，看不出有什么特别钦佩或同情之处，有时还借敌人之口对他指责几句，这就是他对皇帝的不满所能表示的最大限度了，皇帝在已经问世的战史里大概也看到了这一点并有所暗示或反应，作者也许因此便补上一卷专供吹捧之用的《建筑记》。顺便指出，《建筑记》在政治上虽然一无足取，却切切实实地提供了研究拜占庭史的一批十分宝贵的资料。

    此外，受希腊罗马古典文化陶冶很深的作者也不像皇帝那样是一位基督教的纯洁性的狂热的保卫者，希腊神话这种异教信仰在他内心深处还占有巩固的地位，因此教会领地的扩充，皇帝对高级僧侣的庇护以及诸如此类的做法在作者看来都是大不以为然的。

    提到拜占庭史，首先不能不想到皇帝优斯提尼安在位的这一段，而提起这一段，人们又自然会记起普洛科皮乌斯的几种作品。普洛科皮乌斯记述的是他亲历的几场战争而不是写拜占庭史，但是作为史家，他也记述了他认为有必要叫后人知道的其他方面。用今天的标准来看，他的作品为拜占庭史，特别是对皇帝优斯提尼安的统治时期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的珍贵资料。应当说，这些资料远还未曾得到充分的利用。特别在我国，与南北朝时期相当的拜占庭帝国时期的原始史料几乎是一片空白，在中世纪的通史里这一段也大都叙述得十分简略，因此说它是有待史学工作者开发的一个富矿并不是过分的。

    汉朝和罗马曾是当时世界上东西互相辉映的两大帝国，但客观条件只允许它们按照各自的发展规律活跃在自己的历史舞台上。有限的贸易往来根本谈不上什么正式的接触，因此双方对对方来说都是terra incognita（未知的国土），而在罗马人眼里，产丝之国所谓塞里斯（Seres）是比北方的图勒与东方的印度更加神秘和不可捉摸的。有趣的是，到中国分裂为南北的时候，罗马也分成了东西，而造成这种局面的又都是来自北方的异族。由原来罗马东方行省构成的拜占庭帝国成了比蛮族入主的西方更重要的中心。

    优斯提尼安当政的时期，包括他同优斯提努斯共治的时期，长达几乎半个世纪（518～565）。在史书里，他的时代被认为是一个非凡的、辉煌的时代，但是在从近处观察这一时代的人们的眼里，这其实是一个披着人皮的恶魔统治的时代。当然，看的人出身和角度不同，时间的长短不同，距离的远近不同，教养的高下不同，所得的结论自然言人人殊，这并不奇怪，但历史的真相终归是会越来越清楚的。

    在一部分西方拜占庭史专家的笔下，比如像法国的沙尔·狄尔（Charles Diehl,1859～1944）那样的史家的笔下，优斯提尼安犹如蒙森笔下的恺撒，他被过分地理想化了。他成了罗马帝国的伟大复兴者，基督教正统信仰的伟大保卫者。按照他撰述的《优斯提尼安和六世纪的拜占庭文化》（Justinian et la civilisation byzantine au Ⅵ-e Siècle，1901年，巴黎），则整个六世纪都是在拜占庭帝后灵光的笼罩之下。一千多年后的法国史家把优斯提尼安夫妇吹捧得神乎其神，可是就在皇帝鼻子底下活动的普洛科皮乌斯却把他们表现得完全是另一种样子。这个优斯提尼安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对本书的读者来说，这是一个不应忽略的问题。

    自从皇帝要由有军权的人担任以来，罗马帝国就出现了由外省人也就是蛮族担任皇帝的先例。鼎鼎大名的优斯提尼安就是这样一个皇帝。《秘史》里说优斯提尼安的叔父优斯提努斯是维德里安那地方的农民（Ⅵ——2），想来皇帝也是同一个地方的人了。这一点在《建筑记》（Ⅳ——1——17）里得到证实，在这里作者写道：“在居住在埃皮达姆诺斯人的边界那一边的欧洲的达尔达尼人中间，挨近被称为贝（维）德里安那的要塞，有一个名为陶里西乌姆的小村庄，这里便是文明世界的创建者皇帝优斯提尼安诞生之处。”杜因认为达尔达尼亚这地方可能就在今天保加利亚的索非亚附近。这样一个大人物在古代很容易被附会上一些神乎其神的传说，但是在优斯提尼安身上我们却没有发现这类的记述。一个山村农家出身的人怎么会有后来那样的放眼世界的眼光和魄力，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加以说明，但有一点是无可怀疑的，即优斯提努斯是由于了解自己侄子的能力才使他作为自己的共治者的，而共治的这几年反之又增强了优斯提尼安的能力。

    优斯提尼安无论其功过如何都可以说是一个特殊人物，这一点无论朋友敌人都不得不承认。优斯提尼安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从当上唯一的皇帝那天起，他便从文的、武的各个方面开始“折腾”。哈洛德·麦汀利颇为中肯地说他有一种皇帝的使命感。他是一位因制定法典而名闻史册的皇帝。他首先想确立一个“法”治的国家，所以单独执政后不到一年，便发布编纂新法典（de novo codice componendo）的上谕（528年2月13日），任命以前圣殿执法官乔万尼亚为首 〔2〕 、有著名法学家特里波尼亚努斯和提奥菲路斯参加的十人委员会主其事。新法典以过去的三部法典 〔3〕 和此后的上谕为依据加以适当的增删而成。新法典很快于529年4月7日公布并于4月16日生效。

    随后，根据特里波尼亚努斯的建议，优斯提尼安又批准编纂了一部有五十卷之多的《法学学说汇编》（Pandectae 或Digesta）并于533年12月16日以面向全民（ad omnes populos）的上谕加以公布。

    就在这不久前，即同年的11月21日还公布了一部新的法学教本《法学阶梯》（Institutiones）。新教本是以旧的盖乌斯（Gaius）和其他学者的教本为依据的，而主要是增补了优斯提尼安的上谕，算是更新的内容。史料没有说明主持这项工作者是谁，但一般认为大概不外仍是主持《法学学说汇编》的法学者们。

    《法学学说汇编》和《法学阶梯》公布之后，529年的《法典》同它们又显得有点不合拍了。于是优斯提尼安对此又下令立即加以修订，由特里波尼亚努斯、多洛提乌斯等五位法学家主持其事并于534年11月17日正式颁布，这部《新优斯提尼安法典》（Codex iustinianus repetitae praelectionis）就是迄今我们常说的那部著名的《优帝法典》。

    这些里程碑式的法学文献完成之后，优斯提尼安的名字在罗马皇帝中间有了不朽的地位。他在法学上的声名使他很自然地成为一位真正的历史人物。拜占庭帝国简直成了一座以“法”立国的圣殿。他的庞大文献千百年来成了成千上万西方罗马法专家、权威的研究对象。优斯提尼安在主持了这些文献的公布之后，依然不断地在进行他的“立法”活动。就有如他在《Cordi 上谕》里所指出的，“如果今后情况发生新的变化，朕将用新的上谕加以调节”。这些新的上谕就是所谓“新律”（Novellae constitutiones）；新律不在法典的范围之内，也没有正式加以汇编（只有个别非官方的），直到提贝里乌斯二世（578～582）时才有了一个包括168条新律的比较完整的汇编，其中绝大多数是优斯提尼安发布的。

    优斯提尼安对“法治”的异乎寻常的重视和他在主持法典编订方面的业绩的确成就了他的历史地位。这是他一生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在主持编订法典的同时，他还在进行着对外的战争。普洛科皮乌斯没有对优斯提尼安的法学活动作出估计，却对他之利用法律肆意掠夺的种种行径作了如实的报道。他要怎样做，便制定怎样的法律，如果原有的法律妨碍了他牟取私利，他便用新的适合他的法律加以取代，总之，他就是法律！法律只是他“合法地”恣意妄为的一种手段，这使我想起“文化大革命”时期，少数人“革命地”干伤天害理的事情，而老百姓和正直的人们则被坏人以“革命”的名义加以残酷的迫害！这就是戴震所说的民“以理杀人”，杀人者不但干尽了坏事，而且一切道理都被他们垄断；骨子里他们比明目张胆的土匪、恶霸要坏上千百倍。再看看优斯提尼安在法学方面最倚重的那位法学大师特里布（波）尼亚努斯在普洛科皮亚努斯笔下是个什么货色：

    “另一方面，特里布尼亚努斯却是既有天生的才能，在因教育而取得的成就方面也绝不比与他同时代的任何人为差。但他是个极端贪财的人，他始终是一个为了得利而出卖正义的人；因此，他照例总是在取消一些法律，又提出另一些法律，根据对方的需要把随便哪种好处出卖给得到它的人们。”（Ⅰ——24——16）

    从后文我们还知道，此人臭名昭著，在当时已激起众怒，绝不是作者对他怀有什么个人的私怨。可见历史上的虚名往往和一个人的作为人的实际情况相去有多么远！

    再从战争方面来说，这位优斯提尼安对之好像也是蛮有兴趣的，尽管他自己不是专门的军事家。贝利撒里乌斯是他最得力的战将，随着他的指挥棒转来转去，而且对他忠心不贰，曾拒绝过哥特人想拥立他为国王的建议（士兵拥立在罗马帝国本是寻常之事）。贝利撒里乌斯同优斯提尼安的关系可以从安托尼娜和提奥多腊的关系找到答案。这一点在《秘史》中有所暗示。

    优斯提尼安的“武功”基本上记录在普洛科皮乌斯的《战争史》里。战争的过程表明这位皇帝对历史，对国情、周边的形势、人民的处境和愿望以及军队的情绪都不大了解，只是凭着残暴的高压和强烈的虚荣心硬撑下去。他对自己的臣民敲骨吸髄，心狠手辣，而对外邦人则极为慷慨，一掷千金而毫不吝惜。执拗的波斯人一直在后院拖住他，他们自称是他的藩属，但是他却不得不向自己的藩属纳贡以换取和平。他的作战重点是西边，意大利毕竟是罗马帝国的发祥地，他既以恢复罗马帝国昔日的光荣为己任，自然不甘心让哥特人摆布它，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而且不仅是在意大利北边，沿着伊斯特河以北的蛮族，任何时候都能像进入自家庭院那样地闯进来。至于在北非对汪达尔人的战争，连普洛科皮乌斯都承认这胜利带有偶然性。从战史画卷上我们看到的只是：罗马将领（其中有些本身便是蛮族）的残暴与贪婪（在战时乘人之危不放过任何发财的机会）；军队对各地普通百姓的无情蹂躏弄得不少地方赤地千里，杳无人烟；皇帝征讨无度，为了把血腥的战争继续下去而不惜榨干百姓的最后一滴血；农民、隶农联合蛮族一道反击官军，官军也因得不到饷银而大批开小差投向蛮族一方，成为极不可靠的因素；教会勾结当局扩充自己的势力，同罗马当局沆瀣一气的只有蛮族的极少数上层统治者，这部分人为了私利，不惜出卖本民族的利益等等，这些事实使读者很自然地得出这样的结论：优斯提尼安的“复兴”帝国的大业，即使暂时地、局部地取得某些胜利，最终只能是一场徒劳无益的挣扎！

    优斯提尼安进行的所以是一场无望的、必败的战争，说到底，因为这是一场非正义的、不得人心的、逆历史而动的战争。

    《战史》的价值正是在于它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的一幅真实可信的历史画卷。作为统治阶层的一名要员，作者并没有闭着眼睛把帝国描绘成莺歌燕舞的王道乐土，没有把皇帝吹捧成一位不世出的英主，甚至同他关系最密切的顶头上司贝利撒里乌斯在他八卷的战史里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位干练而又忠于职守的将领而已。他不回避国内的一切重大的麻烦，民众起义、宗教纠纷都被他如实地报道给读者。《战史》里的战争记述得平实朴素，绝不作夸张的铺陈，更不想把作为亲历者的作者本人摆进去。这一点所以极为难得，是因为出于人类好表现自己的弱点，回忆录的作者总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夸大或虚构自己的作用（有些人不写回忆录，原因之一就在于他们不想突出自己，尽管他们可能是最有资格写回忆录的人）。正因为这是历史，不是编故事，不是演义，所以这部《战史》里有关战争过程的记述，有时不那么引人入胜。要知道，史家不是说评书，他记述的是本来的事实，他无意于编造热闹的情节来取悦于当代和后世的读者。

    作者虽然撰述战争史，但这部历史的内容却十分广泛，不限于战争本身，这说明作者的视野广阔，对当时社会很多方面都有兴趣，把它们看成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这样便给后世提供了多种门类的丰富史料。我们从中可以了解当时君士坦丁堡的贫民运动以及各行省爆发的广泛的人民运动，还有帝国东部地区的异教活动。而与大规模战争并行的大规模的建设活动是以无数人民的血汗与生命为代价的，它们实质上只能说明统治者的残暴与恐惧。建设主要是针对内外敌人和以保卫统治上层的财富为目的的。这些情况都详细地反映在他的《建筑记》里。

    作者特别对于540年黑死病的详细记述，不仅显示了作者精确的观察能力，而且表明作者有一定的医学素养。他已朦胧地认识到从一次广泛流行的传染病幸存下来的人的免疫现象。此外有关作者记述之精确，杜因还举了一个例子。《建筑记》第二卷第八章第8节以次提到一座名叫吉诺比亚的小城。它曾一度荒废，后来优斯提尼安把它加以重建，成为罗马帝国边境对付波斯人的要塞。后来的考古发掘证明普洛科皮乌斯所作的记录是惊人地准确，绝非单纯转抄纸上的材料，人云亦云。事见劳弗雷（J. Lauffray）的《叙利亚考古年鉴》（Annales archéologiques de Syrie, I, 1951, 41ff）。

    普洛科皮乌斯的《战史》的前七卷当时所以得到发表并传播开来，当然首先是因为他是站在官方立场上撰史的。但是，如上所述，史家的良心使他基本上保持了公正，特别对于当时社会现状的记述也还是客观的。他是个基督教徒，但是从行文中看出他对异教不仅不存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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